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盛产暴君，一定是有原因的


　　在中国王朝轮替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无论是失败的农民领袖还是夺得政权的流氓，不少人都以残酷杀人著称。如果说，在建立新王朝的战争中难免流血的话，那么杀戮普通平民，任何时候都是罪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滥杀平民的暴君？


　　老高按：中国不少作家、影视制作人热衷于歌颂历史上的暴君，这个现象一直让我关注甚至愤慨。以前以为这些人是掌握信息不完全，如果他们深入了解了这些暴君的全部所作所为，看法会发生改变。但后来发现並不尽然，不少人知道得更多了，仍然不改崇敬的态度，仍然尊奉其为“雄才大略”，实在迴避不了其暴行，他们会说“三七开”“在那种环境下别无选择”云云，以及最雷人的理由：“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推动历史进步必须要花代价”。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在中国，“午餐”竟变成高昂的“天价”，“要推动历史进步”，动不动就要投入成百万、成千万甚至上亿的本民族的人命代价？——其它民族也曾有过遭受血腥屠杀的惨痛历史，但是多为异族杀戮；其它国家，本民族互相残杀也不乏其例，但有一起、两起，足以让该民族牢记千年，为何中国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五、百……？
　　对于这些暴君，他是杀人；对于中华民族，则分明就是自杀。中国学者萧瀚注意到这一课题，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的自杀性震荡》，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自古以来，杀人多寡在事实上成为英雄型号大小的衡量标准”，“项羽、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他们领导人民起义并没有错，但他们起义之后，没有一个不是杀人魔或破坏狂。为什么会如此？”
　　昨天曾读到哈佛大学博士、斯坦福大学助理教授潘婕（Jennifer Pan）接受政见团队的访谈《如何用大数据研究中国政治？》，她研究的中心课题就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激励执政者的规则是什么？与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也很有关系。
　　尽人皆知：一个人形成某种性格，必然有其多方面原因，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那么，这些暴君是如何形成他们的性格的？他们在掌管一定权力之后，是什么激活了他们内心嗜血的因子，是什么激励了他们做出最惨无人道的决策？
　　萧瀚做出了他的分析，转载于下，供各位思考。


　　中国历史上的自杀性震荡

　　萧瀚，爱思想网

　　项羽、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他们领导人民起义并没有错，但他们起义之后，没有一个不是杀人魔或破坏狂。为什么会如此？（应该加上毛泽东）

　　——作者题记

　　一、战争与人口

　　不少电视剧导演——甚至像张艺谋这样有成就的导演——热衷于歌颂暴君，《英雄》、《成吉思汗》、《汉武大帝》、《朱元璋》，不一而足。至于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这些历代公认的人渣恶魔（他们往往比一般暴君更凶残），居然在20世纪的中国，一个个奇迹般地咸鱼翻身，成了万众敬仰的大英雄。
　　有必要看看真实的历史，先看以下数据：

　　1、秦末农民战争
　　从西元前195到前205年西汉立国初的十年间，中国从2000多万人口，到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

　　2、汉武帝伐匈奴
　　孝武帝乘其资稸，乃厉兵马以攘戎狄，廓地遐广，征伐不休，十数年间，天下之众，亦减半矣。末年追悔，故下哀痛之诏，封丞相富人侯。昭宣之後，罢战务农，户口渐益。（唐.杜佑《通典.卷七》）
　　武帝伐匈奴延三十三年之久，人口减半。

　　3、更始、赤眉之乱
　　西汉末年，“及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率土遗黎，十才二三。”（杜佑《通典.卷七》）汉平帝元始二年（西元2年），人口数5,959.4978，到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降到2,100.7820，减少了65％以上。

　　3、三国鏖战
　　西元156年（汉桓帝永寿二年）人口5,647.6856万，经过黄巾起义、董卓叛乱、三国混战，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不到757万，一百年战乱，使人口减少了将近90％！直到280年（晋太康元年），人口数才回升到1,616.3863万。

　　4、东晋十六国南北朝
　　南朝464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人口数4685501，至589年陈灭亡时，人口数才200万；北朝525年（魏孝明帝正光年间），人口数3200万，到577年（北齐幼主承光元年），仅仅52年时间，人口数降到2000万，减少了三分之一。

　　5、隋末农民战争及太宗攻朝
　　609年（隋炀帝大业五年），人口数4,601.9956万，到649年（唐贞观23年），没有官方人口数的统计，但按照当时每户平均5.17人，户数300万来计算，为1551万，在唐太宗的励精图治（他也好大喜功打朝鲜）之下，人口数才恢复到40年前的三分之一！

　　6、安史之乱
　　755年（天宝14年），人口数5,291.9309万，到760年（肃宗乾元三年）1,699.3806万，5年时间，损失率将近70％！
　　（上述数据来源于杜佑《通典.卷7》）

　　7、黄巢之乱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时有495.5151万户，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黄巢建立专门的人肉加工基地（叫舂磨砦），以维持军队的食量，据有人简单统计，在整个黄巢战争期间，这个人肉加工厂吃掉的人口数至少在百万以上！这样的变态魔鬼却被某些人奉若神明！
　　（数据来自《历代人口的官方统计数》，http://confucianism.com.cn/keji/show.asp?id=18882）

　　8、宋金、蒙元之劫
　　1122年（北宋徽宗宣和四年）全国人口4,673.4784万，1264年（南宋理宗景定五年）人口数1,302.6532万，不到150年的时间里，人口数减少了将近75％。而成吉思汗及其四个儿子在征服南宋以及整个亚洲的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到底杀了多少人，已经无法统计，只是计算单位肯定得用亿了，但就是这样一个给世界造成巨灾大劫的恶魔，却至今还在被无数人歌颂，是不是希特勒如果成功了，也一样会被赞颂？
　　（数据来源同上）

　　9、元末至明初
　　本人暂缺可靠数据，《历代人口的官方统计数》上的数据疑有误，故暂从略。统计数中的数据显示，元末到明初基本上没有人口数的变化，这不太可能，朱元璋的残暴在中国历史上绝不亚于蒙元，甚至可以说是蒙元培养出来的，仅看他在和平时期制造胡兰党案残杀十几万人，就可推断他在战争年代的残暴。

　　10、明末农民战争及清兵入关
　　1620年（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数5,165.5459万，1651年（清顺治8年）1,063.3326万，减少了80％！无论李自成、张献忠还是清兵以及汉奸、明朝的官兵，他们都在屠杀人民！

