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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鸟/中国贫富悬殊/戈培尔为什么屠杀自己的孩子/奢侈海滩生活/民运大内讧
發佈時間: 2/16/2016 8:26:37 PM 被閲覽數: 22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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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神奇的澳大利亚琴鸟 会口技




    





鹦鹉模仿婴儿哭:

博讯






时事大家谈:中国贫富悬殊 酝酿社会不安?
(




2016年2月16日


    
    
      
                       
     华盛顿—最近发表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指出,在国家整体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不均等现象也日益凸显:顶端百分之一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财产,而底端四分之一家庭只拥有百分之一的社会财富。报告认为,这种两极分化不仅体现在收入与财富上,更表现在住房、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报告认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很有可能威胁社会稳定,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当局极力宣传“全面建立小康社会”的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何日益增大?这样的现实又如何冲击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梦”?
    
    历史学家章立凡表示,2015年羊年,中国的社会状况不容乐观。官方宣布的政策和实践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说得美好,但实际情况令人失望。最根本的是政治体制没有改革,而不改革政治体制,就没有办法解决社会公平分配的问题。如果执政党只是维护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小圈子的利益,那么多数人的利益就会被忽视。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的巨大财富实际上并没有全民共同分享。这也就是造成社会冲突越来越激化的原因。
    
    章立凡认为,北京大学报告的采样可能有一些问题。虽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一些结论有些是对的,但其中一个结论,也就是大部分中产阶级安于现状却不见得正确。随着社会越来越撕裂,经济越来越下滑,中产阶级对于政治的焦虑可能会越来越多。主要的焦虑一个是职业前途,一个是家庭资产,第三个就是子女教育。还有医疗、养老的焦虑。已经有相当多的人选择“用脚投票”,选择出国,把烂摊子留在国内。一些突发事件,比如天津港的大爆炸,使一些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变成城市平民。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中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稳定的因素,对社会的信心就会走向崩溃。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表示,贫富的差距是全球性忧虑,很多国家不同程度地都存在这个问题。但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系统。中国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人们就没有机会宣泄自己的情绪。这样的情绪处于积压之中,一旦有渲泄的机会,它的破坏性就是很强的。习近平试图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成功。中国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政治文明制度的保障,从而给恶性的发展提供了温床。很多人怀念毛泽东,希望更理想的、更公平的社会出现。中国的悲剧不一定是回到毛泽东社会,而是毛泽东的幽灵不散,让毛泽东的很荒谬的东西变成一些人的救命稻草,变成希望。这样会给中国走向更有具有法律保障、更加公正的民主造成很大的障碍。
    
    何频指出,虽然中国进行了反腐败,但根本上的体制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是,它的贫富差距是建立在一个粗糙的、恶性膨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上,与西方的贫富差别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发生恶性事件的几率大增,另一方面为独裁统治、为基于个人权威的统治、为走向极左的回归提供了基础。
    
    来源:美国之音





谢选骏:戈培尔夫妇为什么屠杀自己的孩子们






2016年2月16日




    一般人认为:戈培尔的老婆玛格达对纳粹主义极其狂热,对希特勒充满崇敬之心。她说:“我当然也爱我丈夫,但我对希特勒的爱更强烈,为了他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平时,她完全按照纳粹理想女性的标准履行女人的职责。甚至连她生六个孩子(此外还曾流产两次)也是按照纳粹主义的妇女观行事的模范行为。由于生了一大群日耳曼血统的孩子“赠与元首”,1938年玛格达·戈培尔成为首位获得“德国母亲荣誉十字勋章”的妇女。该年11月9日戈培尔策划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帝国水晶之夜”,接着又采取一系列越来越极端的反犹步骤,包括强迫犹太人必须佩戴犹太标志“大卫之星”等,加紧推行种族清洗活动。对此玛格达对女友说:“约瑟夫(戈培尔)给我的解释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第三帝国既然反对犹太人,他只能去完成交给他的任务,通过报纸和电台对付犹太人。元首想这样,约瑟夫只能照办。”后来当苏联红军包围柏林,纳粹政权即将灭亡之时,玛格达仍然忠心耿耿追随希特勒,和丈夫一起带着六个孩子住进希特勒的总理府地下室。母爱可以说是天下所有女人的天性,但在玛格达这个女人身上,母性也要服从纳粹党性。身临绝境之时,她没有为自己和孩子们的命运流泪,然而当希特勒在地下室里从西服翻领上摘下自己的金质纳粹党徽给她戴上时,她却流下了激动的泪水。1945年4月28日,玛格达在总理府地下室给她与前夫的儿子写下一封诀别信,交给德军女飞行员汉娜·赖奇捎出,信中依然充满了可怕的狂热:“······上个星期天元首还想帮我离开这里。你了解你的母亲,我们有同样的性格,我没有丝毫犹豫。我们美好的理想破灭了,我所知道的一切美好、值得钦佩、高尚、优秀的事物也随之而去了。在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到来的世界,不值得我们为之生存,所以我把孩子们也带来了,让他们在我们身后的世界上活着,可惜他们了。我亲自给他们解脱的时候,仁慈的上帝会理解我的。”“孩子们是好样的。······他们在这里还算是一件好事,他们还能时不时地让元首露出笑容。”她在信中还向儿子发出告诫:“要忠诚,对自己,对别人,对你的国家都要忠诚,在一切一切时候!······要为我们感到骄傲,要尽量努力自豪、高兴地怀念我们。人总归要死,生命虽然短暂,但活得光荣、活得勇敢,不比在可耻的境遇里苟且偷生更好吗?”5月1日,戈培尔夫妇决定自杀。希特勒的女秘书和爱娃的女佣请求把孩子们交给她们设法带出去,戈培尔不同意。所有的女人、炊事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进来向玛格达下跪,为孩子们求情,但玛格达冷酷地拒绝了。六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四岁)喝下安眠药后,由一名医生给他们注射毒剂而死。随后,戈培尔开枪自杀,玛格达服毒自尽。直到死亡,玛格达都认为自己有权决定他人的命运,剥夺他人的生命,包括自己孩子的生命。这本身即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玛格达彻底接受了纳粹思想,狂热地用纳粹思想毒害他人,而最终使自己和孩子也成为纳粹思想的受害者。
       
                       ······
    
    其实,这个“屠杀自己的孩子”和犹太人还有一层复杂关系:戈培尔的老婆玛格达是个荡妇,她一边与憎恨犹太人的约瑟夫·戈培尔同居,一边和一个犹太人谈着恋爱。玛格达热衷于上流社会的生活和一切奢侈品,在嫁给戈培尔之前,玛格达迷倒了一个年纪两倍于她的实业家。她当时在哥特式寄宿学校遇到了富有的实业家古恩特·昆德(Quandt Gunther),昆德邀请她和她的朋友们带着孩子出去吃茶点。很快,玛格达便答应嫁给昆德,并与昆德生了个孩子,起名叫哈拉德,玛格达非常溺爱这个孩子。1930年,玛格达结束了和昆德8年多的婚姻,开始约会戈培尔。这两个是奇怪的一对儿,玛格达相当漂亮,而戈培尔安着假腿,一脚高一脚低,平时都要穿着特制的鞋子来弥补两腿长度的差异。戈培尔长着一张似笑非笑的脸,非常像某种动物,便于政治讽刺漫画家进行模仿。
    
    玛格达在约会戈培尔的同时,还陷入了与犹太人维克托·阿罗索夫的一段罗曼史。阿罗索夫发现玛格达脚踏两只船时,显得相当失望。当他发现玛格达约会的是柏林著名的纳粹党头子时,阿罗索夫吓得心惊胆寒。戈培尔在1931年娶了玛格达,希特勒是婚礼的见证人之一。纳粹党在2年后开始执政,反犹太人成为了公开的行为,社会风气很快朝着不利于犹太人的方向发展。理查德·弗雷德兰德尔是玛格达·戈培尔的继父,他很宠爱玛格达,可惜却是个犹太人。当反对犹太人的情绪走向白热化时,弗雷德兰德尔觉得自己惟一的靠山就是身为宣传部部长的女婿。弗雷德兰德尔来到位于威廉姆斯广场的戈培尔的办公室,而戈培尔只是对副官下了道命令,“问问这个犹太人来干什么?”1938年,弗雷德兰德尔遭到纳粹党的逮捕,他的继女并没有搭救他。弗雷德兰德尔于1939年死在布亨瓦尔德集中营。
    
