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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2016中国经济最犀利报告:形势空前复杂/陶渊明的双重性格
發佈時間: 3/1/2016 11:23:27 AM 被閲覽數: 21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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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疑剧《面具》于和伟/阎娜/朱泳腾




 



2016中国经济最犀利报告:形势空前

复杂


 
来源: 2016-02-26


这可能是近期对中国经济最犀利的分析报告。独立智库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在其2016年经济研判内部会议上发言,涉及多个敏感问题,信息量颇大,值得留意的有以下12点:

1、中国当下面临空前的软合围,这种合围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

2、创新与转型对2016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于事无补。

3、政府财政日益紧张,国企的好日子不长了。

4、中国经济大环境今后的一个特点是政策文件失灵,且政策的系统协调性越来越差。

5、消费型经济要求政府转型,但政府还没准备好。

6、资本过剩是理解当下经济环境的关键。

7、近两年突然冒出来那么多高增长项目,其中很多是骗局。

8、产业经营者在2016年只会更困难,应该到没有资本过剩的地方去投资。

9、中国城市化的建设重点是在二线城市。

10、中国目前与美国、日本拼不了高科技,精细制造是产业的出路。

11、中国应考虑“财团经济”模式。

12、表面上,中国有一个总书记,下面有两千多个县;实际一看,还有两千多个“总书记”。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看干部队伍的状况。但现在只有口号不见行动。


 

1 空前复杂的形势

2015年以来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都是空前复杂。在历史上,中国也曾面临巨大的压力,但过去形势比较单纯,阵线分得清楚,而现在是真分不清楚了。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是地理封闭的国家,几条大山脉和沿海大陆架国家,将中国团团围住,所以历史上的中国很封闭,实际很晚世界才了解到,原来还有这么个国家存在。

后来改革开放,很不容易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也曾经让中国站在了世界的道德高地之上,充满了希望,很多国家都羡慕中国,都在学习中国的开放。中国经济增长也在1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因素”影响到了世界。

此后形势有变,不但很多国家的改革走到前面去了,而且由于“一带一路”的冲击,美国切实感受到了中国的威胁,开始了“重返亚太”的战略,实际上现在的中国,面临空前的软合围,这种合围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压力空前,这是建国几十年来从未没有过的情况。中国的百事不顺,与此有关。

2 中国经济转型问题

中国经济要转型,这是大势所趋,我们上层建筑方面的很多“基本建设”都没有搞好,就像一个人身体有缺陷,跑得太快就断气了。再按照过去两位数增长率的那套搞法,自然是缺陷百出,漏洞太明显,在腐败、债务、环境、贫富、成本、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存在大问题,如果不转型、不改革,根本搞不下去。但怎么转型?实际上我们还不太会搞,不太会玩。

这不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有些事情我们恐怕是看的太简单了,想的太简单了,就像一部车子过去一直向左开,你现在让它猛然向右拐,家大业大,百业难调,掉头很困难,弄不好就侧翻。

很多人以为靠发文件、靠中央权威就能解决转型问题,这是过分迷信集权的意识,很危险,实际做起来也很困难。除非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除非做好战略上的预规划,否则卡在那里,不上不下,资源耗尽,四处叫苦连天、怨声载道的情况极容易出现。

3 经济增长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补缺口的问题,始终没有想好解决办法。过去中国是两位数的经济增长,10%的GDP增长率都算低的,但宏观调控一下子降了3个百分点,2015年是6.9%,考虑到数字虚报,实际下降可能更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增长缺口,拉出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这不是经济增速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这个是真实存在的缺口,在市场、产业、企业、就业等很多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反映。增长一慢,积压就多了,过剩产能与此有关。

