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张欣：为什么媒体姓党必然导致民族灾难/谢选骏：尼采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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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3/8/2016 12:39:58 AM 被閲覽數： 32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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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为什么“媒体姓党”必然导致民族灾难




2016年3月07日

     （任志强和中共党旗。合成资料图片）

最近在中国围绕媒体是否应该“姓党”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事情是这样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巡视媒体并强调媒体要“姓党”，对党“绝对忠诚”，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公众人物任志强反驳说，媒体姓党，“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遗忘的角落了！”虽然官方对任志强组织了大批判并封锁了他的微博，但是网上的公众舆论显然支持任志强。有个网民回帖很精辟：“媒体姓党，百姓遭殃，民族灾难”。我下面说说为什么。
    
    公共管理和经济学上，政府有效治理必须在信息和管理实施两方面做到低成本高实效。可媒体姓党就做不到了。如果媒体都被党控制为党服务，那有关民生、社会和经济的信息不能畅通，政府没法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即使政策正确，如果没有独立的媒体和信息渠道，下面办事人员和老百姓会怀疑和抵制，更谈不上积极合作。这本就是政府治理中的大忌。对执政党来说，靠控制媒体一言堂也是个非常不明智的治理手段，不过首当其冲受害的还是平民百姓。例如，雾霾造成北京河北地区肺癌病例飙升，天津毒品爆炸消防队员和群众的大量伤亡，等等，都和媒体被党控制有关。当年SARS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002年11月SARS怪病在广东河源出现，引起群众恐慌，但政府将人民网上讨论SARS的用户封号。河源市向上面报告疫情，因为党控制媒体，疫情报道被禁止。不久疫情扩散到其它省市，2003年2月传到香港。这时中国官方还在隐瞒实际严重程度。北京蒋彦永医生就将他知道的内部数字用电子邮件传给国内两个媒体，希望曝光，让公众知情。可因为是党媒也没理他。由于公众不知情，疫情扩展更广更快。蒋最后只能将情况传到国外。然后美国时代杂志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了中国SARS疫情，中国旅游业和商业遭重创。这时中国政府开始公开承认疫情，在全国严格实施隔离措施后，疫情得到控制。设想要是当初媒体能够及时报道，引起各地政府和公众重视，本来疫情可以控制在河源市当地，死亡人数也许就几个。可由于媒体姓党，结果SARS扩散造成全世界774人(绝大部分是华人)死亡，其中大陆348人，香港299人。除了这么多中国百姓生命损失外，按胡鞍刚计算，SARS在大陆造成的经济损失为GDP的1.3%，香港损失为GDP的7.6%。
    
    1958－1961年大跃进期间中国经历的大饥荒，是个比SARS严重几十万倍的中华民族灾难。在一个风调雨顺的和平时期，竟发生了人类史上的最大饥荒，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国缺乏独立自由的新闻媒体。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做了专文著述，在这件事上我和他还有些交往。
    
    毛时代有关大饥荒的消息被严格封锁。即使饿殍遍野，因为是党的需要，上下官员和媒体还要说莺歌燕舞，形势大好。森当然不知底细。在他1981年那本著名的《贫穷与饥荒》书中，他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避免了饥荒。1994年文贯中和我两人合写一篇有关公共食堂和大饥荒的论文。我将初稿寄给相熟的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几天后我惊讶地收到森寄来的长长一封信。森是研究饥荒的权威，平时比较高傲不易接近，主动来信更是罕见。原来萨克斯将我们的初稿分享给同事森。因为我们文章中提到这么大的饥荒连森的饥荒专著中也没提到，森在来信中似乎不太高兴。他说，中国那几年的人口数据到1980年以后才刚刚公布，他和外界如何知道？（你们）怎么不把造成大饥荒的责怪放在中国的缺乏民主和缺乏政治反对党呢？
    
    后来1999年森在他那篇著名的《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文章中分析了饥荒灾难的原因：缺乏媒体自由。他观察历史得出重要结论：“在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具有媒体相对自由的独立民主国家发生过严重饥荒(1)”。他举例发生大饥荒的国家有：埃塞俄比亚、索马里、1930年的苏联 、1958－61年的中国、在外国统治下的爱尔兰和印度，当时仍然在大饥荒下的北朝鲜和苏丹。假如有自由媒体，那么饥饿从开始就会被报道和注意，民选政府会迫于公众压力而采取各种措施，从而避免发展成饥荒和灾难。
        