    而玛格达这样一个荡妇,竟然被希特勒称为“日耳曼母亲的杰出代表”,真是说到点子上了。由于希特勒没有妻子和孩子,戈培尔家庭便成为了第三帝国家庭生活的典范。玛格达、约瑟夫还有他们的一大堆孩子被当作第三帝国的“第一家庭”向外界展示,玛格达实际上是“未加冕的第一夫人”。戈培尔共有6个孩子,玛格达给他们取的名字全部以“H”开头,就这一点也足以证明玛格达对希特勒的崇拜。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戈培尔夫妇各有奸情,他们俩不情愿地绑在了一起。玛格达最出名的一段婚外情是与戈培尔的副官卡尔·汉克通奸,汉克在布彻斯加德戈培尔的别墅附近有套房子。戈培尔则与一系列著名女演员厮混,这些女性拜倒在宣传部长的头衔下,以结交这位掌管着德国艺术、文化和电影事业的高官为炫耀的资本。1936年,戈培尔见到了22岁的捷克斯洛伐克女演员琳达·巴洛瓦(Linda Baarova),他们迅速开始了一段恋情。琳达与德国UFA电影公司签署了一份油水大的合同,她能够签这份合同与她的情人戈培尔有莫大的关系。希特勒在威妮弗蕾德·瓦格纳位于拜罗伊特的家中过夏季的时候察觉了这段奸情。希特勒暴跳如雷,德国一直宣传捷克人是劣等民族,如果德国人民知道他们的宣传部长和一个捷克女子鬼混在一起,他们该怎么想呢?慕尼黑危机隐约逼近了,元首面对着更多的阻力。除此之外,希特勒也无法忍受暴露出的事实真相:戈培尔的家庭与第三帝国神话里的快乐家庭相去甚远。
    
    下面一篇文章,清楚讲述了戈培尔夫妇与犹太人的复杂关系,再次凸现了“犹太人杀犹太人”、“叛徒是格外积极的积极分子”:
    
    [
    
    《与英雄和恶魔交织的一生──戈培尔夫人身世揭秘》
    
    冯玥
    
    她是一个极端正统的犹太家庭的养女,与著名的犹太复国英雄青梅竹马,最终却成了屠戮犹太人的纳粹恶魔戈培尔的夫人,甚至希特勒也曾想“娶她为妻”。纳粹第三帝国灭亡后,她的身世湮灭无存。尘封55年后发现的录音带,使她的一生为世人所知。
    
    2000年3月的一天,以色列特拉维夫仍然春寒料峭,特雷莎正在清理她的亡夫、以色列著名法官和经济学家马克斯·弗莱施私人办公室里的遗物。她在一个纸箱里发现了一卷录音带,上面贴着的标签是“关于戈培尔与阿罗佐罗夫(著名犹太复国英雄)的证言”。
    
    把磁带放入录音机,特雷莎听到了她所熟悉的丈夫的声音。整个磁带的内容清晰,叙述极有条理。这是马克斯·弗莱施1983年5月29日对以色列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证词。这个由当时以总理贝京成立的委员会,负责调查1933年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阿罗佐罗夫在特拉维夫海滨神秘被害的幕后主谋。
    
    弗莱施是主动请缨到阿罗佐罗夫委员会作证的,他坚信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是刺杀阿罗佐罗夫的元凶。作为以色列的开国元勋和前犹太投资中心(贸易和工业部前身)主任,弗莱施的证词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他说,他第一次意识到阿罗佐罗夫的被刺与戈培尔夫人有关是在1967年,当时他重返德国柏林,参加他高中母校的校友会。“阿罗佐罗夫有一个妹妹叫莉莎,她对我回忆起她在中学时期的好友玛格达,一个漂亮的、极具吸引力的女孩。”弗莱施这么说。
    
    爱上犹太复国英雄
    
    玛格达就是后来的戈培尔夫人,她给人留下的谜题是:为什么这个并没有什么天分和良好教育的年轻妇女,能吸引如此多的手握权柄的著名人物?
    
    刚刚完成戈培尔夫人传记写作的德国记者安雅·克拉邦德说:“这真是一个谜,我至今没有找到答案。阿罗佐罗夫、戈培尔、希特勒,还有其他许多男性都认为她如此具有吸引力。”
    
    玛格达出生于1901年11月,是一位德国工程师和他女管家短暂禁恋的结晶。这位工程师并不愿娶玛格达的母亲,并瞒着她把小玛格达送到了比利时的一所女修道院接受教育。克拉邦德说:“无疑,她在修道院经历的可怕生活是她日后性格定型的一个主要因素。”
    
    大约在玛格达五六岁的时候,她的母亲把她转到了另外一个条件相对宽松的修道院。玛格达的母亲后来爱上了弗雷德兰德,一个严守犹太教规的德国犹太人、著名的成衣销售商,他追随玛格达的母亲来到了比利时并与她结婚,并待小玛格达相当好。
    
    玛格达13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所有德国公民都被赶出了比利时。坐着牛车,小玛格达一家和成百上千的难民回到柏林定居。倾家荡产的弗雷德兰德靠打零工维持一家的生计。1918年大战结束前,玛格达的母亲和弗雷德兰德分居了。
    
    就在这个时候,阿罗佐罗夫的妹妹莉莎闯入了玛格达的生活。莉莎和玛格达的共同生活背景是她们成为密友的主要原因,她们都是难民,从已经住惯的地方被连根拔起,举家迁到了柏林,都有外国口音,与她们的其他同学截然不同。那个时期,玛格达就好像是阿罗佐罗夫家的一个成员,玛格达自然而然地结识了阿罗佐罗夫,莉莎的哥哥。这位犹太青年英俊而具有魔力,此时,他已经是柏林犹太社区的著名人物,一直在组织集会讨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国的问题。
    
    根据莉莎和其他同学的回忆,玛格达和阿罗佐罗夫的关系显然很快超越了一般朋友。
    
    阿罗佐罗夫的志向在于犹太复国主义,他多次表示,一旦高中毕业,他就前往巴勒斯坦,并在基布兹(犹太集体农庄)定居。玛格达一开始对这些倍感兴奋,甚至将阿罗佐罗夫送给她的一个大卫星(犹太民族标志)项链当做至宝。然而,他们的罗曼史突然神秘地结束了。据莉莎的回忆,当阿罗佐罗夫1923年最终离开柏林前往巴勒斯坦时,玛格达赶到了车站,极力试图说服他留下来。最后,伤心的玛格达泪流满面。
    
    短暂的第一次婚姻
    
    玛格达18岁时,母亲把她送到一个小镇的女子中学去读书。在去报到的火车上,玛格达搭识了40岁的德国富商匡特。丧偶的匡特对玛格达一见钟情。尽管玛格达家境贫困,也非上流家庭出身,匡特仍然断定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两人不久宣布结婚。
    
    匡特优裕的经济状况显然是吸引玛格达嫁给这个鳏夫的重要因素,但也不排除玛格达要对“不爱美人爱江山”的阿罗佐罗夫报复的可能性。玛格达婚后的生活令许多一战后陷于贫困之中的德国人艳羡。两人育有一子。但3年后,玛格达对做商人妇的生活开始厌倦,在几次红杏出墙后,1929年,匡特同意离婚,并给了玛格达一大笔生活费和一套在柏林高尚住宅区的公寓。这座公寓离当时刚刚冒头的纳粹党总部不远。
    
    此后,生活无忧的玛格达成为了附近日尔曼俱乐部的常客。那里的柏林人都持右翼政治观点,都认为纳粹党或许是德国的救星。并无多少头脑的玛格达很快成了纳粹党柏林支部头脑戈培尔的崇拜者。她自愿来到纳粹党总部要求成为志愿人员。由于她能说多种语言,玛格达被安排做戈培尔的秘书和翻译。
    
    在戈培尔与希特勒之间
    
    戈培尔日记是记载这位纳粹恶魔与玛格达交往情况的主要文档。玛格达工作不久,戈培尔就被深深吸引了,他表示希望建立工作以外的更亲密关系。对于在追逐女性方面少有成就的戈培尔来说,玛格达的热情使他受宠若惊。
    
    戈培尔惟一疑虑的是玛格达甚少提及她的过去。“玛格达显然在早年生活中相当浅薄和不负责任,如今我们俩都在为此受煎熬。”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显然,玛格达与其早年男友尤其是阿罗佐罗夫的恋情,使戈培尔妒火中烧。1931年7月17日戈培尔写道:“嫉妒让我痛苦万分。”
    
    戈培尔与玛格达的分分合合引起了希特勒的兴趣,他邀请他们到他下榻的旅馆见面。希特勒当时的个人助手奥托·瓦格纳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玛格达征服了“元首”的心。希特勒告诉瓦格纳,玛格达可能是第三帝国(纳粹德国)领导人配偶的合适人选。瞒着戈培尔,希特勒派遣瓦格纳与玛格达谈判,问她是否能够单独会见希特勒。
    
    玛格达的回答充满技巧,她表示这将是她的荣幸,但她和戈培尔马上就要结婚了。
    
    玛格达与戈培尔在1931年12月19日结婚,希特勒当了傧相,并作为证婚人签署了法律文书。但此事显然使这两位纳粹元凶间产生了裂痕,希特勒此后不久上台掌权时,把忠心的戈培尔排除在了内阁之外。
    
    玛格达的传记作者克拉邦德说:“玛格达喜欢有权力的男人。我不认为她能理解纳粹的(反犹)观点,尤其是她自己也有犹太背景。她只是喜欢追逐手中握有大权的男人,历史将她交给了戈培尔,但她也有可能和其他强权人物相处融洽。”
    
    谁是刺杀英雄的主谋?
    