追根溯源,还是当初对如何弥补经济增长缺口,如何因应缺口搞好战略设计,没有想好办法,可能存在低估困难的情况。因为我们不是没有机会的,不是必然要走到这一步的,中国的资源储备在世界上看,都是丰富的,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经济增长有着辉煌10年的基础,市场体量已经上去了,人民币汇率始终坚挺,外资大量流入,愿意持有人民币资产,老百姓的储蓄所代表的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直接突破了50万亿。现在看来,这些因素中的很多都在猛然间逆转了。

4 中国经济的政策立场

现在的经济形势很复杂,有些政策立场方面却很不可思议。一些学者的讲话口吻像上帝一样,说什么中国经济要从“科兹纳型套利经济”转为以发明创造为主导的“熊彼特型创新经济”。根据他们的理解,所谓转型,转的就是这个型:从找商机,到创新创业,再到去创造客户。不过,且慢,这是在说中国的事情还是在说美国的事情?美国的科技创新搞到现在还被普遍指责没有带来实质经济增长,还是“富豪经济”,美国的中产阶级为此抱怨连连。中国有13亿多人口,仅仅靠几个“马云”能养活得了吗?那些干了几十年的企业,好不容易做到了几十亿的规模,怎么可能说转型就转型?那些手艺人或是小商小贩,中学都没有好好上过,你让他们怎么转型?

我们有些学者幼稚的要命,言论惊人的不靠谱,动不动就讲,你现在不能干这个了,你不能做那个了,你要学习谁谁等等。似乎他们可以随意决定大家的命运,说你死就必须要死,你被淘汰了,你只能这样了!

经济政策如果按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政府的职责在那里?当初是谁带领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样的问题,势必有人会问。有些人惧怕反思和总结,这样怎么能够进步?其实,经济就是经济,简单点反而市场情绪容易被调动。

5 科技创新与转型

科技创新与转型,这个口号喊得很响,但能不能奏效,根本不是几年就可以看得清楚的,可以肯定的是,创新与转型对2016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于事无补。科技创新从来都是高风险的活动,通常都是交给市场去搞,交给市场去承担风险,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动用举国之力去搞科技创新的。

当年的日本,说是要科技立国,也只是出了一些大政方针,以政策推动为主,没有像中国这样搞如此大规模的政策倾斜。看看现在的科技产业园遍地开花,其前景如何,相当令人怀疑。国家财富这样处理,合适吗?

6 国企的舒服日子不长了

国企的廉价资源接近枯竭。过去的国有企业发展,主要依靠政策资源的便利,资源非常廉价。各种大型项目,基本不用看,都是给国有企业制订的,有些本身就出自国有企业之手,这样的项目会有利于谁,难道还不清楚?

但今后随着政府财政紧张,国企在这方面的优势已经被大打折扣,所以今后国企的日子会很难过,而且会越来越难过。实话讲,现在中央层面的政策,还是尽力照顾国企的,但毕竟资源有限,还是不如过去了。

今后的国企,只能往债券的方向发展。过去是借暗债,靠政策,拿到的是资源,由政府部门负债;今后估计只能借明债,自己借的自己还了,所以舒服日子已经不长了。

7 政策文件失灵问题

今后经济大环境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政策文件失灵,至少也不像过去那样灵光了。出现这种情况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有一支政策面的“亲军”,都是由国企那样的亲生儿子组成的,民营经济中的一部分不是亲生儿子,但不是亲生儿子的,也要拉关系,搞腐败,设法成为“干儿子”。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抓资源,上项目,占政策便宜。这部分“亲军”在中国经济中很火,把持了大部分的增长效益,日子过得很滋润。但问题是,好处都由“少数”占了,别人吃什么?等到用到“大多数”的时候,发现这个“大多数”早就快咽气了,使不上力了。

第二个原因是,政策的系统协调性越来越差,这与腐败、利益集团和政策官员的素质有关系,套路的事情好办,花钱的事情好办,精打细算节约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所以,本来剩下的就不多,没什么人愿意协调,只愿意做梗。第三个原因是资源短缺,只剩下号召了!

