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张学良自己所说：“我比西门庆偷情五要件，还多一件：我有权势”！那么多名门闺秀、演艺明星、小家碧玉甚至花街魁首都为他如痴如狂，不惜以身相许，与其说是他生得英俊潇洒，玉树临风，还不如说他手握重权，手中多金。本文摘自2016年1月18日铁马冰河W的博客，原题为《张学良自曝情史混乱曾拥十一姘妇》。

　　北京卫视2016年播放电视剧《少帅》，引起中国网民评价张学良的热潮

　　张学良，倜傥不羁的东北军少帅，这位家世显赫、手握重兵、富可敌国的翩翩贵公子，是位极具争议、常处于风口浪尖的现代历史人物，权势、金钱加魅力的奇妙组合使他极有女人缘，一生堪称阅女无数，众多美人儿如飞蛾扑火般自愿拜倒在他锃亮的军靴下，其感情生活之错综复杂与丰富多彩，更让众多自诩为“情圣”的登徒子们自叹不如，只有给他顶礼膜拜的份。

　　张学良最广为人知、也广受诟病的事迹是：他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九一八事变”与“西安兵谏”这两起惊心动魄的历史大事件。

　　1931年9月18日晚10点30分，在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遥控下，在板垣征四郎、建川美次等关东军首领的直接指挥下，日军第二师团3个联队、决死军一个联队赤膊上阵，兵分三路，乘月黑风高，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东北军沈阳驻地北大营围了个水泄不通。

　　北大营的驻军是东北军王以哲第七旅，见日军全副武装、来者不善，王旅长赶紧请示军属参谋长荣臻，荣臻委决不下，忙紧急致电正在北平养病的少帅张学良，请求他下达指示。

　　当晚，张学良正悠闲的与夫人于凤至、红颜知己赵四小姐在北平中和戏院欣赏梅兰芳大师的拿手好戏《宇宙峰》，闻报后急忙赶回官邸指示荣臻道：“听从命令，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命令一颁，七旅官兵抱枪痛哭，然而军令如山，除了执行又能怎样？随后日军敢死军发起了攻击，第二师团三个联队紧随其后，夜空中枪弹横飞，爆炸声震耳欲聋，七旅官兵抵敌不住，眼睁睁看着凶悍日军突进了军营，只得在长官的率领下强行突围，日军火力凶猛，东北军伤亡很大。凌晨5点，7旅主力好不容易突围至沈阳东南的一个小镇上，一清点人数，发现伤亡失踪者多达322人。此战日军只损失了区区20余人，北大营沦陷。之后，30余万器械精良的东北军面对人数远远少于自己的日军不作有效抵抗，几乎全数撤入关内，日军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极其轻微的代价迅速占领了东三省，一场更为剧烈的惊天大变局已经如箭在弦。

　　“翩翩少帅”张学良背负“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名声，面对广大东北军官兵的质疑诘问，面对有正义感的新闻机构、报章杂志对他的批评、指责甚至揶揄、嘲弄，面对“国人皆曰可杀”的腾沸物议，他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忍受。

　　1936年12月2日发生的“西安兵谏”，又称“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时任东北军领袖、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联合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在西安一举扣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后经各路人马一系列斡旋、游说方才达成共识，蒋介石有惊无险，逃过一劫，但“兵谏”过程之惊心动魄、对历史影响之诡谲深远，至今余波未平。此事件详细经过国人早已耳熟能详，各种传闻让人真假莫辨。关于事件的起因、真相、是非至今仍云遮雾罩，未有定论，孰是孰非，只能交予历史老人去评说了。

　　“玉面少帅”张学良那有些凌乱的感情生活八卦亦是人们乐此不疲的关注焦点。在16岁时，尚处于“小鲜肉”时期的张学良，便由其父张作霖包办，同辽源富商于文斗的千金，大他三岁的于凤至小姐喜结良缘，早婚做了少年新郎。于家出手豪阔，据说给于凤至的陪嫁是一家票号（银行）。张、于婚后育有三子一女四个孩子，虽是严父做主的包办婚姻，但婚后的生活也算和谐美满。

