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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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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在石头上的共濟會标志，方矩和圓規

现代共濟會（英语：Freemasonry）出现于18世纪西欧，自从1717年成立英格兰第一个总会所，至今其已经遍布全球。共济会是一种类似宗教的兄弟會，基本宗旨为倡导博爱、自由、慈善，追求提升个人精神内在美德以促进人类社会完善。会员包括眾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有些要求申请者必须是有神论者^[1]，有些則接受無神論者申请^[2]。而其反对者则认为共济会主要是富人和权贵的阴谋组织，其有着不为人知的统治世界的秘密计划，比如世界新秩序等。

词语解意[编辑]

共濟會亦称石匠工会、美生会、规矩会，英文的字面含义是自由石匠工会。中文“共濟會”一词取其组织性质。其會员被称为“美生”（英语：Mason，原意为石匠），“共濟”僅為會中其中一項原則，無法完全涵括其精神，故中文翻譯決定取音譯。会员之间以兄弟互称。

华人组织洪门的英文名称是Chinese Freemasonry，尽管英文是同一个词并采用了共济会的图像标志，但和共濟會关系相对独立。^[3]

理念和象征[编辑]

共济会的理论继承了诺斯提教派的神秘主义宗教思想，也包含了13世纪左右兴起的犹太密教卡巴拉、中世纪炼金术的诸多元素。

共济会习惯运用比喻与象征来传递理念，因此在其教学体系中运用了大量的象征符号，懂得并熟知这些符号的含义是会员学习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共济会的许多象征符号都与建筑和石工技术有关，水平仪和直角尺是明显例子。在许多非石匠的会员加入之后发展的标志多与炼金术以及及圣殿骑士有关。当石匠成为会员时，共济会的职责并不在于教导建筑技艺。相反的，它利用中世纪石匠的工程作为道德发展的隐喻。因此，共济会的象征符号是中世纪石匠所使用的普通工具，例如工作围裙（原是羊皮制的）、锤子、梯子、水平仪等。^[4]

共濟會代表性標誌

这个由字母G、方矩和圓規组成的象征符号（寓意画）是共济会最基本的代表性徽章，方矩和圓規都是石工测绘使用的工具，在共济会思想中它们代表着会员完善自身所使用的道具^[5]^[6]。每一个共济会会所几乎都饰有方矩与圆规的符号，它可能由象征符号六芒星变化而来，方矩代表六芒星中向下的正三角形真理、而圆规代表向上的正三角形道德，两者的结合代表阴阳调和、「真理」和「道德」的「和谐」、行动和节制的规范。方矩是会所导师的徽章，“安置”会员走向公民义务的正确途经，代表道德规范，方矩也是一种工具，让不同的元素统合有序。圆规是共济会的重要徽章，一副圆规象征上帝画出他对世界的计划。尺规中間的G代表伟大的造物主几何学家,要所有生命學著創造美好,从而完成伟大的作业。

圆规、方矩和法典是会员完成个人实践、突破三重黑暗、重见理性光明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被称为三重伟大之光（三大明光）。

共济会的象征符号也是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济会的礼仪主要是在会员晋级的授予仪式上举行。在历史发展中，各地的共济会演化出多种不同的礼仪形式，现代英美共济会在服饰和仪式上主要分为约克礼和苏格兰礼，其中的约克礼主要分布于不列颠，苏格兰礼主要分布于北美和欧洲大陆，在美国分为南北两个独立部门，并在细节上有一些差别。另有古老的玫瑰十字礼仪、法兰西礼仪、孟菲斯-米思兰礼仪等也各具特色。

共济会的标准礼仪服装包括围裙、领饰、胸饰、护腕，黑色西服等，不同级别的服饰及装饰物图案都不一样，在不同礼仪里面又各自稍有不同。

组织架构[编辑]

20世纪初一个位于英国薩福克郡会所的内景

共济会在全球都有发展，但并没有全球中心^[7]。共济会分为两级组织：会所和总会所。会所名称为阿拉伯数字编号和地名的组合。总会所是共济会的最高组织形式，各总会所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各自独立运作。^[8]在多年的流传中，各总会所之间在章程和仪式上会有一些差异。总会所往往是在司法管辖区内以社团的形式注册的公开的合法机构。

會員制度[编辑]

18世紀入會儀式

19世纪发给获得3°会员的证书

因其屬封閉的社團形式，如無兩位以上共濟會兄弟推薦，外人無法得以加入^[9]，且其考核欲加入兄弟之時間，短則半年，長則無限。但现代有些地区如欧洲大陆与北美的共济会可以允许外人独自申请，会有老会员来考核，通过后即可担任推荐人而入会。而且早期時入會之後，不得向他人揭露其會員身份。但近年一些总会所允许会员自己做决定是否愿意向外人揭露其會員身份，因为招募新成员的需要，如今也做许多公开的宣传，使得主流的共济会已经日渐丧失其神秘感。

根據共濟會傳說，共濟會的始祖為以色列王国时代的海勒姆（Hiram Abiff），他是建造耶路撒冷聖殿（第一聖殿）的建筑师，因被三個妒忌他地位及技能的工匠所殺，埋於殿內的青銅墓裏，但不久即將再度復活。因此，凡加入共濟會者，都要舉行一場象徵死亡及復活的儀式。

虽然初期共济会仍旧奉行严守内部秘密的规定，但是1745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的一本书籍^{[來源請求]}完全暴露了共济会内部的规定、活动内容甚至入会礼仪等细节。然而共济会也因此将活动更加公开化，会员并不隐瞒自己的身份，他们也更公开地进行慈善活动，会员的阶层也逐渐向中产阶级转化。现代的共济会除了内部表明各级别的暗语及手勢仍旧保密之外，其余活动基本上全部公开。

共濟會苏格兰礼仪式共分为33个级别，用度的符号“°”表现，但只有1°到3°涉及到等级概念：

1°会员被称为“学徒”（英语：Entered Apprentice），非正式会员
2°会员被称为“技工”（英语：Fellow Craft），非正式会员
3°会员被称为“导师”（英语：Master Mason），正式会员

1°-3°的席位授予在一般会所举行，从3°到33°各级别间都是平级的，但需要到总会所申请才能授予。^[10]不同的级别在共濟會意味着不同的研究学习内容，也代表了会员在不同时期的发展；^[11]比如33°是共濟會内部研究宗教的级别，但并非代表其为首领，是为荣誉头衔。在其他的礼仪里面，也依照同样的方式，大师级别及以上各级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

今天的共济会大约有600萬人，蘇格蘭及愛爾蘭會籍上約有15万名會員，英格蘭會籍上約有25萬名會員^[12]，法国约7万人，美國境內也有約200萬名會員^[13]，香港有1,200人左右。共濟會會員更幾乎佔滿了西方近代史的每一頁，包括英國等歐洲王室成員和美國很多任總統。

知名會員[编辑]

主条目：共濟會會員列表

知名的共濟會會員包括：

由于历史上的会员名单文件有遗失或从未公开，确认某人是否是共濟會會員有一定的困难。

发展歷史[编辑]

古代共济会[编辑]

根据其正式文献《共濟會憲章》（传说1701年写成，於1723年正式出版）第一部《歷史篇》的解释，共济会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这一年被共济会称为光明之年或光明元1年，以“A L”标记。他们自称是远古奥秘的守护者，通晓天文地理及宇宙的奥秘。有人认为共濟會起源於參加建造古巴比倫巴別塔的石工職人工會，亦有种說法共濟會起源於建造耶路撒冷所羅門神殿的石匠們^[16]。

古代共濟會是一个保持着并不对外公开的建筑技艺的石匠行业协会。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记录约为1390年^[17]。有证据显示在苏格兰最早出现石匠会所的时间是16世纪末期，当时共济会的性质仍为职业性的石匠工会^[18]。

近代共济会[编辑]

现代共济会正式出现的最早记载是在1717年的英国。1716年之前，伦敦的四个酒馆中聚集着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举办高级俱乐部聚会，内容是社交活动、娱乐和饮食，这些人是现代共济会的真正创立者。1717年6月24日圣约翰日，四个会所（英语：Lodge）的共济会会员联合成立了第一个总会所（英语：Grand Lodge），会员投票选出安松·塞亚为第一代总导师（英语：Grand Master），这一天也就是现代共济会运动的开端。而这一时期也正值传奇的蔷薇十字运动的影响消退之际，现代共济会摆脱了古老秘密組織的性质，成为思想性的石工、亦即投身社会改革的政治團體。

