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滨：三年大饥荒期间大逃港真相
2016年2月21日
1959年――1962年，三年大饥荒期间，逃港达到高潮。鉴于饥荒蔓延的现实，1962年5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至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半个多月时间，约30万人赴港。入港者，风起云涌，扶老携幼，奔向求生之路。边卡关闭那天，堵截收容遣送逃港者51395人。
30万饥民逃港，弹丸之地的香港，如何消化得了呢?港英当局只得采用“随抓随遣”的办法，出动大批军警抓捕遣送，但受到香港市民的反对。同是中华人，血浓于水，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非常同情，从慷慨施舍，发展到组织起来，救济灾民，对抗军警抓捕。有送衣送粮的，有把饥民藏到自己家里的，有为饥民介绍打工的，急饥民之所急!
深圳河南岸至香港市区，有一座山叫华山，当时尚未开发，山上茂密的原始森林。时当酷暑，华山成了逃港者的中转休息站，山上每天集结有上万人。他们衣衫褴褛，躲在灌木丛林中，饥饿难耐，孩子们哭叫，嗷嗷待哺!失散者呼儿唤女，响彻山野，甚是凄厉!香港市民成群结队，送水送饼干食品，送衣送药，有的开车把逃港者一批一批接去市区。华山上，处处是扶危济困的感人场景，几乎所有香港报纸电台的记者，都冲向华山抢新闻，香港沸腾了!赶来抓捕的港英军警，也为之动容!
在香港市区，不少歌舞厅都自动关门，停止娱乐。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情，有的上街救助饥民，有的坐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关心着大陆逃港者的命运，人们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慈悲所震憾!港英当局设立了收容营，当遣反逃港者的车队开出时，警方惊呆了：一片排山倒海的呼喊声向车队压来!
“你们不能走!”“你们回去又要受苦!”市民手里拿着面包饼干，呼喊不停，香港震动了，比杜甫笔下的咸阳桥“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更浩大，更感人!突然，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跳到马路当中，躺在高温的路面，挡住了汽车。“跳车呀!”“逃跑呀!”市民向着车上呼喊并指引逃跑路径，许多逃港者纷纷跳车逃跑!
在香港市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港英当局认识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办法，终于着手为逃港民众建设安置区。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构建板屋，安置住所;盖起一栋栋“徙置大楼”，水电厨房卫生间齐全，相当于现今的廉租房，每月租金仅14元。免费供应膳食，有鱼有肉。引进加工工业，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决了逃港者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但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安置数十万饥民有困难。当时的台湾政府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关照此事，认为台湾有责任安置饥民，并号召世界各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应尽可能多地接受移民。台湾民众和香港同胞一样，非常同情大陆饥民，早就作好了救助准备，成立了“救济大陆灾胞总会”，募集资金和粮食衣物。
台湾当局拨大米一千吨捐赠。根据自愿原则，逃港饥民自由选择去处。1962年7月，台湾政府多次派出轮船赴港接纳大陆饥民，每人发给救济金70港元，赠送服装一套。移民台湾者数万人，多数安置于地广人稀的屏东县，开办农场。台北郊区的“兴学农场”主温麟先生，接收了一千人，并解决他们的就业及子女的教育问题。
美国民间“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女士，携巨款飞来香港与港府商讨安置办法，并赶赴华山与逃港饥民直接接触，征求意见。大陆逃港饥民，大部分留港，一部分去了台湾，小部分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等国。他们经历多年打拼，不少人发家致富。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回内地投资办厂。
来源: 思想者博客
邓小平谈林彪外逃事件：飞机上有位好人
2016年2月20日
