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受传统宗教文化薰陶的一芥书生，笔者在近年来亲身感受国家的宗教信仰政策的全面落实，欣喜看到中国公民自主选择宗教信仰的同时，却时常为身边宗教现象困扰。比如说，宗教是服从人的需要、人为的创造还是上天的恩赐？正统宗教、民间信仰和迷信同为人们对未能普遍认实灵异世界的敬畏和崇拜，宗教为何比后两者更受尊重和礼遇？基督教教义与中国”敬天法祖”、”敬鬼神而远之”等传统观念差异巨大，但为何在近年内发展如此迅速？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么基督教如此竭尽全力地在中国大规模地扩张，对国人来说，究竟是福音还是恶端？出自对灵魂和土地的关切，笔者查阅了许多基督教书籍，并深入到基督教人群实地考察后，得出几点体会，抛砖引玉，供有兴趣的人们参考。

一、基督教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已是事实

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基督教界本身，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基督教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其他所有宗教，而且其优势还在进一步的强化中，特别在城市中的弱势人群、在欠发达地区、在广大农村，基督教正在以惊人的迅速在发展漫延。《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前主任、基督徒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一书中写道：“虽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并不好，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非常之惊人：目前已有7千万新教徒，1,200百万天主教徒，总人数超过共产党党员”（还有其它基督教研究的专家学者估计目前中国基督教信众已达1.3亿）。

　当前我国的基督教发展漫延有以下特点：覆盖区域广，覆盖了所有的大大小小城市，发展的重点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发展势头猛，增长速度快，在部分农村更有取代传统的佛、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势头；信徒的人数增多，教徒成分复杂；青年信徒比例在上升，成为宗教扩大影响的潜在的社会基础；基督教开始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并逐步影响党的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从发展趋势看，基督教正在改变信众中“老人多、妇女多、农民多、文盲多、病人多”的”五多”现象，不仅教徒数量在不断快速增加，而且信徒的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经济状况等都在改善，个人教信仰从遮遮掩掩到引以为荣，从弱势寻求保护转向强势出击，社会边缘化的地位正在逐步改变。从事基层宗教工作的同志们发现，基督教领域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从个人的信仰私事逐步上升到社会公共事务，并有改变五大宗教格局、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部分信徒上访的非合理成份增加，诉求的重点从要求设置场所过集体宗教生活开始，转而反对基督教“两会”组织（协会和爱国会），进而要求政府将私设聚会点合法化。少数上访者背后有人在幕后出谋划策，提供资金和“法理”支持对抗政府依法管理。一些不正常现象频频发生且很难控制，如强迫洗脑式的”精神传销”拉人入教；“自封传道人”非法传教，私设聚会点活动屡禁不止；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私设聚会点与爱国宗教团体争夺信众，散布谣言攻击“三自”教会，爱国进步力量受打击……等等。基督教大肆扩张和由此引起的种种现象，已引起国际国内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基督教扩张”，就会发现有20500篇相关文章，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二、从国际形势上分析，我国基督教的迅速扩张无疑归功于基督教本身的扩张本质及其本土化策略，更兼得益于境外敌对势力的大力扶持

（一）基督教本质上是侵略扩张主义的。中国宗教发展史上，外来的佛教在我国本土传播从来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基督教的教义却是完全不同的：从一开始，基督教宣传“一个上帝，所有基督教徒都是兄弟”，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代，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对于异教徒，要把他们全部杀死，连他们城里的牲畜都要用刀杀尽”，“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这些“可咒诅的教义”支撑着西方基督教会侵略扩张，用武力改变异端信仰，使得中世纪的欧洲成了人间地狱，支撑着狂热的基督徒向中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福音化”冲锋。美国的基督教团体在宣传品中宣称，要“能够像打败苏联和东欧那样在中国打败社会主义”，认为中国是个巨大的未开垦的基督教市场，高喊“向中国13亿人传福音”的口号，要使“中国基督化”和“福音化”。

