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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使命/未來3年內80%的中國富人將返貧/共産党还能在中國幸存多久/「中国劳动党」事件
發佈時間: 4/30/2016 12:26:19 AM 被閲覽數: 11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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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战剧《终极使命》于晓光/刘晓洁/谢孟伟/胡洋/王新/周楚楚









未來3年內80%的中國富人將返貧,房地產及礦業首當其衝
     
2016-04-28 
              

未來3年內80%的中國富人將返貧,房地產及礦業首當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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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篇談論大陸富豪財富的舊文在大陸一些微信公眾號中再次流傳,該文當時預計未來三年80%大陸富豪守不住財富,而首當其衝的就是從礦產、房地產和鋼鐵等重汙染領域致富的富豪們。按照現在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來講,該文的預計或將成為現實。

過去30年中國掀起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瘋狂造富運動,未來3年,中國將爆發前所未有的富人悲催返貧的雪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造富運動,無論從人數上,還從財富總量,均令西方瞠目,完成了資本主義國家一兩百年的歷程。它的背景是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這又分為三大波次:

第一波是1980年代,當時暴發戶主要是“倒爺”,靠特權批出內部低價商品,轉手到市場高價賣出,小到肥皂,中到電視,大到鋼鐵汽車。其巔峰是1989年牟其中從俄羅斯倒來一架圖154飛機。那時資產上億的就是大富豪了。

第二波是1990年代,主要靠四種模式:1、民營製造業,比如廣東順德的美的、科龍、格蘭仕等,始創是鄉鎮企業,後轉為私企了;2、海南房地產泡沫使著名的“私奔帝”投資家王功權們淘得第一桶金;3、股市坐莊暴富。1990年A股開啟後,坐莊操縱盛行,大批億萬富豪湧現,以德隆系的唐氏兄弟最著名,在21世紀初股市低迷中,大多數被打回原形,唐氏兄弟也破產入獄;4、走私發財的,廈門遠華賴昌星做到極致,規模上百億,將大批高官拖下水,最後逃到加拿大也難躲牢獄之災。那時,10億元資產者算是大佬了。有極少數近百億級的,都是曇花一現,被大浪拍在了岸上。

第三波造富巨浪是2000年至今。中國百億級的富豪比比皆是,甚至千億級的不乏其人,最令全球瞠目。

而這些人的爆發,來自於三個歷史性的機遇。

一、“世界工廠”。國際資本與中國廉價勞動力結合,西方市場向中國打開,很多民營製造業老闆抓住這個機遇,由此身價十倍增長,成為億萬富豪。

二、房地產市場化和礦產私有化。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創造了一種斂財模式,把原本屬於全民的土地,以招拍掛制度將價格推到了中國普通居民承受力的極限,這個超級泡沫背後的財富再分配造就了一個人類空前的富豪集群。如今中國億萬富豪中近一半是房產商,身價最高的如王健林如今已經超過1000億元。

三、人民幣升值引發國際熱錢投機中國,助推了2007年的超級A股大泡沫頂峰、2011年創業板造富頂峰、2013年樓市頂峰……為造富神話推波助瀾。

世事陰陽轉化,所謂福兮禍伏,瘋狂造富的另一面是涸澤而漁,危機潛伏。世界工廠以中國有限的資源為全球生產,透支國民青春健康,造成霧霾汙水的環境災難。同時衝擊各國就業引發反擊,如今已內外交困;巨大樓市泡沫吞噬國人財富積累,更透支未來一二十年預期收入,國人已經再也擡不動這頂高高在上的權貴既得利益的轎子;以前美元貶值熱錢湧入曾對中國造富錦上添花,而今美元復興熱錢外流。

隨著“世界工廠、樓市和人民幣升值”三大泡沫幻滅,中國再也支撐不起五大高消耗的平衡:昂貴政府、世界工廠、送禮外交、高成本金融,以及國人追求的美國式高消耗生活方式。中國勢必要向下尋找低物質消耗的平衡,這個過程將是痛苦的,它的表現方式是經濟金融危機。本人早在2010年10月就已經預警這種趨勢在所難免。

中國的多數富人仍沈醉在財富神話中,貪婪而傲慢,很少人意識到未來危機的嚴峻性,他們雖在中國國內是逞威的狼,然而現正面臨全球虎豹的圍獵。即便有所警覺,也大多數缺乏應對突圍的能力。

未來3年內80%的中國富人將返貧,首當其衝的是礦產、房地產和鋼鐵等重汙染領域。本質而言,是他們精神太過貧乏,物質太過囂張,當社會遊戲規則改變時,他們缺乏足夠智慧改變自己,因而守不住財富積累。一如當年的牟其中和唐萬新們。

這其實已經不是預警,很多礦產商已經崩潰,如海南7000萬嫁女的邢利斌已鋃鐺入獄;上海鋼貿商圈數萬富人已經破產;太陽能商們也已窮途末路……然而,這才是剛剛開始。

下文列出了富人將會如何返貧的7個原因:

1、樓市泡沫吞噬富人財富

如今中國億萬富豪中近一半是房產商,但樓市泡沫總有一天會破滅,到那一天,富人圈會愛紅邊沿。就在當下,樓市下行,已經讓很多房地產商資金鏈斷裂,甚至跑路。

2、富人理財出現大面積違約

以信託、私人銀行為代表的富人理財方式已經出現了大面積違約的兆頭。標普統計中國企業借款14萬億美元全球第一,影子銀行融資佔三分之一,這將是一個不定時的炸藥包。

3、“世界工廠”不再

在上一波造富潮中,“世界工廠”成為一大推手。很多民營製造業老闆抓住這個機遇,由此身家十倍增長,成為億萬富豪。但如今,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不再,大面積的低端製造產業無法升級轉型,等待他們的,只有破產和財富大量縮水。

4、重汙染、重能耗企業大面積虧損

中國富人返貧,“首當其衝的是礦產、房地產和鋼鐵等重汙染領域。本質而言,是他們精神太過貧乏,物質太過囂張,當社會遊戲規則改變時,他們缺乏足夠智慧改變自己,因而守不住財富積累。”曾以7000萬元嫁女而聞名的山西煤老闆邢利斌已經破產崩盤。

5、人民幣升值泡沫破滅

以前美元貶值熱錢湧入曾對中國造富錦上添花,而今美元復興熱錢外流,難免對中國落井下石。有點評稱,人民幣貶值可能導致此前借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暴富的富豪資產大幅縮水。

6、泡沫產業擠出效應

一些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時被吹脹的產業最終會現出原型,譬如以施正榮、彭小峰等為代表的光伏富豪,如今只能承受潮水退去後的“裸泳”。而這樣的產業,還有多少呢?