　　11、太平天国
　　根据《历代人口的官方统计数》，1844年（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人口数41,944.1360万，1887年（清德宗光绪十三年），人口数37,763.6000万，在43年时间里，人口减少了4200万，而太平天国发生的时间是1851年到1864年，所以上述数据无法真实反映。有人做过非权威性统计，在这14年里，人口减少2.3亿！聊备一格待考。

　　本文所用数据都有具体依据，但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言，这些数据并不准确，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在一齐作用：瘟疫、疾病、正常的死亡以及非战争因素的其他非常规死亡，等等，但即使扣除这些因素，以及数据本身的水分：例如统计人口时的缺漏，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战争对历史上中国人的频繁灭绝。
　　这样的现象，确实很难在世界历史上其他国家找到，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历史上经常性地发生这样的巨大灾难，这样的灾难会不会继续发生？如果可能继续发生，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

　　二、“英雄”们的烧抢屠戮业绩

　　自古以来，杀人多寡在事实上成为英雄型号大小的衡量标准，那么，我们不妨看看这些大英雄们到底是什么型号的，搞个排行榜也没什么不可以。

　　（一）项羽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项羽儿女情长的名诗，霸王别姬成了千古美谈，满足着无数男人的英雄美女梦。
　　但历史上的真实项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项羽那些“破釜沉舟”之类的輝煌故事就不老调重弹了，要谈的是他的另外两件大事：

　　1、坑杀降卒20万人
　　巨鹿之战后，项羽乘胜追击，秦将章邯眼见大势已去，率二十万秦军投降。军中折辱降军情况严重，降卒们心生不忿，于是项羽在西进途中，到达新安城（今河南绳池东）时，下令将二十万降卒全部活埋。（《史记.项羽本纪》）

　　2、火烧阿房宫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同上）
　　不过项羽确实具有多重性格，这在《史记》中都有清晰的表现，例如他也有宽容仁慈、虔敬虚怀的一面，但与这两件大恶相比，也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二）黄巢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首“不第后赋菊”是黄巢最著名的诗，如果说从中可见出其豪气、胆气，那么从他后来的行为中，却可以发现他的胆子之大、心肠之冷酷，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可能还是独一无二的。

　　1、滥杀唐王室、公卿豪门
　　黄巢第一次攻入长安后，880年国历12月11日，“庚寅，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资治通鉴.卷254》）唐末诗人韦庄有句著名的诗“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说的就是这件事，它对后来中国的政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2、血洗长安城
　　881年国历10月，黄巢第二次攻入长安城，因为憎恨市民帮助官兵，纵兵滥杀平民，血洗长安：“丁亥，巢复入长安，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同上）。

　　3、宗教与种族屠杀
　　“据阿拉伯人记载，黄巢在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祅教徒，为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卷）

　　4、建立人肉加工基地——舂磨砦，作为军粮来源
　　883年，黄巢军队围住陈州，“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濮、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同上，卷255）另外，《旧唐书.卷214》和《新唐书.卷248》都有类似记载。新旧唐书都说他围陈州300多天，日杀数千人，照此算来，如果日食千人，十个月即为30万人；如果日食3500人，即超过100万人被杀吃掉！范文澜先生秉持阶级斗争论，为了维护黄巢的光辉形象，千方百计地不承认这一许多史书都记载的事实，引人深思。

　　（三）李自成
　　1、残忍
　　《明史.卷319》曰：“性猜忍，日杀人斮足剖心为戏。”攻下襄城之后，“自成劓刖诸生百九十人。”为了使战马凶猛，“剖人腹为马槽以饲马，马见人，辄锯牙思噬若虎豹。”

　　2、屠城及滥杀宗室
　　《明史.卷319》：“攻城，迎降者不杀，守一日杀十之三，二日杀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杀人，束尸为燎，谓之打亮。城将陷，步兵万人环堞下，马兵巡徼，无一人得免。献忠虽至残忍，不逮也。”“陷平阳，杀宗室三百余人。”

　　3、害民、不恤民力、虐待儒生
　　《明史.卷319》：攻下西安后，“自成大掠三日，下令禁止。改西安曰长安，称西京。…大发民，修长安城，开驰道。”“又以士大夫必不附己，悉索诸荐绅，搒掠征其金，死者瘗一穴。”李自成的这些做法在李岩来到军中之后有所收敛，但在他杀害李岩之后，又继续故态重萌，无所自律。

　　4、烧昌平、纵兵京城打砸抢杀，抄国库、临逃之际纵火烧紫禁城
　　《明史.卷319》：进入北京城之前，焚烧昌平入城；攻陷北京城之后，“贼又编排甲，令五家养一贼，大纵淫掠，民不胜毒，缢死相望。征诸勋戚大臣金，金足辄杀之。焚太庙神主，迁太祖主于帝王庙。”一片石兵败后，逃回北京城，“自成至，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二十九日丙戌僭帝号于武英殿，…是夕焚宫殿及九门城楼。”（烧紫禁城时间转换为西历是1644年6月4日）

　　（四）洪秀全
　　成吉思汗在杀人数量上、黄巢在创造人肉加工厂方面，各有千秋，创造世界纪录，那么洪秀全则亦有其长，三人在地狱里若相聚切磋，必能各取所长，大大丰富地狱事业。

　　1、宗教屠杀与反文化
　　天京事变之类的事，大家已是耳熟能详，所以就不多谈。
　　关于这个人的史料，目前争议很多很大，他的最独特之处在于创立邪教，带着一帮疯狂的徒众，全面反对中国文化。太平军所到之处，不但捣毁孔庙，就是关帝庙、岳王庙也在其破坏之列——只是他们亡得太快，来不及渡江砸毁孔林——最后只能让“红卫兵”继承未竟之业，未能拔到头筹，想必天王在地之灵，颇多遗憾。洪秀全痛恨佛教、道教，见道士、和尚则杀。洪秀全不允许人们阅读任何中国本国的书籍，直到东王杨秀清装神弄鬼假扮天父附体之后，说儒家经典有与拜上帝教相通者，儒家经典才获得阅读许可，而且只有经过专门的删书馆删书后，人们才能读到。

　　2、反人伦
　　这个奇怪的政权搞所谓的男馆、女馆，男女分别居住，几乎完全禁绝母子、夫妻、兄弟姐妹接触，即使接触也得特许，而且不得在一起厮守，男女不准谈恋爱，否则即为犯天条。如果犯有奸淫者，还会被处于点天灯的酷刑。至于后来盛传的所谓男女平等，那也就是个哄人的笑话罢了，——太平天国的妇女并没有什么地位。洪秀全的正式娘娘就有88位，其他嫔妃不计其数。除非把他们搞的抓阄配夫妻、女兵参战视为男女平等，否则是不存在什么男女平等的。