　　1926年4月，直奉大战爆发后，张学良跟随奉军退守天津，在天津期间，他依旧改不了世家子弟的潇洒做派，左搂右抱，夜夜笙歌。

　　一次，天津大华饭店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风度翩翩的张学良自然是舞会上的焦点人物，众多社交名媛浓妆淡抹、莺莺燕燕、各弄风姿，都想结识这位大名鼎鼎的风流少帅。天津达官显贵赵庆华之女、绮年玉貌的赵四小姐（赵一荻）对张学良一见倾心，年方16的她情窦初开，一见英姿焕发的英雄少帅，霎那间就有相见恨晚之感。张学良乍见此姝，也觉眼前一亮，顿时惊为天人，一段英雄美人的佳话由此铺陈开来，两人一见钟情，从此长相厮守，历经劫难而不离不弃，共同演绎了一段惊世骇俗的千古奇恋。

　　岁月倥惚，如白驹过隙。学良正妻于凤至也由最初的坚决反对到理解、容纳，她逐渐接受了以张学良秘书名义插足自己家庭生活的赵四小姐。

　　张学良有了于凤至、赵四两个如花似玉、温婉贤淑的女人，似乎并无靥足，纨绔子弟的劣性让他刹不住车，他挥金如土，吃、喝、嫖、赌、抽，无一不来，无一不精。

　　据说早年的他就已染上毒瘾，后来想尽办法都戒不掉，直到后来在欧洲求医时巧遇一德国医生，在他的帮助与医治下，这才彻底戒掉毒瘾。

　　至90高龄时，张学良回顾自己跌宕起伏且风花雪月的一生，毫不掩饰地说：“我这一辈子，什么都见过，什么都玩过，应该没有遗憾了”。《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以张的口吻如此写道“他自己说‘在两个地方一定能找到我，一是妓馆，一是赌场’”。在这本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坦然承认自己有11位情妇，其中不乏闻名遐迩之良人，也有唱戏的名角，更不乏既卖艺、又卖身的烟花女子，至于那些发生过一夜情、用后即弃的女人则数不胜数，甚至有些连长啥样都记不住了。他在自叙中坦承和自己的表嫂上过床，而那倒霉的表兄在张作霖手下做事。他毫不掩饰地说自己经常与部下的姐妹甚至妻子鬼混，和众多有夫之妇玩暧昧或直接勾引玩弄，始乱终弃。甚至有部下不堪受辱、却敢怒不敢言、只得愤而剃发出家的事发生过，其风流史冠绝古今，让人瞠目结舌。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比西门庆偷情五要件，还多一件：我有权势”！那么多名门闺秀、演艺明星、小家碧玉甚至花街魁首都为他如痴如狂，不惜以身相许，与其说是他生得英俊潇洒，玉树临风，还不如说他手握重权，手中多金，有权有势的男人对女人具有致命吸引力，从古至今皆如此。权势比魅力更具吸引力，这才使得女人们对他趋之若鹜，在这点上他倒是颇为清醒，乃至一语中的。潇洒风流的张少帅对待自己的感情问题从不遮遮掩掩，反而大大方方，将众多猛料一一和盘托出。晚年的张学良曾对人说：“人就是一张纸，你别揭穿，你要揭穿就那么回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张学良天生情种，入戏很深，并深得其中真味，他虽被老蒋软禁了大半辈子，但有美人赵四至始至终红尘相伴，也算不枉此生了。

　　有人认为张风流而不下流，也有人认为他是个如假包换的“花心大罗卜”，甚至有人把他的嫖术，美化成爱情史上能传唱千古、如鸳鸯比翼般的佳话。在这件事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聒聒噪噪，至今没有定论。

　　张学良被冠以“风流少帅”的雅号，似乎颇为贴切。岁月能沉淀一切，多少才子佳人、英雄美女、卿卿我我、恩怨情仇都已成过往云烟，抑或人生真的如纸，一揭开发现不过就那么回事，形象拷问与道德质疑之事，最好不要较真。少帅的千秋功罪与风流往事，或早已沦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翩翩少帅”张学良早已渐行渐远，他传奇般的人生、英姿勃发的背影已渐渐模糊，成为那一段峥嵘岁月所镌刻而留下的特殊历史符号。少帅张学良的一生，竟然横跨整整一个世纪，其人其事，英雄美人，爱恨情仇，夹杂着如烟家国往事，堪称一部活历史，其错综复杂，其活色生香，堪称千万根纠葛缠绕成一团的发丝，剪不断，理还乱，决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厘清捋顺并轻易就可盖棺定论的。

