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税之国」压榨百姓

    　　「万税」是果，政府开支包括官员贪腐无能和机构过度膨涨是主要原因。虽然政府税收年年增长也难以应付，至使赤字不断攀升，今年的赤字已达二点一八万亿元人民币，地方债券四千亿元人民币。郎咸平在评论中国房价为何降不下来时说，售房利润百分之七十都被政府抽走了。即使这样，政府仍然债台高筑。郎咸平曾说过：上海市最小的一个区政府的负债就超过希腊全国的总负债！为什么它不倒？ （希腊政府因负债太多而倒台）因为他们有枪！谁敢来讨债？

    　　官员之多举世无双

    　　中国官员人数之多举世无双。党政双线，两套马车，各派安插自己的人员，互不信任，互相扯皮、互相监视。因而效率奇低！这是中共制度的死结，不解开这个结是无药可救的。当年上井岗山的人是为了分地主的田地，今天入党当官就是为了分国家的红利，而不是公开标榜的「为人民服务」。

    且看二○一二年世界各国政府行政费用占财政总收入的比较：德国百分之二点七，埃及百分之三点一，印度百分之六点三，加拿大百分之七点一，俄国百分之七点六，中国百分之三十。中国将近埃及的十倍、印度的五倍！

    以二○一二年为例，中国（未包中央官员）地方政府供养的公职人员（包街道，村委），以二千县市为计约六千万人，从现在起每年还要增加约二百五十万人。百姓要养这么多官员税赋能不重吗？

    以一个人口三百万的某市为例，其GDP为四十六亿美元，中共市委书记一人，副书记四人，常委十一人，市长一人，副市长九人，市长助理三人，人大主任一人，副主任七人，政协主席一人，副主席八人，还有二十名处长级秘书长，还有计生办、维稳办、精神文明办、城管······更有许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挂名「官员」在领干薪。

    　　而纽约人口一千八百万，GDP为二万六千亿美元（下同），市长一人，副市长一人，议长一人。东京人口一千三百万，DGP为一万一千亿，市长一人，副市长一人，议长一人，副议长一人。

    　　中国每百万美元GDP要养十点八官员，美国一点五六人，日本零点九五人，德国一点三三人，英国二点八人。是日本的十倍，美国的七倍，德国的八倍，英国的四倍。

    　　各国行政费用占GDP比例的比较：中国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印度为百分之六点三，美国为百分之三点四，日本为百分之二点八。中印两国人口相近，行政费用却相差四倍。

    　　维稳费军费连年攀升

    　　解放以来中国政府收入增长了九百八十五倍，百姓收入只增长了十九倍。一九五五年中国人均收入是韩国的三点二倍，是日本的一点一倍。五十年后的二○○八年中国只有日本的百分之三，韩国的百分之七。奥巴马总统说过，今天中国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一九一○年的水平。然而二十五年来百姓供养一个科长的费用大约每年百分之二十点九的复合比例增长，官员能不肥、百姓能不瘦吗？由于中共的统治不得人心，官逼民反的事件层出不穷，反政府群体事件每年超过十万起，还有数以万计的上访民众，说明中共政权不稳，于是出来一个维稳办，其费用超过国防开支。二○一一年维稳费为六千四百二十四亿，二○一二年为七千零一十八亿，二○一三年为七千六百九十亿，二○一四年约八千一百五十一亿，二○一五年估计为八千九百二十六亿，二○一六年──九千五百零四亿。逐年大幅上升。 （二○一五年起不公开国防、维稳费）

    　　中共的军费开支占总支出约百分之十五，且逐年上升。如二○一三年的军费为七千二百零一点九七亿，二○一四年为八千零八十二点三亿，二○一五年──八千八百六十九亿，二○一六年──九千五百四十三亿，还未包许多暗藏的数字，如火箭研发费用、地方国防开支等。据英国珍氏资讯集团（Janes Information Group）资料：中国二○一三年军费为九千六百九十六点九四亿元人民币，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的九千五百六十三点七一亿元人民币，这还未包括军事用途的太空开发、火箭研制等。估计二○二四年将超过西欧各国总和，因为今后几年美欧都在减军费，只有中日韩在增加。

    　　所有开支都是加在人民肩上的沉重负担，难怪中国非登上万税之国不可！

    来源：争鸣

1953年底，毛泽东亲自“测试”高岗政治野心内情

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6-4-6

高岗

　　毛泽东在1955年3月31日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曾说：“中央是1953年才发现他们（高岗与饶漱石）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

　　毛泽东决心解决高饶问题

　　1953年，早在高岗南下之前的9月初，陈云就把他听到的高岗等人对刘少奇的意见向刘少奇做汇报。高岗南下回京后，刘少奇约陈云一起找高岗交流意见。在谈话中，刘少奇就某些问题向高岗做了解释，并进行了自我批评。陈云也表示同意刘少奇同志所谈的意见，并说自己也有过很多错误。但高岗在刘少奇和陈云谈完后，并未表示意见。

　　12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胡乔木列席。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则谦虚地表示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但高岗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高岗的言行使毛泽东认识到解决高岗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12月17日下午5点，毛泽东召陈云、邓小平来他住所谈话，8点后周恩来也一起来毛泽东处交谈。第二天晚间，毛泽东又召陈云、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前往他住所谈话。

　　12月19日晚上，毛泽东再次召陈云、邓小平前往他的住所谈话，并在谈话后委托陈云即刻去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沿着高岗南下的路线，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

　　1954年1月9日，陈云返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各地打招呼的情况。

　　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他休假期间是否由刘少奇主持工作，实际上是“有意亲自‘测试’一下”高岗的态度。因为毛主席不在北京时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高岗却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

