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真相：真實的武裝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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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崇威


歷史真相：真實的武裝叛亂！　　

當年不但有十幾萬朝鮮部隊加入了林彪的部隊，而且還有大批日本關東軍被改編成東北野戰軍，根據當時日軍官員回憶錄：八陸在60萬關東軍中搞了個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份人的代價換取大部份人的遣返。

日本人在同胞之間是重視責任感，他們誤認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團隊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幹便要求留下，換取大部份袍澤的平安歸國。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務省調查局局長加藤松平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向外界公布：日本前關東軍官兵及其家屬，一共有14萬人或被迫留在東北中共軍中服役，或滯留在中供控制區內生活；加藤局長肯定地認為，據他們周密調查，起碼有6萬名日本軍人直接為中共軍於前線工作，有教授士兵開炮打槍的，有教授飛行技術的，有跟隨部隊做出戰術指導的，也有駕駛坦克和國軍直接交戰的。以上記錄見諸於1948年9月29日的《紐約時報》。　　

不過這只是一部份，被蘇軍俘虜關押在蘇聯境內的日本關東軍還有近五十萬部隊，當林彪部隊最危急的時候，已經被國軍攆的快逃進蘇聯國境，蘇聯在聯合國和美國一起通過一項決議，讓國民襠部隊立即停戰，國共雙方搞談判（蘇聯的意思也就是不允許國民黨在自己的家門口胡搞）。談判當然只是蘇聯一時的緩兵之計，等國軍發現上當了再次發起進攻，發覺打不動了，林彪的部隊好像個個吃了蟻力神，大力丸之類的仙藥，戰鬥力不但大增，武器也煥然一新。

戰鬥力增強主要是蘇聯把關集中營裏勞動的日本關東軍改編了二十萬加入林彪的野戰軍，並威脅這些日本朋友如果在戰場上逃跑，就把剩下的四十萬皇軍集體死啦死啦地幹活！武器用的全是蘇聯紅軍的裝備，於是國軍產生悲劇，共軍反攻。

東北野戰軍中究竟有多少改編的日軍，現在要搞清楚可能已經非常困難，畢竟已經過去了快七十年。不過在日本有個四野戰友聯誼會，這個聯誼會每年都在搞活動，一大幫當年在中國戰鬥過的日本皇軍聚在一起回憶當年在中國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打國軍打的太爽了，皇軍當年沒做到居然跟著 街坊 軍做到了。　　

有個四野聯誼會的日本軍官兵頭義清說：第四野戰軍裏，曾經有差不多十多萬日本人.四野一般一個連編有一個日軍步兵班,這些日軍訓練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體戰鬥力.為解放全中國的勝利做出了貢獻……當聽說北京有個3-8軍戰友會時，兵頭義清透露日本也有個3-8軍戰友會，大概一萬多人，僅東京地區就有幾百人。　　

在東北，中共的技術兵種幾乎都是外國人，因為培訓起來需要時間，而從山東帶過來的十萬土八-路幾乎都是文盲，給他們掃盲都需要大量時間，不要說讓他們去開飛機駕駛坦克，操作野戰火炮。剛好日本關東軍的素質就相當高，於是改編了一大批，其中還有幾萬中-共最早的鐵道兵。但消滅東北國軍的主力，還有大批蘇聯紅軍的參與。　　

在東北，幾十萬國軍主力的覆滅，蘇軍出了大力。遼瀋戰役，作戰計劃早在半年前在莫斯科就制定了出來，6月，以科瓦廖夫為首的二十一人蘇聯專家小組啟程到達中國東北。表面看廖是鐵路運輸部門負責人，實際上他是蘇聯任命的東北最高軍政長官，也是遼瀋戰役的戰場總指揮，受命指揮所有中蘇部隊。　　

這時戰場上的形勢已經逆轉，從裝備上、人員數量上共軍遼瀋戰役準備階段，更悲劇的是，蘇聯把美國通過租借法案支持蘇聯130億美圓武器中的40億美圓的重型武器，全部裝備了四野，於是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國軍因為美國武器禁運政策導致所用的美式武器缺乏彈藥，不得不拿起庫存的日本三八大蓋，推出了日軍的山炮搞防守，而四野清一色美式裝備——美國坦克、裝甲車、美國榴彈炮，美國四輪卡車。而且為了方便指揮全軍，蘇聯顧問配置到四野營一級單位，所有顧問直接聽命科瓦廖夫的蘇聯作戰指揮部，這些人都是久歷蘇德戰爭的蘇聯軍官。都遠遠優於國軍。　　