当年“鵝和烤架”大楼（Goose and Gridiron），英格兰总会所成立于此。

初期共济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约有700名会员，但是随着会员数量的迅速增长，英国共济会总会于1721年开始筹备编纂自己的宪章对众多的成员进行管理。总会所委派新教长老派牧师詹姆斯·安德森完成这项工作，安德森根据共济会的古代条文《传统宪章》进行编纂，在1723年（共济会历5723年）出版了《共济会宪章》，这部宪章分为历史、责任义务、通则三个部分。

启蒙运动时期，共济会从英国开始陆续传播到了欧洲大陆，各国共济会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总会所，并由这些宗主国的军事与商业活动传播到了拉美、亚洲与非洲的各个殖民地。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各地政府风声鹤唳，开始有一些阴谋论宣称是共济会等秘密社团主导了革命，各国政府都颁布了社团禁令，一直到拿破仑掌权时期才被解除。法兰西第一帝国灭亡后，罗马教廷于1817年同普鲁士、1821年同巴伐利亚先后签订协议，共同对包括光明會、共济会在内的秘密社团再次加以镇压，让整个19世纪欧洲大陆各国的共济会都比较消沉。

内部的分裂[编辑]

共济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发展迅速，但是英格兰分会明显区别于苏格兰分会，两者不单持有不同的哲学观点，政治上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苏格兰分会是支持詹姆斯二世党人的组织基础。这些人支持斯图亚特王朝获取18世纪英国王权的要求。从流亡法国之日起，詹姆斯二世党人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王位企图者詹姆斯二世就得到了苏格兰共济会的鼎力支持。1700-1720年间，他们还在法国建立起第一批共济会分会，通过这个秘密组织宣传他们的政治要求^[19]。

同时，在英格兰，忠于伦敦总会(称为蓝会)的共济会分会已经与汉诺威王朝和辉格党的政治原则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它们抛弃了I7世纪英吉利共和国的激进共和主义，转而支持一种受宪法严格限制的王权。它们还致力于慈善事业^[20]。

英国共济会于1753年分裂为两派，较老的近代派称为“Free and Accepted Masons(缩写为F&AM)”，新的古典派称为“Ancient Free and Accepted Masons(缩写为AF&AM)”，1776年美国独立以后，每个联邦州的F&AM与AF&AM也都纷纷独立于英国伦敦总会。分裂原因为部分会所不满现代派对英国王室的拥护，因而成立古典派，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的共济会理念，而现代派则是“离经叛道”的，双方长期对立。古典派的共济会比较支持北美独立运动，当时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多为这个分支。直到1813年，英国的两派才宣告和解，成立了英格兰联合总会，即UGLE（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而北美的共济会因为已经独立于英格兰总会，因此保留了AF与F的区别，后来双方也和解了，但是保留了当初分别建立的会堂。共济会的分裂给英国带来的一大负面影响就是丧失了肥沃的北美殖民地。在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的共济会也迅速丧失其社会改革的锐意和先驱性，成为保守派，支持君主立宪制。

第二次的大分裂出现在19世纪中期的法国。

根据1723年的《安德森宪章》[Anderson's Constitutions]写道： “共济会员在入会后，必须服从其道德规范，如果他懂得这艺术，他永远不会是一个愚蠢的无神论者，也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风流才子”。["A Mason is oblig'd by his Tenure, to obey the moral Law, and if he rightly understands the Art, he will never be a stupid Atheist, nor an irreligious Libertine."] 然而，在1875年的洛桑大会上，法兰西大东方社[Grand Orient de France,简称GODF]决定开始接纳无神论者入会，被其废除了共济会传统的“宇宙间伟大的建筑师”概念。法国大东方热衷于政治活动，并且于天主教会的关系不佳，近期也谴责了天主教会公开反对法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做法^[21]。

英格兰联合总会所[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简称UGLE]根据宪章规定在会所内严禁会员讨论任何宗教与政治话题，法国大东方的改革直接违背了这些传统，于是在1877年撤回了其之前对GODF的认可，其他英语系的会所都响应了总会的这一决定，宣告了他们之间的正式分裂。

随后的几十年间，由于不满改革后的共济会变得世俗化，从法国大东方又陆续分裂出去了多个总会，比如法国大会所（Grande Loge de France）与法兰西民族大会所（Grande Loge Nationale Française），还有最早的男女混合型共济会组织人权会社（Le Droit Humain），但其中只有法兰西民族大会所被英国总会正式承认。

在二战前后[编辑]

欧洲与亚洲共济会在二战时期损失严重。在欧洲，法西斯政权的国家对共济会进行了取缔，所有会所都被迫关闭，法国共济会也在战争中损失惨重。纳粹德国甚至对境内的共济会成员进行了有组织的屠杀，与犹太人一同关进集中营，纳粹指控其与犹太人欲密谋统治欧洲，他们捏造的一些阴谋论文件如反犹主义的《锡安长老会纪要》等也在这个时候大肆传播。除了法西斯的破坏，在东欧的共济会则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击，直到20世纪90年代，原苏联地区的共济会会所才重新恢复。目前在南欧与东欧主要流行大东方体系的共济会。

在亚洲，萌芽中的共济会遭到了日本法西斯的严重破坏。除了菲律宾共济会在战争时期损失较小之外，其他地区都遭到了日军的严重破坏，其中日本国内的共济会会所全部关闭，中国境内的则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缓慢成长，但许多总会所都在期间关闭，日军战败投降以后由菲律宾总会的支持下恢复了大陆地区的总会所，但是不久因新政权的建立而再次逐渐衰落，直到近些年才在台湾共济会总会的支持下恢复运转；在香港的第一雍仁会馆则完全被日军炸毁，早期的台湾共济会在日据时期也被停止，战后由菲律宾总会恢复；此前的香港共济会与新加坡共济会由英国传入。

二战之后建立的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也公开反对共济会，除了维护政教合一制度的原因，还有与纳粹一样认为是犹太人的组织，尤其是自以色列复国以后。因为共济会与中世纪圣殿骑士团的密切关系，也导致穆斯林对其反感。

各國共濟會[编辑]

英國[编辑]

英國倫敦共濟會會堂

初期共济会名义上对志愿者不作限制，人人平等，但是当时只有白人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可以入会，为了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共济会不断地招收贵族入会并且希望能够得到王室的垂青。从第二代总导师蒙塔魁公爵（1721年就任）开始，大贵族在共济会中占有一段时间的支配地位。1722年沃顿公爵成为新一代总导师，继续奉行上层路线政策。1737年3月5日，英王乔治二世的长子王储弗雷德里克王子在伦敦的临时会所加入共济会。次年，安德森修改了《共济会宪章》并且将新版宪章献给皇储。虽然这位弗雷德里克王子早逝，没有坐上王位，但是其长子也就是乔治三世维护共济会的政治地位，这之后王室和共济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乔治四世、乔治六世、爱德华七世、爱德华八世都是共济会会员。

英国共济会于1753年分裂为古典派和近代派，双方长期对立，直到1813年才告和解^[22]。在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的共济会迅速丧失其社会改革的锐意和先驱性。而共济会给英国带来的另一大负面影响则是丧失了肥沃的北美殖民地，北美独立运动的先驱者几乎全部都是共济会会员。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上层社会中充斥着共济会会员并不奇怪。当然，由于共济会禁止女性入会，所以維多利亞女王本人肯定不是其会员之一，但是当时的皇储爱德华七世和其长子艾伯特·维克托王子都是共济会会员。今天，英国的高级神职人员、富豪和贵族在英国共济会中所占比例急剧减小，普通公民的比例占有优势。

2005年6月英國國會曾下令，英國上議院及下議院所有議員必須公開他們是否隸屬共濟會。當日提出動議的英國自由民主黨議員強調，為了增加國會的透明度，以及重建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議員必須申報利益。

法國[编辑]