7、富二代敗家

富二代接班已經成為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最大的心頭痛。譬如近日媒體報道的山西海鑫集團董事長李兆會,其接班的十年,也是家族實業盛極而衰的十年。富二代如果沒有力挽狂瀾的能力,很難在未來的變局中守業。

過去30年中國掀起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瘋狂造富運動,未來3年,中國將爆發前所未有的富人悲催返貧的雪崩。

原文:新浪財經



英媒:共産党还能在中國幸存多久?
     
2016-04-26
              

英媒:共産党还能在中國幸存多久?

英國《金融时報》駐京記者吉密欧(Jamil Anderlini)最近采訪了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党校,探討中共高層贪腐、执政合法性等问題。 隨中國經濟增速放缓以及中産階级不滿情緒蔓延,不僅是境外學者,就連党校內部也開始有人思考過去無人敢想的问題:中共的终結。

采訪党校

創建于1933年的中共中央党校,長期以来是中共培養幹部,灌輸馬恩列斯毛,以及後来鄧小平思想的基地。曆任校長包括毛澤東,以及現任總書記习近平和他的前任胡錦濤,可見受到重視的程度。

隨着近年来中國社會發生的飛速變化,中央党校的課程也開始引入經濟學、法學、宗教、軍事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等內容。
《金融时報》

如今,與其说中共是無産階级的革命政党,不如形容它爲世界上最大的工商協會,一個希望贏得大合同的商家必須加入的俱樂部。

当被问到中共是否會崩潰的问題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央党校教授私下對《金融时報》記者说:“老实讲,這是個全中國人都在问的问題,但是却很難回答。”

天命已殆?

自從1989年天安門大屠杀和蘇聯及盟國分崩離析之後,毛澤東1949革命的繼承人究竟能繼續掌權多久一直是個大问題。其間曾有不少的悲觀分析,不斷預測中共政權垮台,結果却是中共政權非但没有垮掉,反而似乎自1990年代允許资本家入党後變得更强大了。

如今,與其说中共是無産階级的革命政党,不如形容它爲世界上最大的工商協會,一個希望贏得大合同的商家必須加入的俱樂部。

在不到5年的时間裏,中共將超過蘇共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成爲有史以来未間斷执政时間最長的政党。 現代化政治理論認爲,隨着一個國家的經濟逐漸富裕,中産階级人數增多,社會就更可能會開始向民主和法制階段過渡,而严重的社會不公和高端贪腐也將成爲制度轉型的推動力。

盡管上述可以推動轉變的因素在当今中國都已經存在,但是包括中央党校人士在內的很多有影響的中國思想界人士都不認爲中國可能發生類似“阿拉伯之春”式的革命浪潮。

與此同时,也有不少中共高層相對自由派的人士和很多知名境外漢學家都認爲,如果中共不盡早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那么共産党家天下时代的末日已經不远了。
沈大伟

只需看看有多少中共幹部都已經把子女後代和財産送往國外 就可以了解中共高層對自己的制度有多少信心。

“千秋萬代”

繼續是毛澤東思想原教旨派的中央党校人士認爲,“中國危機論”或“中國崩潰論”完全是“西方的理論”。而外部压力只能让中共變得更加团結,更有能力創造奇迹。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爲中共在中國的统治將延續“千秋萬代”,而他們也預測中共2049年將能夠慶祝执政100周年。

不過,即使是原教旨的毛派學者也承認,党內贪腐現象严重,已經成爲可能“亡党亡國”的重症。

民主v專制

日裔美國作家法兰西斯·福山在1992年的《曆史的终結與最後一人》一書中論述認爲,人類曆史的前進與意识形態之間的鬥爭正走向“终結”,隨着冷战結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義已經成爲普世標准,象征着“资本主義陣營”的勝利。

截止到21世紀初,全球192個國際承認的國家中,已經有120個拥有民選政府並实施定期選舉制度;60%的地球人生活在民主國家。

現任斯坦福大學资深研究员福山深信,中國也必將像世界其它國家一樣,通過逐步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進程,最终演變爲一個民主法制國家。 他也同时預測,如果中國实現不了漸進變革式轉型,那最终必將導致又一次革命。

福山说:“中國的現行政治模式難以維持,因爲隨着收入增加和中産階级人數增加,新一代受到更好教育、更富有的人必然會有新的要求,比如要潔净的空氣、清潔的水、安全的食品等等,而這些訴求並非依靠經濟增長就能解決。

另有專家估計,中國距離台灣、韓國当年民主轉型时期的人均GDP还有一些差距,因此預測中國民主化轉型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間。

末代王朝

支持專制主義的理論家經常用中國作爲論據,認爲可以不斷適應變化和挑战的專制體制與傳统意義上的專制體制不同,有更强大的生命力。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研究系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就曾經一度持上述觀點。不過,他現在已經改變了看法,認爲今日中國與晚清时期以及中國曆史上的任何末代王朝無異。

末代王朝的征兆包括:連共産党都不相信共産主義理論,贪腐深入政權骨髓,無力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民衆普遍恐慌、不安、不滿和無奈。末代征兆还表現在社會和民族矛盾日增,缺乏法制,统治階级內部派系矛盾日增,税負日益沈重,贫富差距日益严重。

沈大伟指出,只需看看有多少中共幹部都已經把子女後代和財産送往國外 就可以了解中共高層對自己的制度有多少信心。

他说:“這些人隨时都可以出逃……他們还留在中國是爲了在政權崩潰前榨取最後一元人民幣。”

再創奇迹?

