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走出“制度雾霾”？

FT中文网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张千帆

　　

　　刚过去的“五一”长假，北京、河北等北方地区又被雾霾笼罩。如今北京等许多城市的空气完全是“靠天吃饭”，“风和日丽”再也不可能。因为要空气干净，就得使劲刮风。一日无风，就没有“日丽”了，雾霾立马聚集起来，一两天就能达到重度污染的地步。车辆限行、排污限制、产业升级政策似乎统统不管用。

　　岂止是雾霾，当今许多直接关系民生的问题都是政策“不给力”造成，而政策不给力的背后是制度“不给力”。今日中国问题的症结不是没有新鲜的空气，而是缺少控制污染所需要的发展模式调整；不是没有土地，而是缺少良好的土地制度和管理政策；不是没有教育，而是不合理的招生、考试、教育政策剥夺了人性化的教育；不是没有经济发展，而是缺少将财富和产品公平分配到国民不同阶层的机制；不是没有能干的官员，而是缺少正直、廉洁、对人民负责的官员。归根结底，问题的总根源是我们缺少人民能够参与决策并监督政府的制度，以至不能制定和落实能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政策。

　　我不是说西方没有问题，他们也有债务危机、种族矛盾、恐怖袭击等各种问题，但是西方和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西方面临的是政策问题，有好的制度，但好的制度未必总能产生好的决策者，好的决策者也未必总能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来应对社会问题，偶尔失手甚至会产生所谓的“危机”。但是制度摆在那里，执政失败就要下台，最后在台上的决策者终究会制定和实施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而中国面临的则是制度问题。

　　有人说，好的制度不一定能得到好的结果。这不错，问题是，难道坏的制度才会出好结果？制度决定决策者是谁、决策机制是什么。这种决定作用不是绝对的，但是不绝对不等于不存在。制度和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好制度不是好政策的充分条件，但显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现在有的人为了否定制度的重要性，竟然说日本明治维新本质上不是制度变革。如果明治维新都不算制度改革，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当年美国“黑船”造访日本，把闭关锁国的日本人吓坏了。日本的启蒙“公知”福泽谕吉宣扬“脱亚入欧”，就是因为日本原来学中国文化，但是到了明清，中国已经堕落了，他们找到了更好的学习榜样。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相继照搬法国和德国的法律体制，极为迅速地建立了现代法律体系。现在中国教科书里的法学和科学词汇，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引进的。1889年，日本模仿普鲁士宪法制定了“明治宪法”。

　　中日之间的差距就是在这二三十年之间体现出来。在日本全面吸收西方法治文明的时代，中国还是放不下架子，依然纠结于“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这样的大而无当的形而上问题。直到甲午战败，中国朝野才受到震动，认识到制度改革原来是一道绕不过的坎儿。康梁借此造势宣传，中日之间的根本差距在于有没有一部宪法。这是19世纪末期中国朝野的共识，但今天似乎被彻底遗忘，甚至还有否定明治维新是一场制度革命的显然违背历史常识的说法。

　　和甲午之前的中国一样，今天中国的根本问题首先在于，是否承认制度改革是一道绕不过的坎儿。归根到底，当今中国社会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本症结都会归结为同样的几个关键词，因为制度问题就那么几个。比如说雾霾问题，近几年中国意识到该问题的存在，这是一个进步，但是解决起来不会那么容易。即便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难，在中国更难，因为首先这个问题就不让充分讨论。

　　记得去年柴静制作了一个视频“穹顶之下”，点击量很高。让全民都来讨论雾霾，当然很好，这样能够把雾霾的形成机制、有效的治理方案弄清楚。也许一时实现不了，但首先要把雾霾的来源、可能的对策、涉及的成本都搞清楚，这是治霾的基本前提。西方之所以最后治理了雾霾，首先因为他们有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自由：大家先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了，然后把适当的议员、政客选进去，制定有效的立法并监督实施，所以才解决了雾霾。但是在我们这儿，柴静的视频播了没几天，网上就不见了。如果这个问题说都不让说，解决问题的基本条件就不存在。

