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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边小村/中国经济调整的两难困境/师爷无能造成赵紫阳全盘皆输
發佈時間: 4/6/2016 1:11:32 AM 被閲覽數: 14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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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游三十八~~【瑞士】湖边小村依

瑟尔特瓦尔德Iseltwald


作者:月光明  于 2016-4-3 贝壳村



瑞士民歌


住在湖边小村依瑟尔特瓦尔德

 

它是布里恩茨湖左岸唯一的小村

 

画一样的地方。

 

每天光忙着东游西游了,船游就在跟前,反而没去游。

 

看到过航船停靠

 

然后开往湖对岸;

 

也看到过船上下来一些人,回家?回旅馆?

 

还有独木行舟者在湖中飘荡。。。

 

到村里随便走走

 

顺着路走,不知是哪里,前面的大门开着,几个年轻人一边说话一边走出来,我们走了进去。

 

眼前出现这幢古房子,以为是餐厅、旅馆、或背包客栈,可是都不像。几个年轻人抽烟聊天,都在干着自己的事,怕是私人空间,没敢再往里走,转身出来。写游记时去网上查查这幢古房子,大概是:

1907年,伯恩商人哥特佛里德.西格里斯特在半岛建的地中海风格的别墅,建成不久便无人居住。1927年,小村归新教所属,教会将它作为恢复疗养中心。1987年成为Seeburg举办会议、教育培训及水疗康复中心。(不对之处,请明人指正,谢谢!)

 

折身回返,照下站在树干上的木雕鹰。

 

老乡家门外的农产品

 

碰到一家四口,聊了几句,他们是从西班牙来的游客。

 

小村里的大建筑,觉得是旅馆一类,就没过去。

 

顺手照的,也不知是何东东。

 

若不是再看照片,哪里还记得这个。

 

教堂吗?

 

把这些看似无用之物摆个pose,弄成艺术范,人家的脑细胞和咱的有点不一样。

 

一路走、一路照。

 

家家户户都看得出主人的精心打理

 

花儿

 

浓艳纷争

 

叫妮娜的牛,13年5月21日,若是初生就是小妮娜,若是忌日就是老妮娜。

 

古董,不知有多古?

 

沿着湖走时,照下的这张,当时并不知道那个城堡就是我们先前去过的古房子。   

 

小村是不是家家有小船?

 

感觉坐在这里照相,有点破坏镜头,还是万方静谧、山水憩闲、无人之境照着好。

 

没想到安静的小村尽头有着繁忙的活动

 

沿着湖看到有好几家旅馆、饭店。

 

还有山坡上的宿营地

 

喵。。。

 

老罗忍不住去摸它,猫咪扭扭捏捏摆了摆尾巴。

 

看它羞羞答答那样儿,脚洗得挺白。七十年代末的某一天,老弟回家说和同学小智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个老外,小智说: 看那个老外害羞滴,脸都红了,哈哈哈。

 

住三晚152瑞士法郎一人一天,是不是还要自己买菜做饭?

 

村子里有些房子好像是新建的,传统式的木屋,这就是他们的楼房吧?

 

村中的儿童乐园

 

玩球的小老乡

 

五星宾馆餐厅

 

晚上到五星去吃饭

 

餐厅里挂满了物件

 

salad,哎,这凉菜。。。

 

可怜的几片热面包。没要一份像样的头盘,是我们的失误。

 

老罗说他前晚在这里吃的鱼很新鲜,我们就要了三盘鱼。上来才发现鱼是凉的,姐和姐夫无论怎么爱吃鱼,也觉得美中有太多的不足。

 

老罗要了Lasagne,看着热乎乎的,姐夫说热的比凉的好。

 

再加个餐后甜点,我也跟着吃了点溜溜缝。姐和姐夫吃了一肚子凉的,就没再要甜点填空。第二天姐跟我说,他们感觉吃的是凉菜,不是饭,饿的晚上又重新吃了点方便面。旅途中,吃,有时遇喜、有时遇悲,俗语讲“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何况亚洲与欧洲岂止千里百里呢。

 

饭店墙上挂着那个像烟斗似的玩意,后来知道那是瑞士专有的传统乐器---阿尔卑斯号角。

How Its Made Alpine Ho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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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国经济调整的两难困境