在過去30多年裏,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改革使得中國取得了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長率,使得數以百萬計的民衆脫贫。 被稱爲“市場列甯主義”的中國模式是否真的將成爲世界上的例外,可以避免民主法制變革呢? 不少中間派中外學者則認爲現在下結論可能还爲时過早。

中國2012年的人均GDP在消費能力同比後達到约9200美元水平,还远低于台灣與韓國民主化使的13000-15000美元水平,也低于蘇聯和匈牙利變革时的17000和12000美元水平。依照這個水平看,中國的民主法制轉型可能还需要數年时間。

也有經濟學者指出,中國以往依靠高投资、高出口的國家帶動增長模式已經不可能維持,因此未来多年的經濟增長率將不可能維持两位數。與此同时,掌握權力的少數几大家族也同时控制着中國的絕大多數財富,而因此造成的贫富懸殊現象在今後几年中會進一步擴大。

宏觀經濟學家茅于轼就預測認爲,上述大背景必然會酝釀一次大規模經濟危機。

他表示:“經濟危機對中國来说可能是件好事情,因爲它能迫使政府实行經濟和政治改革。”

他同时也指出,如果和平變革不可能,那么在中國一旦發生革命,結果可能是類似埃及似的長期政治混亂和經濟衰退。

奧运魔咒

研究現代曆史的人士都會注意到專制政權的命运與奧运會之間的巧合聯系。自1936年柏林奧运會以来,所有專制政府在舉辦奧运之後都逐漸轉型或解體。納粹德國1936年主辦了奧运會,1945年垮台。 蘇聯1980年舉辦了奧运會,1991年解體。韓國1988年舉辦奧运會之後也逐漸走向民主化。

很多人形容2008年北京奧运史中共政權的“成人禮派對”,有助于支持專制制度不一定會輸給民主制度的理論。

但是即使是中共党內主张專制优势的人也不能不面對民間日益高涨的對改善环境、改善民生、杜絕腐敗等方面的呼聲。即使是中共党內的很多有识之士也認爲,习近平政府可能是中共從政府內部推動改革,缓解执政危機的最後機會,如果习近平繼續采取“稳定压倒一切”的鐵腕手段,最终迎来的可能是再一次大規模的“社會爆炸”。

(編譯:晧宇 責編: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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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反饋

我很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國能實現真正民主

出生於中國大陸的我自小就接受洗腦教育 誤以為除了社會主義其他的都是放屁,後來來到一個尚有一絲自由的澳門才發現共產黨才是放屁的

華華, 中國 澳門


我堅定支持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也對西方世界有着良好的印象。70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曾經使大部分中國人看到了社會進步的希望,也拉近了中國和西方世界的距離,西方世界也在隨後的时間裏在中國獲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是,專制的政治制度駕馭不了自由經濟,89民运的悲劇落幕使中共政權邪惡的本质越發凸顯!我不明白的是,如果西方世界真的希望把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成功的推廣到全世界,那你們爲什么會接受中共官员的親屬洪水般的移居到你們的國家?你們爲了他們攜帶的錢?还是你們在法律或是技術層面上難以阻止這些人入境?因爲如果斷絕這些统治階级出國避險的道路,他們自己就會恐懼這個萬惡制度下的生存环境,“和平演變”就可能發生!

西川, 中國


说的太好了,支持中國必須改革,不然就會革命!

wen, ss


仁慈的專政 vs 民主法治

香港人大多接受西方教育及文化薰陶, 所以比較相信後者; 而新一代的國內人也可能有此傾向, 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的人民. 但是大城市以外 (由尤其是居於內陸鄉鎮, 農村, 山區)的人民則可能傾向前者.

所以在國內, 一黨專政還是有龐大市場的. 而中央經濟政策向內陸傾斜, 集中盤活農村及鄉鎮經濟發展的方向也是對的. 但政策在地方能否得到真正充分的落實才是大問題.

在沒有其他政黨可以挑戰中共的管治權威下, 相信國內人民唯有靠監督中共的自我完善. 無疑, 若中國經濟保持高增長, 就可買多點時間, 讓財富創造和分配之間的矛盾得到舒緩, 中共的執政地位也能踏實一點。香港仔, 香港

做成音频文件供下載,效果更好。gong

日本侵華改變了中國曆史,恨日本是應該的,可是有很多人不知道爲什么恨日本,難道只是侵華杀過中國人嗎.当然不是,日本侵華阻礙了中國民主的進程,让阻礙中國民主的势力有機可乘,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道德敗坏的愚民时代。鲁凱斯, 中國

這個理論几乎没有可信度,完全就是纸上谈兵,空套理論,一個政權的存在與制度没有任何關系,只與經濟有關,直接讲就是政權對經濟方面的政策,中國目前的情況很簡單,就是意外的發展出了一種未出現的政治經濟模式,而且影響巨大,西方的民主僅僅解決了政權和平更叠的问題,其他的所有问題实際上没有一個可以解決的渠道,因爲西方的民主體制極易受到外来幹涉而導致任何合理的政策中斷,這也導致非西方民主國家的發展几乎停滞不前,保持贫窮落後,而贫窮的主要原因就是民主體制问題,因爲任何反對派都傾向借助外部势力实現政權更叠,這就是即使世界上有120多國進入民主社會,但是依然贫苦的原因,民主,看起来很美.但是象征意義大于实際意義。LI

請西方國家在评論中國时,不要離開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素质。中國人缺少人格和良心,樂意当奴才,两千年的曆史就是內鬥史,一盤散沙,能寄希望推翻共産党嗎?中國不可能有“茉莉花”革命!只要中共不對外發起战爭,那在中國就是共産党領導。中共的终結不會因爲出于大陆百姓的革命,要提高中國人的素质--有人格和良心,那至少一百年。請耐心等待!john, australia

你們说的事,是不可能的,因爲中國人,現在是自顧自,没捏成拳头。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哈哈 電话是假的。龍行天子, 台灣