　　即便让说，最后大家达成了共识，产生雾霾的“真凶”是什么、如何治理，这个问题也未必得到解决，因为政府未必会制定有效的立法，制定了也未必去积极实施。如果我们的结论是解决雾霾就必须关停并转众多污染企业，政府会干吗？现在北京周边关停并转了不少污染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出了北京，不还是在中国污染吗？关闭企业会涉及很大的经济成本，让已经放缓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直接危及执政基础，所以政府是不会干的。它不会先去碰硬的东西，而是先捡“软柿子”捏，譬如机动车实行限号、限行，甚至传言要把奥运期间实行的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在这种制度下，哪个最好管，先把哪个管起来，但是限制机动车究竟多大程度解决了雾霾呢？给公民交通带来了多大不便、增加了多少成本？这笔账似乎没有算，或也许算过，但至少没有对我们公开，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评判它算得是否合理。

　　问题的根本在于，大众的逻辑和执政者的逻辑是不完全一样的。执政者首先考虑某一项政策是否有利于稳固自己的执政根基，大众则主要考虑自己的生活是否幸福，空气和水是否干净，食品、药品和疫苗是否安全。当然，这两种逻辑没有必要矛盾，但是要做到基本一致，人民必须通过周期性选举选择决策者；如果执政者没有这层压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能保证他们会以大众的逻辑而不是自己的逻辑做出决策。如果决策者的选择机制出了问题，执政者按照自己的逻辑决策，那么雾霾也是解决不了的。

　　雾霾问题涉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选择。上世纪80年代，北京也没有这么严重的雾霾问题。发展了三十年，经济大干快上了，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雾霾只是整个资源环境中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水污染、土壤污染、各种食品污染等等，也都很触目惊心。经济发展速度快是政府的主要政绩，而由此带来严重代价则是我们广大老百姓来承担的。如果发展慢一点，但是发展方式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资源环境，我相信今天中国该有的还是会有，会有电脑，会有手机，会有各种网络技术……但是这种发展的成本、大家付出的代价是不是会小一些？问题是，我们对发展模式并没有选择的自由，执政者替我们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中国模式”原先被奉为一个不可置疑的神话，绝大多数中国甚至外国学者都对它顶礼膜拜。现在出问题了，今天的经济似乎发展到了所有人都不满意的地步，不仅“右派”不满意，“左派”好像也不满意。经济问题在中国还是可以相对自由讨论的，问题是讨论完后没有什么用。即便全社会都形成了一个共识，说我们想换一种发展模式，但是如果政府不同意，还是没有任何办法。

　　政府的决策逻辑跟民众是不一样的，执政党首先要确保经济不能放缓，失业率不能太高，否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当然，民众也很在乎社会稳定，但是“稳定”的定义未必一样。执政者认为，你只要上街抗议就是不稳定，但民众认为，这只是公民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不让表达，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受重视，恰恰会损害稳定。如果我们自己来选择中国发展模式，在自由讨论和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会选择一种不同的模式。

　　土地和产权是经济的命脉，但是现行土地政策当中就有不少不可触碰的红线。一线城市房价这么高，泡沫很严重，土地政策脱不了干系。中国“地大物博”，显然不缺地，我们缺的是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管理政策。比如以18亿亩“耕地红线”为由，不允许农村建“小产权房”。不是说这些红线绝对不能划，小产权房也许也可以受到一定限制，但是限制的逻辑从来没有交代清楚。如果政府有责任回应民意的要求，鼓励全社会讨论并公开某些自己掌握的调查数据，这个问题是不难讨论清楚的，政府的土地管理政策肯定会变得更加合理。在一个合理的土地制度和管理政策框架下，有效的土地供给会增加，京沪等大城市的房价肯定会下降，老百姓对房屋的占有率肯定会提高。这一切为什么没有发生？根本还是因为决策者不是我们选的，民意可听也可不听。

　　最后，举一个和经济也有关系的教育问题。中国教育领域问题实在太多了，各种政策不合理真是“罄竹难书”，导致全国数以亿计的儿童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状态之下。这么说是一点不夸张的。而且跟我们成年人不一样，我们有什么苦闷和郁闷还可以说说，他们连表达和抗议的自由都没有，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因为他们从出生就把这种教育模式当作是一种正常状态。我们小时候放学回家，甩了书包就可以去玩，但是教育“改革”了三十多年，却从小学开始就把每个孩子都变成作业和考试的奴隶。

