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總有寫不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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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大約是當代中國最富爭議的話題之一了。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留在延安》是北京知青依夫對自己紮根延安的記錄，又爲這個話題增添了一則鮮活的案例。
作者依夫四十年前是北京工業學院附中的學生，在聽了一場關于延安精神的演講後，他滿懷雄心，報名去延安當了知青。據調查，目前像他這樣戶口仍留在延安且仍在崗工作的知青，總計不超過十個人。
現在的年輕人，對于知青是怎麽回事，大多不太清楚。好在一批知青作家不斷有文學、影視作品問世，才讓知青及那段曆史沒有完全淡出人們的視野。早期的《蹉跎歲月》《孽債》《年輪》，近年的《北風那個吹》《知青》等等，都是頗具影響的作品。這些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以其爲底本的影視劇，往往情節跌宕，並伴隨著激烈爭論，有人說真，有人說假。
小說抑或影視，都屬虛構，不能要求它完全等同生活本身。而有過知青經曆的人，對那段歲月大相徑庭的評判，則是因爲這個群體人數太多，曆時太長，情況太複雜。不同的人，自信滿滿地根據親身經曆講故事，當然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本書的作者是1976年高中畢業後去陝西省吳起縣插的隊，應該算是“小插”了，早在他插隊的二十年前，即1955年，城市知青上山下鄉就開始了。中國政府在這一年號召城市中不能升學或失業的中小學畢業生到農村去，試圖把解決城市失業同改變農村落後狀況結合起來。
當時高中、大學教育並不普及，絕大多數青年在中學畢業後無法像今天一樣，自然地升入更高一級學府，就業壓力空前。于是，官方從1962年起在全國範圍有組織、有計劃地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讓生長在城鎮的初、高中畢業生下鄉落戶務農，僅靠自覺、動員是遠遠不夠的。各級地方組織爲完成這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只能不擇手段。從1962年秋至1966年夏，全國共有約130萬城鎮知識青年奔赴農村和邊疆。
“文化大革命”爆發，打斷了上山下鄉運動的正常進程，初、高中學生都成了“紅衛兵”，停課鬧革命。全國大專院校招生中斷，工廠招工減少。到1968年底，全國積壓了三年的在校初、高中畢業生突破一千萬人。後來，人們習慣地把1966、1967、1968年這三屆初、高中畢業生合稱“老三屆”。今天人們了解的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正是從老三屆開始的。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刊出了毛澤東的批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于是老三屆畢業生除一些“天之驕子”能留城、參軍外，絕大部分都上山下鄉了。在老三屆學生的畢業證書上，赫然印著懾人心魄的“最高指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衆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衆相結合。”以此爲起點，直至1979年，全國共有1700萬城鎮知識青年被送往農村去戰天鬥地了。
關于知青的去向，亦有很大區別。大部分知青是到農村“插隊落戶”，還有一部分則是去了各地組建的“生産建設兵團”，雖然也是務農，但他們屯墾與備戰兼顧，過的是准軍事化生活。到1970年，全國共組建了新疆、黑龍江、內蒙古、蘭州、廣州、江蘇、安徽、福建、雲南、浙江、山東、湖北共12個“生産建設兵團”以及西藏、江西、廣西的3個農墾師。據解放軍總參謀部統計，至1972年人員基本飽和爲止，全國生産建設兵團共接收知青近110萬人。其中，1968年6月組建的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截至1975年底，共接收下鄉知青39萬余人，爲規模最大者，其余各兵團接收知青數萬至十數萬不等。
