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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韩战：中共志愿军战俘第二集“同根相煎”



2016年2月02日

    
    
    

    在韩国济州岛山房山脚下为几位选择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举行葬礼（1952年，美军宪兵拍摄）
    
    编者按：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历时三年的韩战。65年过去了，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特别推出《志愿军战俘》电视系列纪录片，以尘封的史料、战场拍摄的镜头和太平洋两岸进行的采访，为您再现当年战争的残酷，揭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亮丽光环背后的真实，再现两万多中国战俘这个被遗忘的特殊群体在那场被遗忘战争中的无奈与坎坷的人生。
    
    电影片段: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王成摘掉步话机，在阵地上孤身抵抗美军，最后拉开爆破筒引信，与冲上山顶的美军同归于尽）。
    
    解说：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上映后，中国观众心中又增添了一位“保家卫国”的英雄。《英雄赞歌》插曲广为传唱，志愿军的形象再次飙升。
    
    2011年冬天，辽宁锦州大岭村的一个乡镇集市上，一位练摊的老人冒着严寒，在推销老伴儿亲手缝制的鞋垫，一双一块钱，这样的生活延续了十几年。
    
    没有人知道，这位老人就是英雄王成最早的原型蒋庆泉。他在喊完“向我开炮”之后，并没有像电影中的王成那样与敌人同归于尽，而是成了俘虏。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他生活在被俘的阴影下而不是英雄的光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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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3月，从福建调入朝鲜的志愿军23军向三八线附近美军阵地石砚洞北山——美军称猪排山（Pork Chop Hill）——发动攻击，阵地几次易手，志愿军伤亡惨重。
    
    卢洪（前志愿军23军战地记者，笔名洪炉）：“我们中国靠的是人，美国靠的是钢铁，我们是拿生命跟你们钢铁较量。就那个猪排山，我后来也上去了，那个死人不是光是铺了一层，是人叠人，人叠人，铺了几层，都是死尸啊。”
    
    解说：4月17日第三次战斗，蒋庆泉所在的志愿军67师一个连守卫山顶阵地时只剩下一名步话机员和几个伤员。美军再次冲锋，接近山顶，蒋庆泉不顾生命危险，高喊：“向我开炮”，志愿军的炮弹却在此时刚好打完，美军冲上了阵地，辽沈战役投降后成为解放军的前国军士兵蒋庆泉这次成了美军的俘虏。
    
    蒋庆泉（前志愿军23军67师步话机员、王成最早的原型）：“打到白热化了，我身体上都是死尸。你说碎尸的整尸的啥都有。脸上的中国人的血有，美国人的血也有。身上都是血，干脆，打得美国人上来了，实在没办法了，我才喊得‘向我开炮’。那时我的心里特别难过。我说我的祖国，如果能有美国一半（弹药），三八线他都不能出弯。”
    
    解说：蒋庆泉被炮弹震昏，醒来发现周围全是美国人，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俘，巨大的羞辱感竟然让他再次昏了过去。
    
    蒋庆泉：“当然我被俘了（我）啥也不知道，是美国人把我，头一次死了，给战场上当死尸硬把我给拽醒了。我一看不好样了，我看周围都是美国了，心里这一着急，我说被俘了吗？一着急又死了。死了把我扔到车上去了，人家当死尸拉去了。等等完我又活了，美国人把我捡出来了。”
    
    解说：醒来后，蒋庆泉被送进了战俘营。战俘营，对于绝大多数志愿军被俘人员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们中许多人在国共内战中有过被俘的经验，但是却马上被解放军收编，换了军服、转过枪口去打仗，对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建立的战俘营完全没有概念。
    
    被俘以及之后被关进战俘营，让他们普遍感到羞辱。这种羞辱感是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普遍感受。1951年进行的第五次战役，因指挥失当，志愿军60军180师全师陷入重围。“分散突围”失败，数千志愿军基层官兵成了联军俘虏。失望与悔恨交加，令很多人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战死沙场。
    
    张达(志愿军180师539团见习参谋，回国战俘)：“当然我被俘了，我觉得是很可耻的。我是很光荣的参军的，就觉得背了个包袱，那时候还真想过，怎么回去见什么毛主席？能见吗？被俘以后，我一个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很悲观，觉得完了，前途什么的都完了。”
    
    解说：入朝前，志愿军普遍进行了气节教育，严格战场纪律。美军缴获的志愿军第九兵团1951《战时军法纪律暂行规定》明确，“临阵投敌”,“携械潜逃”、“投降敌人报告军情”，可判处死刑或者10年有期徒刑。为了严肃军纪，有些部队不惜拿自己的人祭旗开刀，杀一儆百。
    
    刘纯俭（志愿军180师540团战士，赴台战俘）：“因为我在解放军干了一年多，我就发现，解放军有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军队出发以前，一定要枪毙一个人，就像古时候军队出发要杀一个人祭旗，就像那种状况。”
    
    解说：在这种气节教育之下，志愿军被俘后普遍消沉，很多人虽然想要回家和亲人团聚，却又担心回国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在中共的教育中，被俘等同于变节。
    
    朝鲜战争开始时，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残酷的国共内战，军队和平民的死伤人数以千万计。在国民党被消灭的八百万军队中，有一百七十多万投降后被编入解放军。转眼之间，他们中许多人又被送到了朝鲜。在战场上成为俘虏后，有的人一进联军战俘营，就坚定了不回中国大陆的决心。很多人对解放区的中共土改记忆犹新，有人还是受害者，他们知道如果回国，自己迟早也会成为清算的对象。
    
    刘纯俭: “我是坚决不会回大陆去的，因为我老家，就是46年，共产党就占了，那个清算斗争是很恐怖的。一到那儿，就把我家的家产分掉了，房子也分掉了，土地也分掉了。斗争大会的时候，它写那个标语更恐怖，说‘穷人要翻身，抓住地主老财挖苗断根’。那就是说，不管老少，只要你是地主家的，一律都给你打死。那时还不用枪毙，枪毙他还舍不得那一颗子弹，就让村子人拿石头打死。”
    
    解说：这种土地改革1949年后在新的解放区照样进行，中共并在农村划分阶级，鼓励农民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中共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很多为抗日做出贡献的前国军人员都成了斗争对象。统计表明，从1950年到1953年，共有几百万被划为地主和反革命的人被中共处决。
    
    尽管土改和镇反只是中共无数政治运动的开始，其后果已经让许多前国军人员不寒而栗。他们投降解放军后，发现自己也不受共产党的信任，不少人于是伺机重新投奔国民党，韩战被俘，就成为天赐良机。
    
    张泽石（前志愿军60军180师宣传干事，回大陆战俘）：“他们从自身的家庭，或者自身的个人，是受到了共产党的迫害。比如说打土豪，分田地，他是一个地主，家里被扫地出门了，财产被分了，或者他的父兄是国名党军人在这个国共内战里面被打死了，或者重伤了，他内心对共产党是有仇恨的。这一部分人，而且正好到战场上，可以通过战线去跨过这个战线去回到所谓的自由世界，脱离共产党，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所以他们投诚了。”
    
    解说：与前几次战役相比，参加第五次战役的前国军人员显著增加，刚刚在四川与国民党95军合并的志愿军60军尤其如此，很多人被俘后不愿回大陆，而且持这种想法的人随着在战俘营中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
    
    马国正（台湾研究学者）：“180师的话，他当时有很大一部分被俘虏了。那他里面的成分有许多都是国军旧部，或者说有些共产党的背景并没有那么鲜明。所以当这批人大量到了战俘营里之后，他对整个战俘营里面战俘的成分，战俘的组成成分，产生很大影响。等于说有国军背景的人突然暴增。暴增之后呢，在这个权力斗争方面，产生了很深刻和关键的影响。”
    
    解说：前国军人员如此，那些深受中共信任的志愿军军官们的表现又如何呢？一个普遍现象是，他们没有像中共教育的那样，在任何时候都挺身而出，为士兵以身作则，而是极力掩饰自己的干部身份。熟悉中共教育的军官们知道，在共产党的眼里，被俘就是犯罪，而且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要比普通士兵承担更大的罪责；部队入朝前的教育宣称，如果干部被俘，肯定会被美国人处死。
    