來看一組數據，從二戰開始的1938年到1949年,美國各種類型援助總和30億美元。而其中對華武器援助只有8億美圓，而且這些武器裝備大部份都用於二戰中對日戰場。1946年6月26日，中共武裝叛亂全面爆發。1946年底，美國政府在馬歇爾停戰建議下對華實施軍火禁運，直到1948年11月才解除武器軍火禁運，而解除武器禁運後，首批少量武器運抵中國港口已經是半年過後的事情，也就是1949年6月，而共軍渡江戰役在1949年6月2日結束。　　

看完悲慘的國軍，來看看共軍方面：在1937年至1940年期間，莫斯科通過外蒙和新疆為中共秘密運送了數萬支槍械。蘇聯紅軍於1945、1947年又兩次將日本關東軍的70萬支槍械（其中20萬支來自駐朝日軍）交給了中共。

據原抗聯領導人彭施魯回憶，蘇聯還曾將在歐洲繳獲的部份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給中-共。這些來自歐洲的槍械是通過北朝鮮運進東北，最繁忙時，東北車站裏德制軍火堆積如山，往往一車卸完另一車又接著進站。從1942年至1949年，美國通過大規模美援、為國民黨一共才武裝了45個步兵師；但從1945到1948年之間，中共依靠蘇援槍械卻組建了210個步兵師。　　

不過斯大林還是不放心基本是文盲組成的林彪東北野戰軍的戰鬥力，命令蘇聯紅軍直接參戰。遼瀋戰役是蘇聯將領親自指揮，以蘇聯軍隊為主體的加中共軍隊的混合軍隊完成的戰爭。勝利的基本原因，就是蘇聯的精銳的步兵、空軍、裝甲、炮兵，甚至海軍的全面參戰，導致國被完全擊敗。例如錦州-之戰完全由蘇-軍獨立完成，四野的部隊不過是戰鬥結束後幫忙打掃了一下戰場。　　

以後蘇軍又混編進四野，一路打進關去，被俘的國軍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的貼身衛士在牢中交說他在被押到城牆上的一路，從共軍攻城的屍體中驚訝地看到技術兵種中有很多穿著共軍軍服的黃頭發的蘇聯陣亡士兵。14萬日軍，10萬朝鮮軍，10餘萬關內幹部，30萬偽滿軍。好一只日俄聯軍哦。　　

四平之後的20萬日軍出處在哪裏？　　

以後蘇軍又混編進四野，一路打進關去，被俘的國軍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的貼身衛士在牢中交待說他在被押到城牆上的一路，從共-軍攻城的屍體中驚訝地看到技術兵種中有很多穿著共軍軍服的黃頭發的蘇聯陣亡士兵。　　

而中共在三大戰役中還是大規模使用紅軍的那套打法，也就是人海戰術。如果沒有蘇軍、日軍、朝軍的強大支援，沒有他們駕駛的坦克、飛機、大炮、火車、卡車助陣，要搞定幾百萬國軍做夢去吧。　　

來瞧瞧國軍回憶，國軍陸軍副總司令范漢傑徐州辦事處處長姚立夫記述：「當碾莊戰幕即啟，一時炮聲震天，爆炸聲此起彼伏，黃伯韜7萬餘眾被迫於共軍的人海戰術之下。當炮聲隆隆過後，照例是震人心弦衝鋒號聲，潮水般的人海，一股一股地湧向我軍所扼守的各據點，在黑夜衝殺中，照明彈不停地大放光芒，照映著穿著灰色土布棉軍服、胸前掛滿手榴彈、拚命前衝的士兵們。國軍據守在碉堡內，一待人潮湧近，便集中火力掃射，眼看著一排排的戰士倒了下去，又一排排地衝了上來。這種前仆後繼的人海，任憑你火力如何充足，火網如何密集，也有著死不完的人來和你的槍彈相拼。　　

但奇怪的是，在那些陣亡的共軍屍體上，卻很少見到有肩負皮囊、手持短槍或衝鋒槍的，甚至連步槍也見不到一支，似乎都是徒手。當這些勇士們衝進國軍的碉堡，雨點般的手榴彈便紛紛投進碉堡，那一簇簇的火花，映著地面上激起的黃土，真乃血肉與炮彈齊飛，泥沙共煙霧一色，在青白色的照明彈的餘輝下，構成一幅悲壯的戰地圖畫。有一些碉堡內的國軍面臨一個極大的困難，即陣亡的共軍屍體漸漸地竟成為一座屍牆，遮斷了碉堡內國軍的視線，以致正面火力無法發揮效能……　　

共軍知道人海戰術奏效，此時精銳部隊，傾巢而出，在步炮配合下，發起總攻。一時炮火震天，殺聲遍野。國軍士兵則以屍牆作掩護，無奈敵不過四面八方洶湧衝過來的人潮。也有很多機槍射手們從未見過如此的場面，殺人而殺得令自己害怕和惡心，經過了一次次衝殺，很多機槍射手都換成了軍官，因為頗多的士兵受不了這樣的精神壓迫。」　　