    婚后,戈培尔搬入了玛格达的公寓,那里很快成为纳粹恶魔们的巢穴。在这里,玛格达教会了希特勒、戈培尔等纳粹头子诸多社交礼仪。就在此后不久,我们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阿罗佐罗夫再度登场了。
    
    弗莱施在录音带证词里说,他在校友会后受中学校友之托,寻访犹太复国英雄阿罗佐罗夫在以色列的事迹。他找到了阿罗佐罗夫的遗孀格尔达和妹妹莉莎。
    
    弗莱施问莉莎:“你认识玛格达吗?”莉莎回答说:“你说什么?我认识她吗?她是我最好的朋友。”莉莎告诉弗莱施,阿罗佐罗夫和玛格达确是恋人,而阿罗佐罗夫的遇刺与这段恋情有直接关系。
    
    据莉莎的描述,1933年4月,已是犹太事务处(犹太复国组织)政治部主任的阿罗佐罗夫,来到反犹浪潮高涌的德国,希望能寻找途径把犹太人和他们的财产带出德国。他与纳粹官员举行了多次会谈,讨论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协议。一天,当他步行在柏林街头时,在橱窗里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庞,照片说明上写着:戈培尔夫人。当时陪伴他的一名德国记者后来回忆说,阿罗佐罗夫当时险些昏了过去。
    
    清醒之后,阿罗佐罗夫把犹太民族的利益放到了个人私欲之上,他问那位德国记者,自己是否应该与玛格达联络,利用戈培尔的影响力解决全部问题。5月10日,阿罗佐罗夫离开柏林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在那里,他写信给莉莎说:“我已经试图与玛格达取得联络,希望她的丈夫能够帮助我达成目标。”5月29日,阿罗佐罗夫重返柏林,再次给玛格达打电话,但玛格达在电话另一端沉默地放下了听筒。没有人知道玛格达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她已经完全忘记旧情,或许她担心她那妒火中烧的丈夫对阿罗佐罗夫会有不利的举动。不管怎样,阿罗佐罗夫意识到,他已经被严密监视了。
    
    阿罗佐罗夫在从柏林发给莉莎的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不该给玛格达打电话。现在我担心有生命危险。”
    
    阿罗佐罗夫从柏林返回特拉维夫仅两天,就在和夫人在海滨散步时被人枪杀。犹太复国运动的左翼怀疑是右翼激进分子干的,而右翼分子则坚持说这是阿拉伯人干的。然而,莉莎和马克斯·弗莱施都深信,真正的凶手是嫉妒的戈培尔。戈培尔担心玛格达的犹太背景和往事被暴露而影响他的政治前途,在阿罗佐罗夫离开柏林后,戈培尔就派了两个德国间谍潜入巴勒斯坦,雇佣了两名阿拉伯枪手完成了谋杀。
    
    莉莎说,戈培尔在掩盖玛格达的犹太背景时一直是不遗余力的,甚至在1933年就把她的犹太养父弗雷德兰德逮捕,随后他死于一个犹太集中营。
    
    余生
    
    因为戈培尔遵从希特勒关于纳粹官员应该多子多孙的旨意,玛格达给戈培尔生了6个孩子。从戈培尔当上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夫妻关系就开始紧张。戈培尔权倾朝野,当时想成名的女演员几乎都与他有染,这让玛格达无法忍受。1938年,玛格达提出离婚。但希特勒劝阻了她,要求她再给戈培尔一年机会。但一年之内,二战爆发了。
    
    克拉邦德在为玛格达写的传记里说:“我相信玛格达知道二战中犹太人在集中营的悲惨遭遇,但她选择保持缄默。她曾对她的密友透露过对纳粹政策的不满,但她并没有做任何实际努力。对于她来说,一个犹太裁缝被纳粹杀害的损失在于柏林的时装业将遭到打击。”在二战中,玛格达与戈培尔、希特勒一起出现在纪录片和照片中的情景随处可见。
    
    1945年5月1日,在希特勒和爱娃在地堡里自戕之后,玛格达和戈培尔把他们的孩子叫醒,告诉他们要出去散步,但要先喝一点“热巧克力”。孩子很快被饮料里剧毒的氰化物毒死,随后玛格达和戈培尔到自己的地下室内自杀。攻入柏林的苏联红军在戈培尔家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青年参考》 2000年6月29日
    
    ]
    
    如果上文所述为真,那么不仅玛格达是个荡妇,她的母亲也是个荡妇。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玛格达要狠心杀死自己的五个女儿,因为她耽心自己的女儿在未来的德国与世界,不可能像她玛格达和玛格达的母亲那样,高攀男人,而水性扬花的遗传天性无法获得好的归宿,只能沦入下等社会的烟花柳巷。
    
    希特勒非常喜欢戈培尔的孩子们。孩子们在布彻斯加德拜访希特勒的时候,总是称呼他为“阿道夫叔叔”或者“元首叔叔”。玛格达承认,她自己与卡尔·汉克也有一段私情。汉克自己曾经写信给希特勒,请求他同意自己娶玛格达为妻。与此同时,戈培尔沉迷在与琳达的爱情中,甚至威胁要离开德国,一度请求希特勒委派他担任驻日本大使的职务。他的请求遭到了希特勒的拒绝,希特勒警告戈培尔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将琳达遣送回捷克并且在德国和捷克禁演琳达拍的电影。戈培尔的第6个孩子也是他和玛格达最后生的一个孩子,他们为她起名为海蒂,海蒂常常被人称为“和解的产物”,但是戈培尔夫妇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1941年5月,玛格达试图带着孩子逃出德国前往瑞士,她在德瑞边境被抓住了。玛格达的这次逃跑恰好发生在鲁道夫·赫斯架机飞往苏格兰的时候。直到完全确信两起事件没有任何关联之后,希特勒才原谅了玛格达。其实,她不过是想逃离这段让她尴尬的婚姻。看来她还是被早先的犹太情人勾走了魂。
    
    据上面的情况分析下来,戈培尔夫妇最后用“自杀──他杀”的方式残杀了自己的六个小孩,看来也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或卑鄙的理想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关系紧张,生活濒于破裂,既不相爱,更不爱这些孩子,否则他们是很容易像希特勒的建筑师、军需部长斯佩尔那样,把自己的孩子们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等待战争结束的。
    
    希特勒死前对戈培尔说:“你一定要活下去,特别是你的六个孩子,一定想办法让他们离开暗堡。”他说:“元首,我从来没有违抗过您的意志,但这一次我不得不违背您,我们全家不会再离开暗堡半步。”希望特勒生气地说:“不行,一定要把孩子救出去,他们很可爱,还不懂事,不能让他们死在这里。”他说:“我的元首,我认为您让我们活下去不是一种优待,而是一种侮辱。如果我们的孩子活下来,那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落入俄国人之手,二是到美英占领区。无论哪种结果,都是可悲的。俄国人会把他们训练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而英美人又会通过灌输他们的民主思想使孩子们憎恨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再活下去。”最后希特勒无奈地说:“嗨!我最忠实的信徒也不愿服从我了!”希特勒终于尝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滋味。这离开他兼并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入侵波兰,不过短短的五年有半。
    
    戈培尔真会演戏,表演忠贞不渝;他忘记了自己大叫“把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党!”的时候了。戈培尔是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信心,担心这些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像她们的母亲和外祖母那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沦为布尔什维克和英法联军的军用品。
    
    (摘自谢选骏《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以阿道夫·希特勒为研究案例)》) [博讯来稿]





程潜之女忆大饥荒时高干子女的奢侈海滩生活




2016年2月16日



    
    程潜之女程丹回忆:中海滩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这是一家俄式西餐厅,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近,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餐券,得花钱。在起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起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淇淋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我还经常去吃!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只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来吃和玩。多数时候是全家一起行动,也有我们孩子先一步,父亲迟几天的时候,不过只要有厨师跟着,不耽误我们吃和玩就行。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本文摘自2014年第19期《国家人文历史》,程丹口述、纪彭整理,原题为《高干子女的海滩生活》。
       
                        北戴河,这里曾经是中央首长们夏天休假的地方。在这个轻松的环境里,首长们得到了休息,他们的子女则在这片海滩玩耍、成长,留下美好的回忆。
    
    如今,北戴河早已成为最普通不过的旅游景点。但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北戴河的黄金时代,那片海滩是多少人美好的记忆。2014年9月,《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了程潜的女儿程丹,听她回忆在北戴河的暑期生活。
    
