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姬陵/今年底或明年爆全球金融危机/毛泽东与潘汉年的历史恩怨/苏联走向毁灭的掘墓人

---

發佈時間： 4/9/2016 7:47:36 PM 被閲覽數： 158 次 來源： 邦泰

文字 〖 大 中 小 〗 自動滾屏

来源: 凤凰网/日期: 2016-04-03

　　4月2日，国际金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现身扬州，出席“创新与共享·2016全球及中国投资机遇”长三角经济发展研讨会。罗杰斯在现场演讲表示，今年年底或明年将发生全球金融危机。
　　罗杰斯与巴菲特、索罗斯并称为全球三大金融巨头，被誉为“华尔街神话”。
　　罗杰斯毫不掩饰地看好中国的未来，声称“21世纪是中国的天下”。罗杰斯表示，很看好中国的旅游业和农业。中国有13亿多的人口，越来越多人愿意出去看世界，未来20到30年，中国游客将在全球旅游市场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时，中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他预计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很好。
　　罗杰斯还称，美元不是世界上最强劲的货币，美元也有很多不安全因素。他现在自己投资都是把美元卖出，持有了大量人民币。
　　罗杰斯此行分享了他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他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将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的投资机会，对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必将失败的观点，罗杰斯现场给予了回应，中国肯定不会失败，不必相信西方投资家的做空理论。

冯胜平 世纪历史

　　——“匿名信事件”与“潘杨案件”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被捕，直接原因是1943年秘密会见汪精卫，隐瞒12年，没有向组织汇报。抓捕潘汉年，不仅出乎潘的意料，“就是参与其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1）

　　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潘汉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2）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旧话重提：“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物，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都得杀。”（3）

　　短短两次讲话，内含十个杀字，显示了毛泽东对潘汉年的特殊情结。

　　但以后发生的情况是，毛泽东轻易放过了潘汉年。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开庭，潘汉年认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个月后，他被假释出狱，与妻子董慧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每个月有200元的生活费，肉、蛋都有供应。虽说头上戴着“反革命”帽子，他仍有一定自由活动的天地，可以进城探亲访友。不知道毛有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的批示，潘甚至还向组织申请去香港继续为党工作。（4）

　　众所周知，潘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纵使潘的好友和直接领导陈毅、李克农和周恩来出手相助，也于事无补。抓潘出乎意料，放潘更出乎意料。毛泽东判案，实可谓天威难测，不按牌理出牌。

　　凡天下事，必有逻辑。研究一段历史，不仅要看有没有史料，更要看符不符合逻辑。有史料，无逻辑，可能就是错；无史料，有逻辑，真相也许就在其中。潘汉年一案，至今扑朔迷离，不仅史料缺乏，当事人也大都去世。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已有的史料，对“潘汉年案”做一个尽可能合乎逻辑的的解释。

　　一、潘汉年案的三个关键人物和事件

　　李士群，（1905-1944年），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毕业。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区情报员。不久，李要求中共允许他归队，经考察，不果。抗战爆发后，李潜伏南京，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汪伪做情报工作。1939年秋，为留退路，李再次向中共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与中共合作。经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潘汉年与李士群建立联系，派关露到李身边工作。（5）

　　潘汉年1943年会见汪精卫，始于李士群的安排。潘本来的任务是到上海与李见面，获取有关汪伪“扫荡”的情报。不料李为提高自己在汪政府中的地位，通过胡均鹤把他诱往南京，以半激将、半挟持的方式带他见了汪精卫。潘汪会谈本身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重要的是会见的政治意义和影响。

　　回到根据地，潘汉年本想据实汇报，但因为当时正值淮南根据地整风高潮，杨帆等敌工干部被审查，潘怕被牵连，对饶漱石隐瞒了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第二年，李士群、汪精卫相继去世，会面的见证人只剩下自己和胡均鹤两人，这无形中又增加了潘汉年的侥幸心理。

　　1945年初，潘汉年参加七大到延安，毛泽东与他单独谈话。阴差阳错，已准备和盘托出的潘又一次隐瞒了他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的情况。

　　不久，国民党当局捕风捉影，在报上披露了潘汉年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李富春在武汉秘密会见日本占领军高级军官的事。时任中共社会部领导的康生亲自向李富春、潘汉年核实，再次遭到了潘汉年的否认。于是，毛泽东亲自批发了由刘少奇、康生署名发给饶漱石的电报：“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6）