    钟俊华（志愿军180师538团卫生员，回大陆战俘）：“结果下来就碰到我们团的一个指导员，他也被俘了。他被俘了，我看他穿的这个干部服。我那阵小嘛，我想得比较单纯。我想他们对老百姓、小兵可能要好点哦，对干部是不是就要杀哦，或者是怎么样。我就给他说，你把你的干部服脱来丢了，我这有一件战士服，我就给了他了。”
    
    解说：俘虏中于是多出了很多的“伙夫”、“文化教员”和“会计”。这些人被送到巨济岛后，除了志愿军20军60师180团3营教导员孙振冠和60军180师539团营长马兴旺等在釜山就表明了身份、担当起管理战俘责任的少数营级干部外，多数军官被送进士兵战俘大队。
    
    共产党干部们既然隐瞒身份，前国民党军队人员、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军官们，就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申报军官身份，挑起了战俘营自我管理的大梁。在他们的管理下，最早收容中国战俘的72战俘营悬挂的是中华民国国旗，国民党党徽不但成了战俘的帽徽，还被镶嵌在战俘营的大门上，难怪180师的官兵一进战俘营，就以为是到了台湾。
    
    刘纯俭（志愿军180师540团战士，赴台战俘）：“本来按照《日内瓦公约》，原来你是军官，对不对？你是军官你就应该管士兵才对啊。但是进到那里面以后，所有共产党的干部都不敢出头了，都不敢露脸，都不敢表明他是干部了。那么在里面出头露脸的，大部分都是原来国军的军官，大部分都是，所以他就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了。”
    
    解说：反共人士当了家，青年反共救国团、国民党六三支部等组织就相继在战俘营成立，管理层利用警备队进行管理，对亲共人士、特别是前志愿军的干部们严密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人被谋杀。
    
    马有钧（志愿军60军180师538团政治处干事，回大陆战俘）：“结果一去以后，那个72战俘营已经完全遭敌人控制了。他们那个国民党的六三支部也建立以来了，警备队也成立起来了，你要是反对的话，他就把你毒打，甚至把你打死，就丢到茅坑里面，很毒辣的。”
    
    于荣福（前志愿军60军士兵，战俘营警备队员，赴台战俘）：“就在你住的屋里，把你勒死，或者憋死，头蒙起来，蒙死。我们那期间住的不是床，就是土堆起来的，土堆起来的一个像床一样，就睡在那上面。赶紧就把那里挖挖挖起来，把你埋下。”
    
    解说：韩战爆发后，美军主动寻求台湾方面的帮助。1950年7月底，刚刚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就访问了台湾，与蒋介石举行会谈。1951年初，中华民国陆续派出大批人员，以翻译、教师等身份加入美军，协助志愿军战俘的审讯工作。
    
    周秀环（中华民国国史馆研究员）：“他们在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号，台湾的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每天八点都会向战俘营去广播，宣扬台湾的情况，心战喊话。一九五一年的时候，联军又要求台湾派了73位译员，翻译的人员到大邱去从事情报工作，还有就是一九五一年的六、七月的时候，美国联合国民众新闻教育处(CIE)在战俘营里设立有二十三位指导员，是从台湾去的。”
    
    解说：1951年7月，开城和谈的消息传入营内。反共战俘决定宣誓反共立场，公开要求去台湾。巨济岛72战俘营率先开始在身上刻刺反共字样的运动，一开始是自愿参加，后来规模不断扩大，刺字也由最初的自愿发展为强迫，甚至还出现了英文字样。
    
    蒋鸿庆（前志愿军15军45师134团士兵，赴台战俘）：“‘反共抗俄’，‘打倒共产党’，‘杀朱拔毛’。现在我弄掉了，（原来）这地方都刺了字，当时刺了这些字，我们也不敢说回大陆啊。”
    
    高福昇（前志愿军某部士兵，赴台战俘）：“不刺字不行，因为不刺字他说你思想有问题。但战俘营里面就是无法无天哪，谁拳头大谁就有力量啊。那时候我就亲自看到，我们一起来的人哪，他就坚持说他要回家，坚持回家，旁边有警卫队，警卫队就说‘好吧，你来吧’，结果警卫队就挖个坑，就把他推到坑里面去，他就挣扎，然后土就给他埋，就给他活埋掉了。这是我亲自看到的。”
    
    李高志（前志愿军60军180师540团卫生员、赴台战俘）：“我们旁边有一个张万成（音），因为他是老共产党，老共匪，他这个地方有四个字‘誓死灭共’，背后‘杀朱拔毛’，你敢回去吗？他有一个更可恶的，他那里面可能有匪谍。我们里面有个黄梅士（音），他扎到这个地方（眉毛上方）‘反共抗俄’；还有你看，‘杀朱拔毛’它扎到这里。这就是蒋介石派去的间谍搞的，哪有这么残忍的？你看看，你像这样你敢回去吗？”
    
    解说：扩大刺字范围的一个关键用意，就是断了更多人返回中国的念想，但部分主动刺字的战俘对当时的胁迫手段并不赞同。
    
    高文俊（志愿军180师538团炮兵见习参谋，赴台战俘）:“我反对。在那时候我说，我们是被迫来打仗的，很多人他有他的想法，那时候还不懂得自由民主的大道理呢，就是我们不应该威胁他。我说应当提倡自由，所以我们军官队没有打什么的。”
    
    解说：刺字运动后来传到了南边的86战俘营，这里的8千多战俘多是第五次战役被俘的。尽管前国军军官依然掌权，这里的政治色彩却相对淡薄。一个重要原因，是营内有势力的组织既不是反共的，也不由亲共人士掌控。前川军95军老兵戴玉书在营内成立了“兄弟会”，周围聚集了几百名四川袍哥，他们的口号是“扶困济贫，仗义助弱”，用集体的拳头维持秩序，平时受欺负的弱者在他们的保护下也能吃上满碗饭。
    
    钟骏骅（回大陆战俘）：“他那两句话你可以这样记，绝对是这样的。‘患难相处，不忘祖宗’，这个就很明显了。”
    
    常成（韩战研究学者）：“因为当时在战俘营里面，谁的拳头大，谁就是大哥，谁就吃得比较多，所以当大队长的，吃大碗饭，中队长吃中碗饭，小队长吃小碗饭，一般人就吃半碗饭。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袍哥队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要有饭大家吃，就是保持一个同乡会，袍哥会。但是这个组织，他是保护了一些共产党员，或者他是直接和间接的帮助过一些共产党员。当然，他们甄别之后，共产主义团结会成立以后，这些袍哥组织就自动的解散了，不让他们去在共产党的组织下活动。”
    
    解说：“双十节”前夕，86营内的反共战俘准备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旗，与72战俘营一样，庆祝中华民国成立40周年。以“兄弟会”为主的亲共人士向战俘营营部和警备队发动突袭，双方打成一团，“兄弟会”很快占了上风。
    
    钟骏骅：“嗯，打架。那都是隔的远，就用石头，隔近了当然就用棍棒了。最后美国人在那开进了坦克，实际上就给那些坏蛋助威，把我们抓了过后那就是棍棒打。当天天黑了，只死了一个人，叫王邵清。”
    
    解说：美军干预后，81名参与打斗的人受到清理，营区被反共战俘彻底接管。营区的面目也随之有了很大的改变。各大队此后实施正规化管理，国父孙中山画像高悬，“反共抗俄”招牌四处可见，中华民国国旗在大门顶端迎风招展。战俘们佩戴国民党帽徽每天定时集合操练。86战俘营还经常进行篮球和拳击等体育比赛，战俘们苦中作乐，登上舞台，表演传统剧目。
    
    至此，72和86这两个中国战俘最集中的战俘营成为巨济岛管理的典范，72战俘营率先实施的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三化原则——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接近美军对战俘营管理的要求。1951年“双十节”前夕，战俘营张灯结彩，四处挂满纪念国庆的横幅和战俘提前制作的花灯。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旗在战俘营升起，战俘们集体向国旗致敬。
    
    中国战俘同时引发联军方面的高度重视。1951年9月13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视察中线第九军时，与几名中国战俘进行了交谈。12月29日，巨济岛战俘管理司令官、美军上校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陪同纽约红衣主教斯佩尔曼（Spellman）视察了巨济岛72模范战俘营，受到热烈欢迎，战俘代表再次向美方递交了请愿书，希望摆脱中共统治，要求去台湾。
    
