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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书香梦/读史三境界/揭露时代已过/毛泽东感叹断子绝孙/知识分子的不幸
發佈時間: 4/14/2016 12:09:55 AM 被閲覽數: 22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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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书香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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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时代已过 前东德国安部档案馆即

将关闭


| 2016年4月12日             

窃听风云【博闻社】德媒说,怎样处理前民德国家安全部遗留下的秘密文档从来就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当时还从未有一个情报机构的遗留文件走入公众的视野,受到社会的评判。两德统一后最初的几个月里,也有人试图阻止将当年的秘密文档公布于众。东德当年的肇事者已开始销毁文件;而民权人士则及时冲击并占领了秘密文件中心,因此这些文件得以免遭更大不幸。

德国之声报道,本周二(4月12日),联邦议院委托的一个专家小组作出建议,将这个存在了25年之久的文献档案馆逐渐合并进联邦图书馆,而合并过程将在下届政府任期结束前完成。这些年来,档案馆接待了大量的受害者查看自己的档案,但数据也显示,查看档案的申请一直在下降。

1991年成立了"施塔西档案机构",也就是前国安部秘密文件阅览馆。该馆的首任主任便是现任德国总统高克。从1991年至2000年高克接受联邦议院的委托担任"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安部文档联邦专员"。之前高克在民德的最后一届人民议会里担任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国家安全部的解散事宜。

如果按照时任联邦总理、也被称为"统一总理"的科尔的意愿,国安部的秘密文件将永久性封存下去。这倒不一定是出于政治或个人原因,而是同西德对法律理解的传统一脉相承,即如此重量级的国家秘密文件必须封存而不能公开。但当年的民德民权人士,尤其是那些统一社会党(SED)独裁统治的受害者则坚持认为,这些文件必须重见天日。
1992年高克在柏林行政法院再胜一案,法官裁决,为他的机构而颁布的新法律比现行联邦德国有关数据保护的法律享有更高的地位。在这一法律基础上,人们阅读有关自身的秘密文档的门槛大大降低。

总体而言,国安部秘密文件机构成立25年来取得的成就受到公认,它为东欧许多国家,甚至拉美以及中东地区怎样走出本国独裁统治的历史阴影,树立了榜样。使用文档提供的证据可以将当年的肇事者捉拿归案,还历史公正;受害者也拿出证据证实自己受到政治迫害并影响职业生涯。它也为受害者进行资金赔偿提供了线索。

报道认为,重大揭露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高克的继任们更将工作的重点聚焦在独裁统治的研究方面。今后,有关的研究将在重新整合的机构里继续下去。

秘密文件档案馆的3名主任高克、Marianne Birthler和Roland Jahn(从右至左)

秘密文件档案馆的3名主任高克、Marianne Birthler和Roland Jahn(从右至左)




史海:毛泽东感叹断子绝孙 自称因两

大罪行遭报应

 

京港台:2016-4-12 21:17| 来源:史海钩沉 |


 


  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的讲话中,曾多次念及自己“无后”:“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本文摘自腾讯网,作者谌旭彬,原题为《毛岸英之死,对毛泽东造成了多大伤害?》。

  

  1949年毛泽东与长子毛岸英在北平香山(图源:浙江图书馆)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后,相关资料披露了很多,但这些信息也往往鱼龙混杂。譬如,许多党史刊物声称毛岸英“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还说为了让毛岸英参加志愿军,毛泽东曾请彭德怀吃饭,恳求道:“老彭啊,我看你就收下他吧,我替岸英求个情。”①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其实早在2001年,《党史研究资料》就刊登过文章,把这个问题厘清了。据该文介绍,让毛岸英参加志愿军,聂荣臻元帅和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是直接当事人,他们二人的说法,与一些党史刊物宣传的毛岸英“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有着明显的冲突。李涛在毛岸英牺牲后,曾给周恩来写过一封检讨信。该信全文如下:

  “副主席:

