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国的崛起被国际社会视为是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1]。随着中国在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实力的不断增强，已习惯于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深深感受到这一来自东方的挑战。伴随着对世界现有秩序及国际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忧虑，西方在不断地自问，“西方已经失去了它的优势了吗？”，“西方是否已从顶点开始衰落？”[2]。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也开始在西方世界蔓延开来。

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学者们认为他们应该从历史中去寻求答案[3] 。因为如果人 们能够搞清楚，自十六世纪初（1500）以来，来自欧亚大陆西端的几个小国是如何超越人口众多并更为先进的东方帝国，进而在世界上占有主导地位，则西方就可由此得到启示以应对当前来自中国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西方在历史上为什么会领先？”成为西方社会的精英和学者们所关注的热点。人们纷纷著书立说，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世界历史的了解。

然而，  尽管人们在这个领域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问题的答案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譬如，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儒家传统使得中国社会变得非常的保守，而犹太教和基督教则对欧洲科技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技革命仍处在萌芽状态之时，伽利略根据其精确的天文观察支持并传播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这一新的理论，对罗马教廷由“地心说”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神学理论产生了具有颠覆性的冲击，并由此遭到了教廷的无情打击，连带着哥白尼的著作也被教廷列为禁书。由此可见，这种认为基督教对科技发展有积极作用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4]。其次，中国历史上曾经在科技领域大幅领先西方，说明中国文化中确有对科技发展起积极作用的因素。

此外，近年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种观点认为地理位置和环境是西方在历史上超越中国的主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例如戴蒙德（Jared Diamond）认为纵横的山脉和湍急的河流把欧洲割裂开来，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但也因此激发了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 进而推动了科学和工业革命的诞生和成长。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势相对平坦，使得历史上强势的一方得以击败  各路英豪而实现统一。而统一和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则阻碍了竞争，进而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4],[5]。 但是放眼今日，地理位置和环境基本上没有改变，而地理上仍然处于被分割的欧洲则一直在努力推动其一体化的进程，同时在实力上已落后于幅员辽阔的单一国家美国。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如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科学技术，等等）来解释美国的领先，但如果认为其所具有的地理优势是决定性的因素则不仅和戴蒙德的观点相左，而且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同样，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强势崛起，几亿人脱贫，中产阶级队伍飞速壮大，很多方面已超越欧洲和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自身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2010年出版的《为什么现在是西方在主宰世界？》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轰动。 作者莫里斯（Ian Morris）将视野扩展到人类近一万五千年的发展史[6]，并根据大量的数据建立了一个描述历史发展的“社会发展指数”。莫里斯的工作对人类了解自身发展的历程极具价值，但同时也引起学界激烈的争论[7]。譬如，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一个单一的社会指数是否能够有效地解释和描述跨越一万多年包含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历史。

引人注目的是，莫里斯也认为地理因素是西方在历史上超越东方的根本原因。但和戴蒙德不同的是，莫利斯认为地理因素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可变的。譬如，地下的煤矿对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人们毫无意义，但对两百多年前的人们则意义重大。他认为，欧洲人由于一直倾慕东方的繁荣和富裕，决定奔赴东方以期进行交易  ，不料却误撞到美洲，由此将广阔的大西洋变成了收集财富的干道。而面对浩瀚和未知的太平洋，中国这个东方帝国南下印度洋才更有利可图。如此来看，地理位置无论如何都会使得西方先一步到达美洲，由此开始了主导世界的前奏。十七世纪初开始，新兴的大西洋经济给欧洲带来了新的问题，西方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促成了科技与工业革命。几百年下来使得创造性的思维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莫里斯认为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远低于地理因素。因为任何历史人物的作用不过是加速或减缓了历史的进程，但无法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不仅仅是在政治领域，在科技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如果没有瓦特，同时代很多的竞争者也会很快发明蒸汽机。格雷（Elisha Gray）甚至和贝尔在同一天申请了自己的电话专利。所以说，电话技术无论如何都会面世。莫里斯进一步认为，不同文化对历史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因为如果我们回顾人类过去五千年的历史，你会发现东西方发展的进程总体来讲是非常相似的。不同的文化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也只不过是起到加速或减缓历史进程的作用[8]。

诚然，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莫里斯是对的。过去的五百年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五百年前欧洲的变迁加速了欧洲历史的进程，而中国的文化使我们前进的步伐慢了下来。但是五百年前发生的事件对生活在今日的人们有着深远和重大的影响。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理解的，也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恰恰是为什么五百年前欧洲产生了加速历史进程的变化，而我们则延缓了自己的进程以至落后了。为什么瓦特和贝尔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中国？莫里斯赞同这样的看法，亦即当时整个东方的文化更加趋于保守，而西方的文化变得更为外向和对外扩张，由此造成了西方的领先。如此，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五百年前西方文化更为外向而中国的文化更为保守？也就是说，过去五百年中不同文化如何影响历史的的进程是我们今天所真正关注的，因为它将影响未来的几百年。例如，哥伦布跨越大西洋去探险，其船队和郑和的船队相比犹如是小舢板。从技术上来讲，郑和的船队先于哥伦布近一百年去跨越太平洋而到达彼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心态。哥伦布是跨越未知的大西洋去探索和东方的贸易机会[9]，郑和则是踏上早已熟知的航线去睦邻（实则是以示中国之富强），也因此不会关注太平洋对岸未知的世界。而心态则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因素或许要比地理因素更为重要。而关注历史长河的莫里斯对当今人们关注的热点没有给出答案。

佛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明》一书（Civilization – The West and the Rest）是西方学者另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有关西方在历史上为何领先的专著。佛格森认为，西方之所以在历史上领先是因为他们在六大领域里取得了突破，即在竞争意识，科学，私有制，医学，消费观念及职业道德等领域的发展使得西方超越了中国。这本书采用大量殷实的历史资料为西方文化的演变做了清晰的注释，使得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和准确地了解欧洲历史事件的过程和意义。但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也是当今人们真正关注的热点是，为什么这六大突破没有发生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东方帝国—中国，而是发生在灾难频发的欧洲?

