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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时
无论是开会、赴约，有教养的人从不迟到。他们懂得，即使是无意迟到，对其他准时到场的人来说，也是不尊重的表现。
秦朝末年，张良雇佣壮士刺杀秦始皇失败，逃亡到下邳，暂时躲避起来。一天傍晚，张良在圯桥上漫步，坐在桥上休息。
有一个老人来到张良所坐的地方，把鞋坠下圯桥，回头对张良说：“你下去把鞋取上来！”张良很惊讶，想揍他，因为他年老，便强忍着下去取了鞋。
老人说：“给我穿上鞋！”张良想，已经给他取鞋了，索性给他穿上，老人伸脚接受，然后随着离去，张良非常惊异的目送他。
老人离去后又返回来，对张良说道：“孺子可教也！五天后的早晨，与我在此相会。”张良更感奇怪，但仍然答允了。
五天后黎明，张良前往，老人已先到了，发怒说：“与老人约定，却迟到，为什么？走吧，五天后黎明再相会。”
五天后张良天还没亮就去了，不想又迟到了，老人训斥后又约定五天后再见面。
又过了五天，张良不到半夜就前往了，不一会儿，老人来了，高兴地说：“应当这样。”
黄老人从怀中拿出一本书给张良说：“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做帝王的军师了。十年后，你会有所成就；十三年后，你再来见我，济北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早上，张良看那本书，原来是《太公兵法》。从此，张良每天诵读这部兵法并心领神会，后来辅佐高祖平定天下，兴建汉朝，大得此书的益处。
谈吐有节
注意从不随便打断别人的谈话，总是先听完对方的发言，然后再去反驳或者补充对方的看法和意见。
清朝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狂生，古人今人他都不放在眼里，开口就是吹嘘自己，对别人一概谩骂。若有人指出他的诗文中的一点小错误，必定会遭到他的怨恨，甚至拔拳相殴。
正赶上河间府岁考，有十几个人住在一起，有互相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夏天炎热，夜里大家散坐在院子里乘凉。
狂生口若悬河，高声谈论，认识他的人知道他的脾气，就不吭声；不认识他的人开口说不了几句，就被他打断，连声斥责，慢慢也不吭声了，最后大家都沉默不言，听狂生高谈阔论。
这时，一棵大树后面坐着一个人，开口和狂生辩论，连连指出他的的错误，最后狂生被驳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
狂生大怒，问道：“你是谁？”那人在黑暗中回答：“我是焦王相（河间府著名的老儒）。”狂生惊问：“你不是前不久死了吗？”
那人回答道：“我不是死了，敢来捋老虎的胡须吗？”狂生跳起来叫骂，绕过墙去寻找鬼魂，只听到吃吃的笑声。
态度和蔼
在同别人谈话的时候，总是望着对方的眼睛，保持注意力集中；而不是翻东西，看书报，心不在焉，显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清末王闿运见曾国藩，侃侃而谈天下事，曾国藩洗耳恭听，时不时拿起笔来，记下点什么。王闿运见曾国藩如此重视自己的看法，不禁心潮澎湃，面红耳赤，两眼炯炯有神，口若悬河，更是卖力地兜售自己的“帝王学”。
王闿运正说得意犹未尽的时候，曾国藩起身，抱歉地微笑了一下，意思是自己要去小解。
在曾国藩去小解的过程中，王闿运忍不住去曾国藩的书案前看他记录了自己的那些话语。一看之下，王闿运心凉了半截，原来曾国藩在纸上写了几十个“谬”字和“妄”字。
曾国藩小解后回来，王闿运也是好样的，面不改色，继续谈自己对天下形势的看法。但是王闿运心里明白自己和曾国藩不是一路人，最终曾国藩始终没用王闿运。
王闿运后来在写作《湘军志》时，故意贬低曾氏兄弟的功绩，以至于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看到《湘军志》，说那是“一部谤书”。
语气中肯
