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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毛泽东读不懂《论语》/共产体制的铁律/国共容不得陈独秀/杨绛去世/郑三发子讹传的由来
發佈時間: 5/29/2016 1:22:44 AM 被閲覽數: 16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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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公开的毛泽东手迹:写给林彪的一封信




世纪历史

  

  1955年9月1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授予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林彪在十大元帅中排行第三,他前面是朱德、彭德怀。八路军时代,朱、彭已经奠定了数一数二的地位。而十大元帅中,除了罗荣桓,所有元帅的资历都在林彪之上。虽然同是黄埔出身,林彪只是黄埔四期,而徐向前是黄埔一期。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是林彪的老师或上级。南昌起义时贺龙、刘伯承已经是总指挥和参谋长,而林彪只是连长。中国人一向强调排名,林彪凭什么在十大元帅中位居第三?当然结论也很简单,凭他赫赫的战功,凭指挥百万大军从东北打到海南岛。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及勋章典礼,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命令。授衔仪式上,十大元帅中有三位元帅缺席,叶剑英正在东北组织大型军事演习,林彪和刘伯承请了病假,正在青岛养病。

  作为百万大军的统帅,林彪的精神高度紧张。由于用脑过度,红军时期林彪就失眠。到了解放战争,大仗接着大仗,林彪的失眠达到顶峰。战事激烈时,他常常整夜睁着眼睛,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几乎到了极限。林彪自己曾说,打仗几天不睡觉,也不觉得累。所以,不打仗时,睡觉成了林彪最大的享受,为了睡个好觉,他什么办法都用上了。

  红军时期有一次战后,林彪在土围子发现散落的纸包,用鼻子嗅了嗅,是高丽参,就拣了几包。时任连长的吴富善听林彪说高丽参是好东西,也拣了几包,买几只鸡一起炖。因为高丽参放多了,有的战士吃后直流鼻血。林彪说不懂医怎么能行呢?从此他开始看中医书,开药方,给战士开也给自己开。

  在东北时,有一次林彪吃了书上的药后休克了,医生好不容易才把他抢救过来。参谋长刘亚楼对警卫员说,以后101(林彪)再叫你们抓药,一律经林彪秘书王本请保健医生戴济民看过才可以。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期间,林彪的失眠症没有时间治疗,也就干脆不治了。长期睡眠不足,使林彪本来就很差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解放战争进入尾声,林彪在汉口有了时间,他抓紧锻炼,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警卫员要扶,他不让,也追不上。为了安全,四个警卫员分别站在院子四角,一见林彪的车子要歪,就上去扶一把。这种锻炼的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也就算了。

  两广战役胜利后,中央军委交给四野的战斗任务除了海南岛外已经全部完成。林彪很高兴,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很少游玩的他带机关干部来到武汉的公园。吃了一个桃子拉肚子不止,从此对水果“过敏”。本来简单的拉肚子,却使林彪所有的病症来了个“紧急集合”。这时海南岛战役还在进行,林彪病危,整天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头,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更不要说走路了。中央军委批准他离开前线,回北京治疗。

  1950年3月13日,林彪被抬上专列。回到北京后,林彪由司机初成瑞背着参加了国务院政务会议,汇报了中南剿匪的情况,之后他一病不起。林彪女儿林豆豆回忆:“解放后父亲颈、胸、背部常常出汗,他不愿意要医生护士。我从小就经常休学在家护理他,同时又忙着做自己的功课,16岁时我也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我给父亲擦汗时,发现他身上有五处枪伤,身体内部还留着好几块弹片。尤其是胸部正中的贯通枪伤,医生说由于贯通的瘢痕组织压迫了胸段脊椎灰质侧角内的交感神经组织,造成植物神经紊乱及代谢失调。后又因使用阿托品不当造成后遗症,致使父亲神经方面的症状越来越多。”

  林彪在北京,先住在颐和园翠云轩。这时他还不能走路,公园的路面又不好,车开不进去,只能用担架抬。林彪睡觉从不挂蚊帐,嫌憋得慌。可是颐和园那个地方水多草多,蚊子也多,又实在太潮,只得把林彪搬到离香山不远的遗光寺。之后林彪到青岛疗养,三天后因海浪太吵睡不着,又移到济南。

  

  毛泽东给林彪写《龟虽寿》祝早日康复

  1951年1月1日上午,毛泽东写信给林彪:“你病如何,望好养护。”毛泽东曾派保健医生王鹤滨到林彪家问候,让林彪安心养病。王鹤滨是和时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一起去的。林彪夫人叶群推开双页门,又掀开厚厚的棉帘,王鹤滨惊住了。他后来回忆:“靠近林彪床铺的顶棚上粘满二、三尺长的白纸条。东南墙夹角放着一张南北向的双人床,床头靠近窗户,林彪头朝北蜷卧床上,神态紧张,眼睛斜视屋顶,死死盯着纸条下端。” 虽然林彪被诊断为慢性胆囊炎,但王鹤滨怀疑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一问才知道,林彪死盯纸条是怕室内有风,纸条不动他才放心。林彪怕风怕到神经过敏的地步,他的内衣内裤都是紧口,怕风钻进去。谁在他跟前走快一点,他就说有风。秘书讲文件,要距离几米远,免得翻文件翻出风。打蚊子不能用苍蝇拍,怕拍出风来。林豆豆那时正上小学,林彪很高兴,拉着女儿的手直喊豆豆、豆豆。可是,林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还要隔着窗户。

  毛泽东指示傅连暲组织专家为林彪会诊。专家认为,林彪内脏是好的,只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坚持晒太阳、散步、吃青菜等。于是,毛泽东特地抄录了曹操的四言诗《龟虽寿》赠送林彪:“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在《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墨宝》中,毛泽东对曹操的几首诗都有兴趣,特别是具有朴素唯物论色彩而又积极进取的《龟虽寿》,毛泽东更是欣赏,几次开会都提到过,还书写过五遍。从笔势上看,毛泽东对《龟虽寿》烂熟于心,笔意顺畅。

  《南史》卷 22《王僧虔传》叙述刘宋时光禄大夫刘镇之30岁时曾得过一场大病,家人为他买好了棺材。不料他病情转好,最后活到 90 多岁。毛泽东读到此,以曹操《龟虽寿》批注:“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龟虽寿》是曹操在平定乌桓后班师途中写的。起因大概是他的重要谋士郭嘉在班师途中病死,年仅 38 岁,从而引发曹操时不我待的感慨。全诗分三层意思:一是人终究是要死的;二是要在有生之年积极进取;三是不信天命,要自己掌握命运。

  毛泽东将《龟虽寿》书赠林彪后,还分别书赠给河北省政协主席林铁和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祝他们早日恢复病体,健康长寿。1961年8月25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 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85 页)

  毛泽东把写给林彪的《龟虽寿》转赠康生

  1953年春天, 林彪从苏联治病回国,不仅旧病没好,反而又添新病:腰痛、头痛、失眠、怕冷、怕热、怕吵。病得最厉害时,住在城里嫌吵闹,一天到晚静不下来。晚上林彪也不睡觉,不断“活动”。内勤也不能睡,每天照顾他最少要20个小时,几个内勤都累垮了。经过几年疗养,林彪的病情略有好转。

  1954年,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虽然林彪的职务一再提升,但他仍深居简出。

  1959年庐山会议,经毛泽东提议,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在他主持的第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了军委常委的分工,林彪、贺龙、聂荣臻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刘伯承主管军事院校,叶剑英负责军事训练和科研,徐向前负责民兵工作,陈毅分管外交,罗荣桓主管军队政治工作。林彪说:“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委托给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总政主任谭政他们。总而言之,具体事情由他们管,需要的话我过问一下。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最后都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希望各位元帅、各位常委给予支持。”

  1963年5月初,叶群从外地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说“林彪同志身体还是不好,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地考虑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个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毛主席、中央决定。”

  1963年12月5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看到两个文件《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很高兴。12月14日,毛泽东在回林彪的信中说:“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1971年8月8日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叫吴法宪去找叶群,把毛泽东给林彪写的《龟虽寿》要回来。吴法宪回忆:“周恩来说,康生病了,情绪很不好。他向毛泽东提出,写几个字慰问康生。可写什么呢?毛泽东想到了以前曾给林彪写过《龟虽寿》,就要周恩来去找回来,作为范本。”

  此时叶群因乳房发现肿块,怕是癌症,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正在301医院检查。吴法宪和邱会作一起去毛家湾,叶群当即叫林办秘书找出毛泽东书写的《龟虽寿》。吴法宪回忆:“拿到这幅字后,我立即给周总理打电话。周总理叫我派人把字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处理完这事后,我和邱会作就告辞了。”九一三事件后,吴法宪在中央专案组逼迫下,违心说叶群讲“要政变”。中央专案组转而逼邱会作证实“八八政变”,邱会作坚决说他没有听叶群说过要政变。几番下来,中央专案组只好作罢。

  为什么毛泽东不从林铁或胡乔木那里取他的手书《龟虽寿》,而非要找林彪要呢?这还是一个谜。
 
backchina



供给侧英文是supply side,网站解释:

Theory that income taxes reduce incentives for work, savings, and investment, and that accelerated economic growth without inflation can be achieved by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goods and services. Supply side economics advocates large scale tax cuts for individuals and corporation, deregulation of businesses, and strong incentives for investment. Based on Say's Law, and supported by classical and monetarist economists, it is however, opposed by Keynesian (demand side) economics which theorizes that aggregate demand constitutes the primary driving and stabilizing forces in an economy.
说白了,就是政府降老百姓的税,肯定是政府让利,从而使投资等方方面面钱多起来,当然啦特别是有钱人钱也更多,即矮子的先富带后富,最后穷人经济状况也逐渐好转,而此类经济刺激政策常常都能让经济不振国家笑逐颜开,普遍穷人最欢迎,可不过后果是政府将承担巨大风险,比如赤字,公共收人减少,捉襟见肘的各类无法开支,公务员也经常大幅的裁减等等,所以凯恩斯他提出了demand side,即需求侧,冀望用聚集需求来驱动和稳固经济做为应对。