　　为什么中国的学习那么紧？道理其实很简单，它是和中国优质大学严重供不应求决定的。为什么发展了三十多年，每年都培养了大量的博士，他们教教中小学总是合格的，但优质教育还是如何严重供不应求呢？这是国家用计划模式来管教育造成的。以前搞计划经济，中国穷成什么样？市场经济改革后，物质供给不缺了，但是中国还有最后一个雷打不动的计划堡垒，那就是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只要实行计划模式，供给就必然受到极大制约。管什么，必然缺什么；把高等教育管死，必然造成优质高等教育稀缺。优质大学少、考生多，高考压力能不大吗？高考压力一层层压下来，导致了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甚至幼儿园，中国儿童从1-18岁全都成为严重畸形的应试教育受害者。

　　其实，要改变这种教育模式并不难，放开高等教育就基本解决了。废除大学的三六九等，让国内大学自由发展，让民办院校和国立大学平等竞争，让供过于求的国际知名教育机构自由来中国办学，让耶鲁、哈佛、牛津、剑桥多到国内开分校，多造几个北大、清华出来，升学压力不就大大减小了吗？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但为什么还是不做呢？无非是决策者出于某种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不想做，最后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反而管了。你说多了，他不高兴，就可以封杀你的言论；许志永等人组织随迁子女家长去教育部、北京市教委抗议，要求落实“异地高考”，还可以把人抓起来。以这种方式“管理”，中国教育就和雾霾问题一样解决不了。

　　2012年底，新一届政府刚上台的时候，国内曾有几十位知名学者给政府上书，提出了六点改革建议，包括政治、经济与法治改革。现在看来，经济与法治改革似乎在往前走，政治改革却不进反退。但没有政治改革，中国就走不出雾霾，因为雾霾之所以这么严重，正是因为经济改革走偏了；经济发展之所以走偏，正因为政治制度改革没有跟上。

　　政治改革主要有三点：言论与新闻自由、党内民主与党政分离、基层民主选举。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譬如党政分离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的口号，后来再也不提了。现在则是党政一体化越来越严重，党内集权也更加厉害。但是某种制度长期得不到实现，并不表明它就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些基本制度是各国长期摸索出来的治国规律，中国也不能例外。拒绝这样的制度，我们就不仅制定不出应对社会问题的有效政策，而且还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各种社会问题，今天一个雾霾问题，明天一个疫苗问题，后天工人大规模抗议企业欠薪……不仅人民深受其苦，而且执政者也应接不暇。

　　如此昭然若揭的制度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视而不见，但某些知识精英因为制度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说多了可能給自己惹麻烦，就把它们包装成“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好像这样一来，缺点就成了优点。可惜，雾霾不会因为“易容术”而消失。如果不诚实面对实质问题，那么各种投机取巧的逃避迂回终究只是自欺欺人、贻误时机。

　　在所有制度中，言论和新闻自由尤其重要，因为这个问题不只是取决于政府，更取决于我们自己。当前中国左右撕裂严重，其实没有必要相互打个你死我活，尤其不要把政府卷进来，除非对方构成诽谤或严重侮辱。不要以为政府站在自己这边，就指望通过国家去管制对方的言论，甚至给政府“递刀子”。毕竟，国家不是你家，不可能随时为你所用。专制必然是人治，人治必然是任意的，今天可能站在你这边，明天觉得这样对他不利，就会改变方向。“文革”对所有中国人都是一大浩劫，但死得最多的不还是红卫兵“造反派”吗？因此，让政府来干预言论，对谁都是很大的危险，也许目前对“右派”风险更大，但是对“左派”也绝不是没有风险。

　　既然如此，左右双方尽可以自由交火，也可以在政府那里兜售自己的主张，但是不要指望政府来管言论。如果左派想利用政府来整右派，右派有机会也想利用政府来打左派，那么双方谁都摆脱不了因言获罪的命运。只有双方达成共识，尊重对方的言论自由，才有可能让政府尊重我们自己的言论自由。

　　中国雾霾的源头是“制度雾霾”。如果不进行政治制度改革，中国永远走不出制度雾霾，也就别想走出大气雾霾。

为什么是刘邦得天下而不是项羽？

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他能平定天下，取得巨大的成就，固然有很多原因，比如他善于用人等等，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为人大度，心胸豁达，颇有雅量。

　　雍齿是刘邦的同乡好友，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但是，雍齿是个卑鄙小人，曾多次陷害刘邦，有一次差点让刘邦送了命。刘邦非常讨厌他，多次在公开场合点名批评他。

