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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善最乐，读书更佳 （书法）

    上海夜景
    
    今年春节期间，关于农村现状及农村出身者命运的文章特别多，讨论也颇为激烈，引发这场讨论的主因是那篇上海女因一顿饭逃离江西男友家的故事。这个故事触动了中国那根最敏感的社会神经：农村底层青年的社会上升管道已变得极其狭窄。如今关于这一讨论的情绪宣泄期已经过去，我想写篇文章分析在中国这个身份型社会中，哪些因素将决定一位当代中国人的命运。
    
    身份型社会的特点是上升通道狭窄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使用“身份型社会”这一词汇来概括中共治下的中国。所谓“身份型社会”，意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由血缘决定，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
    
    中共统治长达67年，其中只有从邓小平倡言改革开放的1978年-2003年，身份型特点淡化，社会成员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毛时代是逆向身份歧视，即将一切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的精英阶层与政治异己贬为政治贱民，一切社会上升通道如升学、参军，以及就业机会（招工）等，全部向这些政治贱民的家庭成员关闭。1978年至2003年这段时期，社会中下层成员的子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还能获得一些上升与较好的就业机会。 从社会上升机会的多寡来看，机会最多的是1978年至2003年这段时期，特别是文革前大学毕业者，以及1977-1979那三届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者，其中有不少是文革十年沉淀的人才。政治上，他们正逢邓小平当时重用知识分子，并设立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三标准，启用一代新人；经济上，他们赶上了1992年体制向商界输送人才与机会。这些人当中后来不少成为精英阶层。近几年反腐中倒下的不少40后、50后“苦孩子”出身的高官，基本上就是这一段时期得到上升机会的。
    
    但这种对全社会开放的社会上升通道时间不长，随着新精英（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官、商）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的成年子女陆续进入社会并占据有利的社会位置之后，社会上升通道日渐变得狭窄，中低层社会成员当中仅有少数人能够得到上升机会，社会阶层渐渐出现固化现象。农村出身的青年，在大学毕业后常面临一职难求的困局。这与中国城市化特点有关。中国由房地产导向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于其他国家，是一个伪城市化过程，即农地因征地的关系不断在减少，但城市并没有相应的工作机会提供给失去土地的农民。
    
    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资本”的跨世代转移已经成为既定格局。资本世代转移的含义之一是，出身于何种家庭决定了一个人的起跑线。
    
    这种跨世代转移主要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但有不少亦发生于岳父母与女婿之间。这一研究注重“裙带关系”（kinship）对个人成功的影响，尤其适用于亚洲文化，因为亚洲国家的人治色彩非常浓厚，裙带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无论何种类型家庭都“少子化”，因此，在中国这个身份型社会里，除了“拼爹一族”可以大展身手之外，优秀者还可以创造条件，攀龙附凤，成为“靠岳父一族”，
    
    出身于一、二线城市的官宦与富裕家庭者，因家庭条件优越，可以为子女支付昂贵的教育费用，包括本地优质的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以及聘请昂贵的家庭教师，让子女赢在起跑线上，最后出国留学。出身于不同类型家庭的孩子，即使资质差别不多，因教育投入不同，在高中阶段拥有的“资本”已经不同，成为是否能进美英名校的决定因素。
    
    这类家庭出身的孩子基本上前途无忧，官二代找工作可通过家族资源安排，富二代可继承家业。
    
    如果出身于城市的普通家庭，则看其父母素养。少数天姿聪明的孩子经过父母精心培养，也许能够与官宦及富裕家庭的孩子相侔，通过考取本国的名牌大学再争取考奖学金出国，其余的注定输在起跑线上。前些年有不少调查谈到，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中，农村出身的学子越来越少，原因就在这里。
    
    出身于农村家庭的青年，所处地区是经济发达还是穷困地区，以及家庭子女数目多少等，都会成为个人未来命运的决定因素。概言之，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一般会好一些，农村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也会多一些；穷困地区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远少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此外，子女少的家庭给子女的教育投入相对会多，子女多的家庭则在投入上只能挑选，一般会将投入集中在相对聪明努力的男孩身上，放弃女孩或者其他的孩子。
    