　　毛泽东亲自为潘汉年辟谣，后却得知潘欺骗了他，有理由相信毛会恼怒。但反应如此之强，惩罚如此之重，却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潘原以为只会受严厉批评或纪律处分，在上交材料后已打点行李准备返回上海。）潘对会见汪精卫事件的解释合乎情理，他在党内对毛也无威胁。放潘一马，既能显示主席的气度，又能鼓励更多人向党交心，毛何乐而不为？细品毛以后对潘案的讲话和处理，感觉他们之间的过节似乎不是一种”公怨“，而是一段”私仇“。

　　胡均鹤，（1907－1993年），早期中共领导人，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后投靠日伪，抗战后帮助中共，是潘汉年案的当事人之一。潘的三大罪状之一是任命”汉奸特务“ 胡均鹤等人在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潘主动坦白见汪一事，源于知情人胡均鹤的被捕。

　　李士群死后，胡均鹤成为”76号“负责人。抗战结束后，胡被国民党判10年徒刑，3年后再次启用。1949年初，中统在撤离时将胡留下，指定他担任京（南京）沪地区潜伏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无意再替蒋介石卖命，胡派人到香港和潘汉年取得联系，表示愿意投奔解放区。

　　上海解放后，胡均鹤随华东情报部进入上海。由于有抗战时期与中共合作的历史渊源，更由于形势的需要，杨帆在报经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批准后将胡放在上海市公安局作为”特情“人员参与肃反工作，并让他担任了一个由起义、投诚人员为主组成的，作为咨询机构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职。受此重用，胡主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两统（指中统 和军统）人员表“。情报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初期”反特“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54年秋，”受杨帆牵连，胡均鹤被隔离审查，1955年春天被正式逮捕。胡被定性为“潜伏特务”，根据就是他自己交代的中统曾指示他尽可能打入中共内部。（7）

　　1955年3月，潘汉年随上海代表团到北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通报“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后，毛泽东敦促历史上有其它问题的人从速交待。会议还专门印发了逮捕胡均鹤和将杨帆隔离审查的材料。这使潘汉年坐卧不安：杨帆是自己分管的公安局局长，胡均鹤更与自己有说不清的关系。有理由相信，当年在南京擅自见汪一事已为中央知晓，毛泽东的讲话可能是对自己在旁敲侧击。

　　1955年4月1日夜间，为争取主动，潘汉年向陈毅交待了当年在南京见汪一事。4月2日上午，陈毅向毛泽东报告。时隔19年，毛泽东第二次对潘汉年下了 “不能信用”的断语（第一次是1936年8月，潘带密码从莫斯科归来，迟迟不去延安报到）。4月3日，罗瑞卿带人秘密逮捕了潘汉年。

　　以后的历史表明，胡均鹤被捕后并没有揭发潘汉年，这也许是他对潘汉年大权在握时对其重用而没有杀人灭口的回报。1982年，潘汉年平反，胡随即被假释。1984年，有关部门对胡案做出复查结论：“胡均鹤曾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特务，历史上是有罪的。解放后期已向组织作了交代，并早在1941年即与我建立了联系，为我做了工作，根据党的政策，对其历史罪行应既往不咎，潜伏特务问题系错定，应予平反。因此原定胡均鹤犯有反革命罪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鉴于胡因受潘扬冤案牵连关押28年，上海市公安局决定：胡均鹤享受行政15级离休干部待遇以安度晚年。1993年3月，86岁的胡均鹤寿终正寝。（8）

　　杨帆，（1912－1998年），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1932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1935年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训导处秘书，介入戏剧界。1937年到上海，参加上海剧艺社，秘密加入中共。解放初，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1954年入狱，1978年获释。

　　杨帆与潘汉年的友谊源于一场冤狱。1943年，借“抢救失足者运动”之名，康生密电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将杨帆逮捕。阴差阳错，潘汉年成了杨帆案的审理人。经调查，潘认定杨无辜，但又不能无视康生指令，贸然释放杨帆。无奈中，潘作诗一首，传给尚在狱中的杨帆。

　　怀炎　　

　　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

　　无权拆狱空叹息，咫尺天涯几许愁。

　　（注：杨帆字“炎”）。

　　10个月后，杨帆获释，和他的“专案组组长”潘汉年成了朋友。他们的友谊延续了十年，直到1954年12月31日，杨帆被一个电话约去北京“开会”。杨再回到家，已是24年以后了。