（二）基督教调适扩张策略，加快本土化过程。历史上，西方基督教会在义和团运动中大规模的流血教案中受到沉重挫折和打击，此后，不少传教士和教会人士开始改弦更张，试图消除中国人的敌对情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说，“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取得立足之地，必先得到人民的承认、景仰、赞成与接受。”鉴于历史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加快了中国本土化进程：首先是神职人员的本土化。这些本土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具有初中或高中文化水平,经过培训,对基督教教义和宗教政策有一定的了解，能用当地人能听懂、能理解的语言和形式对基督教教义加以阐述，大大消减了基督教的“洋教”色彩,拉近了基督教与当地人的心理距离。其二是教堂建设与内部布置方面的本土化。其三是基督教的教义日益自由化和实用化，不断降低入教门槛，不断简化入教仪式，百无禁忌，鱼龙混杂，于是艾克曼惊喜地发现，“中国的基督徒非常广泛，上海的学者，温州的商人，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很有可能是基督徒”。

（三）西方国家机器对外扩张的政治目的和基督教会“中国福音化”目标有机结合，相互利用，热情高涨，力度空前。历史上，基督教的“为上帝服务”与西方”寻找黄金”两大动机有机地不可分拆地浓缩在一起后，接二连三地发动了十字军东征，面向全球对外扩张，向有利可图和所有基督教徒认为是异端的可以征服、拯救、使他们归依在为合格臣民的任何国家、任何地域，不断发动全面的进攻。在国家对外实施政治扩张时，美国的许多领导人都擅用一种宗教徒的口吻去动员美国舆论，美化其扩张侵略政策，鼓动美国民众的热情和牺牲精神，这是政客们并不高明却屡试不爽的把戏，与我国封建王朝宣称的“君权神授”口号如出一辙。近年来，西方国家机器与境外基督教组织共同发力，对我国进行渗透扩张热情高涨、力度空前：根据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美国国务卿、国务院每年两次要向国会提交国别人权状况的报告和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在过去几年的报告中，都点名攻击中国“迫害宗教”，借此损毁中国的国际形象，鼓动中国国内的违法活动者反对政府。

基督教组织则利用各利方式为中国人“洗脑”：一是利用广播电视进行“空中传教”。一些国家的卫星电视节目中，有针对我国的汉语和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固定传教节目；美国一些宗教组织的电台中还用汉语广播直接传达宗教指令，操纵我国的地下宗教势力；从香港、马尼拉到首尔的半月形地带有数十个广播电台设有针对我国大陆的宗教节目。二是利用多种途径输送、制造宗教宣传品；三是利用来华旅游机会进行“旅游布道”；四是非法在我国内地举办神学班、地下神学学校；五是捐资非法修建宗教活动场所；六是利用互联网,进行高速、大面积的传教。受西方反华政治势力支持的基督教组织还派遣一些人员以教师、学生、商人、专家等各种名义进入我国进行传教活动，其中包括潜逃到外国的民运分子，并且以扶贫、开发西部、经济捐助等多种方式来建立并扩大活动据点，千方百计联系并支持国内反对登记的、分散的、违法的宗教活动。

这类以宗教方式进行的渗透活动经常以宗教语言来传播攻击我国党和政府的言论，例如以“美国富强因为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等手段，宣扬西方价值观念，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弱化国家政治认同，鼓吹中国贫弱是因为不信基督教所致，中国只有跟随西方才有出路；用“听神的，不听人的”经文来鼓动信徒对抗国家政策法令；扶持地下宗教势力，分裂中国基督教会组织，干预国家宗教事务；煽动宗教狂热，鼓吹宗教极端主义；制造民族隔阂，削弱中华民族凝聚力；邪教借机传播，影响国家政治稳定。