王思洋:国共两党为何都容不得陈独秀


2016年5月25日

    
    来源:《炎黄春秋》2016年第5期 作者:王思洋
       
                       摘要:陈独秀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懂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之类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这句话用在中共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陈独秀身上,特别贴切。陈独秀一生跌宕坎坷:作为中共的创始人却不见容于中共,而当国民党欲借其声名而示好他却不屑为伍;作为托派的重要参与者却最终宣布脱离组织。陈独秀五味杂陈的人生,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倔强性格,既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又影响着个人的命运。
      
    被中共开除出党
      
    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等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一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的领袖,陈独秀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参与领导“五卅”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他直接参与指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胜利,使他的革命历史达到光辉的顶点。在大革命后期及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却被中共开除党籍。
      
    陈独秀的成败,是那时中国社会的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敌我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共产国际的影响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但也与其执拗的个性相关。
      
    1919年3月,在列宁的倡导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在险恶环境下组成的共产国际需要对它的各国组织统一领导以发挥其战斗力。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利益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苏共就是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在组建以及早期工作中,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但共产国际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在国共合作中看重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甚至在国共合作出现严重危机时,仍对国民党妥协、退让,以此留住国民党进行的反帝及其在中国代理人的斗争,减轻苏俄的外部压力。
      
    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三个问题,即领导权问题、武装问题、农民土地问题上,陈独秀坚持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幼稚”、农民“散漫”,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没有“可能”,也无“必要”,要帮助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取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工人阶级力量壮大,那时,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样,陈独秀就与共产国际走进了殊途同归的死胡同,造成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便匆忙投入大革命的洪流,没有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缺少领导艺术,没有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也不善于识别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敌人。中共只能在实践中摸索。最重要的是,中共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行。恰恰在这点上,陈独秀执拗的个性充分显现,使得他最终被中共所抛弃。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陈独秀都在进行反省和思考。陈独秀说自己陷入深深的苦闷中,“一时感觉无以自处”。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特别是其领导人违背国际指示,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独秀则认为他正是执行了国际的政策,才有如此结局。如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主张孤立、打击蒋介石,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但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决,鲍罗廷还特地赶到广州,与蒋介石会谈,同意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活动。
      
    对大革命失败责任的认识,使陈独秀对共产国际非常不满。陈独秀在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上被停止职务,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也未被通知于会。
      
    恰在这时,陈独秀接触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特别是关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与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陈独秀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百分之百的正确”。此后,陈独秀参加了托派并多次提出,在革命低潮时期,我们“应该提出总的民主主义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独裁’‘召集国民会议’等”,他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由于陈独秀的观点已经背离中共六大确定的方针政策,而且在组织上参加托派活动,不听劝告,一意孤行,1929年11月,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陈独秀也给予关注,并提出和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三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陈独秀得知“三条件”后,非常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但对其挚友罗汉与中共接触,则未置可否。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回到延安后,反对党与陈独秀合作,并谩骂、攻击陈独秀是拿了日本人金钱的间谍。这使陈独秀大为光火,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看成是中央的意旨而怀恨在心。从此,他离中共越来越远,直至分道扬镳。
      
    被国民党逮捕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发表大量文章,猛烈抨击国民党,尤其对国民党应对日本侵略不力多加指责,并号召人民丢弃幻想,起来自救,引起国民党对他的仇视。1932年10月15日,国民党逮捕了这位“久缉未归的共产党首领”。
      
    陈独秀是一条硬汉子,一生从事政治活动,历尽艰辛,出生入死,五次被捕,从未畏惧。他在监狱里做起了学术研究,潜心著述,欲“制造五十年来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
      
    陈独秀入狱后,很多人去看望他。1935年7月,国画大师刘海粟探望他并索要题字时,他挥毫写下“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对联相赠,其坦荡心境和刚直气节跃然纸上。1937年8月,因抗战时局紧迫,国民党释放了陈独秀。
      
    出狱后的陈独秀,热情投入抗战事业,虽然清贫如洗,对各方势力都保持谨慎态度。国民党人丁默、胡适、傅斯年、罗家伦、朱家骅等都曾接近过他,或许以高官,或有意馈赠,他一一拒绝。陈独秀说,蒋介石想拉拢他,真是“异想天开”,“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陈独秀只拥护政府抗战,其他方面与国民党没有任何瓜葛。
      
    托派分子郑超麟、王文元、彭述之、陈其昌等在抗日问题上与陈独秀论战。还有人请他重整托派组织,陈独秀回答“各奔前程”。1937年11月,他给上海托派临委陈其昌等人写信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绝不怕孤立”。出狱后,陈独秀在组织上离开托派。
      
    出狱一年,在与各方面的交往中,陈独秀深感失望,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被迫于1938年8月迁居重庆上游的闭塞小城江津,1942年5月病逝,享年64岁。
      
    陈独秀晚年承认,自己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懂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之类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陈独秀这种性格特点,使他能够奋力驰去,披荆斩棘,不达目的不罢休,从而成就了新文化运动,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早期发展,也成就了其不屈不挠、刚毅爽直的优秀品质。但这种性格也有另外一面,即常常与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相伴随。这一面,则使陈独秀失却了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反省检讨,失却了对托派理论和组织的判断,也失却了为他参与缔造的党和人民事业尽力的机会。





谢选骏:毛泽东读不懂孔门的《论语》


2016年5月26日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废了一个女学生的名字“彬彬”,而提出他认为相反的“要武嘛”,表明他竟然读不懂孔子的意思:所谓彬彬,其实包含文与质两个方面,而“要武”却是片面的野──不仅是野蛮,而且是粗野。而文化的兴盛能否实现,取决于文与质这两大要素之间能否取得内在的协调。孔子论述理想个人的话,同样适用于整个文化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质相协,史与野相济:也就是在人的生命素质与生命附加层的“文化积累”之间,取得了有机的并且是向上的平衡。  
                       
     毛泽东读不懂孔门的《论语》,结果只能把政治理解为“造反有理”。其实,“造反有理”只是政治的一面,直至的另面则是“天道有常”。 如《荀子·天论》所言:“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毛泽东不懂这个,片面地要武、造反,不过是自己沦为凶恶之徒。
    
    【原文】
    
      子曰:“质①胜文②则野,文胜质则史③。文质彬彬④,然后君子。”
    
      【注释】
    
      ①质:质朴。②文:文饰。③史:虚浮不实。④彬彬:相杂适中的样子.
    
      【译文】
    
    孔子说:“质朴胜过了文饰就会粗野,文饰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然后才可以成为君子。”
    
      【读解】
    
    段话可以从各种层次上来理解和发挥。
    
    大而言之,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质”是指人类朴素的本质,“文”则指文化的累积。那么,“质胜文则野”就是指人没有文化,就会像原始人一样粗野,落后。“文胜质则史”就是指文化过于发达后人类失去了原来朴素的本质,显得虚浮而没有根基,所以要“文质彬彬”,文化的发展要与人类的本质相适应,相协调。
    
    小而言之,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理解,“质”是指质朴的品质,“文”则是指文化的修养。那么,“质胜文则野”就是指一个人没有文化修养就会很粗俗;“文胜质则史”就是指一个人过于文雅就会显得像个酸秀才,书呆子,注重繁文得节而不切实际。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典型的“文胜质则史”,忘了做人的根本。所以要“文质彬彬”,既要有文化修养,又不要迷失了本性,只有这样,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
    
    广而言之,“文质彬彬”还可以从写作、艺术、审美的内容和形式、内在美与外在美、质朴与文饰等各个方面来力。以理解和发挥,从而使“文”与“质”成为一对内涵丰富而外延广泛的范畴得到深入研究。所有这些,当然不是我们在这里能够讨论得清楚的。
    
    原载谢选骏:《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一),第二章 文化史定律之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Valley of Life—A Record of All Round Quests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Green to the East-- A Book of Spring
    
    1975年—1995年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一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一卷)
    
    引言: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盛典
    (1986年)
    一、不见血的假晶现象
    二、民族精神:新文明的生命之水
    三、伟大灵性:危机中的宇宙艺术
    
    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一章 痛苦的零
    一、痛苦意识
    二、生灵的命运
    三、生命的意识
    四、唯心派的忽视
    五、人类不是中心
    六、阶段性的胜利者
    七、客观的神
    八、公理与启示
    九、灵魂的历史:零
    
    第二章 文化史定律
    一、目的论与循环论
    二、偶然论与必然论
    三、文化史的定律
    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五、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六、罗马史的例证
    七、新时代的图解
    八、最后的与最初的
    
    第三章 历史的天空
    一、历史是什么?
    二、存在与虚无
    三、历史多歧路
    四、王阳明的错误
    五、游走的黄金时代
    六、历史的观念与历史的神
    七、孤愤
    八、天神的阴谋
    九、西方升起的太阳
    
    第四章 弱者的力量
    一、人的三重天
    二、佛教狂
    三、人性论
    四、奴性与英雄
    五、意识形态伪装
    六、自寻烦恼的权力
    七、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
    八、权力论
    九、略论弱者的美德
    十、底层的活力
    