中國有两千多年的王朝傳统,這個傳统形成了民族性格,正如目前不少國家的人民熱衷于有一個皇帝或皇後,中國人在每個王朝都期待出現明君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人們腦子裏憧憬着開元之治,康乾盛世,胡温新政,习李改革,王朝電影是熱門。從统治者手縫得到一些恩賜就已滿足,中共就是看准這一點,手縫放大一點這個奴隸主地位最少可像曆代王朝那樣維持下去。中國人的宿命!未署名

現在下結論确实過早了。盡管最终,也許什么党都不可能“萬歲”,共産党也一樣。但20年內被推翻的可能性未必很大。此外,还取決于西方是否也垮了。如果西方今後長期這樣不死不活的,相對于中國来说,看不到有太大的优势。没有魅力,怎么让人作爲榜樣?大家还是耐心看戏吧。未署名

我不認爲中國的消費能力能在短时間內達到12000美元或以上。現在中國國內省份之間的GDP相差很大。如果平均起来估計也就是6000左右。依據文中的理論,共産党再执政個20,30年是没啥问題的。感覺, Auckland

它的核心價值觀是西方傳来的:抢人.而且到現在还在宣稱,堅持.以這樣的違背人類普世價觀而建起的政權能千秋萬代嗎? 楊慧天, 中國.貴陽

文章中闡述了很多共產黨所面對的問題及危機

但有一點沒提到的是 誰可以取代共產黨?

政權這種東西是不會有空檔的 有一下必有一上

然而在中國現今環境中 並沒有足以取代共產黨的團體存在

就算如文末一般 中國迎來了社會爆炸的狀況

那也只是共產黨的一派伺機打倒另一派而已

終結的狀況應該是不會發生的。Orias


谢贵平:北大学生黄立众与1961年「中国劳动党」事件


2016年4月29日 

     
        1961年元月28日,安徽省无为县昆山公社破获了一起反党反政府暴动未遂事件,逮捕了首犯黄立众和骨干分子吴舜臣、方荣舟、焦兆祥、焦水云、汪正权、汪必贵和潘荣明等八名罪犯。缴获了「劳动党党章」、「宣言」(又称「告全国同胞书」)、「标语」、「口号」、「杀人条例」、油印机(包括钢板、腊纸、铁笔等)、「入党申请书」、花名册及粮食、斧头(据说是准备在暴动时使用的凶器)、军事搏斗知识教材等大批罪证。据说,无为县公检法军事小组为了预防「劳动党」组织激起事端,经过精心策划酝酿,准备了两个连的部队逮捕了他。后来,随著形势的发展,无为县公检法军事革命委员会对该案的惩罚力度加大,打击面增宽,许多无辜的人遭受打击,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至于黄立众作为一个北大学子,本应该前途光明,却为何秀才造反,走上反党反政府道路。当地人民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想通过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弄清事情的本来面目,剖析黄立众发动反党反政府的真正原因。
    
    一 黄立众其人与他被北大开除学籍的原因
    
      黄立众,字美琦,号立众,曾用名黄道河,曾化名赵为民。1936年12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昆山乡芦塘黄村。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1958年8月被开除团籍,1960年6月被开除学籍。至于黄立众为何被北大开除学籍,笔者经过调查研究,大致有以下三种解释:
    
    (一)北京大学证明材料解释黄立众被开除学籍的原因
    
      据北京大学哲学心理系1960年4月22日《关于开除黄立众团籍的决议》证明材料中叙述,黄自入北大以来,即由于达不到个人愿望,闹专业思想,一天到晚到处乱跑,坚决要求转系。当个人的目的达不到时,即与学校、行政上形成对立情绪,在班里也散布了许多不满情绪,造成不良影响。主要问题有:1、配合右派向党倡狂进攻;2、攻击领袖和干部,挑拨党群关系;3、攻击三面红旗;4、诬蔑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5、配合扩张主义分子攻击我国外交政策。
    
      在历次批判运动中,黄的态度极不老实,一直想以「头痛」、「思维混乱」、「记忆不清」等手法蒙混过关。他对自己问题的严重性毫无认识,他说甚么「不是反对人民公社」,是「自己糊涂」。支部几次找他谈话,叫他好好交待问题,认识问题的严重,但他每次都是说「没有信心改造」,「想去当和尚」,又说「改造最好是劳动」,想以此否定对他的批判的意义。他又说:「我脑子里没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概念,有的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西」。在批判过程中,支部曾多次找其谈话,但他仍执迷不悟,毫无悔改之心。
    
      根据上述事实和黄美琦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黄美琦是怀著地主阶级对无产阶级强烈的阶级仇恨,他的很多问题已经超越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实在是大是大非问题。黄美琦又顽固地不接受改造,实属反动派的「硬骨头」。因此必须对他做严肃的处理,以便对他进行彻底的改造。我们同意上级党委对黄美琦的处理意见;划为右派,保留学籍,劳动察看。1
    
      黄立众被开除学籍则是在1960年6月,「我校哲学系四年级学生黄美琦(男),因一直坚持反动立场,怀有深刻的阶级仇恨,无培养前途,于1960年6月经校长批准开除学籍。」2
    
    (二)黄立众的母亲解释黄立众被开除学籍的原因
    
      关于黄立众被开除学籍的原因,笔者曾走访黄的表弟徐伍荣,徐听黄立众的母亲(已去世)说,当年她儿子班经常上政治课,讨论国家大事。班上同学们经常就当时党在农村实行的政策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食堂、农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讨论,以黄立众为代表的农村派学生极力批驳城市派学生认为农村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直线上升,已达到小康水准的谬论,遭到城市派同学舆论的围攻。以后,在每次的讨论过程中,黄立众都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和亲身体验,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无奈他的观点跟不上当时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与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虽遭大多数同学和老师的攻击,以及一部分好心的同学和老师的善意劝解,但是他就是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最终受到打击,被开除团籍和学籍。
    