生産建設兵團屬于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管理嚴格，政治活動多，勞動強度大，但通常能拿到固定工資（每月30元左右）、有較先進的農用機械，吃飯在食堂，住宿在集體宿舍，每年（或每兩年）有探親假（報銷路費），所以生活相對穩定。而插隊知青，口糧僅由國家供應一年，以後就只能自己掙工分，一個工分幾分錢，而且很難掙到最高的每日10分，所有花費都是自己支付，通常不到10人在一個生産隊中，住宿很差，自己做飯，在很多地方，苦幹一年的收入，還不夠支付回家的路費，所以大多數插隊知青要靠父母貼補，而且自1969年就開始各找門路，力爭早日離開農村。
插隊知青的日子本來就苦，如果再趕上個素質低劣、品行不端的當地幹部，那就苦到家了。因爲他們的戶口及糧油關系都被固定在當地，沒有相關組織的證明信，幾乎寸步難行。這種情況直到“李慶霖事件”後才有所改觀。
李慶霖是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的教師。1972年12月20日，他公然上書毛澤東，痛陳其子插隊落戶之苦。毛讀過信後，大爲感觸，1973年4月25日親自給李複信：“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此信被中共中央印發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級黨委，並傳達到下鄉知青和廣大群衆，對知青的補貼及保護政策隨之恢複。比如，知青大多被安排爲農村學校教師、生産隊記工員、赤腳醫生、大隊與公社宣傳隊隊員等。這些工作的勞動強度相對較低，還有一定工分補貼。
由于以上種種，決定了知青命運和感受的複雜。本書作者插隊時，知青的待遇已經大爲提高。書中說，當地一戶農民都准備舉家去要飯了，知青卻依然有吃有穿。作者本人最終留在了延安。據稱，當年像他這樣最終留在當地的知識青年，全國有數十萬人。
依夫的這部書，具體地反映了這數十萬人的生活和思想變化軌迹。這部書完全不同于那些返城知青寫的青春記憶，也不像某些發達人物寫的對艱難歲月的追思回望，當然更不是對陳年往事流水賬式的記錄。作者是在給讀者講述一個個親身經曆的、看似平凡卻能給他深刻啓迪的人物和故事，雖不是小說、劇本，卻更加鮮活動人。
在他的書中，讀者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生活在底層的勞動者，卻有著能打動人、塑造人靈魂的言行和境界。作者在精神上，與他們融爲一體了。這也許就是依夫最終選擇留在延安，並幾十年不願離開的原因。
馮瑤，《中華讀書報》
《留在延安——一位北京知青的心靈隨筆》，依夫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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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大陆提倡儒家是儒家的死亡之吻
—— 新亚書院65周年座谈會问答
作者：余英时
提问：大陆最高領導人最近去過曲阜孔廟，也在最近几個全國性的大會上提出對孔子對中國傳统文化的價值，要回歸這個價值，以及對未来發展的意義。剛才谈话中我也非常感佩您[繼承的]錢穆先生這種新亚精神，以及剛才您所追隨的救世的這種態度。從香港的發展来看终究最後要受到很强的大陆的影響，那么您怎樣来看目前中國最高領導人這種從上而下的推動對中國傳统文化的回歸所帶来的這種您所讲的對文化生態的影響，估計這一代領導人在他任內十年這個环境裏面我們能有什么期待？這種東西的發展以及對香港未来的意義在哪裏？希望能夠聽到您的指點。
余英时：让我来谈谈儒家的问題，這個问題我在不同的場合都说過，但在香港我还没有機會面對面的跟這么多的聽衆交谈，我想说几句话：
儒家是可以被利用的。傳统的儒家，就是皇帝所尊崇的儒家，三綱五常的儒家，不許犯上作亂的儒家，這是傳统的王權皇朝所推崇的東西。這個東西我們在西方做研究的人常常稱它爲制度性的儒家，叫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這跟真正的儒家，帶有我剛才说的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是不相同的。
中國曆史上向来就有两個[儒家]，一個是被迫害的儒家，一個是迫害人的儒家。所以大陆[某組織尊崇]儒家在我看来有一個跟[迫害人的]傳统相同之處，就是它從前是一個批评儒家最激烈的团體，把孔子稱之爲孔老二，说孔老二如何如何不成材，还有人甚至还问，是哪一個人把孔老二介紹入党的（笑），所以当时的侮辱簡直無所不至了。可是一轉眼，孔子忽然紅起来了，現在全世界有几百個孔子學院，在中國也大大提倡儒家，號稱新儒家的非常多。像唐君毅先生我剛才说的，他能真的創造一種新的儒家，是唐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包括牟宗三先生，包括徐复觀先生，张君劢先生等等。他們提倡的儒家是一種真正學術性的儒家、批判性的儒家，而絕對不是叫人不要犯上作亂的儒家。