法國拉法葉侯爵佩剑上的共濟會标志

有证据显示法国最早出现共濟會是在1688年^[23]。1721年，一些英國共濟會成員在港口城市敦刻爾克建立了法國第一個共濟會所^[24]。法國共濟會總會所建立於1738年6月24日，是歐洲大陸最早成立的共濟會總會所。

雖然羅馬天主教皇克萊蒙十二世和本篤十四世分別於1738年和1751年兩度頒發教皇禁令^[25]，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濟會，然而在法國並未產生足夠影響，共濟會仍然在發展壯大。到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法國已經建立了很多會所。

共濟會是啟蒙運動中瓦解天主教會和反對教皇權威的急先鋒。18世紀的共濟會組織體現出排外特徵，下層的勞動階層不被接納，成員主要來自貴族、教士和中產階層，有些會所完全由天主教教士構成^[26]。中資產階級被共濟會自由、平等的思想所吸引，成為主要的成員來源，因為在這裡他們能夠與貴族平起平坐。在軍隊組織中，共濟會也有極大的影響力，很多後來拿破崙軍隊中的將軍都是共濟會成員。

1773年早期的法国共济会发生了分裂，法国共济会总会进行了内部重组，重新更名为法兰西大东方（（Grand Orient de France）），剩余的一些旧会所不服从。分裂后不久的1776年大东方成立了一个重要的分会九姐妹会所（La Loge des Neufs Soeurs），这个分会汇集了法国启蒙时代的各界精英，并且直接参与了美国共济会在独立战争时期的扩张。

1804年11月6日，拿破崙一世加冕成为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随后他的哥哥約瑟夫·波拿巴成为法国共濟會总导师。当年不承认新总会的那些会所也全部合并入了大东方总会。

1877年法国大东方与英国共济会联合总会断绝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分裂状况持续至今，期间只有在一战及二战纳粹统治时期有所改善。

与法国大东方保持合作以及风格一致的地区性总会包括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前法国与比利时在非洲的殖民地与大部分的拉美国家，在俄罗斯与东欧一些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也有扩展。^[27]。

德國[编辑]

1250年德國第一個石匠總會所在科隆成立，這也是最早使用圓規、矩尺作為石匠行會標誌的記錄。15世紀末斯特拉斯堡舉行的各地石匠總會的集會上，頒布了第一個石匠行會會徽。從此科隆和斯特拉斯堡石匠總會分管南北德國各地會所。這是石匠手工業者的行會組織，與现代「精神石匠」共濟會組織並不相同。

现代德國共濟會最早的会所出现在1737年12月6日。^[28]普鲁士的王储，后来国王腓特烈大帝曾在1738年8月14日夜间出现在会所里，并于1739年接管了总导师的职位。^[28]在最初的几年里，也产生了几所新的会所，有些现在仍然存在。^[28]

在共濟會宗教宽容和兄弟间平等的宗旨下，会所不仅仅只是为美生兄弟提供了一个空间，也成为宣传启蒙运动思想的场所。^[29]与很多其他国家不同，德国的共濟會有女性参与。萊辛、歌德和席勒是三位開創了德國浪漫主義文學道路的領袖，他們與共濟會也存在密切關係。1771年10月14日萊辛在漢堡加入共濟會三玫瑰會所（德语：Zu den drei Rosen），并成為導師。他的《共濟會員對話錄》（德语：Ernst und Falk, Gespräche für Freimaurer）被認為是共濟會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他也是最早倡議接納猶太人加入共濟會的發起者，在當時的歐洲大陸，底層猶太人不具有公民權，也不被共濟會接納。他的好友普魯士猶太哲學家摩西·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發起了的猶太啟蒙運動哈斯卡拉（Haskalah），開啟了歐洲猶太社會開放和世俗化進程。歐洲猶太人尤其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開始學習當地民族的語言，接受當地民族的教育和文化，進入歐洲上流社會。日爾曼文明史上一些最耀眼的明星都是這一運動的產物，海涅、馬克思、愛因斯坦、弗洛伊德等等。哈斯卡拉運動培養了強大的猶太世俗勢力，揭開了歐洲猶太民族政治運動的序幕。歌德於1780年6月23日在魏瑪加入安娜·阿瑪麗亞三玫瑰會所（德语：Anna Amalia zu den drei Rosen）。會所名字來自當時在魏瑪執政的女伯爵。阿瑪麗亞會所與當地貴族建立了良好關係，魏瑪公爵奧古斯杜和普魯士將軍費迪南伯爵（Herzog 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也是會所成員。共濟會在歌德的一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他的思想和作品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他最早加入共濟會很可能是受到萊辛的影響。歌德著名的遺言是「再多些光！」（Mehr Licht），常被認為反映了共濟會和啟蒙運動的光明崇拜。1913年成立的 Wolfstieg 协会旨在促进共济会的科学研究。

俄国[编辑]

俄国共济会间接地来源于英国共济会。1986年出版的《苏联百科辞典》记载了俄国共济会的来源：“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宗教道德运动，在许多国家（其中包括俄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中传播。”

共济会进入俄国的时间可以追溯至彼得一世当政时期。彼得一世时期共济会进入俄国的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国家学者的认可。但是也有人认为，共济会在俄国的成立时间比英国大分会的成立时间还早，因为拥有一些重要的材料表明，彼得一世被赫里斯托福·乌莱（Christoph Ulay）先生吸收加入了组织，并且在17世纪末以前，就存在一个由列福尔特任执行大师傅，戈尔东和彼得一世分别任第一和第二监督人的共济会分会了。

有史记载的涉及俄国共济会的文件出现在1731年。这一年，伦敦共济会分会领袖洛弗尔（Lovell）勋爵任命乔治·菲利普（George Philip）上尉为俄国分会的领导人。

相关历史学术著作有：赵世锋出版的《俄国共济会与俄国近代政治变迁》。《俄国共济会百科辞典1731—2000》作者A·谢尔科夫。梅利占诺夫1931年在巴黎出版了《在宫廷政变的道路上——1917年革命前的阴谋》，认为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并不是所谓的进步联盟（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й блок）构成了资产阶级阴谋家聚集的中心，当时秘密活动的共济会组织才是这一中心的真实所在。

1990年，俄罗斯学者A·阿弗夫赫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共济会员和革命》。在这本著作中，作者研究了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共济会员和宫廷阴谋、共济会员和2月革命临时政府的形成、共济会员和警察机关的关系等问题。

俄罗斯历史学家О.А.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一书第25章“共济会一览”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其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如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均是国际共济会会员，但此说法未得到准确的证实。

1991年，法国大东方分会在俄罗斯开幕。2010年6月19日，另开了一家会所，序列号是1441。

知名会员还有普希金、巴枯宁、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诺维科夫Н.И (1744～1818)等。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也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俄罗斯共济会活动。

意大利[编辑]

最早1731年在佛罗伦萨设立了第一个会所，之后和天主教爆发了长达几百年的激烈冲突。烧炭党也可能是共济会的一个支派。现有18,000名会员和600个会所。知名会员包括：贾科莫·卡萨诺瓦、朱塞佩·加里波第、朱塞佩·马志尼。

美國[编辑]

共济会在1730年代出现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美国革命后，每个州都成立了自己的总会所。一度有人希望成立以喬治·華盛頓为首任总导师的全美总会所，但没有成功^[30]。

乔治·华盛顿共济会国家纪念堂

1733年组建的总会所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一个共济会总会所；这个总会所后来被更名为圣约翰会所（英语：St. John's Lodge）。^[31] 本杰明·富蘭克林于1731年成为这个总会所辖区内的会员。^[32]

现在确认的共济会会员里，历届美国总统中至少有15位，美国《独立宣言》的56位签署者中至少有8位，1781年的第一部美国宪法的签署者中至少有10位，1789年的美国宪法的40位签署者中至少有9位，乔治·华盛顿的63位将领中至少有31位，以及英国北美殖民地13个州的30名州长中至少有10位。^[33]

共济会成员哈扬·所罗门（Haym Salomon）提供了北美独立运动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并在其后拯救了新政府使其免于破产。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哈扬·所罗门前后总共为北美殖民地政府及其领导人提供了大约60万美元的资助^[34]，折合成2005年的美元汇率相当于39,264,947,368.42美元，也就是将近400亿美元，如果算上利息则已将近上亿美元。

加拿大[编辑]