    (三)黄立众自述被开除学籍的原因
    
      关于黄立众被开除团籍和学籍的原因,黄立众自己则说:「在反右斗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出了新的战斗号召,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全国上下一片热气腾腾。为适应这一形势,党中央及时提出『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怀著一颗与一般同学不同的心情,欢欣鼓舞地投入到农村,当时我身上还带著恶性疾病。真没想到有那么多同学在农村,无论社员群众、男女老少同我真是鱼水相融,无所顾虑地畅谈。我感到干部身上的缺点,严重地妨碍著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我在小组会议上提及某干部态度生硬,工作方法简单时,不知为甚么这些善意的探讨,却遭到嫉恨的对抗。于是我想假期回家探亲换一下这沉闷的空气。谁知道回家成了我的灾难。安徽情况比河北更糟,怨声载道,骂声冲天。这里说饿死人,那里说吃四两米。回到学校学习讨论时,我就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农业方面,有个别地区却有问题,如安徽出现的饿死人现象』,但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接著陆平校长又把我开除了。系领导宣布我离开学校,不到一个小时,我被押上火车。」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黄立众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条件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如实地反映农民和农村的真实情况,更重要的是对党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评头论足,提出批评意见,在那以言获罪的年代,其被开除学籍以至获罪也就不可避免了。另外,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政治部保卫科薛安义1968年7月17日《关于黄美琦开除团籍、学籍原因等情况》证明材料中说:「黄因写反动黑诗,思想反动,攻击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运动,说甚么庐山会议不应该反『右』,应该反『左』等谬论。黄在57年反右倾斗争中也不好,黄绝不是因为他反对陆平及教育制度而被开除的。」41960年6月16日,经北大人事处决定和校长批准,黄立众被开除学籍。
    
    二 黄立众组织「劳动党」暴动的社会背景
    
      1958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大刮「五风」,对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无为县县委曾两次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偏差,但由于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整顿结果反而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5严峻的现实,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党员和群众纷纷向中央和省委上书反映情况,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1959年7月4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到无为县基层进行社会调查,发现社员劳动强度过大,口粮供应偏低,社员面呈饥色,浮肿病患者普遍存在,妇女子宫下垂特别多,年轻妇女几乎都丧失了生育能力。广大群众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及时向省委、省人大常委作了汇报,提出立即停止蛮干,提高群众口粮供应标准(每人每天不少于1斤原粮)。为减少浮夸风所带来的虚假及吃食堂所带来的层层克扣行为,决定把口粮按人口直接分配到户等应急措施,责成县委认真纠正「共产风」,并提出「三还原(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两开放(集体鱼塘开放、自由市场开放)」等应急措施,给无为县人民生活带来转机。6
    
      但是,这场被无为县人民称之为「张恺帆大闹无为二十天」的改革只进行了20天,反右倾斗争就接踵而来。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张恺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7。
    
      由此,张恺帆被安徽省委定为右倾分子,一大批党员、干部、群众受到种种打击,59年7月,全县有92人因对张恺帆反映「浮夸风」问题持支持态度而受到斗争和处分。59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张恺帆受到不公正对待,被关押200多天,全县有28741名干部、群众遭到批判。8从而使刚开始纠正的「共产风」在无为县又刮了起来,「左」倾路线又占了上风。
    
      据笔者走访调查得知,当年张恺帆被打成右派后,地方干部不仅将社员从张恺帆改革后的口粮标准(每人每天1斤原粮)恢复到张恺帆改革前的口粮标准(一家老小,平均不过2两原粮),而且还将张恺帆改革期间用以救济社员的口粮全部分期扣回。
    
      1960年春,由于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加之浪费严重,城乡居民的口粮严重不足,发生了浮肿病,一些地方出现了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的严重情况。9
    
      1960年6月,黄立众被开除回家后,因户口本上注明了开除原因,觉得很没面子,在回家乘铜陵至无为土桥的轮渡上,一气之下,将户口本扔进长江,曾先后去过芜湖、上海、南昌、长沙等城市找工作,均因没有户口证明无功而返,被迫在家务农。
    
      据笔者走访调查得知,黄立众也曾组织社员外流以求生存,但由于地方民兵看管过严,只有6人外流成功,其中包括黄立众的弟弟黄和道。而且当时地方法纪荡然无存,地方干部违法乱纪,任意捆绑、吊打社员和克扣社员饭票,普通百姓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又没有外流机会,许多社员只有坐以待毙,家乡到处都见饿死人现象。正如他后来所交待的那样:「回到家,因户口失落,到处找工作,四处碰壁,于是被迫与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几两米的生活不是人受的,我们县的死亡率就高达27%。于是我就拿起阶级斗争理论,唤起人民群众为自己的生存权作斗争」。10正是这些残酷的现实使黄立众走上了反党反政府道路。  
    
    三 黄立众组织「劳动党」暴动的经过
    
      黄立众从北大被开除学籍回家后,耳闻目睹农村农民生活困难,而且当地农民也经常向他反映地方干部横行霸道,群众生活困难问题,但农民只能是敢怒不敢言,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有责任向上级政府反映群众生活的真实情况,于是调查民情,搜集农村粮食产量、人口死亡数字、口粮标准、干部作风、群众劳动情绪等材料,组织社员上访,向公社反映,要求政府解决困难。由于社员胆小怕事,他自己又是地主成分不宜上访而未果,看到许多农民被活活饿死,其他农民仍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黄立众决定自己组织「劳动党」,想通过暴力途径来改变现状。
    
    (一)积极筹建「劳动党」组织机构,发展「劳动党」成员
    
      黄立众首先发展自己认为可靠的骨干成员,然后利用这些骨干成员筹建「劳动党」组织机构,自己幕后策划指挥,成立特别委员会、党委会和区委会,在区委会下面设立支部和小组。特别委员会负责与各区委员会联系工作,党委会负责审核和批准入党成员名单,区委会负责宣传和政务工作。还计划在当地小村庄建立「自卫团」,在大村庄建立「保卫团」,并从中选拔正规军和游击队,在各村设正、副村长,在群众中发展「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还打算雇用转业军人做军事顾问。由于该案及时被破获,这些组织仅具雏形,有的还在筹画之中,没来得及成立)。
    