　　3、抢劫儿童与妇女
　　太平军每攻破城池，劫掠人口是常事，许多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就在兵民死亡达10万以上的1853年破武昌之际，杨秀清还一次选美就选了60个！
　　不过话说回来，在盘点这些屠夫们业绩的同时，与他们演对手戏的官兵们也往往同样残忍无道，有时有程度的差别，而有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例如黄巢以人肉为军粮，唐将张巡、许远也将一城百姓吃空；张献忠在四川大屠杀，清兵的大屠杀之地遍及全国；湘军、淮军镇压太平军过程中，他们杀的平民未必就比太平天国杀的人少。曾国荃入天京，纵兵杀烧抢掠，也是恶魔。
　　为什么中国历代盛产这类恶魔？也许，只有全面进入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中，才能找到它的原因，寻找可能的答案，而这或许并非只有一点满足知性好奇需求的功用吧。

　　三、内残型政治：自杀性震荡的成因分析

　　像中国这样，短则百年，长则数百年间总要发生一次自杀性震荡，而且来势之凶猛，举世罕见。这引起很多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世界其他国家不是如此？每一次劫难来临之际，都会产生大大小小的暴君？为什么暴君们的暴虐程度常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力？
　　汉文化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成为如梁漱溟先生所谓的早熟的文明。与西方历史相比，3000年前就建立一个统治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政权，确实是一个奇迹。最初的汉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与西方相比更为封闭，这种封闭性使得周边未开化地区缺乏可比较对象，并且能够充分甚至唯一地显示了汉文化的先进性，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汉文化具有高度的辐射力和凝聚力。以至于自秦以后，借助文字统一和科举制两样法宝，雪球滚了1700年，就滚出一个疆域比较稳定的大帝国：满清王朝。更为奇迹的一点是，近代以前，每一次异族的成功入侵，如果不被汉文化同化，就只能做个短命王朝，蒙元统治一百年已经算是命大的，但最终还是烟消云散；满清入关，积极汉化，但最终结果是连满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满族人与汉族人基本上无法分辨。可见近代之前，汉文化对周边少数民族所具有的融化力确实全球罕见。
　　但是，无论这个雪球的核心部分有多大，其本身有许多内在问题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历代自杀性震荡的渊薮。

　　1、家产官僚制与传统型统治的弊病
　　家产官僚制是一种家产制与官僚制结合型态的支配类型，它的特点是随意性、等级性和平等性的结合，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典型状态是皇权与科举制的结合。这种结合导致，官僚制部分不可能是如西方近代来的精确化行政，因此在赋税核算方面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这给官僚腐败创造条件；皇权部分则在官僚群体的利益共同体制衡下，一则无法完全恣意妄为，二则不能贯彻于人民有益的政策。当皇帝个人能力很强的时候，皇室权力往往会比较稳固，官僚制的对抗能力就减弱，如果皇帝在治国方面颇有作为，这时往往国家治理得不错，例如康熙王朝最具有典型性；如果皇帝奉行强势皇权，但治国水平并不高，而且对待官僚和人民都比较暴虐，这时官僚制缺乏有效的抵抗能力，就会匍匐在强势皇权之下，出现时好时差、波动幅度很大的治理状态，例如汉武帝、明太祖都是典型。
　　皇权时代，每一个朝代，几乎都奉行祖制，这种传统型政治是利弊参半的。因为时代会发生变迁，王朝初期立下的规矩未必适用后代，胶柱鼓瑟地治理就会给社会制造灾难。例如，明太祖在胡兰党案之后，立下废除宰相制度的规矩，这给明王朝276年的统治带来莫大困扰，无怪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篇，劈头第一句就是：“有明一代无善治，自高皇帝罢相始也！”相反，宋朝之所以文化灿烂、内政可圈可点，也跟宋太祖立下不许滥杀文臣有关，不然像苏东坡这样的官员兼“公共知识分子”，一百个脑袋也给砍了。虽然并非所有祖制都被后代奉行不辍（例如明太祖立下太监干政者杀的祖制就没能执行下去），但总体而言，历代中国政治总体而言具有明显而强烈的传统型治理的特征。
　　可以说，“奉天承运”的天命论是历代皇权致力于卡里斯玛统治的基础性努力，而传统型治理则是力图将卡里斯玛固化的一种努力，在韦伯提出的三种统治类型（卡里斯玛型、传统型、法理型）中，中国古代的治理中都有，其中法理型却是最弱的。
　　出于皇权自身的需要，中国在土地制度上一直奉行土地皇有制和授田制，在半官僚制的结合下，它导致了土地所有权行使上的二级处分权现象（详见本博客拙作《从土地所有权看3000年中国》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a2c1601000cdo.html），这种二级处分权的直接后果是获得授权的臣民在历经数代统治之后，其土地权利极不稳定，这是皇权本身以及官僚们以代理执行皇权借口侵害人民利益的产物。许多史家都说历代农民战争缘于土地兼并，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基于自由市场的正常的公平交易导致的土地兼一般不会导致农民起义，只有不公平的巧取豪夺式的土地兼并才会导致农民揭竿而起——如果农民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他们为什么要起义？