8 消费问题

消费不会玩。政策上鼓励消费拉动经济,但我们从来不会玩消费,还以为出出文件就成,有的连文件可能都出不来。实际上,与投资不一样,发展消费这是从上到下的系统工程,难度很大。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就是以投资为主,什么叫投资?在政府而言,就是花钱。所谓“能干实事的干部”,其实也就是“会花钱、敢花钱的干部”!什么都不干的干部,意思是只拿钱不干事的干部。

现在提倡消费,刺激消费,鼓励消费,这就要求干部要为别人花钱去创造条件,为别人提供服务,同样是这支队伍,自己花钱是一回事,让别人赚钱、花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中国的事情不好办,难就难在这里。当中国的干部真的开始“为人民服务”了,中国的消费肯定不用刺激就上去了。

9 大部分所谓金融创新是瞎胡闹

金融政策的取向有问题。这个与金融改革的步子走得太快有关系。曾经一段时间以来,金融改革为西方市场理论所左右,比较盲目,即便不能说“惊人的幼稚”,学术味道也太浓厚了,所谓金融改革的成功,似乎就是西方交易市场有的,我们都要有。于是,期指、杠杆、做空、理财、基金、注册制、各种交易所等等一窝蜂地都上马。

实际这种“该有的都要有”的政策取向是有问题的,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功,定义的关键不在于“该有的都要有”,中国金融改革成功的定义在于风险控制,这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决定的,是客观现实决定的。别人出事,我们不出事,这就是金融改革的成功。

交易品种、机制的创新是很重要,也没人说不重要,但一切都要以稳健为前提,要有取舍,要看准时机,要做好风险控制。中国金融市场接连不断的风波,问题的根源之一就在这里。当然,还有一个根源是资本过剩,这是理论问题,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大部分所谓金融创新是瞎胡闹。就在不久之前,中国的银行界专业人士对千奇百怪的“金融创新”也表达过不同意见,认为风险不可控,但被政策压制了,后来还被迫要跟上潮流,也搞“金融创新”。这样的做法太偏激了,金融业排第一位的事情从来都是风险控制,保守就是银行业的看家本领,谁不保守谁倒霉。美国是金融创新的大国,但美国家庭用手写支票一直用到现在,按说比我们还保守,就这样还出事呢!所以“风控第一位”这个原则一旦被弃之不顾了,不出大事就是万幸,出大事也毫不奇怪。

在资本过剩的环境里面集资是很容易的,但集资之后投资投到哪里才是关键。中国眼下的市场环境,我们说“八面埋伏”,那些经验老道搞了几十年的企业家都深感棘手,毛头小子即便有个好点子,但运作起来哪里会有那么容易?哪怕是“野心时代”也不能忘记,资本只是第一步,运作才是回报的关键,没运作谈何增长?因此所谓的“高增长”项目,十有八九是吹牛皮、吹概念、吹故事,靠着山呼海啸的狂吹,能成事吗?

现在,那些过去到处应聘没人用的人,随便弄了个概念,也在玩金融,搞集资,转眼间居然变成金融家了!过去搞房地产的,现在都在搞金融、玩资本了!大爷、大妈也在积极参与,这种现象说明我们的金融环境真地出现问题了,资本是要有回报的,那样才是良性循环。哪里会有那么多突然出现的高增长项目?哪里有那么多的企业人才搞得了高增长的项目?既然没有真实的资源,那就只能来假的,于是很快金融创新就演变成金融骗局了,有的还是惊人规模的骗局。

金融动荡是一场荒唐游戏。埋雷的是城市化,引爆的是政策,弹片杀死的是居民财富,受伤的是投机者,倒地的是市场机制。2015年的金融动荡,可以说只有输家,没有赢家,只有早早离场的人除外。面对金融动荡,大规模的行政干预达到空前的力度,公安抓起来的人,到现在还没有结案,结果如何还不好说。