    一旦媒体姓党而不是人民，人民利益就会被漠视。由于信息堵塞和扭曲，公共政策会失灵 (Policy Failure)，然后党和人民的利益矛盾会越来越大，最后必导致经济政治灾难。中国从合作化、反右，最后到大跃进大饥荒，就是历史印鉴。中国如此，其它国家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媒体姓党，百姓遭殃，民族灾难”。
    
    经历了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灾难，一些体制内的中共官员也认识到媒体属性应该是人民而不是党的喉舌。SARS事件后，《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在《财经》上写道，中国媒体必须改正“以正面宣传为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观念，而要把“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放在首位，尊重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1998年朱镕基总理视察央视，题词是“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检，改革尖兵”。旁边有人根据中共教条提醒朱镕基“媒体是党的喉舌”。朱反驳说，“我没错。为了这十六个字，我想了一夜，血压都升高了。”改革三十年来，更有众多的中国良知媒体人在积极争取为民喉舌的空间。例如柴静自费拍摄的雾霾片，南周等记者绕开中宣部封锁将天津爆炸事实传播给公众，等等。
    
    不幸的是，执政党高层现在好了疮疤忘了疼。强调媒体姓党，这是对改革的倒退。而倒退方向的那边，是民族灾难的深渊。以史为鉴，习近平主席应该和朱镕基一样，要媒体姓人民而不是姓党，以避免百姓遭殃和民族灾难。这有利于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有利于政府治理，实际上也有利于领导人自身。（来源：美国之音）

谢选骏：尼采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思想




2016年3月06日


    
     卡尔·洛维特（Karl Lowith，1897—1973年），一位不幸而落入了德国的犹太人，曾写过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尼采对永恒轮回说的恢复》，他指出：
       
                       尼采并不知道，他自己的反基督徒（contra Christianos）完全是以相反的征兆来恢复教父的反异教徒（contra gentiles）。不仅游斯丁（Justinus）、俄里根和奥古斯丁以论战的方式讨论过的永恒轮回说，而且基督教护教士反对异教哲学家所示用的全部主要论据，也都从相反的立场出发，出现在尼采那里。只要把他的论据与克尔苏斯、波尔费流（Porphyrius）的论据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除了使尼采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而是作为一个“反基督者”说话的基督教激情之外，他为古代反基督教的论据所附加的东西是多么少。无论是对于克尔苏斯来说，还是对于尼采来说，基督教的信仰都是粗俗的和背谬的。它通过一种任意的干预，破坏了宇宙的合理性。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基督教的宗教都是对贵族德行、市民义务和历代的传统没有感觉的无教养民族的颠覆性反叛。他们的上帝是寡廉鲜耻地好奇的和太人性的，是“一个所有黑暗角落的上帝”，对困倦者来说是棍棒。既然唯一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个人的灵魂得救，那么，无论是克尔苏斯和尼采都问道：为什么还要有对公共事务的责任心和对高贵出身的感激之情呢？这些“神圣的无政府主义者”（说的是基督徒），把削弱罗马帝国、直到日尔曼人和其他蛮族能够征服它，当作是虔诚。尼采的《敌基督徒》是对古代的那种责难的恢复，即基督徒是人类的敌人（hostes humani generis），是教育低劣和鉴赏力低劣的粗俗民众。古代和现代对基督教的攻击的历史一致性，证明了古代攻击的持久意义和现代攻击的历史意义，尽管在尼采重新复活古代的攻击之前，古代的攻击早已被人遗忘了。
    
    ······
    
    下面我们完整地读一读有关的论述：
    
    1884年，在完成了《扎拉图斯特拉》之后，尼采在从威尼斯发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著作还有时间，我根本不愿与这个时代当作它的任务要解决的东西同流合污。也许五十年后会有一些人······弄清楚我做了些什么。但现在要公开地谈论我而又不无限地落在真理的后面，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按照展望的法则）是完全不可能的”。50年后，也就是1934年，此时尼采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公开讨论的对象，并且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对象，他的思维被称作一个双面体【1】，一种非秘传的“新异教”，一种“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秘传新异教。
    