      黄立众发展成员的方式是通过熟人、亲戚朋友来发展联络的。先由他自己发展骨干成员,再由骨干成员分别向各处发展其他成员。要求参加者填写入党申请书,也可叫人代写。后来为了加快发展速度,口头报名即算是加入「劳动党」,甚至也可由别人代替报名参加「劳动党」。申请加入「劳动党」的人必须由劳动党成员介绍,本人鉴字和按手印,青年、妇女都允许参加。党费五分、一毛随便给,完全视其本人的生活状况和自愿决定。「劳动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是来自党费,一部分是木匠组成员节衣缩食和卖柴草积蓄的钱。黄立众还非常注重向外地发展,要其弟黄和道利用外流机会到淮北濉溪市发展。其发展原则正如黄立众所说,「要冲破一个集体到另一个集体去,这样全国就像一挂爆竹,编起来就可以一起爆炸」。为了与外地联系方便,在枞阳县、土桥等地建立了联络站。
    
    (二)在「劳动党」组织初具雏形后,黄立众亲自撰写「致全国同胞书」、「关于人民群众就是力量问题」和其他宣传材料,制定「党纲党章」、「惩治官僚主义临时条例」、「入党申请书」和「土地纲领」11,等一系列「劳动党」组织理论,同时编制歌谣,刻写传单,进行宣传,动员社员加入「劳动党」组织
    
      针对当时农民的生活情况,黄立众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谣,,对农民的困苦情况进行宣传,如「政府说得都好听,口口声声为人民。我农民实在难忍,哎哟,哎哟,我农民实在难忍;四两米稀饭照见鬼魂,浮肿病到处流行,田里草长得比人深。一亩七斤、八斤,哎哟,哎哟,一亩七斤、八斤」。在田头地间向当地社员宣传参加「劳动党」的好处,如妇女一天只干8小时活,月经期不下地劳动。对农民说目前的困难不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应该得到救济。并引用黑格尔的话说:「人民是大地之王,一切政党,其理论政策都是人民的工具,当它丧失了工具作用时,人民将它一脚踢开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他说目前的困难不仅仅是下面的官僚主义的错,这还是上级党的错。告诉群众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活动。
    
      他还向「劳动党」成员说,这个组织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没得吃,我们就要想办法,想偷的办法,偷不著,放一把火,一起来抢。据笔者走访得知,黄立众本人和当地群众尽管有这种想法,但是由于民兵看管过严,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只不过是群众在饥饿的驱使下一种莽撞的想法而已。他还讲饿死了许多人,以后找公社算账,去惩办那些吊、捆、打、骂社员的官僚主义干部。
    
      除此之外,「劳动党」组织还购买油印机,刻写标语、宣传单,其标语和宣传弹内容有「还我民主」、「还我自由」、「反对打人骂人」、「反对夜间干活」、「要吃饱饭」等。要求解决群众粮食和冬天生活问题,要求增加粮食,改变粮食政策。
    
    (三)欺骗群众,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和混乱局面
    
      为了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利用社员想摆脱困境的迫切愿望和大多数社员的愚昧无知及农村中的资讯闭塞状况,黄立众说自己是北京大学派下来成立「劳动党」的,他是三县调查员,下来调查农村群众生活的,上面有彭德怀领导,省里有张恺帆领导。为了煽动群众的情绪,制造恐慌气氛和混乱局面,「劳动党」还利用当时国际形势和大陆同台湾的紧张关系,大肆散布谣言,如「毛主席不爱人民,人民饿死完了」,「美国很快就要同苏联打仗了」,「国民党飞机送粮,在襄安(无为县属下的一个镇)丢了兵,在福建丢面粉了」,「飞机来了不要怕,不是丢传单,就是丢面粉,不是丢饼子,就是丢红糖」,「上海活动了,南京活动了。飞机运粮到景德镇,还丢灰面」,「劳动党爱人民,共产党不给人吃」,「福建被台湾打过去了,上海、南京爆炸了,台湾飞机炸的」等等。尽管没有资料表明是黄立众亲自杜撰、传播和散布这些谣言,但有资料证明,确有「劳动党」成员在传播和散布这些谣言。
    
      谣言能够引起恐慌,自古以来,好事者和叛乱者都希望利用谣言来制造恐慌和社会混乱,以达到其目的,「劳动党」组织亦然。
    
    (四)积极筹备武装力量,制定暴动计划
    
      在发展武装方面,1961年元旦,黄立众利用熟人关系到无为县县城大量搜集、侦查无为县城军警布置情况,以及县公安局、民警二支队人数和武器种类等军事装备情况。曾动员土桥公社民兵教员潘荣明,让其答应在暴动时,利用职权将土桥公社民兵使用的一梃机枪和三十六支步枪全部献给暴动人员使用,并打制一批刀矛。如果武器不够,一旦暴动发生后,就有甚么用甚么,如在田里做事手里拿著锄头,就用锄头,拿著鍁就用鍁。暴动时,一家老小全部上。同时准备在暴动时,散发传单,对解放军进行思想宣传,企图让解放军掉转枪口。
    
      暴动的时间确定在61年春节,黄立众开列了将要杀害的地方干部名单。布置徐长松抢夺临湖大队枪支,借木匠组作掩护特制八把斧子作为杀人武器,又召集焦兆祥等12人成立突击队,准备以500人攻打生产队、大队和昆山公社,以500人攻打普济墟农场(今属铜陵市,为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劫夺犯人,扩大暴动力量。两支队伍汇合后再攻打无城,入山(大别山余脉一直延伸至无为县西南境内)展开游击战争。其计划周密而详细。正如黄立众后来所交代的,「原准备发展到一百万人才暴动,本来发展特别快,发展的社会条件非常好。可后来社员要求快点暴动,我打算将人数缩小到15000人才行动。准备足够力量全面行动,首先建立政权,建立武装斗争,将公社干部监禁起来,对那些罪大恶极、贪污腐化干部不客气,实行饿死政策,并建立自卫队来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对人民解放军采取说服办法,讲清我们不是造反,而是没有办法,来瓦解人民解放军······」12
    