　　潘汉年、刘仁、冯基平、杨奇清、许建国、谢和赓，这一个个在安全战线上叱咤风云的反特专家，不曾料想竟然全部命系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这真教人平生多少感慨！本文摘自1999年7月11日《文摘报》，作者雁风，原题为《被囚秦城的反特专家》。

　　潘汉年

　　1967年底，谢富治一伙炮制了一个《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等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1968年1月3日，迫害狂康生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崔月犁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要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将他们拷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问工作。”

　　不曾料想，一个个在共和国安全战线上叱咤风云的反特专家，竟然命系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这真教人平生多少感慨！

　　潘汉年

　　潘汉年最早关在功德林监狱，1958年转入秦城监狱。经过长达八年的预审，1963年1月宣布对潘汉年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实际处理过程中，有关部门遵循了中央采取的宽大方针，宣判不久，就以“假释”方式将潘汉年从秦城监狱放出，交由公安部门管制。公安部则将他安排在近郊团河劳改农场，并让其妻董慧和潘一起生活。潘汉年还被允许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除可在附近散步、钓鱼外，还可以进城探访亲友。但是好景不长，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下达了一纸命令：将潘汉年重新收监复查。于是潘汉年夫妇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中央文革直接掌握的专案组，一反所谓“旧公检法”的方针政策而对潘汉年采取了“最革命”的专政措施：被重新收监后，潘汉年的生活标准被降到最低水平；审讯实行的是车轮战术和疲劳战术。最为残酷的是，当潘汉年已被肿瘤医院诊断患有肝癌病象时，专案组接到的命令是加紧突击审讯，抢在潘死之前挖出一切材料。从1967年夏天到1970年夏天，整整折腾了三年，潘汉年一案复查结果实际一无所获。即便如此，中央文革还是要求专案组以更加“革命”的手段为潘汉年重新定案，将潘加重改判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出党”。这一次，专案组代替了公检法，所有程序一概免去，专案组一手包办到位。1975年，潘汉年被遣送到湖南一个劳改农场继续服刑，从此告别秦城监狱。

　　刘仁

　　刘仁在担任晋察冀中央分局秘书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城工部部长期间，曾多次深入国统区，获取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

　　但什么样的功劳，到文革时都无法拯救刘仁。作为彭真的副手，他必定跌落深渊——1966年11月，在北京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刘仁被公开点名。一天深夜，一帮打手气势汹汹地闯进北京市委大楼，没有任何手续，甚至连鞋都不让穿，就把刘仁抓走了。1968年1月，刘仁被打成“反革命敌特分子”。戴上沉重的手铐，关进秦城监狱，整整五年不许家人探望。

　　1972年底，刘仁妻子甘英第一次在秦城监狱接见室看到他，这时他已骨瘦如柴。从探监所带回的刘仁的衣物中，甘英发现，所有衣物已全部发霉，毛裤、棉裤上有大小便的残迹，上衣有斑斑血痕和霉迹。可见刘仁在秦城监狱遭受了怎样残酷的折磨。

　　但是，狱中真实情况，刘仁从不向前来探视的家人诉说。只有一次，在和家人分别时，他实在压抑不住地说了一些心里话：“我这辈子什么监狱都坐过了，中国的，外国的，国民党的，‘自己的’。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我还能对狱中的看管人员做工作，还能够在他们的帮助下传送文件，组织斗争。可是……”但说到这里，刘仁再也说不下去了，只能仰天长叹。

　　1973年7月间，甘英和孩子们接到通知，去北京市第六医院专门的监护病房看刘仁，当时他的身体更虚弱了，走路拄着棍子，患了严重的肺病，甘英看他吃饭时拿碗的手颤抖着，问他为什么，他把话岔开了。孩子们出去以后，在甘英的一再追问下，刘仁才艰难地举起手让她看，示意自己在秦城监狱戴了五六年的手铐，冬天只能披着棉衣，经常感冒，营养不良，体力虚弱，终于得了肺结核病。手腕和脚腕上留下深深的伤痕。刘仁在告诉甘英这些内情后，心有余悸地对甘英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对孩子们讲，他们很难理解。不要因为我受审查，引起孩子们有不满情绪。”