　　1978年，杨帆已被逼疯，连前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不认识了。见到妻子李琼，杨帆大喊：“你是江青派来的！”虽是疯话，却一语道破天机：24年的牢狱，非潘汉年之累，乃江青所赐。（9）

　　至今仍不清楚，当年的“潘杨案件”，是潘汉年连累了杨帆？还是杨帆连累了潘汉年？或许，他们相互连累，自始至终，这就是一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莫须有”冤案？1936年，潘汉年携带共产国际密码回国，迟迟不去延安报到，得罪了毛泽东。1939年，项英反对毛江结婚，杨帆为其搜集材料，又得罪了江青。新仇旧怨，历历在目；潘杨关系，欲理还乱。毛泽东对潘大动干戈，若仅仅是为12年前见汪精卫一事，似乎太小题大作。但若理解为毛对历史旧债的清算和对一年前“匿名信事件”的反应，却能够解释许多以前不能解释的问题。

　　二、“匿名信事件”

　　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江青收到匿名信后，先是找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谈了一个上午。据前公安部长王芳回忆：

　　“第二天，江青找我谈，也谈了一个上午，也是讲自己的历史，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

　　“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

　　“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肯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因写信人深知江青 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当时我理解写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 骄横作风非常不满，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突然问我：‘你熟悉杨帆吗？’

　　“我当时对她的发问毫无警觉，随口就说：‘解放前，我是八路军，他是新四军。解放后，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就有点不高兴，半阴半阳地说：‘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他过去不叫杨帆，叫殷杨。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10）

　　这里涉及到江青和杨帆之间的一段公案。30年代，杨帆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对江青在上海被捕变节、复杂社会关系以及风流丑闻了如指掌。1938年9月，杨帆调新四军军部担任秘书兼军法处调查科长，负责情报搜集。1939年，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指示杨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向延安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是杨帆。

　　报告落入了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里。他把它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没有资料显示毛泽东是否看过这份报告，但对江青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忘了谁，她也不会忘了杨帆！

　　1954年匿名信的内容，和1939年项英报告的内容相同。信又发自上海，在杨帆的管辖之下。

　　王芳继续写道：匿名信被定为“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会议并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把重点对象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 就有五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江青不满 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赖少其引起的。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

　　“江青极其忌恨贺子珍。公安部门注意赖少其后又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关系密切，并且对贺子珍的处境深表同情，而且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贺子珍女儿李敏见面一事颇有微词。另外，赖少其又恰好是在华东文委工作！”（11）

　　经过一年的折腾，“18号案件”始终没有侦破，成了死案。毫无疑问，江青相信杨帆与此案有关，而杨帆领导正是潘汉年。有理由相信，“潘杨案件” 此时已进入酝酿阶段，缺的只是一个突破点。

　　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也相信江青的判断。但他后来对“潘杨案件”的处理，的确给人一种借题发挥的感觉。比较靠谱的推断是：毛即使不信，至少也疑。毕竟，对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往事，潘杨都是知情人。


backchina

匿名  发表于 2016-4-10 backchina

1.jpg (48.09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6-4-10 03:26 上传

苏联崩溃的第一负责人，当然应该首推斯大林。他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与科学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斯大林模式，给苏联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为了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幸福，但斯大林模式呢，既没有给人民以面包，又没有给人民以自由。社会主义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可是斯大林模式却在很多方面名不符实。人类历史上，无论有多少逆流，最终要回到人间正道，正如大江大河，无论有多少回转、险滩，终究要流入大海一样。所以说，最终使苏联灭亡的，还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建立者。

不过，斯大林模式的错误不一定要以苏联的灭亡为代价来纠正。如果斯大林以后的历任接班人能够走上改革之路，以渐进的方式来改变斯大林模式，那么苏共和苏联仍然可以存活下去，而且活得更有活力、更好。人民对谁来领导、叫什么名字，并不在意，只关心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盗泉”的水，如果甘甜的话，人民为什么不喝呢？所以，苏联的掘墓人还要从斯大林之后的接班人中去找。