值得指出的是，在当前寻求问题答案的研究过程中，西方学者的视线基本上关注于欧洲历史和文化是如何演变和发展并使其超越中国。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同等重要，即五百年前，中国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或为什么没有发生应有的变化，使得在科技上一度领先的东方帝国被西方超越了，而这也正是长期悬而未解的“李约瑟难题”。

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复兴，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壮大，使得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充满着希望和信心。尽管中国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在需要创新意识的科技领域仍然明显地落后于西方。  但是普遍的看法是，假以时日，中国在科技领域里一定会赶上和超越西方。这种看法自然是基于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飞速发展的历程和事实，亦即由过去的经历来预测未来。需要指出的是，正如西方要了解他们在历史上为什么会领先，中国也需要了解自己在历史上为什么落后了。因为如果不知道自己在历史上落后的原因，则中国很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并被一直在反思的西方再一次抛在后面。

基于这样的思路，作者将在本文中探讨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演变，以及由这种演变而形成的文化特质是如何阻碍了科学技术以及很多方面的发展，造成了中国在五百年前开始的停顿和下滑，导致了西方的超越。作者将进一步讨论，这个文化特质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依然存在? 它在中国崛起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对中国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思考和寻求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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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演变表现在（1）知识分子在读书目的上的改变以及（2）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改变。

（1）读书的目的

历史上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曾经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606 – 1904 ）。这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目的在于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它起源于隋唐，发展于宋代，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在明清时代，通过考试最后阶段的考生被授予进士称号。而获得进士将被授予中央或地方的官职。考试不限次数，落选的考生可以反复再考。据估计，二十五万至一百万考生中才能出现一个进士[1]。竞争激烈的程度可见一斑。  

学习和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在中国历史上早有记载。“学而优则仕”可见于公元前540-400年间的《论语·子张》。在宋朝期间，为招揽杰出人才为朝廷服务，皇帝宋真宗（986-1022）在《劝学诗》中写下了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绝代佳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见读书做官会给有知识的人带来无尽的好处。

从明朝的中期（1450-1550）开始，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和推广，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教科书和考试教材，为更多的有志之士准备考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由于参考人数的大量增加，科举考试对社会的影响也因次而产生了质的巨变，并逐步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学习，生活，和成功的看法及价值观。渐渐地，对中国的文人而言，学习和掌握知识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能在科举考试这一残酷的竞争中战胜对手，进而拿到官位，一举由一个平民百姓而进入上流社会，成为有地位，有财富，和有权力的贵族。逐步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和尊重的人生奋斗目标。

研究进一步显示，科举制度从明朝开始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中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个针对中国历史上二十一个著名医学家所进行的研究发现[1]， 生活在科举制度之前的八位医学家都把行医作为自己的首选。而生活在科举制度初期的五位医学家有四位选择行医为自己的首选职业。可是从明朝开始科举制度进入高峰期，这以后的 八位医学家里有七位首先选择的是参加科举考试去做官。只是由于屡次落选，无奈而选择行医以维持生计。

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体现在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世界观。当时的社会普遍认为，一个人准备考试越早越好。从儿童开始在私塾里的学习完全专注于四书五经。数学是地位低下的商人才学的东西，而科学技术更是被贬为是劳动阶层的需求[3]。从明朝开始，由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大家族充分利用所掌握的资源，在很多领域投资获利。而其中一个重大的家族责任就是为族内最聪明的男孩学习和准备科举考试而提供一切必要的资助[4]。

由于考试不限次数，多少仁人志士为此耗费了一生宝贵的时光。例如，生活在明朝中期的学者罗玘（1447－1519）屡次参考不中[5]，但从未放弃，终于在四十一岁的时候一举中的，考取了进士称号，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成为弘治皇帝的近臣。而当时光来到十九世纪的清朝，对于有高远理想的知识分子而言，能否考取进士仍是关乎其一生成败的关键之役[6]。魏源被认为是清朝第一个认识到中国陷于衰退的文人。1794年出生的魏源从小聪明伶俐，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考取了举人。但随后考取进士的路程颇为坎坷，屡次不中，直至五十一岁的时候（1845）才最终考得进士。

以上的这两位还是幸运的。因为不论如何艰辛，他们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太多的 文人一直考到七，八十岁而不中。很多人一直考到年老体衰，体力上无法再应付残酷激烈的竞争。如此，他们的一生也随之而葬送[1]。此一现象被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宫崎市定（Ichisada Miyazaki）称为“中国的考试地狱”。此刻，当我们再度阅读《范进中举》，应该会对明代社会的状况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当人们讨论科举制度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负面影响时，大部分的焦点都集中在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上。比如八股文的刻板形式以及对四书五经的死记硬背。人们认为这些都限制了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实，更深层的影响是，从明朝开始，通过科举考试而做官已变成了一个为社会所推崇的趋势，由此知识分子彻底地丧失了探索未知世界和开发新的科学技术的兴趣。相反，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考试上。此刻，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人生的成功就是成为有社会地位，有财富和权力的官僚。而这才是科举制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对中华文化产生负面影响的真正原因之所在。这种思想上的转变，这种文化上的演变，阻碍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继续发展，成为中国在历史上走向衰退的因素之一。