现有近10万名会员，知名会员有加拿大首位总理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第13任总理约翰·迪芬贝克、总督阿瑟王子 (康诺特和斯特拉森公爵)等。

拉美[编辑]

共济会会员在西班牙语美洲历史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现在每个国家包括古巴都有自己的共济会会所。知名会员包括：西蒙·玻利瓦尔、何塞·德·圣马丁、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米格尔·伊达尔戈·伊·科斯蒂利亚、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阿古斯汀一世 (墨西哥)、萨尔瓦多·阿连德。

巴西共济会于1822年成立，现有1700个会所和10万名会员。知名会员有巴西独立运动的导师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José Bonifacio de Andrada e Silva）,他推动了佩德罗一世 (巴西)成为巴西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根据2010年的数据，小岛国古巴现有316个会所和3万名会员。知名会员有古巴国父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何塞·马蒂、古巴独立战争军事领导人安东尼奥·马塞奥·伊·格拉哈莱斯。卡斯特罗曾在共济会会所里避难。

澳大利亚[编辑]

知名会员有第一任总理埃德蒙·巴顿、乔治·里德、罗伯特·孟席斯、约翰·戈顿等。

新西兰[编辑]

新西兰共济会在19世纪初期由英国共济会传入，目前大约有一万名会员，在全国分为三个大区：北部、中部，和南部。^[35]

中國( 中國大陸)[编辑]

1758年，有一些证据显示，共濟會已随瑞典东印度公司传入中国^[36]。
清乾隆32年(1768年)，英格蘭總會轄下的誼廬(Amity Lodge)第407分會在广州建立会所，这是有记录的第一个中国共濟會会所^[37]。
随着广东和香港交往的日益增加香港共濟會于1848年开始在广东活动，1849年开始在上海活动，但很长时间内只允许在中国的外国人参加。
1864年，传承自美国麻薩諸塞总会的中国美生总会成立（英语：District Deputy Grand Master）。
1877年，英格蘭分支中国共濟會总会正式成立（英语：District Grand Lodge of Northern China）。
1921年，传自苏格兰的中国共濟會总会也成立（英语：District Grand Lodge of North China）^[36]
1949年3月18日，在菲律賓總會的贊助下中國美生總會在上海正式成立，是为中国本土第一个由华人建立的总会所。随著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湾，中國美生總會也迁往台湾。^[37]
隨著國共內戰及中共統一大陸，从1947年到1962年间中国共濟會的活动渐渐减少直至完全消失。^[38]一些会所由于外国人的离去造成的人数不够而关闭，另一些迁到了香港和英国。这些曾经在中国的共濟會分会目前都已经不存在。

香港[编辑]

雍仁會館

香港共濟會第一个会所在1844年4月29日成立于维多利亚岛，三年之后成立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总会。历史上香港的共濟會分别传自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36]

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总会在历史上的名字变迁：^[36]
- 1847–1866，Provincial Grand Lodge of China
- 1866–1875，District Grand Lodge of China
- 1875–1963，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 1963至今，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the Far East

传自苏格兰的香港共濟會总会在历史上的名字变迁：^[36]
- 1905–1958，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 1958至今，District Grand Lodge of the Far East

爱尔兰分支香港共濟會总会在历史上的名字变迁：^[36]
- 1933–1938，District Grand Inspector
- 1938–1947，Grand Inspector
- 1947–1954，Grand Inspector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 1954–1967，Grand Inspector for Hong Kong, China and Malaya
- 1967–1988，Grand Inspector for the Far East
- 1988至今，Provincial Grand Lodge of the Far East

1865年，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在現時新世界大廈所在的泄蘭街興建雍仁會館作為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總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會所被日軍炸毀，^[36]遂於1950年遷往香港島堅尼地道一號至今。

三位香港總督包括夏喬士·羅便臣、麥當奴及卜公都是香港共濟會會員。前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樑、希慎集團利銘澤、國泰航空前董事姚剛、香港賽馬會前副主席周湛燊等政商界人物也都是共濟會會員。

根据利铭泽女儿利德蕙在其所著的《香港利氏家族史》一书里介绍，姚刚出面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协商，香港共济会在遵守香港基本法前提下可以继续活动，会议可以仍然用英语，当然中国希望1997年主權移交之后的活动能较为公开。

香港政权移交中国大陆政府之后，香港的几个共济会分会继续存在，并保持与总会的联系。

目前的香港共济会会员有知名地产商李嘉诚等人。^{[來源請求]}

台湾[编辑]

中国美生总会的會館

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北后，中国美生总会也随之迁往台湾。由于政局因素，1951年曾宣布停会，1954年中国美生总会始在台湾复会，并于1955年10月28日经内政部核准成立。共济会在台湾非常低调且神秘，但会员之间非常团结。

蒋纬国是中国美生总会最有名的总会长^[39]，可能是因为他的德国教育与军旅生涯让他进入这个组织^{[來源請求]}。目前台湾的美生会员约有数百人，分布士、农、工、商社会各阶层。

到2009年，台湾相继成立了14个会所（又称为分会）^{[來源請求]}，其中也有因中国大陸政局因素迫使停会后，在台湾再复会的。台中、高雄均有分会，其它均集中在北部；各分会皆以“庐”（英语：lodge）做会所之名，并予以区分，如：谊庐、川庐、自由庐、汉庐、唐庐、明庐、融庐、申曦庐等。其中唐庐为一双语庐，意即其美生仪礼采英语，而庐中讨论事项为国语。新北市深坑区也有分会海山庐（英语：High Sun Lodge）。申曦庐为法语庐。会员非常低调，鲜少有公开对外的场合；黑色西装搭配白衬衫和领结，是美生兄弟们集会时的标准穿着。

日本[编辑]

共济会进入日本大约在江户末期日本实行“开国”政策之后。第一个加入共济会的日本人是陆军军医总监林董。^{[來源請求]}1864年，到荷兰留学的西周 (启蒙家)和津田真道也是最早加入共济会的日本人。二战前后，日本政府禁止了共济会活动，珍珠港事件后会所被关闭。

二战后，共济会在日本重建。1950年1月5日，佐藤尚武、植原悦二郎、三岛通阳、高桥龙太郎、芝均平等成为首批重建之后的共济会会员，但处于菲律宾的旭日分会所辖之下。1951年3月29日，日本前首相鸠山一郎加入了共济会和成为第一等級ENTERED APPRENTICES。1955年3月26日，鸠山一郎被晉升第三等級MASTER MASON。^[40]1957年3月，东京共济会独立，此时日本会员数超过2500人。

美国驻日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作为共济会会员，多次邀请日本天皇参加共济会均没有成功。但皇室成员前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参加了共济会。

韩国[编辑]

1908年建立了第一个会所：汉阳会所，编号1048，源自苏格兰总会所。知名会员有李玖和韩国外务部部长林炳稷等。

新加坡[编辑]

新加坡城的创建者、新加坡总督斯坦福·莱佛士是英国共济会会员。其它知名会员还包括资政李光耀。第一个会所建立于1845年，编号748。

菲律宾[编辑]

19世纪末隶属欧洲约克礼仪的菲律宾共济会成立。共济会员领导了菲律宾发动的反西班牙革命。

知名会员有：黎刹（Rizal y Mercado，Jos Protasio），菲律宾华裔，菲律宾英美系共济会之父，民族主义思想家、政论家、诗人，19世纪反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菲律宾独立的民族英雄，被菲律宾人尊为立国的国父；安达斯·波尼斯奥（Andrés Bonifacio，1863—1897），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896—1897任临时政府的首任主席。

1912年菲律宾共济会总会正式挂牌成立。菲律宾共济会—旭日分会曾经管辖着中国、日本、香港、台湾的日本、华人共济会。

印度尼西亚[编辑]

最初由荷蘭東印度公司設立於1762年，在殖民地和建國等多個歷史時期起到過一定的作用。1962年蘇加諾時期宣佈為非法組織。日本佔領時期也是關閉狀態。

泰国[编辑]

1911年设立第一个会所，现在有几十个会所。

印度[编辑]