这一切使得改革开放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市场交易和秩序,又乱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市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适应,市场建设和发展只好先放一放了,等风头过去再说了。所以2016年,金融券商、投行、基金甚至包括银行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开会的时候,将会远远多于业务操作的时候。

10 资本过剩才是大问题

对于2016年的趋势,从产业层面来讲,关键是要明白资本过剩条件下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从理论高度来讲,这是一个新的认识框架,与传统经济理论有很大不同。由此出发,会产生很多的议题和脉络,让大家看到事情的定性、解释现象,这是我们看问题的基础。

没有这个理解,那就像盲人摸象,你还以为一切都好着呢,一切都跟过去一样,就像航海老手,还以为前面的风浪以前见过,那样势必就要栽莫名其妙的跟头。摔的很厉害,还不知道为什么摔跟头。

11 债券市场的改革和建设

中国的金融改革,重点是债券市场的改革和建设,其他都是次要的。市场交易机制的建设不是现阶段的重点。什么T+0、注册制、三板四板之类的争论很凶,造成市场动荡,但这根本就不是重点,“政策技术面的爱好者”造成了很多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要看清中国大形势对证券市场、对金融市场所提出的要求,这是大局!

我们的官员很喜欢理解上级领导的精神,这也没错,但上级领导的精神是什么?怎么来的?还是大局,一切都是围绕大局来转的,形势比人强,这句话是没错的!而从大局来看,“一带一路”、债务的处理、消费以及金融市场的建设,最需要的就是各类分级债券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所以,2016年以至今后,中国债券市场建设是重点,是主轴,其他的都不是。

12 产业经营者2016年会继续感到困难

产业经营者在2016年会继续感到困难,有人建议“勒紧裤腰带”,这也算不上错,只是人人会讲。所以,这个想法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劝大家打掉牙齿吞肚里的思路,还没明白大格局的变化是怎么回事呢!

2016年,产业经营者要到资本能够发挥价值的地方去,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资本过剩,它导致的问题很复杂,变化很多,容易糊涂。过去钱多了,会导致通货膨胀,现在不是,会变成通货紧缩,为什么?因为资本转化的科技会造成产能更高,过去说“钱毛了”,是以产能不变为理论假定条件的,所以才有通胀;一旦产能随着资本变化,钱越多,产能越高,价格越低,就会变成通货紧缩了,辛苦搞出来的产品,价钱怎么也上不去。这个结果,搞经济学的不会告诉你,但智库学者可以告诉你。

最近索罗斯讲,他准备到斯里兰卡去投资了!很多人知道他是这样讲的,但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就在于斯里兰卡,资本(钱)可以发挥价值,那里还没有资本过剩的情况出现。

我给大家的建议也是这样,按照这个建议走得快的,要比走的慢的好得多。现在的世界变得很快,过去钱存银行,银行要向你支付利息;现在钱存在银行,恨不得你得给银行支付利息,这就是负利率。

现在不但银行有负利率的,就是国家层面的基础利率也有负的,这明显就是资本过剩的结果。美国的几大银行,凡是存款多的,股价就低,市场知道它们拿钱没办法,钱已经多得成了祸害!

13 中国城市化的建设重点是在二线城市

对于未来的城市化,中央当然希望压缩一点农村人口,因为财政实在不好看,有危险,要缩小补贴。但未来怎样城市化呢?这个大政方针已定,我不太好讲,智库学者是看趋势的,我只能从趋势上分析一下,给大家一个观点。在我看来,中国建设好农村的最好办法就是建设好城市。

对未来中国的建设资源多寡,个人看法不同,判断不一,这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了。我的观点是,政策面上要舍弃一些小城镇,因此他们今后的日子要困难一点;中国城市化的建设重点是在二线城市。速度快的时候,这个提法不正确,但如果整体发展速度降到6%到7%。那就是必然选择了。