接下来，进一步审视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明朝中期开始，中国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更使得中国历史上的衰退变得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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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明朝初期（1368-1450）的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有序而又静止的状态。著名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将其描述成是处于“冬眠”状态[1]。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理想是要消灭社会中的贫穷。亦因此，他治下的理想社会是，家家耕有其田，经济上自给自足。人人安居乐业，不需要为生计而到处奔波。如需要迁移则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秩序稳定。人民拥护政府，政府爱护人民。一幅令人向往的农业社会的美好图卷。与此同时，商业活动在明朝初期也被限制在最低的范围之内，商人的地位被置于社会上四个基本行业中的最底层，正所谓“士农工商”。

从明朝中期（1450-1550）开始，中国社会开始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而由此所引起的文化上的演变直到今天都在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此时理想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正逐步消失，社会中的商业活动逐步增加。人们的兴趣从务农耕作转向如何在竞争中掌握经商技巧和追逐盈利的机会[2]。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对商业活动持正面和积极的态度。由于商业活动的增加，学者也开始探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例如大学士丘濬（1421-1495）就著书支持自由贸易，建议政府少干预市场[3]。这期间，地方政府常常为了当地的市政建设需要筹措到预算以外的资金，因经商而致富的商人也积极捐款，参与到地方的市政建设。 渐渐地，处于社会行业中最顶层的士绅与最底层的商人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开始有人认为，商人也可以成为具有儒家气质的士绅[4]。

 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达，一些新的社会风气也开始浮现。例如，一些有知识而又富裕的士绅开始以各种方式显示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例如出书谈论各类昂贵的珍奇异果之间的差异[5]，而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是不能让人看见他和普通人吃一样的水果。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变得奢华起来。宴席上时常有几十道菜。一直被认为是地位低下的商人也开始和士绅一样穿戴新颖的衣着服饰。人们开始追逐财富与声望而看不起贫贱之人。渐渐地，财富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6]，衣着，服饰以及拥有的诗书成为划分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志，人们开始为了面子和令人羡慕而消费。面对社会的变迁，一些文人开始怀念明朝初期淳朴的社会风气，感叹传统的“士农工商”这样的社会结构和等级观念遭到破坏，并为由儒家思想所主导的道德秩序开始败落而痛心[7]。

当时光来到明朝后期（1550-1644），人们感觉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旧有的观念和社会结构正在瓦解，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中充斥着更多的金钱以及人们内心中表现出更强烈的竞争意识[8]。与此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更加繁荣，人们尽情地追求享乐，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旅游热潮

富裕的社会掀起了旅游的热潮。人们在忙碌之余也开始热衷于参访各处的风景名胜，庙宇圣地，以及各处的建筑艺术。旅游已成为全民性的娱乐活动。每当春末夏初河水初汛之际，苏州和常州常常有来自四面八方百十只游船聚集在河中，击鼓奏乐，好不快乐[9]。 一向被禁锢家中的妇女们也不甘寂寞，杭州西湖周围的山水是她们的首选游览胜地。不仅江南热闹，北方也不寂寞。北京做为首都，更是万众向往。一到正月灯市，热闹非凡，来自各地的人群不下数万，把个京城挤得是水泄不通。到了正月十九日，城里的居民又都涌到城外，畅游西郊白云观，尽情的游玩，并就地野餐[10]。正是在明朝后期，游客徐弘祖（1586-1641）详细记载了他1636至1640年间从扬子江口附近的家乡江阴出发到云南鸡足山佛教圣地的旅程，写就了那本名闻遐迩的《徐霞客游记》。

在那个年代，为了显示自己高于他人的社会地位，一些士绅热衷于收藏各类书籍，尽管其中很多书他们从没看过。还有一些士绅热衷于收集各类形状独特的石头，花上一大笔钱买来放到家中以供欣赏。而另一些富有的士绅则以能够瞻仰各地的名胜美景为荣，并将其冠以“八大景观”，“十大景观”，等等，以此来显示他们见多识广，胜人一筹的文化素质和欣赏能力，将自己和普通人区分开来[11]。 

奢侈的饮食文化

饮食的奢侈情形 在宴会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即使是寻常百姓之家的聚餐，也必定要有十几个菜，而且一定要有山珍海味。最好能有来自远方的珍品，这样才有面子[12]。而上层社会的宴会就更为奢华，食材必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山珍海味中的极品，如南方的牡蛎，北方的熊掌，东海的鲍鱼，西域的马奶。这种宴席的花费之巨，一个中产之家即使是倾家荡产也是一次也办不起[13]。政府官员与士绅之间的宴会不仅非常的昂贵，而且也愈加的频繁。徐阶（1503-1583）曾提到明朝后期知府与推官宴请巡抚的事例，宴席中甚至包括稀有珍贵的燕窝。

攀比之风愈演愈烈

随着社会的更加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富裕的人们开始对儒家道德伦理所规范的社会结构和等级观念发起挑战[14]，自认应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最明显地表现在对时尚的追求。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人们开始购买昂贵的商品。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买的起，时尚的标准也随之改变，促使人们去购买更为昂贵的物品，以免自己的风头被他人盖过。这种对社会地位和身份的焦虑，导致这种攀比之风愈演愈烈[15]。

这种攀比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对名牌的追求，而当时的苏州则是引领这股热潮的弄潮儿。明朝后期流行起来的“苏样”，“苏意”是苏州风尚的代名词，从生活方式到行为方式，举凡服饰穿着、器物使用、饮食起居、书画欣赏、古玩珍藏、戏曲表演、语言表达，无所不包。仅仅是昂贵的绸纱已经不时髦了，必须配有苏州的刺绣。只有苏州产的衣服才称得上华丽，只有苏州加工的产品才称得上精美[16]。在明朝后期，苏州风尚不仅仅是一种炫耀性的风尚，更是品位和身份的象征。全国各地对苏州的仰慕及崇敬已达极致，可谓是亦步亦趋式地效仿和追随[17]。