    去北戴河就像搬家
    
    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年暑假,我们全家人就跑到北戴河得住一个月左右,最长的一次有四十多天。因此,每次到北戴河就跟搬家似的,被褥、床单、蚊帐、衣服、小板凳什么都自己带。除了我们一家人之外,跟随的还有秘书、司机、厨师、警卫员一起,杨秘书、汪秘书、谢秘书、厨师刘哥、陈哥哥,还有北京的两个警卫都跟着,可谓全家搬迁。所有这些都由阿婆统筹,刘哥就跟阿婆算账,跟在北京一样。
    
    20世纪50年代,公路交通还不发达。那时候到北戴河得坐火车,八九个钟头。但是,司机得把汽车开到北戴河。
    
    北戴河的海滩,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务院,也就是东海滩、中海滩和西海滩,再往西就是中办的地方,毛泽东、林彪这些大领导全部住在西山,中央开会也都在西山。中央的保卫工作很到位,未经批准谁都上不了西山。即便批准你到西山,顶多派汽车接你到景点,游玩之后用汽车把你送回来。在中海滩和西海滩中间外交部有一块海滩,算是外国使领馆人员休假的地方,我们家后面就住着丹麦大使,常听到外国姑娘叽里咕噜说外国话,也听不懂。
    
    国务院在北戴河的生活休养区与当地市民基本隔绝。在海滩上,你可以远远地望到山上种红薯的农民。北戴河的市民不能到这边海滩上来,因此海滩上总是那么几家人。
    
    邻居们级别差不多
    
    国务院的海滩边,有好多小别墅,就是国务院宿舍,按照级别和家庭人口多少进行分配。住进国务院安排的海边别墅,周围的邻居肯定是地位相近的家庭。因为,级别越高的人,被安排在更靠近海边的地方住。能被国务院分配小别墅的,起码是正部级以上的官员,或享受正部级待遇的人。比如,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就是我们的邻居之一。
    
    听姐姐们说,最开始我们家被安排在东海滩。在东海滩时,下面是何香凝家、贺龙家,上面是沈钧儒家。附近好像还有几个元帅、大将家,只是走动少些,不记得了。
    
    只要在海滩散步,就能见到这些领导人。我们在海滩上玩的时候,陈毅、贺龙、萧劲光,这些元帅、大将还能偶然碰上,记得陈毅夫人张茜带着女儿过来找廖承志玩。她的汽车在海滩上转,我们就过去打招呼。
    
    1959年,李济深去世。我们一家人就住进他原来的别墅,搬到中海滩。这时的邻居就变成了新疆的包尔汉、民主人士史良、张治中,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海军司令萧劲光,还有几个上将,李涛、傅钟等人。海滩上能碰上很多文艺工作者。比如,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写《林海雪原》的曲波等,他们的待遇稍差一点,我们的别墅距离海边很近,他们在山上的公寓住。
    
    海边别墅,每一栋有每一栋的不同,大小不一,格局更不一样。比如,我们家就是单层建筑,格局大概是中间有一个厅,可以吃饭;两边卧室,一边三间;总共七八间房子,别墅后面还有很多小房间,是警卫住的地方。别墅的总面积大约300平方米。我们常去的张治中家就是二层小楼,面积似乎更大。在海滩上就能看到保安和便衣在小山头上。由于安保很到位,晚上睡觉根本就不关门。
    
    困难时期供应也不错
    
    关于吃,各家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家,就是自己带上厨师,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饭为主。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张治中家也自己带厨师,自己做饭。同时,设立食堂。不带自家厨师的,就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错,什么海鲜都有。据我所知,蔡廷锴、蒋光鼐两家就不带自己的厨师,他们吃国务院在北戴河的食堂。在北戴河国务院有好几个食堂,一个聚集区就安排一个食堂。厨师搞不出什么花样时,我们就到食堂吃饭。食堂使用餐券,价格很便宜。
    
    即便是自己买菜做饭,也是到国务院的供应站去购买。国务院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一切事宜。比如,我们家里的厨师早上起来买海鲜,就有专门的供应点。
    
    中海滩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这是一家俄式西餐厅,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近,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餐券,得花钱。在起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起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淇淋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我还经常去吃!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只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来吃和玩。多数时候是全家一起行动,也有我们孩子先一步,父亲迟几天的时候,不过只要有厨师跟着,不耽误我们吃和玩就行。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
    
    政治空气紧张时忌讳串门
    
    孩子们除了吃就是玩。早饭后就下海游泳、在海边玩,在海边我们还有机会叉鱼。
    
    从海滩质量上说,西海滩最好,中海滩次之,东海滩浪最大。西海滩非常平静,还有一个海堤,把仅有的浪消灭了,非常适合游泳。
    
    差不多中午时,就到浴室洗澡,回家吃饭。等吃完午饭便睡午觉,一觉睡到三四点,到海滩走走,或者玩扑克牌,等着吃晚饭。这段时间一般就是我们写作业的时间。
    
    晚上有时候就继续打牌,有时候结伴摸黑出去玩。孩子们自发组织起来,到“怪楼”探险,大半夜起来,打着手电挨家挨户叫大家起来,到鸽子窝等着看日出。
    
    在这里有电影院、理发室等等,说起来就跟现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群差不多,只是不如今天这样豪华,但是生活上的服务是一应俱全。我印象里是隔天就有电影。一般是大陆片偶尔有香港片。每天傍晚,电影院打电话来,通知大家今晚上映什么电影,如果愿意看,就叫司机开车,或者叫车去电影院。
    
    在北戴河的一个月假期,孩子们就是纯休息,大人们也很少谈工作,进入了一种休假状态,大人们之间串门的不多,在政治空气紧张的时候就更忌讳了,我们孩子们之间就很自然地相互串,好多成了朋友。像张治中、包尔汉、李涛、傅钟,这几家与我们家住得近,孩子们之间就打成一片,回到北京还继续联系,有的还谈起恋爱。
    
    与今天不同的是,无论是首长们的夫人还是子女,穿着打扮上都很简朴,顶多穿一件布拉吉,颜色还是蓝色、灰色,游泳衣更是普通到最普通,根本不可能像现在那样的沙滩美女。现在想想,北戴河的生活还是很朴素的一种休假,但是在当时就属于奢侈了。
    
    1965年夏天,我们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当时就想着明年还来,把小板凳啊、游泳圈啊、肥皂啊,这些基本用品留在了北戴河的小别墅,谁也没承想1966年闹起“文化大革命”,此后我们就再也没回到北戴河的别墅。



中留美精英看老邓——中国旅美政治学会年会后的一个座谈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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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1日 - 中国旅美政治学会年会后的一个座谈会 ... 美参议员联名信发挥』(陆铿). ○, 『与方励之李淑娴对 ... 六四”是中共保守派精心策划的政治图谋』(吴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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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合并大会海外民运大内讧- 中国民主阵线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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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31日 - 和大多數關心政治的海外老華人一樣,原來對民陣寄於厚望,現在卻越來 ... 做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生,這期間當選為中國旅美政治學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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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合并大会 海外民运大内讧

发布者:Timy Timny,发布时间:2015年8月31日 下午11:14

王若望获李登辉接见和八万美元资助欲统合海外民运等到上海異議人士一個接一個在聯名信上署上大名後,張先樑給美國加州的黃雨川 發傳真,同時還傳真了胡可師和高曉亮兩個人的簡歷。傳真號碼是王若望走之前留下的。張先樑希望助海外的王老一臂之力。王老也沒有忘記國內的朋友。他到了美國不久就給張先樑打電話,表示要給上海的朋友們一些錢。張、楊、傅三個人每人三百美金,其他人每人二百美金,這是王心目中的等級標準。因為電話必被警方監聽,張先樑和其他幾家商量後覺得這個錢燙手,決定不拿,但王老的好心大家都心領了。

剛到美國的王若望夫婦住在黃雨川家中。兩位老人朝暮相處,相談甚洽。黃是民陣監委會委員,這些日子他正為海外「民運」組織民陣 內部兩派的爭鬥日趨激烈而頭痛。和大多數關心政治的海外老華人一樣,原來對民陣寄於厚望,現在卻越來越失望。

和民聯不同,民陣是八九學運後中國逃亡人士在法國成立的新組織。人稱民聯是地、富、反、壞、右,民陣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民聯的成員多數是幾年前來美國的留學生,他們或者還在讀書,或者畢業後已經有了工作,生活相對比較安定。民陣的成員主要是「六四」事件後逃亡西方的中國官員和知名學生,他們得到了天空和飘浮在天空中的名聲,卻失去了國內立足的政治舞台,以及個人經濟收入和正常的生活,幾乎所有的一切。