1730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加尔各答市中心威廉堡 (印度)(FortWilliam)设立了第一个会所，编号为72。知名的会员有近代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印度教改革家辨喜、印度最大的政治家家族尼赫鲁-甘地家族元老莫逖拉尔·尼赫鲁、总统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Fakhruddin Ali Ahmed）、印度独立后唯一的印度人总督查克拉瓦尔蒂·拉贾戈巴拉查理等。现有370个会所和15000名会员。

巴基斯坦[编辑]

建立于英帝国统治时期，1972年和1983年两次被驱逐。

斯里兰卡[编辑]

最初由英国人19世纪设立，现有十来个会所。

土耳其[编辑]

1721年设立第一个会所，1748年被马哈茂德一世禁止，之后缓慢复苏，1826年随着苏菲教派的贝克塔什派分支Bektashis的垮台而被驱逐。

1909年大东方分会建立，1935到1948年之间被抑制。1964年发生内部分裂。知名会员有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

以色列[编辑]

建立于1953年, 现有53个会所和2000会员。

批評和反对[编辑]

对共济会批评和反对，主要來自於以下三方面：宗教、政治和社会層面。

宗教方面[编辑]

根据章程，共济会一直开放给所有宗教的成员。然而，它从一开始就和很多宗教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基督宗教[编辑]

启蒙运动之后的50年里，共济会从英国迅速扩散到欧美，并建立了可以和天主教会相匹敌的巨大組織，对天主教构成了强大的威胁，令教廷十分恐惧。

1738年，天主教教宗克勉十二世命令禁止天主教基督徒加入共济会，违反者将被教会开除。在18世纪后半叶教廷一直致力于打压共济会，这可能与意大利大东方共济会积极推动意大利民族统一战争有关，革命领导人加里波第即为共济会员。至今双方的关系仍不怎么样，但一般来说，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的现代主义成员对于共济会的态度比较友好。

本篤十四世给出了反对共济会的六个原因：（1）共济会成员的不同信条主义（或者不同宗教信仰）；（2）他们保守秘密；（3）他们的誓言；（4）他们对教会和国家的反对态度；（5）好几个国家的元首都宣布禁止这个团体的传播；（6）他们的邪恶行为。

1917年，教会法典明确规定，共济会员将被自动逐出教会。

1983年11月26日，约瑟夫·拉辛格（前任教皇本篤十六世）发出声明，重申禁止天主教徒加入一切形式的共济会。

2007年3月2日，梵蒂冈重申反对共济会：“共济会和天主教会的成员是不相容的”，并强调“天主教会一直批评共济会特有的神秘的概念，它的学说与圣经不兼容”。

基督教新教教会也反对共济会，原因是共濟會接納多神教思想、倚靠人的行為稱義疏離神等作法嚴重違反教義。但新教主要派别之一的圣公会则与共济会关系一直比较良好，比如曾经担任第99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全球英国圣公会的领导杰弗里·费舍尔（Geoffrey Fisher,1887-1972）就加入了英格兰共济会^[41]，而英国共济会会员的宗教信仰来源里圣公会基督徒也不少。

1860年，循理会表示反对共济会和他社会成员的秘密运做，如今还继续禁止其成员加入共济会。浸信会最大的协会分支美南浸信会，最近也表示共济会不符合他们的信念。

NAMB護教學組織即詳列比較表^[42]指出該會所為與聖經所示諸多警戒相違例如：

禁止拜偶像；『出埃及記20：4："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麼形像彷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禁止起誓；『利未記5：4："或是有人嘴裡冒失發誓，要行惡，要行善，無論人在什麼事上冒失發誓，他卻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
禁止曲解三位一體；『使徒行傳4：12："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禁止藉善行抬高自己；『羅馬書11：6："既是出於恩典，就不在乎行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禁止鄉愿的包含主義；『約翰福音14：6："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共济会大量采用了古埃及、苏美尔、英国、印度等地的各种土著信仰符号，比如共济会的上帝之眼符号起源于苏美尔人，基督教则视之为异端邪灵、魔鬼撒旦的眼睛^[43]；这也是共济会与基督教信仰发生冲突的一个原因。不过在中世纪晚期欧洲兴建的许多大教堂里，也同样有三角形框内独眼放射光芒的装饰图案，是表示基督教义里的三位一体概念。

伊斯蘭教[编辑]

埃及社会事务部颁布决议，于1975年4月18日取缔了埃及共济会。1978年7月埃及开罗的伊斯兰大学学院正式发布了禁止穆斯林加入共济会的命令。然而，许多穆斯林传统的国家如摩洛哥、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还没有在各自的法律中纳入这个教令。

伊朗政府多次在各种场合谴责共济会，沙特阿拉伯官方也出版了一些批评共济会的著作。

政治方面[编辑]

共济会在历史和现在一直受到众多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反对。共济会名义上要求会员效忠所在国家的政权，不過历史上，奉行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是最早對其發展進行阻撓，後來共濟會也曾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沙皇俄国、苏联、德、日本、意大利、被禁止^[44]，现代在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依然禁止其存在。

君主制國家[编辑]

在一些君主制国家，共济会因政治原因被禁止。例如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班牙。

共产主義者[编辑]

共产主義者认为共济会是资产阶级的阴谋组织，一直持谴责态度。

托洛茨基认为：“共济会是法国共产主义身体上的一个恶性肿瘤，必须用热铁烫掉”。托洛茨基并且要求共产党成员脱离共济会：“隐瞒他的共济会成员身份的人将被视为渗透特务”。

马克思在其现存的著作里也多达22次谴责了共济会。

列·谢·科洛索夫的著作《克格勃特工记者札记》第六章：《共济会分会内幕》里记载了共产国际禁止其成员加入共济会：1920年7月29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上提交了下面的建议：“加入第三国际的党派应从自己的队伍中开除与小资产阶级组织法兰西‘共济会’有关系的成员。这意味着加入第三国际的同志特别是在西方，没有权利再加入‘共济会’。建议提交者——塞拉吉同志。”

格奥尔金·季米特洛夫本人也警告过“共济会”的危险性，他在1935年至1943年期间一直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他在1943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共济会”——国际的危害》一文中写道：“民众常常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些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毫无理由地完全改变自己的立场……或者只是口是心非，说的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他们都是以各个‘共济会’分会成员的身份这么做，问题自然就变得简单了。作为‘共济会’的分会会员，这些活动家常常得到相应分会的授意和指令。他们遵守自己分会的纪律，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并没有取缔共济会，但全国隶属于海外各国共济总会的各地分会在1962年之前全部陆续关闭，此后国内对于民间结社的管控也比较严格，一直没有能够正式复会。而古巴的共济会则一直存在并得到发展。

纳粹主義者[编辑]

1935年8月17日，德国共济会被纳粹解散，原因是认为其是犹太人和金融家高利贷食利者的组织。

蓝色勿忘我

现在保存下来的帝國安全辦公室（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記錄显示了共濟會在纳粹德国时期受到了残酷迫害。^[45]一般认为，大约有80,000到200,000共濟會会员被納粹政權殺害。共濟會的集中營囚犯被評定為政治犯，戴著一個倒置的紅色三角形以识别身份。^[46]

蓝色小花勿忘我最早是在1926年被 Zur Sonne 总会所采用作为德国不來梅市共濟會年度会议的會徽。生产勿忘我會徽的工廠在1938年被納粹黨选为募捐機構。這個巧合，使共濟會會员有机会将勿忘我徽章作为相互识别的秘密标记。^[47]^[48]^[49]即便在納粹時代受到了残酷迫害，但共濟會會员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甚至在集中营里建立了 Liberté chérie 这样的会所。^[50]在二戰結束後，勿忘我在1948年再次成为德国总会所年度大会的會徽。^[51]今天，佩戴勿忘我徽章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共濟會纪念历史上共濟會會员所受到的迫害，尤其是那些死于納粹時代的共濟會會员。^[51]^[52]

也有少數研究者认为：希特勒是欧洲共济会的一员，而二战也正是共济会高层示意希特勒进行的，以获得更多的世界控制权，也正是此事造成了之后欧洲共济会与美洲共济会的阶级分立，而希特勒本人成为共济会战争的牺牲品，不過该观点与其他阴谋论一样都缺乏实际依据。

其他[编辑]

在一些国家，对共济会的信仰被认为影响了政教分离原则。一个例子是比利时和法国的有关法律条款。

社會方面[编辑]