  昨天证实毛岸英同志牺牲的消息后,不胜痛念与悼惜。这次派他随彭总赴朝的经过,特就我所知道以及经我办的情况向你报告并请求组织上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彭总临行的前夜(10月7日夜)聂总长交待我给天津黄敬市长。要他立即通知岸英回京,以便第二天清早随彭总飞赴东北(我只知道是去东北)。正在我摇了几次电话未通之时,适李克农同志也来作战室了解情况,他见我在摇黄市长的电话找不着毛岸英,当他知道了要派毛岸英随彭总去东北的事情后,他便马上告诉我岸英不在天津,已经他派到北京机器工厂做工。克农同志并告诉我岸英的电话号码,适岸英同志外出,旋又经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才把岸英接到居仁堂。克农同志还当面叮嘱岸英同志,告己改变了他的任务,要随彭总赴东北,岸英欣然接受了。以后便回主席家里去过夜,第二天便随彭总赴东北了。

  这件事,我因系奉聂总长肯定的指示照办的,故此从未想过是否已得主席同意,或是否须要再正式通知主席等问题,至于是否可以改派旁人去则更未设想过。这件事情今天反省起来,内心极其自疚难安。岸英同志为抗美援朝事业而牺牲自属光荣,但在主席方面失一爱子,对他的精神上是极其重大的刺激,特别是肩负全世界和平人类以及劳动人民伟大事业的领袖,由于我们工作中的不慎重,造成他这种不应有的精神上的刺激,毫无问题是种罪过。因此,我诚恳的要求党给我以应得的处分并请转致主席以深切的悼念之意。

  此致

  敬礼!

  李涛

  一月三日”②

  另据中央军委办公厅彭德怀传记组成员张希1987年对聂荣臻的访问记录,聂荣臻的说法是:

  “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交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示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③

  再一个问题是:毛岸英去世对毛泽东究竟造成了怎样的精神创伤?这方面的资料很匮乏,只有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其《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稍有披露。据该书,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的讲话中,曾三次念及自己“无后”: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④

  毛泽东对“无后”的这种痛感,或许是后来周恩来找到黄永胜,提出“能否让301医院想想办法,让邵华怀孕,让主席后继有人”的主要原因。⑤

  注释

  ①孟昭庚:《毛岸英:第一个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福建党史月刊》2010年15期。该文及其摘要版传播甚广,互联网上俯拾皆是。

  ②张希:《毛岸英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后的真实情况》,《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11期。

  ③张希:《彭德怀受命率师抗美援朝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31辑。

  ④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P137-139页。

  ⑤黄春光/口述,米鹤都/整理:《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些事》,《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读史的三个境界读权术、读大势、读历史


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6-4-13


绝大多数人对于历史的爱好仅限于听故事图个热闹好看,拿评书和历史剧当历史,热衷于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之类的演义八卦,这不叫读史。高级一点的,认为真实历史比小说有意思,比如说喜欢看二战史,对德军高级将领如数家珍,这也仅仅能算对历史的入门而已。就好比喝酒不是为了解渴一样,“读”不是“看”,要想谈论读史的境界,光了解人物事件不行,关键是自己要能从中得到思想。


本文研究读历史的三个境界。

读史的第一个境界是权术。很多人可能看不起试图从历史中学习权术,其实懂得权术的人才是成熟的人。

真正读懂历史,最起码的一个认识就是人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拿《封神演义》当历史的人可能会认为周文王好的不得了,而商纣王坏得不得了;可是如果你去读 正经书《淮南子》,《孟子》,可能会发现商纣王也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么变态;如果你去读专业史书《史记》,可能会发现周文王也许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么神 圣;如果进一步去读更早的《左传》,《尚书》,你的最终结论甚至可能是周文王和商纣王,这两个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还真不好说。

中国人一向喜欢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然后非得整出一个忠奸善恶来,然而真实历史完全不是这样的。用善恶标准看待历史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当他发现自己原本无比尊敬的张居正先生居然也有奢侈腐败行为,美好形象破灭以后对社会彻底失望,干脆来个几十年不上朝。现在的家 长只让孩子看PG-13的电影,培养出来的都是朱翊钧,殊不知R级片才能训练真人才。

第一次把政治斗争中很难区分好人坏人这个思想在老百姓中普及的可能是当初一部叫做《雍正王朝》的电视剧,其实这个片对雍正还是有点故意美化。等到《走向共和》出来以后,大家思想彻底崩溃,发现怎么李鸿章慈禧也做有道理的事啊,一直到最近开始有人呼吁给秦桧平凡甚至批评岳飞,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既然现实如此残酷,不如多学点权术吧。整天看《雍正王朝》的人跟看《还珠格格》的人玩办公室政治,那还不是视之若掌上观文么?