在明朝后期，不仅仅是有钱人，就连贩夫走卒也被卷入到这场攀比热潮之中，整个社会都陷入疯狂的状态。为了身份和面子，人们在服饰上大下本钱，竭尽所能地做到衣着华丽。在街上你已不能单凭服饰而判断他人的身份。苏州刺绣也可以在农贸市场上买到，就连卖旧货的和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也把自己打扮的像个有身份的士绅。而出售朴素衣衫的市场已不复存在[16]。

这时的中国社会彻底的进入到了一个完全以追求社会地位为宗旨的新时代。很多人由于屡考不中，为了生计而转而经商。经商致富后，则安排后代放弃经商而转入学习，准备考试。无论是经商还是学习，宗旨都是为了维持或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18]。

由此，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历经宋朝直至明朝后期完成了一次意义重大并且影响深远的演变。一千多年前，由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垄断的唐朝在战乱中结束，其陈旧的治国理念遭到抛弃。取而代之的宋朝则在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以儒家思想及论理作为治国理念，并通过科举考试提拔和重用深喑儒家之道的学者治理国家。这些学者官员面对挑战，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实施变革，使得宋朝在政治，经济，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科技领域，文人学者遵循儒家传统的“格物致知”理念，意识到对世界的认识来源于对自然界深入和透彻的研究和了解[19]。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宋朝期间出现了很多发明和创造，如印刷，造船，纺织，陶瓷，采矿以及农业方面的新技术。亦因此，宋朝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中国历史上变革的年代，并被视为是当时人类最先进的文明。一些学者甚至称宋朝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20]，在很多方面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当历史进入到明朝后期，此时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财富成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标志，人们竭尽全力去追逐利润和金钱，使得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德观念渐被抛弃[21]。中国社会的价值观至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通过竞争而拥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出人头地成为人生的奋斗目标。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明朝后期的著名学者冯梦龙（1574－1646）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总结，在《警世通言》中写出了千古绝句，发出了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这几百年来激荡在中华民族每一个人内心中的最强音：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22]

由于奋斗目标已演变成是争做人上人，出人头地，人们的各种努力很自然地也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而进行的。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全身心地投入到科举考试以期金榜题名，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才是人生的正途。而对于社会中的其他人，如不能金榜题名，则仍可通过经商致富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其他被认为有用的技能还有中医，写诗与作画，因为这几项技能仍可帮助普通人进入上流社会[23]。医学还能入围，只因人们在生活中实在离不开它。在这个社会环境下，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整个社会都对观察自然世界，研究和了解自然现象以及发明新的技术失去了兴趣。因为这些努力不仅完全无助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属于“玩物丧志”。

例如，在明朝后期，由于印刷技术的高度发达，出版的书籍无论是种类还是印刷量都远超于史上的任何时期。当时，印刷技术在欧洲刚刚问世不久。此时来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面对中国社会上图书之丰富，价格之低廉，惊的是目瞪口呆[24]。这时期在社会上流传的书籍内容丰富，五花八门，包括有启蒙读物，德育课本，法律条文，医药，占卜，小说，戏剧，色情读物，幽默故事，导游手册，国外风情，等等。只要是人们感兴趣的内容，应有尽有。甚至被朝廷查禁的离经叛道的图书也有人收藏。

就在这个时候，学者宋应星（1587-~1666）撰写了中国科技史上的巨著《天工开物》（1637）。在这本书中，他收集了中国历史上各类技术和发明，并配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和图解。其种类之多，可谓是史无前例。因此，这本书被称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在中国的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气氛，他自知这本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因而担心会被视为是不务正业。事实证实了他的担心。即使在出版界极为繁荣的年代，他的书上市后却反响惨淡，购者寥寥，自然也没有再版。更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收藏家们拥有私人藏书多达几万卷，宏伟的藏书楼令欧洲的传教士深为震惊，但《天工开物》这部科技巨著却在中国几近失传，几乎是无人收藏，直到三百年后方得益于仅藏于日本的版本使得此书得以重新印刷并发行[24]，在中国重见天日。

由此可见，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演变使得整个社会丧失了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进而阻碍了科学技术以及很多方面的发展，造成了中国在五百年前开始的停顿和下滑。

而此刻，在欧亚大陆的另一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和科学革命却诞生于和明朝处于同一时期的欧洲。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当时的欧洲人在做些什么，以及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是如何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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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华民族的再度崛起

中华民族的衰退最终导致了近代的贫穷和落后。孙中山曾经哀叹道，中国“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富强而前赴后继，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但是正如孙中山所说，“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盘散沙。”多少次的努力受到挫折，使得中国人民仍然在黑暗中摸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第一次能够有效地组织和动员全国的力量来面对来自外部的挑战。譬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韩战协议，六十年代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以及七十年代的卫星上天，都在在显示出中国已不再是一盘散沙。但是中国的经济状况以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远远地落后于西方世界。始于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得自鸦片战争以来压抑并累积在中国人民内心中的能量和激情得到爆发。面对现实，摆脱了多年来禁锢在思想上的诸多束缚，中华民族下定决心一定要迎头赶上。中国人民奋勇向前，勇于超越他人的竞争意识至此得到了重生。只不过，这次竞争的对象和要超越的目标是西方世界。

1977年中国恢复了被中断了十多年的高考制度。通过激烈的竞争而考入大学的年轻学子们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忘我的学习中，期待尽快地掌握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因为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整个中华民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任。1978年《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在艰苦的条件下对如何证明数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进行了研究，并做出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成果，在国际上受到高度赞扬。这一报道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和斗志。