    　　无论这一学说必然显得多么诧异，多么背缪，对于尼采本人来说，它是基本的体验和他的成熟哲学的结果。如同基督教的宣告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对于希腊人来说是一种愚蠢一样，对那些信仰进步的宗教，或者也信仰一种日益前进的衰落的宗教的人来说，尼采对永恒轮回的宣告是一种惹人讨厌的东西和一种愚蠢。无论是愚蠢还是睿智，永恒轮回说都是理解尼采哲学的钥匙，并且说明了尼采哲学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又重新复活了早期基督教和古典异教之间的争执。
    
    　　尼采的学说是对推动着他最初思想的某个问题的某种回答。他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是在18岁，在撰写《扎拉图斯特拉》之前20年，在他学生时代撰写的两篇论文《宿命和历史》与《自由意志的宿命》中，【2】最初他承认，获得一个能对我们传统的基督教生活观和世界观做出判断的立足点是非常困难的。这样一种尝试可能是毕生的任务，因为我们怎样才能不受惩罚地把2000年的权威扔到一边呢？为了发现一片新大陆，不要指南针就敢跳入怀疑的大海，这可能会表现为青年人的愚蠢。【3】
    
    　　因此，为什么要沉溺于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人生意义的模糊思辨，而不求助于历史和自然科学呢？但是，我们不能避免提出追问，在存在者整体中人的此在的意义这一基本问题，不能避免追问自然宇宙内部人的意志和历史的意义，因为与天体的永恒运动及其宇宙必然性相比，历史难道不是某种完全偶然的东西吗？历史的事件也许仅仅是显示一个指标一再重复运动的“表盘”，这个指标与被指示的事件却毫无内在的联系吗？或者有一个世界的圆环，它既环绕着自然事件，又环绕着人们的决定？我们可以在宇宙必然性的圆圈里把人类理解为最里面的圆圈，以至“此在的大钟”【4】的隐秘弹簧就是人类吗？然而为了理解自由的、创造历史的意义与普遍的宿命，或者一切存在者的必然性之间的这样一种综合，哲学家必须把太人性的立场抛到脑后，从一种超人的立场去观察事物。尼采在他的扎拉图斯特拉身上的“超人”设想中所找到的这种立场，“距人和时间的彼岸6000码”。然而，他最初却是确定了意志与宿命之间的二律背反。“在意志自由中，为个人蕴藏着分离的、脱离整体的、绝对无限制的原则；但宿命又把人置入同整体发展的有机联系之中，并且试图统治人，迫使人自由地发展反作用力。无宿命的绝对自由使人成为上帝，而宿命论的原则却使人成为自动机器”。【5】只有在自由的意志是“宿命的最高潜能”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
    
    　　一年之后，尼采拟定了一部自传的大纲。其中，他再次提出了后来他用永恒轮回的意志来回答的那个问题。在叙述自己的基督教－新教出身之后，他谈到了人在成长时超出一切曾经监管他的东西的各个阶段，最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最终还束缚他的圆环在哪里？是世界吗？是上帝吗？”用成年尼采的话说，这一选言判断意味着：我们的存在的最高尺度是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还是基督教从无中创造了世界的上帝？最高的存在是一个一切存在者在其中永远轮回的神性宇宙，还是一个一劳永逸地在人类中，并为了人类在十字架的象征中启示自己的有位格的上帝？
    
    　　20年后，尼采最终断定，是“世界”拯救了我们偶然的存在，他把基督教的自我又重新纳入到一种宇宙必然性的秩序中。这一新学说的第一次宣布是在《快乐的科学》中，使用了“最大的重负”这个标题，与此相联系，尼采还通过宣布上帝死了来补充它。“你现在所经历和已经经历过的这种人生，你还必须在此并且无数次地经历。这里没有任何新东西，相反，你的人生的每一次痛苦、每一次欢乐、每一次思想、每一次叹息，以及所有极其渺小和极其重大的事情，都必须为你重新来临；而且所有的都还依照同样的套路和次序，树间的蜘蛛和月光依旧，时刻和我本人依旧”。然而，在此提出轮回的理想，并不是把它作为形而上学的学说，而是把它作为伦理的命令：要这样生活，就好像“此在的永恒沙漏”总是重新转动，为的是借助一种无法逃脱的责任的重量，使我们的每一次行动都变得艰难。
    