在谈到林彪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时，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本文摘自《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作者康庭梓，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由于三叉戟256号专机是林彪专机，而且又是在当时那种政治背景下突然叛逃，最后坠毁在异国他乡的，所以，事件的本身在人们的心目中带有某种神秘的色彩。三叉戟256号专机的残片也身价倍增，有许多抱有不同想法的国内外人士，将眼睛盯到了温都尔汗坠机现场那一堆飞机残片上。如今，30多年过去了，当年散落在坠机现场的飞机残骸究竟到什么地方了呢？这是许多关心“九一三”事件的人很想知道的另一个问题。
数十吨重的三叉戟256号专机，被肢解后散落如此大范围的草原上，碎片中大到数千公斤，小到只有一分硬币那么大，有的还保持着零件原来的形状，有的已在熊熊燃烧的高温中变形，甚至变成铝合金的球状疙瘩。“九一三”事件之后，经过许多年的风风雨雨，它们都已离开了那块本不属于它们的地方，其中有许多飞机部件也去了它们本不该去的地方。
“九一三”事件之后，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机现场，那块被历史蒙上神秘色彩的草原，成了被许多人重视的地方，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动机把目光盯向那里。开始，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与个人，为了弄清坠机死亡的林彪身份而费尽周折；当这一层神秘面纱被揭开之后，紧接着便把注意力放在飞机的残骸上面。
林彪专机尾部残骸飞机的残骸中最先丢失的是“黑匣子”；飞机的三台发动机也是被转移的重点之一。
运输飞机的商业与经济指标主要取决于飞机发动机的性能，保证在有效功率的情况下，如果单位时间内耗油量越小，就越好。所以，航空发动机性能始终是行家关注的重点。
前边说过，苏联人在9月15日上午已经运走一台发动机。第二台发动机放在离现在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20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属于蒙古国的一个公司。1995年这个公司从现场将一台残存的发动机运走的主要目的是放在旅游点进行展览，以此吸引更多的观光旅游者。第三台发动机的去向是这样的。
我国东北呼伦贝尔盟一家进出口公司分公司的邬经理，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生意人，早在1991年到蒙古国做生意时，就想到当年坠毁在温都尔汗的林彪专机残骸是难得的历史文物，为此，他还找到了中国航空博物馆的负责人和专家。他的想法得到了有关人士的支持，只是他没有得到蒙古国有关方面的许可，不能接近温都尔汗的坠机现场。1993年，他再次到温都尔汗，从朋友家里发现一个发动机的外壳，经询问才知道发动机部分被一香港人买走，只因当地没有起重机，装不上汽车，只好将发动机的外壳留下，把发动机拆成零件运走了。后来，由于蒙古国政府对坠机现场解禁，邬经理才发动了当地20多名小学生，把方圆5公里范围内所有大小碎片都捡了回来，约有3吨多重，开始放在山海关附近的老龙头进行展览。在这些残片中，就有发动机的涡轮，一段被炸得残缺不全的涡轮，这说明香港人拆运走的那台发动机也不是完整的。后来，听说这部分残骸已经搬运到北京，存放在香山方向的一个地方。
飞机的两个主起落架，一个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一个被肢解了。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那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主起落架，根据它的结构特点判断，是属于飞机左边的一个。
人们不会忘记发生在1998年9月11日，上海虹桥机场一架麦道11型客机因前起落架故障而紧急迫降的事情，不过，幸运的是两个主起落架放下正常，有两个主起落架的支撑，飞机才能够在跑道上迫降，但是，当滑行速度减小到机身前部不能保持在悬空位置时，机头下部与水泥跑道摩擦产生飞溅的火花，虽然只有让人揪心的短短十几秒钟，也足以使在场所有的人提心吊胆，为此捏着一把汗。艺术家还以此为原形，拍摄出一部惊险故事片《紧急迫降》，使广大观众通过电影屏幕再次经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可见起落架在飞机的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有多么大。
关于林彪死因的各种传说
这些年来，当我专心就林彪专机的活动情况进行研究的时候，出乎我意料之外却听到或者在网上看到许多关于林彪死亡原因的传说。我站在三叉戟256号专机组飞行员的角度看，不了解实情或不懂飞行的人们，对山海关机场林彪专机强行起飞之后那极不正常的转弯轨迹，产生种种不同的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点必须从飞行员同劫机者的关系，从事件爆发前的许多具体情节，从专机飞行专业等诸多方面的有机结合上，才能真正说明白。即使如此，还是有人坚持那种不正确的说法，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的有关章节已经作过说明。也许是别人的说法在前，我的文章在后，先入为主，短时间内是纠正不过来的。前不久有一本畅销书，在求证林彪事件时，再次提到那几种死因。