這種人海戰術是以付出大批生命為代價的，東北1946年光復時統計有5千7百萬人口，而到了1949年毛登上天安門再次淪陷，人口下降到了3千5百萬，這兩千萬人口哪裏去了，莫非都移民俄國了！可以說三大戰役都是蘇聯人策劃、指揮的，斯大林可以被稱為中國解放之父，而不是土鱉毛。毛1948年還在夢中，說要打垮國民黨起碼還要五年，沒多久改口說看起來用一年就可實現，原因就是共軍在蘇聯專家的指揮下，又有日、朝、蘇軍的加入，一路勢如破竹。　　

—來源作者：按察使　　拒絕盲從，敞開視角，重樹倫理道德，做合格公民！

伦敦客：“九二共识”在地动山摇



2016年4月27日
    
    ——给蔡总统5.20就职之典的礼
         
    作者：伦敦客
    
    2015年习近平说，“九二共识”是两岸共同政治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有没有这个基础？谁撼动了这个基础？“九二会谈”有两会意见互动、互相影响之后结果吗？
    
    台方诞生“一中涵义”的“一中各表”与中方“一中原则”的“各表一中”存在根本争议
    
    1992年“九二会谈”分北京商谈、香港商谈、“一中各表”回应三阶段。海协会（下称中方）提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共1971年来沿用的旧三段论（当时钱其堔2000年8月的“新三字”没问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及“香港商谈”时提出的“海峡两岸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即“各表一中”。
    
    海基会（下称台方）提出的“一个中国涵义”，是“香港商谈”时的第八表述方案“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涵义，认知各有不同”及1992年11月3日根据台湾国统会同年8月1日讨论通过的“一个中国涵义”（下称八一涵义），即1995年被海基会副秘书长焦仁和总结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之内容：“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台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故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这是香港商谈中断前和事后回应阶段，海基会正式诞生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即“一中各表”。
    
    中方“各表一中”与台方“一中各表”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关于“一个中国”政治议题的 观点立场。“一中各表”，因各方认知完全不同，台方“一中”是指中华民国，显然不符合中方希望的“一个中国原则”要求；中方“一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也也不符合台方期盼的国统会“一个中国涵义”要求。中方“各表一中”与台方“一中各表”之间，“各说各话”，“立场对立”、距离甚远、争议太大。
    
    “九二会谈”，双方在“一个中国”议题上并没有什么意见互动、互相影响之后结果，故根本没有“九二会谈”共识，也更不存在所谓的“九二共识”。故从“九二会谈”到2000年4月陆委会主委苏起自创“九二共识”起的八年中，全世界有人提及“共识”，但无人提及“九二共识”四字；中台双方文件、报刊媒体、官民各自交流更不见“九二共识”四字！可见，在21世纪前，这个名词是不存在的！
    
    显然，只有“九二会谈“，“九二北京商谈”、“九二香港商谈”、“九二功亏一篑”、“九二争议”，根本不存在“九二共识”！所谓“九二共识”，充其量是求同存异的“九二谅解”罢了。
    
    为何没有共识的“九二共识”，习近平会重提？为何雪藏13年后的2005年中共才承认，才在中共公文里启用？为何对苏起自创的“九二共识”要沉默5年后，中共才认可该名词？中共利用 “各表一中”的所谓“九二共识”，来压制或一天也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的“一中各表”，凸显双方对这个所谓“九二共识”，存在无法共识的争议。
    
    为何习近平要以 “九二共识”为利器，威逼蔡英文520就职非认不可？目的一个，企图以“各表一中”的“九二共识”，实现“一国两制、两岸统一”终极目标。然而，24年来，中华民国、国民党、台湾民意坚持“一中各表”立场，也从未承认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表一中”立场，更未发生习近平恐吓的“地动山摇”；恰恰相反，只有争议没有共识的“九二共识”正在“地动山摇”。揭开以下与中共党媒宣传不一的“九二会谈”始末，是非常必要的。
    
    “九二北京商谈”，对事务性协商是否表明“一中原则”态度及澄清“一中涵义，两会发生争议，迫使商谈暂停
    
    1992年3月22日至27日，台湾海基会法律服务处处长许惠祐等6人与大陆海协会李亚飞就“海峡公证书使用”和“开办海峡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问题在北京进行第一次工作商谈。
    