    婚姻是仅次于母体的决定命运的第二重要因素
    
    号称“经济学帝国的最大殖民者”格雷·贝克的《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1981] ）奠定了以家庭为本体的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基础，堪称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贝克对人类婚姻、离婚、生育决策、儿童教育决策提供了标准解释，正是这些解释，使得这本书广受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少数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注意。1992年，贝克因其“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这一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本书集中论证了婚姻市场的基本定理：正向的配对组合──类似者配对是最合适的。贝克解释说，家计单位所追求的“商品产出”并不同于国民生产总值通常认定和衡量的商品，而是包含了小孩子的量和质、性行为的满足，以及其他从未被国民产出包括在内的商品。假设每个男女都只关心他（她）自己的“私人”福祉，而不关心社会福祉，但为了追求私利，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婚姻市场中具竞争性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而去追求总和产出的最大化。
    
    中国现在最有名的攀龙附凤婚姻，可用邓小平孙驸马安邦董事长吴小晖为例。资质极高的吴小晖，两次婚姻都成为他人生起跳的有力撑杆，在中国、台湾、香港，包括日本，都知道“娶富家千金（官家小姐）可以少奋斗二、三十年”这一事实。
    
    明白这个道理，就会明白，上海女逃离江西男这一现象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江西男”类型家庭的中国特色
    
    写到这里，也许读者会说，这种情况在欧洲、美国也会不同程度出现，中国有什么特殊的呢？
    
    青年依靠家世赢在起跑线上这点，西方社会也普遍存在。但西方社会与中国的不同之处才是最重要的：政治世家出身者如果想从政，必须经过民选；出身中产与底层的青年只要努力，也会有很多机会。美国的索罗斯、布林（Google创始人之一），巴菲特等成功者都是移民后裔。
    
    除此之外，与中国相比，美国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即美国是个讲究个人责任、鼓励个人奋斗的社会，一个人成功了，不需要携带其不够资格的家庭成员“升天”，比如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他的亲弟弟继续在中国南方漂流；在中国，一人得道，携带本家的鸡犬升天，却是伦理责任。例如周永康就必须帮助其农民兄弟家庭发财致富。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曾发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其亲身经历谈到多年来她与农村出身的丈夫共同面对、处理以及遭遇的很多家庭琐事，指出这些琐事与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透过各种细节，她说明了一点，农村出身者“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其家族的命运便几乎永无可能改变。
    
    理解了这点，也就会明白上海女逃离江西男究竟是逃离什么。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拖拽的一条粗重尾巴，这条尾巴上集中了中国社会所有的痛感神经：贫穷、污染、从精神到生态环境都陷入全面破败（沦陷）之中，以及难以承受的家族重负。
    
    在中国，因为伦理责任，婚姻并非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黄灯女士的故事说明，与一位农村出生的男子结婚后，意味着一生一世对那个家庭永无休止的付出。这是无数城市男女青年择偶时面对农村家庭产生犹豫的原因。
    
    每个社会都有贫富差距，中国特色在于：权贵阶层在非常短的30多年之内，通过权力垄断资源分配形成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垄断机会造成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让社会很快陷入阶层固化的困境。这种社会必将成为滋生非民主革命的最佳土壤。
    
    来源：美国之音

    
    事实证明，这位“佛教总统”其实是“盗墓专家”。
    
    早在2000年3月10日，就有记者提问读者两个问题：你知道宋六陵是什么吗？如果知道，你知道宋六陵在哪里吗？
    
    六个皇帝的陵区，而且是江南惟一的大型皇家陵区，坐落在绍兴县皋埠镇上蒋乡牌口村（原为上皇村）宝山下，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当年规模恢宏的南宋皇陵现在怎么样了？
    
    记者前往探访，所见所闻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当年威名显赫的南宋皇陵吗？
    
    春雨淅淅沥沥，在浙江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专家褚良才博士的引路下，记者一行驱车前往绍兴南宋皇陵。令我们惊讶的是，在南宋皇陵的“护陵小镇——皋埠镇，附近的村民压根不知道自己的家门口还有一处名为“宋六陵”的皇家遗址，我们的采访车在这个弹丸之地兜了近一个小时的圈子，才到达目的地。
    
    褚良才博士是重建皇陵的倡导者，面对此情此景，他感叹道，重建南宋皇陵，这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研究、批准，但是现在看来，当务之急是要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南宋皇陵在历史、文化、旅游等方面的重大价值。
    