《百家讲坛》的《王立群读史记》走的就是这个路数,帮你分析权力斗争中的成败得失。很多政治人物,比如张学良,非常喜欢读《明史》,大约也是出于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意思。当今在权术 史学方面的大家当属吴思先生,他的《潜规则》早已深入人心成为现代汉语新词汇,其跟后来的《血酬定律》的合订本,叫做《隐蔽的秩序》,副标题“拆解历史弈局”,权术味道十足。我记得记者问他你是否担心有人把你的书当官场指南看,吴思笑说那也没办法,简直是做广告。

其实权术也有高级的,比如说《战国策》就比《厚黑学》高级得多,兵者诡道也,一点都不丢人。

达到读史的第一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不知道善恶的状态。

读史的第二个境界是天下大势。如果说达到第一境界的已经是人中之俊杰,达到第二境界可谓凤毛麟角,因为只有把历史读通才能达到这个境界。

是人改变事情还是事情改变人?只有把握了天下大势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历史人物:他们想的不光是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们也有关于中国应该往何处去的理想。达到这一境界,不但不会去划分好坏人,而且会发现用道德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其实没什么意义。比如说武则天。大多数人可能对武则天的"面首"问题最感兴趣,并 以此来批判她;第一境界的“历史学人”会从宫廷斗争角度去评论,总结一个女人怎样称为女皇,怎样屠杀异己。但是如果你看的是天下大势,就会更加注意尽管当 时朝廷上腥风血雨,老百姓的日子其实过的还不错。

看天下大势首先要看大局。中国史书特别爱写宫廷斗争,而对经济和社 会的大局描写不够。如果100年后有人找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报纸,很可能得出结论说最近几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是失败的,因为搞得学费那么贵,大家怨声载道。但大局是什么呢?是2006年高校招生540万,是1998年的五倍!那些今天抱怨学费贵的大学生,如果不改革的话可能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我国高等 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3%,这就叫大局。

其次要把大局放在前后历史中去看。三国的天下大势不是什么“分久必和合久比分”,而是中国统治集团从贵族阶级到士族阶级过渡的大局中的一个插曲。如果把 握了这个大势,就会更加注意袁绍和荀彧这样的人,而不是吕布和貂蝉。易中天最近的《品三国》最后几集讲述了这个天下大势,其境界显然远高于王立群的宫廷斗 争。

研究天下大势的人根本不会在意朱元璋杀戮功臣,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和推动八股文才是更重要的事情。雍正用不用血滴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摊丁入亩土地政策。

研究天下大势,看政治主要看制度的演变,看经济主要看政策和数字。明朝为什么灭亡?从崇祯的性格去解释,其实不如从整个明朝的税收政策,税率偏低导致国家没有力量干大事这样的角度去分析有道理。

但是把握天下大势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历史学界根本没有定论,只能靠个人自己体会。中学历史课本其实一直都在强调天下大势,但郭沫若的那一套把中国分成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理论到底对不对?郭沫若从个人品质入手去分析李自成兵败,《甲申三百年祭》到底有多少道理?很难说。

就算知道了政策比道德品质重要,那么一项具体的政策到底是对是错,其实也不知道。比如说雍正的摊丁入亩,把以前的按人头征税改为按土地面积征税,显然对 老百姓大大的有好处,是好政策没错吧?也不一定。正是这个政策导致人口暴增,而在没有先进灌溉技术的情况下,人口暴增可能是乾隆以后中国积贫积弱的最重要 原因。

再比如说八股文考试,现在主流意见当然是它限制了人的思想。但八股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确保了公平。如果文章 样式内容随便,可以想象身在京城大户人家的孩子肯定见多识广写出来文章比山区孩子好看。比如几年以前全国统一高考试题的时候,北京分数低录取率高,北京教 委的辩护就是我们北京孩子虽然分数低,但是有见识啊!听到这种说法边区孩子肯定反问你会背几句《大话西游》台词就叫有见识?八股的优点就是根本不可能考 《大话西游》。八股就好比GRE考试,是一种尽量确保公平的"能力"测验,这就确保了来自海南的人也能在官场有一席之地,就好比说中国大陆学生GRE成绩 普遍超过美国学生一样。