    美军之前已经注意到众多中国战俘拒绝返回大陆的诉求。美国陆军心理战部主任罗伯特·麦克鲁尔将军（Gen. Robert McClure）1951年7月份就提议，允许不愿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根据自己的意愿前往台湾。这个建议的人道考虑与反共宣传作用均十分明显，很受华盛顿方面的赏识，可有人担心，这会影响韩战美军被俘人员的顺利遣返，而且违反《日内瓦公约》，国务卿艾奇逊就公开反对志愿遣返。
    
    美国总统杜鲁门最后力排众议，支持志愿遣返。学者指出，这主要是吸取了二战苏联战俘回国的教训。
    
    常成：“这里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个人是叫查尔斯·伯伦，后来成为驻苏俄的大使。他就曾经在二战时期处理过苏联战俘的问题，因为当初有很多苏联被德国人控制的战俘，后来战后被美国人解放了，他们不愿意回到苏联，但是按照当初的协议，就把他们所有人送回苏联。他们送回苏联之后，做过投降的，或者叛徒的，回到苏联后，受到很多的迫害。所以后来查尔斯·伯伦就说服杜鲁门总统，坚决不能重复以前的错误，把中共这些反共的战俘也送回去。所以杜鲁门总统后来的倾向就是，给他们志愿的选择”
    
    解说：1952年初，联军板门店谈判代表团接纳了由杜鲁门总统拍板的战俘志愿遣返原则，同意对战俘进行甄别。中朝方面最初坚决反对，后来勉强接受。
    
    那次甄别将坚决要求归中国的战俘从72和86战俘营中清除出去。这些正在定期聚会的老兵都亲身经历了那次甄别。他们当时选择去了台湾，现在台北安度晚年，可60多年前那个恐怖的夜晚，依然让他们不寒而栗。在多名战俘的回忆中，李大安这个名字一再出现。在许多战俘眼里，这位72营的副联队长是个恶魔般的人物。
    
    元学田（前志愿军60军士兵、赴台战俘）：“训话以后，他抓了一把东西：‘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我们讲：‘不知道’。‘告诉你，这是人肉，我告诉你们，你们谁要再背叛我，小心我这一刀’，就从马靴中拔一把刀出来。”
    
    唐肃成（前志愿军60军士兵、赴台战俘）：“有的刺了字了，他要回大陆，结果我们就拿刀子它割掉。我讲个笑话给你听，这个割一块下来，这么一小块，我就把它吃掉，我就说恨哪，我就要吃你的肉！”
    
    平占芳（前志愿军60军180师士兵、赴台战俘）：“我们那儿有一个小队有一个，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听，他不吭气，他们就用棒子打死。”
    
    解说：美军资料和照片显示，72战俘营当晚有4名志愿军战俘被打死，第二天甄别时，战俘可以看到丢弃路旁的尸体。
    
    甄别的结果，72战俘营要求去台湾的比例超过了90%，86战俘营将近80%；71战俘营几百名亲共战俘没有经过甄别，由领导人说了算，全部回大陆；海边专门从事装卸的70战俘营的一千五百名战俘选择回国的超过了85%。也就是说，在2万1千名中国战俘中， 1万4千多选择去台湾，回国的只有5千多人。这个结果，不但中方无法接受，也大大出乎美军的预料。有人将此称为反共和亲共战俘的大分家。
    
    马国正（台湾志愿军战俘研究学者）：“以不愿归国来说，在我之前也提到，甚至有些人只是想求生存，所谓求生存是说，我要选择一个对我来说比较有把握的地方，我过去。因为他很清楚，我可能回到大陆去，我的背景不好，那我可能将来我的生活也过得不好，那我干脆就是离开这个地方，选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他们的这个选择并不是单纯亲共跟反共而已，他们有很多的念想。”
    
    解说：甄别过后，5千多回国战俘被送到巨济岛的602战俘营集中关押。没有了反共战俘的压制和干扰，亲共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平常缩头缩脑的共产党员们此时站了出来，担任各种职务。他们要求大家割去身上的刺字，很多人后来回大陆时，身上都有刀痕伤疤。
    
    根据美军“分散行动”（Operation Spreadout）的安排，1万4千多选择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4月19日起分批被送到远离韩国本土的济州岛。为了打消顾虑，在战俘营传教、中文流利的美军牧师伍伯理（Earle Woodberry）陪同战俘们乘船前往。
    
    战俘刚刚抵达济州岛西南沿海的慕瑟浦，就有人死亡，没来得及安顿的志愿军官兵们聚集在山房山脚下，用军礼送别刚刚逝去的战友。
    
    由于时间仓促，美军只是设置营帐，再用铁丝网圈围起来，称作第三战俘营。赴台战俘高文俊在《韩战忆往》中回忆，他们抵达的第二天，风暴就将帐篷吹翻，只好露天而宿。新的营帐运到后，战俘们重新建设营区，并用双手将关押自己的铁丝网替美国人加高、加固。
    
    生活恢复正常，反共战俘中的领导人却不敢放松警惕。月初的甄别告诉他们，信誓旦旦，刺字纹身，都难以代表真心，于是加紧了对战俘们的控制与观察。没过多久，一些反共信念不够坚定的人就被揪了出来，处罚相当严厉。
    
    李高志（前志愿军60军180师士兵，赴台战俘）：“就是干掉啊。那一个战俘营都一两千人，就是大号你怎么解决呢？就是挖这个，向这个地下挖，挖两尺深，大概一人多宽的样子，圆锹向上扔，挖很长很长的。你要是小便大便就要汇报，你要跟班长、小队长讲你才能出来。你要是有问题就把你叫出来，跟优待一样。晚上啊，出来，你不晓得，叫出来，到这就把你推到里面去，那都是大便和尿啊，你爬爬不上去，那下面是空的啊，是软的，都是大便和尿啊，吃不上力。这个手一离开那个岸边，抓不住，就慢慢沉下去了。”
    
    李高志：“美军就把我们这些战俘带出去，到海边洗澡，假如你哪一个有问题，他有那个刮胡子的刀，你要是有问题，就光光地到你面前，刮胡子的刀就照这个肚皮上一划，一蹬，都没有抵抗力，顺势而下。这个都是真实的，那里面很残忍的。”
    
    解说：各战俘营同时扩大刺字范围，宣誓效忠蒋介石，坚定反共抗俄的信念。中华民国驻韩国大使王东原在《争取反共义士归国记》中回忆，慕瑟浦三个联队“营地到处国旗高竖，门前大书标语二联曰：‘一条命灭共匪’，‘一颗心回台湾’。十月十日国庆，三十一日蒋总统诞辰及元旦等日，各营均举行隆重庆祝，并排演话剧，暴露共匪在大陆之罪行。”
    
    选择回大陆的五千多人6月30日起分两批被运到济州岛，在北部济州市的第八战俘营扎寨，与慕瑟浦第三战俘营南北相望。
    
    逃离了巨济岛上的控制，亲共领导人迅速在10个分营（又称网，每网500人）建立了甄别后才成立的“共团会”分支，在营内恢复了共产党的组织生活。领导层并策划暴动，夺取武器，用行动洗刷被俘的耻辱。
    
    马有钧（回大陆战俘）：“我当时因为是回国人员中最早恢复组织生活的，了解很多情况。当时有个想法，就和南朝鲜地下党沟通，联系起来准备暴动，渡过海湾，就爬上南朝鲜本土，到他的智异山去。”
    
    解说：美军很快得到消息，将组织暴动的亲共领导人单独关押。共团会于是将矛头对准了向美军通风报信的叛徒，通过各个分营的保卫委员清除异己，手段包括暗杀、活埋。
    
    林模丛（志愿军180师文艺兵，回大陆战俘）：“就翻铁丝网出去，准备又要去台湾了，美国人只是把他们集中到小帐篷里，大概几十个人嘛，这些人干什么呢，就是提供情报，然后到各个铁丝网，就远远地指认，这可能是地下党的领导，把他抓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动手的。”
    