    海基会初提出：比照国家间驻外使领馆认证做法处理大陆公证书在台湾使用；另援引国家间通邮做法解决开办两岸挂号函件业务问题。但两合理要求遭中方拒绝。中方认为对国家主权有个前提认同条件，因“我们是一个国家，这个原则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台方以“没有授权谈一个中国问题”、各自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与“事务性协商无关”为由与中方发生激辩，各持己见，互不退让。
    
    3月30 日，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就事务性协商应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向海基会阐述“五点原则”（简称“唐五条”）。
    
    唐概括中共立场是：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是中国内部事物，应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协商解决；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政治内涵；表达方式可以协商。
    
    “唐五条”表面协商，实际是批驳并拒绝台方事务性协商比照国与国的做法，是唐直接封杀“中华民国”对“一个中国涵义”的认知立场。
    
    台方坚决要求中方澄清“一中”涵义；中方坚持商谈前早已备好的“唐五条”，刻意模糊涵义，执意不予澄清，说只要双方表明坚持’一个中国”的态度就行。为此双方仍互不退让，商谈无法继续进行，只好暂停。
    
    “九二香港商谈”，双方对“一中涵义”表述，四次交锋均无共识。台方诞生第八表述方案即“一中各表”，被中方借故撤谈抛在一边，谈判被迫中断
    
    1992年10月26日至30日，许惠祐与海协会质询部副主任周宁就“公证书使用”及“挂号函件”问题继续在香港进行第二次处长级工作商谈。
    
    三天里，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表述上，先后进行四次交锋：
    
    第一次口头交锋：周提出“一个中国原则”问题，许以“事务性协商不涉及政治”为由拒绝；
    
    第二次口头交锋：周再提“一个中国原则”问题，许要周澄清“一中”涵义，周以“事务性协商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为由拒绝；
    
    第三次书面交锋：双方各自提出五个书面表述“一中原则”方案。中方归纳为：海峡两岸文书使用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在两岸共同谋求国家统一过程中，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考虑到两岸不同制度现实和这类文书使用的特殊性，加以妥善解决。台方归纳为：双方本着“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及“谋求两岸和平、民主、统一”的原则，在此过程中，鉴于两岸分裂状态，双方均认为必须把文书查证当作中国人事务加以妥善解决。
    
    但双方各自拒绝对方（如关于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等）表述方案。
    
    第四次书面交锋：为减少争议，台方提出三项修正表述方案，并建议如不能达成协议，可各自口头表述。其中第三项就是许惠祐1992年10月30日代表海基会向海协会提出的第八表述方案，该内容与“八一涵义”第一条第一句：“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内容基本一致。
    
    对台方这个诞生于谈判桌上的“一中各表”，原本打算延长半天商谈，后被中方以无授权决定是否接受各自口头表述为由，单方面撤出谈判，于11月1日返回北京，迫使谈判中断。台方“一中各表”，亦被抛在一边。
    
    “香港商谈”中断后，中方作出“杀回马枪”的口头或函件“补救”，对“一中各表” 表示尊重和接受，并建议再约时间各自表述“一中原则”，台方以不再约时间同时表述为由拒绝。最终，台方的“一中各表”被搁置。整个“九二会谈”未达成实际共识
    
    中方10月30日撤谈后，台方仍抱很大诚意期待谈判恢复，故在许惠祐提出第八表述方案后，又于11月3 日致函海协会，表明已征得有关台湾同意，建议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同日，海协会副秘书长孙亚夫电告海基会秘书长陈荣傑，并透过新华社发布新闻稿，对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示“一个中国原则”，表示“尊重并接受”。海基会在同日发布的新闻稿中，第二次强调10月30日提出的第八表述方案为“一中各表”的具体内容。
    
    台单方面留在香港等待谈判继续，直到停留到11月5日谈判无望，才离港返台。
    
    直到11月16日，海协会才致函海基会，对台方“以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正式予以“尊重和接受”，并建议再约时间，各自表述“一中原则”。但海基会表示香港商谈已各自表述，没有必要再约时间同时表述。
    
    12月3日，海基会复函海协会提到11月3日新闻稿内容，第三次强调“八一涵义”就是“一中各表”具体表述内容。但中方从未接受台方“一中各表”。“一种各表”被中方长时搁置，直至今日也未承认。
    
    陆委会副主委马英九在《中央日报》上，用“政治勒索”一词，抗议中断的“香港商谈”，将“一中原则”争议曝光，并否认有会谈共识
    
    1992年10月31日，针对海协会以无权决定是否接受海基会“一中各表”为由，不辞而别，迫使香港商谈中断情况，马英九立即公开谈话予以谴责道：“在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中共如果想用模糊的概念把我们吃掉，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方不能接受不加注说明的一个中国原则。”
    