从1981年起，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连续五次获得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实现了国际排坛中的第一个“五连冠”。她们努力拼搏并不断地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的精神面貌被誉为“女排精神”。她们的胜利更进一步地坚定了中华民族在赶超西方世界的竞争中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响彻全国 “学习女排精神，振兴中华” 的口号表达出了人们发自肺腑的心声。

至此，中华文化中勇于超越他人的竞争意识再一次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在湍急的河流中漂流被视为是探险运动的标志。征服了世界几大河流的两只美国漂流探险队于八十年代初申请到中国的长江进行漂流活动。在他们看来，长江是世界上最湍急的河流之一，如果能够征服长江则对他们极具意义。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人从事漂流运动。然而，由于长江对于中华民族具有崇高的象征意义，在听到美国探险队将要漂流长江的消息后，身为西南交大电教室摄影员的尧茂书决定捷足先登漂流长江。尧茂书坚定地认为，“漂流长江的先锋应该是中国人！征服中国第一大河的第一人，应该是炎黄子孙！”此刻，漂流长江已不仅仅是一项探险运动，它更被视为是中华民族和西方世界进行竞争的具体体现，也因此受到全国的瞩目。

尧茂书从没有受到过漂流探险的职业训练，无论是在经验上还是设备上和美国的探险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但这都没有让尧茂书有丝毫的犹豫。中华民族勇于竞争，奋勇超越的精神激励着他。1985年的5月尧茂书从长江的源头开始飘流，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激流险滩。7月24日，在漂流了1270公里后，不幸于金沙江触礁遇难。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随后的几只漂流队继续着尧茂书未竟的探险活动，最终于1986年在美国探险队之前完成了人类首次长江全程的漂流，赢得了这次竞争的胜利。为了这次胜利，中方共有十一人献出了生命。

中华民族奋勇超越的竞争精神推动着中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从改革开放到今天这三十多年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1974年中国重返亚运会，旋即于1982年超越日本获得金牌总数第一名并一直保持到今天。而日本在此前的三十年里曾一直独占鳌头。1984年中国重新加入奥运会。此后，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2008年战胜美国，俄国及德国等各路豪强，夺得金牌总数第一。

2003年10月15日，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航天员杨利伟乘由长征二号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使得中国成为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2008年9月27日，中国航天员翟志刚在神舟七号任务中完成了中国人的第一次舱外活动，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三个有能力把太空人送上太空並进行太空漫步的国家。2013年12月14日，中国的登月探测器“嫦娥三号”带着中国的第一艘月球车 “玉兔号”成功软着陆于月球，成为自1976年以来第一个在月球表面软着陆的探测器。

2012年7月，中国自行设计，自主研制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试验海区下潜7062米，创造了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纪录。

2014年11月17日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中，中国的“天河二号”以比第二名美国“泰坦”快近一倍的速度连续第四次获得冠军。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以购买力平均价（PPP）为基准的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2015年的一篇报道，到2020年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预计将达2万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家之一。

这些事实显示出，当中华民族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而全身心地投入到激烈的竞争中时，整个民族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可以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聪明和智慧以奋勇赶超前面的目标。时过境迁，占据中国文化核心地位的竞争精神虽然导致了五百年前开始的衰退，但也造就了今天举世瞩目的重新崛起。值得指出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塑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是全民族的共同心声，也是中华文化在国家层面的具体体现，即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中出人头地并享有崇高的国际地位。

中国尽管在崛起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实现“中国梦”仍然是任重道远。为此，中国正在努力地增强自身的“软实力”，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国和世界强国之间的竞争可谓是鏖战正酣，中华民族的竞争精神将继续激励着人们奋勇向前。

然而，在不知不觉之中，中华民族再次面临自身文化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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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华民族再次面临自身文化的挑战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这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飞速的发展，中产阶级快速壮大，更多的人富裕起来，社会更加繁荣，人们尽情地追求享乐，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旅游热潮

富裕的社会掀起了旅游的热潮。根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2014年7月的一篇报道，2013年，中国旅游业增加值占全球GDP的9.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3.1%，创造了1亿多个直接就业岗位。

中国是国内旅游发展最快的国家。富裕的人们已不仅仅满足购买昂贵的物品，他们还越来越想看看国内的美丽风光。大量的国人在国内各地游玩。逢年过节，国内的各个旅游景点可谓是人满为患，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游客把这些景点挤得是水泄不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进入了家庭，以个性、便捷、省时、来去自由而著称的“自驾游”迅速升温，成为假日旅游一道亮丽的风景。

此外，来自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人的旅游支出为全球最高。2012年，中国人在出境游期间花费达到1020亿美元。中国旅游研究院表示，到2020年，中国出境游游客数量将从2012年的8300万增至2亿。现在，在全球各地人们都能看到来自中国的游客，他们的足迹踏遍北美，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东南亚各国。譬如，在巴黎闻名的香榭丽舍大道和罗浮宫，人们总会看到众多来自中国的游客。

奢侈的饮食文化

和改革开放以前的生活相比，人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家庭聚会常常可以上十几道菜，鸡鸭鱼肉不仅是应有尽有，而且已经是很平常的菜肴。逢年过节，很多富裕的家庭甚至免去在家里设宴的辛劳，直接到饭店预定节日的家宴。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在很多包括婚礼之类的庆祝活动中，亲戚邻里们在屋前的街道上一字排开，摆上十几或几十张餐桌，尽情地享受着富裕的生活。

而拥有更多财富的富人们则过着更加奢侈的生活。各种高级酒店和装饰奢华的会馆是他们出没的地点。他们的宴会里充满着山珍海味中的精华。美国著名厨师和电视制作人安东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在上海制作节目并参加了上层社会的一次晚宴。很多宴会上的食材都是当天几小时前从世界其他国家空运过来的。