  随着全球经济继续在不确定中徘徊,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到了中国身上,而中国人也对本国经济充满关切,既希望本国经济学家做出分析和预测,也很在意“旁观者”的看法。3月22日,在FT中文网举办的一次座谈会暨读者见面会上,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就此进行了一场高端对话。座谈会由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王丰主持。

  一

  座谈会以沃尔夫的演讲开始。沃尔夫首先高度赞扬了中国已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延续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发展速度和轨迹,就能实现跃升为发达国家的梦想。目前中国的历史性转型进程已走到了半山腰,但未来还有不少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曾表示,中国经济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这句话曾经被西方媒体广泛引用,这次被沃尔夫再度引用。而且在沃尔夫看来,当前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用曾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经济顾问的赫伯特·斯坦的话说“无法永远维系的东西,注定要终结”,因而中国必须认真对待经济增长之旅戛然而止的可能性。

  沃尔夫承认,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非同凡响,增速甚至高于比中国更早“腾飞”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等。美国一直是中国等后发国家增长的参照系,而目前中国以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GDP与美国的比例差距,相当于1980年代中期韩国与美国的差距。中国照这样发展下去,再需要30年,就能达到目前韩国与美国相比的繁荣程度。而且到那时中国经济规模将比北美和欧洲加起来还要庞大,这将是非常耀眼的成绩。

  但是,中国要完成追赶西方的漫长旅程,需要克服五个障碍。首先,非常态的高速发展总是存在重新归于平庸的趋势,这个现象比长期高速增长更为常见。沃尔夫举例说,在1971年,经济学家曾对日本、台湾、墨西哥和巴西四个经济体寄予厚望,但后两个经济体最终令人失望地停滞了下来。中国需要提防类似的命运。

  沃尔夫认为,因为中国经济规模非常庞大,所以如果要实现“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即人均GDP数值达到同期美国的四分之三左右),中国经济规模在未来20-30年里应该增长至目前的5倍左右,而这个任务很艰巨。而且,中国将对世界环境和经济承载能力造成严峻压力,这需要中国在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尤其是在碳排放方面。中国的高速增长还会冲击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以及国际机构和国际关系。

  第三个障碍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中国目前在政府负责性、有效性、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防控等方面的排名,距离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国家而受到的期待尚有一定的距离。如果中国希望变成发达国家,必须在这些指标上有明显提升。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本世纪以来,中国实际工资快速上升。2012年以来,中国潜在实际增长率已经下降到7%甚至更低。要适应经济增速放缓同时劳动力成本变高的新现实,对中国而言绝非易事。沃尔夫打比方说,当自行车的速度减慢时,骑起来会变得更困难。

  第五个也是最迫在眉睫的障碍是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中国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国内债务迅速积累,这种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国内储蓄(不限于家庭储蓄)过高,无法在国内得到有效利用。这些不平衡性造成了两个困难:既难以继续维持高增长,也无法平稳地让增长慢下来。

  接着,作为重点,沃尔夫详细阐述了最后一个挑战。具体的问题是,中国的投资率高于其他高速增长国家,而中国的需求也依赖于投资。中国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与这种高投资增长模式有一定的关系。而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已经从1990年代末的3.5%上升到7%,这意味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已下降了一半。中国的资本产出率甚至已经高于除日本之外的所有G7成员国。总而言之,中国对投资的依赖的确有些过度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过剩产能越来越多,效率越来越低下,这会损害未来的发展势头和需求增长潜力。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负债率上升,尤其是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在过去八年里几乎翻了一倍。中国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水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负债程度就会达到历史上各国前所未有的水平,而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更严重的问题是,调整这种依赖高投资的状态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沃尔夫计算说,如果中国的资本产出率只是保持在当前水平上,而经济增长率是6%的话,投资占GDP的比例就应该降低10个百分点,到达35%,即1990年代大部分时间的水平,而这按国际标准仍然是较高的。但如果这个过程快速发生,需求比重也将下降10个百分点,中国可能陷入经济衰退。但如果不发生这种情况,中国的债务将继续爆炸性积累,资源继续浪费。显然这构成了当前中国面临的两难。