避免高声喧哗，在待人接物上，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往往能取得满意的效果。扯开嗓子说话，既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会影响周围的人，甚至使人讨厌。
西汉武帝时，灌夫和丞相田蚡一直有矛盾。元光四年夏天，田纷娶燕王刘嘉的女儿为夫人，王太后下诏，要列侯宗室统统前往祝贺。灌夫也参与祝贺酒宴。
轮到灌夫敬酒，敬到田纷时，田纷不仅不还礼，还说什么“不能满杯”，这是明显的对灌夫轻视。
灌夫恼怒地说：“将军就是贵到这个地步吗？连一杯酒也不能满？”露出明显的不快。灌夫在向临汝侯敬酒时，临汝侯既不还礼，又附在程不识耳边说悄悄话。
临汝侯论年纪，论辈份，都低于灌夫。灌夫本来就一肚子火，就破口大骂说：“你平时低毁程不识将军年老无能，一钱不值，现在见长者敬酒，怎么又像个女人似的和程将军唠叨起来了？”
临汝侯未及回答，田纷插话说：“程将军和李将军是东西宫卫尉，你当众侮辱程将军，也就是侮辱李将军。”灌夫性情刚烈，发火实际上是冲着田纷的，在气头上更不会把田纷这个丞相看在眼里，听到田纷的话，厉声回答说：“砍头洞胸我都不怕，管他什么程将军、李将军。”说完，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田纷抓住时机，对众人说：“这是我放纵灌夫的过错，必须加以训戒。”命卫兵拦住灌夫。有人劝解，要灌夫向田纷赔礼，避免矛盾进一步深化。灌夫不从。田纷命人把灌夫抓起来，又对长史说：“今日奉旨开宴，灌夫犯了骂座不敬之罪，立即上奏。”
双方因为言语行为的不慎，致使灌夫最后被杀，而田蚡也随后不久死去。
注意交谈技巧
尊重他人的观点和看法，即使自己不能接受或明确同意，也不当着他人的面指责对方是“瞎说”、“废话”、“胡说八道”等，而是陈述己见，分析事物，讲清道理。
战国时期，秦国趁赵国政权交替之机，大举攻赵，并已占领赵国三座城市。赵国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援。齐国一定要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为人质，才肯出兵。赵太后溺爱长安君，执意不肯，致使国家危机日深。
这时候，大臣触龙出面，先关切地询问太后的起居饮食，并絮絮叨叨地与她谈论养生之道，接着，触龙恳切地为自己的幼子舒棋请托，很快就勾起了太后的爱子之情，开始毫不掩饰地向触龙袒露心迹。
触龙抓住契机，始终顺着太后爱子的心理，从为长安君的根本利益着想出发，层层深人地启发引导，情离于理，理表与情，终于使太后深受感动，心悦诚服，答应让长安君为人质。
这“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是历史上言谈技巧实例的名篇，值得一读。
不自傲
在与人交往相处时，从不强调个人特殊的一面，也不有意表现自己的优越感。
三国时，狂生祢衡羞辱曹操，曹操派他到刘表那里，想借刘表的手杀掉祢衡。刘表明白曹操的计谋，就把祢衡派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黄祖开始对祢衡很不错。
黄祖与祢衡一块喝酒，都喝醉了，黄祖问祢衡：“你在许都时，觉得那些人算是人物？”祢衡说：“只有两个人可算得上人物，一位是年长的孔文举（孔融），一位年轻的杨祖德（杨修）。”
黄祖问：“我跟这两个人相比如何？”祢衡说：“你就像那庙中的菩萨，虽然有许多人朝觐，遗憾的是却没有丝毫灵验。”黄祖大怒：“你竟敢将我比作土木偶人！”便命人将祢衡斩了。
信守诺言
即使遇到某种困难也不食言。自己谈出来的话，要竭尽全力去完成，身体力行是最好的诺言。
曾子杀猪取信于子故事在我国广为流传。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去，儿子哭闹着要跟去。曾妻戏哄儿子说：“好乖乖，你别哭，你在家里等着，妈妈回来杀猪炒肉给你吃。”儿子听说有肉吃，便不随母亲去了。
曾参的妻子从街上回来，只见曾参拿着绳子在捆猪，旁边还放着一把雪亮的尖刀，正准备杀猪呢！曾参的妻子一见慌了，赶快制止曾参说：“我刚才同孩子说着玩的，并不是真的要杀猪呀!你看你怎么当真了?”