    　　扎拉图斯特拉的本质性“思想体验”就是永恒的轮回，在他身上，这种轮回不是为宣布道德假定，而是被宣布为形而上学的真理。扎拉图斯特拉要启示“所有存在者的最高品类”。《扎拉图斯特拉》与存在的持久真理是一致的，同时又是“过一种新型生活”的计划。尼采原打算给他的代表作用的独特的副标题，后来也保留在《权力意志》的不同草稿中就是“正午和永恒”。正午是实现的最佳时刻，是顶峰和转折点；此时，永恒的视野一劳永逸地显现出来。对这以永恒时刻的体验被描述为迷狂的灵感，【6】借助它，一切“存在”都在忠实于真理的比喻中成为“语词”。这《扎拉图斯特拉》的比喻并不要求是单纯的虚构，而是要求是一种新颖的形而上学语言，【7】它恢复了《旧约》的说教诗和寓意谈话的古老文学形式。
    
    　　扎拉图斯特拉的决定性体验是在一场大病后或者绝望——一种致命的病——之后，对达到一种新的“良好健康状况”的转变和再生的体验。与近代虚无主义的“占卜者”精确对称的对手是永恒轮回的占卜者，近代虚无主义的占卜者描述了现代人的疾病：“我看到一种巨大的悲哀降临人间，最好的人物已经厌倦了自己的工作。一种学说流行着，一种信仰陪伴着他：一切皆空、一切皆同、一切都是过去的。我们的却收获过，但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果实都腐烂了，都变成棕色了呢？昨夜从邪恶的月亮里落下了什么呢？所有的工作都是白费力气，我们的葡萄酒变成了毒药，邪恶的目光烤黄了我们的田园和我们的心，我们大家都枯萎了······我们的所有泉水都干涸了，就连大海也退去了。整个大地要裂开，但深涧却不愿吞噬！唉，能够让人淹死的大海在哪里呢？我们发出这样的哀怨— —越过浅平的泥沼”。【8】从致命的病生育出良好的健康状况的严峻时刻，也就是双重意义的“最佳时机”【9】，既是最后的、我们还可以支配的时间，也是神圣的顶点。【10】在至上幸福的寂静之前，是绝望的阴森森的寂静。【11】绝望与解脱、深涧与高峰、黑暗与光明的辩证关系，最终被一个“光明的深渊”中扬弃。这个光明的深渊的时间是“时间的寂静状态”，因此，正午的决定性时刻既不短也不长，而是一个无时间的定在此刻（nunc stans）或者永恒的。在它里面，由虚无的占卜者所宣告的绝望转化为天福。扎拉图斯特拉不是对一切皆同、一切皆是徒劳感到绝望，而是在没有任何太人性的意图的情况下，为同一事物无目的的轮回感到高兴；这种轮回的时间就是永远临在的循环。【12】对于尼采来说，发现这一作为神的恶性循环（circulus vitiosus deus）是“从两千年的谎言中走出的出路”，它结束了人们信仰一种从一个绝对的开端朝向一个绝对的终结的进步历史的基督教时代。开端时的创造和堕落、终结时的拯救和审判，二者都最终被世俗化和平庸化为现代从原始状态向文明状态无止境进步的理念。
    