　　2、集体无意识的侥幸型生活方式
　　《荀子·劝学》篇中有个寓言，说南方有种鸟名叫蒙鸠，他们用羽毛做巢，还用发丝将巢精心编织。但大风一吹，巢就被摧垮，蛋破雏亡，因为鸟巢所依托的是芦苇穗。
　　土地二级处分权就相当于上述的鸟巢依托之所：芦苇穗。
　　古代的土地二级处分权导致了一种独特的权利状态，即权利是不稳定的，当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分自己的地产，没有官方干涉的时候，他的权利是完整的，一旦官方介入，尤其打着类似于“公共利益”这种皇帝旨意旗号的时候，他的权利就要遭殃。
　　然而，权利不稳定并非没有权利，不稳定仅仅是不稳定，它意味着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权利还是存在，而且可以放心行使的。于是，在普遍的大众中就形成一种心理结构，就是侥幸的生活着，只要灾难不直接降临到自己头上，对官府豪强的横行霸道就只作壁上观，而这是普遍的人性，没什么可谴责的。只有当官僚极端腐败，并且联合豪强地主，随意侵害人民，尤其是可能还夹杂着天灾，到了民不聊生的时候，侥幸生活下去的期望被彻底打破时，改朝换代才会开始。
　　这种侥幸型生活还带来几种情况，一是结合祖先崇拜，中国人重视生育、渴望多子多孙，这也是用人口来抵御可能的公权力骚扰以及近邻压迫的重要手段；二是喜置田产，由于农耕社会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土地的非绝对产权，导致了人们对田地的渴望，这变成了一种农业社会下所有人的唯一保障，在政府重农抑商的长期政策下，中国人的投资热情始终集中在土地领域；三是缺乏外拓热情，与西方相比，中国人留守田土，享受天伦之乐的意识大大超过他们，当然，这与中国的地理位置、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以及宗法制都相关。
　　这种侥幸型生存方式，导致人们的两种生活倾向，一种是吃光用光，只看今天，不顾明日；还有一种生活倾向正好相反，除了日常最起码的开支，其他都储蓄起来。前者产生流民，后者产生吝啬鬼。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还有不少商人、乡绅在儒家福利国家思想之下的修桥铺路、赈济灾民的善举，包括政府也经常以平准法调控金融，放粮济民，但如所周知，这些福利之举也常常被腐败官僚侵吞。
　　侥幸型生存方式对社会来讲，最大的弊病则是积累矛盾，拖延解决，以至于最后社会全面爆炸。当侵扰尚未普遍化的时候，未遭侵害的人都只会作壁上观，而不会去帮助弱者。权利的完全剥夺会促使人们为权利而斗争，但博彩式的侵权只会导致侥幸心理，这种心理稀释了人们争取自己权利的强烈诉求，直到当灾难大面积地落在许多人头上，大家都觉得没活路的时候，压抑已久的情绪就会全面非理性地爆发，内战之火也就熊熊燃起。

　　3、从家到国：窝里横
　　中国历代王朝，绝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窝里横。这是一种保守的内守型文化的特点。即使从日常的家庭关系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现象，许多人家，所谓的一家之长的男人，在家人面前摆足了权威，但在对外邻居的关系上却四面讨好、八方玲珑，深怕得罪了人。这样的现象不独古代如此，现在的中国，这样的家庭不也是比比皆是吗？
　　明代中国在这方面可谓典范，三宝太监下西洋，西方人对于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居然毫无军事目的十分惊讶，他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对于明王朝而言，下西洋是为了弘扬国威（有说法是为了找建文帝），摆出一幅和平使者的姿态，然而，看看明王朝对待本国官民的暴虐统治，我们很难得出其热爱和平的结论。可以想象，如果在西洋途中，遇到蔑视王威者，他们还能继续和平？即使像满清这样骁勇善战的民族，在汉化之后，也变得萎靡不振，晚清时代与康熙时代可谓天壤之别。这当然与明朝确定下来的成熟科举制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此处就不多谈了。
　　这种窝里横现象并非所有农耕民族独有，而是与前面所说的土地二级处分权之间关系很大，土地权利的非稳定状态所导致的人们对生活变化的恐惧，对于自己孜孜以求而获的权利失去的恐惧，都使得人们普遍地养成勤劳但不勇敢的人格特征，对弱者蛮横正是怯懦的表现。
　　近代以来，中国在外交上的表现，特别说明这一特点。对于曾国藩的人格，及其理学思想以及他作为晚清忠臣这些方面，我都深为佩服。但是，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的杀伐之心却令人心悸（他作为一个理学家，在自己的日记中也表达了这种忏悔），当李鸿章问他外交策略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字，对待洋人要“诚”。幸好李鸿章没那么傻，不然清朝的外交岂不更加一塌糊涂，他不明白西方的外交政策除了利益，从来没有其他东西——这一点至今也没有什么改观。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中国历代直至现当代一直在延续，对待外国尽心逢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待国人生杀予夺——“宁与外贼，不予家奴”，然而有趣的是，普通国人相应的政治思想结构也是“宁要本族魔鬼，不要外族天使”。
　　人们往往将这些现象简单归因于小农思想，而实际上其主要的心理来源是多方面的。

　　4、人口与资源的冲突
　　在前现代，地域辽阔的中国，往往人口本身就是资源，人口是赋税、徭役的基础，也是兵员的来源，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希望人口多多益善。但是唐杨炎发明两税制之前，人头税也成为抑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即便如此，授田制下的新生人丁可以获得新的土地，依然在促使人口的增长。
　　但是，由于土地的数量有限，地力也有限，在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之下，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土地无法继续承受人口的增长，在这样的情形下，再加官僚的腐败以及各方面综合因素，就会加速人民的全面贫困化。
　　人口膨胀使得科举制中举难度大大提高，人口膨胀使得有限的土地不能养活过量的人口，即使在明代，传入土豆、红薯等易于生长的农作物，却在迅猛膨胀的人口中，其效用被抵消，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未能提高，反而下降。
　　康熙51年，清王朝实行摊丁入亩制，所谓“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在前现代无疑是一项善政，然而，这项政策直接促成了中国人口迅猛增长。康熙51年（1712年）的人口数是2,462.1324万，短短十二年之后的雍正二年（1724年），人口数就达到12,611.0000万，是十二年前的五倍多！120年后，中国人口数就到达4亿以上！
　　即使我们考虑不同时代的种种变量，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历代的严重问题，人多了养不了，人少了百业凋敝，当帝国承平日久，贪腐滋生，而人口却因为和平而增长，到最后，土地不能承受这重力，中国又缺乏欧洲人的那种自由、冒险性格，缺乏殖民心态，于是，削减人口最残忍却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内战就爆发了。