从上面可以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华势力和基督教整合力量，步调一致、策略相同对我国发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洗脑”战争。这场战争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以卑劣的手段造成国人自我否定传统，反对政府，最后达到颠覆中国国家政权、西方敌对势力坐收渔利的目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上帝的光临中国无非为了谋利——上帝也重利：“惟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必入耶和华的库中”(《约书亚记》第六章)。

三、从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来分析，基督教的迅速扩张有我们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宣传机器的失调、传统信仰市场的失守等主观原因

（一）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宣传机器功能的失调。我们拥有全世界队伍最大的舆论宣传机器，却没有如人所愿地宣传了主流、传统思想，占领我们原本占领的文化精神市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文章虽然连篇累牍，汗牛充栋，但许多都是言之无物、面目可憎的“党八股”，没有赢得读者。我们的电影电视中，鲜有关心出务工农民、留守儿童、煤炭矿工，下岗离婚等草根人群酸甜苦辣、打动广大群众内心世界优秀作品，即使有抗洪救灾、抗震救灾这么多震撼灵魂的事件背景，也没有产生出让人记忆深刻、震撼人心、凝聚民族力量的作品。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驱使下，举国上下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追名逐利的竞争，国民教育急功近利，中西方文化教育本未倒置，在强调加强对西方意识形态、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学习掌握的同时，却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要求不高，了解不多。面对境外在外交政策上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喋喋不休的无理指责，我们的外宣工作无论的方法上还是在水平上，都赶不上形势的需要。

（二）传统信仰市场的退守。民间信仰遭到不公正待遇，正在退出信仰市场。据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记载，早在公元635年，基督教已由波斯传入中国，但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甚至几度消失。十九世纪，基督教从西方重新传入，由于传教活动受到列强不平等条约保护，教会受差会控制，基督教在中国被中国人民鄙视，并被称为“洋教”，并引发大规模的流血“教案”。基督教传入中国很长时间但未能在民间立足，其原因在于基督教无论在信仰的本质和形势上，都与中国民间信仰传统不可调和。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慎终追远”纪念祖宗的思想，和在道家基础上信仰“万物有灵”膜拜神明的思想，以及民间给著名人物封神膜拜的思想根深蒂固。而基督教的一神独大，否定所有其它神灵，要求信徒不能祭拜祖宗，不能膜拜神灵，“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严重违背了民间信仰原则和风俗。民间宗教的存在,以及民间宗教所塑造与反映的民众宗教心理的影响，自发对基督教传播给予了致命的打击。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宗教政策的不断宽松、落实，而对民间信仰却并没有享受跟五大宗教同等的待遇。民间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低层次、愚昧、“迷信”等负面定性挂钩，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轻视和排斥。这些看视理性的观念和相关政策却经不起仔细推敲：站在唯物主义的角度，迷信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特征，非独民间宗教为然，合法的宗教也非必比民间信仰更可信，更能治病救人，到教堂里去和到宗祠里去也无高下之别，迷而信上帝与迷而信雨神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巫师的“神水”与基督教的“圣水”并无本质区别。在当前城镇化的进程中，对土地庙、龙王庙以及宗族祠堂等传统信仰的建筑物和神像的拆迁还建政策不够明确，难以享受与宗教活动场所和少数民族传统特色建筑同等的待遇，要么必欲拆之而后快，要么就莫名其妙成了城镇化进程的阻碍。民间宗教被不断扫除，使得流传已久、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中国民间信仰体系遭到破坏，大批群众的精神家园失去了归宿，宗教生态失衡，为基督教的大发展扫清了信仰上的障碍。不仅如此，清除民间宗教，也弱化了儒、佛、道三教的根基，更有利于基督教的膨胀。香港梁家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一书中指出：“民间宗教在农村遭到全面取缔后，妨碍民众接受基督教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均告去除，于是农民便将宗教感情转而投向基督教，基督教成了原有宗教的替代品”。就佛道而言，近年来有寺庙宫观的复兴，也有伪滥问题的重现；有朝山进香的热潮，也有拜金主义的暗流。佛教作为当今我国最有群众基础的传统宗教，在寺院规模、财富和信教人群日益增多的同时，佛教的过度世俗化，使得部分僧尼、宗教活动场所过度关心现实利益，而对其解脱生死、教化大众的根本要务实践不够，教职人员徒践行信仰的整体水准在下降。而道教，作为渗透到国人灵魂和血液中的本土宗教，因人才匮乏，对经典的进行合乎时代要求的阐释、宣扬不够，信仰市场日益萎缩。信仰是一种需求，也是一个供求市场。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必然对文化和宗教有着极大的需求市场，当主流文化和传统信仰活力不够时，基督教，还有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异端邪说就会乘虚而入，热闹登场。