    解说：1952年10月1日清晨，回国战俘公然违背禁令，在10个分营同时升起了9面五星旗和一面朝鲜国旗。美军包围了第七分营。
    
    维吉尔：“我们进入了战俘营。其中一个战俘营里的战俘不顾禁令，集合起来，唱爱国歌曲，标语四处飞扬。我们命令他们散去，他们拒绝。因此我们奉命开枪。 ”
    
    张昌辉（志愿军12军31师后勤处会计，回中国战俘）：“我们也相当危险的，敌人机关枪也架起的，四周啊也有卫兵，拿着枪，随时准备着开火。当时主要是集中打7号。当时有坦克，有飞机，都在天上，坦克在每个集中营都那个的。”
    
    解说：警告无效后，美军25步兵师35团的两个排强行进入第七分营降旗，门外还有一个连警戒。战俘用事先准备好的滚烫开水和石块开始攻击，美军开枪还击，导致60人死亡，96人受伤。
    
    帕特·维吉尔 （美25步兵师35团士兵）：“开火，把他们打散！。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开火。很多人会说我只是执行命令。是的，朝人群开枪的的确有我。”
    
    解说：维吉尔当时持有M-1卡宾枪，32发子弹打完后，又换了一个弹夹。他回忆说，有些战俘并没有攻击美军，而是在室内躲避或试图逃跑时被击毙的。
    
    维吉尔：“一些战俘跑到石头房子里躲起来，但是有个美军士兵带着自动步枪进去，把他们都打死了。当时那些战俘只是想躲避子弹。有一群战俘向铁丝网跑去。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所以-，向他们开火。”
    
    解说：7号分营的地势最高，其他分营的战俘都目睹了当天的事件。
    
    钟俊华（回大陆战俘）：“他是对准7号（网），当场就打死56人，打伤100多人,杀中国人杀得最多的可能就是那一次。”
    
    解说：美军随后在战俘营中搜出了多种自制武器，国际红十字会也派代表对事件进行了调查。但亲共战俘的抵抗行动并没有因此停止。美军文件显示，亲共战俘侯瑞新（Hoo, Sui Sin） 10月28日攻击联军人员，被当场击毙。战俘们尽管对升旗导致的死亡事件义愤填膺，可有人事后回想，认为这实在是无谓的牺牲。
    
    张泽石（志愿军180师538团宣教干事，回大陆战俘）：“美军已经告诉我们如果你们要升旗，你们就是有意来挑战。因为在日内瓦公约里面讲，不允许你们，你们可以有信仰自由，但是不可以对这个管理当局进行挑衅。 所以你们要升旗，对不起我们就要镇压。那镇压，我们也要升。意思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的祖国流血啊，来证明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忠诚。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已经在战俘营里，没有战斗任务了，非得要去不可。这种观念，这种对生命的不尊重，他不单是一个封建战俘观的问题，这也包含了对人道、人的生存权利的非常愚昧的封建文化的东西沉淀的结果。”
    
    解说：北部亲共的第八战俘营硝烟弥漫，南部要求去台湾战俘组成的第三战俘营却是忙着营建。应美军要求，反共战俘们开始从海边和山岗采集石料，自己动手搭建营房，铺设道路，准备迎接济州岛的寒冬。短短几个月，一栋栋石料营房在山房山脚下建成，营区公路相间，并设有外形别致的野战医院和基督教堂，一万四千多战俘携带各种物品，从三个联队的数百顶营帐中集体迁往新的营区，就连岗亭也用人抬肩扛运到。
    
    美军在慕瑟浦特别修建了机场，增加补给，并派出工兵，排除战俘营附近日军二战时期埋下的地雷。战俘们同时执行很多后勤公差使命，美军运送物资的兵舰一到，战俘们就帮助装卸，用手将大量的汽油桶向仓库滚动。
    
    巨济岛的甄别工作结束后，大部分不满16岁的志愿军少年战俘被送到济州岛。美军文件记录，截至1952年10月1日，慕瑟浦第三战俘营就有63位未成年战俘，其中四人是1939年出生，也就是说，1951年参加韩战时，他们只有12岁。
    
    高文俊：“叫我教儿童队嘛。老共嘛，抗美援朝最小那时才13岁，送到韩战去，有一百五十人到两百人。······就叫我教他们笔顺、识字。”
    
    解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慕瑟浦营中的战俘坚决要求前往中华民国的诉求引起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台湾方面加紧与联军合作，争取更多的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
    
    60年过去了，历经沧海的高文俊对那场远去的战争依然难以释怀。年近9旬的他在濒临太平洋的旧金山家中，时常透过淡淡的薄雾向海湾眺望，海面的一叶孤舟会让他陷入沉思。那是停战前的1953年，也是一个春天，他和战友们在济州岛上无可奈何地被卷入历史的浪潮，不知最终会飘向何方。等待这些年轻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命运？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系列纪录片《志愿军战俘》。
    
    
    
    来源：美国之音

    
    “伊斯兰国”占领苏尔特。这里是卡扎菲的老家，他最后也在此毙命
    
    美国正在考虑展开军事行动，遏制所谓“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扩张。趁局势混乱，“伊斯兰国”已经占领海滨城市苏尔特。美国防长曾告诉记者，“伊斯兰国”在那里建立培训点，招兵买马。推翻卡扎菲五年了，当时曾在现场报道的BBC记者重返利比亚，遇到上校当年的个人摄影师······
    
    就要吃晚饭了。我们坐在地下的软垫子上，一边喝茶一边聊天，等着上菜。
    
    我们这是在阿里家，阿里的兄弟安瓦尔也在。
    
    回想2011年，米苏拉塔（Misrata）的反叛力量活捉、杀死卡扎菲后，把尸体送到安瓦尔那里。安瓦尔把尸体放在阿里的冷藏肉柜里示众。当时，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识苏万兄弟的。
    
    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聚到一起吃晚饭。说笑、握手、见见孩子、聊聊过去。我们谈起所谓的“伊斯兰国”势力扩张，已经占领附近的苏尔特（Sirte）。北约曾经帮助利比亚人推翻了卡扎菲，现在，利比亚可能又一次需要帮忙了。
    
    没一会儿，穆罕默德走进屋来。我不认识穆罕默德。他年纪不小了，已经秃顶，常年抽烟嗓音沙哑。穆罕默德身材奇瘦，埋在松垮跨的深色大衣里。
    
    安瓦尔指着穆罕默德瘦瘦的身子、大声说，“我们管他叫马鞭！”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但是，“马鞭”并没笑。
    
    他没脱大衣、径直坐下来。我们继续你一言我一语地畅聊，但是，屋子里好像渗进一丝阴森森的悲伤感。
    
    安瓦尔告诉我，马鞭曾经为卡扎菲工作，是他的个人摄影师。工作内容包括在官方和私人活动中拍摄卡扎菲。
    
    我不禁惊呼，哇！马鞭哼了一声、掩了掩大衣，又点了一根烟。
    
    我接着问，“他······到底什么样？”显然，这个问题不合适。问的太早，太空泛。马鞭没有回答。
    
    上菜了。有汤，有羊肉，满满一大盘子的葡萄干米饭，香肠。我们动手吃了起来，马鞭不吃，坐在那儿接着抽烟。
    
    直到吃饱了，又斟满一杯茶，马鞭才开口。
    
    他最后一次给卡扎菲拍片是在利比亚革命开始之前不久。卡扎菲派他去拍摄一个亲信党羽女儿的婚礼，卡扎菲本人没有亲自去参加。马鞭拍完了婚礼，带回来给卡扎菲看。
    
    为什么卡扎菲没有参加婚礼呢？为什么他要派人去录像呢？我想我可能知道答案。曾经听说过故事，那些关于卡扎菲贪婪性欲的黑暗故事。
    
    

    
    卡扎菲携女保镖出访
    
    据说在卡扎菲的圈子里，人们会尽其可能避免邀请卡扎菲来参加自己私下举行的各种派对。
    
    马鞭说，“凡是他喜欢的女人，他想要就要。他会把手放在女人的头上。这是信号。接下来，手下就会把这个女人带来。我亲眼见过许多次。”
    
    卡扎菲并没有把手仅仅限制在随从圈内。他会从学校、大学、所到之处挑拣女孩子。他的那些女保镖—著名的“亚马逊护卫队”陪同他出访外国，一身迷彩战斗服，腰间别着手枪，其实不少也都是他的性奴。
    