    一、多灾多难的宋六陵
    
    公元1131年，选址筑陵就被提上了议程，这也着实让宫内的大臣们费了一番脑筋。因为北宋的陵墓在中原一带，而当时中原又被金兵占领。有一位大臣上奏，先把太后暂葬在江南，等收复中原以后再回迁。
    
    北宋皇陵位于河南巩县，它的东南面有一座山叫青龙山（青龙是古代吉祥的象征），而绍兴县皋埠镇牌口村的东南面也有一座青龙山。为了承袭先朝的遗风，南宋皇陵就定在了这里，宋六陵因此而建。然而，南宋王朝怎么也没想到，当初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并不能使南宋逃脱亡国的厄运，更不用说迁葬中原了。
    
    1278年，南宋刚灭亡。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的西域僧人杨琏真珈就盯上了宋六陵。他暗中勾结了一批恶僧奸徒，率领大队人马开进陵区。这帮利欲熏心的恶徒蜂拥而上，用铁钎、铁铲等工具，先后砸开永茂陵、永穆陵、永绍陵和宁宗仁烈皇后的地宫，劈开帝王棺椁，哄抢墓中数目惊人的奇珍异宝。他们甚至丧心病狂地把宋理宗赵昀的尸体从永穆陵中挖出，倒挂在树上三天三夜，并割下其头颅，做成饮食用具。杨琏真珈为了能招福祛灾，天天用它来饮酒取乐。这次疯狂的盗墓共挖掘了宋六陵中的101座墓，当时，历代帝后、皇亲国戚和百余名朝廷大臣的骨骸被随意乱抛，一片狼藉。不久，这些骨骸神秘失踪。
    
    时光流逝，而后的宋六陵依然多灾多难，清代和汪伪政权时又有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对之多次盗掘，再经过文革时期的浩劫，宋六陵的地面建筑至此几不复存。
    
    二、罕见遗迹今犹在
    
    汽车蜿蜒在皇陵区的羊肠小道，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碧绿茶园，远处几丛高耸入云的百年古松依稀昭示着南宋皇陵曾经有过的恢宏气势。皇陵北区内的原绍兴师专大门紧闭，且已生锈，周遭的寂寥空旷透着些许神秘。
    
    虽然宋六陵因为盗墓者肆无忌惮的盗掘而没能得以完整保留，但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室主任陈元甫认为：“虽然当时杨琏真珈等人盗掘了许多稀世珍宝，但从我们考古角度来看，当时的很多器物，哪怕是碎瓷片、碎瓦片之类的，都是极具价值的，我们都应该把它们保护起来。开发宋六陵，进行考古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宋代文化和宋代文明。
    
    褚良才博士对南宋皇陵已经作了20年考证，他在刚完稿的《南宋皇陵史稿》一书中指出：“杨琏真珈盗墓时为1278年，而宋高宗和宋孝宗死的时候是1187年和1194年，两者相距才91年和84年，但杨琏真珈等盗墓者竟发现高宗‘骨发尽化’，孝宗‘蜕化无余，止有顶骨小片’，据考古科学验证，这很难令人信服。因此有人怀疑：南宋遗民及后世人对当时盗墓的程度和规模是否有所夸大。”另据民间传说，宋六陵的墓室中还有防盗的咒语和毒虫，当年直接进入墓室的人，不久都“双股溃烂，十指坠落。
    
    记者通过大量事实的调查和对有关文献的研究也发现，在这高大松林荫蔽下的皇陵区里依然存在不少宝贵的历史遗迹。
    
    据原绍兴文理学院陈祖楠院长介绍，当年绍兴师范学校（即后来的绍兴师专，校址在南宋皇陵区内，现在已改为绍兴文理学院，并已迁出）刚刚搬来的时候，每一丛松树下面的皇陵都有一个小土堆坟包，并且有个标志。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皇陵遭殃了，所有的土堆都扒平了。当时，学校还挖了两口井，在挖井的时候曾挖到地下皇陵墓道，用青砖交错砌建而成，保存还相当完整。现在，记者看到这两口井依然存在，井旁杂草丛生，井水清澈。
    