由于共济会在英国、美国（反共济会党）、肯尼亚共济会邪教、和意大利（P2分会）等国的黑社会性质丑闻的存在，所以社会上有比较广泛的批评反对意见。其中意大利P2分会的謀殺案死者也被指稱與羅馬教庭往來密切的銀行大筆金額匯出國外有關^[53]，約翰·甘迺迪被刺殺之前曾公開反對共濟會的言論亦被世人懷疑與共濟會組織有關。

阴谋论[编辑]

陰謀論观点認為，共濟會是支配世界的陰謀組織。從法國革命、美國獨立，到俄國革命、以色列復國等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由共濟會促成的。 20世纪初，俄国出版了《锡安长老会纪要》一书，此书在全世界各个地区获得了比较广泛的发行传播，也是所谓的共济会犹太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阴谋论的一个主要来源。

亦有人認為共濟會控制着FBI、CIA和英國軍事情報局，意大利黑手黨在內的不同組織，控制着世界石油市場、黃金市場、糧食市場

更有人認為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就是共濟會試圖圍堵並阻止中國崛起的陰謀

参见[编辑]

共濟會著作[编辑]

《共济会宪章》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Free-Masons，1734年，原作者James Anderson，整编者Benjamin Franklin与Paul Royster
《共濟會古代以及公認的苏格兰礼的道德與教义》Morals and Dogma of the Ancient and Accepted Scottish Rite of Freemasonry, 作者Albert Pike（弗吉尼亞州裡士滿：L.H. Jenkins, Inc., 1942年）
《詞語書》The Book of the Words, 作者Albert Pike (Kila, Mont.: Kessinger Publishing Co., n.d.)
《邓肯的共济会仪式与告诫》Duncan's Masonic Ritual and Monitor，1866年，作者Malcolm C. Duncan
《通往光明的橋樑》，Rex R. Hutchens（華盛頓：最高委員會，1988年）

官方網站[编辑]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共济会

英伦共济会三大母会

中欧

北欧

南欧

东欧

北美

拉美

亚太

非洲

其他

中国共济会研究博客

參考資料[编辑]

探索頻道：陰謀論與神話
香港新浪網：談談靈說說怪
香港太陽報，2002年7月4日
香港壹周刊，2002年10月24日
香港文匯報，2006年5月26日
《大英簡明百科》
《啟蒙運動百科全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资料来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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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津國外企本土化，老友中國傷

最重

中國國家主席习近平（中）和津巴布韋總统穆加貝（中右）在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觀賞傳统舞蹈表演（资料照片）

何清涟

編者按：這是何清涟爲美國之音撰写的评論文章。這篇特约评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来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津巴布韋（Zimbabwe）這個位于非洲東南部的內陆國家，馬上要做一件让中國人震驚之余又不免傷心的事情：津國總统穆加貝的內閣已對全國的外资企业下令，在4月1日前將至少51%的股份轉給津巴布韋黑人公民，否則關张走人。而中國在經濟上，很不幸地是津國的最大投资國；在政治上，穆加貝被中國政府加冕爲“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津巴布韋國有化新政，中國最受打擊

津巴布韋本土化部部長朱奧（穆加貝的外甥）23日宣布，津內閣已經在3月22日一致通過了決議，要求現有的未能達到本土化要求的外资企业必須在3月31日前提交本土化实施計劃，該計劃的核心內容是：在津外资企业，至少要將51%的企业股份交予津巴布韋公民，否則在4月1日必須關門歇业。

這個國家的统計水平與其政治落後状態相符，朱奧對外公布说，津國只有5.4億美元外國直接投资。但據津巴布韋駐華大使2014年接受《南方日報》采訪时所言，津巴布韋成爲中國在非的第5大投资國。2013年這一數字增長爲6億美元。如果津駐華大使奇卡瓦所言是真实的，中國一國的對津直接投资就超過朱奧宣稱的外國直接投资總額。據公開信息，在津的外资当中，除了中國之外，还有印度以及非洲的南非、尼日利亚等國的投资。西方投资不多的原因，是因爲津國受西方制裁。

在津投资：中國“賠了夫人又折兵”

津馬布韋的《本土化和經濟許可法案》其实早在2008年就已出台。但中國政府似乎對這個法案並不在意，因爲自2008年之後，中國對津國的投资在猛增，對津的無息貸款等各種援助也源源不斷。

中國人都知道的事实是：中國與穆加貝的友誼源远流長。穆加貝對華首訪是1977年，中國向穆加貝領導的游擊隊提供了經濟和軍事援助。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韋宣布獨立後，中國当天立即宣布與津巴布韋建立外交關系。两國建交以来，中國向津國提供了大量援助，例如著名的哈拉雷國家體育場，以及衆多医院、學校、軍事院校、水壩、水井、服装廠等項目。

就在津國政府于2008年通過《本土化與經濟許可法案》之後，中國还向津國提供了不少援助，2011年3月，中國與津國簽署雙邊貸款協議，向津國提供7億美元的低息貸款；9月15日，中國應津國政府請求，向津提供一批價值9000萬元人民幣緊急粮食援助。2014年3月，津國南部遭遇洪災，中國政府向津國提供2000萬美金援款。2015年12月22日，中國免除津國4000萬美元（2.6億元人民幣）債務，根據和中國人民銀行達成的協議，津國在2016年初開始，將人民幣列爲和美元同等在國內法定流通的貨幣，這被視爲中國免除該國大约4000萬美元到期債務的回報。但有分析者指出，人民幣是繼博茨瓦納普拉之後在津國境內流通的第六種外幣，让人民幣進入該國流通並非殊遇。

中國方面對津國本土化方案的態度如何？北京至今未就此公開表態，但在津國宣布强行实施本土化方案之後，中國駐津大使黃屏3月24日宣布，中國政府將向津提供緊急粮援。此前的3月15日，黃屏分別會見江西國際公司和葛洲壩集团駐津負責人，“希望企业認真研究津國情，熟悉相關法律法規，緊跟中津友好合作大势，堅定信心，抢抓機遇，推動相關合作項目顺利開展。”

中國人可能不會忘記，就在2015年12月4日，人民網國際频道还發表《习近平主席三年两訪非洲：中國超額完成對非承诺》，其中開篇就是“12月1日，國家主席习近平乘專機抵達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開始對津巴布韋進行國事訪问。津巴布韋總统穆加貝在機場舉行隆重欢迎仪式。当地民衆跳起欢快熱情的傳统舞蹈，欢迎习近平和彭麗媛到訪”。

津巴布韋並非中國海外投资链上第一顆碎裂的珍珠

今年3月2日，英國不動産中介商莱坊（Knight Frank）發布的《2016年財富報告》（The Wealth Report）顯示，截至2015年中的10年間，中國投资人赴海外投资房地産、股票和債券等的投资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這一結果正好與路透社9月17日所作預測相符。到2014年底，不計大量對非援建項目，中國對非投资總額的存量爲300億美元（中國駐加蓬經商參處：《中國在非洲到底有多少産业？》）

300億美元在1萬億当中只是一只角，相比之下，中國在津國的6億也不算大。问題是：中國的1萬億海外投资，大部分都分布在政治高度不稳定的西亚、非洲、阿拉伯世界，以及相對不稳定的南美、東亚等地（Heritage Foundation發布的China’s Global Reach）。況且，津國的中國投资也並非中國海外投资链上第一顆碎裂的珍珠。

中國政府的投资特點是：國企作爲投资主力，與当地政府及政要打交道。而這些不稳定的地區的特點是：一是獨裁國家變天，象利比亚卡紮菲倒台，中國將近200億美元泡汤；二是民主國家政權換屆，與前任領導人的交情就成了負资産，比如斯裏兰卡。2015年3月上旬，新上任的斯裏兰卡政府決定暫停中國投资14億美元的科倫坡港城項目，理由是“這不是一樁公平的交易”，新總统西裏塞納早在竞選时就提出，要重新评估這一工程，因爲據说中國的部分资金流入了前總统拉賈帕克薩的親屬手中。此後中國給了斯裏兰卡不少援助，才又重啓科倫坡港城項目。如今，象穆加貝這種还在起家過程中就得到中國政府關照、給枪給炮，“友誼”長達近40年的“老朋友”都能翻脸，誰敢保證別的國家不有樣學樣？