    第五章 被压制的德
    一、强权意志说的低级
    二、多数人的纵欲
    三、被压制者的美德
    四、党同伐异的精英
    五、野蛮与贤明
    六、怪诞的认识论
    七、把握与理解
    八、超级诈骗犯
    九、争雄与守雌
    
    第六章 民族与思想
    一、民族的痉挛
    二、群体的召唤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四、老公猩猩
    五、国家与革命
    六、一切制度的罪恶本性
    七、思想家的苦恼
    八、认识天人 [博讯来稿]






共产体制的铁律/史伏初



2016年5月25日


    作者:史伏初
    
     五十九年前把我打为“极右派”,捆住我的身体,却解放了我的头脑,使我弃马列毛而研究共产专制演变规律,偶有发现,与朋友共研。  
                       
普选制

    
    欧美工业革命催生资本社会,社会分工激增,利益多元化,引发观点、意见多元化。产生政党政治,设计出民主宪政制度,用普选解决社会利益和意见多元化的矛盾。
    民主国家政体有两种,即总统制和内阁制。总统制——美、法、俄、韩等国为例,代表多数意见在大选中获多数选票者,当选为总统。由当选总统组阁,经国会考核批准,组成政府。内阁制——英、德、加、日、印、澳等,由公民普选出的议员组成国会,国会多数党或几党联合组阁。组阁时只挑选与自己观点相同者入阁,所以政府内部比较团结,富有团队精神,很少发生内斗。若某部长与总统意见相左,可以辞职走人了事,无须缠斗。
    民主国家人民享有宪法保障的充分自由,因此,社会上对任何问题都会意见纷呈,“主义”泛滥。民主选举使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纷争在组成政府之前解决了,不带入政府内。不同的社会意见可以通过议会继续有序争论。议会是立法机构,作出的决议,若得总统签署,就成法律,政府和司法机构应当实施。即使象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在民主宪政制度下也能使民众团结,社会稳定。
    西方国家现在的普选制度也存在若干缺点,另文别论。
    
委员会内酣斗

    
    十九世纪欧美处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虽促使生产力迅猛发展,但也有若干缺点(见史伏初:《民主制度》),欧洲一些知识分子探讨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马、恩早期主张暴力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用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公有制计划经济。后期修正为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继承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再改良之。列宁取其前而弃其后,行暴力社会主义路线,创立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废止普选,确立权力机制为“代表大会+委员会”,以利党魁个人独裁。在党官操纵下选出党代表,再设大会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委,就能完全控制代表大会,达到虚设代表大会的目的。由被操纵的党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会,形成塔式权力结构。共党的权力机构——委员会,是党内各帮派经过斗争所达妥协成果。拒绝公开公正的民主选举,就把派别分歧带入党的决策机构内,帮派林立,争斗不止,政权处于多变的不稳定状态。
    
分权与集权

    建党之初,经由党内各帮派头头协商决定各级委员会人选,各帮派在委员会内都有自己的代表,形成暂时平衡。每位委员分管部分职权,各人一片天,这片天下他是王。多数票形成集体决议,称之为分权模式或集体领导模式。但是,分权模式是短暂的,不久将被另一模式——独裁模式取代。
    各帮派都想垄断、控制党,使党成为自己的工具,委员会内必然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内斗潜规则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于是就要广泛使用阴谋诡计,费尽心机绞尽脑汁,经过多番最残酷、最疯狂、最惨烈、最血腥的权力斗争,打败了各帮各派的最后胜利者,成了“猴王”,取得独裁权,可独立“组阁”,独裁专政。这称为独裁模式,是共产专制的常态。
    同僚逐步接受臣子的身份,但内心肯定不满,于是委员会内再酝酿新一轮斗争。或逼宫成功,老王落败退出,新王登基,例如赫鲁晓夫被整肃下台;或老王击败所有反叛者重新组阁,例如毛在文革中打败所有官僚,“九大”重组权力结构。
    若老王没建成世袭制就死了,出现一个没有权威的短暂时期,于是分权模式又被各帮派接受。共产专制的这两种掌权模式不断转换。委员会制是个必然发生激烈内斗的机制,通过这种成王败寇的残酷内斗竞争,造就血魔,指望血魔领导夺得政权。
如何集权

    党魁的独裁权是靠打斗拼来的。建党初期,在实现党的当前政治目标过程中,显出独特领导能力且手段极端残忍者,使其他委员畏惧,同意让权由他一人独裁,他就成了独裁党魁。毛泽东是“土包子”,没有国际靠山,在中共早期内斗中屡败。五次反围剿失败,证明有国际靠山的王明博古没用,毛才被重视。毛的阴谋诡计、残酷无情等手段使别人望而生畏,没人斗得赢他,周恩来等大佬便自动后退,把“最后决定权”交给他,成就了毛的独裁地位。
    取得独裁地位的党魁,个人野心必然迅速膨胀。建政后的27年中,毛想当世界领袖和确立世袭制,为祸巨大。他死后,党内外都欲寻求生机,改变路线。坐上党魁交椅的华国峰提出“两个凡是”,欲靠继承毛路线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罔顾民众求生愿望。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提出改革开放路线,再通过对越战争掌控军权,成了事实上的第二代独裁党魁。
    第三代“核心”由“八大老人”抱上党魁宝座,无德无功无能,何以服众?他采用“腐败治国”和杀人立威等邪恶黑道手段取得独裁地位。由于邪恶路线符合党官的普遍意愿,99%的党官加入这腐败阵营,他们人多、钱多,势力强大,经久不衰。
    习近平立志反腐改革救党,人手虽少,但得道多助。不辞辛劳,敢于担当,身兼十数组长,牢抓“二杆子”,“老虎、苍蝇”一起打。正义道上似有神助,三年集权,威慑群阴。
     同是集权,有正邪之分。集权恰如磨刀,无论对错,持刀杀人才有功罪区别,杀好人者是魔,杀坏人者是神。习近平集权后专打坏人,保护好人,正义集权,集权为民,深得底层民众拥护。
    
共产专制的铁律——后代反前代

    
    党魁打败党内各反对派后才取得独裁地位,必然与被整肃的反对派结下血海深仇,反对派中深谋远虑的能人忍辱负重隐蔽下来,长期暗下谋划,等待老党魁失策或死亡,突然跳出来,聚集各方反对势力,打倒老党魁或其接班人,夺取党魁宝座,颠覆老路线,确立新路线,完成路线换代。
    我在《和平转型》文中讲:“修正主义有左、右两种。左、右修正主义必然交替出现,······左修右修,始终修不好,······只能弃之不修,······”,为什么要不断修正?缘于老祖宗的暴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根子错了,消灭资本主义恢复专制使社会倒退,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此路不通。总根子的错误引发党内左、右派内斗不止,共产专制就形成一条铁的规律:若以政治路线作为代的标志,后代必定反前代,或说隔代互反。
    瞧苏共历史。斯大林实行“血腥建制”28年,死后的接班人——马林可夫等十位主席团成员(阵容巨大)联合继承斯大林路线,赫鲁晓夫勇敢举起批判斯大林的大旗,得党内外多数拥护,把十人打成“反党集团”赶下台。赫氏实行经济改革,限制权贵特权,政治上有限放松,走非斯大林路线,“后反前”,执政了11年。后来权贵们拥勃倒赫,勃氏就位次日即宣布恢复权贵全部特权,回报拥戴者。勃氏废赫的改革路线,“后反前”,坐稳宝座十八年。戈氏1985年上台,不但反前代“勃、契”的保守路线,而且彻底颠覆老祖宗的道路,提倡“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完成和平转型。
    我在《和平演变》一文中指中共历史完全符合“后反前”规律。苏、中是共产专制的典型,其换代历史无一例外佐证了“后反前”规律。朝鲜公然推行世袭制,三代继承邪恶路线,古巴由兄弟继承政权,东欧的苏共傀儡政权,其路线更换听命于前苏联。这些受外来势力控制的政权,是非典型的共产专制,其演变无独立性,传代方式或成为“后反前”规律的例外。
    
失败的接班人制度

    
    独裁党魁窃据政权为私有,生前作恶多端,怕死后被掘墓鞭尸挨批判,都要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斯大林与毛泽东均极重视挑选接班人,但接班人均未接成班。
    独裁党魁身体健壮时指定接班人只是一种统治艺术,“接班人”是被他利用的工具。或要他杀尽反对者,或要他树我为神,或要他带头推动世袭制,“恶人”由“接班人”干,“善人”我来当。被指定为接班人者,特别乐意为领袖做任何缺德事,殊不知被利用完后将遭兔死狗烹的命运。小树栽下数载,必须拔掉另栽一棵,以防小树长大,难以撼动,抢班夺权。直到自己年迈体衰,回天乏力,不久人世,才会下决心确定真正的接班人。挑选标准只有两条:1、对我忠心耿耿;2、才智平庸。“愚忠庸才”在我生前不会抢班夺权,我死后只能靠我余威立足,不会反我。然而,每事与愿违,老党魁死后,此庸才初登大宝,宝座很快就被他人所夺,老党魁仍不免被搓骨扬灰,遗臭万年。费尽心机挑选接班人,到头来仍是一场空。独裁者生前可以做任何恶事,谁也奈何不了他,但他死后,谁都可以批他骂他,他也奈何不了谁。
    