攀比之风愈演愈烈

随着社会的更加繁荣，富裕的人们认为自己应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中国社会再次为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又再一次地明显地表现在对时尚的追求。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人们开始购买昂贵的商品。在英国电视制作人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2013年制作的电视节目《中国富豪与名流》（China's Rich & Famous）中，一位生活在上海的英国女士观察到，“在这里，富人需要让人知道他们很有钱。因此，他们一定要买大家都知道的名牌。”曾几何时，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的路易威登精品店门前来自中国的游客排起了长龙。他们在购买贵重皮包时根本不看价，因为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只有这种西方著名的奢侈品才能称得上是时尚的珍品，也只有昂贵的路易威登和古馳皮包才能显示出自己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然而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买得起这种奢侈品，它们已不令人新奇了，时尚的标准也随之改变，促使人们去购买更为昂贵的物品，以免自己的风头被他人盖过。现在西方的那些奢侈皮包在中国掀起的热潮已渐渐逝去，随之而来的是有钱人对更加昂贵的豪车的追求。这种对社会地位和身份的焦虑，导致这种攀比之风愈演愈烈。

渐渐地，竞争文化再一次体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五百年前的中国，年幼的儿童被送进私塾学习四书五经，早早地开始为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做准备。今天的中国，面对社会上激烈的竞争，家长们深切地体会到，“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在幼儿园就已经开始上课，学习各类知识。随后从小学开始，他们就踏上了竞争激烈的人生旅途。学校里各种测验和考试频繁。学校积极地鼓励学生通过竞争而成为强者，成为人生的赢家。作为学生，通过艰苦的学习而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则是竞争精神的具体体现。

当学生进入高中后，为接下来的高考做准备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因为高考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他们入学及未来的工作前景，甚至影响他们是否能在未来竞争激烈的生活中成为超越他人的胜利者。由安徽毛坦厂中学的学生生活我们或许可以对此略见一斑。这所建在安徽六安毛坦厂镇上的中学，每年上万毕业生，高考本科上线率竟然连续4年达到80%以上。为了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高考准备，整个毛坦厂镇禁止一切娱乐产业，学生们也几乎与世隔绝，校园内外、全镇上下没有一家网吧。学校里采用的是题海战术，月月排名。校园广播里更是播放着《超越极限》，《不顾一切要成功》等各种励志歌曲。

毛坦厂中学的情况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学校为了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而采取一些实用的方法也无可厚非。遗憾的是，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和世界上其他孩子一样，就像年轻时期的伽利略和牛顿，都曾经有着自己的梦想和爱好。但当人生走到这一步时，所有这些梦想都已被放弃，而尽一切努力获得成功，战胜他人并成为人生的赢家则取而代之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更加令人侧目的是，据亳州晚报2015年8月的一篇报道，利辛县高考状元因考入清华大学而被奖励住房一套。这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一上千年前的绝代佳句在当今社会的具体体现，也再次显示出中国社会对待读书和学习目的的看法和认识。

考入大学的优秀学子们思考的则是如何在未来的人生中继续成为胜利者。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把这种现象总结为，“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

当年轻人进入社会后，追求财富，获取权力并成为人生的赢家是每一个人奋斗的最高目标。拥有财富和权力吸引着每一个人的视线。正因此，在中国炫耀身份的富二代和官二代几乎都会得到极大的关注，也才会发生因炫富而导致的郭美美事件。同学会已成为炫耀人生成功的场所，人们为自己比他人“混”得好而骄傲和自豪。有大学教授甚至对学生提出要求，“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

至此，当中国在追赶西方的竞争中取得长足进步之后，中华民族的目光再次重新聚焦在自己身上，激烈的竞争再次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内部。追求财富并享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也再次成为每一个人为之奋斗的目标。面对这一切，我们感到犹如时光倒叙，中国社会仿佛又回到了五百年前的明朝。

这种竞争文化的重生已经再一次显现出它对社会以及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上海教育》杂志2011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我们调查了恢复高考以来的3300名高考状元，没有一位成为行业领袖。” 这一现象一直以来是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教育制度，认为应试教育扼杀了创新型人才的出现。然而，问题的性质其实已经超越了教育制度本身，真正的根源还是在于中国的文化。试想，在一个以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为宗旨，以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为目标的社会里，任何个人都很难全身心地，忘我并充满激情地痴迷于“和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活动中。相反，越是高智商的人，越有条件成为财富和地位的竞争者。

长久以来，中华民族一直为没有一位中国本土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而耿耿于怀。尽管屠呦呦的获奖打破了这一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仍然缺乏在科技领域里对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人民网在2015年的一个系列报告中提到，“近些年来，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我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很低，与国家地位与历史严重不相称。”从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推动科学发展的真正动力从来都是人类对于自然界和宇宙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心。然而，中国社会对诺贝尔奖的关注更基于中华民族的竞争精神，即中国人在科技领域也要成为赢家。旅美归国的科学家施一公于2014年获得爱明诺夫奖以表彰他在科学上的贡献。采访他的中国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奖是否是激励你多年来刻苦专研的动力？”这再一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人们认为任何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名利，为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包括科学研究。

新华网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科技支出超过5000亿元，而1978年这一数据仅为52亿多元，不到40年，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增长了近100倍。与巨额投入形成鲜明对比，是近年来我国真正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大师级的科学家还鲜有出现。那么，巨大的科技资金到底流向了何处？”

文章披露，随着科研经费的增加，不少人把科研经费当做“唐僧肉”，“跑冒滴漏”严重，甚至有人想方设法中饱私囊，最终锒铛入狱。譬如，2014年，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全国最年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弄虚作假套取巨额国家科技资金，与来自四所院校的其他六位教授一起，涉嫌贪污公款2000余万元。