如果能够有几十个城市建设的很好,管理的很好,也就能吸纳较多的农村人口,对全国经济增长的稳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至于三线、四线的城市,不能作为重点,没那么多的资源去撒沙子了。

在2016年,三线、四线城市的领导,要以“稳”为主,我的看法就是搞好两点:安全不出事,运行要稳定!城市不能断水、断气,出了大事更是不行。其他的,就看市场主体了。

14 精细制造是一条产业出路

精细制造是一条产业出路。中国怎么搞产业?一条路是比拼高科技,技术优势,让中国成为美国那样的国家;一条路是批量生产,低价取胜,这是中国过去的路;还有一条路是精细制造,我说这是人口大国、有制造业传统的国家要走的路。

很多时候,中国总是讲有特殊国情,但每当制订政策的时候,就忘记这一点,总是与美国比,要知道有些事情真的比不了,不但中国比不了,德国也比不了,日本也比不了。

有趣的是日本这个例子,日本一直想与发达国家比,甚至发动了战争,最后还是发现,真的比不了。技术是要靠积累的,没有积累,即便拿来了,也不好使,最多只能保证一代产品而已。

我个人不大认同中国版本的工业4.0,这不是面向全国产业的版本,而是面向少数国企和少数企业的,与整个经济体无关。一个有制造业传统的大国,有13亿人口,很多人连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呢,你要搞产业,只能走精细制造,要发展乡土产业,这是有价值的。一块普通的水泥砖,只要做的精致,不管当地有没有宽带,谁来买都是高价,谁也比不了,这就是精细制造的精髓所在。

我在美国,买了个浙江永康生产的炒菜锅,号称是采用了纳米科技制造,世界最高水平的炒菜锅了,但只用了一天,把手就掉了,一锅菜都掉到地上。这种高科技,不搞也罢。还不如就是普通的炒菜锅,精益求精,做到精致到艺术品的地步,你看是否受欢迎?!

15 “财团经济”助中国

财团经济,这个我一直在提倡,但我就不明白,这么明摆着的事情,稍微研究一下就能做成的事情,怎么理解起来就这么困难?直到今天,这个事情还没有形成政策,领导们听听都挺有兴趣,但都不下手干。这样拖下去,再下手就晚了。

要抱怨一句,那就是中国的事情是少数人明白之后,大领导才能明白,中间有个信息过滤层,就像时差一样,过滤得很厉害,周折很多,拖的时间很长。

财团经济,简单说,就是聚散财为有组织、有管理的大资本,发展产业。中国的储蓄这么多,钱有的是,但一直就是乱来。高利贷、众筹满天飞,也不知道搞些什么,最后发现坏事了,变成庞氏骗局了。人才也缺乏,真正能干的,最后发现就那几个人。

这种情况怎么搞?当然是搞财团经济。财团经济可以把资源和人组织起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搞财团经济,可以发挥少数干才去脚踏实地做企业,韩国不就是这样吗?大家看到的三星、现代等等,都是财团啊!当然,日本也有,而且搞得更好。

究竟怎么搞,怎么设计,怎样与宏观发展结合起来,让这个资本产业组织为中国服务,这是技术层面的事情,我相信有的是办法去解决。套用改革之初的话讲,这就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做社会主义的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呢?!

16 改革的成功与否主要看政府干部队伍的状况

最后讲讲中国的改革,这个改革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看政府干部队伍的状况。对于现在的改革红利,高谈阔论的多,其实这种人大多都是言论界的人士,名气虽然很大,但不是真正干事的,现实当中,改革红利的取得是相当困难的。

现实情况里面,总书记提个口号,指一个方向,这是他的工作,这是政策。按说政府部门就要出政策路线图,来配套实现政策落地。但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总书记喊一句口号,我们就出个政策文件,把口号记下来了,口号还是口号。更麻烦的是,在口号之下,啥事都可以干,啥事都敢干,这就是乱的起源。