    为何接班人总接不成班?因为被前党魁选中的接班人总是蠢才,循规蹈矩没有创新破局精神,初莅大位,必要依靠前党魁的遗诏作为掌权的合法依据,因此必须继承前党魁的政治路线,才可借助前党魁的余威立足。前党魁实行暴力路线,受惠者寡,蒙害者众,天怒人怨,于是接班人就背上前党魁的历史孽债,人们对前党魁的怒火转烧向接班人,他成众矢之的,马上众叛亲离,摇摇欲堕。前党魁身边常潜伏着外似忠诚内藏机谋的助手,窥伺宝座多年而不露声色,待前党魁一命呜呼,就策划夺权。乘接班人尚未抓住实权立足未稳时发难,批评前党魁政治路线,并提倡符合党内外群众需要的新政治路线,在拥戴声中踢走接班人坐上党魁宝座,实行“后反前”的政治路线,并清除前党魁的党羽,以巩固党魁地位。所以接班人总接不成班,继承不了前党魁的政治路线,也救不了他的名声和家属。
    独裁党魁指定接班人的目的是要破“后反前”规律,希望后代继承自己的政治路线,但客观规律比人强,没有一个独裁党魁如愿。只要共产专制继续存在,“后反前”铁律如影随形,决不会改变。设定隔代接班人制度,为的是钳制后代党魁,迫使隔代死斗,防止他们走戈氏和平转型路。但是,任何想后代继承自己路线的接班人设计都将泡汤。
    不懂“后反前”规律者,即便坐上党魁宝座,也会被赶下台,客观规律就是如此残酷。接班人华国峰已经坐上“英明领袖”宝座,如果懂得这条规律,顺应民众的愿望,宣布废除毛的阶级斗争路线,自己甘做“虚王”,让出实权请邓公全权操作,未尝不能开创“华邓”新政。可惜他不明事理,要“继承毛路线”,落得失败结局。历史证明,后代继承前代路线者必败,后代反前代路线者必胜。
    
    若有第五代
    
    我在《和平演变》文中阐明了共产专制四代终结的结论。第一代血腥建制,第二代修正主义中兴,第三代保守势力反弹,第四代民主转型。我在《和平转型》文中说到,共产专制最后必会民主转型,其方式有两种,或为英明党魁主导的和平转型,若和平转型失败,就将革命转型。或因党魁决心不足,或因党内反改革政变成功,和平转型失败。那时,民众已经觉悟,反改革势力难以稳定政权,很可能被民众推翻,完成民主革命转型,恰如前苏联“8·19”事件。如果革命失败,就破例出现第五代。虽然共产专制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第五代,但理论上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根据共产专制“后反前”的铁律推断,第五代路线必定反改革反(民主)革命。夺得权力的“老虎党”,必把自己家破人亡的怒火烧向党内的改革派和党外的民主派和民众,对他们残酷报复,血腥镇压,第四代党魁及改革派将遭灭顶大灾,无一幸免。第五代将是国家恐怖和法西斯的结合,祸害中国和世界。习、王常说“开弓没有回头箭”“ 除恶务尽”,已深明其中利害。如若决定走和平转型路,就必须走到底。犹豫不决,中途怯步,只能有一个结局——死!华山天险一条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以史为鉴

    
    毛泽东通过“文革”打倒全党、全国。他的公开表达,是要“吐故纳新”,即用“造反派”取代“走资派”,认为官僚队伍经过彻底更换后就不会“变修”了。完全失算了,官僚“变修”的根子在共产专制制度,他们(包括他自己)的权力不受任何监督与检查,必然腐败、“变修”。制度不换,只换新人当官,只会加速腐败,还增加一项:无能。所以毛去世前很悲观,估计江青接不住班,“文革”将失败。果然,毛死后,被打倒的官僚们很快夺过政权,踢走江、华,走修正主义道路。翻身后的“走资派”对“造反派”大肆打击报复。毛坚持共产专制,也就等于维护“后反前”效应,让“走资派”废毛路线,打击毛派。这是历史教训。
    四十年后,共党官僚已全面腐败堕落,习政权大力反腐败,双方已结下深仇大恨。但是,只要共产专制继续,“老虎”就不可能被斩草除根,第五代春风吹又生。狱内狱外的“老虎”念念不忘翻身报复,盼望四十年前的故事重演。如果对习、王的暗杀、政变失败,他们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共产专制延续,习迟早得退下,冬眠的“老虎苍蝇”又能复活,夺回政权,对习派进行疯狂报复。
    历史教训警钟常鸣,既有前车之鉴,怎可重蹈覆辙给“老虎”反扑机会呢?估计习中央早就运筹帷幄,将实行民主宪政,终结共产专制,也就终结“后反前”规律,拔除毒瘤恶根,再创新中国。“老虎党”将遭民主制度的进一步清算,还能报复谁?戈尔巴乔夫现在日子过得挺舒坦,谁敢报复他?这是另一历史教训。 [博讯来稿]




论外遇的重要性/毛尖



2016年5月26日


    
    作者:毛尖 
    
    在好莱坞的保守电影中,“外遇”是推进剂,更是婚姻合法性的证明,无论情节如何跌宕,只要结局皆大欢喜,就能够保证“外遇”的审美与安全,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好莱坞式的婚姻中其实是个伪命题。而在小津和成濑的电影中,生活是抒情,外遇则更像是一首诗,生活本身成为道德与审美的源泉,而能扎根生活的人,不管是不是“小三”,在小津和成濑的镜头下总是美好的人。在小三人人喊打的年代,看毛尖老师怎么诠释影史中的“大老婆与小老婆”以及“外遇”。
    
    小老婆比老婆好
    
    电影史上,灰姑娘的故事繁衍出最多版本,但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止于灰姑娘获得幸福的那一刻,也就是热牛奶和冰牛奶倒入同一个杯子的时刻。他们很难真正成为同一种奶水,就像《功夫熊猫》中的熊猫儿子和鸭子爹一样,虽然一起生活了二十年,但所有观众一眼看得出,嘿,不是亲生的。
    
    不过,也有例外。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小早川家之秋》,其实包含了一个灰姑娘的故事。丧偶的酿酒屋老板万兵卫进入老年了,但是偶然重逢的旧日情人突然点亮了他的暮年光阴。他瞒着女儿不断去京都会老情人佐佐木,女儿文子知道了以后特别不高兴,她站在母亲的立场上激烈地审问父亲,搞得万兵卫又跑去情人家。
    
    夏日午后,佐佐木跪在地上擦地板,女儿百合子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母亲:“这个酿酒屋老板真是我父亲吗?”母亲说是啊。百合子说,那我小时候你不也让我管一个男人叫父亲?母亲淡淡然回说,是吗?百合子问,那到底谁是我真正父亲呢?母亲说那有什么关系呢。百合子一想也是,高高兴兴地说:只要他给我买貂皮披肩他就是我父亲。听上去很势利的台词,但是只有家人才会这么直接吧,加上百合子笑得那么灿烂。这个时候,万兵卫在门口叫:“我来了,我又来了!”
    
    百合子与母亲佐佐木在谈关于父亲的问题
    论外遇的重要性/毛尖

    万兵卫进来,看见佐佐木在抹地,马上说,我替你抹,老去的灰姑娘佐佐木于是开心地把抹布放到他手心。万兵卫应该是第一次抹地吧,百合子提醒他会弄脏衣服他才想到卷起下摆。他用力抹地,抹完门口的又进屋抹,抹了地又抹墙他一边抹一边嘿嘿笑,他在情人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他和他的灰姑娘可以用最家常的方式相处,牛奶融合了。这是电影中万兵卫心情最舒畅状态最烟火的一刻,小津也适时地为他献上音乐和一个标志性的抒情:夜色中的一盏灯。
    
    万兵卫在百合子的提醒下卷起下摆
    论外遇的重要性/毛尖

    谁说婚外恋不好!今天就来说说美好的外遇。
    
    在外遇题材上,日本电影的贡献最重大,天地良心,日本导演把外遇表现得真是美好啊。来看成濑巳喜男的《愿妻如蔷薇》(1935)。
    
    成濑和小津是同时代导演,在那一代导演中,成濑可能是最老实最寡言的。工作人员都说,和成濑一起工作最没劲,比如拍完一条,大家都会看导演脸色,可是成濑就是不给脸色。既得不到赞扬,也领不到建议,和成濑合作多年的著名演员高峰秀子在访谈中说:“我一到成濑导演身边,就会有些缺氧,感觉几乎都要使用吸氧机了。”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成濑在圈子里被称为“忧郁男”,而他作品中的夫妻,常常也有一方会有忧郁倾向。
    
    《愿妻如蔷薇》中的妻子是个百分百文艺中年,这就保证了她的忧郁倾向。作为母亲,她大半的时间在写诗,思念离她而去的丈夫。相比之下,女儿则是一个兼具现代气质和传统美德的姑娘,既是摩登活泼的办公室女郎,又是下得厨房的顾家长女。为了让父亲出席自己的订婚,更为了母亲,女儿出发去乡下找父亲。
    
    父亲在乡下和出身艺伎的情妇生活在一起,女儿下定决心要把父亲带回东京。可是让她没想到的是,父亲和小老婆在乡下已经有了一大家子,一儿一女外,小老婆还开着一家小小的美容店;更大的打击是,因为父亲在探索金矿事业,没有一点收入,小老婆不仅养着自己一家子,还瞒着父亲一直寄钱到城里接济着大老婆母女。在强大的剧情面前,女儿只好跟父亲的小老婆要求借几天父亲,订婚仪式一过就送回。
    
    母女两人相向而坐,桌子上放着“小老婆”刚刚寄来的汇票
    论外遇的重要性/毛尖

    父亲跟着女儿到了东京。享受到父母双全的欢欣,女儿又萌生出了留住父亲的念头。可是,文艺害死老娘连累小娘啊,会写诗的大老婆却不会和父亲相处,更不会像小老婆那样嘘寒问暖里外照应,仪式一过,父亲就想回乡下了。而女儿,虽然目睹了母亲的痛苦,但也领悟了婚姻的本质。
    
