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媒体：共产党人与经济危机
2016年3月05日
) 鉴于中国目前并不乐观的经济景象，《日报》周五提出问题，习近平的统治究竟有多稳定？《法兰克福汇报》也对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转型表示担忧。
（图片来源：DPA）
"这的确算不上一年的好开始：1月初以来，中国股市已经两次跳水；企业将其大量资本转投海外；此外还有大量关于产能过剩、增速放缓、大批下岗、影响全国的严重环境污染的报道"，德国《日报》3月4日的一篇文章在开头这样写道。
"世界各地的经济学者担心，鉴于（中国经济）前景黯淡，下次世界经济危机可能从中国开始。不过，在中国官媒上很少能听到这些消沉的预测，而是充斥着有关不久前还名不见经传的流行歌手胡晓明的报道。"
文章提到，胡晓明凭借一首歌颂习近平的歌曲（歌词中说"嫁人就嫁习大大"）而引起轰动。与此类似的还有新华社出版的《习近平时代》一书。
"这种个人崇拜有其原因。这个周末，近3000名人大代表来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他们将通过确定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方向的十三五规划。"
文章说，尽管如同以往一样，人大会上不会出现争议分歧，然而"中共领导层仍然很紧张，试图至少向外界掩盖中国经济面临困境这一点"。"有关主席（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事实上是要转移对迫在眉睫、令人痛苦的结构改革的注意力。"
中共领导层内部的分化
文章随后写道，迄今为止，北京政府凭借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获得执政合法性。"其最大的疏忽在于，其让经济快速膨胀的时间太长了。如今开始了痛苦的更正。······至少领导层内的自由派力量已经认识到了问题，他们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只有民众钱包鼓了、购买力增加了，才能完成向长期富足的跨越。"
文章说，习近平和李克强上台时曾许诺，到2020年让中国人民收入翻番、中产阶级继续增加。
然而从以出口为导向的重工业、廉价工业向消费、服务业、高科技转型很难一帆风顺，不仅需要国企负责人们转变思想、重新培训员工，"整个思维方式也必须改变，这其中也包括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然而，中国领导层内部的保守派--这些迄今为止从经济改革中获益而赚得盆满钵盈的人，恰恰反对这一点。"
"目前，一切形式的批评都被打压下去。······经济问题越大，中共就越多使用铁腕和打压。然而，凭借这个足够控制住日益增加的不满与民怨吗？"
"世界存在增长问题"
《法兰克福汇报》周五在探讨世界经济失去动力、陷入停滞这个问题时，同样谈到了中国经济。
"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周六人大会议开幕时将会公布该国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人们预测，中国政府将会首次给出一个增长区间，有报道称是6.5-7%。该区间外加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对中国的评级展望由'稳定'降到'负面'，这恐怕不会让投资者们心情太好。"
"（中国的）出口以及重工业运行不良，与整体发展动力脱钩，这并非新闻。然而新的是，服务业的气氛和增长也在转淡。北京在不失去经济发展动力的情况下实现巨大的经济转型，外界认为，这一可能性越来越小。"
博讯
布鲁克斯：美国的反政治文化毒瘤
2016年3月05日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样的大社会里。在这样的社会里，大体上有两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维持秩序和事务正常运转，一是政治，二是某种形式的独裁。一种方式是进行妥协，另一种是诉诸蛮力。我们的建国先贤选择了政治。
在政治活动里，你认识到不同组织、利益和观念的存在。你试着寻找平衡、协调这些利益的办法，寻求妥协，或至少实现其中的大部分。你按照一套规则行事，将它奉为宪法，或变成习惯，从而帮助你以一种所有人都认为合法的方式达成妥协。
政治的不足之处在于，人们永远无法想要什么就的确得到什么。它是混乱而有限的，没什么问题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政治是一笔糊涂账，人们不得不在其中认识到局限的存在，然后退而求其次。失望是常态。