    绍兴文理学院邹志方教授说，30多年以前，在他原学校宿舍前面就有一块“宋理宗永穆陵碑”，保存得相当完好，这与有关人士在浙江图书馆查到的明代“宋理宗皇帝陵”碑拓片相吻合。而如今，这块青石墓碑已经断成三块，但依然棱角分明，已被用作墙基石压在了原绍兴师专校园一个平房的墙壁下面，擦去覆盖在上面的枯叶和泥灰，雕刻在墓碑上的石刻云龙纹清晰可见。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还了解到，当地的老百姓都曾或多或少地见到过这里的宋代遗物。牌口村老人苏梓江说：“几十年前深翻土地时，曾挖掘到两坛装满宋代钱币的罐子。我还发现在永思陵松林深土下有二尺宽、一丈多长的青石板（此与史书记载的盖墓条石形状一致）。”
    
    近年，又有人在当地发现“皇帝永绍陵”、“皇帝永茂陵”和“帝陵”的残碑，有关文保单位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
    
    三、不该遭受的冷遇
    
    在历史上，宋六陵曾有过多次重建。明初朱元璋曾下诏令重新修复宋六陵，并将每座陵都重新立碑，派专人守陵，划出近四千亩山地作为禁区。这是历史上对宋六陵最大规模的重建。当时，这里是一片茂林。我们看到的松群就是当时所植。明孝帝弘治年间及清朝雍正时期都曾派专人修缮过陵园。
    
    但是现在，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皇陵区内那批有几百年树龄的松林正在大量减少。记者在采访时看到，每一座陵上的松树丛仅剩下20至30株，而几十年前约有50至60株。在皇陵的南北两区，我们发现了多株枯死的古松，其原因一是台风所致，二是大量白蚁啃蚀古松根部所致。如果再不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抢救保护，恐怕不久，这些惟一能辨别陵墓的标志也将荡然无存。
    
    我们的采访一直在不解与疑惑中进行：诸如明十三陵、清东陵等历代陵园地宫都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保护。南宋共有9个皇帝，最后两个才几岁的小皇帝宋端宗、宋少帝的墓地都已被当地政府重建。
    
    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城，浙江也是一个集文化、旅游、经济等方面于一体的江南大省，而南宋皇陵是江南惟一的大型帝王陵墓群。有关专家认为重建宋六陵意义重大。一位国内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几次到绍兴都提起，宋六陵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应加以重建，并进行研究、保护和开发。
    
    重建宋六陵，首先能开发现存的旅游资源，又能丰富文化内涵。况且南宋皇陵距绍兴城区仅20分钟车程，我们可以大做这篇旅游文章。其次，重建以后的南宋皇陵可以作为一个南宋历史博物馆，让世人更多地、更直观地了解南宋当时的建筑、风俗、礼制等；再次，还可以把宋六陵遗址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岳飞、文天祥、陆游等名人的历史故事千古流传。如若在陵区建一座《南宋史馆》，展示南宋历史的兴衰，还可启迪后人。所有这一切，都具有极厚重的文化内涵。人们可以花巨资建立一个原本不存在的“宋城”，为何不能在已有遗址的基础上重建南宋皇陵呢？
    
    四、珍贵古图“露脸”
    
    宋六陵由于遭到了多次劫难，一切都变得那样凌乱不全，这无疑为重建宋六陵带来了极大困难。对此，我们找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一幅宋六陵古图。
    
    这是一幅康熙年间遗留的明代重建宋六陵的古图，为重建南宋皇陵提供了最翔实、最可靠的历史资料。该图详细、清楚地标出了南宋六个帝王陵墓的具体位置和形状，还标明整个陵园其他主要建筑的情况。
    
    经有关建筑设计专家估算，按古图重建全部陵区约需一千万元，这其中包括六个皇陵以及周围的宰牲厅、斋宿、井亭、太宁桥、太宁寺、通泰桥、神道等，还有皇陵区旁很有民族气节、教育意义的“双义祠，并可附带重新修建当年被称为“御河”上的拱陵桥等五座桥。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原绍兴师专所在地（今闲置不用）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具有独特的人文资源和地理资源，配套建立度假村也未尝不可。
    
    五、重建不会“伤筋动骨”
    
    我们知道，在杭州凤凰山有一座南宋皇城，一些专家曾提出重建皇城。但重建皇城不仅规模庞大，且涉及到大量居民的迁移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目前重建可能性不大。
    