当我知道关于林彪的死因还有那么多传说时，感到离奇与不理解的同时，认为人们对不正常转弯的误解与那些神话般的传说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最初听到这些传说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可笑，甚至认为不值一提，也不值一驳。可是，认真地去想一想，的确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不能光站在飞行员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要站在广大普通老百姓的位置，认真分析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说法，为什么这些离奇的说法会流传开来，并且占有一定的市场。虽然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了，这个问题仍然不能忽视。
一种传说认为，毛泽东已经对林彪这个接班人不感兴趣，决定分手的办法是，先让中央警卫局安排毛泽东与林彪在北京的玉泉山见面，然后，在林彪座车离开玉泉山返回的途中，伏兵出击，将其击毙，这种说法出自一本叫《揭开林彪死亡之谜》的书中。更有甚者，在海外也有类似的书籍出现，以讹传讹，实属子虚乌有。“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一直在南方视察，林彪在北戴河，直到9月13日凌晨，林彪突然在山海关机场乘机叛逃，8341部队、山海关机场地面海军专机保障人员、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等，共同目睹了林彪一伙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仓皇出逃的过程，林彪登上飞机后也没有回到北京落地，直接坠毁国外，怎么会有玉泉山被伏兵击毙一说呢？。
第二种说法是林彪专机是被导弹击落的，因为飞机上有一个洞。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的有关章节，已经在对坠机现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机翼下面那个直径40厘米的圆洞，是飞机向右倾斜接地后，机腹与地面高速摩擦增温，点燃了机翼中的燃油爆炸所致。256号专机低空出境时，蒙古国方面没有发现飞机。我们国家的导弹也不可能深入蒙古国境内数百公里，将正在超低空飞行的256号专机击落。而且这个洞口位于机翼的下表面，机翼表面没有击穿，更不可能是炮弹或导弹所为。
第三种说法更为离奇，认为林彪是被软禁而死，因为刘少奇、贺龙等就是在“文革”中被软禁而死的，因此做了类似的推想。更具有传奇色彩的说法是，乘飞机逃跑的林彪，不是真林彪，而是林彪的替身，因为多少年以前，曾有人在大街上发现长相酷似林彪的人，这些说法让人听了真是忍俊不禁。
以上说法对那些看电影、小说多了的人，富有幻想、善于在头脑中构思故事情节的人，也许不觉得奇怪。可是，在机组成员看来，这些说法的确是太离奇了，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这些离奇的传说呢？因为林彪坐飞机叛逃的行为，对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都是太突然了，也正是因为太突然的缘故，才使人们轻易相信那些传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的几年里，“四人帮”正在为网罗自己的势力忙碌着，哪里有心思顾及到可能出现的这些说法。甚至在“两案问题”结案之前，都没有足够的官方文章涉及这方面的问题。邓小平对机组死难人员定性问题的讲话，也是发表在1980年的11月份。以后又发生了澳大利亚记者彼德·汉纳姆几次到莫斯科和坠机现场调查林彪之死真相的事情，亲自到坠机现场调查的孙一先的文章《罪与罚》，也是在1988年才见报的。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当事人与许多关注“九一三”事件人们的正确认识，各种传说迟早会销声匿迹。
蒙古对林彪坠机的最新披露
每年的9月13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有一年雨后骑车不小心摔了一跤，当我意识到那天就是9月13日之后，便提醒自己，今后每年的这一天都要格外小心才对。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我的注意力又被另外一个现象吸引住了，那就是每年的9月13日前后，总有一些有关林彪事件的文章出现，我的文章也会在这段时间被采用。
果然，在2006年的9月15日，也就是在我写有关林彪坠机文章的前两天，《参考消息》报道了一篇蒙古国对林彪坠机披露的最新消息。也许我比别人更加关注这一事件的有关报道，这则消息让我反复琢磨了一番。
文章一开始是这样的：“新华网专稿：日本共同社9月13日发自乌兰巴托的一则电信说，该社日前获得就1971年9月13日林彪所乘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一事，当时蒙古政府曾总结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否定了飞机因燃料不足而在迫降时坠毁的一般说法。
文章中值得关注的是：“蒙古相关人士暗示当时机内曾就逃亡问题发生争斗。该事件距今已有42年，这一宝贵资料将有助于揭开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谜团。共同社日前专访了前蒙古国家警察厅前副长官、曾作为当地治安机关最高负责人参与林彪专机坠毁事件调查工作的奥索林·奥特恭捷格。他证实，当时苏联政府自始至终密切参与了事件的调查，进行了回收黑匣子等工作。”