    六天后的11月6日，因海基会代表续谈无望返台后，马英九又在《中央日报》上刊文抗议：“商谈‘功亏一篑’的原因有四：1、中共凸显政治企图，文书验证等为事务性问题，本不应与政治议题纠结，而中共为了要在“一国两制”策略找寻突破点，因而坚持要谈“一个中国”原则，显然是以事务性问题掩护其政治勒索。······ 2、海协会明知双方就有关‘一个中国’的表述问题无交集，欲对外一再扬言双方已获得共识。这种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作风，错失达成协议的良机。”
    
    马英九曝光中共“一中原则”真面目，是企图将“一国两制”强加给台湾人，最终实现中共以“政治勒索”手段吞并台湾目的。假如有香港商谈共识，他怎么会说香港商谈“功亏一篑” ？他也不可能说海协会“对外一再扬言，双方已获得共识”，换句话，他是下了会谈根本没有共识的结论 ！他妙用“政治勒索”一词，既对海协会无政治授权的嘲讽，又对中共霸权式强推“一中原则”的痛斥，更告示两岸人民，“香港商谈”毫无共识。
    
    《中央日报》刊登，郝柏村对中断“香港商谈”的谴责声音
    
    当年行政院长郝柏村对中断的香港商谈，在1992年11月6日的《中央日报》上愤怒谴责道：“共产党一向视谈判为斗争手段，我们对两会在香港会谈一事，不必期望太高，也不必介意会谈没有具体结果。”他指出，“中共同意我们以口头方式通知对方，而是经由新华社报道，最后才以电话告知海基会陈荣傑秘书长。中共此一作法，······预留余地，这就是它一种策略的运用，既不可靠，也不能信赖，会谈双方当然没有共识”。他还说：“中共突然同意我方以口头方式表达对‘一个中国’立场的看法，我们既已表达了立场，何需它同意或接受，两会在香港会谈，事涉复杂，中共人员欲只预定在香港停留两天，这也是花招之一”。
    
    据台湾《自由时报》2015年11月13日报道，中共公开反对台方“一中各表”至少12次之多，凸显“九二共识”争议巨大
    
    1、1996年5月22日，海协会秘书长张金成说：“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从未有过‘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
    2、1996年11月1日，唐树备说：“台湾方面解释成‘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那是它的事情，与当时的共识风马牛不相及”；
    3、1997年7月11日，唐树备说：“海协会多次表明，不同意台湾方面对‘一个中国’内涵的理解，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显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4、1999年8月4日，中国国台办声明：“海协会从来没有承认，今后也不会接受台湾当局编造的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台湾当局的谎言必将被彻底揭穿”；
    5、1999年9月8日，国台办又声明：“海协会坚决反对台湾当局把两岸共识歪曲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两会达成‘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共识后，台湾媒体不正确概括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海基会向海协会声明‘谋求国家统一’、‘海峡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是记录在案的事实”；
    6、2000年4月28日，唐树备又说：“1992年11月两会协议，大陆从未同意‘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共识只是‘一个中国原则’，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平等谈判”；
    7、2000年5月29日，唐树备再说：“1992年的共识就是双方都谋求国家统一，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方面形成‘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只是台湾的意见不是两岸的共识”。
    8、2004年12月1日，国台办再声明：“九二香港会谈造成‘九二共识’，重要原因是当时台湾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和‘追求国家统一’的政策立场。台湾当局承认中国只有一个，台湾和大陆同属中国，中华主权和领土完整没有分割”；
    9、2005年3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说：“只要台湾当局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对话和谈判即可恢复，而且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10、2005年5月9日，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说：“九二共识的核心就是‘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这个的领土，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如果没有这个核心，共识就不存在”；
    11、2005年6月1日，中国官方出版《九二共识历史存证》中说：”1992年双方以各自表述方式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是共识，而对‘一个中国’的内涵，双方既未讨论，根本没有共识”。
    12、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说：“两岸协商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恪守‘一个中国’、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两岸终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两岸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
    
    辜振甫《劲寒梅香》回忆录谈及“九二会谈”，说双方对“一个中国”表述无交集；在日本演讲称“九二共识” 应改为“九二谅解”
    
    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辜振甫在回忆录《劲寒梅香》中说到“九二香港会谈”，对于“一个中国”表述，双方并无交集。辜说，“大陆片面宣传双方确认‘一中原则’为1992年两岸共识，这种说法与事实经过不符。台湾各界则一直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作为1992年两岸会议过程及结果的简称”。
    
    辜还说：“1992年会谈期间，两会曾先后交换13个版本的表述方案，中国称双方已达成‘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但台湾所理解的共识是‘一个中国，各自以口头表述’，随后即搁置该项争议”。
    