曾参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你要知道孩子是欺骗不得的。孩子小，什么都不懂，只学会父母的样子听父母的教训。今天你要是这样欺骗孩子，就等于教他说假话和欺骗别人。再说，今天你要这样欺骗孩子，孩子觉得母亲的话不可靠，以后你再讲什么话，他就不会相信了，对孩子进行教育也就更难了。你说这猪该不该杀呀?”
关怀他人
不论何时何地，对妇女、儿童及上了年纪的老人，总是表示出关心并给予最大的照顾和方便。
相传，清朝的郑板桥在晚年时，曾在潍县当县令。秋季的一天，他微服赶集，见一卖扇的老太太守着一堆无人问津的扇子发呆。
郑板桥赶上去，拿起一把扇子看，只见扇面素白如雪，无字无画，眼下又错过了用扇子的季节，自然也就没有人来买了。郑板桥在询问的过程中得知老太太家境贫困，决定帮助她。
于是，郑板桥向一家商铺买来了笔、墨、砚台，挥笔泼墨。只见冉冉青竹、吐香幽兰、傲霜秋菊、落雪寒梅等飞到扇面上，又配上诗行款式，使扇面诗画相映成趣。周围的看客争相购买，不一会儿功夫，一堆扇子便销售一空。
大度
与人相处胸襟开阔，不会为一点小事情而和朋友、同事闹意见，甚至断绝来往。
东汉刘宽，性情仁厚宽恕，纵使事情仓卒紧迫，也从未疾言厉色。
有人遗失了一头牛，认为刘宽所骑的那头牛就是他走失的，刘宽不说半句话，从牛背下来，步行回家。不久，对方找到遗失的牛只，将错认的那头牛送还刘宽，并且向刘宽谢罪。
刘宽说：“很多事物非常类似，难免会辨认错误。还要麻烦您送回来，怎么反而谢起我来呢？”
有一天，他穿好衣裳要去早朝，婢女端来一碗肉羹，不小心弄脏他的朝衣。他的态度十分从容、平静，连脸色也没有改变。他缓缓地说：“羹烫到你的手了吗？”后来他当上侍中的官职，皇上封他逯乡侯。
凡是以宽恕待人，而使人惭愧，感到无可容身，其实，这并不宽厚。刘宽的一举一动，处处替人设想，帮人开解困窘的局面，做得非常自然和平常，完全没有感觉到别人的不是，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富有同情心
在他人遇到某种不幸时，尽量给予同情和支持。
郑板桥做县令时，有一天，某盐商将一个私自贩盐的小贩子扭送到县衙门，要求县令郑板桥以走私罪予以重处。
郑板桥一见那个小贩，便知是个可怜的穷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他是被生活所逼，不得已才贩私盐卖的。郑板桥顿生怜悯之心，但是贩私盐不是小罪，于是他心生一计。
他对盐商说：“这个小贩按法律应当处罚，我准备给他戴上枷锁，立街示众，好不好？”那盐商笑眯眯地说：“好的！好的！”
当即，郑板桥命衙役抱来一些芦席，用细木片作托，认真扎好，中间挖一个大圆孔，名曰“芦枷”。他又画了许多竹子和兰花，题了字，贴在芦枷上。然后让小贩套在脖子上，站在盐商的门口示众。
大家都知道郑板桥不仅是个办事公正的清官，而且是个著名的大画家。他的诗、书、画堪称“三绝”，他画的竹子和兰花，名扬四海，许多人都想目睹为快，更渴望能得到他的墨迹。
那个小贩子戴着芦枷往盐商门前一站，立即招引了许多人前来观画，整个县城都轰动了。不多一会儿，观画的人纷涌而至，把盐商的门堵得水泄不通，一点生意也做不成了。盐商只好到县衙内去哀求郑板桥把那个小贩放了。
转自丨“儒风大家”微信公众号（ID：rufengdajia），图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曾国藩认为：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对于知人识人，他被誉为谈气观相的一代宗师，我们且看看他有什么秘诀。
国学大师南怀瑾在他的《论语别裁》一书中谈到：“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实流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
根据《冰鉴》所述，曾国藩将其相术口诀归纳为以下四十字：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四十字口诀呢？下文国馆将为你一一道来：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曾说：“察心之邪正，莫妙于观眸子。”然心主神志，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主要集中在人的两只眼睛里。通常喜斜眼看人的人，多心术不正者；而一个人与人交谈时眼神飘忽不定，躲躲闪闪，这是内心不忠实的潜意识所导致的。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眼斜鼻歪，鼻骨冲犯两眉，则必存有邪念。另外，一个人端庄厚道，必然慎言，此类人多忠实可靠，相反一些饶舌多余、爱搬弄是非之人，则多不可靠，对于这种人说的话则不必多理会，即使说好话，也多为虚情假意。
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一个人有没有功名，曾国藩认为要看人的气概。一个正气凛然之人，让人不禁为其气概所慑服。民国初期的爱国将领范绍增便最好地印证了这点：他曾放言说：“袍哥人家，认黄认教、绝不拉稀摆带！”就凭这豪侠气概的宣言，他由绿林好汉成为了雄踞一方的枭雄。
“富贵看精神”，是讲一个人能否善始善终，富贵吉祥，就在于他是否有精气神。曾国藩曾私下跟赵烈文谈话时非常惋惜地说，胡林翼是湘军第一苦命人，虽有非凡的英雄气概，却是一种苦相，经常神色黯然，即精气神不足，所以不能够长久。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