兴一利必生一弊,真正选择政策真是如履薄冰。

达到读史第二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了不知道对错的状态。

读史的第三个境界是纯粹为了历史。大 多数人学物理是为了通过考试,有些人学物理是为了使用物理定律为人服务,只有极少数的人学物理纯粹是为了好奇,他们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不能统一感到坐立不 安。前面说的两个读史境界其实都有点以史为鉴的用意,而真正的主流历史学家,比如我最近读的这本《AreWeRome?》新书所介绍的西方绝大多数历史学 家,实际上认为古为今用毫无意义,历史没什么用处。易中天在接受崔永元采访的时候也说过,他不提倡古为今用,这一点显然比吴思专业。

政治家特别喜欢引用历史来说明今天的行动。因为以前古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是这么做的,这件事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但历史学家会告诉你根本不是 那么回事:古人遇到的情况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他们采取的行动也不是你说的那个行动。搞不好历史学家还会告诉你,这位古人是否存在,我们有争议。

一个最新例子是9/18东北军不抵抗。以前的主流看法一直是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板上钉钉一般。金一南2004年讲话介绍了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张学良 跟东北军将领讨论之后认为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因为害怕而主动不抵抗,跟蒋介石没关系。(我以为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低估了当时东北军的实力,张作霖家底雄厚,比如空军飞机数量超过日本全国战机总数的一半。)最近看到张学良自述,他自己的说法是当时他判断只是小股日军闹事,不想把事情搞大所以不抵抗,也就是 说大意失东北。(你信么?)那么东北军到底为什么不抵抗?注意从三个版本我们可以学到三个不同的人生道理,那么哪个才是对的道理呢?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如果你想古为今用,其实历史上是否发生了这个事件根本不重要。满清入关不需要读真实历史,读的是《三国演义》,而且把"群英会蒋 干中计"的故事用来陷害袁崇焕还取得了成功,尽管"蒋干中计"其实是罗贯中虚构的故事。从小说,寓言,神话中都可以学到道理古为今用,而且真能用上。学术 界对南怀瑾的最重要批评是他使用典故不分真实还是虚构历史,其实南怀瑾说的明白,大意是报纸上的东西可能除了名字是真的,事情都是假的;而小说里的东西除 了名字是假的,可能都是真的。所以所用水浒传分析江湖斗争一点问题没有。

真正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不带有功利目的,他们只是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史书也是人写的,司马迁也有主观情绪,拨开历史迷雾去分析真实情况,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达到读史第三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了不知道真假的状态。

不知道善恶,不知道对错,不知道真假,一问三不知才是真正的历史专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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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 知识分子的不幸



博讯2016年4月12日 转载

    
    来源:1996年第2期《东方》杂志 作者:王小波
    


    摘要: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睹,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账: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这是一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识分子对歌中唱到的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他评价。还有一支出于狂信的歌曲,歌词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来
      
    就是好啊,就是好!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下一起祷告。因为想起了“文化革命”里的早请示,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我老师说: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没你想的那么糟。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弥陀佛,伊斯兰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中国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这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要摇头。我老师又说: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就算他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在祷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道理说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摇头疯: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个人的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不是坏主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意了。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现在,有这样一种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它的全部说明,我都考虑过了。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惟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着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一顶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余先生不肯铸出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处,对于切身利害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做“门儿清”!
      
    至于国内的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敢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整我还厉害。
      
    说到信仰,我和我老师有种本质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对儒学击节赞赏;他告诉我说,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对犹太教也有兴趣;至于割没割包皮,因为没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机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信仰的爱好者。我相信他对我的看法是:可恨的无神论者,马基雅弗利分子。我并不以此为耻。说到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和他划清界线,因为他胆敢把道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不低,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但我还是不当马基雅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门徒,这样把自己划在本民族的圈子里面,主要是想防个万一。顺便说一句,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问很小,但老奸巨猾。对于这一点,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话来说,是这样的:你们大陆来的同学,经历这一条,别人没法比啊。
      
    我对墨子的崇拜有两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缜密,有人说他发现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比朱子只知阴阳二气强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没有完备的实验记录来证明。另外,他用微积分里较老的一种方法来论证无穷(实际是论兼爱是可能的。这种方法叫德尔塔- 伏赛语言),高明无比;在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个儿。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谈利害。我最佩服他这后一点。但我不崇拜他兼爱无等差的思想,以为有滥情之嫌。不管怎么说,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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