  沃尔夫推论说,在此情况下,关键显然在于掌控调整的节奏,让其逐渐发生,但又不至于过慢。这意味着,在较长时间里,中国要让投资增速慢于GDP增速,而让消费增速快于GDP增速。但在目前,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60%,中国家庭将收入的约1/3用于储蓄。要让家庭消费增速快于GDP增速,充分而必要的条件是,或者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上升,或者家庭储蓄率下降。但在目前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后一种情况很难发生。而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的话,就意味着要让企业利润更多转化为家庭收入,这将挤压企业利润,从而影响企业投资能力。为了维持企业投资,政府应该加快信贷创造。信贷增长过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沃尔夫表示,中国目前不用担心这个,因为政府偿债能力良好,同时控制着银行。

  但增加信贷也可能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在繁荣时期加杠杆,贷款人将获得高于其预期的收益,但如果经济增长放慢,贷款人和借款人的收益都将低于他们的预期,从而会减少承担风险的活动,而这意味着,就算是不发生大规模的破产潮,经济活动也会陷入普遍低迷状态。而信贷扩张持续的时间越长,这些资产负债表效应就将越大,但传统的经济学又对这些资产负债表效应关注不够。

  总之,中国决策者一方面为了避免在未来发生硬着陆,目前希望债务规模不要继续积累,另一方面,为了在眼前避免一场衰退,又得推动债务的短期积累。简言之,中国目前的增长路径是不可持续的,但要转向某种更依赖消费的路径,短期内也可能带来很多不良影响。这种情况的延续最终到底会造成什么结果,沃尔夫也没有答案。

  二

  在沃尔夫演讲结束后,余永定进行了回应。他首先明言,相对于沃尔夫的看法,他要更乐观一些。沃尔夫提出的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五个障碍都是切实存在的,不过,目前中国已经不再刻意拿美国作为追赶目标,而是一心一意关注于自身的发展,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追赶焦虑。

  同时,余永定说,在我们谈论未来时,必须非常谦虚,因为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举1972年“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为例——后来的事实证明“罗马俱乐部”对资源枯竭的担忧太悲观了。余永定认为,我们还是要相信技术进步,可能改变整个经济发展面貌。总体上沃尔夫提出的问题中国应该重视,但也要给自己留点余地和信心。他认为,总结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有几点经验很重要:一是要坚持开放和改革,二是要思想解放,三是要维持政治稳定,四是要维护世界和平的局面,不要陷入对外战争。

  具体到当前的经济调整困难上,余永定赞同地说,中国在过去的增长方式确实存在着很大毛病,尤其是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他具体回应了沃尔夫的分析。他认为,沃尔夫的分析基础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经济增长速度等于投资率除以资本产出率。中国现在的资本产出率是3.5%左右,而且在不断增加,再过几年,有可能会达到5%。沃尔夫对资本产出率将会上升的预计是正确的。

  余永定同样认为,由于中国依赖投资,所以资本产出率越来越高,资本的使用效率越来越低。长期以来,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必须维持较高的投资率,但更高的投资率使得资本的使用效率下降,所以资本产出率进一步提升,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现在中国不能再走这条路了。但调整也很困难,快不得也慢不得。慢了问题越来越严重,快了经济增长会急剧下降。这与沃尔夫的观点基本相同。

  目前中国投资占GDP50%左右,消费率也占到50%左右,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稍大于零,储蓄率是50%以上。沃尔夫在演讲中认为,理想的状态是消费率应该是65%,其中包括15%的公共消费,投资率应该是35%,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大概是零,储蓄率35%。余永定认为这样的格局将会很合理。

  沃尔夫在他的分析中假设中国资本产出率是5%,所以,当投资率是35%时,经济增长大致能够保持7%。余永定认为这个假设太乐观了一些。因为,如果中国投资率只有35%,是无法保持7%的增长速度的。现实情况也是这样,现在中国的投资率是47%左右,但经济增长速度不到7%。余永定强调,沃尔夫在演讲里假设资本产出率是常数,其实资本产出率在中国不是一个常数,而是逐渐增加的,效率越来越低。由于资本产出率不断增加,所以增量资本产出率非常高,达7%左右。这就造成了49%左右的投资率只有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大麻烦。