　　公元前206年，刘邦成为皇帝后，大封同姓亲友以及自己喜欢的人、合得来的人，像雍齿这样的人当然是没份的。一天，刘邦偶然听到有人在私底下发牢骚，对分封表示不服。刘邦就去向张良讨教。张良沉思片刻，说：“陛下你想想，你平时最恨谁？”说罢，俩人相视一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雍齿！”于是，刘邦马上采纳了张良的计策，封赏雍齿，并决定与雍齿的恩怨就此了结。不仅如此，他还改正了之前的做法，不仅仅分封自己的亲信。

　　最恨谁就厚赏谁，这样让所有人都有得赏的希望。这一招果然厉害。消息一宣布，顿时砸开了锅。明眼人一看，马上明白，刘邦是在笼络人心，但是，不得不对他的胸怀宽广刮目相看。没有度量的人根本听不进别人的劝。所以，先前脸红脖子粗着急的那些功臣们，全都欢天喜地不急了，心宽了许多：雍齿都封了，还忘得了我们？

　　按说，雍齿对自己不仁不义，刘邦根本没必要封他，而且，给自己的死对头分封，这一关很多人迈不过。可这，在刘邦都不算事。他气度非凡，雅量空前，在大汉开朝的困难之际，果断给雍齿分封，赢得了人心，为日后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同样的情况，刘邦的老对手——项羽，他却做不到，以至于埋下了祸根。

　　项羽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英雄豪杰，22岁起兵反秦，27岁成为分封十八路诸侯的西楚霸王。项羽的英勇盖世，绝非刘邦可比。至于领导艺术，项羽也是运用地炉火纯青。天时地利人和，哪一样他都不缺，可这个铁血柔情的汉子，最终却无法成就霸业，当不了皇帝。有人说，器小是一剂毒药，要命的是，项羽偏偏服了这剂毒！因此，纵然他英武强悍，也无济于事，无力回天。

　　好多人一定不会忘记著名的钜鹿之战。在战斗进行到关键的时刻，项羽下令把所有船只凿沉，所有锅碗砸掉，所有帐篷烧掉，只带了三天的粮食，以大无畏的精神鼓舞全军奋勇前进。正是在他的高超领导下，楚军异常神勇，犹如天兵天将，终于大败秦国，锁定胜局。

　　能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不得不提到项羽军中的一个小水兵。当时，在渡河过程中，大家都疲乏至极。这个水兵不满18岁，很是幽默，气场十足。虽然身负重伤，自己还需要人搀扶，可他很会调节气氛，会鼓励人，极其善于做思想工作。讲段笑话，唱句小调，打个拍子，喊段口号，十八搬武艺齐刷刷秀了出来。由于受到他的感染，士兵的情绪大为提振。上岸后，项羽专门派人找到小水兵，感激涕零地对他说：“你是有功之臣，将来一定好好赏你！”

　　后来，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后，定都彭城，于是开始分封行赏。他耍了个花招，表面上看去论功行赏，实际上却是对原诸侯势力进行重新组合。分封的时候，他不论功行赏，跟自己关系好，他就封个大的；跟自己关系不好的，他封个小的。这时，有人提醒他，是不是该嘉奖钜鹿之战的那个立功水兵？可项羽做出很犯难的样子，其实心里是舍不得放血，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让人寒心。不仅如此，即使不得不赏的诸侯，项羽叫人铸了印后，却不舍得发下去，天天拿在手上把玩，直到把方印磨成了圆印，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人们终于发现，项羽这个人表面上慷慨待人，其实却小肚鸡肠，立了功却不愿意赏赐。将士们打了胜仗得不到奖赏，攻下城池也得不到封爵。平日里称兄道弟，礼贤下士，满满都是情怀，可真到该奖赏的时候，却由吝啬君掌控，完全是小器之人。因此，好多人纷纷离开他，追随刘邦去了。

　　垓下之战，项羽在乌江边被团团包围，落得英雄末路，他放眼望去，心下不由一惊，满眼刘邦的部将怎么自己昔日旧部？

　　

　　

　　生活就是这样，成功可能需要很多因素，可失败有时仅仅一个因素就注定了。刘邦的雅量与项羽的小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他们才拥有自己不同的人生。

　　电视剧《女医明妃传》剧照，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左，霍建华饰）北征瓦剌惨败，受伤后与女医谭允贤（右，刘诗诗饰）互相扶持度过一段艰难时光。这段历史被称为“土木堡之变”，也正是夺门之变的前因