不过，你也可以说，这正是政治的美妙之处。它把我们卷入一场无休无止的对话，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其他人，从有利于他们的视角看问题，然后试着在他们和我们的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更不用说，它要好过另一选项：让某个独裁的暴君进行统治，方式是扫清一切对他有妨碍的人。
就像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在他的《为政治辩护》(In Defence of Politics)一书中所写的，“政治是一种不需要过度使用暴力而治理存在分歧的社会的办法。”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们看到有一群反对政治的人崛起。这些团体——最佳代表是茶党，但并非只有右翼存在——想选出没有从政经验的人，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外来者”。他们消解了妥协并达成协议的合法性。如果有助于他们获得权力，他们会不惜践踏赋予立法决策合法性的习惯和规则。
归根结底，他们不认可其他人。他们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孤芳自赏的毒害，这让他们不接受其他利益和观念的合法性。他们不承认限制的存在。他们想让自己和自己的信条获得全盘的胜利。
这种反政治的倾向，对我们的民主产生了一种极坏的影响。它导致了一系列不乏雷同之处的螺旋下降：
这些反政治的人选择没有执政经验或缺乏这方面技巧的人担任议员。这样的先天不足会导致政府运转失调，由此导致公众对政府更加厌恶，进而使他们想要寻找更多的外来者。
这些反政治的人不承认政治是一种受限的活动。他们做出天花乱坠的承诺，制造不切实际的期待。当这些期待无法兑现，选民就会变得满腔愤恨，由此更加倾向于反政治一方。
这些反政治的人拒绝妥协，由此阻碍立法进程。这方面成就的缺乏，会破坏公众的信任。而信任的下降，又会让达成协议变得更加困难。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奇特的阶段：参议院表示它甚至不会就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举行听证会，尽管这显然不符合常规，也不符合宪法的要求；政界人士如果试图达成妥协来制订法律，就会陷入担忧；正常的政治对话中断；民众感到无人倾听自己的想法，这让他们想更大声地喊叫，而这又会进一步破坏这种对话。
于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人走上了前台。人们说，特朗普是一名不因循守旧的候选人，说他代表一种与政治常规的分道扬镳。这种说法不对。特朗普是我们在过去30年里看到的多种趋势累积的结果：让外来者参政的欲望；口出恶言使对话难以实现的虚夸言辞风格；政党连贯性的降低；政策重要性的下降；以及通过政治手段打文化战和身份战的倾向。
特朗普代表的，正是建国先贤反对的那条路。他的选战背后，有一些暴力因素在支撑。总有一丝——有时候岂止是一丝——“我想一拳打到他脸上”的意味。
我打印了《纽约时报》一份记录特朗普在Twitter上辱骂各种对象的词汇清单，足足有33页。特朗普的风格是破口大骂、穷追不舍。所有反对他，或与他意见不一的人，都是傻瓜、笨蛋或者废物。他的选战暗含的承诺是，他会入主华盛顿，并杀出一条血路来。
特朗普的支持者寻求的，不是一种可以回应他们需求的政治过程。他们要的是一个超级英雄。就像政治学者马修·麦克威廉(Matthew MacWilliams)发现的那样，能最好预测你是否支持特朗普的特征，是看你在衡量威权主义倾向的测试中得分有多高。
这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政治协商的势头在减弱，威权主义则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应对特朗普这种问题的答案，是政治，是承认其他人的存在，是以发现这种差异并为之做出可行的安排为乐。就像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所说的，“我们应该让接受分歧成为这个国家的基础，这样才能确保实现最根本的和谐。”（来源：纽约时报）
陈守信 世纪历史
1976年10月6日，是个难忘的日子，是全中国人民欢天喜地值得庆祝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四人帮”被彻底粉碎的日子。
清查“四人帮”住地