　　结语：暴君人格是怎样炼成的？

　　上述对中国历史的剖析表明，很多方面的因素在促成中国历史区别于西方历史，有其自己独特的原因。
　　中国式暴君人格的产生当然与这一切有莫大关系。
　　秦始皇废除封建，使得汉代建立于平民刘邦——他至少还是个有远见的粗人；东汉建立于贵族刘秀，与西汉较好的地方制度有关，东汉政治可圈可点处亦不少——刘秀所谓的以柔道治国。唐朝建立于贵族之家，这是两晋南北朝庄园制的余芳；五代的混乱是因为黄巢几乎杀绝了唐贵族；宋代能由赵匡胤和平建立这是历史的幸运；而元代的野蛮统治，直接导致了大流氓朱元璋建立明帝国；清代顺治之后之所以在治理上比历代多有可圈可点之处，与清皇室的满洲贵族出身颇有关系。
　　在这些王朝轮替过程中，可以看到的一个共同点是，无论是失败的农民领袖还是夺得政权的流氓，其中不少人都以残酷杀人著称。秦始皇、项羽、黄巢、忽必烈、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洪秀全……这些人不折不扣地都是暴君。
　　如果说，在建立新王朝的战争过程中，难免流血的话，那么对普通平民的杀戮，我想任何时候都是罪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滥杀平民的暴君？
　　如果说现代政治家一般诞生于议会以及法律人群体，那么可以说古代政治家一般诞生于贵胄之家。以中国历史观之，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多有流民出身者，至于前文所谈农民领袖，无论在战争期间还是败亡之际，往往蜕变为杀人魔头，这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相关。
　　前文已述，家产官僚制的支配类型，导致一个后果就是皇权之下的人民，其权利是皇帝恩赐的，全国铺开的官僚制给帝国的稳定带来莫大好处，但是恰恰是这种控制本身，以及尤其是土地的二级处分权，使得人民的根本权利：土地权利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状态导致富户大族也好，平民百姓也罢，只要皇帝要剥夺，他们会立刻倾家荡产。在这样的制度下，那些保有权力的富豪原本没有造反的动力，而有造反动力的底层贫民却由于缺乏政治实践的熏陶、经济的支持和文化的教养，因此缺乏应有的政治家素养。
　　孟子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前一句是对的，后一句显然是“孟”想——中国历代官僚兼知识人基本上缺乏独立精神，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土地的二级处分权就是导致人们“无恒心”的基础原因，在这种缺乏稳定感的生存中，前文说了，大家都生活在侥幸之中，这种心无所住的生存，很难培养恒定信守的理念，却容易熏陶机会主义性格。
　　对于无家无业的人来说，造反就是把全部赌注押下去的赌博，刘宗敏虽然眼见李自成要败亡，但是看到三次卜卦，李自成都能当皇帝，就立刻回家杀了两个老婆，继续跟着李自成，军中其他很多人也杀妻“明志”。（《明史.卷319》）这种情况在古代战乱年代是常见现象。既然他们连自己家里人都可以随便杀戮，那么杀其他人岂不是更无心理障碍了？
　　与这种经济政治制度相伴生的是，中国的宗教没有类似于西方基督教那种一神教的执着，只有附从皇权的儒家、逍遥自了的道家还有被中国化为枯坐斗室或者嘴里念念有词、心中未必有佛的佛教，这固然减少了宗教战争，减轻了宗教迫害的程度，但于国人培养坚定的独立信念和较高的社团道德水准以及团契精神方面却是不利的。孙中山所谓的中国人如一盘散沙，便是这个意思。
　　在战争中滥杀平民，有多重原因，一是农民军如果没有大眼光的人指挥，就会以抢劫为首要目标，这点反衬了刘邦的高明；二是平民作为平民的不可靠，他们可能随时成为手上握有武器的反对者（黄巢血洗长安的原因）；三是缺乏信任导致的对俘虏造反的恐惧（项羽坑杀20万降卒、白起坑杀40万赵军）；四是出于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的考虑，杀人越多，对方越弱（清兵入关的大屠杀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战略性杀戮算是滥杀无辜中稍有“意义”的了）；五是战争激起的人们嗜杀本性难以约束，即所谓杀红了眼，尤其是双方都会出现残酷递增现象，就如残酷擂台一般，看谁更残酷；六是军队为了保持战斗力而对士兵进行的性压抑，导致力比多无处发泄之后的破坏欲无限增强；七纯粹以征伐杀戮为乐（成吉思汗的蒙古兵）八是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的变态心理（例如嫉妒、报复等等，黄巢杀贵族）在战争中释放，这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有；九是因为奉行一些莫名其妙的邪教信念而嗜杀（例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杀和尚、道士、儒生）。
　　从上述分析看，这些农民领袖基本上都出身于底层，是他们暴虐的一个很关键原因。在非民主的英雄时代，英雄是有夺取政权的长远眼光，还是杯水主义？这是决定性的。一个农民领袖，如果缺乏长远眼光，即使开始的时候有人道之心，常常也会随着他不能控制的军队而变得越来越冷漠以至于残忍，刚进长安的时候，黄巢也不想杀人，等到管不住军队了，也就不再约束，至于到最后食人数十万、上百万，这是一个多么迅速地蜕变！这些暴君的共同特点，都是出身低微，黄巢是走私贩盐的；朱元璋出身放牛娃；李自成驿卒出身，好枪棒；张献忠出身贫寒，贩过红枣，当过捕快；洪秀全出身农民，是科场上的失败者，但读过书使他创立邪教。
　　这些人的出身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受过很好的全面教育，即使有夺天下之能，也无治天下之才。就是朱元璋这样做了皇帝的，也依然是个暴虐之君，火烧庆功楼之类的做法都是极端无能的君王才会选择的方法，与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相比，政治才能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从中国历史尤其唐以后，可以看到，一个大的王朝结束之际，如果其本朝难以产生一个杰出政治家，就只能经过很长时间的割据之后，才可能出现改观。宋太祖对于宋代也好，还是对于他本人而言也好，都是件幸事；明朝就没那么幸运；清朝从一定程度上也还算是不错——即使明遗民顾炎武都承认康熙的雄才大略。民间出现的人物，最高水准也就是明太祖了，这充分地说明了家产官僚制下的中国，由于皇家、朝廷完全垄断主要资源之后，无法在民间产生出真正的大政治家。其体制内的人物，也由于其本身的依附性，难以成就其大（例如曾国藩、李鸿章都不敢直接取而代之、改弦易辙），唯有经过割据和动乱的洗礼，才有可能产生杰出人物——如刘秀、赵匡胤。
　　1911年武昌革命爆发，清朝结束，这可能是中国历代大王朝中结束得比较体面的一个朝代，其损失与历代相比几乎可忽略不计。这应当归功于孙中山和袁世凯，也是受西方思想影响之后在中国开出的第一朵花——改朝换代但没有发生大屠杀。然而好景不长……

　　政治家学——尤其是现代政治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这本来是一门极为重要的学问，是政治学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但在中国，对政治家学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虽有20多年前严家其先生的《首脑论》，但是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知道这本书的人都已寥寥无几，遑论推进这一学问，可叹，可叹！


作者：彼德 留言时间：2016-05-03 00:44:05

好文章，可惜此种文章在中国大概要被禁了吧，不然也是被禁边缘，何况推广?