关于苏联对事件的调查时间，文章说：“该报告题为《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原因的确定文件》，所署日期为1971年11月20日，共16页，共同社日前获取了这份未公开的文件和未曾发表的现场照片。该报告说，对1971年9月13日坠毁的林彪专机展开的调查是在事故发生约一个月后（从10月8日~18日）进行的，当时苏联专家参与了调查工作。”文章用带有结论的口气说：“蒙古方面的消息人士当时说，调查人员一致认为，一定是机上人员之间发生了搏斗，支持林彪的一方想逃去苏联，另一方则想返回中国。”
邓小平为256号专机组死难人员定性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整整42年了。至今，一翻到共和国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人们都不会忘记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三叉戟256号专机仓皇出逃，两个小时之后坠毁在蒙古国的大草原上，机上九人无一生还。林彪及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死党刘沛丰背叛祖国，死有余辜。可是，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张延奎四位机组人员如何定性呢？
凡是关心“九一三”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的人，都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个问题。我作为林彪专机三叉戟256号机组的9名成员之一，从林彪事件爆发开始，就一直对机组人员的命运感到十分困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逐渐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直到1982年，遇难机组人员的定性问题才得到解决。
“九一三”事件后10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就是给机组中死去的4名人员定性，由谁给他们的死定性？如何定性？
尽管事发之后，在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浪潮中，潘景寅等死去的机组人员也被当作“叛徒”进行批判，就连我们活着的5个机组人员也一时被当作反面人物裹胁在汹涌澎湃的运动之中。然而，一旦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依据死亡的性质才能妥善处理的时候，就没有人敢出来“一锤定音”了。“文革”时的极左思潮在“四人帮”的推动下继续蔓延。大批判毕竟是群众的声音、个人的看法，不能代表某一级党的组织。可是，当时哪一级党的组织能为死者定性呢？
1980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下角报道了新华社的一则电文：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于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和夫人。在回答客人提出的问题时，邓小平谈到了我国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以及对发展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还向客人们介绍了我国现行的经济政策。邓小平那段时间会见客人很多，有时一天要会见好几批。
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在谈到林彪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时，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当我见到这篇至关重要的报道时，已经被勒令离京只身在外地生活了整整4年。邓小平在讲话中引证的另外一架飞机，就是3685号直升机。
在那偏僻的塞外小城一个工厂的单身宿舍里，借着昏暗的灯光，我手捧报纸，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毕竟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有关“九一三”事件中死难机组人员的讲话，多少年来自己日想夜盼的不正是中央首长的有关讲话吗？邓小平讲话的英明在于直接指出林彪专机飞行员“是个好人”，真是字字千钧，落地有声。“是个好人”就不是坏人，也不是叛徒。多少年来，除了我们机组的5人在交代材料与旁证中说到机组中不幸死去的4位战友同我们一样与林彪反党集团属工作关系，纯属执行专机任务的行为之外，一直没有听到有哪一级领导在公开的讲话中像邓小平那样指出机组死难者的性质，也一直没有看到有关的文字报道中出现过类似的字样。因为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没有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招惹是非。专机师派人到死者家里处理一些具体事情时，上级领导没有明确精神，具体办事的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例如死者的工资问题、住房问题、抚恤金等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依据。事件过后，在具体问题上，在讲话方式上，谁也没有把死者当叛徒看待，可是，在政策上也没有把死者当作正常死亡，更没有当作因公牺牲对待，他们的家属与子女在上学、就业等问题上一直是受到影响的。