表面上,中国有一个总书记,下面有两千多个县;实际一看,其实中国除了上面有一个总书记之外,下面还有两千多个“总书记”,都在那里学着总书记喊口号。这事看着稀奇,其实一点不稀奇,现实就是这样。

改革,能把这事改了,就是巨大的进步,改革就是要求,既然是政策,那就要拿出政策路线图出来,干什么定下来之后,怎么干也要定下来。目前,这个是缺位的,最多就是糊弄几句。

本文作者:陈功,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来源:反做空研究中心(有删减)




谢选骏:陶渊明的双重性格




2016年2月28日 



    (一)
      


    陶渊明(365—427年),东晋浔阳柴桑人,字元亮,名潜,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隐逸诗人。后世称他为“百世田园之主,千古隐逸之宗”,开创了田园文学这一文学潮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朴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深受其影响。陶渊明在中国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上过中学的人都学过他的《桃花源记》,很多人会随口念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老师还会讲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然而要进一步对他说些什么,恐怕就有点困难了。一个人之所以成为那样的人,总得有很多因素的影响造成。
    
    在我看来,陶渊明的诗品清高,是从其生活的污浊之中而来的;陶渊明的退隐田园,是从其官场丰盈之中而来的。
    
    陶渊明,字元亮。晚年时更名为潜。谥号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曾祖陶侃做过晋朝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但在陶渊明的少年时代,家族的显赫已经成为历史。有时候日常生活所需也成为问题。陶渊明年轻时徘徊于仕与隐之间。在那个年代,做官是所有文人的入世之道;正所谓学而优则仕。陶渊明早年曾任江州祭酒,但很快就“不堪吏职”辞职不干了。此后一直在家隐居,直到中年后迫于生计,又一度出门任职。当他在做彭泽令的时候,他因不想“束带”去见督邮,说了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说明他毫无社会责任感,做官原来只是为了混饭吃。到了需要他出力的时刻他就又辞官归隐了。这一次是真正地归隐田园,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既然归隐了,就要装出一副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所以他在《归园田居》中自我解嘲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样出尔反尔的小人,让他去做官,真是社会的灾难。每天逢场作戏官场酬酢,定是难受得很。当他真正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之后,一个无限舒展的世界向他敞开了。从他的诗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精神世界迈向了另一个层次:“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随口念来,让人心向往之。
    
    东晋是社会改组的时代,又是佛教风行、崇尚名士风度的时代,因此,才会造就出陶渊明这样超越世俗的田园诗人。唐以来的许多大诗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 陆游,都是非常推崇陶渊明的,在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上也深受其影响。陶渊明的诗文代表了“人的觉醒”,也就是说,人不光要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重要。当我们再次念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诗的时候,便感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舒展。
    
    陶渊明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又不敢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革命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党同伐异的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八百年间迄今为止名气最大的诗人。陶诗今存一百二十五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田园诗、饮酒诗、咏怀诗三类。
    
    (二)
    
    陶渊明有过五次入仕而又最终归隐的经历。国内对陶渊明漠视官场、归隐田园一直都做最高的赞誉性评价,认为他具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不过,日本人冈村繁不满意这种人云亦云的评价,并以现代日本人的心理来诠释陶渊明,认为是一个不负责任、背信逐利的假隐士。这一评价显然具有偶像破坏的效应。其结论的依据是陶渊明的五次仕隐经历,而恰恰也是在对陶渊明五次仕隐顺序的选择以及由此生发的意蕴揭示上,冈村繁的客观性最为值得怀疑。
    