早在2015年3月，我曾在《亚投行：離中國初衷漸行漸远》一文中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信用不佳，当时委內瑞拉對中國赖債，已經證明，向這些信用不佳的國家投资，最後的結局是雞飛蛋打。“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數國家，這些國家的政局不稳，國家信譽也差，今後中國與亚投行如何才能保證投资收益，將是一個大问題。中國估算，2011-2020年間，亚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存在8萬億美元资金缺口，有强大的需求，只要中國愿意做供應方，達成協議並不難。但真正的難題在于回收投资並保證有利可图。這些國家当中，有印度、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兹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越南、伊朗、斯裏兰卡、印尼、馬爾代夫等，在標准普爾、惠譽等國際评级機構對各國的國家主權信用评级中，其中大多數國家的信譽评级都在B级以下，伊朗甚至未能進入评级。況且，中國其实已經在這些國家当中有不少投资，到2013年，印尼爲307億美元、尼日利亚達207億美元、伊朗有172億美元、哈薩克斯坦高達235億美元，大都还未進入投资回收期。

最後，还得指出一個事实，没收外来资本這一做法，津巴布韋並非首創者。中共建政之初，那些还未来得及撤资的外國资本，都被中共政權当作帝國主義的资産予以没收。這一曆史事件，在《社會主義好》這首著名的紅歌裏，用“帝國主義夾着尾巴逃跑了”這句话加以概括。最有名的外國资産是彙豐銀行在上海外滩的彙豐銀行大樓，這座樓曾被譽爲“從蘇伊士运河到远東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築” ，1955年，這座大樓被强制充公，並成爲上海市人民政府駐跸之地，改名爲“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樓”。穆加貝號稱“毛澤東的好學生”，對毛澤東当年玩過的這套没收外资把戏当然爛熟于心，今天终于来回報“師恩”了。

林非：钱钟书怎样在巴黎嫖妓的

2016年3月29日

    林非

    近日的一张报纸登载了钱钟书爱谈猫狗发情之事。他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时，也常于晚饭后开设讲座，叙述巴黎嫖妓的种种风情，津津有味地渲染如何与妓女做爱，以及如何让这夏娃坐在透明的玻璃马桶上，侧着头颅观赏她的阴部。还有一位被称为“美髯公”的文坛耆宿，也很钦佩他深谙炮制春药的配方。我对他的这些嗜好和掌握的渊博知识，都是一窍不通，也绝无丝毫兴趣。他怀着这样的情致，能写出什么格调的作品呢？有一位翻译雪莱诗作的著名学者，就认为《围城》是一部调侃与诋毁人的小说。我不擅作文，不过在自己所撰写的《鲁迅和中国文化》、《林非散文选》等有关书籍中，却绝无任何的低级趣味，还诚挚地渴望着整个人类都能够向真善美的境界迈进。

    钱钟书打人/杨绛咬人的故事

    若干必要的澄清

    林非

    今年1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1月27日《文学报》，登载肖凤的《林非被打真相》（以下简称“肖文”），对杨绛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以下简称“杨文”）进行了澄清。之后，钱钟书、杨绛跟我们之间的纠纷，完全趋于明朗和公开了。

    关于这一场纠纷，出现过不少对我们以讹传讹和肆意攻讦的文章，始作俑者是方丹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香港《明报月刊》1979年8月号）。此文编排我们是“造反派”，说我们打伤了钱钟书。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非“造反派”，而且，连“杨文”也承认，是钱钟书殴打了我，我始终都没有还手。“杨文”尽管包含着向壁虚构和人身攻击的成分，有些叙述却也符合实际情况。例如她说，是在1969年夏天，自己的住房“分掉两间”，住进来的“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接着又将迁入的我们称为“沙子”。这自然是一种怀恨在心的蔑称，却也并未诬陷我们是“造反派”。而在此之前出版的孔庆茂作《杨绛评传》（华夏出版社出版），却与“杨文”的叙述迥然不同，而沿袭方丹的虚构之词，说是由“造反派头头”分派，住进了“这对‘造反派’年轻夫妻”。“杨文”不仅未曾诬称我是“造反派”，还说我（蔑称为“男沙子”）“是整‘5·16’而为‘革命’立功的人”。“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整 ‘5·16’”，是针对垮台后的造反派“红卫兵联队”的，这样说来，“杨文”更是从“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的说明中，又进一步把我视为与“造反派”对立的人了。不过我确实从未立下过这样的功勋，只好辞谢她此种纯属虚构的不虞之誉。如果以当事人一方的“杨文”的说法为准，孔庆茂的叙述当然只能是向壁虚构的不实之词。如果他在叙述这件事情时，并未为此采访过杨绛，而只是出于丑化自己传主对立面的目的，就根据类似方丹那种拨弄是非的误传，不加分析地随意谱写，说明他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他的《钱钟书传》（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样是违背事实地诬称我为“造反派”，像这样平白无故地损害和侵凌一个公民的名誉权，从传记写作的道德原则来说，无疑可以说是问心有愧的。

    今天来回顾“文革”时候的往事，“造反派”已经成为一个带有恶谥意味的名词了，不过在当时作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却是十分光荣的。而如果站在更高的视角来反思的话，极大多数并未杀人放火的所谓“造反派”，也只是在“文革”狂潮的煽动与迷惑底下，作出了一些超越于正常思维之外的极端行径，除了负有某些个人的责任之外，却又是这场狂潮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归根结底说来是一场时代的悲剧。正因为在当时作为“造反派”是十分荣耀的事情，所以就必须是在“阶级出身” 和“政治表现”方面经得住检验的人，才可能被允许参加进去。而从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因为在肃反运动中的“右倾立场”，和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早已受过批判和处分，所以在“文革”开始之后，就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中间，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以免被揪成为“别有用心”的“牛鬼蛇神 ”，尽管如此，却还在造反派张贴的长篇大字报上，被批判为“漏网右派”，哪里还有成为造反派的荣幸。自然从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上来说，也由于缺乏足够的“阶级觉悟”，对于“文革”中的种种行动是丝毫都没有兴趣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孔庆茂《杨绛评传》中由“造反派头头”分派房屋的说法，以及乌尔沁夫的《走出〈围城〉的钱钟书》（《文艺报》1998年4月3日，以下简称“乌文”）中，违背事实地说是“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都是来源于方丹的虚构不实之词。连作为与我们对立的当事人一方的“杨文”，也都叙述了实际的情况，却并不采用此说，而“肖文”则说明是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一位“‘革委会’ 主任”目睹我们居住得如此拥挤和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还叙述了“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宿舍里”，同时搬进了十对青年夫妇，其中的有些同事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也有人流亡于海外。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文革”开始时，“学部”成立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中，其一是“红卫兵联队”，因为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支持和指挥，所以被称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其二是“红卫兵总队”，被前者称为“保皇派”、“臭老保”等等。在 1967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组”清洗和逮捕关锋之后，“红卫兵联队”就被查封，原来处于劣势被攻击为“保守派”，并被“红卫兵联队”查封过的“红卫兵总队”开始掌权，后来又结合被解放的“革命干部”，成立了管理日常事务的“革委会”，它与原来意义上的“造反派”已经毫无瓜葛。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可以证明从方丹、孔庆茂直至“乌文”中的有关叙述，都是子虚乌有的编造。爱默的《钱钟书传稿》（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更渲染说是他传主的全家，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才“发现自家房屋被一对青年夫妇占用了”，完全是任意编造和信手涂抹，也许是要渲染富有喜剧色彩的社会新闻，却并未诬称我们是“造反派”。