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信访，不同于其他事件。凡是知道“九一三”事件的人，一提到林彪专机飞行员的死，都会很快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当听完申诉的内容后，信访员觉得奇怪，说这个问题不是早就落实了吗？信访办的人说的“已经落实”是指的什么呢？也许他们认为，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凭经验也早该落实了。可是，身为当事者的家属怎么能一点儿不知道？等下次再找上门的时候，回答说，这样的问题应该到原单位寻找解决办法。孙祥凝及女儿几经上访，才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最后受到一位30多岁的男性信访员的接见，当他看完《人民日报》的复印件后，让他们回去写份文字材料，因为申诉是要通过一定程序的。在那段时间内，还有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子接见了他们。
经与原单位的直接联系与有效的工作，一方面，信访办让专机师先支取500元钱给家属，解燃眉之急，为潘景寅的孩子看病；另一方面，由专机师就机组四位死难者的问题，向上级部门请示处理办法。
为机组死难者定性引发的思考
从邓小平为机组死难人员定性一事使我想到，如果没有邓小平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和夫人的事情出现，或者在接见中厄尔·费尔没有向邓小平提出林彪坠机的问题，邓小平也许就没有机会就机组遇难问题谈自己的看法，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恐怕也很难主动想到连信访员开始都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如果真是这样，机组4人死的性质问题会怎样呢？对机组遇难者的家属来说，如此人命关天的大事却维系在国家领袖接见外国记者谈话这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之上，虽然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但也让人留下深刻的思考。
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一生都是一帆风顺的，生活中的意外打击随时会降临在每个人的头上，尤其是交通中的意外事故，会非常偶然地夺去一个人的生命。
对于那些乘车、乘船与乘坐飞机的人们来说，谁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不发生任何问题。在每次较大空难之后的报道中，总有个别人是幸运者，无论是什么原因没有买上该次航班的机票，或者是因故迟到没有赶上飞机，甚至因特殊情况被乘务员赶下飞机等，只要没有登上出事的飞机，就是幸运者。可是，也有本不应该乘坐出事的飞机，就是买退票也非走不可的。以上两种人都是无意之中在生死线上摇摆，一念之差，就有性命之忧。
专机师有一位女领航员，死神曾4次向她打过招呼：在一次本场夜间复杂气象的训练飞行中，为了能争取到学习的机会，在飞机停下来准备换人的时候，眼看她就要登上飞机，结果因机上人多被机长赶了下来，因为都想用复杂天气训练的机会亲自上天观察一下别人的飞行，这种好学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就是这架伊尔14飞机，换人后的第一次起飞就发生一等事故，飞机与人再也没有回来。还是这位女领航员，一次执行专机任务中，当飞机到达福建沿海晋江机场上空时，被误认为是敌机，受到地面高炮部队的开炮射击，幸运的是没有一发射中飞机。第三次是坐汽车到机场准备执行任务的路上，突然翻车，幸运的是没有受伤。第四次，在直升机上又遇到意外迫降事故，虽然伤势不轻，曾躺在病床上昏迷了几天，最后总算又把自己的小命捡了回来。身体康复阶段，经过自己刻苦锻炼，她重返蓝天。人们都说她命大，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有惊无险。