    台湾《中国日报》报道：2003年4月16日，辜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后演讲表示，当时10月30日对我方的“各自表述”，中方当场无法答复，表示带回北京研究，3天后，来电表示尊重和接受。辜指出，关于对政治论争打上休止符，并非是香港讨论结果，而是北京接受我方提案，与其称“共识”Consensus，他认为应改为“谅解”Accord，这样才能表达会谈真相。但其后因种种政治因素及对于“谅解”双方的解释不合，两岸交涉停摆至今。
    
    从辜这番话看出，九二会谈并无什么“共识”。“共识”是牵强附会、毫无结果的空名词。而退到求同存异的“谅解”较为合适。
    
    “九二会谈”的主谈许惠祐证实，“九二”是“ 各说各话”，根本没有“九二共识”
    
    2001年11月5日，“九二共识”的主谈许惠祐接受采访时表示：1992年根本没有“九二共识”这个东西，是前陆委会主委苏起在2000年的新发明，但是很多政治人物不先搞清楚什么是“九二共识”，就逼迫政要承认“九二共识”，他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他表示，九二年香港会谈就“一个中国”问题有过讨论，但双方未能获共识，即使我方后来电传大陆建议对此“各说各话”，对方也仅以传真回复表示“尊重”，而尊重与“同意”、“承认”有相当距离，更何况，九二年之后，大陆从未公开承认过“一个中国、各种表述”。
    
    许强调，大陆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如不先将九二共识内涵搞清楚，就忙着逼迫政府承认“九二共识”，这是不可思议事情，也无助于两岸发展。
    
    许身为九二北京、香港商谈全程主谈，见证了九二会谈的全部事实经过，是“九二共识”有没有的最好证明人。他的话是有力证人证言，可将中共的李亚飞、周宁、孙亚夫、张金龙、唐树备、国台办、胡锦涛等谬论驳倒。
    
    首次“辜汪会谈”，汪道涵、辜振甫的声明都没有提及任何政治共识
    
    在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新加坡首次“辜汪会谈”的首日，两位会长各自发表一份声明。彼此都没有提到任何政治共识。辜振甫在声明前言中讲述此次会谈始末；汪道涵的声明没讲“一个中国”，没讲“统一”，更没讲什么“共识”，而只讲到“我们反复讲，只要坐下来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三天的会谈，辜汪都没有提及九二香港会谈，也没说到什么“共识”。假如有哪个传说中的“共识”促成了首次辜汪会谈，为何汪道涵一字不提？其中原因会是什么？
    
    前陆委会主委黄昆辉称，“香港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黄昆辉2008年6月9日拜见陆委会主委赖幸媛时说，两岸在92年香港会谈并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他最有资格讲话，因为当时他是“陆委会主委”。黄说：“没有共识的，‘九二共识’这个名词，是在2000年4月才出现的，是在创造模糊的空间”。
    
    黄指出，大陆在“九二共识”这个瓶子里装的是“一中原则”，台湾装的是“一中各表”，如今台湾如果只讲”九二共识”，不讲”一中各表”，国际上将会解读“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原则”，这样台湾会吃亏的。
    
    前海基会秘书长邱进益说，并无“九二共识”，他赞同辜振甫说法称“九二谅解”更恰当
    
    2016年3月8日邱进益在海基会25周年论坛上说，“九二共识”其实并无共识，他赞同辜振甫说法，称“九二谅解”更恰当。
    
    他说：“所以没有一个黑纸白字的所谓共识的文件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出现很大纠纷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名词的问题······我说你用谅解一点事都没有了，谅解本身不一定要有文字。但是你用共识，问题就出来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有共识。一个中国的内涵没有共识”。
    
    邱进益针对“九二共识”阐明的赞同辜老“九二谅解”的立场，既表明辜老观点具有代表性，又佐证没有“九二共识”的真实度，具有双管意义。
    
    前海基会秘书长陈荣杰称，从“ 一中原则”角度看，两岸并没有达成共识
    
    2011年9月2日，陈荣杰在台湾Newtalk开放编辑室节目中表示，“香港会谈”是事务性谈判，没有要处理政治性议题，但中国以“一个中国原则”做谈判前提。以“一个中国原则”角度看，两岸并没有达成共识；以解决文书查证问题方面看，双方确实有达成共识。但大陆当局事后刻意截取其中“一个中国原则”部分，作为日后政治议题、宣示主权的利器。
    
    陈表示，“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一个中国为“中华民国”；大陆对外声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中国只有一个。两岸”一个中国原则”的解读差异甚大。
    
    陈的表示说明一个道理：“九二香港会谈”在“一个中国原则”政治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是铁打的事实。
    