    马鞭一开口就没收住。他接着说，他曾坐过牢，时间不长，因为有过小失误，比如，该去参加的活动迟到了，不过他仅在几分钟前才得到通知！但是，困扰马鞭的并不仅是这些。
    
    他向我讲述了卡扎菲的乌克兰护士，总共三名护士，主要工作是，在卡扎菲强奸妇女之前，护士要给她们抽血，检查是否有性传播疾病。
    
    他还向我讲述了玛布卢卡的故事。他说，玛布卢卡是卡扎菲的“皮条客”，“又老，又丑”。
    
    我以前也听说过玛布卢卡。在的黎波里的卡扎菲官邸，玛布卢卡负责管理后宫。那里强行扣押着几十名年轻妇女，两人一屋。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卡扎菲有“性”趣，她们就会被送过去服侍。
    
    我曾经怀疑过这些故事。卡扎菲这个权欲狂人、大独裁者，在长达几十年的统治期间真的能隐藏如此黑暗的秘密？
    
    马鞭说，“所有的人都知道。到了后期，卡扎菲也把手伸向男人。他也会强奸男人，还强迫其他人看。”
    
    屋里其他人发出轻蔑的笑声。但是马鞭可没笑。他告诉我说，“卡扎菲把性当作武器。”
    
    在利比亚这样一个强奸仍然是个恐怖禁忌的国家，被卡扎菲强奸？耻辱，既会让受害者沉默、也会让他们无奈效忠。
    
    马鞭回忆说，“卡扎菲曾在半夜三更叫我来，拍摄女孩子为他跳舞。然后他就会挑一个，把我们其他人赶走，关上门······”
    
    

    
    利比亚局势长期混乱，也有一些人开始怀念卡扎菲的统治
    
    桌子收拾完，我们起身准备离开。我回忆起卡扎菲生命最后一刻的场景。那次可不是马鞭拍摄的，而是那些活捉他的人用手机拍的，复仇的狂欢、凶残的庆祝，最后以卡扎菲之死告终。
    
    画面显示卡扎菲祈求饶命，愤怒的人群继续痛打。
    
    那时在我看来，这好像是一个无情独裁者面临无情的下场。但同时，也好像是个凶兆：一个不祥的开端。
    
    现在再看一看，将近五年过去了，这个国家仍然在和自己打仗。
    
    来源：BBC

    在长达三个月的“追反”运动中，先后有486人进“交待班”；在“交待班”中，有6人被枪杀，13人被虐死，有13人受刑不过自杀而死，受害者亲属受连累死亡5人，共导致37人死亡，打伤致残263人。事件的导火索，竟是一个地主子弟放的一个响屁。
    
    1976年4月5日，北京发生群众抗议文革天安门事件，该事件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
    
    1976年，贵州铜仁地区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辖今牛郎镇、大兴镇和沙坝乡），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该区以追查“反革命”为名，以群众运动取代公安机关，采用五十多种酷刑，破获所谓“反革命”组织36个，“反革命”组织成员1,359人，涉及贵州、湖南两省4县；致死37人，另有263人被折磨致残。
    
    事件的导火索，竟是一个地主子弟放的一个响屁。
    
    横祸
    
    1976年1月18日傍晚，牛郎大队鸡公田村，参加工程施工的四茶大队四茶村的社员们吃完晚饭后，围着几个火坑烤火取暖。由于晚餐喝了点酒，有几个年轻人就拿地主子弟龙政云的婚姻开玩笑。龙政云虽然心中不快，嘴上未敢作声，却放了个响屁，引得哄堂大笑。小伙子们继续开他的玩笑。龙政云借着酒劲，放出一句狠话来：“你们再说，我杀死你们几个！”
    
    坐在龙政云对面的大队贫协主任田某闻言冲了过来，抓住龙政云的衣领，说：“恐怕他敢呢！扭他到公社去！”
    
    其他人连忙过来劝阻：大家都是开玩笑，不要当真。龙政云的父亲龙德灿看到儿子闯了祸，急忙过来求情，田某也就放了手。
    
    这件事，本可了结了，但不知谁又告到了工程指挥部。龙政云被捆到指挥部受审。受不了民兵的殴打，龙政云只好交待说他父亲龙德灿、叔父龙年灿、族兄龙茂云准备和他一起杀人。
    
    武装部长听后，又把龙德灿、龙年灿、龙茂云三人叫到工程指挥部吊打逼供。龙茂云交待，沙坝公社他远房姑父吴宪保说他们那里有几千人要杀人，要暴动。（中共贵州省委信访处：《苗乡风云》，载《春风化雨集》，上册，309-320页，群众出版社，1981年）
    
    武装部长拿逼供出来的线索，向区委书记龙文飞、公安特派员欧献庭汇报。欧献庭立即打电话通知沙坝公社把吴宪保抓到公社审问。审了两个星期后，也没交待出什么问题，吴宪保被放回家。
    
    追查
    
    1976年4月5日，北京发生了群众抗议“文化大革命”的“天安门事件”，该事件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一时间，阶级斗争的形势又紧张了起来。
    
    于是，吴宪保又被叫到了公社，白天劳动，晚上受审。
    
    4月12日，松桃县委书记石孟明到牛郎区接待省城摄影记者。石孟明说：牛郎的工作抓得不错，但更重要的是要抓阶级斗争。听说牛郎出现了“反革命”问题，不能轻看。对“反革命”要狠狠打击，一是镇压，二是惩办，决不手软。
    
    5月7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对深入开展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斗争做了具体部署，把开展追查“反革命”破坏活动作为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重要内容（背景是“总理遗言案”和“天安门事件”）。
    
    5月10日，公安特派员欧献庭在牛郎区委常委会上传达公安部关于“追查谣言”和“追查反革命”的两个紧急通知，并联系牛郎区的实际情况说：牛郎确有“反革命”组织。
    
    5月19日，在松桃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石孟明发出号召：立即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两个高潮；立即掀起一场“追查反革命”的群众运动。
    
    6月6日至7日，牛郎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各公社书记参加。龙文飞具体部署牛郎“追反”：区、公社、大队三级都要办“交待问题学习班”（简称“交待班”），按“一般成员大队办，骨干分子公社办，主要头头区里办”的原则，把需交待问题的人员分别送进各级“交待班”。
    
    此前，吴宪保在酷刑之下已经交待出有“地下党”、“民工队”等“反革命”组织，二十多个成员，其中包括其妹夫欧六章，妻子的族兄龙德灿、龙年灿，妻子族侄龙茂云，中学同学杨再德、向玉厚、舒典月、田兴和等。这二十多人还不足以让全区5个公社28个大队的“交待班”都有“学员”，于是就把1975年已经查过的由铜仁牵连过来的所谓“复兴党”成员尹修应、杨正荣等人，以及被检举“投机倒把”做生意的尹修武、吴炳称等人统统抓来进“交待班”。会议决定尹修武、吴宪保、欧六章等5人作为主要头头进区“交待班”，其余进各公社、各大队“交待班”。后来有一个公社和两个大队没有办成。
    
    7月7日，召开全区革命生产大检查会议，龙文飞要求各公社抽专人搞“追反”工作。各个公社都现场报了名单，牛郎、木寨、沙坝、银岩四个公社都以武装部长为首，人数7至9人不等；大兴公社报的是以派出所指导员田井华为首的19人专案组，力量最强。有意思的是，后来大兴公社却没有办“交待班”。整个“追反”运动中，大兴公社仅白岩大队追出24个“反革命”，除1人致残外没有死一个人。
    
    龙文飞在会上要求凡进“交待班”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做到“五交待”：1.交待“反革命”组织名称；2.交待“反革命”的目的；3.交待“反革命”的计划纲领；4.交待“反革命”活动的方式方法；5.交待上下联系人员。公安特派员欧献庭强调，审问时要作好统一规范的记录，各公社要相互联系以便共同掌握情况。
    
    7月10日，牛郎公社召开“追反”动员大会，同时把劳改释放人员龙侯生等人以及“不老实”的“四类分子”拉来陪斗。其他公社派代表参加。大会由区长龙金明主持，区武装部长、“追反领导小组”组长彭忠顺发言。
    