马林科夫是浮云，安德罗波夫等病夫也是浮云。在苏联真正起过作用的后斯大林领导人还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些人中，赫鲁晓夫认识到了一点斯大林的错误。无论如何，他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解释并批判了斯大林“个人迷信”和大屠杀，还第一次揭开了苏联暗流涌动的盖子，开启了改革的启蒙运动“解冻”。尽管他把这一切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没有从制度上认识到斯大林模式的根本弊病，把“斯大林”和“模式”分裂开来，只批斯大林而不批模式，而且改革的目标不明确，不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模式，却企图修补这个模式，改革的方法又太任意，谈不上有什么整体方案，但赫鲁晓夫仍然是一个功过参半的人物，正如一位艺术家为他塑的半黑半白的塑像一样。他毕竟开启了改革的大门，这一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现在，人们更多把苏联的崩溃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许多人至今对戈尔巴乔夫依然心怀恨意，认为他的“公开化”披露了苏共在历史上的许多罪过，如卡廷森林事件等，败坏了苏共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为苏共和苏联的崩溃埋下了祸根。我以为，戈尔巴乔夫不过是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皇帝的确没穿衣服，天真无邪的孩子说的无非是人所不敢言的事实，他有什么错呢？孩子的真诚应该得到肯定，戈尔巴乔夫也是如此。苏共所存在的问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即使没有戈尔巴乔夫，又还能掩盖多久？其实戈尔巴乔夫的原意还是想推动改革的，不过斯大林模式实在太根深蒂固了，他也没办法，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苏联崩溃的墓穴并不是他挖好的，他的公开化无非是把苏联向这座墓又推进了一步，而且是推到了墓的边缘。这时无论什么人都无法挽救苏联的崩溃了。至于叶利钦，他只是把苏联推入这座墓的人。这时的苏联已经进入垂死阶段，垂死的钟声一次次响起，斯大林模式被推入墓中，正是水到渠成的事。叶利钦是苏联的送葬者，决不是掘墓人。如果没人先挖好墓，他也不会以埋葬斯大林模式而名垂青史。

到底谁才是苏联的掘墓人呢？最近读了几本勃列日涅夫的传记，尤其是郭春生先生所著的《勃列日涅夫18年》，深觉为苏联掘墓的，正是勃列日涅夫！他才是苏联灭亡的罪魁祸首。他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取了赫鲁晓夫的权力，但并没有把改革推进到一个新时期，而是力图再造斯大林模式，重现斯大林的个人集权。这就加剧了苏联社会固有的矛盾。当苏联人民无法忍受这种制度时，墓也就挖好了，何时下葬只是时间问题，谁来埋葬也不过是历史的偶然。他当政十八年所做的一切，只是不断努力地将墓掘深。当他离世时，经过十八年的不懈努力，这个墓已经挖好了，面对这样一个大墓，任何天才的继任者都无法挽救苏联灭亡的命运，无法再寻求渐进的方式来挽救苏联。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了这一点，叶利钦最后只能把苏联推入勃列日涅夫挖好的墓中，开启俄罗斯的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个制度的崩溃都植根于它的经济制度和由这种制度所决定的经济状况。一种制度或者模式，无论政治如何集权，文化如何受管制，官员如何腐败，只要人民生活满意，它就可以维持下去。当然，这只是一种不现实的“假设”，如果政治上集权，文化上管制，官员腐败，经济上也不会使人民过上满意日子。 政治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这样的发展模式也不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不会有良好的经济状况。这样的“假设”，无非是为了说明经济的重要性。

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计划经济体制。它的政治集权、文化管制、官员腐败，都是以这种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之不可行，已有许多权威著作进行了深入分析，这里不用赘述。所以，改革决不能修补这种经济体制，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经济体制，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根本变革的基础上再进行其他制度变革。这种改革可以采用渐进式的方法，从而避免引起社会大的动荡，利国利民。不过改革者心里一定要明白，改革就是为了埋葬计划经济及相应的上层建筑，所要考虑的问题，无非是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如何一步步实现。赫鲁晓夫的失败，并不因为他的改革方法不对，如分为农业类、工业类之类，关键在于，他根本没认识到计划经济在斯大林模式中的作用及其不可行性。他把一切都归咎于斯大林的个性，没有认识到斯大林之所以能犯下种种错误，关键还在于制度基础。他不想改变制度，更没想到去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他所做的一切，即使再正确，也是修改、完善这种制度，是补天而不是变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斯大林所犯下的个人崇拜等错误，他又犯了，而他又并不具备斯大林的权威，最后被勃列日涅夫的宫廷政变赶下台也是必然的，没有勃列日涅夫，也会出现其他的“夫”或“斯基”。