民陣從台灣和美國得到大量的資助,甚至比老牌的民聯更多。成立後的第一年,他們的領袖私下說至少得到二百六十多萬的美金。他們曾經化五十五萬買了一艘舊船,命名為「民主女神號」,設想對中國搞廣播宣傳,結果卻不了了之。民陣成立時,嚴家其 當主席,萬潤南當秘書長,僅萬手下就有十四個拿工資的秘書。誰也沒有想到用錢要精打細算,細水長流。萬潤南曾說中共政權的日子長不了,也就二年的光景。革命即將成功,省錢還有什麼意義?這些話的醉翁之意卻是吸引海外的資金和資源。當中國逃亡者的預言很快成為泡影,台灣和美國多多少少覺得有點受騙上當。

正是起因於資金和財務問題,九零年初,陳一諮 、朱嘉明 和嚴家其,以及在美國的楊建利 等人結成「民陣」內部的反萬派。他們指責萬潤南大權獨霸,營私舞弊,任人唯親。嚴家其是一個清廉的知識分子,台灣聞人王愓吾曾給一些人紅包,給他的一個裡面裝了二萬美金,唯有他一個人拒絕了。嚴曾要求萬解釋一些財務問題,萬推說沒時間,背後則埋怨說,「一個媳婦辛苦幹事,九個婆婆說三道四,還是國內的老毛病」。朱嘉明起先對萬潤南百般恭維,後來卻與萬發生激烈爭吵,朱甚至說,「我們兩人各開一輛車對撞,你敢不敢?」萬不回答。

一則傳聞沸沸揚揚,美國對「民運」的資助將由以前每年四十萬增加到二百萬。徐邦泰是從宦國蒼那裡聽說的,他倆都擔心這不僅不會減弱或平息爭鬥,而只會加劇爭鬥。宦從八零年從上海到美國留學,八二年和王炳章 等一起創辦「中國之春」雜誌,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仍關心「民運」活動。重新分配資源,重新組合的浪潮不斷高漲,但表面的理由卻極其官冕堂皇,大家都說合併是為了適應政治大形勢的需要。王若望撰文說,「我對華盛頓會議使民運組織統一抱有很高的期望」,合併後,「在发生变乱的时期,將帶領自己的隊伍回國,填補中共留下的政治空間。」 最早提議民聯、民陣合併的是胡平和吳方城 。民陣的兩派也都積極支持,火上加油。沒有任何人站出來說明海外「民運」的根本矛盾是粥少僧多,而這個矛盾不是開合併大會能解決的。相對冷靜的是徐邦泰,他在民陣成立前就主張可以聯合,但不要打破以前各自的山頭,可以象香港「支聯會」一樣,在團體成員制的基礎上實行聯合,這樣波動比較小。八九學潮後,徐創辦和主持「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和「中國之音」廣播台的工作,小日子過得不錯。所以別人都以為他是飽漢不知餓漢饑。大家的道理是:不打破小飯碗,哪來的大飯碗。徐邦泰一九八六年來到美國,先做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生,這期間當選為中國旅美政治學會第三任會長,并應邀訪問台灣,名噪一時。八八年應王炳章之邀參加民聯。八二年他已是民聯的聯委會主任和《中國之春》的董事長,人縁也不錯, 大家都說他為人謙和。這一天,徐邦泰來黃雨川家走訪,幾個人興致勃勃地談起幾個月後將召開的合併大會。

黃雨川提議王若望當主席,徐邦泰和萬潤南當副主席。他說,「幾年的歷史證明,我們缺乏有聲望的具有清廉道德形像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超越派性之上,可以抑制內斗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既了解大陸民情又深得大陸民心的領袖,而王若望正是這樣一個人。」徐邦泰也表示看好,說王老作為民陣、民聯共同推選的獨立候選人,可能會得最高票。 羊子擔心王若望的年紀和身體,提出王若望擔任名譽主席為好。大家勸她不必顧慮太多,為民主應該講奉獻,應該當仁不讓,羊子想想也對。第二天,徐邦泰開車,帶王若望夫婦觀光了金門大橋。然後在一個高爾夫球場休息了一陣,拍照留念。八月的太陽象王若望一樣熱情奔放。王索性把外衣脫了,剩一件汗衫,瘦骨棱棱,象一匹老馬。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好象一家人。九二年十月,王若望在紐約決定參選主席。這個消息很快傳遍了全世界,他成為炙手可熱的明星人物。民陣第二任主席萬潤南熱情邀請王若望夫婦訪問歐洲法、德、英三國,一切招待、費用都由萬安排負責。未來的「民運」主席,應該到各地先見見群眾,讓大家有個印象,然後才可以投票,這是萬的理由。萬潤南也是上海人,父親是財務專業人員。他畢業於上海五十五中學,六四年考上清華大學,在大學裡加入中共。七零年,在劉少奇家最困難的時候他與劉的大女兒劉濤結婚。萬的名氣始於官商背景的四通公司,輝煌於八九年學運。他外表溫和,談吐文雅,內心卻永遠不願對強勢屈服。台灣方面也想收買他,他拒絕了,背後說,「老子連共產黨都不伺候,憑什麼伺候國民黨。」

一路旅遊下來,王若望夫婦覺得很累,但是心裡卻很高興,大開眼界不算,他們從招待的規格上知道了他們自己的價值和份量。王老夫婦自然對萬十分好感,因為所到各處見到的萬的部下都對王若望說奉承話。王老有點飘飄然了,他稱其他人推他為主席候選人的舉動為「擁戴」 ,這個詞表現歷史上皇帝興臣民之間的關係,他還把他們夫婦的旅遊和鄧小平的南巡相提并論。一個消息開始流傳:王若望的方案,是王當主席,萬潤南當第一副主席兼秘書長,徐邦泰當第二副主席。甚至還有一個方案,王挑選的兩個副主席候選人是萬潤南和馬大維 ,他倆都是「民陣」。這消息使得徐邦泰和民聯聯委會很不高興。民聯老人王德耀 特意去紐約拜訪王若望。他倆以前在王雨川家見過,彼此有好感。王若望夫婦住在紐約唐人區一個破舊的大房子裡。這是王夫婦剛到紐約時,石磊給幫助找的房。他們包租了二樓一層,自己住其中的一個睡房,再把其餘的房間分租出去,廚房和客廳大家共用。房客中有一個來自中美洲的偷渡者──姚茂盛,也是上海人。姚為了方便得到美國的政治庇難,已經加入民聯,也和王老夫婦十分親近。原來石還想找個好一點的房子,但王老夫婦說,還是便宜一點的好,怕往後負擔不起。除了有時得到一些私人的贈款,他們沒有經常性的收入。為了能付得起每月三百美金的房租,五十六歲的羊子主動要求去打工。她打的第一份工,是為人家照看孩子,以後又幫人家接送孩子。她除了打工做家務,有時還幫助王老整理文件,和應付交際。面對這種貧困而忙碌的生活,她從來無怨無悔。王德耀進門時,王老正在和姚茂盛說話。見到有客人來,姚起身回他的房間。從姚的房間,他依然可以聽到一壁之隔的談話。對任何人都不擺架子的王老招呼王德耀坐下。說起副主席人選,王若望先提到萬潤南。王德耀說,「你忘記在雨川家說好的麼,還有徐邦泰呀?」王若望馬上說,「是有那麼回事,那就增加一個副主席吧。」羊子在一邊說起他們在全世界巡游的事,說萬潤南很有能力,很得人心等等。相比起萬來,羊子覺得徐邦泰不實惠。等到羊子走開,王若望說,「她只是說說而已,你放心,我是個男人,我不會聽信婦人之言,我心中有數,我會把徐邦泰放上去。」

王德耀回到加州,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徐聽了顯然不高興,但沒說什麼。幾天後徐心情平靜了才說:「羊子說我不實惠也沒錯。我當初只是口頭贊成王競選主席,不比萬潤南有錢,可以給他們到處旅游,民聯沒那麼多錢。我即使有錢,要這麼做,也要經過聯委會討論,只怕通不過。」從此民聯多數人心中都認為王老已偏向萬潤南派,即使王老會安排兩個副主席位子,也被認為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萬潤南的行政能力非常強,如果王若望有心於萬,徐以後只能甘拜下風。想到這裡,徐就有點不安。在他的心中,維護自己「民聯」利益的團隊意議十分強烈。民聯聯委會有十三個成員,人稱「十三太保」,甚至民聯主席于大海 也不能不對它俯首稱臣。于曾按台灣捐款人的意思要求「民聯」提議支持台灣進聯合國,在聯委會表決時被否決了;于又曾要求「民聯」派「工作組」進駐「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清查帳目,也被聯委會以不合法規為由否決。主張依法查帳的徐邦泰說,于的提議可能是受劉少奇派四清工作組的啟發,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當時于大海在「中國之春」當社長,領一份工資。民聯中領工資的人很少,只有于大海和胡平、薛偉等幾個人。