      由此可知,黄立众组织的「中国劳动党」,组织严密,纲领明确。至破案时,不到3个月时间,共发展成员119人13,散布当时牛埠区昆山、汪田、民权、湖陇、练溪、洪巷6个公社和湖陇镇,波及无为、枞阳、濉溪三个3个县、市。从其成员构成来看,有地主11人,富农3人,坏分子3人,土匪1人,伪三青团分队长1人,地主子弟9人,小刀会会员1人,兵痞3人,被清洗干部12人,被开除学生1人,共45人,占该案成员总数38%。基层干部中少数政治上动摇的分子,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其中有木匠组组长1人,生产组长2人,民兵干部5人,社办工厂车间主任1人,生产队会计2名,共11人。其中还有共产党员2人,共青团员5人,基干民兵8人,普通民兵37人。这个组织共有骨干分子28人,包括主犯1人。其中有三青团分队队长1人,地主子弟5人,被清洗干部5人,计11名,占骨干分子总数39%,其他皆为农民。14其参加人员社会成份的多样性,涉及面之广,在秘密状况下,短时间内参加人数之多,甚至还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也正说明了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四 黄立众组织「劳动党」暴动案破获后的结果和影响
    
      以黄立众为首的「劳动党」反党反政府案件被破获后,在无为县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劳动党」组织和成员受到无为县政府和公检法部门的沉重打击和严肃处理。经无为县委拟处,芜湖中级人民法院(当时无为县隶属于芜湖地区,后改隶属于巢湖地区)同意,判处黄立众死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吴舜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人有9人被判3至7年有期徒刑。
    
      黄立众本人自入狱后,无为县人民法院曾多次组织法官对其进行审讯,无奈黄的政治理论修养太深,常常针贬时弊,慷慨陈词,始终不肯认错,并在狱中组织号犯,冲击监狱,写「反动黑诗」,如(1)五言:「饿死千千万,家家无鼠粮。感时天落泪,悲来风癫狂。大道埋枪炮,羊肠伏虎狼。何当再北上,奏本给太阳。」(2)焦面诗:「一步一陷井,井井埋活人。先生教学生,为民要忠诚。饿死千千万,为何不动心?」(3)菩萨蛮:「铁幕难买自由贵,青春誓给人民累。饿死地灰悲,遍野尸骨堆。今朝还杀人,龙心何时碎?莫学秦始皇,快获真舜尧。」
    
      此外,还利用节省下来的草纸来记写他的思想。经狱警多次教育而仍不悔改,再以装疯卖傻以求保释出狱,继以绝食、自尽以示威,坚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写信给毛主席,要求狱中领导代其向省和中央上诉,自1961年至1970年在无为监狱关押期间,其生活基本如此。
    
      此后,随著政治形势的发展,在深入调查「劳动党」案件的过程中,对「劳动党」组织的审查和处罚力度也在加大。197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无为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刑事判决书(62)刑字第27号判决书判决首犯黄立众死刑,立即执行;判处主犯吴舜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同案犯7人分别被判处3至10年有期徒刑;8人被判管制2至5年;9人被判为反革命分子、监督生产;有11人被判为反革命集团成员;有83人不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给无为县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和影响。
    
      首先,许多无辜群众受此案的牵连,遭受打击和迫害。
    
      据笔者后来走访得知,即使那些没有被划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劳动党」成员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地方干部的批斗和迫害,那些被判刑的「劳动党」成员不仅自己本人遭受打击,连他们的家属、亲戚及朋友都受到牵连,据《无为县志》记载,1968年,安徽省无为县牛埠区汪田、湖陇、练溪、洪巷公社和湖陇镇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错把一些人打成反革命组织「劳动党」。这个案件涉及12个生产大队,牵连180多人,关押70人达100多天,造成严重后果。15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其次,在物资极为匮乏的时期,无为县公检法部门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甚至动用军队对该案进行调查、取证、侦破、审理。
    
      第三,「劳动党」组织对昆山乡的生产也造成一定的影响。仅昆山公社临湖大队共6个生产队,就有四个生产队由于参加「劳动党」组织的成员较多,受其影响极深,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劳动力出勤率很低,第五生产队出勤率仅24%,第一生产队出勤率只有22%。16
    
      第四,给当地群众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
    
      该案被破获后,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对于那些参加「劳动党」的成员也没有区别他们各自参加「劳动党」组织的动机、原因和方式,许多「劳动党」成员或是被哄骗而加入的,或是被别人报上名,自己根本就不知道稀里糊涂地加入的,有的人甚至与黄立众根本就未曾谋过面,都因为他们的名字在「劳动党」组织的花名册上,而遭受打击和迫害,前后直接被该案牵连者达180多人,打击面过宽,其中许多人都是无辜获罪。
    
      至于那些「劳动党」成员更是遭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如「劳动党」成员之一的焦水云说:「我被捕后,在当时左倾路线干扰下,法院不以(依)法办案,大搞逼、供、信。历次提审,我总是向法院诉说误入理由,但是审判人员不由我分辩,强迫我认罪。我开口分辩,他们就采取所谓的「革命行动」,讲通俗话,就是动刑。我身上多处受伤,每逢天阴或干重活就发痛······,在证据未实,只凭我上名盖章为依据,判(我)为现行反革命骨干分子,判有期徒刑10年,强迫劳动改造。父母、妻子和子女受苦胜我十倍。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搞得很利(厉)害,帽子、棍子满天飞。他们哪天(每天)都挨骂受气,运动一来,要关就关,要训就训······」(原信字句有误,括弧内为笔者所注)。17
    
      焦水云因饥饿所迫,想改善生活,又盲目轻信,而加入「劳动党」,受到迫害,还情由可原。更有甚者,连那些劳动党成员的子女、亲戚都遭到牵连、批斗,如现为昆山某中学教师程某,曾因其父参加了「劳动党」组织,两次考取无为师范名额都被取消。其他被牵连者则被挂牌游行、劳动改造、监督生产,给当地群众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
    