  余永定提出,沃尔夫在谈论投资率的时候,使用的是资本形成除以GDP。但在中国,人们谈论投资增长速度的时候,用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在谈论投资率的时候,用的是资本形成,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这个统计问题造成了一个矛盾:按道理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形成量大概是一样的,即使有差异,可以解释,但现在中国的这个差异变得极为巨大,已经不可解释了。

  “所以,你问我中国的投资率是多少,我诚实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中国投资增长速度是多少,我诚实的回答,也是不知道。”余永定说。

  但最终余永定还是表达了乐观的期待:“根据过去的历史和逻辑,只要中国政府能够集思广益,能够听取大众的意见,只要经济学家和广大民众充分讨论,那么在大家的智慧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政策,那么中国还可以继续克服现在的困难,涉险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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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爷无能造成赵紫阳全盘皆输--读史有感



老秃

2016-04-04 22:43:10

近日无意中搜到一篇文章,是红帮朝廷八十年代的总理和总书记赵紫阳的一位秘书李湘鲁写的。看完后,顺着他文章中提到的几个名字,再次搜寻,又发现几篇文章谈及赵紫阳的近臣谋士陈一咨和鲍彤二人。李湘鲁的文章,读着感觉比较客观,没有为故人和老长官涂脂抹粉的意思,把赵紫阳描绘成一个开明,冷静,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维,倾向民主的红帮领导人,有别于其他红帮老一代头领的蛮横专权固步自封等刻板形象。我想象,满缸红浊流中,一丝清泉飘荡在中心,这是多么不可能的现象。也是后来悲剧的序曲。

看完后,我有种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的奇怪感觉。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一直纳闷儿,为啥胡耀邦赵紫阳这二位邓爷亲自扶上马的红帮头领最后都被邓爷自己拉下马。

我写过一片,认为胡爷胸无城府,冲劲有余,统御全局能力不足,是将才,非帅料。邓爷选他上马经年,已经看出胡爷难以服众。他身后,胡爷必会被红帮狂徒推翻。这样,邓爷突然拿下胡爷,也许对胡爷是一件好事,对朝廷也是一件好事。

拿下胡爷后,邓爷手里无牌,没有举出新人。说明邓爷拿下胡爷也是突然,没有预先策划。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只好顺水推舟,把赵紫阳推上大位。起码邓爷没有让当时左派邓力群这类“小毛泽东”上马,把漫天腥风血雨推迟了二年多。赵爷上台后龙椅还没有捂热,在89年六四民运中违背邓爷旨意也被邓爷断然拿下。

至此,诸葛亮挥泪斩马謖,不过一个人头落地。邓爷可是连斩自己左右手,红帮史上只有大暴君毛爷前例可循啊。

别以为我要赞美赵紫阳光明磊落民主开明宁丢掉乌纱帽也不镇压六四民主群众要青史留清名这类的“正能量”好话。

看完这几篇文章后,我仿佛突然醒悟般,终于发现为什么赵紫阳当时身在红帮“最高位,” 满手好牌,最后却眼看着输掉全局被终身软禁可谓一败涂地。我这“发现,” 自然不可能是全部,完整,客观,但也能说明一部分赵紫阳满手好牌最后输的跟民国总统蒋介石一样的原因。

邓爷选择赵爷做红帮老大,又是一个错误。赵为人,按照李湘鲁的回忆,对名利淡泊,思维以求实,开放为特点。不留恋权位,也没有个人野心,这幅方巾书生飘然世外的样子,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赵会是这副面目。若李湘鲁的描述是真实的,则赵和胡爷一样,也是无法做好红帮领头人的。如果没有对于权利的贪婪对敌对势力的恶毒,是无法做一个内讧暴力的邪教头领的。我以前不知道赵的为人特点这层面。通过李湘鲁的描述,我突然看清赵登高而失败的原因在于赵的人品也并不适合在那个位子上。能够上到那个位子的人,必须心狠手辣,既说一不二也要手腕圆滑,有强烈的企图心,能让下面的狂徒们心服口服。现在看来,赵爷和胡爷一样,根本不具有这些红帮头领的特征。这二位倒霉蛋儿可以是封疆大吏,当朝大臣,但绝不能坐龙椅。除非有强人做摄政王替他们撑着场子。再补充一句,小胡爷也是这类老实八交的红爷。邓爷如果隔代指定是真的话,也是邓爷犯的第三个错误,在钦定红阿斗这事儿上。