此外，根据新华网的报道，英国现代生物出版社于2015年撤销了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同年8月，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64篇论文，绝大部分来自中国。10月，拥有《细胞》等知名学术期刊的出版巨头爱思唯尔撤销旗下5种杂志中的9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随着中国科协等单位进行的调查，一条代写、代投、伪造同行评审的国际论文“一条龙”服务灰色产业链浮出水面。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和中国科技人员的自身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包括提升，晋级，申请基金，以至在所在领域成功并成为头面人物。因此，人们为了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已经不惜一切代价。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相当数量的科技人员和社会中的其他人一样，把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视为他们奋斗的最终目标。科学研究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而已。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西方社会，人们在想什么，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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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方文化传承下来的好奇心和激情

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历经演变的文化也得到了传承。人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充满激情地克服一切困难去探索未知世界以及发明新的技术。其结果就是从近代到现代，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继续取得丰硕的成果，发明了大量新的技术以及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知识范围，也因而持续处于领先的地位。

例如，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技术进步是飞机的发明。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威尔伯.莱特和奥威尔.莱特）出生在俄亥俄州代顿市（Dayton）。他们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常年奔波在路上。他见多识广，常常在路上给孩子们写信，描述美国各地的风土人情。父亲的这些信不仅丰富了兄弟俩的地理知识，同时也不断地激发着他们的好奇心[1]。多年后，有朋友告诉奥威尔，他们的经历告诉世人，即使没有任何特殊背景的美国人也可以做出震撼世界的事情。奥威尔回应道，“说我们没有特殊背景是不对的。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成长在一个不断地激发我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家庭[2]。”

1896年的秋天，莱特兄弟得知航空界的先驱，德国的奥托.李林塔尔（Otto Lilienthal ）在一次滑行事故中不幸遇难。奥托的经历把兄弟俩年幼时的兴趣激发出来。此时尽管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尝试飞行，但基本上都是以失败告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飞行试验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冒着失败，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同时还要忍受社会舆论的嘲笑和讽刺。旧金山纪事报形容这些想要飞的人“简直是愚蠢到了低能的程度”。华盛顿邮报宣称，“事实证明，人类根本不可能飞起来[3]。” 在这种环境下，莱特兄弟还要面临很多其他的挑战，譬如，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受过相关技术的培训，没有和他人合作的经历，不认识高层社会里的任何人，没有任何其他资金赞助和政府补贴。此外，他们还要冒着生命危险。但是，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减弱莱特兄弟想要飞行的强烈愿望。1899年5月30号，威尔伯写信给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希望他们能够提供飞行研究的有关资料并得到回应（这封信至今保存在史密森博物馆）。自此，莱特兄弟视飞行为他们的使命和事业。由梦想燃起的激情将他们的好奇心转化为忘我的投入。

他们自己设计了滑翔机，然后奔赴离家有700多英里（~1225公里）以外的位于北卡罗来纳外滩的基蒂霍克（Kitty Hawk）进行飞行试验。为了梦想他们第一次要去那么远的地方。1900年9月8日，威尔伯首先前往基蒂霍克。那时的基蒂霍克人烟稀少，还没有桥将其和大陆连接起来，因此只能乘船过去。他们需先乘小船，再转到另一个大船才能到达目的地。小船不仅破旧，还严重漏水。一路上威尔伯帮着不停地往舱外淘水。当他询问大船的情况时被告知，“这小船比那大船安全多了。”最终来到大船，威尔伯发现这条船的情况确实更为严重。到处都呈现出严重的腐蚀和破损。当他们起航时，夜幕已经降临，天气突然变得恶劣起来。风高浪急，大浪常常把船拱起来，再狠狠地抛出去。船开始进水，船帆又在狂风中从桅杆上滑落，整个船在风浪中打转。威尔伯从来就没有坐过船，更不用说在这种天气下，为了梦想，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最后总算幸运地到达了基蒂霍克。

第二年的夏天，他们在基蒂霍克遇上了每十年左右才会发生一次的蚊子风暴。黑压压的蚊子遮天蔽日，地面完全被蚊子覆盖了。凶狠的蚊子透过内衣和袜子对他们发动攻击。他们浑身是包，整个身体肿的像个粽子。开始他们还试着啪打这些蚊子，但根本无济于事。最后只好钻进被窝，仅把鼻孔露出来。可是夏日炎炎，在炽热的沙丘上，他们裹在被里，汗水犹如河水般地在被里流淌着，令人难以忍受。奥威尔发誓，第二天一早就回家。然而，当旭日东升时，飞行的梦想又激励着他们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最终熬过了这次终生难忘的磨难。

这期间，著名的天文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纽科姆发表文章宣称，人类飞行不过是一个神话。即使造出飞行器，它又能有什么用呢[4]？ 紧接着，美国海军首席工程师，海军少将梅尔维尔在著名杂志《北美评论》上撰文指出，通过对自然现象认真的观察，我们认为所有对人类飞行的乐观预测如果不是荒谬的，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5]。莱特家的一位邻居听说兄弟俩想要飞上天，觉得“我不认为他们真的会那么傻[6]。”这时又有消息传来，一位著名物理学家设计的飞行试验再次失败。这使得一些热情支持人类飞行的人也开始觉得兄弟俩的追梦之旅是不是有些盲目。