作者：除奸宝刀 留言时间：2016-05-02 18:28:27

你是汉奸还是无知，欧洲历史上的暴君更多。你是一条无知的汉奸狗！中国为什么易出汉奸，个人认为，除了中国人自身的劣根性，如贪生怕死，苟利求荣和自私缺节操外，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中国抗战胜利后没有像法，意等欧洲国家及俄罗斯那样对投降法西斯，出卖国家的法奸，意奸，俄奸等进行血腥屠戮，甚至灭族。当时，国共双方从内战需要出发，对那些卖国汉奸采取为我所用，既往不咎的政策,大量汉奸改头换面分别在国共两政府内当官。这真是遗祸无穷，至今使人感受不到当汉奸的耻辱和应付出血腥代价！另外，不少日伪汉奸带着命案血债和大量财富逃到海外，大陆和台湾政府都没有追杀。而且这些汉奸的余孽卖国更胜他们的老汉奸爸爸和爷爷，有的还公然发文为他们家的老汉奸开脱,竭尽狗力喷粪诋毁国民党和共产党等爱国先烈,污蔑领袖人物，无中生有捏造和颠倒史实，美化西狗和日倭，制造国家分裂，造谣中国政治经济将崩溃倒塌等等。当汉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国外汉奸更是繁冉不绝种！当汉奸不杀，不屠，当法奸，意奸和俄奸被人任意屠戮辱尸和灭族！！对比一下你就知道，现在的大陆内外各种汉奸为什么这么多且不以为耻,如：1，大陆贪官携巨款外逃名曰政治避难；2，轮子说能转五脏六肺生病不吃药，瞎子大嚼民主人权，这些人渣为欧美收留，只为反华之用；3，台毒认日本鬼子为父为爷，港渣英奴更是直接捧着美英大腿喊爹，凡此种种恶心透顶，使所有华人都为西夷耻笑，我辈真正耻于同类。所以，习大大一定要把这一课补上，对国内外新老汉奸进行追捕和严惩，并在各地烈士园旁建新老汉奸名字耻辱柱，一定要让人们对当汉奸痛恨到骨子里。人们，记住这些新老汉奸西狗的罪恶，中国一定会对他们进行清算！！


作者：新天狱 留言时间：2016-05-02 12:30:29


有意思。我倒是认为中国盛产汉奸和太监。。。


作者：马甲 留言时间：2016-05-02 10:36:50

把蒙古人与满清的杀戮同自秦朝以降的中国文化拉上因果关系的意义不大。它们之间不论从文化历史还是自然环境或是生产水平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另外，南北朝五代的时候不但杀戮极其残忍，而且宫廷极度荒淫，那都不是以汉文化为主的时代。

看看日本的历史，朝鲜的历史也都大同小异。所以，东亚人历史上残忍不能仅仅从秦汉文化上找根源。

如果要比，可能应该比这么两个场景：

1）美国的西部片：杀了几个坏人，也要给他们挖个坑埋起来，上面树起一个十字架；

2）东方的古装片：恨不得把敌人挫骨扬灰粉身碎骨还是难解心头之恨。

这样的对比才能真正地告诉你为什么东亚历史产生暴君。

What China Still Has

Michael Lee

宋亡之後無中國，
明亡之後無華夏，
滿清之後無漢人，
文革之後無信仰，
改革之後無道德！

//一位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教授曾過：「中國史上到南宋滅亡就停止了」，人們問他為何？

有人說：“唐宋在日本，明在韓國。大清在中國。為什麼？”

　　今天的我們，絕對是炎黃的恥辱！在罵日本人亂改教科書的時候，我們自己是否也要捫心自問，遠到甲申，近至文革，哪次我們好好反省過？

　宋朝覆亡，崖山海戰中國整個精英階層全部殉國，一脈相承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由此產生斷層，其影響深遠延續至今。…..可以說中國的精英盡喪蒙元之手。此後漢文明再也沒有振作起來，民眾社會的發育，新型商業經濟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創新都無從談起，中國喪失了最好的發展機會。雖然百年後漢人復國成功，但繼後的明王朝還是受到蠻族很大影響，大開歷史倒車，無視生命價值，抑制商業貿易。漢人在遭遇北方騎馬民族的重創後，開始變得保守，其統治階級相比較宋朝統治者而言也更殘暴，此後的數百年，面對外侮，大多數的漢人精神都麻木苟且。

內藤虎次郎 (1866-1934，日本 《支那學"》創始人之一)：「宋代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日本學唐和宋在文化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始」。

謝和耐 (JacqueGernet)：「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

陳寅恪：「宋文化是華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後文化發展的指南，我國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將走上《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的路」。

宋朝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經濟和科技最發達的朝代，也是中國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時代。那個時代，中國佔世界GDP總量要超過一半。宋朝的經濟實力、科學技術和文明程度在當時都是世界第一。對於中國而言，宋朝就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中國的文化這個時候，是一種積極的、開放的文化。漢朝國強，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國文化到宋朝達到了巔峰。宋是中國歷史上最接近現代管理的朝代，中國文化巔峰的時代，隨著宋的滅亡而凋殘。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宋以後，民族最優秀成份基本喪失，存活下來的都是「劣幣淘汰良幣」法則衍生出來的奴化人群，因此宋後社會總是充滿太多圓滑世故的保命哲學。再經歷宋明理學，特別是明代以來的文化自我閹割後，剩下的古老中華文明，基本屬於一種散發著腐朽氣息的文明，雖然古老，卻是戧害著最優秀成份的一種老人黃昏式智慧。雖不無可取之處，卻於歷史大格局深有妨礙。//（網絡轉載）

何清漣:川普現象揭示美國政治“三脫離”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

 何清漣

 編者按：這是何清漣爲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印第安納州初選結果出來之後，共和黨亂了陣腳，一直在慘淡堅持的克魯茲、卡西奇相繼宣布退選，一些共和黨著名人物則明確提出要“叛黨”，其中幾位幹脆聲稱要支持民主黨希拉裏·克林頓。選舉政治以選民意志爲基礎，如今這情形不知應該形容爲精英不了解本黨選民需求，還是應該形容爲基本盤對精英的叛離？

美國政治與媒體精英多層次脫離普通美國人的要求，在2016年大選的提名人之爭中已經顯露無遺。

第一層次脫離：精英階層對普通美國人的生存焦慮失去痛感

美國故事當中最吸引全世界的當然是一些平民（包括移民後代）成爲巨富的故事，這樣的人有比爾·蓋茨、索羅斯、Google創始人布林、股神巴菲特等。有人曾這樣形容美國：這是插根樹枝就能長出一棵樹的國家。美國以中産階級爲主的橄榄型社會結構曾讓中國人努力追趕。