    本片是第一部在西方进行商业放映的日本电影,西方评论界将之视为“前卫的东方主义”的代表作,日本本土的《电影旬报》也把《愿君如蔷薇》列为当年第一。在情妇形象始终被污名化的银幕上,成濑以极具说服力的平行镜头在婚姻的合法性问题上踢了一脚。影片以长女的视角展开,她对母亲的同情以及“恨其不争”的心情,在父亲的完美小老婆面前,显得暧昧又微妙。不过有意思的是,扮演女儿的千叶早智子具有一种晴朗又幽默的气质,使得影片自始至终禀具了一种晴朗又幽默的气质,没有被大老婆的幽怨和小老婆的奉献降格为催泪剧,比如大老婆的闺怨诗,不仅没有成为父亲的道德负担,相反是一种自我讽刺。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晴朗的气质,造就了当时一整代日本导演的高峰并峙。像成濑的电影题材,处理的都是男女感情,属于两性问题剧,很自然也很正常可以挥霍演员和观众的荷尔蒙,但是成濑克制电影和克制自己一样成功。佐藤忠男视为“成濑艺术极致作品”的《稻妻》(1952),如果内容提要一下,简直是80集连续剧的容量,但波澜跌宕的日子被导演克制在平静的素描里。母亲运气差,遇到四个男人生下四个孩子,为了大家庭,她任劳任怨到让小女儿清子从抱怨到看不上,终于她忍不住问妈妈:“你这样幸福吗?”妈妈的回答似乎避重就轻:“什么幸福呀,你竟然也问这样高深的问题。”
    
    高峰秀子扮演的清子忍不住问妈妈:“你这样幸福吗?”
    论外遇的重要性/毛尖

    而当母女发生真正激烈的冲突时,成濑则拉开摄影机,到屋子外面去拍哭泣的清子,隔了一会,母亲也哭。但是,母女俩通过哭泣达到了互相的理解,清子平静下来,孩子气地对母亲说不许哭。母亲孩子般地听话不哭。然后清子说妈妈可以买件浴衣了,卖剩下的浴衣便宜······
    
    镜头拉到屋外拍哭泣的清子
    论外遇的重要性/毛尖

    生活是枷锁也是馈赠,清子讨厌妈妈又深深地爱着妈妈,高峰秀子扮演的清子和千叶早智子扮演的女儿一样,有着晴朗的天性,她们不耽溺于负面情绪,“有闪电的地方稻子才长得好,”成濑、小津这些导演,都更喜欢刻画闪电后的稻子,而不是闪电。在这个原则里,年轻一代关于“幸福”这种非常西洋化的问题,成濑都不愿意给答案。他的美学和道德法则全部来自生活本身,能扎根生活的,就是美好的人。《稻妻》中的母亲千疮百孔依然能和生活和解,就是好母亲;《愿君如蔷薇》中的小老婆能够扎根生活,小老婆就比大老婆好。
    
    至于成濑自己呢,他跟《愿君如蔷薇》的主演千叶早智子结了婚,又离了婚。不过,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他后来合作三十年的女演员高峰秀子跟千叶早智子真的很像,而高峰秀子更美一些。
    
    我管不住我自己
    
    东方在思考婚姻和外遇的年代,西方也有一群大师在重新刻画家庭和婚外情。英国导演大卫·里恩(David Lean)的《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1945)是其中最优雅的一宗婚外情。里恩以抵死克制的方式呈现了英式婚外情的抵死浪漫。两个都有幸福家庭的中年男女在火车站小餐厅邂逅了,因为他们总在同一天进城,交谈多了就萌生了友谊,每周四碰面于是成了习惯,慢慢友谊变成了渴望,渴望催动了希望,可是,他不久要前往南非行医,临行前他要见她最后一次,看看是不是还有可能。
    
    黑白电影,火车站吞吐着如怨如慕的烟,最后的时刻来临,他们再次坐在宿命的火车站餐厅。女的说,我想死。男的说,那不行,我想被你记着。绝望又浪漫的时刻,现实人生插足。小餐厅突然进来女方一个熟人,二话没说和他们坐一桌,一边滔滔不绝废话不休用完了他们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几分钟,终于男人要搭乘的火车进站,他们潦草分手。
    
    电影最后的场景是,女的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发呆,她的丈夫走过去拥抱她,说了句意味深长的台词:“谢谢你回来。”影片结束在这对夫妻百感交集的拥抱中。
    
    论外遇的重要性/毛尖

    这是第三者带来的正能量吗?那一代的电影大师几乎都在这个题材上进行了探索,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喜欢清空人际关系进行孤岛荒漠式探索,他的电影因此显得特别高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喜欢套用通俗电影的程式进行妄想式处理,他的“婚外情”显得好看、隐秘而分裂,而能够把这个题材处理得既高冷又好看的,要数布努艾尔( Luis Buñuel)。
    
    布努艾尔是西班牙最重要导演,这个在先锋和超现实主义圈子中成长起来的电影大师,拍出的《白日美人》( Belle de jour,1967)跟他的超现实主义奠基作品《一条安达鲁狗》(Un chien andalou,1928)比起来,简直是太好看又太好懂。
    
    法兰西女神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1967)出演电影女主塞维莉娜,扮演一个双面女郎。作为一个有钱体面的医生太太,她以冷艳和美德赢得尊敬和爱慕,但是丈夫皮埃尔的爱勒不住她的性幻想,偶然的机会,她得知了一个公寓式妓院,漂亮的老板娘同意她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在那里接客,并且为她取名“白日美人”。塞维莉娜贵族般的美貌让她客人不断,一边她也完地扮演着中产阶级太太的角色,不过双重生活总是带来双重惩罚。皮埃尔的朋友发现了她的秘密,与此同时,一个爱慕她的年轻嫖客枪击了皮埃尔。
    
    跟《一条安达鲁狗》一样,《白日美人》自问世起,马上就被贴上了布努艾尔鉴赏标签,“一部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杰作”,到现在,电影史中的《白日美人》,也一直顶着这个头衔。不过,《白日美人》不应该是这么简单好归纳的,毕竟,在《一条安达鲁狗》和《白日美人》之间,隔了四十年的岁月。
    
    影片开始,一辆敞篷马车驶向从地面仰拍的摄影机,马车得得得走了很久,终于驶近,我们看到美艳不可方物的塞维莉娜和她英俊深情的丈夫。这样的一个田园牧歌式开头,简直要让人联想到奥斯丁的小说,不过,没两分钟,布努艾尔就打了我们耳光。达西先生一样的丈夫突然发作,性虐塞维莉娜,他让仆人用鞭子抽她,让仆人操她。然后,就在仆人准备动手的一刻,镜头切换,奥,原来,这是塞维莉娜的一个梦。有意味的是,这个梦,在电影结束的时候,被再次呼应。
    
    从地面仰拍的马车,缓缓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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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维利娜和英俊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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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埃尔被嫖客枪击后重伤,眼睛失明又坐了轮椅。这个时候,皮埃尔的朋友来访,他跟塞维莉娜说,他要把真相告诉不知情的皮埃尔。塞维莉娜同意了。等朋友走后,塞维莉娜小心翼翼地回到皮埃尔身边,她看到皮埃尔脸上有泪痕,她呼唤皮埃尔,丈夫没理她,她只好走回沙发继续她的刺绣。不过,她悲伤的表情突然发生了改变,她听到了马车铃声。与此同时,原本植物人一样的失明丈夫也摘下墨镜,笑眯眯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他们一起开开心心喝酒计划一次度假。
    
    电影结尾,塞维莉娜推开窗,观众再次看到片头梦幻般的敞篷马车得得得驶过来。只不过,这次,我们和塞维莉娜一样,是以俯视的视角看着马车驶过来,换言之,开头那驾俯视我们的马车现在终于被我们俯视了。一切,仿佛意味着,碾压了塞维莉娜很久的那场性幻想终于结束。从马车开始的白日梦最后又以超现实的马车结束,那么,电影中间发生的妓院、嫖客以及后来的事故,也是一场梦喽?
    
    结尾俯视视角的马车
    论外遇的重要性/毛尖

    据说,布努艾尔自己也说不清影片结局是什么意思,不过,只对《白日美人》进行资产阶级批判的电影阅读,显然不太重视整部影片以马为梦的结构,以及电影中反复出现的白日梦符号。发生在《白日美人》中的这场布努艾尔式幻想,已经不再像《一条安达鲁狗》中的超现实之梦那么锋芒毕露,67岁的布努艾尔如今对肉欲有了一种新的体认。用《白日美人》的原著作者凯塞尔(Joseph Kessel)的话说:“《白日美人》的主题不是塞维莉娜在肉欲上的变态,而是她对皮埃尔的超肉欲的爱。”
    
    而这种“超肉欲的爱”的实现,必须由塞维莉娜的外遇来推进。插一句,电影中的妓院,与其说是一家妓院,不如说是一个提供外遇的场所,“其中的金钱只是这一妓院得以成立的借口,远非真正的动机”,整部电影,我们也一次没看到塞维莉娜从老板娘那儿拿钱。在塞维莉娜的梦想妓院中,我们从来不曾看到大汗淋漓的运动性爱场景,虽然无数观众承认,我们希望处于美色巅峰的德纳芙能转过身来让我们看一眼,但是布努艾尔否决了我们的愿望,从头至尾,我们只看到她的裸体背面,真正性感的东西只发生在塞维莉娜和观众的脑海,就像电影中那个谜一样的盒子。
    
    东方嫖客和手中的神秘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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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塞维莉娜接了一个东方来的嫖客。那人身材魁梧形容异域,他随身只带一个小盒子,但是这个盒子他只给塞维莉娜看,似乎盒子里装着他的性爱钥匙。事后,他满意地带着盒子走了,留下塞维莉娜趴在狼藉的床上,妓院打扫妇捡起地上带血迹的毛巾,对塞维莉娜说:“有时候是很痛苦的。”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塞维莉娜从床上抬起脸,一脸舒畅地说:“你怎么知道!”
    