    7月19日至20日，在木寨公社召开牛郎、沙坝、木寨三个公社书记、武装部长参加的“三社”会议，总结部署“追反”工作。会上，龙文飞表扬了牛郎公社“追反”进步快，效果好，革命生产抓得好；沙坝搞得早，提供了不少线索，但是运动还只是少数人搞；木寨公社有点求稳胆小。银岩和大兴两个公社因在“追反”中没什么成绩，而被排除在会议之外。
    
    54种酷刑，37条人命
    
    专案组规定：一个人供就听，两个人供就信，三个人供就定。龙文飞公然说“蜡烛不点不亮，‘反革命’不打不招”。专案组自制多种刑具，施用54种酷刑，对进“交待班”的人员百般折磨。于是出现子供父、兄供弟，亲戚朋友，同学熟人互供的情况。木寨公社毛坪生产队共有19个男性主要劳动力，其中12人被打成“反革命”，9人进“交待班”；区机关一百三十多人，被供出有53人参加“反革命”。（《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1日）
    
    “追反”运动所制造的恐惧是空前的。
    
    长达三个月的“追反”运动，先后有486人进“交待班”；在“交待班”中，有6人被枪杀，13人被虐死，有13人受刑不过自杀而死，受害者亲属受连累死亡5人，共导致37人死亡。打伤致残263人。（《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1日）被预谋整死、但因某些原因未死的18人。
    
    大多数被抓进“交待班”的人都是因为与干部有些私仇旧怨。沙坝公社红星大队凉风坳生产队陈祖前、陈仁培、陈祖武三兄弟就曾因民兵连长陈述炳奸污堂侄女而捆绑过陈述炳，结果三兄弟都在受刑中死亡。牛郎公社牛郎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向某在1969年欠生产队两百多元，仍要生产队会计保管员胡淮称足粮食给他，胡淮按照生产队“欠款不发粮”的规定不答应；于是向某就怀恨在心，在“追反”时胁迫受害者刘某搞死胡淮。银岩公社婆洞大队龙世恒之死则是因为其母曾被大队支书龙某强奸未遂（大概是1952或1953年，当时龙世恒十四五岁）；龙世恒成年后对此事耿耿于怀，常常说些风凉话来讽刺龙某；龙某乘“追反”之机，置龙世恒于死地。银岩公社尖坡生产队队长龙世明因与龙兴茂老婆通奸，于是借机整死龙兴茂后与其妻结婚。
    
    “成绩”
    
    从6月14日区“交待班”开班，到9月中旬“交待班”被勒令停止，牛郎全区共抽出435人专案人员（审讯员、记录员、看守员、巡逻员）进行“追反”。破获的“反革命”组织名称有“红卫兵”、“卫兵团”、“青年军”、“民青团”、“起义团”、“同盟党”、“新民党”、“自卫党”、“白虎团”、“猛军”、“红色战队”、“防共自卫党”、“湘西回乡团”、“571”、“517”、“703”等36个，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1日）有1,359人上了“反革命”名单，其中牛郎区有1,253人。而当时牛郎区总人口35,160人，主要劳力仅11,480人（含青壮年妇女）。被打成“反革命”的都是青壮年男性。如果男女比例为1：1，则每5个青壮男人中就有1人是“反革命”。
    
    “学员们”交待的“反革命”手段、纲领、军事组织结构等如同儿戏，漏洞百出。
    
    反革命手段：1.杀干部的方法：偷干部家的鸡，干部以为是野猫偷鸡就出来
    
    查看，这样就乘机下手；2.放火烧集体的仓库，等干部出来救火，乘机杀干部。
    
    反革命暗号：左手招摇。
    
    反革命标志：稻草捆左手。
    
    反革命纲领：1.把分给贫下中农的房子还给地主；2.抓紧搞副业，得钱好交队，一定要交齐；3.居民有供应；4.立栋房子；5.讨个知青做老婆；6.先杀党，后杀团，大小干部杀个完，贫下中农杀一半。
    
    供出“反革命”成员的最高职位是师长。
    
    这些“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是怎样搞出来的呢？
    
    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田银芝于1976年9月13日向县委汇报时说：“沙坝公社‘反革命’组织名称是吴宪保开始交待的。吴宪保发展龙茂云，而龙茂云交待说没有组织；龙茂云发展田明亮，田明亮说是‘农民革命党’；田明亮发展刘常模，刘常模说是‘民主党反共军’；刘常模发展秦海成，秦海成说是‘反共救国军’；吴宪保发展欧六章和吴炳成，欧六章说是‘民工队’，吴炳成说是‘地下党’。”
    
    沙坝公社吴宪保在1976年4月25日的交待中写道：“由于审讯不停，非说不可，当时无法。说不知道，上级不信，心中想取个名称，又怕算命不对八字，不对吴炳成的口，只好乱讲，叫做‘国民军’。”
    
    牛郎公社中寨大队干部在1978年向省地县工作组交待的材料这样写道：
    
    七月十三，吴某、杨某到公社汇报工作，碰到龙文飞。龙文飞说：“田明亮揭发龙侯生是‘反革命’营长，一点材料没有，看你们怎么办？你们回去要搞材料。人家四茶得表扬，你们中寨是中间分子！”公社武装部长龙某也说：“你们不狠狠地搞，‘反革命’会出来？”
    
    于是，七月十五晚上，大队支委5人审龙侯生，另有民兵小分队7人，共12人。先买了一头瘟猪打平伙，喝了五六斤酒。晚上麻某把龙侯生从附中拉到大队小学审问，先吊后乱打。龙侯生承认是营长，又交待了两个成员田建和、田树华。民兵杨某追问：“既然你是营长，那么连长、排长、班长、指导员是谁呢？”龙侯生说：“我不承认，你们要打；我一承认，你们又向我要连长排长······”杨某说：“他不讲再吊起来！”除田某搞记录外，其他人全都打了······
    
    七月十六凌晨3点左右，龙侯生被打死。
    
    牛郎大队民兵副连长莫刚前在吊打“学员”下手特狠，曾用竹条抽烂胡淮的脸。“学员”舒典文暗写纸条给胡淮，两人统一口径，咬定莫刚前也加入了“反革命”组织。按“一个人供就听，两个人供就信，三个人供就定”的规定，专案组信以为真，莫刚前在两手臂的肉被吊烂后，终于供认自己是“反革命”。放回后未能及时医治，右手致残。
    
    关于龙文飞“追反”的动机，被派到牛郎作了深入调查的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田银芝的话可谓是一语破的。
    
    根据时任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麻树清回忆，大概是1976年8月份，他从长兴回到县里，听到机关工作人员说牛郎“追反”搞得很凶，已经搞死二十多人了。麻树清就去公安局找田银芝问一下情况。田银芝明确地对麻说：“区委书记想升官，想干出大成绩，乱搞！我劝他几次他不听，越搞越厉害。追查‘反革命’是公安部门的工作，群众只能配合、协助公安部门。现在龙文飞用群众运动来追查‘反革命’，‘反革命’越追越多，打死的越来越多。你尽快提醒石孟明书记，只有他才说得了龙文飞。”
    
    调查
    
    7月7日，县公安机关知道牛郎区“追反”的做法后，当即提出停办所谓的“交待班”。龙文飞拒不接受公安局的意见，说：“公安局不搞，我们搞！”
    
    在7月底8月初的全县“三干”会议间歇，地委书记魏立政偶遇龙文飞。龙文飞顺便介绍了牛郎“追反”的情况。此时交待班“学员”供出“反革命”人员名单已超过600人，“学员”死8人。魏立政叮嘱龙文飞要尽量做到不要死人。
    
    8月3日，龙文飞第一次向县委常委汇报牛郎“追反”情况。龙文飞在汇报中隐瞒了多名死者是在审讯中被打死的事实，说死者“一是自杀，二是死不交待又要逃跑，群众生气打死”。石孟明表示：牛郎“追反”成绩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牛郎“反革命”组织活动是存在的；600人的“反革命”名单中肯定有真的，也有假的；“交待班”不要宣布停下来，要继续追查，注意不要搞死人。会议决定公安局派人接手牛郎“追反”工作。
    
    8月4日，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田银芝率4名公安人员进驻牛郎。田银芝解到公社、大队的“交待班”吊打严重，于8月11日打电话给县公安局长刘长学，通过刘请石孟明到牛郎实地看一看。
    