在紐約到普林斯頓大學的高速公路上,民聯刊物「中國之春」經理薛偉 一邊駕車,一邊對坐在後面的王若望夫婦說,「王老,我這個人別的本事沒有,但我可以做你的主席辦公室主任,保證做得很稱職。」羊子心裡想,「大會還沒開,主席還沒選,就有人討官邀賞。」薛是一個很精幹但也有爭議的人,文革中坐過牢,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坐牢的真正原因。美國政府曾經拒絕過他的政治庇護申請。他也為台灣軍情局工作,他的態度往往代表軍情局的好惡。王若望夫婦應作家柏楊的邀請到台灣訪問。九三年元旦早上,王若望夫婦在升旗典禮時與台灣李登輝總統見面。李說:「王先生,歡迎你們來台灣。」王戴著一頂帽子,機敏地說,「我小的時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長大的。」李又親切地問,「聽說你的夫人身體不太好。」這時,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國旗冉冉升起。幾個小時後,全世界媒體都有李登輝第一次會見大陸民運人士的圖文報導。王若望夫婦還和國民黨高階官員談了幾次話,談到海外的民運,也介紹了他在上海從事的活動和一些異議朋友。台灣當局早先答應給合併大會十二萬美金作為經費,這次讓王若望回美國後向《世界日報》社分兩次提取八萬,另外四萬會後再給。王的感覺一下子好多了,得到了國民黨的有力支持,海外「民運」和王若望都獲得新的生機。山重水覆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若望高興地回到美國,一拿到支票就給了大會會務組。自八九年「六四」事件以來,全世界捐給中國異議運動和海外「民運」的錢以千萬美金計,絕大多數都去向不明,經手人諱莫如深。象王若望那樣交代清楚,完璧歸趙的則很少見。人們都認為王若望立了一大功,但老資格人士卻覺得這些錢并沒有了不起,十二萬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當時台灣給《中國之春》的每年經費是五、六十萬。他們更重視台灣讓王若望過手這筆錢所表示的政治意向。其實台灣的態度和王雨川老人一樣,并沒有作為金主強加於人的意思,只是希望王若望的上台能改善「民運」的形象。無論王若望上台不上台,「民運」和台灣的關係都牢不可破,除非台灣方面改變主意。

臨近大會,民聯五大新當上副主席的伍凡,從洛杉磯開車來到舊金山,找徐邦泰交換意見。伍出生在上海一個僑商家庭,文革中因非議時局坐牢多年,後獲「平反」。八零年自費來美國留學,研究生畢業後在一家美國大公司做電子設備工程師。伍早年參加「民聯」,九零年後是「十三太保」之一,素以敢言實幹著稱,當時是合併大會的聯合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汽車停在一幢三十年以上房齡的平房前面,這是徐邦泰的家。一個車庫,三個睡房還有一個客廳。徐每月付五百元的房租。他又把其中的一個睡房租出去,以減少支出。伍凡和徐邦泰在客廳裡坐下,泡兩杯茶,倆人都不抽煙。徐太太來問,在家吃還是出去吃?徐說,還是老樣子,炒個蛋炒飯,搞個湯就可以了。他們各自交換對形勢的看法。九二年以後,由於美國通過了中國學生保護法案,許多中國人眼看綠卡到手,失去了參加「民運」活動的興趣。他們即使沒有公開退出組織,但已經不熱心了。九三年,全世界「民運」人士大約還有五千多人,而最高潮時估計有一萬人。 隨著「六四」的過去和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國的政局逐步穩定。從人數、資源和媒體報導頻率三方面分析,「民運」已經疲態畢現。最要命的是籌不到錢。比如,六四知名學生柴玲自法國來美國籌款,籌得一萬九千七百多美金,工作費用已經是一萬八千五百多,幾乎所剩無幾,因為吃住在其他中國流亡者家裡,所以工作費用還不包括吃飯和住房錢。 他們對此感觸尤深,向人家要錢越來越難。台灣政府對大陸政治越來越不關心,只關心情報。台灣方面曾要求他們加入組織,但他們都拒絕了。伍凡還談到一種流言,說搞「民運」的有五種人,一種是與中共有仇的,一種是心理上有病的,一種是喜歡搞政治有癮的,一種是沒錢找飯吃的,還有一種是帶有任務派出來的。徐邦泰聽了哈哈大笑,說以前他在台灣訪問時就有人說他是屬於搞政治有癮那一類,大概是知道了他在復旦大學搞選舉的事。伍忿忿不平地說:「邦泰,五種人中沒有一種是真搞民主的,太看不起大陸人了,這次合併大會我們讓全世界看看。」

九二年一月,王若望曾在華盛頓特區召開的一次漢藏國際研討會上作簡短發言。他曾隨口說「我贊成西藏獨立,為什麼西藏不能獨立。」坐在王身邊的伍凡大為震驚,因為「民聯」的綱領明確主張和平民主統一中國,反對台獨和藏獨。民聯越來越多的人擔心王如當上主席,會不會今後與民聯綱領有所衝突。雖然王若望沒有明確支持台獨的言論,但伍提醒徐,隨著王若望近來威信降低,胡平作為王的競選對手,上臺的可能性增大。多數民聯成員,包括伍凡,不希望胡平成為新的合併後的民運組織主席。他們稱胡為「甩手掌柜」,批評胡「過份愛惜羽毛」。因為他除了寫文章外,對組織和資金及其他瑣碎雜事都懶得過問,行政能力不行。九一年,因為資金短缺,胡平曾經流著淚要求辭職,許多人趕去勸胡,勸還不行,接著又罵,足足折騰兩天,才使胡打消念頭。胡平寫文章得來的好名聲因家庭問題受到損害。

民陣反萬派對萬的批評,徐邦泰耳中已灌了不少。從九零年開始,香港的《前哨》雜誌發表了不少反萬派的文章,徐看都看不過來。但伍凡這時說的一件事卻引起了他的注意。前二個月,萬潤南曾住在馬大維家,在那裡萬對伍凡說合併大會的地址要改在洛杉磯。伍問為什麼要改?萬說,「這你不用問,你如果同意的話,這次大會的費用我全包了,其他的事由你和馬大維去辦。」伍凡堅持改址要由會議討論表決,結果不歡而散。伍凡因此堅信萬手上真的有錢,手上至少有十多萬美金。反萬派的批評不是空穴來風。伍凡來徐家的第二天,汪岷打電話來。「老萬在我家住了八天,剛走。」汪告訴徐,那些天萬好說歹說要汪跟他,「跟著我有你的好處,我買你機票,只要你跟我全世界跑,不要你說話,大家就以為你是我的人。」汪說「為公為私我都不能幫你。」徐放下電話,把這事告訴伍。伍說,「好在我和汪都有工作,都有收入,不在乎那些錢,換了別人就難說。」

自從九二年一月的諾伐托 會議,民聯和民陣決定合併,萬潤南就開始在全世界飛來飛去,四處用封官許願和小恩小惠收賣人心。他每天注意那幾張中文大報,是否有他的報導。他用管理四通公司的辦法管理民陣這個政黨,覺得這樣很順手。不動聲色的徐邦泰則另有安排。汪岷 是民聯方面合併大會代表資格審查負責人,也是徐邦泰的好朋友,一早就把功夫下在基層。後來他說,「民陣的人對選舉操作不很清楚。我們民聯的人多次進行選舉,所以沒選之前就做基層的工作,搞配票。哪個分部誰誰當代表,誰誰的投票意向如何,我都搞得很清楚。我甚至知道許多代表的家庭關係和個人愛好。」民陣的美國分部主席楊建利負責民陣方面大會代表產生的相應事務,來自美國代表人數差不多占「民陣」代表總數的一半。楊在這個位子上已經坐了四年,一直是反萬派,他雖然沒有象汪岷那樣有經驗,但也巴不得反萬派都當上大會代表。

官商出身的萬潤南卻無心理會這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他的經驗是一筆大生意遠遠超過千百次小生意。他從心底裡看不起那些在街邊擺攤的個體戶。他認為他把王若望攏住了,就是做成了一筆大生意。九十年代初,澳大利亞有近四萬以留學名義新到的中國人,其中近二千人參加了民運組織。如果說歐洲是民陣的營垒,美國是民聯的領地,澳洲則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徐邦泰和民聯的監事長郭平,以及民陣的萬潤南、朱嘉明、李祿 九二年都訪問了澳國,見了澳國外長、移民部長和前總理。然後他們向澳大利亞「民運」群眾許諾,只要你們投我們的票,我們當選後去游說移民部,讓你們留下來。 萬潤南講實惠,他揚言所有投他票的「民陣」成員機票他都包了。這句話使不少人對慨慷的萬老闆有了好感。萬也認為澳洲是他的票倉。

