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揭贪官被带走时细节:有人欲跳楼 有人被吓瘫
2016年2月17日
近日，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涉嫌受贿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早前，《廉政瞭望》杂志报道了当时王敏被带走的细节：多辆警车鸣笛进入济南市委大院，大约出动了20多名武警，几个小时后，王敏被带走。
“政事儿”注意到，2013年9月，中纪委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首次披露了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程序：受理、初步核实、立案、调查、移送审理。其中前两个步骤是在被调查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对于犯了事的“中管干部”而言，带走他们的一般是中纪委。那么问题官员都是怎样被带走的?被带走的时候他们又都上演了哪些戏码呢?
陈雪枫
与同事说话时被调查组围住并带走
今年1月16日下午，中纪委发布消息称，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雪枫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陈雪枫也成为2016年首虎。
“政事儿”注意到，十八大以来，最强中纪委打虎节奏快准狠，不少官员被“秒杀落马”，而陈雪枫就是其中一个。
陈雪枫落马前，各种会议活动均正常参加。落马前三天召开的洛阳市委全体(扩大)会议，陈雪枫还作了市委常委会2015年工作报告。就在落马前一天，陈雪枫出席了洛阳市委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还公开会见了前来洛阳考察的客人。
据媒体报道，陈雪枫就是在1月15日下午被调查组带走的。陈雪枫参加完一个会议后，正在电梯口跟市委常委某领导说话，被突然而至的调查组围住后带走。
据在场官员回忆，“整个过程非常迅速，就一小部分人看到了，当时大家都蒙了。
陈雪枫
万庆良
会议中被带走、11人押送至北京
“政事儿”注意到，很多官员是在会场上被带走的，有评论人士称，这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2014年6月27日，广东原省委常委、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在当天召开的省委会议上被纪检工作人员当众带走。
据媒体报道，随后，万庆良被直接押送北京，由11人押送，乘坐东航飞机，头等舱全部清空，并与经济舱隔离。
“政事儿”注意到，万庆良曾被称为是“60后明星官员”，在开会期间被查这件事曾引起广泛关注。而在去年年底，万庆良在庭审最后陈述阶段痛哭流涕，亦引发了关注。
万庆良庭审最后陈述时痛哭
同样在会场被带走的还有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不过与万庆良不同的是，姚木根是在外省开会期间被带走。
2014年3月21日，姚木根正在山东出席一场有关水利方面的全国会议，在会议现场，姚木根被直接带走。
据报道，中纪委此次行动也早有准备，此前中纪委相关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南下江西，一路前往山东。
姚木根被带走后，身在南昌的多名姚木根身边人员被带走。一天后，其爱人在家中被带走。
杨卫泽
发现中纪委人员后欲跳楼
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
杨卫泽于2015年1月4日落马。当天下午，杨卫泽还正主持召开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下午五点左右，会议正在进行中，市委副秘书长接到电话，通知杨卫泽去省委，后来杨卫泽亲自接听了电话，之后，民主生活会休会。杨卫泽按通知要求赶往江苏省委。
据媒体报道，民主生活会休会后，杨卫泽给几个应该一起去省里参会的人打了电话，在得到确定的消息后，杨卫泽在办公室抽了十五分钟的烟。
去到省委后，杨卫泽发现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后，立刻做出向窗户跑欲跳楼的举动，不过被摁住了。
此后，网上曝光了杨卫泽在火车站被押送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杨卫泽在火车站台上，带着白色口罩，周围有6名服装、鞋一致的年轻男子。其中5人面朝杨卫泽，前后左右360度将其包围，另有一人在周围徘徊。
“政事儿”注意到，杨卫泽的秘书、妻子以及“红颜知己”都是同一日被带走调查。
与杨卫泽类似，早在2011年，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也是被通知到省委开会被带走的。