    然而，重建宋六陵不同于重建“南宋皇城。我们在陵区现场看到，原绍兴师专的校舍已经荒废，现在的“宋六陵”皇陵区只是一个中日合资的茶园，除了茶园的办公用房以外，没有其他建筑物。如果要重建宋六陵，不需要大规模搬迁拆房，花费不大。惟一需要搬迁的茶园办公室用房，只需北迁100多米即可。而且重建皇陵不需进行大规模动土，地下文物不会受到不必要的损害。
    
    按照有关专家的估算，如果按照康熙时期遗留下来的六陵古图建造整个皇陵区，只需要1000平方米的用地面积就够了。
    
    美好的设想终究是虚幻，我们的采访车缓缓驶离南宋皇陵，但一长串的疑问始终无法从我们心中抹去：宋六陵能被重建吗？会重建吗？谁来重建？
    
    ······
    
    六、
    
    上述悲惨的古往今来，令人想起“赵宋亡国，良有以也”！
    
    同时也揭示了“江南释教总统”最为佛教的代表人物，所显示的真面目。这个西域僧人货真价实的“胡作非为”，凸现了佛教这种外来宗教，以其特有的极端虚无主义，对中国社会所发挥的巨大解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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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杨琏真迦，唐兀（党项）人，僧侣。杨琏真迦，唐兀（党项）人，僧侣。至元十四年（1277），任元朝江南释教都总统 （后改江淮释教都总统），掌江南佛教事务。次年，在宰相桑哥支持下，盗掘钱塘、绍兴宋陵，窃取陵中珍宝，弃尸骨于草莽之间。绍兴人唐珏等以假骨易诸帝遗骨，葬于兰亭，植冬青树为识。后杨琏真伽复取假骨，杂以牛马枯骨，在临安故宫中筑白塔镇压，名曰“镇本”。
    
    元世祖的时候，江南释教总摄西僧杨琏真伽与演福寺僧允泽等人在宰相桑哥的支持下，遍掘诸陵，这是江南六陵遭到最大的一次洗劫。杨琏真伽和僧允泽率领部众蜂拥到陵前，陵使竭力抗争，不让他们开陵。允泽拔刀相逼，陵使无奈大哭而去。盗贼们打开理宗的棺盖时，一股白气冲出，只见理宗安卧如睡，珠光宝气，萦绕其身。棺底垫着织棉，包着金丝网罩。棺中的宝物被抢劫一空后，歹徒又把理宗的尸体倒挂，撬走口内含的夜明珠，沥取腹内的水银。理宗原想保护自己的尸体不朽，却不知落到如此的下场。
    
    据史料记载，他们得到“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交加白齿梳”、“香骨案”、“伏虎枕”、“穿云琴”、“金猫睛”、“鱼影琼扇柄”等诸多珍宝。而帝王尸骨却抛弃在草莽之间。当时有绍兴人唐珏，闻之悲痛不已。当下典当家产，私下备酒宴，邀请乡里少壮辈。酒至半酣，唐珏突然说：“今请诸君协力，前往收埋先帝尸骨，如何？”有一人问道：“山上将官把手，虎视眈眈，事情一旦暴露，如何是好？”唐珏说：“此事我早已运筹，今四郊荒野多露白骨，何不以假乱真，取而代之呢？”大家应诺。唐珏拿出备好的木匣若干只，上面复以黄色丝绢，署上帝名、陵名，分头趁月色潜入陵山，自永思陵以下，随号将诸帝遗骸分别收藏起来，埋在宝山之阴天章寺前，种上冬青树，以为标志。第二天凌晨，唐珏出百金，酬谢众人，七日之后，杨琏真伽复取理宗头颅，截为饮器，有下令裹取诸帝骨骸，部众只得杂以牛马枯骨拾来，在临安故宫中“筑一高十三丈的白塔压之，名曰镇本”，以示制胜江南人民之意。江南人民目不忍睹，《南宋杂事诗》有云：
    
    故宫思见旧冬青，一塔如山塞涕零。
    
    领访鱼影香骨案，更从何处哭哭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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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元代管理江南诸路释教寺院僧尼机构。至元元年（1264），置总制院（后改名宣政院）命八思巴领院事，以管理全国佛教及吐蕃全境事务。十六年（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于江南诸路设释教总统所，先后任命僧官为总统、总摄，管理地方寺院僧尼，为总制院或宣政院驻江南机构。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