但這些早成爲過去式。今年3月，我在《川普現象背後：美國中産階級在萎縮》一文中，指出川普之所以能夠得到不少共和黨選民的擁護，主要是緣于美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變化，中産階級正在減少。20世紀50年代初，中産階級人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國中産階級家庭的人數已不到全國人口的一半。4月22日，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帶來的警示更強： 2015年全美共有8141萬家庭，全家無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萬，比率高達19.7%，意味著美國每五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沒有人工作。

美國民主黨應付這種狀況的方法就是增加稅收、擴大福利供給，即所謂反貧窮戰爭；共和黨的傳統方法就是減稅並刺激經濟以增加工作崗位。前者被認爲是政治正確，民主黨的票倉因此成了各種弱勢群體的雲集之地。這倒並非是弱勢群體短視，因爲全世界都陷入了一個認知陷阱，認爲支持福利主義的左派較能促進基層福祉、縮窄貧富差距，而支持自由市場的右派則只顧經濟發展，漠視窮人死活。

後來美國學者發現，自從1964年美國的“反貧窮戰爭”開始，福利開支飙升，貧窮率卻停滯不下，基尼系數還從1964年的0.36攀升至2010年的0.44。現實讓一些研究者意識到，社會成員如果對社會福利産生倚賴，將制造長期貧窮，開始嘗試從“認知陷阱”中往外爬。

奧巴馬在當政最初的五年當中，不斷擴大福利開支，結果也不得不在2013年承認，美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2015年11月的共和黨總統初選辯論中，當主持人問最支持自由經濟的蘭德 · 保羅（Rand Paul），貧富懸殊問題值不值得關心時，保羅勇敢地回答：“當然值得關心。哪些地方的貧富懸殊最愈演愈烈？是民主黨執政的城市、民主黨執政的州份、民主黨執政的國家。”

美國與歐洲相比，福利主義的傳統要弱一些，人們對依賴福利度日的消極後果也清醒一些，在降低貧困的手段上，共和黨選民中有七成以上的人反對割富人的“肉”來向窮人輸血。這就是川普在競選中承諾要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不是許諾更多的福利，也能獲得大批低收入工薪階層支持的原因。

第二層次的脫離：在對國際社會負責與本國人民負責之間失去方向

自二戰以來，美國肩負世界領導者的重任，出錢出力甚至犧牲本國人的生命爲世界提供“國際秩序”這一公共品，全世界都是受益者，但咒罵美國管得太寬的國家不止獨裁者俱樂部成員，包括法德等一衆盟友。美國人對此頗有怨言，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認爲，美國政府應該將國內事務置于比國際事務更重要的位置上 。

皮尤調查5月5日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很好地證明了川普支持者與希拉裏支持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區別。根據該報告，57%的美國人希望美國解決自身問題。他們還表示，希望其他國家也能盡最大努力解決自身問題。持這種看法的人，共和黨中有62%，民主黨人中只占47%。與此相關的是：共和黨人認爲敘利亞與中東難民是威脅，而民主黨人則持歡迎態度。

在此需要簡單回顧一下美國外交政策的發展軌迹。

美國立國之後，長期奉行開國總統華盛頓確立的孤立主義原則：“在擴大我們的貿易關系時，美國應該盡量少同外國發生政治上的牽連。”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民主黨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試圖努力改變美國的孤立主義外交原則，1918年他向美國國會提出著名的“十四點計劃”，提出通過建立國際聯盟來實現國際合作和保障世界和平的設想，以多邊主義替代單邊主義的外交政策。所謂“多邊主義”外交設想顯然與美國傳統的孤立主義外交原則相背離，其實質就是大多數西方學者稱之爲的"國際主義"。此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就開始轉向了國際。國聯、非戰公約、聯合國、冷戰，美國的國際責任已經形成了一種傳統。但這種傳統在911之後受到了美國民意越來越多的懷疑。

皮尤調查中心《2013年美國世界地位調查》顯示，美國參與國際事務受到的質疑明顯增加，52%的美國人認爲，美國應該在“國際上少管閑事，讓其他國家自己處理好關系”。在2004年，支持美國退出國際事務的比例僅爲20%；911恐怖襲擊發生後的2002年，該比例爲30%，此後一直穩步上升，2009年高達41%。今年5月5日剛出爐的皮尤調查，這一比例比2013年的52%又上升了5個點。

第三層次的脫離：美國外交政策符合國際期望，但與美國選民不一致

世界各國政要對美國大選的關注從來就不像2016年這樣高。在阻擊川普競逐總統提名人中，就連西方政要都不再持守觀戰的紳士風度，而是直接加入輿論戰，表達他們對希拉裏·克林頓的支持，希望她能夠勝出，並保持美國外交政策的穩定性，延續她當年任國務卿時的美國外交方向。

而川普就非法移民、穆斯林以及外交策略的發言，內有美國政界及外交界人士，外有歐盟與中國朝野的強烈批評，認爲他如果當選，將讓國際秩序卷入曆史性災難。英國首相卡梅倫的發言人曾表示，川普的言論“造成分裂、沒有幫助且根本是錯的”，卡梅倫“完全不苟同”，甚至有英國民衆發起一份“拒絕讓川普入境英國”的請願書，送交英國國會。

不少穆斯林國家也認爲川普的言論特別令人反感，埃及、巴基斯坦兩國的宗教組織紛紛發表譴責言論。印度尼西亞外交部公開表示對川普的反感。中國官方學者與媒體幹脆表示，希拉裏當選，有利于中美關系穩定。更極端的批評是稱“川普支持率長盛不衰，顯示出美國選舉政治的‘娛樂化’傾向”。

其實，世界各國如此，無非是希望美國繼續承擔國際責任，比如有強大的美國軍力，歐盟等西方國家可搭美國的便車，節省國防開支。比如德國在和平環境中不斷提高的福利舉世羨慕，結果是軍備廢弛，德國戰機老舊疏于維修，半數無法起飛。

最戲劇化的場景是各國踴躍趕簽《巴黎氣候協議》的場景。這一由195國于2015年12月12日在聯合國氣候峰會中通過的氣候協議；將取代京都議定書，冀望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趨勢。美國總統奧巴馬雖然簽署與批准了該 協議，但其履行責任卻是下屆總統。希拉裏承諾通過並加強該協議，而川普則猛烈譴責《巴黎氣候協議》。本來簽約期限爲一年，但2016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171國在聯合國總部簽署《巴黎氣候協議》，創下單日最多國家簽署協議的紀錄。各國之所以如此踴躍，是想造成既成事實，讓川普不能改變主意。