罗荫国于2011年2月10日被通知去广州开会，讨论紫金矿业溃坝案的处理问题，车子进入广东省委大院，有人上前叫：”罗书记请你下来一下。”罗下车后随即被扣下并直接押上囚车，随行的其他茂名官员随即返回。
朱明国
在机场候机时被带走
朱明国
“政事儿”注意到，广东省原政协主席朱明国是在机场被纪委人员带走的。
2014年11月28日，原本计划外出出差的朱明国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的时候，被带走。而当日，广州至北京的飞机部分出现了延误。
此前，朱明国曾“消失3个月”。后来，广东本地媒体称朱明国在中央党校学习。
此后，朱明国自己公开谈到这三个月的学习经历时称，“每天早上6时起床，锻炼一个小时”，还“利用课余时间重读了马列的经典原著”。还提到去河南兰考焦裕禄学院和红旗学院的体验式教学经历，称自己“在历史和现实的交融中深受震撼和教育”。
仇和
在京参加完全国两会后被带走
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
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被称为“明星官员”，其仕途伴随争议屡屡升迁，直至去年两会。
2015年3月15日上午，仇和还参加了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式，并乘车返回了云南团驻地职工之家，在驻地被带走。
据媒体报道，一位和仇和住在同一楼层的云南团全国人大代表准备去餐厅吃饭，推开门后，正巧在走道里碰到仇和，跟他一起的还有几位陌生的男士。这位人大代表还问了一句，仇书记，出去呀。仇和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几分钟之后，仇和的秘书来到他的房间，替他收拾了换洗的衣服给他送去。
午间，中纪委发布了仇和落马的消息。
李春城
被带走时妄图消灭违纪证据
“政事儿”注意到，被带走的瞬间，不同官员的反应也是各不相同。
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于2012年12月2日落马，成为十八大后“首虎”。
被中纪委带走时，李春城第一反应便是消除违纪违法的证据。据媒体报道，纪检人员称李春城被控制后，“他要求上厕所，并试图抠出一张手机卡扔掉”。
相比李春城的反应，云南楚雄州委副书记杨红卫则是直接被吓瘫。
2011年4月27日，杨红卫是当晚召开的州委常委会上被带走。省纪委领导当场在大会上宣布对杨红卫实行双规，随后将其带走。
据媒体报道，杨红卫当时“被吓瘫了”，由4名警察抬走。
“政事儿”
来源：新京报即时新闻
纽时：有点上瘾：酷爱鸽子的中国维吾尔族人
2016年2月17日
中国喀什的鸽子市场，摄于去年12月。鸽迷声称维吾尔人有一千多年的养鸽历史。
丝绸之路上的喀什鸽市
在新疆喀什，鸽子对于维吾尔族男人来说，是一种爱好、一种投资，一种沉迷。虽然成本昂贵、费时费力，但这是一种成长的仪式，会教导你如何承担责任。
中国喀什——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鸽子都是城市一害，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美味食材。但在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接壤的这个古老边城，鸽子的地位要高很多，它是一种爱好、一种投资，有些人甚至爱之成癖。
周日，市中心的一个露天市场里挤满了维吾尔族男人和男孩，传统男性情谊在这里得到了狂热的、商品化的展示。他们关注的对象——其中许多身上的羽毛用色彩和褶皱进行了夸张的装点——大都显得泰然自若，任由人们戳戳点点地评价着它们的冠、喙、翼、尾。
“有点上瘾，”27岁的阿支吉·买买提(Azizjam Mamat)说，他是一家手机公司的经理，8岁的时候就开始来这个市场，现在拥有300只鸽子。“一只鸽子抵得上10个女人的爱。”
维吾尔族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突厥语系少数民族，中国在60多年前开始控制他们的传统家园，将其命名为“新疆”——普通话里是“新的边疆”的意思。而维吾尔族对鸽子的热爱早在那之前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不衰。
尽管近年来令人痛心的政府镇压行动和流血事件频频发生，这种娱乐方式仍然十分流行，在迁入新疆的数百万汉人中也有一定的影响，随着北京努力打造通往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新丝绸之路，并让喀什重新成为其中的一个枢纽，由此产生的高额国家补贴和经济机会吸引了这些汉人前来。
但在喀什鸽子市场上，主顾以维吾尔人为主，突显了在该城中占多数的维吾尔人和新来的汉人之间根深蒂固的裂痕，后者大多生活在城市另一头的一些近年开发的居住区，彼此没有交集。