    8月13日，石孟明到牛郎听取了田银芝的汇报，很生气。在当晚的会议上，石孟明说：牛郎区“反革命”是存在的，一定要搞清楚。县公安局再抽一人来协助。对进“交待班”的主要人员一定要搞清楚、搞彻底，不能光软，要攻才行。但石孟明也强调，要注意政策，不要再死人。（《中共铜仁地委关于对石孟明同志在牛郎区“追反”中所犯错误及处理意见的报告》，1978年11月22日）
    
    8月27日，田银芝向县委汇报并传达地区政法领导的指示，要求牛郎“追反”要重证据，不要搞逼供信，不要再死人了；“交待班”只保留区一级，公社大队“交待班”全部停办。当时“交待班”已死24人。
    
    9月8日，省委电话通知铜仁地委，派省公安厅林副处长等4人到松桃调查了解牛郎“追反”情况，要求“交待班”立即停办；为防意外发生，“交待班”人员先不要回去，要给予他们正常待遇，有病要治病；领导如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地委要派人调查了解，并写出详细报告和处理意见报省委。地委通知松桃自治县委：要坚决贯彻执行省委意见，不准再发生死人现象；要求县委派人帮助牛郎做好善后工作，把情况调查清楚并写出详细报告和处理意见报地委。
    
    9月11日，铜仁地委通知松桃自治县委：地委常委决定由石孟明同志亲自抓牛郎“追反”的善后工作；在“交待班”中生病和伤残的要给予治疗。
    
    省公安厅林副处长、地区公安局隆明星副局长来到松桃，和县委一起连续三天听取欧献庭、田银芝等人关于牛郎“追反”的详细汇报。此时“交待班”已有29人死亡。
    
    田银芝汇报后认为：“中国青年党”最多查到格老大队田明亮为止；根据已掌握的情况来看，交待的情节出入很大；“复兴党”没有什么可查的；现有的很多材料是逼供搞出来的。
    
    省公安厅林副处长说：省委指示“交待班”全部停办。从汇报的情况来看，牛郎是有“反革命”组织活动。但在侦破过程中死亡29人，这在全省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县委书记石孟明说：“上面叫我们停止，好像我们全错了，一点成绩都没有。你压我我也不服。你们回去向省委汇报把我的职务撤了！”
    
    9月15日，县委研究同意“交待班”全部停办。但认为：省地的调查应该调查整个案情；如果光查死人问题，实际是泼冷水，不利于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据刘长学回忆，9月15日之后的某一天（20日之前），石孟明和刘长学等人去牛郎听取牛郎区委的汇报，牛郎区委仍提出继续在区机关办“追反”学习班。刘长学坚决反对，石孟明否决了牛郎区委的要求。
    
    9月20日，省、地工作组和县委副书记吴建德一行到牛郎调查。
    
    9月22日，省、地工作组离开。吴建德和田银芝等人继续在牛郎深入调查。
    
    11月15日，吴建德、田银芝等人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向县委汇报，得出的结论是：牛郎公社反动组织“复兴党”和“青年党”是存在的，但首犯不是松桃人，材料也还有些问题。
    
    负责到沙坝公社调查的公安人员罗时发汇报说，沙坝“反革命”集体是不存在的，但吴宪保、吴炳成、欧六章个人有些“反革命”言论。基层意见是应该定吴宪保、吴炳成2人为“反革命”。
    
    负责到银岩公社调查的公安人员查世鲜汇报说，银岩公社没有发现“反革命”活动，也没有“反革命”言论；就连吴炳称“投机倒把”卖大烟光洋也是假的。
    
    至此，轰轰烈烈的1976年牛郎“追反”运动，仅以尹修应作为“复兴党”的重要成员于1977年被判刑10年宣告结束（1978年其他受害者平反后不久，尹修应也得到平反）。“交待班”的“学员”被放回家，伤残者自己找草药医治。但仍有不少受害者受到大队干部的刁难，不准草药师为受害者采药。
    
    上访
    
    显然，这样的结果是受尽磨难的受害者不能答应的。他们被放回去后，告状信就纷纷寄往上级有关部门。从松桃寄出的告状信，很多都回到了龙文飞手中，受害者还一再受到恐吓。于是，很多人走到外县铜仁、江口甚至湖南投递告状信，但都石沉大海。
    
    经过一年多的休养，身体稍有恢复的受害者杨再德在投递21封信没有回音之后，他决定亲自带着第22封信往北京。几十个受害者家庭集资79元，给他做路费。1978年6月25日，他和田兴和、秦继昌三人踏上了去北京的上访之旅。可这区区79元连他们去北京的单程车费都不够。临行前他们已经向家人交代后事，状告不响决不回家。
    
    途中他们买短程票上火车后，向乘务员展示身上的累累伤痕，声泪俱下地哭诉悲惨经历，感动了不少乘务员，免了他们不少车费。临到北京，他们又得到一个军官的指点。到北京后，他们成功地把告状信交到了邓小平办公室。邓小平副主席作出批示后，呈交华国锋主席。华国锋批示要求贵州省委查明情况，如属实，除对冤案平反外，对伤害群众者应严肃处理。（松桃苗族自治县档案局档案：全宗号23，目录号1；年度1978；案卷号125；标题：县委常委会整风会议记录，1978年7月-8月）
    
    平反
    
    结果可想而知。贵州省委、铜仁地委立即组成工作组对1976年牛郎“追反”事件进行调查，为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昭雪；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对受迫害死亡的受害者家属进行抚恤，伤残者给予免费治疗；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牛郎区委书记龙文飞推卸不了责任，于1978年8月16日服毒自杀，随后被开除党籍；彭忠顺、滕久先、吴求亮等8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已升任铜仁地委副书记的原松桃县委书记石孟明被撤销职务，并责令其在1978年9月27日牛郎“追反”平反群众大会上公开道歉（1981年11月石孟明复出任地区行署副专员，1983年5月，升任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
    
    来源：《南方周末》

時寒冰：中國最大的危機——人性危機

     
    
      作者：谢选骏

    
    共产党中国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在接受媒体《财新网》采访时说，“某些事件给政协会议的辩论投下阴影”，由于“某些事件”的影响，政协会议上每个代表都有点茫然。但此文刊出后很快被删，蒋洪对此删除表示太可怕，“完全不能接受”。
    
    据法国广播电台中文网2016年3月7日报导，中国目前召开两会，但气氛有异以往。有记者向政协委员问及某些事件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以“我们吃饭”为借口搪塞，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则“嘘——”的一声，悄声示意后离开。
    
    这种态度并非是两会委员的正常状态，在往年的两会上，委员们曾面对记者的镜头侃侃而谈。
    
    财新网关于蒋洪的报导中说，对今年这种现象，大家都不想说太多，气氛沉闷。尽管蒋洪在访问中并未解释“某些事件” 指的是什么，但外界广泛认为就是“任志强党媒事件”。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日前在政协开幕式上的报告中说：“支持反映人民群众愿望和诉求的呼声，鼓励不同意见的交流和讨论，支持讲真话、道实情”。这也被有的媒体解读为是在暗挺任志强。
    
    但蒋洪随后发出微博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上午发言后，我就发现昨天财新网采访我的报导被屏蔽了，屏蔽的理由是‘该网页包含违法或违规内容’。我对这种情况感到很不可理解。我常常听说一些东西因为违法、造谣被屏蔽，但是我以政协委员身分发言，还是第一次被屏蔽。”
    
    对此，当他再度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表示，“太可怕了！”，“完全不能接受”。他认为，关于言论可能有错误或违法，但他强调，这些应该“通过法律来加以认定和处理，不能这么随便就被封杀” 。
    
    ······
    
    上述报道让我想到了“莫言与吃饭”主题。
    
    华人在专制下发抖，“莫谈国事”成为鼠辈的谋生之道。
    
    “莫言与吃饭”的主题，是华人苟且偷生的金科玉律。
    
    哑巴一旦说话，恐怕乞讨无门。
    
    “莫言”“吃饭”去了！
    
    有话要说的人，就吃不了饭了。
    
    作家“莫言”虽然写了不少小说，但他却从来不会开口说话。否则，他当不上作协主席，也就无法攫取“炸药大王诺贝尔文学奖”了。 [博讯来稿]