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个不被人们意识到的问题，就是在9月13日凌晨，面对突然飞向西北方向的256号专机与3685号飞机，面对叛逃行为，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飞机上的飞行员与劫机者之间是属于劫持与反劫持的关系！因为从表面上看，飞机的确是在飞行员驾驶之下向境外方向飞行的，笼统地认为飞机上的人都是一伙的。投敌叛国以它最鲜明的政治倾向强烈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各级领导眼看着飞机向西北移动，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的人考虑到祖国的尊严，建议将飞机打下来，空军司令吴法宪曾下令张家口附近的地面炮兵部队向直升机射击。在这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谁也不去冷静地考虑飞机上可能发生的情况，更不会想到我们的飞行员是好人，是被林彪及其死党骗上飞机并劫持叛逃的。有这种想法，也只是基于平时对自己飞行员战友的印象与基本信任，在专机师指挥所现场的师长、政委及参谋长们确实也想到了这一点，而且，在议论中不相信自己的战友会叛逃，也只有他们最了解身边的同志，可是，眼前残酷的现实把每一个人都带进一团迷雾之中，不能冷静地思考一下紧急补救的措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不坐飞机，除了林彪，谁有那么大的能量能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把两架飞机以欺骗的手法弄到空中呢？由林彪发难并带有极大的欺骗性，是“九一三”事件的基本特征。
后来从3685号直升机被迫降的经过中得知，当吴法宪派飞机对其进行空中拦截的时候，黑暗中飞行员看到空中机动飞行的小飞机，心理马上产生一种得到地面支援的感觉，并以躲避小飞机的拦截为借口迷惑敌人，向后转弯，将飞机飞了回来。根据2685号直升机的启示，如果林彪专机从山海关强行起飞之后，也能及时得到小飞机的支援，在地面雷达的正确引导下，空中指挥小飞机与256号专机保持编队，飞到256号专机的前面不时发出灯光信号，或者向飞机的前方开炮，甚至再有地面探照灯的配合（当然不能直接照射飞机），此时，无可奈何的机长潘景寅，肯定也会在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并以此为借口，分散林立果们的注意力，实施机动飞行，有可能使僵局发生转机。现在不敢说这样做肯定会出现什么结果，但至少出现转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56号专机从山海关起飞后那极不正常的转弯轨迹，足以说明潘景寅同林立果们斗争的情况。事后看，如果飞行员在空中与劫机者兜圈子，消耗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有可能飞不到国外。
“九一三”事件以后，根据每个人在事件中所处的位置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提起有些人在事件前后的变化，人们说什么话的都有。谈到256号专机组遇难人员，觉得他们够倒霉的，千年不遇的事情让他们碰上了。机组活着的5人（第一副驾驶陈联炳已经因病去世）虽然事后命运坎坷，总算毫发未损。“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无论什么原因不在岗位上者，由于远离是非之地，被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有的甚至因此得到了升迁的机会，这种现象被说成是因祸得福。
不管怎么样，目前生活在社会各个角落的256号专机组的幸存者还能有机会看到“九一三”事件以后42年来的事态发展，还能亲耳听到自己专机师的战友多年以后对“九一三”事件谈出发自内心的评论与真切的看法，还能知道国家领袖人物对“九一三”事件中死难人员的讲话，甚至还有可能成为给历史提供资料的旁证。可是，死去的战友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了。他们在飞机上就是带着多么困惑的疑问，也没有机会向世人表达了，只有曾与他们同机共济的战友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当时的心情，从这一点讲，也许他们的亲人与子女都不能理解到那样的程度。
空军专机师因“九一三”事件受审查的60多人，绝大多数随着1976年部队大批转业的行动到地方工作了。但也有少数仍处在拘留审查之中，例如山海关现场的专机师调度室主任老李、前面提到的3685号直升机驾驶员陈士印、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等。他们基本上都经历了审查——按敌我矛盾对待——回部队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过程。审查部门也换了几次，交接手续也比较模糊。现在回想起来，这与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10年的大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九一三”事件开始到10年后，即1980年11月23日，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开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止，可以说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历史时期。
回首往事，如果把“九一三”事件比作共和国政治海洋里涌动着的一股浪潮的话，专机师被牵累进去的人们就好比这浪潮中的一滴水，随着浪潮的运动而运动着，只有这股浪潮处在平息状态的时候，才会考虑到浪潮中的这些“点”如何办，否则，是不可能离开浪潮而单独被分离出去的。
来源：中国青年出版社 _(网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