在谈买卖的喧嚣声中，听不到任何普通话词语，铁笼里发出的咕咕声和翅膀的扇动声间杂其中。在一个摊位的屋顶上落着一只逃跑的鸽子，一个男人举着蝴蝶网，小心翼翼地爬向它。头顶上，一群鸽子轻盈齐整地划过朦胧的天空。
新疆的面积比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加起来还要大，在这里，人们对鸽子的偏好差异也很大。北疆人青睐赛鸽，南疆流行各种观赏鸽。这个市场是中国最大的鸽市之一，出售各种各样的鸽子，有和曼哈顿人行道上那些相似的灰色赛鸽；有白色雅各宾鸽，脖子上有一圈雅致得难以置信的羽毛；有像孔雀一样的棕色扇尾鸽；还有双脚覆盖着长羽毛的黑色球胸鸽。
“北疆人不关心颜色，只看鸽子能扑扇多少下，”30岁的毯子推销员阿鲁拉·阿布都拉(Amrula Abdula)不屑地说。“在南疆，这两方面我们都要看”。
35岁的米拉迪加·马塔立普(Miradijan Matalip)是一名邮政员工，他身旁的绿色鸟笼里装着数十只观赏鸽，只要价格合适，他就会痛快地和这些小动物道别。
“这是一种可以赚钱的爱好，”他牢牢抓住一只黑头鸽的翅膀，检查它喙里的情况，这只鸽子价值60美元。马塔立普从6岁开始养鸽子，已经养了600多只，他称其中四只鸽子的价格很高，每对超过1.5万美元。他说，“那些我是放在家里的。”
一个品种的受追捧程度是瞬息万变的。66岁的退休教师皮达伊·欧迪柯木(Pidayi Odikim)在50年的养鸽过程中看到了无数次养鸽热潮的兴起与消散。但很多维吾尔族人认为这种成本高昂、费时费力的爱好是一种成长的仪式，是教导如何承担责任的重要途径。他说，“它让男孩不再到处乱跑，而是爬上屋顶。”
养鸽爱好者称维吾尔族人养鸽子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但一些人称男人与鸽子之间的特殊纽带源于圣经——诺亚和他那只忠诚的鸽子。“从那时起，鸽子就成了具有价值的宠物，”22岁的建筑工人、收藏者木拉迪·斯迪克(Muradil Sidik)说，他每周购买鸽子的花费多达50美元。
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市场力量在中国养鸽爱好者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据称中国至少有30万养鸽爱好者。2013年，一名汉族商人花费40万美元购买一只比利时赛鸽，创下纪录，考虑到一些知名比赛会提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奖励，这是一种聪明的投资。
喀什市场上没有这种天价品种，但并不意味着维吾尔族人不愿花大价钱。15岁的玉山江·阿布杜热依木(Yusanjan Abdur Rahim)声称自己曾以2.2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一对纯种雏鸽。他说，“只要足够稀有，鸽子就像车子一样。”
这样的景象也许给人感觉与中国其他地方相去甚远，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少现代影响。假冒的普瑞纳(Purina)鸽食包装袋上标着一行让人一头雾水的拉丁字母“Biot Eounader”，一同出售的还有带编号的假冒腿环，全球各地都使用这种腿环来识别鸽子的年龄及注册机构。
43岁的阿支吉·阿兹达吾提(Azizjam Azizdawut)是一家国有电力公司的员工，他称自己已经养了几十年的鸽子，还曾在大学寝室养过鸽子。他是当地养鸽协会的会员，他记得这项爱好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一种比赛。当时新疆的赛程达到60英里。如今，在经过数十年的策略性育种和严格训练后，赛程已经超过300英里，途经大片沙漠和崎岖的山脉。
2013年，阿兹达吾提的几只鸽子在比赛中获奖，这是一种骄傲，但也夹带着一丝无奈。“赢是一种荣誉，但要付出很多，”他叹了口气说。
太阳越升越高，人群变得愈发喧闹。炎炎烈日下的男人们穿着轻便上衣，戴着维吾尔族传统的朵帕，挤在随心所欲地讨价议价的人群周围，偶尔发表一下意见。
“他开的价钱不错了，”两名男子讨价还价时，一名旁观者插话说道。
“它们很瘦，”潜在买家边说边轻轻揉摸鸽子的灰色翅膀。
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了一叠相当于60美元的钞票，遭到卖主的断然拒绝。
买主走开了。
27岁的建筑商穆罕默德·特尔固(Mehmet Torgun)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他是冲着一个具体的品种来的。问他是否找到时，他朝一只被他头冲下塞在西装口袋里的棕白两色鸽子点了点头。然后他又转身，展示藏在另一只口袋里的鸽子。这一对花了他大约14美元。
“生意还不错，我有更多钱买鸽子了，”他说。“但有时两只就够了。”
来源：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