曾国藩说：“手心、手掌心当中纹络清晰而浅者，心定。”这个心定就是主意定，临事不慌乱；反之，“手掌纹络浅而乱者，人心乱、心浮”。另外，手指细长细腻指甲明亮的，通常做体力活少，做脑力活较多，因而能有多思，点子多。
至于“风波看脚筋”一句，在他看来，脚筋粗壮突起的人奔走能力强，孔武有力，执行力强， 但闲不住，不喜平静，爱找事做，也就难免易惹风波。
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曾国藩将说话有条理视为用人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古人说的“听言”，即观看两个人谈话，能不能切中要害，条理清晰，把对方抓住，就能显示出有没有条理。
就如庖丁解牛，找到诀窍，理顺筋脉，便能将一头牛清楚利索地解剖好。观察一个人说话看他是语无伦次，答非所问，便是思路混乱，毫无条理；而有条理的人通常说话都能化繁为简，简易明了。
曾国藩识人术，根据相貌、言语、行动特征来考察一个人的思维和做事方法，从而判断这人的才能大小，以此确定他适合担任什么工作。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吴汝纶等人，都是他用此法觅来的大材。另外，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亦能产生大部分的共鸣，因而尤其值得后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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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多年被蒙古国占领历史，即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200多年也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因而，可以肯定：蒙古对俄罗斯这段占领史，对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性格，打上了深深烙印——前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勒•奥克帕拉德尼科夫就曾指出：“蒙古征服者入侵俄罗斯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各公国联合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斗争。客观上蒙古的入侵促进了俄罗斯的统一，同时为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汗国灭亡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俄罗斯国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来讲，蒙古人对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联邦版图是一个最大的贡献。”因而，对这段历史进行必要的梳理，也就成了我们了解今天的俄罗斯的一个窗口和路径。
那么，蒙古对俄罗斯这200多年的征服史，究竟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在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下，俄罗斯人能够生存、发展并重新独立，这说明他们是一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民族，确实令人们敬佩。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尽管两百多年的统治没有让俄罗斯人屈服，他们却不可能不受到蒙古人的影响。蒙古人对俄罗斯人的统治不仅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蒙古的统治促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蒙古征服俄罗斯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反省。他们逐渐意识到，分裂和分权是自己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基辅罗斯后期近两个世纪的分裂和分权，俄罗斯便一蹶不振，无法制敌。蒙古人的到来就是上帝对俄罗斯人的惩罚。因此，只有进行统一和中央集权，才能使自己壮大起来，赶跑蒙古人，重新获得独立。于是，独立、统一和实现中央集权，逐渐成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三方面是同时进行的。作为这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莫斯科公国虽然不择手段，却依然顺应了俄罗斯的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经过不懈奋斗，俄罗斯于1480年重新独立，于1521年实现完全统一，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任务基本是在蒙古统治的外部压力下完成的。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除了给予外部压力外，蒙古人的统治方式也是令俄罗斯成为中央集权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各公国原有的市民代表会议——“谓彻”被解散。由于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谓彻”当然无法继续生存。再加上与西方的交往被割断，俄罗斯无法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它的民主进程只能中断。