    塞维利娜趴在狼藉的床上
    论外遇的重要性/毛尖

    这个神秘的盒子里到底装的什么呢?这个稍嫌粗俗的东方嫖客两次打开来,但两次,观众都看不到,只听到里面发出奇特的昆虫嗡嗡声。整部电影几乎没有音乐只有这些超现实的声音,东方嫖客跟塞维莉娜玩耍时,手中还拿个小铃铛,铃铛发出的声音跟马车铃声似的让塞维莉娜很高兴,好像在那一刻,她的愿望小姑娘般得到了满足。塞维莉娜在电影中台词不多,表情也不多,她高冷的美貌具有一种金属感,唯一表现她肉身性格的台词是,“我管不住我自己”,侥幸的是,妓院或者说外遇带来的满足,鼓舞了她的生活也改善了她对丈夫的性冷淡,一路到最后她的性幻想被朋友以强硬的方式分享给她的丈夫皮埃尔后,夫妻俩把手言欢达成和谐。
    
    宝琳·凯尔(Pauline Kael)在评论布努艾尔的电影《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Le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1972)时,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影片几近安详。”这种安详,在我看来,在《白日美人》中就开始形成,塞维莉娜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妓院,都有一种奇特的安详,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刻,也是“晚期布努艾尔”的弥撒时刻。用布努艾尔的合作编剧让-克洛德·卡里埃(Jean-Claude Carriere)的话说,“布努艾尔拍摄的第一个镜头是一把剃刀。他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女人的手。就好像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修复着他在最初所造成的伤害。”因此,是不是可以说,在《白日美人》中,带来修复功能的“外遇”,既是布努艾尔式批判,也是他的软弱,这跟他聚焦塞维莉娜一样,摄影机对她的美充满暧昧的膜拜,同时又让她像那个东方盒子一样禀有奇特的污点和喜感。或者,是不是也可以说,由《白日美人》开启的布努艾尔“法国时代”展现了一个新维度?除了一以贯之的资产阶级批判,布努艾尔也致力于讲述人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婚姻的难堪质地,以及外遇的喜剧性?
    
    这个,我们回到小津安二郎,请他来评判。
    
    最温柔最温情最温暖
    
    请小津安二郎对外遇作总结前,先来看一部好莱坞经典剧《三妻艳史》(A Letter to Three Wives,1949)。
    
    此剧由卓有成就的好莱坞喜剧大腕曼基维兹(Joseph Leo Mankiewicz)编导,电影获得1950年奥斯卡最佳导演和剧本奖。影片以一个从来不曾露面的“女神艾迪”作为叙事画外音,一清早,她的三个闺蜜一起收到一封信,内容是:我和你们其中一位的丈夫私奔了。三闺蜜故作镇静,但内心都是崩溃的。影片分三段,妙龄少妇各自回顾了自己的婚姻往事,想到自己的丈夫都是那么地膜拜艾迪,而艾迪又是那么地优雅又体贴、迷人又亲切、高贵又大方,她们都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也各自意识到自己丈夫的宝贵,以及自己与女神的距离。
    
    作为一部喜剧,电影的结尾可以想象。有意思的是从来不曾露面的艾迪,除了声音,她是银幕上的隐形人,三少妇的假想敌,也就是说,这场事先张扬的外遇只发生在三少妇的脑海,跟《白日美人》的性幻想结构似乎相似。
    
    三位少妇,前面两位意思不大,一个是农家女嫁给富家子,一个是反文艺的职业女性,都跟艾迪没法比。戏剧张力集中在第三位少妇。她出身底层,家里的房子在铁轨边上,每次火车经过,房子和人都得一起抖上好一阵,不过,她立志钓得金龟婿,锲而不舍加上妙用心机,原来只准备跟她玩玩的大老板终于向她低头:“好吧,我娶你!”结婚以后当然各种不和谐,大老板的表达是:“你就是把我当吐钞机!”暴发女郎也不示弱:“是你自己把我们的婚姻设定为一场买卖!”如此,临近结尾,大老板突然招供:本来是我打算和艾迪私奔,但是我又回来了。在突然的真相面前,暴发女郎选择拥抱爱情,她一口吻住大老板,他们的爱情正式启航。
    
    论外遇的重要性/毛尖

    三对夫妻又幸福地走在一起,婚姻的威胁消失了,看上去他们都将从这封真假莫名的信中得到教益,不过,好像这样的一个结局又总让我们有些不满意,因为《三妻艳史》跟《白日美人》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塞维莉娜的外遇是对婚姻的批评和纠正,塞维莉娜也完全没有受到出轨的惩罚,布努艾尔甚至是肯定了外遇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但女神艾迪的出现和退场,既暗示了外遇的重要性,又否认了外遇的合法性,换言之,只有回到妻子或者丈夫身边,这部电影才能成为一出喜剧,如果大老板或任何其中一个丈夫选择和艾迪私奔,接受他的外遇,那么艾迪肯定是祸水,男人也将得到报应。因此,骨子里,《三妻艳史》还是一曲婚姻的赞歌,在保守的好莱坞,永恒的女神,只有停留在连影子都看不到的幻想界,藉此确保外遇的审美和安全,如果她们到实在界来,好莱坞就会把她们叫成“蛇蝎女郎”。
    
    小津安二郎看了好莱坞很多“蛇蝎女郎”的故事,不过,在他的镜头下,这些女郎,全部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温柔最温情最温暖的女人。
    
    常常被问到最喜欢小津哪一部电影,我有时候说《晚春》有时候说《东京物语》,因为说完对方不会再追问为什么,实在这两部电影太有名。但仔细想想,我看了最多遍的小津电影,是《浮草物语》(1934)和《浮草》(1959)。
    
    《浮草物语》黑白,重拍版《浮草》彩色,两片相隔二十五年,可见小津有多喜欢这个题材。在小津电影中,浮草故事算是复杂的:村里迎来了流浪戏班,可惜热闹没几场就剩下零落的老年观众。班主倒好,天天跑去村里的老情人家,他和情人生的儿子已经成年,会有一个大好前途,让他生出停止流浪的念头,虽然儿子一直不知道这个他叫舅舅的男人其实是生父。这事情终于让班主的戏班情人知道了,现任情人很生气,她唆使戏班小女伶去勾引班主儿子。很快,儿子和女伶互相爱上了,儿子身世解密了,戏班维持不下去解散了。一切,都为班主留在老情人身边做了铺垫。
    
    两部《浮草》情节上没有任何变动,台词也基本照旧,彩色版颜色可能是小津电影中最明丽的,但事后回想倒比黑白版更令人伤感些。其中有一幕,戏班情人听说班主原来是搁浅在老情人家,她立马动身前去拿人。雨天,班主正享受难得的父子游戏时刻,老情人来说,下面有人找你。班主下去一看,气急败坏地拖了气息败坏的现任情人离开。大雨滂沱,班主站在这边屋檐下,戏班情人站在对面屋檐下,她的伞色泽艳丽,她的脸美若桃花,她气愤地历数当年几次帮班主度过难关,“你都忘了吗!”中村雁治郎扮演的班主真是演尽了一个江湖戏子的庄严和狼狈,他在屋檐下走来走去,迈的是台步,骂的是婊子。俩人都用绝决的方式往对方身上递刀子,加上大雨如注,换了其他导演,这一幕要多惨有多惨,但是,小津却在这一刻把奇特的抒情注入画面,这一对戏班情人的感情,也是在那一刻,被我们明了:啊,原来班主贪恋的不是戏班情人的美貌,他们一起经历过高低起伏。
    
    班主与戏班情人在雨中历数当年
    论外遇的重要性/毛尖

    小津的“雨帘”,后来被很多导演学来表达人世说不清的况味,比如塔可夫斯基的雨和侯孝贤的雨,都是小津情感系统里的雨,只是塔可夫斯基的雨更冷些,侯孝贤的更暖些。而我把小津的雨视为他的外遇态度:对于生活,雨是意外也是必须,是破坏也是抒情,是残酷也是温情。
    
    59年的彩色重拍版,小津把浮草故事的背景从原来的内陆小村改到了海边,全片洋溢着一种饱满的水气,各种小店的布招牌一直在风里猎猎地飘。这样的气候,对于即将迈入人生下坡路的班主来说,真是甜蜜的诱惑,再加上,儿子已经成年,当年情人已经跟老妻一样满怀希望他这次能够永远留下来,虽然,面对突然的舅舅变父亲,儿子暂时不能接受,可年轻人的脾气根本不是事啊。但是,影片最后,小津还是让孤独的班主继续上路,想通的儿子想去追他,让他母亲给拦下了,“每次,他都是这样离开的,”他已经把自己交给大路,“浮草”是流浪戏子的性和命。
    
    一无所有的班主来到傍晚的候车室,他想抽跟烟,但是浑身摸不出一根火柴。这个时候,有人给他递上一个火,是他的戏班情人。班主不想要她的火,她坚持给,一根火柴熄了她再划一根,终于他也就要了。她坐到他身边,拿过他的烟,也给自己点了一支。然后她锲而不舍地问班主接下来去哪里,班主情绪性地沉默后回答说,去桑名。情人的脸明亮起来,说我要和你一起去。班主就默许。接下来他们已经在夜行火车上了,她给他倒酒,他脸上是满足,她脸上是更大的满足。满车厢的人都在睡觉,就他们在享受这无比温情的夜色,车窗外的橙红色灯掠过扮演情人的京町子的脸,她比夜色更温柔更美好。
    