    　　这种现代幻觉结果就是“最后的人”。【13】针对这种现代幻觉，扎拉图斯特拉宣告了生命的永恒轮回，这种生命在双重意义上都是丰满的，有创造也有毁灭、有愉悦也有痛苦、有善也有恶。在他还是一个从致命的病初愈者期间，他的动物对他说道：“一切都逝去，一切又复归，存在之轮永远旋转；一切都死去，一切又昌盛，存在之年永远执行；一切都碎去，一切又复合，存在之屋永远重建；一切都分离，一切又重聚，存在之环永远忠于自身。存在于每一个此刻开始，那里之球“围绕着每一个‘这里’的回环。中心到处都在，永恒的道路是弯曲的。”【14】然而，扎拉图斯特拉并不打算洗去这样的思想，即就连最低等的人类也将永恒轮回，直到他的动物说服他与自己那宣告拯救学说的命运和解。这样，他实际上成为“超人”，即一个由于要顺应所有天生必然的东西而超克了自己的人。外在的宿命成为他自己的命运。从此开始他生活在完成的正午。此时“世界成为完满的”，而时间流入“永恒的源泉”。【15】现在，他是一个“祝福者和一个肯定者”。“但我的祝福是：高居于每一个事物之上，就像他自己的苍穹、圆圆的屋顶、蔚蓝的钟和永恒的自信······因为一切事物都在永恒的源泉受过洗礼，都在善恶的彼岸······当我教导说，没有‘永恒的意志’要在万物之上并贯穿万物，我是把这种自由和苍天的晴朗像蔚蓝的钟一样置于万物之上”。【16】之后，他为更高级的人创作了一首对永恒的狄奥尼索斯颂歌：
    
    　　　　　哦，人啊！你要注意听！
    　　　　　深深的午夜你在说些什么？
    　　　　　我睡过了，我睡过了——
    　　　　　我从深深的睡梦中醒来：——
    　　　　　世界很深，
    　　　　　比白昼想像的更深。
    　　　　　世界的痛苦很深——
    　　　　　快乐——比内心的忧伤还要深：
    　　　　　痛苦说：你走开！
    　　　　　但一切快乐都要求永恒——
    　　　　　——要求深深的、深深的永恒！【17】
    　
    　　这首“沉醉之歌”重复了第三篇结尾的两首永恒颂歌。所有这三首都表明了对环绕着和说明着人的存在的全部存在者最终的、毫无保留的“肯定”。当扎拉图斯特拉以一种既要后退又要向前的“最高意志”肯定永恒的必然性是“存在的最高星座”时，自由意志或者历史与宿命之间的矛盾似乎解决了。
    
    　　　　　必然性的徽章！
    　　　　　存在的最高星座！
    　　　　　——任何愿望都达不到它，
    　　　　　存在的永恒肯定，
    　　　　　我永远是你的肯定：
    　　　　　因为我爱你，哦，永恒！【18】
    
    　　扎拉图斯特拉的灵魂是“最必然的灵魂，它愉快地投入偶然之中”　。【19】
    
    　　永恒的轮回不仅回答了尼采青年时代作品的问题，而且也始终是他晚期作品的基本思想。扎拉图斯特拉的“灵魂”在本质上与《权力意志》最后一段格言所描绘的狄奥尼索斯的“世界”是一致的。二者都代表了全部存在者的最高品类，而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最后一位学生，同时也就是永恒轮回的宣告者。【20】就像《权力意志》的批判主题是重估一切基督教价值一样（《权力意志》）的第一篇是“敌基督徒”），（《扎拉图斯特拉》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全部细节上，都是对基督宣告及其神学前提的倒置。永恒轮回说推翻了创世说及其一切结论。【21】狄奥尼索斯和扎拉图斯特拉二者都是敌基督的。扎拉图斯特拉的朋友在驴节上怀念他，那驴子由于头脑简单而只会说“噫——啊，是啊。”【22】
    
    　　永恒作为在循环中重复自身存在的永恒肯定，依然是尼采精神偏爱的主导动机。在他病发之后给布克哈特写的一封信中，尼采承认，他虽然曾宁愿依然是巴塞尔的一个教授，但除了牺牲自己，“作新的永恒的小丑”之外，他已别无选择。尼采作为反基督者所重新发现的新永恒，也就是异教徒的宇宙循环的旧永恒。
    