在与民主擦肩而过的同时，俄罗斯不得不接受来自东方的影响。由于蒙古帝国西征打开了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眼看亚洲，注意力由西转向东，受到亚洲的吸引。由于蒙古人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承袭了中国的政权模式，这就为后来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制打下了深深的东方烙印。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其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另外，蒙古人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统治者受到极大启示。蒙古人管理国家的许多办法在俄罗斯一直沿用下来。这对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在经济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采邑制和农奴制的发展。蒙古统治时期，蒙古人对土地的极度渴望和对俄罗斯人民的奴役剥削，同样深深地刺激了俄罗斯统治者，激发了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欲和对农民的控制欲。于是，采邑制和农奴制便形成和发展起来。
15、16世纪之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俄罗斯大公开始依靠分封贵族，对抗旧的波雅尔世袭贵族。分封贵族也叫封地贵族或服役贵族，他们通过为大公服役的方式，获得大公赐予的采邑和农民。分封贵族不能终生享有这些采邑和农民，更不能进行转让和买卖。一旦丢官弃职，他们便失去土地和农民。这样，以服役为条件而分封的采邑制逐渐兴起，旧的世袭领地制日趋衰落。在采邑制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权与占有权发生分离。分封贵族只有对土地的占有权，而大公则对全国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和最终支配权。这是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的反映。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与壮大，农民的自由程度也在下降。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尤利节法令》，规定农民在每年的尤利节前后一周内，在完成主人分配的农活后，可以选择在其他主人的土地上劳动。1581年，沙皇伊凡四世颁布《禁年令》，禁止农民在尤利节前后逃走和转移。1597年，沙皇费多尔颁布《追捕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如果在5年内被找回，则仍归原主。1649年，沙皇阿列克赛颁布《无限期找回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只要被找回，就仍归原主。同年，缙绅会议通过《法律大全》，在法律上承认了农奴制度。
至此，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俄国农民被完全剥夺了自由，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最终确立。
再次，蒙古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西欧的往来，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使俄罗斯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蒙古人的到来，在打开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同时，却在无意之中割断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余地区的联系。这种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伊凡三世时，俄罗斯才恢复了与欧洲国家的往来。而13—15世纪正是西方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宗教改革和商业革命也将接踵而至。西欧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相比之下，俄罗斯显然落伍了。它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俄罗斯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格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相类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这样，当1480年蒙古人退出时，俄罗斯文明已经和西欧文明大相径庭。因为忙于生存，俄罗斯错过了两个多世纪的黄金时间。它没有与西方同步发展，而是自成一体，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差了一大截。尽管俄罗斯努力地追赶，差距却一直存在，以至于在数个世纪里，被西欧列强视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