　　文 | 押沙龙

　　《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3月下（微信号：gjrwls ），原标题《皇权强大到极致反而不堪一击 夺门之变：中国历史上最怪诞的政变》，有删节，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夺门之变”中的主角明英宗，可说是历史的异数。在他之前中国也有过好几位下台后又复辟的皇帝，但他们大多是因缘际会，稀里糊涂地下台，稀里糊涂地复辟，无非在大时代的浪潮里随波逐流而已。可是明英宗不同，他先作为一个皇帝统治了14年，然后他做了1年多的瓦剌俘虏，7年多的皇宫囚徒。一夜之间，他靠着夺门之变，拿回了自己的皇位，接着做了8年的大明天子。这种经历在中国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夺门”本身也充满了不可思议之处。明朝皇权是前所未有的强大，可是一夜之间，皇帝就变成了囚徒，囚徒就变成了皇帝。为什么明英宗成功了？为什么景泰帝失败了？为什么没有人能够阻止政变者？为什么士兵们放下了刀枪？为什么手握兵权的于谦束手赴死？这说明了皇权的脆弱，还是皇权的强大，抑或强大和脆弱本就是一体两面呢？

　　兵不血刃

　　夺门之变的发生相当偶然。许多因素碰巧凑在了一起，才促成了这件事。如果景泰帝身体健康，夺门绝不可能发生。如果景泰帝的儿子没有死，夺门事件也绝对不可能发生。如果元月十七日早朝提前召开了，落实了太子问题，那么夺门事件也不会发生。但就在这个关键点上，它爆发了。

　　夺门事件的参与者不少，但是最核心的人物只有三个。第一个是武将石亨，他是总兵官、武清侯，担任兵部尚书于谦的副手，掌管着京里的部分团营。石亨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将领，在打仗方面很有一套。第二位是太监曹吉祥。他是司设监太监，也是京里十团营的监军之一。在宫内虽属高级太监，但上头还有好几个领导压着。第三位是文官徐有贞。徐有贞是左副都御史兼算命大仙。他最喜欢占星算命，动不动就要仰观天象，口吐真言，人称“徐半仙”。这位半仙本来不叫徐有贞，而叫徐珵。土木堡之变后，他仰观天象，跑到朝堂上声称“天命已去”，只有迁都可以纾难，结果被赶了出去。从那以后，景泰帝一见他的名字就要把旧事拿出来重提一遍，逼得他不得不改了名字叫徐有贞。

　　

　　景泰帝朱祁钰

　　一个武将，一个文官，一个太监，这个核心班底很有职业代表性。至于他们的动机，无非就是投机而已。在当时，政局看上去有三种走势：干耗着不立太子；重立朱见深为太子；从其他皇室支派里选个太子。但是这几个人却看出了第四种可能：复立英宗朱祁镇。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建立不世奇功，比淹没在人群里吆喝着立太子强得多。就像石亨说的，“若请复立东宫，不如就请太上皇复位，可以得功赏”。政变一旦成功，石亨可以封公，徐有贞可以入阁，曹吉祥可以进司礼监。

　　

　　明英宗朱祁镇

　　政变从开始到发动，不过短短几天。到了后来，也确实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果十六日夜里不发动政变，到了第二天太子之事一旦确定，政变就不可能再进行了。而这时候想放弃也不行了。密谋了一番，又不行动，日后计划泄露出来一样的杀身灭门。那他们拿什么发动政变呢？后来有的研究者还争辩说石亨他们怎么调的兵？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调兵，也调不动兵。没有皇帝的敕书，要想调兵进攻紫禁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各级官军也绝不会服从这样危险的命令。石亨只能依靠私人武装。当时的政变者，至少有三个人拥有私人武装，也就是家丁部曲之类。他们是主人豢养的死士，政府军队不肯干的事，他们肯干。

　　这种力量不可能很大。后来夺门成功了，朝廷要嘉奖参与夺门的勇士。结果冒出来将近4000个领赏的。好像你也帮太上皇夺门，我也帮太上皇夺门，4000人伙在一起，浩浩荡荡杀将进去。其实哪有此事。按照当时的材料推断，参与夺门的只有寥寥几百人，说1000人都夸大了。