但共和黨選民的想法與精英及各國政府的想法不同，希望美國政府多關注國內。川普正因爲其主張孤立主義、反對非法移民、提倡實利外交而備受民主黨攻擊，在共和黨內也飽受排斥。恰恰正是這一點，是川普今年在提名人選戰中備受歡迎的原因。

在傳統媒體主導輿論之時，美國人民這些想法因“政治不正確”而被傳媒有意忽視，沒辦法化成公開輿情。但2016年不同于以往，在2012年大選中成爲重要輔選戰場的Google，以及facebook Twitter等社交媒體主導了選情，成爲衆多選民獲取關于選舉信息的重要渠道。據Google的數據顯示，在今年各州初選開始以前，Google旗下的YouTube上關于候選人和議題的視頻播放量高達1.1億多小時，是CNN、MSNBC和Fox News這些大型電視新聞網所有關于本屆競選報道的100倍。

最後回到一個基本問題：美國總統是美國人民選的，美國政府也是美國納稅人供養並支撐的。美國人民選自己的政府，究竟應該以本國人民的利益優先，還是以照顧國際社會（比如接納難民、非法移民、世界扶貧等）優先？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只能訴諸每一個公民的理性認可。那種認爲“贏了選票卻沒贏得民心”，美國政治中那種堅持精英意志高于選民意志，強迫選民接受“政治正確”的政治觀念，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之後，確實應該認真反思了。

　严复的思想与近代以来中国众多思想家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立场始终是：必须在广泛的社会形态、深层的制度法理、久远的历史文化传承脉络这三者相互贯通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说明中国社会复杂的生命性状，说明泰东、泰西之制度何以截然不同；而这也就是严复反复强调“自然有机体之国家”；“国者，有机之体也”的深意所在。

　　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严复对于中国革新路径的设计也与其他思想家、革命家有着很大的分歧。最为人知的例子是1905年，53岁的严复以开平矿物局讼事赴伦敦，当时孙中山恰在英国，闻严复至遂上门拜访，谈话中严复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则表示异议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严复看到的是，中国社会形态因其深层千丝万缕相联的“有机”结构，所以任何停留在局部、表层和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都不可能有理想的结果，于是在戊戌变法之年他说：

　　近日中西人士论中国弊政者，均沾沾以学校、官制、兵法为辞，其责中国者，何其肤廓之甚哉!中国之不可救者，不在大端，而在细事；不在显见，而在隐微……此病中于古初，发于今日，积之既久，疗之实难，无以名之，名之曰“离心力”而已。

　　因此他对改革路径的设计当然与排满革命者们大为不同，比如严复在辛亥革命之际甘冒舆论之大不韪而指出对于中国的贫弱腐败，汉人与满人同样具有责任：

　　

　　“中国之至于贫弱腐败如今日者，此其过不尽在满清，而吾汉族亦不得为无罪；则其言一出口，必将蒙首恶之诛、公敌之指，而躬为革命之少年与为其机关之报馆方且取其人而轘裂之矣。然而仆亦爱国之一男子，有问于我，必将曰：中国汉人程度真不足，而中国之贫弱腐败，汉人与有罪焉。何则，事已至此，诚不敢爱死而更欺吾同胞也。”

　　而早时他更曾断言：“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

　　这样的视角，当然决定了严复希望通过君主立宪、发展基础教育、提升民智民力民德、以地方自治等方式逐步培养国民运用民权的能力等等一系列长期的渐进道路而使中国走出中世纪，并且也决定了他后来以“保守”的态度，批评中国近代以来疾风暴雨式的政治变革以及相应的政治理念，比如他在1916年的看法：

　　

　　“至于任公（指梁启超），妙才下笔，不能自休。自《时务报》发生以来，前后所主任杂志，几十余种，而所持宗旨，则前后易观者甚众……顾而至于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僴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往者唐伯虎诗云：‘闲来写得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以仆观之，梁任公所得于杂志者，大抵皆造业钱耳……”

　　“（梁启超）自窜身海外以来，常以摧剥征伐政府，为唯一之能事。《清议》、《新民》、《国风》，进而弥厉，至于其极，诋之为穷凶极恶，意若不共戴天，以一己之于新学，略有所知，遂若旧制，一无可恕……今夫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英人摩理有言：“政治为物，常择于两过之间。”（见《文集》第五卷）法哲韦陀虎哥有言：“革命时代最险恶物，莫如直线。”（见所著书名《九十三年》者）任公理想中人，欲以无过律一切之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于最险直线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灾已不可救矣!今夫投鼠忌器，常智犹能与之，彼有清多罪，至于末造之亲贵用事，其用人行政，尤背法理，谁不知之。然使任公为文痛詈之时，稍存忠厚，少敛笔锋，不至天下愤兴，流氓童騃，尽可奉辞与之为难，则留一姓之传，以内阁责任汉人，为立宪君主之政府，何尝不可做到。”

　　

　　可见严复与时局潮流日渐激进的扦格难通，乃出于很深的考虑：社会改革的设计不可能有网尽天下之利的喜剧方案（“非常可喜之论”）；只能不断在痛苦和谨慎的摸索之中，两害相权取其轻（“择于两过之间”）。

　　1945年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说：对于“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的梁启超，几十年以来的评论者总是诟病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将此视为他的不幸；但是在陈寅恪看来，这种批评实为肤廓之论，因为梁启超的“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

　　陈寅恪还把对于梁启超的评价放在中国变革之异常艰难的大背景中，并且引出自己在这环境之下，对于如何选择制度方案的态度转变：“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

　　

　　如果说陈寅恪的悲慨确是有感而发，并且被以后历史证明有其根据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联想到，早在陈氏之前几十年，严复这位对中西社会和文化同样有着过人了解（与陈氏相比，他对于中西制度结构及其法理的探究要深入得多）、同样是与近代以来的变法维新有着血肉关联的思想家，就曾反复告诫过世人，要警惕在“新法之新”催动下得出“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那样的逆向结果。

　　在很长时间里，举世流行的热望始终都是笃信一种“非常可喜”的制度方案如何能够使中国迅速富强，甚至“超英赶美”；所以相比之下，能够看到“如车轮之逆转”之悖论的严、陈等人不仅寥若晨星，而且更落得悲剧性的宿命和无奈。严复这位向中国介绍近代以来世界面目、尤其系统地向中国输入宪政法理的第一人，终其一生反而只能抱着那样“保守”的态度来评价世事翻覆，这可能真像陈寅恪评价梁启超那样，是“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