華盛頓特區郊外的四星級凱悅飯店,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預備會議上,民聯和民陣的代表通過了大會議事規則,規定參選人不得參加主席團,然後選舉了十一人的大會主席團。得票最高的于大海﹑朱嘉明分別當選為主席團對外發言人和主持人。 當晚,民陣主席萬潤南,民聯主席于大海分別主持了兩個組織的最後一次代表會議。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民聯民陣合併大會正式召開。參加者約三百人,其中到會正式代表一百四十七名。應邀出席會議的貴賓中有美國參議員戈豋,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事務工作小組主席,眾議員南茜‧波羅西女士,台灣三民主義大同盟的明居正等。從美國各地來的非代表觀察者也有許多,大會向他們提供食宿。還有一些新聞記者,包括中國新華社記者。台上,分別掛著「民陣」、「民聯」四個字,正中是美國白宮的圖案,表示與會者向美國學習民主政治的願望。

首先發言的劉賓雁說:「中國人能夠聚在一個地方集會、說話、結社,很難得。也許我們不能面對的,是我們在有了自由之後仍然很難說話。三年來的民運歷史已證明,說真話很難,說公道話更難。」「一個最大的醜聞,廿四小時之內可能會公佈出來。」 這些話隱射了「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事件」。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成立於八九年十一月。它分配主要由美國民主基金會給中國「民運」的資助款項,金額達四十二萬美元以上。擔任執行主席的是「六四」後放棄港大教職投入「民運」的美籍華人寥大文。廖和李祿、朱嘉明關係很好。九一年十月她被該機構一個僱員檢舉有多報帳占小便宜的問題。于大海和萬潤南因此要求派人查帳,得到民聯民陣理事會多數理事的支持。嫉惡如仇的劉賓雁尤其激動,他撰文認為這是民運的悲哀。廖大文則主張根據美國法律和基金會的章程,讓美國國會民主基金會的會計師查帳,其他人不能參與。同時廖又反指控檢舉她的人有各種問題。這次事件中所有參與爭論的人,包括劉賓雁,都與這一問題有利益衝突。他們是這一基金會分配款項的直接受益人,所以有人稱之為「民運」爭奪資源的第一槍。宦國蒼認為,這場風波的「要害不在於寥大文的工作問題,而在於爭奪對基金會的控制。」 爭執的雙方都向美國國會告狀。美國國會認為他們無法判斷是非,就決定停止所有經過該基金會對中國民運組織的支持,改由原來的組織審批為項目審批。「民運」組織來自美國的主要財路被切斷了。到了九三年,這件事還沒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劉賓雁因此耿耿於懷。但是,雖然中國人都知道劉因痛恨中國腐敗而聞名於世,但把這個爭議帶進會場,至少是不合適的。「我最後只說一句話,咱們都有點良心好不好?」劉情緒激動的發言贏得了開幕式中最長的掌聲。看來,中國人對良心的興趣要比對民主的興趣大得多。台上劉還在演說,台下朱嘉明 對于大海罵道,「你他媽的為什麼讓劉賓雁發言?」七十年代末,朱曾和當時的中國朱總理同屬工業經濟研究所的一個中共黨小組,以後又在趙紫陽門下走動,因此自視甚高。于大海也不買帳,「總得有個人講話,方勵之沒來,我當然請劉賓雁。這沒甚麼不對,即使你認為不對,也不應該罵人。」

方勵之三十日姍姍來遲,他在大會發言中指出:近百年來,「民主」一詞被政治集團使用最多,但對中國是否亟需要民主和是否可以民主兩個問題,似乎尚未回答清楚。既然海外民運以民主為訴求,至少應該論證民主為今日中國所必須,在中國可以實現,這個組織才有存在的必要。也許有人認為這是一句廢話,但廢話可能是最重要的真理。「民運」各方曾多次請方勵之出面領導,為他堅辭,表示只想當一個異議人士。另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明之士是郭羅基。他來美國不久,這次應邀出席。他很少表態,他說他對中共已經看透,但對民運還沒有看透,所以還要看。

多數澳洲的代表和日本的代表由於簽證的關係到不了美國,是大會的第一個危機。起因是當地「民運」支部的明爭暗鬥,大家都想去美國,而代表的名額有限。除了設法建立新的支部,這樣就可以增加代表名額外,還有人寫信給美國領事館,舉報別人會留在美國不歸或置疑別人的代表資格,結果美國領事館給了好些人拒簽。這給予萬潤南沉重的打擊,也給了反萬派一個絕好的機會,在美國補選出來的人大多數不會投萬的票。

民聯資格審查組的楊巍來到會場時,大會正就代表資格問題進行爭論。發言的是伍作人。伍說自己是民聯荷蘭分部的代表,并出示一張證明信件,信件的署名人是另一位民聯成員楊斌 。楊巍當時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據他所知,民聯并無荷蘭分部,也沒有安排荷蘭代表。於是楊巍上台談了想法。楊還說,即使伍是民聯的秘密成員,按民盟章程也沒有代表資格。伍也就表示他不想再爭代表資格。 楊巍的公正明察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開會方始,朱嘉明跑來坐在王若望的好友陸鏗身邊。他說:「關於究竟選不選王老師,我很困惑,想向你請教。」還說,「自從你批評邦泰沒有大開大闔的氣度以後,他這次決定要大開大闔了。」他們約好下午找個地方和徐邦泰一起好好談談。 三人會談之前,陸鏗對徐邦泰的思路并不了解。徐還是不想當主席,雖然這個決心在眾人的壓力下開始軟化。他認為這既使不是火上烤,也是風口浪尖,犯不著。民聯五大的時候他就沒有出來選,結果是于大海選上主席。正因為徐不是衝在第一線,所以他的人縁比較好,其他幾個當第一把手的早都成了箭靶子,境況慘不忍暏。民聯「十三太保」一直不停地勸說徐,要把徐推上主席位子。他們故意誇大形勢的危險,他們說,如果徐不參選主席,胡、王對選,胡平可能勝出,他們說了許多理由。總之,聯委會不想給胡平任何機會,對有很多傳聞的萬潤南也沒有好感,對年老的王若望也有顧慮。伍凡和汪岷嘻笑怒罵,「邦泰,你是個膽小鬼,關鍵時刻不敢衝,以後我們都不和你玩了。」從一開始「十三太保」就和民陣反萬派組成了同盟軍,他們聯合起來,操縱著主席團,并左右著大會的局勢。他們正在給性格沉穩,不想當主席的徐邦泰越來越大的壓力。現在徐逐漸認識到,要在這個圈子中存在下去,他必須考慮大多數人的意見,除非今後不再搞「民運」。他開始重新估量形勢,把希望寄托在選舉方法上,他相信搭檔選和混合直選是有利於王老的選舉方法。 王當第一把手,他當掌握實權的第二把手,是他最大的愿望。

三人會談在大廳的一個角落進行。徐邦泰向陸表示并沒有改變初衷,還是支持王出來。徐說,如果主席、副主席分開選,即使支持他的票都支持王,也不一定能打敗胡平。因為到時,選票流向不明,局面混亂,萬潤南掌握票很可能改投給胡平,加上胡平自己掌握的票,反萬派的票也可能流向胡,那王可能會輸。這一席話曲曲彎彎,王可能會輸的言外之意是胡可能會贏,而為了不讓胡贏,徐必然要親自出馬競選主席。徐出來選,王老也就當不成主席。陸是個直心直腸的好人,卻沒有搞政治和選舉的經驗,他當了一輩子的記者,現在又上了年紀,哪懂得這麼多的花樣,一時不知所以然。只是說:「邦泰,你們把若望抬上去了,現在又想把他拉下來,果如此你們會變成千古罪人。」話好象很重,其實不得要領。徐心裡嘀咕:「如果我能把誰抬上拉下,那也不用選舉了。我又不是毛澤東、蔣介石。」

陸介紹王的方案:主席、副主席分開選,王當主席,配三個副主席,萬和徐以外,再加一個亞太區的人當副主席。多幾個副主席,主要是消除派系對立體現大團結。跟徐搭檔王老是願意的。但是,既然是大聯合,民陣總得有一個。徐不正面回應,卻重申:如果大會決定搭檔競選,王為正,他為副,一定能取勝。朱嘉明則直言不諱說,不希望王老和萬潤南搞在一起。等朱先離開,徐對陸說,「其實我對萬并非絕對排斥,主要是他。你當然知道。」陸原話不動向王若望轉達了三人談話的經過。王原是十分精明的人,覺得這裡面有鬼,但一下子又搞不清對方的真實意圖和背後的復雜關係,所以仍然堅持正、副分開選。而且說,只要是分開選,有徐邦泰等的支持,哪怕是輸給胡平,他也心甘情願。陸又轉告徐,徐表示,支持他的人不是這樣想,如果分開選,他必須參選主席,同時希望大會在選舉方式上能通過搭檔選或混合直選。 石磊雖然年輕,卻很聰明,這時候他是王老的親信,王老有什麼事都會和他先說,有時候石就代表王老出面。石擔心王今後會受制於人,所以一直主張聯合萬潤南,以制衡徐邦泰。三十日上午,朱嘉明和朱培堃 去王若望房間交換意見。朱培堃名為徐邦泰的代表,立場卻與徐有根本不同,反而好象是朱嘉明的人。兩朱力主排除萬潤南進領導層。王說,你們如果有證據證明萬有問題,我可以放棄萬,否則的話,這是我的權力。王曾許諾過萬,當然不肯輕易翻悔,陷己於背信棄義的地步。朱培坤聲色俱厲地表示,「如果你選萬潤南為你的搭檔,那你也別想當選,因為我們掌握了九十張鐵票。」王老突然想起以前公安人員也曾經以同樣的方式威脅他,血立刻往上湧。