    关于陶渊明的五次入仕并最终归隐的经历,冈村繁认为的顺序应该是江州祭酒、刘牢之参军、桓玄幕下、刘敬宣参军、彭泽县令、归隐。冈村繁根据他所认定的顺序,认为:陶渊明不肯就“主簿”(江州府秘书)之职,而入刘牢之军团,是因为“刘牢之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首领”,对陶渊明来说,“是最高前途的晋身机会”。后来为什么转入桓玄(与刘牢之是宿敌)幕府?因为此时正是刘牢之迎战孙恩,日夜苦战之际,而桓玄控制着东晋三分之二的广大地区。桓玄被杀后又在刘牢之之子刘敬宣军团当参军。在这明显的因果关系中,冈村繁得出了陶渊明是利己主义、反复无常、无节操、汲汲求官的假隐士的结论。可以说冈村繁的论断彻底颠覆了我们心目中的陶渊明的形象,我们也几乎被他的推理征服了。
    
    但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冈村繁结论所依赖的陶渊明的仕隐顺序。《陶渊明年谱》关于历代陶渊明仕隐经历的争论材料如下:一是宋吴仁杰的观点:“未仕桓玄、刘裕,从建威将军刘怀肃”。清傅汝砺也同意此观点;二是《晋书安帝纪》、《宋书武帝纪》的观点:“刘裕行镇军将军”;三是清傅云夔虽“同意吴仁杰,但建威将军是刘怀肃还是刘敬宣未祥”;四是宋叶梦得的观点:“隆安三年赴江陵仕桓玄,后作刘裕镇军参军”;五是清杨希闵的观点:“对为刘牢之参军说存疑”;六是清陶澍的观点:“未仕桓玄、刘裕。曾为刘牢之镇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考《晋书百官制》左右前后四军为镇卫军,刘牢之为前将军,正镇卫军,即省文曰‘镇军’”。近代梁启超、古直持此观点;七是朱自清的观点:曾仕桓玄,后做刘裕镇军参军,再做刘敬宣建威参军。隆安三年刘牢之是辅国将军,不是镇军。核《晋书职官制》原文是“后省前后左右四军为镇卫军”,后省即合并之意,而不是单指四种之一,刘牢之的前将军不可省称镇卫军。宋云彬持此观点。
    
    陶澍之说在清代可谓集大成之说,在现当代,朱自清之说影响最大。陶澍认为陶渊明的出仕经历是祭酒、刘牢之参军、刘敬宣参军、彭泽令,未仕桓玄、刘裕。朱自清认为陶渊明的出仕经历是祭酒、桓玄幕下、刘裕参军、刘敬宣、彭泽令。陶澍之说的一个根本疑点是认为陶渊明曾为刘牢之镇军参军。朱自清则认为陶渊明曾仕桓玄,后做刘裕镇军参军。朱自清之论断在现阶段基本上被国内学者所首肯。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没做说明。王文生和李道英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采用了朱自清之说,国内更多的学者在研究陶渊明时也采用此说。
    
    在这个前提下做一对照,便一目了然,关于陶渊明仕隐经历,冈村繁并未采用哪一家成说,且在未经考证和解释的情况下糅合了陶澍与朱自清两家之说。也即他对陶渊明的仕隐经历的生动描述与评价是建立在一个并不可靠的前提下的,其结论的客观性也因此打了折扣。而且,其用意也很明显,因为在此仕隐顺序中,陶渊明所事之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如宿敌、父仇得到强化,陶渊明跳槽的因果目的极为赤裸,这样陶渊明背信弃义、无节操的特征在仕隐顺序的表层结构中就自然凸显出来。
    
    (三)
    
    其实,一根筋的日本人终究无法理解陶渊明的双重性格。
    
    在我看来,陶渊明的双重性格不是孤立的,而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存在的基本文化冲突。那就是在中国的儒与印度的佛(道)之间的矛盾、在出世和入世之间的徘徊。这一点,我早在1989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已经阐明了。
    
    双重性格并非陶渊明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的“文化官员”的通病,宋朝人王安石、苏轼,明朝人王阳明等人,都不能免俗。
    
    (摘自谢选骏《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五十视角的百科全书》)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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