    　　如果有某种想“理念史”这样的东西存在，那么，尼采在基督教传统两千年之后对这一古典理念的恢复，就是理念史的一个令人吃惊的例证。【23】正是对同时代基督教的反感，促使他恢复了一个作为异教思维基础的理念。在一种气息奄奄的基督教临近终结时，他必须寻求“未来的新源泉”，而且他在经典的古代找到了这种新源泉。基督教的上帝之死在他心中唤起了对古代世界的理解。至于这一世界由于他作为古典语文学家的职业研究已为他所知，则只有次要的意义。许多研究者都熟悉在赫拉克利特（Heraklit）、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柏拉图、亚利士多德、优德谟（Eudemos）和斯多亚学派那里出现的永恒轮回说，但只有尼采才在它里面认识到了在与一种还原为道德的基督教的对抗中、对未来的创造性可能。【24】通过恢复永恒轮回的学说，他证实了自己的洞见，【25】即思维的历史一再地满足各种可能哲学的基本图式，并沿着必然性的轨道返回到一种原初的“灵魂整体家政”中。
    
    尼采并不知道，他自己的反基督徒（contra Christianos）完全是以相反的征兆来恢复教父的反异教徒（contra gentiles）。不仅游斯丁（Justinus）、俄里根和奥古斯丁以论战的方式讨论过的永恒轮回说，而且基督教护教士反对异教哲学家所示用的全部主要论据，也都从相反的立场出发，出现在尼采那里。只要把他的论据与克尔苏斯、波尔费流（Porphyrius）的论据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除了使尼采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而是作为一个“反基督者”说话的基督教激情之外，他为古代反基督教的论据所附加的东西是多么少。无论是对于克尔苏斯来说，还是对于尼采来说，基督教的信仰都是粗俗的和背谬的。它通过一种任意的干预，破坏了宇宙的合理性。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基督教的宗教都是对贵族德行、市民义务和历代的传统没有感觉的无教养民族的颠覆性反叛。他们的上帝是寡廉鲜耻地好奇的和太人性的，是“一个所有黑暗角落的上帝”，对困倦者来说是棍棒。既然唯一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个人的灵魂得救，那么，无论是克尔苏斯和尼采都问道：为什么还要有对公共事务的责任心和对高贵出身的感激之情呢？这些“神圣的无政府主义者”——说的是基督徒——把削弱罗马帝国，直到日尔曼人和其他蛮族能够征服它当作是虔诚。【26】尼采的《敌基督徒》是对古代的那种责难的恢复，即基督徒是人类的敌人（hostes humani generis），是教育低劣和鉴赏力低劣的粗俗民众。古代和现代对基督教的攻击的历史一致性，证明了古代攻击的持久意义和现代攻击的历史意义，尽管在尼采重新复活古代的攻击之前，古代的攻击早已被人遗忘了。
    
    然而，根据变化了的处境，永恒轮回的理念并不是一成不变地重新出现的，而是被灾难性地改变了。尼采以断断续续的声音——在基督教“体验”的基地上——唱着存在和产生“天真无邪状态”的赞歌。《扎拉图斯特拉》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内容上，每页都是一种反基督教的福音。尼采的异教远远不是真正的异教，而是和劳伦斯（D.H. Lawrence）的异教【27】一样，由于是反基督教的，所以在本质上还是基督教的。虽然他批判了对希腊文化传统的、人道主义的解释，但他并不像温克尔曼（Winckelmann）和歌德那样体现了经典的古代。他身上基督教良知的痕迹太深了，所以不能完成与基督教对异教所作相反的“重估一切价值”；因为，虽然他想把现代人带回到经典异教的古代尺度，但他却是彻头彻尾地基督教的和现代的，以至他仅仅处理了一个问题：想象未来并立志创造它。
    