就是在这一天的晚饭后，我接到通知，于当晚九点钟，准时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我提前几分钟到达怀仁堂，只见门口冷冷清清，除几名警卫人员外，几乎看不到别的人。进了大门才看到右边走廊内有几位同志，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九点整，值班人员告诉我们到东大厅。进了门只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位中央领导严肃而端正地坐在那里。汪东兴招呼我们坐下，并向华国锋、叶剑英说，人到齐了。华国锋向我们作指示：大意是我们党内要办一件大事，就是采取果断措施，解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问题。这四个人已被隔离审查，行动进行得很顺利。你们的任务是立即分组到他们的住地，清查其反党罪证。这个任务很重要，要求绝对保守机密，于今夜11点整同时进入四人住地，并提醒我们提高警惕，防备有人抵抗。重点是王洪文那里，他有枪支。对工作人员要交代政策，做好思想工作。他们都是由组织上安排去工作的，“四人帮”反党罪行由他们自己负责任，与工作人员无关。中央是信任他们的，希望他们彻底揭发，划清界限。
接着，汪东兴同志宣布分组名单，共分四组，每组2人。我和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傅家瑞负责王洪文处的清查工作。当我们检查王洪文的卧室时，在他的枕头下面发现一支锃光瓦亮的左轮手枪。拿起一看，子弹还上着膛呢。我们立即把子弹退了出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私藏那么多武器，枕着手枪睡眠，这不是做贼心虚、别有企图又是什么！
文件柜里的“绝密材料”
工作人员走了以后，我开始了紧张的清查工作。王洪文的办公室陈设比较简单。有写字台、大小铁皮文件柜和书柜。室内最显眼的要数一进门靠墙摆着的大酒柜。酒柜上面摆着一瓶茅台酒，旁边盘子里扣着几只酒杯。通过推拉式的玻璃门，一眼可以看到，柜内上层放的仍是茅台酒，下层码放着一条条的中华牌香烟。据说这些烟酒都是上海提供的。
写字台上除有一个插着几支铅笔的笔筒外，别无其他东西，既没有文件和书，也没有报纸，办公桌的抽屉没有上锁。拉开一看，有两样东西，一样是裁得方方正正的小纸片，有几张写了字，内容诸如“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武装自己的头脑”、“一个人不仅要会工作，还要会休息”等平平常常的话语，每句话后面都签有“王洪文”三字，可能是在编凑“语录”，以备日后题词之用。可惜的是，他的文化底子太薄，写不出什么有哲理的话来。抽屉里的另一样东西是一纸袋尺码、版本不同的“标准照”，有的照片边沿还注有“可用”两字。显然，这都是为挂像作准备的。
最重要、最机密的是王洪文办公桌座椅后面的铁皮文件柜。柜子是锁着的，找人打开后，看到放的文件、档案袋不少。经仔细检查，全是些见不得天日的东西。铁柜中有一个厚厚的本子，封面标有“绝密”字样，材料都是手抄的，全是诬陷中央领导的黑材料，主要矛头针对当时主管军队工作的中央领导。
另一类是几个犯有某种错误的部队高级干部的个人档案。
再一类是寄给他亲收的几封“效忠信”。我记得其中有一封信大意是：我曾看到一条金光闪闪的巨龙，在你我家乡上空飞翔。现在方知，这条巨龙就是您的化身。我向您保证，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要坚定地跟着您走，全力保卫您。文字十分肉麻。从王洪文用红色铅笔在这些文字下划的道道圈圈可以看出，他很欣赏和看重这些信件，是当作珍贵资料保存的。
此外，还有一些装有现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机关的名称。这些信封都未拆开，是上海每月给他的生活补贴。大概是1976年1-10月份的，总共1000多元。
记事本上的无聊记录
王洪文处的值班室里有一摞记事本。翻开看看，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除会议通知外，有许多无聊小事也在其中。例如，“某月某日夜，洪文同志打得兔子×只，分送某某各几只”，“某月某日夜二时，江青同志来电说：‘洪文同志如果睡不好觉，可以看看电影《出水芙蓉》放松一下。’”王洪文当上副主席后，数次让秘书打电话“催中办配备前卫车”，甚至连上海送什么吃的、用的，也记在本子上。
一个枝上的四个柿子
一天饭后，碰巧几个清查组的同志一起从食堂出来。边走边谈，说起了钓鱼台内路边树上的柿子，江青清查组有位同志说，10楼里挂着长在一条枝上的四个柿子。这样一说，其他组的同志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那里也挂有同样的四个柿子，就连住在钓鱼台外面的姚文元那里也是一样。我们感到迷惑：不知是他们有意所为，还是无意的巧合，还是有什么别的含义？至今仍是个谜。
“四人帮”以为他们的反党结盟坚如磐石，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党中央采取这么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几个小时就把他们解决了，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
本文选自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