毛泽东诗词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同时又是独领风骚的诗词巨匠。毛泽东诗词想象丰富、气势磅礴、寓意深刻、意境高远，充满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艰辛历程的艺术再现，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毛泽东诗词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当今时代依然彰显其光辉和魅力，是常读常新、常悟常新的传世经典。1

　　毛泽东诗词是满腔热忱

　　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的光辉典范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是政治家诗人。他在《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小序”中写道：“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寥寥数语，显示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他绝非为写诗而写诗，而是在抒发对黎民百姓身处疾苦的深切关注和忧虑，对人民群众获得福祉的无比喜悦和欣慰。毛泽东诗词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爱憎分明的强烈感情和为民意识。其创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是毛泽东诗词广为传颂、感人肺腑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诗词中多次出现“我”或“吾”字。“春来我不先开口”，“君行吾为发浩歌”，“我返自崖君去矣”，“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些“我”是指作者本人。但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不会沉湎于创作者自我情感体验的那种“小我”之情，而是要抒发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不懈奋斗的“大我”之情。“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在这些诗句中，“我”已经融注于阶级和民族的“大我”之中，“我”既是自我，也是我们；既是个体，也是群体；既是个人，也是大众。而在“百万雄师过大江”，“六亿神州尽尧舜”，“中华儿女多奇志”等诗句中，“小我”已经整个被人民大众的“大我”所涵盖，完全升华为“无我”之境。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注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才会明确说明“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诗言志”的中国诗歌传统，被毛泽东提升为“小我”与“大我”合一的全新境界。

　　毛泽东用如椽大笔和盖世豪情塑造了人民群众群体形象，热情讴歌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事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之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新中国成立后，亿万劳动群众战天斗地、奋发图强的丰富实践成为毛泽东诗词的生活源泉。

　　毛泽东笔下的群体人物和英雄形象是正义的化身，具有崇高理想和共同奋斗目标。“六月天兵征腐恶”，“要向潇湘直进”，“不到长城非好汉”，“宜将剩勇追穷寇”。毛泽东坚信人民群众一旦觉醒并汇入时代发展潮流，将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横扫千军如卷席”；“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人民群众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创造者，不仅勇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2

　　毛泽东诗词是中华民族

　　追寻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丽画卷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畅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引用了两句毛泽东诗词，用“雄关漫道真如铁”来描述中国上百年的艰难奋斗，用“人间正道是沧桑”来展现民族振兴的壮阔现实，令人心潮澎湃。

　　毛泽东没有直接使用中国梦这个词，但其诗词不仅生动记录了他一生的奋斗足迹，也形象地寄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救亡图存和励精图治的价值取向与使命担当,深刻展示了中国梦的理想境界、精神特质和人间正道。

　　“中华儿女多奇志”。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毛泽东的人生志愿是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痛斥袁世凯卖国行径，“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毛泽东发出振聋发聩的诘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走上革命道路后，更是将人生追求同全中国、全民族、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危局中奋起，“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执著地探寻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毅然上山闹革命。此后，毛泽东戎马倥偬，不再“书生意气”，而是横槊赋诗。正如他晚年所感叹的，“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致力于“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根据地发展，要打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割据状态，要粉碎“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的军事围剿。他追求“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大同愿景。经过28年浴血奋战，特别是“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走过弯路，但中国社会依然发生了沧桑巨变。毛泽东诗词转向抚今追昔，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新生事物，讴歌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换了人间”，“旧貌变新颜”，“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毛泽东为此而欢欣鼓舞。他热情讴歌“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的现实盛况，极力营造“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的喜人场景；热切追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发展速度；急切规划“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治水工程；努力调动“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建设热情；倾力培养“不爱红装爱武装”，“拒腐蚀，永不沾”的一代新人；殷切构建“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美好社会。毛泽东这些诗句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至今依然令人心驰神往。

　　3

　　毛泽东诗词是弘扬中国精神

　　和激发中国力量的不竭动力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也是毛泽东诗词的精髓，像一根红线贯穿其中。毛泽东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对古典诗词进行继承与创新，使其服从并服务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创作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雄奇中国气派的不朽诗篇。

　　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人民，是毛泽东奋斗终生的全部意义，也是他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在传统文化中，江山俨然就是祖国的代名词，“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历程中始终与山为伴，有多首作品以“山”为题，如《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七律·登庐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毛泽东喜欢把“山”与“红旗”两个意象联系在一起，如“山下旌旗在望”；“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不周山下红旗乱”；“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红旗”象征着革命道路和革命武装，“山”加“红旗”意象是毛泽东长期革命生涯的真实缩影。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毛泽东钟情于山，又超越于山，以山言志，以山造境，把山写得仪态万千、瑰伟雄奇。会昌山“颠连直接东溟”，昆仑山“横空出世”，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井冈山“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春山“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夏山“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秋山“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冬山“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晴天的山“天高云淡”；雨天的山“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毛泽东登山则情满于山，山是他的胸怀,是他的性格,又是他的形象，堪称“无山不入诗，入诗成绝唱”。

　　臧克家在称赞毛泽东书法时写道：“兼百家之专长，任大笔之纵横，尊古而不泥古，创造精神郁勃乎其中。”用这话来评价毛泽东的诗词艺术也非常恰当。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从创作原则、表现方法到作品主题、意境、形象、语言等诸多方面对传统诗体进行了全方位改革，既富有创造性又合乎艺术规律。毛泽东诗词评史则对历史有新看法，论人则对人物有新见识，写物则对物象有新寓意，记事则对事情有新视角，是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与现代生活内容完美结合的艺术奇葩。仅以《卜算子·咏梅》为例，陆游眼里的梅花遗世独立、消极退缩、凄凉愁苦、孤芳自赏。毛泽东“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盛赞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一“俏”一“笑”令人耳目一新，反出了骨力遒劲、伟岸飘逸的艺术神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中国精神激发中国力量，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新的伟业。毛泽东诗词字里行间洋溢着浩然之气，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既有惊心动魄的震撼力，又有扣人心弦的穿透力；既有催人奋进的感召力，又有朴实无华的亲和力。毛泽东诗词所蕴涵的中国精神，能够激发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力。

　　4

　　毛泽东诗词是促进正己修身

　　并提升人生境界的鲜活教材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王安石《洪范传》中“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的话，强调党员干部的自身修养是安邦治国的基础所在。“重莫如国，栋莫如德”。党要领导人民齐心协力实现中国梦，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腹有诗书气自华”，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魅力的伟人，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人格力量的巨人之一。毛泽东诗词是其伟岸人格的艺术展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的巅峰之作，通篇气贯长虹，“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一句更是不同凡响。诗如其人，毛泽东笔下的“山”气魄宏大，正如《十六字令·三首》所写：“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真乃“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天若要塌下来，有山来顶着撑着。共产党人为人清白、无私无畏、顶天立地、勇于担当的使命感、责任感、道义感骤涌笔端。

　　“看万山红遍”，“寥廓江天万里霜”，“万木霜天红烂漫”，“极目楚天舒”，“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他视通万里，总是把自然场景写得壮阔无边。“阅尽人间春色”，“往事越千年”，“一从大地起风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他思接千载，纵贯古今，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穿越感。“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显示出毛泽东奋发有为、抢抓机遇的顽强意志和迫切心理。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毛泽东藐视困难，刚毅果敢。“我自岿然不动”，“冷眼向洋看世界”，“乱云飞渡仍从容”，毛泽东直面任何挑战，气定神闲，从容淡定。“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面对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局势，毛泽东百折不回，斗志昂扬，豪情万丈。“但看黄花不用伤”；“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泽东身处逆境时乐观积极、洒脱豁达。“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面对胜利与辉煌，毛泽东心如止水，理性冷静，谦虚谨慎。

　　“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勤俭朴素、清正廉洁，堪为楷模，堪称典范。正因为如此，学习毛泽东诗词，能够充分领略毛泽东博大的胸襟魄力，崇高的精神境界，非凡的伟人气度和灿烂的人性光辉，使我们的人格意志变得更深邃、更坚毅、更广博，从中获得人生的大境界、大智慧、大方向。（《红旗文稿》；作者：汪建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

来源：国际儒学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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