    关于双方正式冲突的原因，“肖文”与“杨文”都分别叙述了是由约请保姆洗衣所引起，而“乌文”和这几本传记却并未说明冲突的起因。为什么会像“乌文”所说的，“动手打了钱老”呢？孔庆茂的《钱钟书传》和《杨绛评传》，则编造钱钟书莫名其妙地“与这对‘造反派’大打出手，把胳膊都打伤了，闹得满城风雨”，从而“名扬千里”，“连那些‘造反派’也都对他敬畏三分”。“杨文”明确地叙述是她丈夫打伤了我的胳膊，这不啻是对于“乌文”的一种驳斥。而从孔庆茂叙述的口气来看，似乎是他传主的“胳膊都打伤了”，为什么要这样语焉不详？因为他基本的情况都没有弄清楚，却又急于要袒护自己的传主，只好这样来随意涂抹,怎么能不含糊其词？孔庆茂其余的那些叙述，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向壁虚构之词，首先是在前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与“造反派”绝无任何的缘分，他的说法只能是一种诬陷之词。何况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我真是“造反派”的话，作为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钱钟书，怎么敢向我饱以老拳？当时的造反派组织派性极强，当自己“战友”遭受殴打时，一定会采取同仇敌忾的“革命行动”，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却反而对殴打者“敬畏三分”？尤其荒唐的是将钱钟书把我打伤一事，竟犹如讴歌美国拳击大王抑或日本相扑冠军那样大肆渲染，夸大成为在“满城风雨”中“名扬千里”，其实当时连居住在同一座楼房里的邻居，都知之者甚少，孔庆茂的肆意夸大之词与实际情况的差别，真何止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而且像这样把钱钟书讴歌成为并非他自己所长的拳击健将，也未免太滑稽可笑，真是欲褒扬之而反成为不伦不类的漫画了。至于爱默《钱钟书传稿》中所说的，他的传主“被人打得不但胳膊带伤，而且眼镜也被打落在地”，更是完全违背了“杨文”中所承认的，我被她丈夫打伤的基本事实。像这样夸大渲染和随心所欲地起哄，都说明这些作者在史识和史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了。

    上述的三部传记和“乌文”，诬陷我是“造反派”，以及钱钟书大打出手而胳膊负伤，并且“名扬千里”等不实之词，主要是来源于方丹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此文极不严肃地胡乱编造，竟贻误一批作者写出了向壁虚构的文字，可见从事写作是一桩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方丹与我无仇无怨，为何要肆意地违背事实来侵凌我的名誉呢？

    完全是违背了客观事实的“乌文”，竟惹来了邵燕祥的《李洪岩文读后》（《杂文报》1998年5月21日），不知他为何会据此当作论断的根据，在批驳李洪岩有关我是否“造反派”的质疑时，竟不无嘲讽地称赞对方，比“那一对夫妻之所为，也算不无一点进步”，毫不了解实情就信手乱写，还对我们加以恶意的贬抑，实在是有失公正和厚道的。邵燕祥在“反右派”运动中一定会有过被伤害的体验，却还这样无缘无故地伤害别人，不知道是所为何哉？乌先生等诸位作家就是把钱钟书吹捧上云端里去，我除了可以表述自己不同的看法之外，也绝对是无权干预的，可是诸位的文章却不该背离事实地对我们全家进行中伤。

    有关“杨文”和“肖文”对于事态的不同叙述，某些与时代氛围关系不太紧密的细节，局外人往往难于作出判断。然而有些与时代氛围关系甚为紧密的细节，揆之于常理来说，局外人也可以作出大致不差的判断。

    譬如“杨文”叙述肖凤在 “学部”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大骂她女儿是“5·16的臭寡妇”，乃是为了刻意渲染对方的凶悍。不过经历过“文革”生涯的人们终生都会难以忘却，当时在工军宣队面前是绝对不敢高声嚷嚷的。工军宣队的任何一个指令，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们在工军宣队的年轻师傅和连、排长面前，都只敢恭恭敬敬地说话，怎么会吃了虎豹的肝胆，敢在这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如此吵闹？这样的场面并不可能发生，更何况肖凤是个在待人接物时很有礼貌的人，“杨文”的写法纯属是为了进行抹黑而向壁虚构。

    发生在“文革”后期的此种纠纷，是这场浩劫中一个小小的悲剧。钱家原来独自居住，却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心里产生出不快与反感的情绪，完全是合乎逻辑的；而我们的迁徙也因为是护理婴儿的保姆，提出绝对不能与我们夫妇同住一室，而不请保姆又无法上班，所以虽然犹豫再三，最后也只好作出迁徙的无奈选择。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的思潮与有关决策，热衷于掀起紧张的阶级斗争，却很少为了日益增长与膨胀的人口，考虑怎样去建造更多的房屋，让多少人们混杂在一起居住，生存状态真是处于一种悲剧性的氛围之中。前面已经说明仅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住房内，就同时搬迁进去十户人家，可见居住情况的异常紧张。当时此种“斗批改”的措施，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做法，结果是造成双方都处于别扭与尴尬的环境里面，或明或暗的不和、呕气与吵架，往往就成了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这一回首先于传媒渠道大张旗鼓发动攻击的“杨文”，完全是以私人泄愤的方式进行描摹，有些情节明显可以看出虚构的痕迹，还出现了不少人身攻击的词语，而且在叙述钱钟书殴打了我，和自己咬噬了肖凤手指之后，竟还表示他们自己“堕落”到了我们的水平，表现出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霸气。卢梭说是“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社会契约论》），俗话则说“人无完人”，人们的品格究竟谁高谁低，很难截然加以确定，而要进行多方面的分析与论辩。即以我和钱钟书的简略比较而言，钱钟书喜爱骂人，骂完了还经常否认。他在五十年代初，曾用粗俗的市井语言嘲骂毛泽东，被人告发后，又指使那人儿声明是误听了，真有翻云覆雨的本领。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那人儿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只要自己过关，他竟可以不顾与牺牲别人。“文革”初期曾有几位同事对此贴出过大字报，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这样辩解说，“‘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而当军宣队要求钱钟书写出书面检讨时，他竟“ 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干校六记》）。如果自己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不着边际”地检讨，却不去“婉转其辞”地澄清？这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吗？钱钟书还讥讽吴宓先生“太笨”，诽谤冯友兰先生“出卖朋友”，“坑人使妻小俱死”，过后杨绛又矢口抵赖，像海外著名作家庄因就认为这是很不应该发生的，此事见于近年的报刊。我则不是被压迫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从不骂人，而骂了之后就从不加以否认。

    近日的一张报纸登载了钱钟书爱谈猫狗发情之事。他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时，也常于晚饭后开设讲座，叙述巴黎嫖妓的种种风情，津津有味地渲染如何与妓女做爱，以及如何让这夏娃坐在透明的玻璃马桶上，侧着头颅观赏她的阴部。还有一位被称为“美髯公”的文坛耆宿，也很钦佩他深谙炮制春药的配方。我对他的这些嗜好和掌握的渊博知识，都是一窍不通，也绝无丝毫兴趣。他怀着这样的情致，能写出什么格调的作品呢？有一位翻译雪莱诗作的著名学者，就认为《围城》是一部调侃与诋毁人的小说。我不擅作文，不过在自己所撰写的《鲁迅和中国文化》、《林非散文选》等有关书籍中，却绝无任何的低级趣味，还诚挚地渴望着整个人类都能够向真善美的境界迈进。

    钱钟书熟悉许多掌故，号称“典故大王”，他的知识自然要比我广博，不过古今中外的掌故实在太多，任何人也不可能件件都记得清楚。在“干校”后期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常有几个人凑在一起，相互考问种种掌故，以便消愁解闷和苦中作乐。有一回，当我提出为何要称为“皮里阳秋”时，他沉吟许久，却始终答不出来，倒是一位红学大师拍案大笑，说出了个中的奥妙。其实忘却了几个掌故，又有多大的干系？治学的重点是在于追求自己的论著中间，究竟包容了多少深邃的思想内涵？究竟如何关怀自己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命运？有一位古学底子很深的诗坛泰斗，在跟我谈天时曾引用南宋吴文英《词源》中所说的“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感叹于并无思想的深度，而只是摩挲和炫耀知识的碎片，又能够有多大的意义？有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更是怀疑地询问，如果对于社会人生并未诚挚与严肃地加以关切的话，为什么竟会被吹捧和炒作得如此纷纷扬扬？连诗坛泰斗和文艺理论专家都觉得迷惑不解的事儿，区区的我自然就更无法懂得了。

    正像《孟子》里所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针对好多悖于事实的荒唐的编造，只得简略地作出上述的澄清。而根本的考虑是要借此来提醒自己，在跟读者朋友进行对话时，都要尽量核对和保证这些话语的真实性，否则不就成为一种欺骗的行径了吗？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