所以我常常说，大陆現在提倡儒家，至少給我個人来讲，造成很大的困難，我已經不大敢讲儒家两個字了，因爲我一讲儒家，別人就會想当然的認爲我和中國大陆官方對儒家采取的態度是一致的。所以在大陆，某組織提倡儒家，在我個人看来，是一種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OK（觀衆鼓掌）。
所以我們要严格的分清，誰是真正的儒家，誰是借儒家来得到某些政治利益的[所谓]儒家思想。所以這些如果分清了，我們就不用犹豫，我們还可以繼續讲儒家，我們还可以繼續提倡儒家對文化的看法，對社會批判的看法，以及怎樣和西方的人權、民主、自由結合起来。
有一點我要在這裏顺便提一提，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種種觀念，作爲西方的普世價值是怎么樣傳到中國来的？你若是研究曆史追溯到19世紀中叶以後，你就會發現這都是中國儒家自己搬来的。
当初最佩服西方這些法治、民主[普世價值]的，其实是儒家。比如说薛福成，他就認爲英美是中國三代以上才有的這個社會。所以康有爲也就認爲三代以上我們中國的制度是民主的，他把民主两個字用在夏商周三代以上的堯舜时代，那個时代不是靠世襲的，是傳贤人的，誰做的最好，我們就選哪個人做領袖。所以我們要弄清楚，真正的儒家最初都是對西方現代的普世價值表示很高度的尊重的。比如说英國的法庭不許用酷刑進行刑讯逼供獲得證詞，這一點王韬（就是和理雅各一起翻譯中國古典《十三經》的著名思想家，1897年去世）認爲也是三代以上才能看得到（三代以後就没有了）的理想世界。
注解：“其民亦奉公守法，令甲高懸，無敢或犯，其犯法者，但赴案錄供，如得其情，則定罪系獄，從無敲撲答杖，血肉狼藉之慘”；“國中所定死罪，歲不過二三人，刑止於絞而從無嫋示。叛逆重罪，止及一身，父子兄弟妻擎皆不相累。”;“民間因事涉訟，不費一錢，從未有因訟事株連，而傾家失業，曠日費時者，雖賤至隸役，亦不敢受賄也。”；“其在獄也，供以衣食，無使饑寒，教以工作，無使嬉惰，一七日間有教師為之勸導，使之悔悟自新，獄吏亦從無苟待之者，獄制之善，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四，“紀英國政治”
所以，換句话说，我們有儒家背景的人，對西方的普世價值是特別欣賞的。比如说陳獨秀，陳獨秀是共産主義事业在中國的創始人，可是他在南京坐監獄的时候，他常常说，他最佩服孔子的是有教無類不讲階级的，他同时也佩服孟子讲的“闻誅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杀掉一個暴君不是杀君，而是杀掉一個最坏的坏人。所以這一類的说法他说中國的孔子孟子还是有許多東西我們要尊敬的，這是他在監牢裏面说的，有記載的。
还有一個提倡民主最有力的人——胡適。胡適本身其实是儒家的，胡適想做的真正最佩服的也是孔子，現在大家都把“打倒孔家店”這几個字放在他身上，這其实不是他的话，這是四川吳虞（吳又陵）的话，他不過是附和了一句，他当然對傳统的言論上有過偏之處，可是基本上你看胡適的做人是一個典型的儒家，所以在這方面讲，我們認爲儒家的價值觀跟西方現代所共同遵守的所谓普世價值是非常相合的，並不是處處相反的。
另一方面你再看，西方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反對民主的觀念也很深，所以這些慢慢都可以克服的，這個克服以後，基督教只有幫助民主的發展，不會影響民主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儒家[在大陆遇到]的问題实際上是很浅陋的问題，因爲儒家的名聲好，所以才被人利用，一利用以後就好像儒家都是他的，实際上你要看它怎么做，做些什么事情，這是孔子讲的，我要看其人觀其行，他怎么做人，這就能看出他是不是儒家。
儒家是寬恕的，道是忠恕，忠恕两個字，忠是盡自己所能，恕就是對別人采取寬恕的態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如果一個党一個政府對一個給自己政策稍微有點批评的人，都要送到監牢裏头去，那個还可能是儒家嗎？所以我想辨別儒家还是不是儒家是非常簡單的。我們千萬不要被文字所惑，變成語言的奴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