再其次，蒙古的统治与征战使俄罗斯吸收了蒙古的特务制度、作战技术和扩张主义，这些东西至今仍在俄罗斯发生作用。
蒙古人是第一个把间谍提升到国家利益高度的民族。每逢战前，他们都会派出间谍，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关于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13世纪的蒙古人之所以会战无不胜，间谍在其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在蒙古统治期间。俄罗斯人以蒙古人为老师，接受了特务制度，并把间谍作为服务君主的工具。伊凡四世在位后期，曾一度实行特务恐怖统治。他组成了一支人数为1000人的“特辖军”。他们身穿黑色服装，在马鞍上挂着扫帚和狗头，是沙皇的鹰犬。特辖军负责抓捕和处决沙皇的反对者。后来，由于打击面过大和积怨太多，伊凡四世不得不解散特辖军。彼得一世在位时，为了加强对教会的控制，规定实行“忠诚审查”。如果神职人员发现有人正在进行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如果教徒在忏悔时，说出自己有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他就会被隔离审查。彼得一世设立了“秘密办公厅”，负责抓捕和审查政治犯，从而开始了秘密侦探和特务制度。“秘密办公厅”与之前的蒙古间谍和之后的苏联时期的“克格勃”是一脉相承的。
在扩张主义的方面，俄罗斯也青出于蓝。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就可以看作是莫斯科公国在俄罗斯进行内部扩张的过程。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俄罗斯立即展开对外扩张。扩张从15世纪末开始，持续了数世纪，自西向东，最终建成世界上的面积第一大国。这一过程是蒙古西征的重演，不过方向相反了，时间也较慢长。结果，蒙古人不仅被赶回蒙古高原的老家，还一度被沙皇俄国和苏联控制。原来的征服者变成被征服者，原来的被征服者则成了征服者。
最后，在宗教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俄罗斯的教俗合一。蒙古人的统治是野蛮的。但是，他们却对东正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和保护的政策。蒙古人同样接受上帝，没有强迫俄罗斯人改变宗教信仰。为了借助东正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蒙古人支持东正教会，保留了教会的一些特权，免收其贡赋。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蒙古人的预期。14世纪初，在伊凡一世的动员下，俄罗斯东正教总主教的驻节地迁往莫斯科，使莫斯科逐渐代替基辅，成为俄罗斯的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地位大大提升。王权与教权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他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此后，总主教和大公之间保持了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公底米特里即位时年仅9岁，由总主教阿列克赛摄政。大公亲政后，总主教依然精心辅佐，使莫斯科发展顺利。底米特里推行的一系列比较明智的政策，都与总主教不无联系。在东正教会的帮助下，莫斯科公国承担起领导俄罗斯人民反抗蒙古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重任。
随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东正教总主教进入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近臣会议，与大公等政府要员共商国事、共同决策。直到1917年帝俄时代结束，教俗关系基本保持和谐。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的忠实奴仆。