但是，正是追逐梦想的激情使他们百折不挠，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驾驶自行研制的固定翼飞机“飞行者一号”实现了人类史上首次配有受控动力的航空器的飞行。人类历史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始于上个世界八十年代的计算机技术革命是人类科技史上另一个重大的进展，而引领这场革命的先锋之一就是目前的世界首富，享誉世界的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盖茨在十几岁时就迷上了计算机。在那个年代，计算机都是体积巨大的庞然大物。因为当时他年龄还小，无法开车以及做其他成年人做的事，但他却可以给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发指令，而且这个庞然大物居然能够乖乖地为他做事，没有半点含糊[7]。在盖茨的眼里，计算机就是他的玩具。他可以变着法儿的给计算机下指令，然后计算机交出他所要的各种结果。这让盖茨对计算机彻底着了迷。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在学校认识了后来和他一起开办微软公司的保罗艾伦。由于他俩一有时间就泡在计算机上，规定的使用时间常常很快就用完了。两个孩子这时梦想着，如果这种机器再小一些，再便宜一些，每一个家庭的桌子上就都可以放上一台计算机了。那样的话，他们也可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计算机。就是因为这个梦想，还是十几岁孩子的盖茨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想要造属于个人的小型计算机[8]。

英特尔于1974年的春季推出了新一代的微处理器芯片。当时整个计算机领域的人还都没有看到利用微处理器来制作计算机的前景。但盖茨和艾伦却清晰地看到，用芯片做为大脑的小型计算机必将得到普及，而他们的梦想也将随之而实现。此时盖茨已进入哈佛大学学习，而艾伦也来到附近的波士顿工作。两人常常在一起畅谈未来。他们畅想着，如果以后日本公司和IBM开始用这种芯片制造小型计算机，他们就可以为这些计算机写软件。如此看来，为了推广多功能的小型计算机，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需要成立一个软件公司。作为实现梦想的第一步，盖茨从哈佛学生宿舍给所有大的计算机公司写信，表示他们可以为英特尔新推出的芯片写软件。可是很遗憾，没有人感兴趣。几个月下来，他们感到很是沮丧。

一天清晨，盖茨和艾伦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个小型计算机的照片。这台计算机就是使用英特尔最新的芯片。尽管它的功能极为有限，甚至还没有软件程序，但是他们俩意识到，如果不赶快行动，由他们开启这场计算机革命的机会将稍纵即逝。匆忙之间他们赶快成立了一个公司，起名叫“微软”。然后决定先把软件写出来再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盖茨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时整天不出屋，什么也不吃，累了就趴在桌子上或躺在地上睡。软件写完后，为了全力以赴去实现他们十几岁时就萌发的梦想，艾伦辞去了工作，盖茨也中断学业并离开了哈佛。

纵观历史，绝大多数科技上的突破都源自于好奇心和梦想，而不是因为追求财富或社会地位[9]。莱特兄弟和比尔盖茨的故事也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为了梦想，如果需要远离家乡，经历磨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辞。为了梦想，如果需要开公司，可以辞去工作，中断学业，为实现梦想而做出牺牲[10]。尽管莱特兄弟和盖茨在商业领域最终都非常成功，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追逐少年时期的梦想。

实际上在今天的西方社会，更多平凡的人在自身文化的影响下，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痴迷于了解和研究自然世界里的各种现象，追逐着他们少年时的梦想。例如，杰夫马西（Geoff Marcy）十四岁时就一直想知道，“外太空中会不会还有其他和地球一样充满生命的星球？”从那时起他就有一个梦想，要在太空中找到另一个地球，并以此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然而他的志向并没有被很多人理解和接受。因为想要找到另一个地球，他必须要在深空中发现自身并不发光的行星。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当我告诉其他天体物理学家，我要发明一种技术以发现太空深处的行星时，他们往往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尖并很快地转换话题。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不着边际的想法[11]。”但是要实现梦想的强烈愿望使得他没有退缩。很少有人愿意与他合作去攻克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技术难关，他常常一个人在天文望远镜前日以继夜地观察，摸索和思考，最终成功地发明了一种技术使得他可以发现太阳系以外的行星，并成为这个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马西追逐梦想的经历让我们想起了五百年前哥白尼和伽利略仰望天空，探索宇宙的故事。

约翰唐纳（John Downer）从小就对自然界的各种动物非常感兴趣，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去认识和了解它们。这种愿望最终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动力。他和他的团队创造性地设计了一种有企鹅外形并可以移动的机器人摄像机。这种摄像机可以走进企鹅群体，近距离细致地观察企鹅的生活习性，使我们对生活在野外的企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外，他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合作，使用精妙伪装过的摄像机，拍摄了一系列的野生动物的纪录片，包括热带丛林中的大象和狮子，寒冷环境下的北极熊，翱翔在天空中的飞鸟，等等。他的工作把野生摄影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加深了我们对野生动物的认识和了解。他也由此成为一位著名的制作人，并多次获奖。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世界上老虎数量已经减少了98%。为了拯救老虎，一些科学家来到喜马拉雅山脉中遥远偏僻的不丹王国，希望了解那里是否还有老虎以及他们的生存状况。BBC记录下了他们的探险之旅。来自美国的动物学家拉比诺维茨博士（Dr. Alan Rabinowitz）身患血癌，但是他对自然界动物的喜爱以及要了解野生老虎生存状况的强烈愿望促使他加入了这次探险之旅。他告诉记者，“我现在有一种紧迫感，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而老虎的时间也不多了。”在远离家乡的山脉中，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他们跨过激流，攀上高山，穿过丛林。他们艰辛的努力让人类对濒危老虎的生存状况有了更深入地了解。

上面的几个例子只是呈现出西方社会的一个缩影。当很多人在追求财富，追求享乐的同时，仍有相当多的人在梦想，兴趣和好奇心的激励下，把视线或聚焦于宇宙太空，或周围的自然世界。他们推动了科技的进步，增加了人类的知识，并从中享受着快乐。

在对东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的演变以及今天的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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