　　仅仅三个月之后，刘仁病逝于第六医院。

　　冯基平

　　前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进秦城，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去秦城监狱的这条路，是他批准勘察修建的；秦城监狱，是他找人设计建造的。如今他却被关了进去。

　　在秦城监狱中，冯基平以骨头硬而著称。

　　冯基平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对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抱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但当初还只认为是山头之间的摩擦和斗争，所以只是沉默。不管如何威逼追问，就是不张口，不说话，一声不响。憋得太难受时，他把戴的假牙摘掉，说话时一个劲儿地咕咕哝哝，让审讯官一句也听不清，录音更是不知所云，不起作用。后来，面对种种诬陷，面对秦城监狱惨酷的现实，冯基平“觉得越来越不对，就豁出去啦！”奋而抗争。审讯中，他忽而拍案而起，忽而一言不发，忽而嬉笑怒骂。

　　专案组和谢富治委派的所有与冯基平打过交道的老审讯官，都亲身体验到：要制服冯基平，谈何容易。审讯他，就如同和高明的棋手对弈，对方思路敏捷，清晰地看透你的路数，出手老练，攻守自如，直捣你的要害。所以老审讯官都怕审讯冯基平。

　　在一次刑讯逼供之后，冯基平拖着镣铐回他的监号。通过楼道时，他突然又高呼口号：

　　“难友们，联合起来，打倒法西斯专政！”

　　专案组的人吓得仓皇失措。几个看守蜂拥而上，又按胳膊又堵嘴，专案组的人则在一旁吼：“不要叫他放毒！”

　　发生了这起事件后，冯基平被剥夺了放风的权利，并被关进封闭式的重犯隔离室。重犯隔离室无窗、无灯，墙四壁贴了有弹性的橡胶皮，即使撞墙也无法自杀。

　　时间到了1972年12月，毛泽东指示废除监狱中的法西斯式审讯方式，周恩来也下令彻查并严惩监狱中的法西斯暴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专案组才给冯基平摘下戴了四年的“背铐”。

　　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委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大会，为北京公安局“冯邢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平反。

　　杨奇清

　　杨奇清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新中国反间谍斗争的几个主要战役，都是他直接指挥的。

　　一是侦破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特务案。北平和平解放前，国民党保密局潜伏下大批特务，千方百计打入我要害机关，窃取情报、放毒、暗杀，甚至组织暴动。面对这种局面，杨奇清亲自部署，并委派得力干部，到北平市公安局参加肃清敌特的斗争，迅速侦破以江洪涛为首的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特务案，该纵队特务无一漏网，有效地保障了我北平和我首脑部门的安全。

　　二是炮轰天安门案。在杨奇清的周密部署下，敌对势力炮轰天安门的计划流产，意大利间谍李安东、日本间谍山口隆一等所有参与此案的主犯全部束手就擒。

　　三是崔铎行刺案。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将参加北平市庆祝建党二十八周年的群众集会，国民党保密局派出王牌杀手，准备混进集会中刺杀毛泽东。但杨奇清早为崔铎布下陷阱。毛泽东专车尚未开出，崔铎就已经被关在牢笼之中了。

　　四是东北铁路爆炸案。1949年冬，毛泽东出访苏联，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东北技术纵队”前往哈尔滨郊区袭击毛泽东专列，但由于杨奇清措施得力，“东北技术纵队”一干人马全部落网，毛泽东专列安全通过。

　　1955年，台湾当局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谋杀周恩来未遂，不甘心，马上派出一个二十六人组成的暗杀团，潜入印尼。因杨奇清随周恩来行动，防范严密，台湾杀手根本没有机会接近周恩来，无功而返。

　　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其他恐怖事件，都被杨奇清一一挫败。

　　杨奇清堪称是一面超级盾牌，有效地保障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但他无力保障自己的安全。文革刚刚爆发，他就被关进他下令修建的秦城监狱，在那里领教了法西斯专政的滋味——经常遭到毒打，以致肺部被打成严重内伤，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许建国