四、基督教迅猛扩张的后果及其对策

艾克曼预测的在今后30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之一。他认为，中国这条“龙”将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将产生那些影响？艾克曼认为，中国所有的基督徒均支持民主变革，其中大多数还坚信基督徒的增多将是中国实现非暴力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之一。对于这个论断，笔者觉得荒唐可笑。境外敌对势力对他们认为的异已政权、基督教对待不信耶酥的“异端”，从来都不吝诉诸于武力，耶和华就说过：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倘若我国在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较大问题时，境内外的反动势力必然会借机制造矛盾、分裂和流血冲突。南非黑人主教图图曾在美国纽约的一次宗教仪式上演讲时说：“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黑人）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到我们睁开眼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中国是否也应该担忧和警惕图图所说情况的发生？基督教来势凶猛，传统文明又该何去何从？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高级的文明形态对低级的文明形态有着强烈的侵蚀作用，哪怕野蛮的武力可以占领文明的地域，也难逃最终被其占领地的文明所同化的命运。最先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也大多是传教士。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文明影响中国，但在本土同级别文明的强大压力和排斥下无功而返。近代中国虽然经历百年耻辱，甚至一度几乎亡国，但仍然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文明体系。今天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和基督教的全线压境，又该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文明和精神家园？抛弃、固守还是扬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摆在当今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和历史使命。拯救和发展传统文明是个漫长过程，当务之急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努力？

第一，要切实增强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掌握能力。一是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基督教扩张对我国宗教事务、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二是要建立反渗透网络，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三是要改善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手段,增强主流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国民对基督教文化入侵的抵制能力。

第二，要针对不同宗教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努力维护宗教信仰市场的适度平衡，使宗教为国家安全和和谐稳定服务。

第三，调整过去观念和政策中对中国民间信仰的不合理成份。实践已经证明,越是民族文化浓厚、民间信仰纯正的地方,外来宗教或异端邪说越难渗透,也越难存在。新形势下，我们要以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和评估民间信仰，加强对孔庙、土地庙、龙王庙、祠堂等传统民间信仰的调查研究，深刻剖析其存在的合理因素，辩证看待其承载传统文明作用和功能。在城镇化过程中，可以根据群众需要对部分民间信仰的建筑物和造像予以保存或迁建，并引导其在内容和外在形式进行革新。在清明、端午、七夕、佛诞等重大传统民俗节日期间安排放假，并主导举办相关文化活动，引导人们回归传统。总之，发挥民间信仰在抵御境外宗教势力渗透中的积极作用，使“民间宗教成为中国五大宗教均衡发展、关系和谐的共同基础”（牟钟鉴教授提出），是我们面临的全新课题。

第四，以适当方式开展基督教批判。当前，互联网上基督教传教网面铺天盖地，同时，网民自发抵制、批判甚至强烈抨击基督教的网页也不断增加。笔者认为，上千年流传不息的宗教应当有勇气、有肚量接受任何批判，基督教也不应例外。理越辩越明,事越说越清，经过各界对基督教的教义、发展历史、传教方式等作广泛探讨，让普通百姓弄清基督教基本情况，再自主选择入教或者不入教，或者虽已入教再出教。这些工作，虽然已经有人在作，但个体的力量十分有限，更需要各界适当的支持和力量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