    “她坐到他身边,拿过他的烟,也给自己点了一支。”
    论外遇的重要性/毛尖

    多么美好的夜啊,火车在蓝色的夜晚隆隆向前,两盏橙红的车灯简直是一个高亢的抒情。不过,这个时候,被班主留在原地的老情人在干什么呢?她上年纪了,儿子有了自己的恋人,但是小津不让我们多想了,亚麻布上打出一个“终”。让我们把所有的祝福送给和好了的戏班情人吧,对于他们,浮萍漂泊是常态,安定的生活才是“外遇”,这个,海边小村里的老情人不仅理解,而且懂得。这是终身未婚的小津对爱和女人的理解,他让火车带走看上去更加有力气和生活作战的一对情人。
    
    “在夜行火车上了,她给他倒酒,他脸上是满足,她脸上是更大的满足。”
    论外遇的重要性/毛尖

    这一刻的火车,实在是到了温暖的峰巅,不过事后回想,倒又觉得凄怆胜过温暖。好了,像小津一样,我们就此打住,永远不能允许自己在悲伤的情绪中沉沦。
    
    下次,我们来说说发生在火车上的故事。
    
    (本文原载于《收获》2016年第3期,特此首发网络完整版)






从杨绛的去世说起

作者:xqw63  于 2016-5-27 贝壳村

 

 

从杨绛的去世说起
05/26/2016

年轻的时候看了钱钟书的《围城》和以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对饱读诗书的钱老先生膜拜有加,因此,也知道了钱老先生的伉俪杨绛女士,知道她也是江南才女,其学识和人品,是钱老先生不二的选择,对报纸书刊里介绍的伉俪故事笃信不疑,甚为两人旷古绝伦的爱情感到骄傲:著作等身、举案齐眉、淡泊名利、好善乐施......几乎中国传统文人道德和爱情的光环,都可以笼罩在这对夫妻身上。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性认知开始逐渐成熟,尤其是来到海外,开始接触到很多曾经报刊和媒体宣传的“英雄伟绩”背后的故事,自己才有了“自我认知”的升华:原来,人类所具有的弱点,这些“英雄”们或多或少也有,越是“高大上”的名人,这些弱点被隐藏得越深,被那些“吹鼓手”们有意识地忽略了,因为,名人和吹鼓手们需要的目的只有一个:让缺乏“自我认知”的民众跪下来膜拜!无论是雷锋、张海迪,还是伟大的领袖,甚至是林彪江青之流,在当时的宣传机器中,都是毫无瑕疵的“伟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伟光正”的代名词。

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让国人对“伟光正”的名人产生了跪拜的冲动,他们不去甄别那些宣传“伟光正”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却对质疑这些有违人性行为的思考者口诛笔伐,他们忘却了,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无法跳出社会环境成为一个“纯粹”的人,您那份希望纯粹并崇尚纯粹的美好愿望,如果失去了思考,那就会成为吹鼓手们恣意造神的背后推手。

有人说: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文字里,读到一个人的人品。在这里,咱想毫不客气地对您说,您如果真的这样认为,那你就是傻子!连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用语言美化自己,对一个足可以影响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大人物,他们的文字真的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人品吗?

杨绛去世的消息刚刚出现,微信里充斥了她老人家的“心灵鸡汤”和“伟光正”的纪念文章,咱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担心,不知道是那个宣传机器又开始发动了,全国投入了一种膜拜的氛围里,咱在博客和一些群里留下了下面几段话。

“文学的造诣和人品不能等同,杨绛是否真的有那么高尚咱不知道,文艺圈内咱比较喜欢陈道明,大牌却没有新闻,而杨绛的新闻是不是太多了?”

“说实话,当国内舆论一边倒地宣传某个人的时候,咱反而会冷静下来去思考:此人是不是真的如舆论所言?”

“看《围城》咱知道钱钟书是绝顶聪明的文人,绝不是书呆子。”

“个人认为,他们夫妻给中国社会留下了太多宝贵的东西,但把他们当作神来吹捧,是咱不愿看到的。”

“假如大家理性地看待,人无完人,这个社会才是成熟的社会。当咱们看到一个人全是优点的时候,那是失去自己的瞬间。”

“文革中能够独善其身的知名文人是生活的艺术,而不是人格的艺术。”

没想到,这几句话竟然惹得很多人不开心,到处是“踢”咱的朋友,咱并没有贬低杨绛的人品,也没有讴歌她上升到神坛,但即使这样的评价,也让膜拜她的“粉丝们”受不了了。对这样的现象,咱只能悲哀地说:一个缺乏独立思考的民族,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

从钱杨民国及文革生活经历以及发表的作品来看,他们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但这块瑰宝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纯粹而无瑕疵,如果大家能够站在思考者的角度、站在人性的角度去看他们,而不是被名人身上的光环去诱导,您或许能更全面地看到一个真实的名人夫妻。

经过思考,咱突然有一点醒悟:钱杨是没有太多自己的思想、听话的一代知识分子代表,他们一辈子隐忍自己不“添乱”,或许,这是为什么,没有太多著作的杨绛先生在中国文坛的高度令人不可思议的原因吧。

猪一思考,这个世界就麻烦了!





不换圈子,将永远穷下去




  

  人一生要学会优化自己的圈子,因为圏子决定未来!

  1.与热爱学习的人在一起,会增长知识;

  2.与心胸宽广的人在一起,会放大格局;

  3.与富人在一起,会点燃创业激情;

  4.与哲人在一起,会增长智慧;

  5.与善良的人在一起,会越来越慈悲;

  6.与勇敢的人在一起,会越来越坚强;

  7.与积极乐观的人在一起,会越来越快乐;

  8.与有远大梦想的人在一起,会很有远见和希望;

  9.与有强烈的目标感的人在一起,会越来越珍惜时间;

  10.与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在一起,会越来越有爱心和人格魅力。

  和优秀的人在一起真的很重要

  1.普通人的圈子,谈论的是闲事,赚的是工资,想的是明天。

  2.生意人的圈子,谈论的是项目,赚的是利润,想的是下一年。

  3.事业人的圈子,谈论的是机会,赚的是财富,想到的是未来和保障。

  4.智慧人的圈子,谈论是给予,交流是的奉献,遵道而行,一切将会自然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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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越明:“郑三发子”讹传的由来



2014-12-04 09:23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贺越明9694次点击:我要评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对蒋介石“妖魔化”的做法,无疑是出于与敌对阶级进行无情斗争的需要。然而,如若天假以年,唐人能够活到今天,看到国、共之间的坚冰正在融化,而读者的历史观也较为客观平实之际,会否“觉今是而昨非”摒弃陈见呢?
  ——唐人《金陵春梦》引发的一桩公案