用什么方式获取权力并不重要。在封建的家族式继承或苏联式的上一代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的权力交接模式中，获得权力都不会是光明正大的，总有某种阴谋或妥协在内。但历史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无论以什么方式获得权力，只要掌权后能推动历史前进，后人也不会苛责。唐宗宋祖获得权力都不光明正大，甚至是在腥风血雨中完成的权力交接，但现在有谁不说他们是一代明君？有谁还在以他们夺权的方式来否定他们？勃列日涅夫以宫廷政变的方式获取政权本来也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关键是他获得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勃列日涅夫继续赫鲁晓夫的改革，而且纠正方向与方法，那么，他今天一定是英雄，也可以避免苏联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的悲剧。可惜，他不是这样的人。与赫鲁晓夫相比，他上台后是完全转向了，不是前进，而是倒退，回到斯大林模式。他成了一个新的斯大林，又在起劲地挖斯大林已开始挖的坟墓，使之更深、更大。一旦把苏联埋进去，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回到斯大林模式，势必要停止由赫鲁晓夫开始的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及其掌权的“第聂伯罗帮”甚至想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歌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在历史上，为某个人翻案，祭出历史的亡灵，并不是对这个人情深意切，而是为了复兴他们的思想和做法。勃列日涅夫迫于当时人民对斯大林的怨恨，也没敢大张旗鼓这样做，但他们所作所为的确再现了斯大林的那一套。

这首先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使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开启或正在探讨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停止。那时已被肯定并试验性地采用的企业以利润为中心、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物质刺激等带有市场经济色彩的改革都停止了，正在探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受到批判。改革的推动者柯西金受到排挤，行政管理经济的方式重振雄风，管理部门的权力也得到扩张。其实，柯西金当时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只不过是要用经济手段对计划经济作一点修补。勃列日涅夫连这点改革都制止了。其中当然有对柯西金夺权、把“三驾马车”变为一人独裁的企图，但从他的经

济政策来看，他更是一个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的坚定信徒。要知道，斯大林的关键错误还不在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而在于他所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集权政治。勃列日涅夫想为斯大林翻案，他也不敢否认大清洗之罪，但仍试图召回斯大林模式的亡灵。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尽管不敢公开为斯大林招魂，却对斯大林模式一仍其旧。

应该说，计划经济下，由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一定时期内对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二战后的二十多年中，苏联保持了高速增长。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苏联经济形势相当不错。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顺利完成，增长率达到7.4%，远高于同期西方国家的增长率（应该指出，把苏联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与西方的GDP相比并不科学。因为这两个统计体系的内容与方法差别甚大。简单来说，GDP包括产品与劳务，而苏联的统计体系不包括劳务，GDP只计算最终产品，没有重复计算，而苏联的统计体系包括了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限于资料，只能权且作此比较）。到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达美国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而农业总产值达到85%。

但是，苏联计划经济下的这种高增长是靠大量投入资源而实现的，缺乏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到七十年代后期增长率就放慢了，这就是《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说“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工业总产值增长从8.5%下降到5.9%，农业总产值从4.3%下降到1.1%，劳动生产率年增长从6.8%下降到3.2%。靠投入增加来实现增长走到尽头了，又缺乏技术创新，经济能不停滞吗？

苏联学界与政界并不是没有认识到技术创新与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早在五十年代初，苏联经济学界就讨论了“外延式增长”与“内涵式增长”的问题。外延式增长就是靠增加投入实现增长，内涵式增长就是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实现增长。学界一致认为，外延式增长迟早会遇到限制，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从外延式增长转变为内涵式增长。苏联的历届领导人也没有少讲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但为什么苏联的增长一直没有从外延式转向内涵式呢？

这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中，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企业家追求利润的动机。奥国学派的米赛斯认为，企业家的利润来自产品市场价格与成本的差距。企业家为追求利润就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追求利润既是企业家内在的动力，又是外在的压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家和企业都消失了。企业全由国家直接控制，并不以利润为目标，有了利润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亏损了也有政府的“父爱主义”保护，而且，国营企业的领导都是行政官员。这种体制下，企业哪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呢？而且，与计划密不可分的专制独裁政治制度压抑了新思想的产生。标新立异会引来杀身之祸，循规蹈矩才能生存下去。这种制度抑制了新思想和技术创新。所以，尽管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也是只有肤浅的“知”，而没有现实的“行”。