    辜振甫弟弟辜宽敏坚称，“九二”没共识
    
    台湾“中国评论新闻网”，2015年12月30日刊登“新台湾国策智库”创办人辜宽敏的谈话。
    
    他问过哥哥辜振甫，“各自表述”什么意思？哥回答：“你这个傻瓜，你自以为聪明，但真的笨，如果有共识的话，怎么会有各自表述？如果是各自表述，怎么会有共识？”
    
    辜宽敏认为，苏起2000年发明“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是政治发言，以后国民党就抓住这个东西，作为中国与台湾的基本发展，当时北京不赞成“九二会谈”（各自表述一个中国），现在北京要求“九二共识”。询及蔡英文执政后，如中国对谈是否不要触及政治议题？辜宽敏说，当初李登辉做法是对的，辜汪会谈没触及政治议题······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处理两岸关系，这是非常现实的发言。
    
    从辜宽敏亲情视角看，辜振甫关于九二没有共识的答案，是客观事实。
    
    中研院研究员吴介民批驳，“九二共识”是欺骗人民的话术
    
    2015年12月27日，吴介民在“脸书”上抨击说：没有“九二共识”这样东西，两会当时只是选择搁置异议，以便继续进行“事务性谈判”；
    
    吴表示，苏起与前立委冯沪祥一直等到2000年3到5月间，才跟着中国（九二共识最早出现在1999年7月中国国台办对付李登辉“两国论”的唐树备之口）起舞“九二共识”，它是中共统战的产物，甚至这四个字首度连在一起登报，也出自穿梭北京华府之间，来回替中共传话的冯沪祥之手。
    
    吴期盼台湾拒绝“九二共识”、拒绝统战话术！
    
    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代表蔡英文不提及“九二共识”，但认同“九二事实”、“九二互谅”，与辜振甫、邱进益的“九二谅解”相似
    
    2016年1月19日，应邀到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致辞的吴钊燮说，如蔡英文在总统选举辩论会及政见发表会指出那样，民进党没有否认九二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也认同双方秉承相互谅解、求同存异，让两岸关系往前推进；
    
    吴说，针对2000年国民党创造的“九二共识”名词的争议，蔡英文主张回归到九二年两岸会谈的基本事实和求同存异的精神；未来会尽最大努力，寻求台湾与大陆之间，彼此都能接受的互动之道，不会挑衅，也不会有意外。
    
    吴致辞全文未提及“九二共识”四字，说明，民进党至今仍未承认或接受“九二共识”。
    
    前总统李登辉重申，他已讲了几十次没有“九二共识”，“再讲，台湾就没有了”
    
    2015年5月5日，受邀至中正大学演讲前，李登辉接受采访时重申，他已讲了几十次没有“九二共识”。当年“辜汪会谈’时，他是总统，参与对谈的双方都无共识，“哪有什么九二共识？”，现在“九二共识”不断被谈及，好像除此以外，两岸就没有其他事可说，更重要的是，“九二共识”讲来讲去，“再讲，台湾就没有了”，这是很大的问题。
    
    李登辉上述类似的有理言论，多次被中共扣上“两国论”帽子予以封杀，乃是不争事实。
    
    前陆委会立委苏起称，他自创“九二共识”是包装李登辉多次引用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2000年5月21日苏起接受访问时表示，打破两岸最好的僵局方式是两岸两会在1992年11月达成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八个字的共识，但此一共识，中共不喜欢，民进党也不喜欢，所以我才退而求其次提出“九二共识”，把八个字都拿掉，且内容模糊化，双方才可以对1992年的共识“各说各话”。
    
    2006年2月21日，苏起坦承，“九二共识”是他在2000年4月28日，为重新包装“一中各表”所自创的名词。苏起说，2000年民进党胜选，国民党还未交出政权时，他基于为两岸解套，才用“九二共识”包装“一中各表”，内涵仍是李登辉任内多次引用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民进党文宣部主任蔡煌瑯批评苏起，他印证国民党一直唬弄台湾人民，事实上从来没有“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而是国民党在麻痹台湾人民，自我催眠。
    
    蔡的道理在于：“九二共识”是不存在的，是人为炮制的。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的裸皇。大家都说皇帝穿着新装，只有那个天真小孩敢说皇帝什么新装也没穿。“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什么新装都不穿的“裸皇”，而持争议观点的辜振甫、许惠祐、黄昆辉、邱进益、陈荣杰、辜宽敏、吴介民、吴钊燮等就是敢说真话的“天真小孩”，他们说出了台湾人想要说的话。
    
    2005年5月16日陆委会新闻稿宣布，两岸对“一个中国”表述显然未获具体结论
    
    新闻稿写到：“1992年10月两会经政府授权的香港会谈，以及后月余的发展，依据当时所有资料显示，两岸对”一个中国“的表述显然未获具体结论。而两岸确实在秉扬相互谅解的基础，搁置争议，为隔年的汪辜会谈铺平陈出可行的道路”。
    