　　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922年入党。1948年石家庄解放，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许建国出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建国初发生潘汉年案，许建国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任上调上海，出任上海市委常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同时兼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

　　就在上海工作期间，许建国无意中触犯了江青，惹出一桩弥天大祸。

　　许上任不久，即1954年3月，上海发生一起举报事件——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向中央揭露江青问题。江青闻讯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要求布置追查。出面抓这个案子的是公安部长罗瑞卿，上海是案发地，许建国自然负有追查之责。江青怀疑匿名信出自扬帆之手，同年12月31日，扬帆被捕。而经由此案知道了江青隐情的许建国，江青也不会放过。1967年许建国被逮捕，和扬帆一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几年后出狱，无家可归——已经妻离子散了，被安置在安徽六安“养起来”。1977年初患肺癌，同年10月便与世长辞。

　　谢和赓

　　30年代初期，谢和赓本来在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身边工作。中共为了争取桂系反蒋抗日，想办法让他打进桂系上层。谢和赓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给中共搜集了许多绝密情报。

　　但赫赫奇勋没有能够庇护谢和赓，早在1957年，谢和赓就被打成右派，送往东北劳改，差点死在劳改营——埋头伐木的他被一棵大树砸倒。幸好砸中他的只是树梢，虽然腰部受伤，但毕竟拣回了一条性命。周恩来和董必武得知谢和赓的处境，相继出面干预，谢和赓这才告别劳改营，重返北京。文化大革命更是谢和赓的劫数 ——1967年7月1日，在江青的授意下，一伙造反派乘坐汽车，挥舞着木棒钢鞭，直扑香山狼见沟的谢和赓寓所，不由分说地将谢和赓和病卧在床的谢和赓夫人强行抓走，双双投进了秦城监狱。谢和赓夫妇被分别关押，彼此不知对方身在何处。

　　秦城囚徒中，一般都是妻子受丈夫株连，像谢和赓这样丈夫受妻子株连的，确是罕见的一例。

　　谢和赓妻子何许人也？大名鼎鼎的王莹，即当年在上海滩与江青争演《赛金花》的红影星王莹是也。

　　1942年，受周恩来委派，谢和赓、王莹联袂赴美。王莹经常开展宣传中国抗战的演唱活动，以引起美国及全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热切关注；谢和赓则接办了华侨报纸《纽约新报》，利用这个舆论阵地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他们的国际统战工作卓有成效，受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乃至罗斯福总统和夫人的高度评价。 50年代归国之后，本来非常活跃的王莹却一反常态地沉寂了下来。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归国不久谢和赓就被打成了右派，王莹多少要受影响，不好抛头露面；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王莹太了解江青的为人。文革爆发之初，江青没费多大力气，就查到了王莹夫妇的踪迹，一声令下，便夫妻双双进秦城。谢和赓本来就是 “右派”，给他定罪自是易如反掌；要给王莹定罪也不难——-她在美国呆了十多年，管她实际上受谁的指派去美国、管她实际上在美国干什么，于是，“美国特务”、“叛徒”等一个个罪名泰山压顶般地落到了王莹的头上。

　　和其他受害者一样，谢和赓在秦城备受摧残，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不久他就两耳失聪，不能言语。终日呆呆地望着囚室那高高的小窗，无声地念叨着王莹的名字。他不知道，王莹比他的遭遇更惨。

　　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谢和赓和王莹的情况，立即指示有关部门释放谢和赓出狱治病，谢和赓总算重见天日。刚刚恢复自由的谢和赓，迫不及待地要带上妻子回家，医护人员给他的却是一张写着王莹囚号“6742”的死亡通知单。巨大的精神打击使这个坚强的汉子再也撑不住了，他眼前一黑，当即晕倒在地，人事不省。医生马上进行紧急抢救，仍然无效。后经医院专家诊断告知：谢和赓已因丧失思维能力而成了精神上的废人。当他被当年住在狼见沟的乡亲们接回去之后，已经不会说话，不会哭笑，他能做的只是成天目光呆滞地看着他和王莹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