当然，要说在苏联斯大林模式下没有技术创新，也并不准确。苏联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它的军用技术和空间技术，与美国不相上下。为什么这种技术创新没有体现在国民经济中呢？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另一问题了：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富民而是强国。苏联的目标是使自己在军事与空间技术上足以与美国对抗，并不惜以举国之力来实现这个目标。计划经济体制下，想要集中人力与物力来为这一目标服务，还是没问题的，毕竟苏联资源丰富，人杰地灵。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也必然放弃其他目标。所以尽管苏联在军事及空间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但这与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关系，相应的技术也并没有运用到国民经济中。而且，把资源应用于这方面，必然减少了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苏联的经济停滞，物资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根源正在于此。在某一时期内，人民为强国作一点牺牲是可以的，但要长期如此，必然引起人民的不满，社会难以稳定。苏联崩溃的深层次根源正在于经济停滞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强国而不富民，最终国家是无法真正强大的。

为强国而富民，如果人人贫穷，生活不易，这倒还不会引发太大的问题，但苏联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民贫穷，而少数特权阶层却过着比西方资产阶级还腐化的生活。这就不能不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勃列日涅夫正是这个特权阶层的缔造者和代表。

说勃列日涅夫是特权阶层的缔造者，这是《勃列日涅夫18年》作者的看法，我并不完全认同。我赞同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中的观点，只要是这种计划经济和独裁的制度，就必然有特权阶层，即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而且，一旦这种制度建立，这个特权阶层就产生了。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的初期，列宁是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的，当时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也不允许特权阶层的出现。但斯大林掌权后，为了维护独裁的体制，他有意扶植了一个特权阶层，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个人迷信既是斯大林的爱好，也是这个特权阶层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创造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在于他的个性，而在于这种制度及其所形成的特权阶层。没有这个特权阶层，斯大林得不到支持。他的个性如何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任何时候，专制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支撑。所以，造就特权阶层是维护这种专制制度的需要。

计划经济也为这种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计划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苏联的公有制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真正的所有者、使用者和受益者都是掌握政权的人，因为全民所有由国家代表。在苏联，这种代表又不受人民的制约和监督。这样，全民所有就变成了特权阶层所有。中国批判苏联的“九评”中曾经正确提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公有制度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其实不仅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此，这种制度一旦建立，就必然如此。统治者先有权力，再成为真正的所有者，特权阶层就产生了。这正是哈耶克所说的“有了权才能有钱”。

这样一个特权阶级形成后，他们与广大人民的清贫生活形成鲜明对照，这势必引起人民的反抗。换言之，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特权阶层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在专制和舆论控制之下，这种来自人民的不满就形成了异见者。异见者是一些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产生是有社会根据的。如果当权者能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做出改进，他们也形不成气候。但勃列日涅夫采取强硬的手段，不是抓进监牢、送去劳改或精神病院，就是赶出国。但这样一来，产生异见的基础不但没有消除，还在加深，最终成为推翻苏联旧体制的一种力量。

其实不同政见者任何社会都有，当年的马克思，之后的左翼思想家加尔布雷思、罗宾逊夫人不都是不同政见者吗？但他们都没成什么气候，当局并没有压抑、镇压，他们有些看法被吸收到政策中，不用镇压便自行消散了。对异见者，越是镇压他们就越坚强，越是想扑灭，他们的声势就越大。甚至原来一些本来没有引起人民重视的异端思想，越是镇压，知道并接受的人就越多。勃列日涅夫对异见者的种种打压，最后使他们成为日后推翻苏联的强有力的力量。打压异见者岂不是在给自己掘墓吗？勃列日涅夫打压索尔仁尼琴，打压萨哈罗夫，他们反倒各自获得了诺贝尔奖。打压使这些人获得了世界级声誉，对巩固社会主义苏联有什么好处呢？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异见者的出现并形成一股势力，肯定有其社会根源。对异见者釜底抽薪，消除这些根源，异见者这些人如何能存在并发展？打压等于给异见者火上浇油。这就正如对皮球，要给它放气，而不是拍打。放了气，它就动不了了，越拍打，它跳得越高。

使勃列日涅夫给苏联掘的墓越来越大的，还有他的外交政策。出兵捷克和阿富汗是最大的失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尊重别国主权，爱好和平，但勃列日涅夫粗暴地出兵干涉捷克的内政。这只是延迟了捷克的改革，但并不能改变改革的历史趋势。这不仅使苏联在国际上处于难堪的地位，而且在国内也引起人民不满。出兵阿富汗进行扩张，使自己陷入了泥潭，物质人员上的损失不用说，声誉的损失，给摇摇欲坠的苏联以最后一击。外交政策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勃列日涅夫十八年经营的内外失败是苏联崩溃的基本原因。墓已经挖好了，戈尔巴乔夫再无回天之力，叶利钦轻轻一推，苏联就进了勃列日涅夫挖好的坟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何错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