等他們走了,王若望一個人坐下,抽了一根又一根香煙,終於作出了痛苦的決定,萬一不行就在大會上宣佈退選并退出會場。「原本我都不想當這個主席,還不是你們再三推我。等我答應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你們卻又變卦,叫我的面子往哪裡擱?」他越想越氣,一陣晕眩差一點倒下去。羊子趕緊來問,「是不是不舒服?」 王老說,「欺人太甚。」王若望的退選決定與陸鏗有關,陸主張萬一選不上就退選。現在他正在勸萬潤南退選。他說,「現在的形勢很明顯,反萬已形成一股強勢力,你即使當選副主席也不會愉快的,為什麼還要死乞白頼地參選呢。為什麼不在海外發揮自己的所長,暫時從民運淡出,轉而經商呢?」 陸和萬都認為參選和退選是一種權利,一種方便自己的權利。

三十一日,徐邦泰仍然耐心地表示「我願意當王若望的副手」。王若望也同意一正兩副,王為正,徐為副,另外再在萬潤南之外選一個民陣的人當副手。王若望作出了最大的讓步。 距離正在縮短。現在只要大會認可搭檔選舉方式,那麼這兩個上海人就可以拉上手了。但是,三十一日,大會最終沒有通過一正二副搭檔選舉方式,也沒有通過混合直選的方式 ,而是最終通過了正、副主席分開直選,以及只要有廿名代表推舉,當場可自由報名競選正、副主席的規定。 萬潤南等人對此有異議,他們認為這好比下棋,下棋的規則可以改,但改動的規則不能對正在下的這盤棋發生效用。但他們沒有公開提出他們的意見,因為大勢已去,提了也沒有用。這個新選舉規定的得利者是民陣反萬派的楊建利,他報名參選副主席。同時也封殺了徐、王合作的所有通路。在會場上,徐對王老說,「我不得不報名參選了。」王動氣地說,「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自己的許諾你自己叻浮.敵跄銓ξ胰绾蔚赝瞥纾?Y果你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後果要由你來負。」徐遲遲沒有向大會正式報名競選主席,直至深夜。三十一日晚上十一點,再過幾個小時,選舉大會就要開始。在徐的房間,汪岷、朱嘉明向徐提供了選票預測結果。他倆肯定地對徐說,「邦泰,不要怕,我們穩贏了。就是你不出來選,我們推任何一個人都能打敗老萬。」就這一句話,使得徐下了決心。即使徐不參選主席,那麼自然也會有人出來。子夜臨近。大家派汪去王若望房間。開門的是羊子,羊子客氣地說了句,「這麼晚還忙?」聽說有重要事商量,她就出去了。汪把來意對王說了,還說,「我們建議你當名譽主席,我們保證把你推上去。」王只輕輕地說了一句話,「那就算了。」

早上, 大會進入候選人演說。徐說他在九二年報名競選的時候就表示過,假如選舉方式改變了,他將及時改變他的報名,他現在遵循的是自己的諾言。又說他和王若望之間只有協商沒有契約,在謙讓和責任之間,他選擇了後者。沮喪的萬還在房間裡睡覺,從床上被人叫了起來。王若望和胡平演講完就宣佈退場,萬潤南和馬大維也退了場,姚勇戰、倪育賢等人流著淚也跟了出去。所有人的情緒開始迸發,整個大會處於歇斯底里的狀態,好象天塌了下來。很多人哭喊,很多人叫罵,也有人以頭撞墻。退場的起先有四十多人,他們代表一些組織分部,後來陸續有人回來,最後的統計是十九名代表退場。

選舉開始。在一百十一張有效票中,徐邦泰得票七十七張,華夏子 得票五張,十七位代表投了棄權票。有些人認為徐違反自己的諾言,是「背信棄義」,為「民運中的爾虞我詐的行為開了綠燈」。老資格的胡安寧反駁說,聯合大會不是分贜會,是民主選舉,如協商管事就不需要派代表選舉。選舉結果,徐邦泰當選為主席,楊建利和張伯笠當選為副主席。朱嘉明代表大會宣告,中國最大的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現在成立了。站在一邊的徐邦泰卻一臉凝重,他怎麼也笑不出來。他最大的擔心是今後不能和台灣搞好關係。他和他的朋友們都不主張台獨,即使在壓力下,他們也不可能違背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立場。徐邦泰還想緩和和王若望的關係,他在大會上以主席的名義提議王為名譽主席,同時他又讓錢達 去勸說王回來。不一會,錢回來大聲說,王老決定回來了。會場掌聲雷動,許多人破涕為笑。「我反對!」突然,一聲大喊震驚了整個會場。 眾人掉頭一看,原來是嚴家其,不禁目瞪口呆。 嚴從座位上跳起來,衝上前台,一改以往書生本色,大聲說:王若望從他的歷史看,從來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腳跨出門檻的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結束了,民主運動不需要救世主。并不是任何不贊成共產主義及其制度的人,都是民主主義者。王若望念著大局為重,剛回頭走了兩步,有人,好象是馬大維,勸羊子說,「他要回去你必須勸阻他。」羊子說「我怎麼勸他?」那倆又說,「他要回去你就說要離緍。」那時羊子也已經暈頭轉向,不加思索,轉頭就說了。 王老楞住了,就此停住了腳步。如果只有羊子,或者只是嚴家其,王老還可能走回會場,然而內外夾擊實在使王若望無法抵禦。他的心在流血,因為沒有人理解他。

會後,退場的那批人公開表示不承認大會的合法性。支持萬潤南的德國民陣分部依然存在;萬也仍然以民陣領導人的身份發號施令。民聯在美國的一些分部也不承認民聯陣的權威,自行獨立;吳方城成了吳記民聯的主席。胡平、于大海也不肯交出「中國之春」,而于大海是承認大會合法性的,在大會的最後一刻,他還坐在主席台上并鼓了掌。王若望成立了人數不多的新組織──民主黨。然後他們各顯神通,找到了或多或少的資源,終於生存了下來,成為海外「民運」的奇觀異景。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以為民主是條溫馴的狗,可以為自己所用。如果民主不能為自己所用,那麼就不是一條好狗,那是寧可不要的。

徐邦泰的擔心是對的。會後,「三民主義大同盟」就中斷了對民聯陣的一切支持。原來徐在「中國之聲」電台的薪水是二千五百元,現在也斷了。徐邦泰為了尋找糧草,要去台灣,也沒有人願意出面邀請他。最後不得不請原是學者的朱高正先生 幫忙。會後二個月,徐等人正在為糧草發愁,台灣陸委會 副主任焦仁和突然來到舊金山邀請徐邦泰喝早茶。然後,朱嘉明一行來到了台灣訪問。在一個私人俱樂部,焦把朱介紹給一些富商大賈。他們很客氣地說,「沒問題,沒問題,你只要把銀行帳戶告訴我們,就行了。」十分簡洁,十分明暸,沒有更多的話,以後朱的帳戶裡每月多了二萬五千美金。

九三年秋天,身為民聯陣理事長的朱嘉明表示要離開這個組織。他私下說,他以前的朋友現在坐上了高位,成了中央領導,要為以後的退路著想,所以那些朋友要他棄政經商。據說揚州有一個紡織廠是屬於朱的。朱先後在澳洲和東南亞經商,最後成了奧地利維也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常駐代表處的一個美籍僱員。而朱在合併大會上的朋友們和對手們還被死死釘在中共禁止入境的黑名單上面。九三年冬,伍凡接任「中國之春」的董事長。朱沒有向伍交代出台灣給錢的渠道和帳戶。十多年了,仍然沒有人知道朱是否現在還在拿這每月二萬五千美金的台灣捐款。

九三年四月份,傅紀青、孫林在上海被公安人員抓捕。審問時,一個高級警官很得意地對他們說:「我們對王若望的情況和合併大會了解得很清楚,連他泡茶用什麼茶葉我們都一清二楚。」這話傳到王老夫婦的耳中,因為有施濱海的前例,他們不得不當真。那又是誰呢?中共國安部為海外民運的合併大會召開了慶功會。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對海外「民運」的八字評斷:「不成氣候,不足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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