　　不过这几百人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些潜在的力量在帮助他们，比如皇太后。政变发动前，徐有贞就要求曹吉祥联系孙太后，取得她的同意。孙太后知道消息后，真的给了他们一份敕书，授权他们带兵入宫。孙太后是朱祁镇、朱祁钰两人共同的嫡母，但是她和英宗朱祁镇关系更好。顺便说一句，明英宗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从史书上看，凡是跟他有过长期接触的人，几乎都很喜欢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她毅然冒险站到了英宗一边。对政变者来说，孙太后的支持将会是无价之宝。

　　正月十六日的夜晚，政变启动了。徐有贞虽是文官，但却是政变集团的主心骨。如今这位半仙又爬上了屋顶，仰观天象，下来以后对石亨他们说：“时至矣，勿失！”可等他自己和家人诀别时，却惶然地说：“归，人；不归，鬼矣！”此时此刻，这帮投机家们都有赴死的准备。

　　这几百人直奔皇城而去。石亨有皇城的门钥。他偷偷打开了长安门，把这几百人放了进去。从读者的角度看，这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长安门的守卫怎么就这么疏忽大意？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事不对劲？这确实有点怪，但那天晚上他们会碰到不止一件怪事。政变者进入长安门后，徐有贞就锁上了大门，把钥匙扔进了水沟里，以防被内外夹攻。石亨等人到了这时已经完全没了主意，一切听徐有贞安排。在徐有贞带领下，政变者接着直奔南宫而去。南宫的大门被关得死死的，怎么敲都没人应。徐有贞下令破门而入。几十个武士抬着一根巨木撞门，另外一些人爬墙进去，从里头砸门拆墙。整个场面一定非常激烈，也必定制造出巨大的噪音。皇宫里有至少几千名禁卫军，可是没谁派出士兵来阻止，甚至也没有人过来问问是怎么回事。从当时的记载看，南宫几乎像是被遗弃了。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他们终于攻进了南宫。明英宗朱祁镇“烛下独出”，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大家俯伏在地，齐声说：“请陛下登位！”我们不知英宗事先知不知道夺门密谋。徐有贞派人跟他联系过，但是到底有没有联系上无法完全确定。如果英宗事先不知道，那他的表现真称得上镇定自若。他毫不犹豫就积极加入了政变。众人抬着他直奔大内而去。在东华门，看门人想拦下他们。明英宗说：“我是太上皇！”一句话就镇服住了看门人。这帮人夺门而过，顺利进入奉天殿。看守奉天殿的武士拿着金瓜斧钺要打徐有贞。这时明英宗再次站了出来，书上对此只记载了两个字“叱之”。一叱之下，武士们马上放弃了反抗。在这个场合下，确实没有哪个武士知道该怎么办。眼前的人是太上皇。看着他坐到皇座上固然不妥，但是对着太上皇脑袋一金瓜砸下去也太过匪夷所思。他们没有从上头接到任何明确指令，就只能站在一边干看着。明英宗坐到了宝座上，开始鸣钟鼓，开诸门，要向众臣宣布自己复辟的消息。

　　天亮了。大臣们本来打算到朝堂上，就立太子的事儿和皇上好好辩论一番，却忽然看见徐有贞站在那儿大喊大叫：“太上皇复辟了！大家快进去祝贺！”没有人挺身而出，质问皇上还在，太上皇凭什么复辟？所有大臣震惊之余，都像绵羊一样温顺，乖乖地走进奉天殿，向明英宗祝贺。那位景泰朝的头号元勋于谦呢？据其子于冕的说法，他听到明英宗复辟后，“徐徐整朝服，入就班行”。他在朝堂上直接被捉拿下狱，最终被斩决于西市。当天上午，明英宗发布谕旨，以皇太后命复登帝位，夺门之变宣告成功。

　　帝国的机器

　　后来很多人都在争论，于谦掌管着京军，为什么他不调动军队进攻紫禁城，平息掉政变？为什么束手待毙？这种说法恐怕高估了于谦的力量。当英宗还没有占据奉天殿的时候，也许还有一线机会。但这个机会转瞬即逝。如果坐在皇座上的是石亨，是曹吉祥，那于谦一定会调集士兵，士兵也一定会服从号令。但如今坐在宝座上的，是昔日的天子朱祁镇。在当时体制下，于谦没有能力发动军队推翻已经坐在皇位上、又有皇太后支持的前任太上皇。夺门事件不合规矩，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法理依据。在当时人们的心中，这是一场政变，但谈不上是一次篡逆。石亨是团营总兵，但他无法调动军队参与夺门；于谦是团营最高指挥官，他也同样无法调动军队推翻夺门。庞大的军队近在咫尺，却只能作壁上观，对景泰帝毫无帮助。至高无上的皇权可以让皇帝显得强大，也可以在关键时刻让皇帝变得脆弱。