赵紫阳在改革关键时刻一败涂地的原因, 各家说法很多很杂。

根据李湘鲁文章,我得出第一个结论:赵的人品不适于红帮顶层高位。省油的灯,不能罩的住红帮。得类似毛爷这盏不省油的灯,才能罩的住红帮。

读完李湘鲁文章还有第二个结论。在我看来,赵爷身边这帮文人师爷书生气太重。在红帮那种暴力起家内讧严重的泥潭里只顾搞新思路,研究报告,而忽视官场强敌围伺,上台即成靶子的险恶环境,一厢情愿或者说脱离红帮凶险生态环境的清高磊落,造成赵紫阳和所代表的改革派”口硬,脚软,手软。“  关键时刻,文人师爷们屡出败着,眼看着红帮保守派们激化官民矛盾矛盾把邓小平争取过来,也等于把赵紫阳送入万劫不复的穷途末路。

所谓“口硬,” 我指的是鲍彤陈一咨李湘鲁和聚集在这几个人周围的青年知识分子群写作能力好,思维活跃,叙述清楚。在僵化的红帮酱缸里注进些新鲜成分。

所谓”脚软,“指的是这些书生们除了在赵爷身边工作靠近中心外,没有任何基层和中高层人脉。也就是没有根底没有班底。 过去毛爷时代的头领们都有山头下属。而赵爷胡爷并没有自己的队伍,基本上属于光杆儿司令。当然,彼时鲍彤陈一咨这些人年纪不大,难以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也不能多怪。乱世出英雄么。红帮立国后,其余不是第一代强人的帮徒们已经无法形成山头了。 这样,弱主加上青皮小厮面对红帮群狼,根本不是对手么。红帮当时不少老人还在,这些人心狠手辣的,只等着机会收拾台上的么。

最大的问题在于”手软。“ 胡爷,赵爷共同的短处就是上台后换了一批自己的人马上台。占据了不少要害职位。但是,他们二位始终没有对潜在的敌手下手,比如著名的左派邓力群这种人。把邓力群胡乔木这类影响力大的左派人马清除出去,减少其能量,这是必须做的事情。似乎,除了把毛爷时代的钦定接班人华爷搞下去,几个宠臣汪东兴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等搞下去外,那几个真正老资格的左派群都没有被弱化,边缘化。他们反而保持了同几个帮内大佬群的通话渠道,发暗箭中伤胡赵二人。

作为文革后78级那代大学生的一员,我们当初年轻时候似乎每个人都有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指点江山,以天下事为己任使命感。这种知识分子的气概,大概在赵的头号师爷鲍彤和陈一咨身上看得更清楚。我对鲍彤没有任何直接接触。纯是看完他回忆赵紫阳和同事陈一咨的文章后得出的。。这二位固然天资颇高,思想开放,一腔热血为党国。一心想改革红帮旧体制,树立新朝纲。 但是,不知道他们当时可曾把精力放到对付体制内的敌人这个问题上。从他们各自的回忆录里,没有任何着墨提到他们同左派和老红帮们的较量。感觉上,这些师爷们整天忙着研究问题,在自己框定的范围内忙活着。这似乎太天真幼稚且不识时务了。

须知,改革不仅是改革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政策,还是打破红帮僵化的思想体系和政治体制,也就是“谋人。” 我的意思是,你在这里忙于“事,” 而你的敌人在忙于如何吃掉你。可你却毫无提防,犹如吃草的羊羔不防着一边等着吃羊的狼群。政治,首先是'”玩人“的游戏。在专制体制中,你得时刻把目标对准敌人,消弱敌人的能量。这方面,毛爷可谓是炉火纯青的高手。老太祖当土匪时候就利用手腕把西路军几万官兵送入西北马家军的虎口,以敌人的屠刀消灭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变成光杆司令的西路军头子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只能自身回来投靠毛爷从此不敢吱声了。在此之前,毛爷又把手握八万重兵的张国焘赶出陕西。这事儿也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张国焘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红恶魔。 如何能在手里有重兵的优势下不动手干掉毛爷反而自己被赶出去?这种愚蠢的被动简直不像是红帮人么!换成是我,当年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毛爷干掉。当年蒋介石若是有胆有狠心,在毛爷到重庆时候,把中共首脑们一网打尽,哪里会有后来的败走麦城避秦台湾的蠢事儿啊? 即便老蒋许诺美国人不动手,一旦动完手,美国人还不是照收?!