    扎拉图斯特拉是“上帝的克服者”和从上帝之死产生的“虚无的克服者”，是“未来进行拯救的人”。尼采的全部哲学是“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28】没有一个希腊人考虑过为来，他们的所有神话、谱系学和历史学，都把自己的过去现代化，把它当下化为一个永远存续的基础。同样，尼采用权力意志这个概念对自己哲学体系的概括也不是希腊的；尽管宇宙的永恒循环是在意志和决心的彼岸，而权力意志作为对某种东西的意志，却是指向未来的。对于希腊人来还说，苍穹的圆周运动启示了一个普遍的逻各斯和一种神性的完成，而对于尼采来说永恒轮回则是“最可怕的”思想和“最大的重负”，【29】因为它与自己未来进行拯救的意志是矛盾的。对于希腊人来说，生生灭灭的永恒轮回说明了大自然和历史中的不断变迁，而对于尼采来说，承认一种永恒的轮回，则要求“在人和时间彼岸”的立场。希腊人面对宿命感到恐惧和敬畏，而尼采则作出了愿望次宿命和热爱宿命的超人努力。由于未能把自己的事业在理论上展开为所有存在者的存在的最高秩序，他最初是把它作为一个论理命令引入的。对于他来说，永恒轮回的理论成为一种实践的假说，成为一把“锤子”，为的是把应该取代责任情感的绝对责任心的理念钉入人们心中，而只要人们还生活在上帝的临在和对末日审判的期待中，这种责任情感就仍然有生命力。
    
    由于意志不是在一个圆圈里，而是沿着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运动的，对于扎拉图斯特拉来说，就产生了通过自己，并从自己出发“拯救”意志的基本问题。【30】但是，如果在圆周中任何向前的运动也是一种向后的运动，怎么可一把意志纳入宇宙的循环法则呢？尼采的回答是：意志必须通过学会，也“向后意欲”而自己拯救自己。它必须自愿地接受非所意欲的，即我们无所意欲而发生了和存在着的一切事物的过去，尤其是我们自己存在的已经发生了的宿命。所有这些意欲、创造和向后意欲，都是非希腊的、非古典的、非异教的；这产生自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产生自对上帝意志创造世界和人的信仰。在尼采的哲学中，再也没有像强调我们创造性的、合乎意志的本质那样引人注目的了；我们的本质之所以是创造性的，仍是由于意志的活动，就像《旧约》中的上帝一样。而对于希腊人来说，人的创造性本质是“对大自然的模仿”。
    
    尼采彻底经历和思考了《圣经》的“汝应”向现在的“我要”的转变，但却未能完成从“我要”到宇宙孩子的“我在”的决定性步骤。宇宙孩子就是“天真”和“遗忘”，是一种重新开始，是一种游戏，是一个从自身出发旋转的轮。【31】作为一个现代人，他是那样绝望地告别了任何原初的对“大地的忠诚”，和在天幕下永远安全的情感，以致他那把人类命运与宇宙宿命统一起来，并把人“改写回大自然”的努力，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此，无论他试图把自己的学说发展到何种地步，他的学说都断裂成为两个无法统一的断片：一种阐述把永恒轮回当作一个客观的、可以借助物理学和数学证明的事实，另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阐述，却采取了理应通过其理论结果来证明的主观假说的形式。【32】他之所以一分为二，乃是因为把现代自我的偶然存在永恒化的意志与自然世界永恒循环的观点无法相互适应。
    
    尼采并不那么是“狄奥尼索斯的最后一个学生”，毋宁说，他是第一个彻底的背叛者。作为这样的背叛者，他就像“最后一任教皇”所称他的那样，是“所有不信上帝的人中最虔诚的一个”。在扎拉图斯特拉与上帝死后离职的最后一任教皇的谈话中，尼采把自己理解为一个宗教的存在。扎拉图斯特拉和教皇二人相互理解，他们都不是世俗的，而是被祝圣了的。在他们谈话的结尾，教皇对扎拉图斯特拉说道：“你以这样一种不信仰而比你所信仰的更虔诚！你心中的某个神使你不信神······尽管你自称是最不信神的，但你在旁边，我感觉到一种长期蒙福的隐隐神圣气息和福祉气息，我既觉得高兴也觉得痛心。让我做你的客人吧······仅仅一个夜晚！如今在尘世里，再也没有比在你这里更让我觉得高兴的地方了——阿门！就这样吧！扎拉图斯特拉异常惊诧地说······”。【33】
    
