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山西地下教會司铎離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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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戚本禹是死亡, 不是逝世

 蘋果日報   deuTIQx

 

前“中央文革小組”人員戚本禹病死。中國的壞人長命多，死時八十五歲。

香港的傳媒不懂中國事，戚本禹死，用了“逝世”一詞。那麽希特勒也是自殺“逝世”的，希姆萊在紐倫堡審判後處決，應稱“歸天”，而戈林服毒，則屬“仙遊”。張春橋、戚本禹這種人死了，若香港傳媒稱為“逝世”，難怪共產黨蔑視香港人。

這個剛死了的，不是一般的“長者”老伯伯，而是殺人魔王。當年與另外兩人並稱“王關戚”集團，因為急于上位，比陳伯達和姚文元更極左。一經其判官點名，可以槍斃的，還株連三數千。香港的小朋友人口，包括只會靜坐抗議的，沒有經過那個活扒了一層皮之後還叫你抓起一枝筆寫交代檢討的時代，不會明白。

大陸作家葉永烈在戚本禹死前兩周，親去醫院探視記述醫院環境：“病區顯得嘈雜，不僅每間病房裏擺著好多張病床，而且連走廊上也放著病床。走到走廊盡頭才見到一個單間放著兩張病床，靠窗口的一張躺著戚本禹，另外一張即供照料她的女兒和侄女用。據她的女兒告訴我，這個病房是外科病區最好的。”

為何要寫病房環境，寫得如此之細？因為是寫給大陸的讀者看的。為什麽？因為現在的習核心宣稱“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不可互相否定”，所以盛傳“文革”將會重臨。但如果肯定“文革”，則殘余的這個人物，應該得到最高級別的醫療環境，至少是上海華東醫院，或北京解放軍三〇一。但現在這間房雖然是私家房，但處于公眾病房走廊的一端，這樣一來，當前大陸的政治氣候，北京一個的士司機看了這一段，心中就有七八分感覺。

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新聞學。這一大段文字，看似啰嗦，裏面卻有文章。做好新聞，不但中文要好，還要有敏銳的觸覺。若潮流是陳腔濫調、人雲亦雲，加上失憶和懶惰，這樣的城市，就算什麽法，給你新聞自由，其實也不配擁有。

一個壞人，因為無天理，變老了，長久臥病在床，也許還很孤單，狀似晚景淒涼，得以善終，終究還是壞人。不要“大愛包容”，不要“過了那麽多年，算了吧”，不要“當時人人都是這樣，他只是個執行者”，在這個關節眼上，不要做一個愚庸懦弱的中國人。這個姓戚的中國老人，I would say，祝你步向地獄無窮的火焰，一路順風。

蘋果日報

纽约时报

戚本禹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骨干，在文革动乱期间平步青云。上周三，他在上海逝世，享年84岁。戚本禹曾为毛泽东及其权倾一时的妻子江青担任助手，在余生里，他一直在捍卫他们的形象。

上月曾到医院探望他的历史学家叶永烈说，戚本禹接受了癌症治疗。



戚本禹赞颂毛泽东。拍摄时间不详。

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位过世的成员。毛泽东在1966年5月组建了这个小组，负责引导他发起的这场混乱的运动。戚本禹一直到死都崇敬毛泽东，对大约50年前在中国发生的那场浩劫执迷不悟，尽管他自己也遭到了毛泽东的清洗，身陷囹圄将近20年。

“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继续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仍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的曙光，”戚本禹在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然而，近来戚本禹说，习近平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党报没有提及戚本禹去世的消息，对文革50周年也是一字不提。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政治清洗、迫害和暴力活动持续了十年时间，上百万人在此期间丧生。

对于习近平来说，文革50周年是个敏感时刻，他批评一些人对毛泽东发动的那场动乱揪住不放。文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创伤，习近平自己的家庭也在文革中备受冲击。

戚本禹1931年5月出生于中国东部的山东省，后与家人迁至上海。年少时他沉迷于读书，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

他成为了一名学生活动者，1949年正式加入共产党。19岁时，他进入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居住的封闭式园区中南海担任助手，负责编辑新闻摘要、整理信件，帮助编辑毛泽东的作品。

1963年，他写的一篇文章获得了毛泽东的赞誉——对于一名年轻助手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他也与江青建立了友谊。中共很多老干部后来谴责江青，指责她对毛泽东走向极端负有责任，但戚本禹始终为她辩护，说她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展行动的。

“我觉得她是对得起主席的，她没有给主席丢脸，”中国一个左派网站发布的戚本禹回忆录显示。江青1991年在狱中自尽。

“她确实是一位女英雄，毛主席没有看错人，”戚本禹说。

毛泽东开始相信，妥协会危害到中国的革命，于是发起文革进行应对。戚本禹在30多岁时成为了一个权力中间人，帮助起草纲领性文件，将狂热激进的学生团体“红卫兵”的怒火引向中共的老干部。

“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向她报告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然后由她报告给毛主席，”戚本禹回忆说。“那时我们中央文革说话已经可以影响到整个的运动了，当然这也就必然引起更多的人对我们的不满。”

在他后来的回忆录和采访中，戚本禹将自己和文革中的暴力活动撇清关系。但历史学家说，他淡化了自己在迫害被清洗官员中的作用。

“到了生命尽头，他仍然坚信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历史学家叶永烈说。“他认为那是对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反思。”

1968年，毛泽东试图控制住自己发起的这场大动乱，把矛头转向了戚本禹和其他理论家。他们被指控在军队中散播不稳定因素，而那是毛泽东的无上权力的堡垒。在文化大革命接下来的日子里，戚本禹一直在狱中。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戚本禹、江青和其他好斗分子遭到审判。1983年，他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定罪和判刑，1986年获得释放。他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余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用笔名撰写关于古代题材的书籍。新闻中没有提到他身后留下了哪些直系亲属。

戚本禹赢得了中国新毛派的追捧，他们欣赏他坚定地为文化大革命作辩护。2014年接受香港报纸《明报》采访时，戚本禹称赞了习近平。

“习近平是后毛泽东时代唯一一个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是在实际上真正反贪、反腐的国家领导人。”戚本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