还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酒鬼众多。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俄罗斯人与其他欧洲人一样，用葡萄或粮食酿酒，酒的度数较高。他们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快。到了蒙古统治时期，由于许多蒙古人与俄罗斯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成了携带蒙古人基因的鞑靼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用马奶酿酒，酒的度数较低。人体在饮用这些奶酒后，会产生一种酶，用以分解酒精。因此，蒙古人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慢。所以，有蒙古基因的鞑靼人，尽管在外貌上没有蒙古人的特征，却在酒精代谢方式上与蒙古人接近。当喝完同样多的烈酒后，他们会更容易醉。由于体内的酒精分解速度较慢，他们会醉得更厉害，表现为站不直、易激动、思维混乱，甚至情绪突然低落。
俄罗斯气候严寒，人们被迫喝酒取暖。由于苏联解体后，一度发生政治经济危机，不少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通过大量饮酒来麻痹神经。再加上俄罗斯盛产伏特加烈酒，因而，携带蒙古人基因的俄罗斯酒鬼越来越多，举世闻名。今天，俄罗斯人的酒精消耗量已位居全世界榜首。一个俄罗斯人平均一年喝掉的酒中起码含有15升纯酒精，每7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个是酒鬼。也就是说，在俄罗斯，至少有200万酗酒者。如果仅对俄罗斯男子而言，这个比例则会加倍。过量饮酒曾经一度造成俄罗斯的健康危机。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9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掀起一场禁酒运动，但成效甚微，以失败告终。目前，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仍然比女子低好几岁。究其缘由，蒙古帝国统治时期的民族通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总之，由于蒙古的统治，俄罗斯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俄罗斯这个大帝国的很多制度，都可以在蒙古统治时期找到源头。例如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经济上的农奴制度、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的服从世俗等等，都与蒙古人的统治不无联系。可见，近世俄国的种子是在蒙古统治时期播种的。无论蒙古人的统治造成的利多还是弊多，有一点应该是能获得公认的，那就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人发展起了一种既不同于东方、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明。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深远影响，使俄罗斯人有了蒙古人的影子。俄罗斯考古学家对其领土上的古人遗骸进行研究后发现，在蒙古人入侵古罗斯(古俄罗斯名称)之前，古罗斯人长相非常帅气。
在此项研究中，俄罗斯考古学家们根据古人遗骸特征复原了12至13世纪生活在现在俄罗斯领土西北地区的古罗斯人的相貌。在对这些古人的面部特征进行研究后专家们称，在蒙古人打进来之前，生活在古罗斯领土上的人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结实、长相也非常漂亮。
据俄罗斯诺夫哥罗德“斯拉夫”电视广播公司报道的消息称，俄罗斯考古学家们在对诺夫哥罗德报喜节教堂公墓进行挖掘和研究得出了上述这一结论。诺夫哥罗德建筑-考古探险队队长戴尼斯-佩热姆斯基表示：“以前我们曾经认为，在蒙古入侵前，生活在俄罗斯西北地区的古人都是高颧骨、扁鼻子，但这次研究推翻了这一传统认识。事实上，我们的祖先身材魁梧、肌肉结实、前额发达、鼻梁直挺，总的一句话，生活在这里的古人长相都非常帅气”。
戴尼斯-佩热姆斯基称，在13世纪与14世纪交替之际，蒙古鞑靼人入侵后使这里的人们惨遭压迫导致他们的外貌发生了变化，他们因此“失去”了高大的身材、面部特征也开始发生变化、鼻子也开始变得肥大。
戴尼斯-佩热姆斯基表示，近年来，诺夫哥罗德建筑-考古探险队一直在对始建于1170年的报喜节教堂周围地区进行研究。2003年，考古学家们就在报喜节教堂周围发现了数十座古代墓地，其年代都被定位在蒙古人入侵前和蒙古人统治时期。
对于这些古遗骸身份的判断，专家们目前还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属于12-14世纪生活在古罗斯的世袭贵族，有的则认为属于诺夫哥罗德教堂的牧师和主教。俄考古学家们还将继续对报喜节教堂周围地区进行更深入的考古研究。
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深远影响，使俄罗斯人有了蒙古人的影子。蒙古人带去了东方的技术,促进了欧洲的发展. 蒙古人对俄罗斯长期的统治，其政治制度、文化习俗仍然对俄罗斯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甚至是难以改变的影响，这一点俄国人和其他欧洲民族都能感觉的到，于是俄罗斯就有了一次次无法完全达到目的的“欧洲化”改革，而无论俄国人多么向往欧洲文明，欧洲人都把他们视为另类。以至于有这样的谚语：俄罗斯人是剥了皮的鞑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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