    此稿亦证明“九二香港会谈”确无共识可言。
    
    台北市长柯文哲怀疑“九二共识”何为两岸交流基础？提出四个“互相”替代“九二共识’
    
    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后曾说，“九二共识”那是1992年产物，今年是2015年，为何要拿23年前的”共识“来作为今天讨论的基础？他不知道“九二共识”实质内容，就算知道，他也怀疑一个23年前的东西是否能作为今天两岸交流的基础？死守”九二共识’，到底意义有多大？
    
    柯认为，与其讲共识，不如将价值。他提出四个“互相”：“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替代“九二共识”。
    
    从一个无党派的柯市长视角看“九二共识”，它正是23年前的一堆政治垃圾。
    
    台湾新民意犹如精神原子弹，将中共“一中原则”炸塌 ；美国决议案犹如政治春风把“一中原则 ”刮倒。两礼赠给蔡总统5.20就职之典
    
    据台湾媒体今日新闻网与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两岸政策协会就“蔡英文总统5.20就职前两岸议题民意调查”，委托决策民调中心，于2016年4月11日至13日，对1072位成年人成功进行晚间电话访问。
    
    4月14日公布显示，有60% 民众支持蔡英文维持现状；63.7%民众认为蔡就职演说重内政非两岸；59.7%民众认为不应在演说中提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68.3% 民众表示，如果中共对台实施威胁手段将恶化中国形象；49.3% 民众认为两岸若交流减缓大陆要负起更大责任。
    
    询问马英九两岸政策方面，33.3%赞成马英九，不赞成比例达47.7%;其中非常不赞成的比例是25.4% 。
    
    台湾指标民调公司（TISR）3月31日，对1004位20岁以上电话访问的最新民意显示：
    
    如要修宪，有63.5% 民众认为不该将“大陆领土”列为中华民国领土；有19.8% 民众认为应继续将“大陆领土”视为中华民国领土；有38.3%民众依据民国宪法主张“一个中国”；40.1% 民众持否认看法；另外21.6%不愿表态；有54.5%民众对蔡英文信任；有26.4%不信任；19.2% 未表态；有16.4%民众对习近平信任；58.3%不信任；25.3%不表态；
    
    对马英九有26%民众信任；有61% 民众不信任；有55.1% 民众认为要蔡维持现状；有27.% 要改变现状；有17.9% 未表态；
    
    关于“台美关系”，有52.9% 认为美国重视台湾；37.1% 觉得不重视；10% 未表态；51% 民众认为台湾要加入国际组织；33.6% 要加强经贸；5.7% 要国防产业。
    
    台湾“联合报”2016年3月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自认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比率由20年前的44% 增加到目前的73%，创下几次调查的新高纪录；
    
    自认是中国人的比率为11%，创下调查以来新低记录，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自认是台湾人的比率高达85%。
    
    还显示，55 %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永远维持现状，这也是比率最高的选项；主张独立的比率是36% ；希望统一的比率是12%，没意见占6% 。
    
    以上台湾新民意犹如一颗精神原子弹，将中共“一中原则”彻底炸塌，使广受争议的“九二共识”面临灭顶的“地动山摇”！
    
    2016年4月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案，重申《台湾关系法》及美国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国台湾政策基石。“六项保证”的第三、四、五、六条“不扮演两岸关系调解人、不改变对台主权立场、不修改台湾关系法、不施压两岸谈判”的白底黑字，像政治春风迅猛将中共所谓的“九二共识”核心“一中原则”刮倒，成为“九二共识”面临的又一次灭顶的“地动山摇”！
    
    呈现在台湾人民面前的将是坚如磐石的台美新关系及好前程。这将给亚州乃至世界和平带来新曙光！
    
    这是台湾人民和美国人民，在蔡总统5.20就职之典前赠予她的最佳“礼物”！
    
    即将就职总统的蔡英文，光荣地承载着2300万台湾人新民意，将率领强势治国团队，高擎自由民主旗帜，迎战中共“一中原则”带来的所有淫威封杀，用日渐趋熟的“台湾共识”取代不存在的“九二共识”，用“深化民主”替换“一中原则”，让台湾成为亚州自由民主新灯塔！
    
    我的浅文也当蔡总统5.20就职之典前薄礼赠予她，并在心底淡淡祝愿她：点亮台湾，改变台湾，福祉台湾，台湾加油！

[博讯来稿]

无阉不中华：中国古代后宫为什么要有太

监？

导读：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

　　

　　太监的起源

　　太监也称宦官，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