　　那么宫内的禁卫武装呢？整个夺门事件中，皇宫里一片沉默，没有任何抵抗。政变者进入长安门的时候，没有人报警；政变者攻打南宫的时候，没有人跑去镇压；政变者奉明英宗一路闯进奉天殿的时候，也没有人受命前去驱赶。所有人就这样站在一旁看着事情发生。这是曹吉祥的功劳？可他只是司设监太监，并没有这么大的能量。问题很可能出在孙太后身上。当皇帝病重的时候，她的身份至高无上，是最有能力让皇宫保持沉默的人。她只需要让宫禁的控制系统停止运转，处于自发状态的士兵就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对付太上皇。那个被一“叱”喝退的武士就是例子。禁卫体系就像一台机器，面对任何可被预测的事变，它都有自动处理能力。但是夺门事件超出了它的自动处理能力。它被设计出来不是为了应对这种怪异事情的。要让它行动起来，需要控制系统的输入，但当天晚上偏偏没有这样的输入。

　　

　　明裕陵，位于北京明十三陵天寿山石门山下，是明英宗朱祁镇与孝庄睿皇后钱氏、孝肃皇后周氏的合葬陵寝

　　景泰帝被遗弃了。他统治着庞大的帝国，皇城外有强大的京军，皇宫内有精锐的禁卫，可是这些力量在关键时刻毫无用处。他躺在病榻上，听到远处钟鼓之声，意识到了发生了一场政变。一开始他迷迷糊糊地甚至认为是于谦造反，当问清楚了是明英宗复辟后，他连声说：“哥哥做，好！好！”他没有试图逃走，没有下敕书调集团营，也没有给宫中的禁卫军发命令。他什么都没做。很有可能一切都太晚了，他也做不了什么了。

　　景泰帝不是一个坏人。他虽然幽禁了哥哥，但终究没有动过杀心，如果换成洪武、永乐那样的人，朱祁镇安有命在？他也不是一个坏皇帝，按照传统标准，他大致还算是个好皇帝。在他统治期间，不仅军事形势得到了稳定，宦官的权力也被大大减小，锦衣卫也不敢胡作非为，史书上对此都是夸奖的。但他也许正因此吃了亏，如果他给予东厂、锦衣卫更大的权力，让特务统治更加发达，夺门事件多半早就被扑灭在萌芽状态中了。试想如在天启年间，夺门这样的密谋怎能逃出魏忠贤老太监的洞鉴？在畸形而残酷的环境下，畸形而残酷的行为往往出于统治者生存的本能。

　　好在明英宗也不是恶毒的人。英宗有很多缺点，但在私人感情上，他富于人情味。他对嫡母孙太后很好，对瞎了一只眼睛的妻子也很好，对嫔妃们也很好，甚至还永久废除了嫔妃殉葬制。那么他对弟弟景泰帝呢？曾有一种说法，认为夺门后，英宗让一个太监勒死了景泰帝。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当时景泰帝已经病入膏肓，太监觉得他活不过10天。但在夺门之后，景泰帝又活了一个来月。而且真要弄死病恹恹的景泰帝，只需要在照料上稍微克扣一点就足够了，也根本用不着勒死他。

　　但是做了这么多年的囚徒，英宗终究有愤恨要发泄。他清算了一批太监和朝臣，其中最有名的是于谦。于谦的罪名是谋立外藩，司法系统的判决是凌迟，明英宗下旨说：“从轻发落。去其手足罢。”这可以说是宽免，却又宽免得如此残酷，背后隐隐能感受到明英宗压抑的怒火。

　　于谦死了。大学士王文死了。几位大太监死了。但是石亨和曹吉祥也没有活多久。他们因为权力膨胀，遭到皇帝的清算。石亨瘐死狱中，曹吉祥被逼到墙角只好孤注一掷，他的嗣子曹钦发起政变，带着一群死士进攻皇城，想要重演夺门之变。结果当然是惨败，全家灭门。

　　夺门之变终究是不可复制的，它是多种因素的巧合，奇异而怪诞。它孤零零地矗立在中国历史上，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诉说着皇权能诡异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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