    五 对黄立众「劳动党」反党反政府案件的几点认识
    
      笔者认为,黄立众组织「中国劳动党」图谋暴动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其主观原因是他勇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为民说话的精神及其对现实强烈的不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份子在平民百姓心目中通常占有重要地位,黄立众在当时的农村,可谓是很有学问的文化人,又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乡亲们信任和崇拜的对象。群众有甚么问题都愿意向他反映,向他征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使他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也曾对当时农村的现实状况进行过调查研究,也曾努力为当地百姓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残酷的现实使他无所作为,特别是他被开除学籍回到农村后看到和亲身体会到的农村悲惨现实生活,当所有想改善现实的努力都告失败后,便产生了对现实社会制度的不满,于是想建立一种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中国劳动党」,来取代他所认为当时已不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愤而走上反党反政府道路,企图用暴力来改变现状。
    
      其客观原因是党的「左」倾政策给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破坏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其中大范围的饥饿问题和地方干部的横行霸道问题尤为突出。从全案角度来看,黄立众等人当时指向的矛头,主要是针对三年自然灾害这段历史时期。出发点是关心群众疾苦,讲的也是当时实际问题,例如他在「告全国同胞书」、「关于人民群众力量问题」和其他宣传材料中所反映的情况。当时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实际情况是,群众听干部的,下级听上级的,地方听中央的。上层所下达的任务,其下级得不折不扣地完成,以致地方干部弄虚作假,谎报产量,国家粮食征购增加,强迫农民卖过头粮。粮食紧张,副食品紧张,同时地方干部克扣社员饭票,吊打捆绑社员都非常残忍毒辣,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许多农村出现了饿死人的悲惨局面。所以,当时社员对地方干部都痛恨之极,在黄立众《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条例》中共有10条,其中有7条规定是针对「五风」干部的,如规定「捆、打、吊、骂、克扣饭票、罚款、贪污腐化及损伤生命财产的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分子,立即就地正法」。
    
      由此可知,黄立众组织「劳动党」,待机暴动,主要是反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极「左」政策,对「五风」干部不满,为群众说话,其组织成员大多数又是基本群众和少数党、团员。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方面也是正义的、合理的。因为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干部违法乱纪,群众生活确实困难,加上自然灾害,群众民不聊生」。他之所以不再采取正当的提意见方式,是因为事实上他也尝试过,而当时的现实已阻断了这一途径。他又像是敢为群众说真话,如他在交待中说:「我告诉农民,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衣食温饱的社会主义」,「我认为共产党58年以前都是正确的,以后是不正确的,是冒牌子的」,「我对现政权不满是事实,我建立政权是事实,我认为农村实行责任田,食堂自由与我思想是一致的,我是想反党,我觉得党是搞社会主义的,为甚么搞成这样子?我的理想是从社员生活好角度出发」18。其思想基础反映出他对党的现实不满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他的出发点又是关心群众。
    
      正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法刑三鉴字(82)第107号批复无为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所说:「被告黄立众为首的『中国劳动党』,主要是出于对当时农村受『左』倾政策的影响,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和对『五风』盛行不满,想要改变和改善这种现状,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而且他的主张现已证明有些是正确的,但被告黄立众为首成立的组织是非法的,错误的,原判以反革命集团罪处刑不当,属冤杀,其余被告均宣告无罪。」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但留给我们的教训也足够惨痛。
    
      但是,黄立众撰写的一系列反党反政府政治纲领,成立「劳动党」组织并发展「劳动党」成员,待机暴动,其行为已明显具有反党反政府性质,其方式也是极端的,因为社会主义矛盾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然而他却以秘密地组织反党反政府组织,希图借助暴动手段解决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却是错误的。
    
      由于党内「左」倾政策的错误,造成了当时农村社员生活的极其困难。自古以来,中国农民都有「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饥饿的驱使下,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一经别人鼓动宣传而乘机作乱,也是情理中之事。当然,全国各地当时的具体情况也许不一定都像无为县昆山公社这么悲惨,黄立众案件也只是具体个案,但是全国当时农村农民的饥饿状况,昆山公社的情况虽不能概其全貌,也可借其窥见一斑。黄立众组织反党反政府活动,在短时间内竟有这么多人参加,且有大肆蔓延之势,其原因,即使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去深思。据笔者调查,当时社员对「劳动党」主要抱有三种态度,一部分胆子大的社员一开始就加入「劳动党」组织,并对之坚决拥护,积极活动;一部分胆子较小的社员持犹豫不决、徘徊不定的态度;更多的社员则持观望的态度。倘若「劳动党」组织再酝酿一段时间,饥俄会驱使更多的饥民加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幸的是党及时破获了这起案件。
    
    结 语
    
      总之,黄立众进行反党反政府活动的主观原因是对当时农村中由「五风」引起的饥饿的不满和对地方干部暴行的愤怒,而这些又是当时的「左」倾政策的产物,所以说,「左」倾错误的政策才是黄立众进行反党反政府活动的主要原因。
    
      历史已经过去,但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应该吸取。黄立众反党反政府暴动未遂案件再一次告诉我们做好农村工作的重要性。我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农村的稳定是国家长久治安的前提和保证。目前,我国农村长期以来潜伏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如何有效地处理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长久之计。   
    
    注释
    1
    无为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制案件档案《现行反革命集团──「劳动党」•黄立众》,档号10120,无统一页码,现藏无为县人民法院档案室。
    
    2 同注1。
    3 同注1。
    4 同注1。
    5 无为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无为县志》,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342-343。
    6 同注5,页127。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31-432。
    8 同注5,页28。
    9 同注5,页27。
    10 同注1。
    11 同注1。
    12 同注1。
    13 同注1。
    14 同注1。
    15 同注5,页31。
    16 同注1。
    17 同注1。
    18 同注1。
    
    谢贵平 1972年生,安徽无为人,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新疆塔里木大学文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来源:《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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