　　但高岗显然并不知道毛泽东是在“有意亲自‘测试’一下”自己，此时他仍天真地认为会有很多人和他站在一起。

　　在此之前，高岗确实得到了一批重要人物的支持。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

　　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彭德怀同志。华北是高所反对的。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这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又转过来进行试探，说把恩来同志推上来好不好？我说：恩来同志我很熟悉，但两个人比较，还是少奇同志合适。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后来陈云同志去做林彪的工作，林彪说受了高岗的骗；我去做彭德怀同志的工作，他说：我相信你。高岗确实是搞谈判、搞交易。还有苏联人的关系。苏联有个顾问在东北。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向与会者点出了高岗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同凡响地说：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据杨尚昆回忆，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毛泽东已经就高饶问题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

　　1953年12月，陈毅由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约谈。头一次，主席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不明底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言行向毛主席和盘托出。毛主席这才点头，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主席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又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

　　还是在12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中央起草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得到了与会者的同意，并委托刘少奇主持起草这个决定。这次会议还决定，在毛泽东请假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在安排妥当后，毛泽东于12月24日当晚，乘车南下杭州，一边休息，一边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高岗想当面向毛泽东检讨

　　中共中央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在高岗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高岗自以为有毛泽东的欣赏，有一批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便摩拳擦掌，四处活动，欲把刘少奇拉下来。甚至在毛泽东已经察觉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之后，他仍然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继续搞非组织活动。但是，毛泽东在12月24日会议上抛出的“两个司令部”的论断太严厉、太明确了。虽然毛泽东的论述大大出乎高岗的预料，打得高岗晕头转向，但毛泽东对于自己的极端不满，高岗终于明白了。

　　12月28日高岗来到沈阳，出席由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东北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感到形势不妙的高岗，除重点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指示外，还一改往日对刘少奇的态度，强调刘少奇在历史上的功绩和在党内的重要作用。同时，他也要求东北局要团结在林枫的周围开展工作。1954年1月初返回北京。

　　从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高岗的情绪就开始低落。从沈阳回到北京后，高岗的感觉更加不好。他上班开会时很少发言，下班回家后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设法打听有关消息。

　　进入1954年，毛泽东也确实加快了解决高饶问题的步伐。刘少奇已经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并且在12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予以通过，随即派人送往杭州，请毛泽东审定。在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后，毛泽东做了比较大的修改，并提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这个决定，以便解决高饶问题。

　　1月7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虽然不打算回京参加，但他对于会议议程以及刘少奇在会上报告的内容，都做了详细认真的交代，甚至一些比较细微的环节，都做了精心的布置。

　　杨尚昆是1月7日上午由杭州乘车回北京的。他于1月9日凌晨到北京后，立即向刘少奇做了汇报，并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初步商定1月25日召开七届四中全会。

　　此时四处打探消息的高岗已经乱了阵脚。思前想后，高岗决定亲自向毛泽东检讨。于是，高岗于1月1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到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检讨的愿望。高岗还同时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要杨尚昆派专人将他致毛泽东的信送杭州呈毛泽东。

　　杨尚昆接到高岗的信后，首先将信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阅后找来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协商对高岗信的处理办法。

　　协商中大家提出了四种处理方案：

　　一是让高岗去杭州与主席面谈，但结果是不好处理；二是请主席回来，结果是同样不好处理；三是由主席指定书记处成员与高岗谈话，结果还是不好处理；四是由主席指定刘少奇与周恩来与高岗谈话，邓小平可以参加，但陈云以不参加为好。这种方法可能较为妥当。

　　会议最后决定，如果毛主席同意第四方案，就请主席电告刘少奇，高岗不必来杭，由主席委托人与其交谈。毛泽东果然采纳了第四种方案。

　　高岗见到毛泽东不愿面谈的电报后十分沮丧，也更加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但此时的高岗尚未绝望，认为自己如果有个姿态也许能够过关。于是，他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检讨和解释。

　　1月25日和2月5日，刘少奇按照事先与毛泽东的商定，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帮助。1月30日，曾经与高岗长期在一起共事的张闻天也来高岗处对其进行帮助。

　　然而，虽然高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后来的结局竟然会是如此的严重。

　　刘少奇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

　　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全会上，刘少奇受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做了重要的发言。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一致通过了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在1954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刘少奇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三部分是整个报告的重点，用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述了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

　　刘少奇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说：

　　当前我们的党面临着两个基本的事实，一个是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军事、政治包围，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企图破坏我们的事业，企图在中国制造反革命复辟；另一个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采取步骤来逐步地消灭剥削制度，而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被消灭的命运，正在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进行拼死的抵抗。对于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所有的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都认识清楚了。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

　　刘少奇严厉地指出：“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最后，刘少奇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长篇报告：

　　我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所作的报告，就是这样。

　　刘少奇的报告确实是经过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同志反复讨论和修改后才形成的，代表了当时党中央的认识水平。人们从刘少奇的报告中不难看出，党中央和毛泽东是从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出发来认识高饶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的，是从防止某些党的高级干部成为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的战略高度来解决高饶问题的。

　　而高岗和饶漱石在会议上的检讨，则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参加七届四中全会的同志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做了揭发和批判。虽然这些发言没有公开点名批评高岗和饶漱石，很多人在发言中也做了自我检讨，但对于从做完检讨后就一直默默坐在会场上静听的高岗而言，每个人的发言都犹如一支支利剑，直插心中。也许到这时为止，高岗才真的感到大势已去了。

　　摘自《高岗传》　文/戴茂林、赵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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