    注释：
    ◎本文选自洛维特著《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一书的附录二，页255－268。卡尔·洛维特（Karl Loewith，1897－1973）是出生于德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其著作在德语和英语学界享有盛誉。对洛维特精当的研究见刘小枫为此书所写的长达34页的导言。
    【1】参见J.N. Figgis，《自由意志，或者尼采的福音与基督教的福音》，纽约，1917，页309以下。
    【2】《尼采青年时代作品》，卷一，Musarion版，1923，页60。
    【3】参见尼采后来作品中的哥伦布的形象，《曙光》，第575节；诗作《新哥伦布》；《权力意志》，第957节。
    【4】参见这一图画的再现。《扎拉图斯特拉》，Musarion版，页190和281；《快乐的科学》，第341节。
    【5】参见这一二律背反的再现。《扎拉图斯特拉》，页191、258－259页。
    【6】尼采，《瞧这个人》，Musarion版，页251以下。
    【7】同上，页252、255－256；参见《偶像的黄昏》，页152；《论道德的谱系》，序言。
    【8】尼采，《扎拉图斯特拉》，页175－176；并参见页280。
    【9】同上，页170。
    【10】与此相应，在这个时候可以听到两个截然相反的声音：更高级的人的呼救声（页304以下）和正午深沉的钟声。正午同时也是让一切事物成为永恒的午夜（页401以下）。
    【11】尼采，《扎拉图斯特拉》，页190。
    【12】同上，页203以下。
    【13】同上，页14。
    【14】同上，页278。
    【15】同上，页348以下。
    【16】同上，页214以下。
    【17】同上，页410。
    【18】尼采，《正午与永恒》，第四部分。
    【19】尼采，《扎拉图斯特拉》，页266以下；参见《瞧这个人》中论述扎拉图斯特拉的部分；《偶像的黄昏》，第49节；《放浪公子之歌》、《致歌德》。与此相应，尼采把自己人生中巧遇的事件，例如《扎拉图斯特拉》的完成与瓦格纳的死，说成是由一种必然的命运送来的“异常的偶然事件”。
    【20】尼采，《偶像的黄昏》，页159；《瞧这个人》，页228。
    【21】与古代各种道德学说不同，从创世信仰得出的最重要结论之一，就是对自杀的无条件诅咒，把他看作是对造物主的反抗。在一个纯道德的层面上，并不能提出不利于自杀的可能尊严的有效论据（参见奥古斯丁，《上帝之国》，卷一，第16－27章）。
    【22】尼采，《扎拉图斯特拉》，页396以下。参见《瞧这个人》；页216。崇拜驴子是对早期基督教徒提出的一种责难。参见Tacitus，《历史》，卷五，第三章，第4节；Tertullian，《护教篇》，第十六章；M. Felix，《屋大维传》，第九章；P. Labriolle，《异教徒的反应》，巴黎，1934，页193以下。
    【23】在整个中世纪期间，这一理念都不时出现在亚利士多德主义的神学中，例如S.von. Brabant那里。在近代哲学中，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第八部分）、费希特（《人的使命》，卷三，第四章），尤其是谢林（《世界年代》，《谢林全集》，第一部，卷八，页230、337），都讨论了永恒轮回的理念。
    【24】参见J.N. Figgis，《自由意志，或者尼采的福音与基督教的福音》，页305－306。
    【25】尼采，《善恶的彼岸》，第20节。
    【26】参见尼采，《敌基督徒》，页173、187、191、208、223、252－253。
    【27】参见D.H. Lawrence，“不死之鸟”，载“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D.H. Lawrence”，纽约，1936，页724以下和页731以下；《死去的人》，伦敦，1931；并请参见D. Brett，《劳伦斯与布雷特》，费城，1933，页288。
    【28】这是《善恶的彼岸》的副标题。
    【29】尼采，《快乐的科学》，的341节。
    【30】尼采，《扎拉图斯特拉》，第二部分，“论救赎”，页180。
    【31】同上，页25以下。
    【32】至于对尼采学说中的疑难的深入探讨，请参见拙作《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哲学》，柏林，1935，页82以下，99－100。
    【33】尼采，《扎拉图斯特拉》，页330。
    
    ······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只要对哲学是拥有足够的了解，就不难发现：尼采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思想。
    
    难怪，尼采自己只能作为“西方的没落标本”被提供出来。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