  1989年9、10月间,一位世交长辈从台湾回大陆祭祖省亲,途经上海到家中作客,在餐桌上谈及海峡两岸多年的敌对状况:“在台湾,蒋中正逢年过节念文告,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一定是用宁波官话把中间那个‘泽’念成重音,结果听上去就成了‘毛贼东’。”随即他问道:“听说毛先生在大陆讲到蒋介石三个字时,是用湖南话说成‘蒋该死’的,是这样的吗?”无人应答,但报之以大笑。
  的确,两大政治集团的领袖互视对方为仇雠,如果提到对方姓名时真有点“污名化”的小动作,也不足为怪。比这更严重的将政敌“妖魔化”的事例,在那个政治上二元对立、不共戴天的时代不胜枚举,不仅仅体现于政治宣示和立场定位,而且普遍渗入有关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出自香港作家之手的长篇章回小说《金陵春梦》,便是对蒋介石这个人物形象完成“妖魔化”塑造且风靡一时的登峰之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初,若论中国大陆最有吸引力的文学读物,唐人的这部《金陵春梦》绝对名列前茅,其吸引力不仅仅在于是一个长时期里描写“蒋家王朝”从兴盛、衰竭到迁台的唯一作品,还因为属于“内部发行”,只有达到一定级别的高级干部才可购买,无疑具有稀缺性和神秘性。那时候,谁能有本事觅得此书一阅,在周遭书友中足以夸耀一番。该书作者唐人,尽管身处香港,但在内地的名气之响,实不亚于有“八亿人民一作家”之称的浩然。如今回首,像我这一代人对蒋介石这个人物形象的误读,正是始于这部作品,而刻在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则莫过于其第一集对所谓“郑三发子”的描述。
  《郑三发子》作为该书起首第一集,向读者详尽地揭开了蒋中正的身世之谜:原来,他贵为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华民国总统,本不姓蒋而姓郑,是其母王采玉从河南许州(今许昌市)繁城镇后郑庄,改嫁到浙江奉化溪口时带来的,原名郑三发子。经此披露,其领袖群伦的“帝王”之气荡然无存!在旧时代,像这样寡妇再醮,叫做“二婚头”,而其与前夫所生子女带到后夫家去抚养,江南一带俗称“拖油瓶”。通常,负担养“油瓶”之责的男子会被当作笑柄,而直接“拖油瓶”过来的妇女则受人奚落,其子女更是极不体面,往往一辈子遭轻蔑,抬不起头来。蒋介石既是低下的“拖油瓶”出身,那么其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流氓行为以及严重的人格缺陷,逻辑上便不为无因。由于唐人写来妙笔生花,头头是道,这个人物出身的前置,就为一般的读者视若信史且恍悟而不疑。
  香港作家唐人,本名严庆澍,写作《金陵春梦》时任香港《新晚报》编辑,该书《郑三发子》这一集于1952年完成,先在《新晚报》逐日连载,一纸风行。他发觉读者对这样的开头很感兴趣,更加用心搜集有关资料,几年内终于写完《十年内战》、《八年抗战》、《血肉长城》、《和谈前后》、《台湾事件》、《三大战役》、《大江东去》等各集。其中,前五集在《新晚报》上连载三年,于1955年底在港出版,颇受读者欢迎,影响甚巨。但是,书中所谓蒋介石即是郑三发子之说,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质疑。“文革”前任《羊城晚报》总编辑的杨奇在《唯真务实的报人风范》一文中回忆,1962年2、3月间,他曾安排并陪同全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与唐人在广州会面并共进晚餐。范长江在会面时就《金陵春梦》一书谈了五点看法,其中之一就是,该书作为一部演义,故事情节是允许虚构的,但主要的事实则应基本符合历史原貌;该书一开头说蒋介石本来姓郑,因随母改嫁入蒋家才改姓蒋,就违反历史真实了。其时范长江虽已离开新闻界多年,但他早年担任《大公报》旅行记者,以《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通讯名作一举成名,中共建政后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北京《人民日报》社长,算是唐人的业界前辈。对他的这些意见,唐人认真倾听,还摘要做了记录。这次谈话时,范长江还送给唐人一套全国政协编辑和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希望他能把该书改好。这是目前所知,最早对“郑三发子”之说直接提出批评的记载。
  那么,唐人何以会用“郑三发子”演绎出整整一集的故事呢?换句话说,其所据为何?他在1980年第一期香港《开卷》杂志发表《关于〈金陵春梦〉及其它》一文,首度言之凿凿,向公众解开了这个谜底:“是1949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室侍卫官退休来港,寻亲访友,希望‘叶落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他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长兄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30年,已记不起这五页‘八行笺’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了。”唐人说,正是在“八行笺”的基础上,根据蒋介石的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以及蒋的传记等等,逐一核对,再加上其成长过程和各个阶段的表现,他才深信这位侍卫官所述,而且确定此人没有“骇人听闻”的必要。他还说,这部小说不是一般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撷取于历史素材,或者说,是真实历史的通俗演义。他这样解释,很容易使读者误以为小说中一切皆有所本,无一处无来历,信以为真而无从置疑了。
  可是,唐人的“郑三发子”原创著作权,却在他身故后的1986年遭遇了挑战。大陆老报人、杂文家冯英子在当年3月14日南京《扬子晚报》副刊《繁星》上发表题为《关于郑三发子》的文章,明确表示他才是“郑三发子”一说的始作俑者。他在文中说,1948年底,他去香港工作,在由沪赴港的轮船上结识了原任国民党军队师长的张大同。到港后,他担任《周末报》总编辑,张大同赋闲公寓,彼此交往甚密,无话不谈。张告诉他,蒋介石原籍河南,姓郑,有弟兄三人,蒋是老么,名叫郑三发子。当时《周末报》有个版面叫“人海残渣录”,专对国民党政军界头面人物加以丑化、抨击。他就据此写了《蒋介石身世之谜》一文,刊于1949年底《周末报》。后来,唐人在写《金陵春梦》时袭用了这一说法,直接把“郑三发子”和蒋介石画上了等号。忆毕这段往事,冯英子在文末郑重声明:“郑三发子”只不过是个传说而已。他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提及此事,称“唐人先生那时候在《大公报》作秘书,《金陵春梦》中的这个故事,是从《周末报》上抄去的”。
  如此一来,“郑三发子”的出处,又多了一种说法。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柳苏在题为《唐人和他的梦》的文中说:“这个故事绝不是唐人的恶意捏造。他是有根据的。他把故事来源说得似乎有些神秘,有人说,其实他根据的就是建国初年《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香港文坛剪影》,三联书店,1993年2月版)柳苏即今年5月初辞世的香港资深报人罗孚,本名罗承勋,早年担任香港《新晚报》总编辑,正是直接鼓动唐人创作《金陵春梦》的顶头上司,所言亦不无参考价值。
  那么,唐人是否把故事的来源神秘化了?《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与冯英子在香港发表的文章有无关连?三种说法中哪一种更接近事实?由于唐人早在1981年病故,而冯英子也于2009年下世,恐怕已难考订究实,只能三说并存。
  诚如罗孚先生所言,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传闻“绝不是唐人的恶意捏造”,而且并非空穴来风,子虚乌有。抗战时期,确实有过一个名叫郑绍发的人,从河南跑到“陪都”重庆,要认已贵为委员长的胞弟。曾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详述了这个有点离奇的故事,说结果蒋没有接见此人,而是让军统局局长戴笠把他囚禁起来,沈当时奉命带一个裁缝去给他量尺寸做衣裳,发现其面貌同蒋介石一模一样,不过口音不同。不久,郑绍发又被关到贵州的息烽集中营,还把他在河南老家的家人接去,在监狱内专门造了几间房子作长期囚禁,但待遇较好,行动也有一定的自由。抗战胜利后,沈又奉命处理此事,释放时给了郑数千元法币,命他回去后不准再说是蒋的哥哥,否则严办,云云。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桩涉及蒋介石的认亲故事成为了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传闻,外界不明真相也无从辨析,有人不信,也有人信,则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即使有过河南的郑绍发到重庆认亲之事,也并不能证明蒋介石就是其弟郑三发子,因为有个长相极为相似之人前来认亲,与彼此是否存在兄弟或父子的血缘关系不能划等号,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但《金陵春梦》一经连载,如同石破天惊,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说法不胫而走。于是,蒋介石究竟是奉化蒋肇聪所生,还是由河南许州(许昌)繁城镇郑姓家的逃荒媳妇“拖油瓶”而来的三儿子?这不仅成了读者大感兴趣的话题,也成为有待进一步证实或证伪的“历史公案”,自然引起了大陆的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由全国政协委托,宁波市政协承担了对蒋介石身世进行核实的任务,从1962年至1965年,多次召集包括蒋家近亲旧友在内的有关人士,重点调查奉化溪口蒋氏世系的变迁以及蒋介石一生与溪口的关联,在这个基础上与蒋氏宗谱参核;又自1979年始至1981年,再在溪口重点调查了蒋介石之父蒋肇聪的职业和行踪,还在葛竹查核了蒋介石之母王采玉的来历和行踪,最终证实蒋介石确系蒋肇聪与王采玉的嫡子,其父母来历清楚,并无启人疑窦之处,因而可以断定传说中的“郑三发子”另有其人,绝不是奉化溪口出生、长大的蒋介石。上述调查形成丰富而确凿的材料,先后发表于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和《浙江文史资料选辑》,反证《金陵春梦》只是故妄一读的“小说家言”。在这一期间,1981年4月《河南文史资料》第五辑在《关于蒋介石家世》的题目下刊登了三篇文章,包括张仲鲁写于1962年5月30日的《一些传闻》、李延朗的《点滴见闻》和编者所写的《补充》,力陈蒋介石原为河南人,希冀说明其身世“另有隐情”而可能是郑三发子,但因缺乏第一手关键资料,可信度明显欠缺。
  那么,唐人本人生前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杨奇在前文中说:“可是,到了1978年我奉调到中央驻香港代表机构新华社担任宣传部长时,严庆澍还未对《金陵春梦》进行修补工程,只是改正了一些明显的差错。”他改正的“一些明显的差错”中,并不包括有关“郑三发子”的描述。事实上,他对此不但没有修改的打算,而且还做了如今看来有点迹近荒唐的自辩。1981年11月7日,亦即病逝前不久,他在为北京出版社在大陆正式出版《金陵春梦》而撰写“作者自序”时,复述了上述有关郑三发子的资料来历,并对几份杂志上表示异议的文章进行驳斥,特地申明:“在此要答复这一类‘否定郑三发子’者的是,我一开始曾不信其事,后经研究而终信其事,然绝非为反蒋计,这在拙作中写得很清楚。”他还说:“事后证明,读者对这个样子的开头是感到兴趣的。我自己对相反的意见或抨击也非常留意,倒不是担心有人控告我毁谤,而是担心有人责备我为反蒋而出此一着并不光采,其实拙作中对蒋母寡妇再嫁这一些是十分同情的。反蒋也在于反他从郑三发子变成蒋介石后,就忘记了灾民痛苦而骑到人民头上,并没有反对郑三发子,可能这明确的态度获得了‘忠贞之士’的‘认可’,台港蒋方人士亦未因此骂街。”很明显,这些辩解并不能消除各方对“郑三发子”一说的质疑。唐人又举《河南文史资料》刊发文章为例,认为这“都为‘郑三发子’提供了更多的旁证”。可见,在当时基本可以定论的情况下,这位作家没有也不准备放弃在他看来是无可置疑的“郑三发子”之说。相比之下,冯英子晚年对友人表示,他当年道听途说而写的那篇文章看来是“厚诬古人”,表现了服膺真相、坦承错误的勇气。虽然唐人再三申明其写作“绝非为反蒋而反蒋”,但从冯英子忆述的事情经过可知,依据传闻确定蒋介石即是“郑三发子”的说法是极为轻率而有害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对蒋介石“妖魔化”的做法,无疑是出于与敌对阶级进行无情斗争的需要。然而,如若天假以年,唐人能够活到今天,看到国、共之间的坚冰正在融化,而读者的历史观也较为客观平实之际,会否“觉今是而昨非”摒弃陈见呢?答案,或许是肯定的。
  (2014年10月台湾《传记文学》总6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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