邓爷之所以能够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因为他手里有军权。胡爷,赵爷谁都不能过问党军的事儿。

但是,在政府和红帮这二块地方,胡赫赵应该可以大有作为啊。当年,我记得共青团人马在朝廷各部地方各省市都占据了不少位子。可是,似乎胡赫赵都没有彻底打下左派的谁谁,消弱左派的影响力。当然,有人可以马上回忆说,胡和赵控制了中组部中宣部和朝廷各大部委。可是,我也纳闷,为何六四后极左势力反扑的那么强烈啊? 北京市的陈希同李锡铭这二个左棍加李鹏姚依林等,推动了极左派利用学生反腐达到激怒邓小平,赶赵紫阳下台的目的。对于体制内的左派僵化分子,为何胡和赵都做得不好不狠,令人费解。但也可以想到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人掣肘。另外,也许他们也没有那么大随心所欲的权力,比如任命关键位子的头子。而他们不具有毛爷的狠毒也是原因之一。

不过,我不大打算深究赵紫阳的责任。

我认为,这几个师爷是弱不禁风,书生气十足。没有锦囊妙计给赵爷,疏忽了削弱政敌的严重性,也许能解释我上面的疑惑。

鲍彤和陈一咨,二个都是热血青年,没有任何红帮内讧的经验却早在五十年代末期就成了内讧的牺牲品,右派,起码陈一咨是吧。对了,还得加上苏绍志严家其这种新笔杆子,当时的社科院马列所所长,改革理论吹鼓手等头衔。 这些人枉有满腔热血,却缺乏内讧手腕。在红帮这样一个暴力组织内,在老一代帮头儿和左派遍地皆是的转折期内,不知道制裁政敌,最后落个树倒猢狲散,误己误人误主的悲惨结局。眼看着自己成了那个自己为之呕心沥血的体制的敌人!估计鲍彤陈一咨严家其苏绍志之类人物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满腔热血却被自己为之献身的恶魔政权一口咬到残废的原因。

这几个人里,陈一咨,苏绍智,严家祺 ,李锡铭,我都见过,近距离领教过他们的言谈。几个红师爷都是书生,还是纯洁的和他们年龄和经历不符的那种。

李锡铭,个子不高,戴付高度近视镜。一双阴沉的眼睛和发黑的脸色,面无表情,让人觉得这个人很阴沉,有城府。当年我看到他后,直觉告诉我,此人不是善良之辈,就没有争取给他当秘书的机会。

赵爷的几位热血师爷们真不是邓力群姚一林陈希同李锡铭和所代表的左派们的对手。 有这些思想活跃却依旧政治幼稚的师爷群辅佐,赵爷焉得不中暗箭,不惨输?

设想一下,如果当年,赵爷先坚决平复北京之乱。不等那场乱局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等北京其他群体加入,更不等邓爷着急调兵,用二十万武警民兵老师拿着棍子绳子上街,封校门,堵街道,禁止人群出入天安门和长安街,威胁关校开除抓几个头领,这局面本来是可以控制的,本来可能打出一手好牌的。不知道这几个师爷们有没有想到欲进先退,得罪学生市民们于一时,却保全改革派于一代。估计这些师爷们不会想到这点,可能还在忽悠学生上街占广场做困兽犹斗吧。陈一咨肯定这样做了。这是鲍彤回忆文章中提到的。

看看邓爷身后的老家伙们,看看左派主将群体,再看赵爷和他的师爷群,对比力量和狠毒心,后者们真是太单薄。

赵爷输在他的清高人品淡泊个性,也输在没有好军师师爷辅佐,被险恶的红帮酱缸吞没了。

这是我看完李湘鲁回忆文章之后的最后感觉。

当然·,我这结论也明显冤枉了一群师爷。个中复杂因素,他们也是有心无力,无法操控的。

我严肃地说,这些人是赤胆忠心图谋报国的。只是,他们把自己投入了一台绞肉机,最后成了肉馅---牺牲品。 

另外,我的看法:你在台上被人打下来是你的无能。主子如此,师爷更得罪加一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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