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作者：耶子

这是我们这一代非常熟悉的事，被披露的“真相”，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心知肚明的事，只是通过姚的“真相”再验证一下而已。一个以谎言为职业精神支柱的人开始说实话了，是不是让人百感交集呀？！

所以普世价值是整个人类永恒的价值观。

“最后的四人帮”姚文元出狱后曾撰写四十二万字的回忆录，被封杀之后，又写了一部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披露了毛泽东在最后日子里以及文革当中的一些历史真相。虽是一家之言，但作为文革中的重要政治人物，姚文元笔下的若干历史真相着实令人震惊。

姚文元在北京的一个特别法庭

1980年12月8日，据消息可靠人士透露，他对国家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980年12月19日，姚文元在北京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他的最后一个陈述。

姚文元出狱后的两个愿望

姚文元是中共六、七十年代红得发紫的笔杆子，“无产阶级理论家”。在文革浩劫高潮时期，毛泽东更封姚文元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期间，他一直主管中共的“宣传口”。

一九九六年，姚文元获释后，先后在上海市的川沙、青浦隐居，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还画画写生。一九九八年六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回忆录，能重新入党。二○○一年九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经过四稿，已搁笔，共四十二万字，从一九五六年写到一九七六年他被捕的一刻为止。

五百万买断姚文元回忆录版权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的消息传出去后，国内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着，香港也有几家左派出版社开出高价。最后，大陆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万元买断版权。

他的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着无下文。据知，江泽民对此有过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

当局对姚文元回忆录的“五不准”

到了二○○二年初，有关部门就姚文元回忆录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姚文元新撰《回顾与反思》爆历史真相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

以下是该《回顾与反思》的部分内容。

毛泽东对林彪外逃事件的反应

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还指着周恩来、江青责骂：“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姚文元写道：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摔东西，骂人，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唯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讷由张玉凤陪着，去安慰父亲(毛泽东)，才能使毛泽东的情绪平静些。

毛泽东对周恩来追悼会的意见

姚文元写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要开追悼会。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汪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反应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关于总理人选

姚文元写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也得等我死后。”

关于对黄、吴、邱、李的处理

姚文元还爆出史实内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如何处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四人及其他随从的问题，都无主意，请示主席。毛泽东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面敌人的一伙，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被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毛又指示：判黄、吴、邱、李死刑，也不过份。毛泽东还问了多名老帅，老帅对林彪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四十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罪不致死”，要求“养起来”，甚至也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毛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子虚乌有

姚文元还爆出：“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姚文元爆出：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

毛为身后事忧虑

姚文元爆出：毛自从林彪事件后至临终，常忧虑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

姚文元又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2006年1月6日新华社发出以下不足百字新闻稿：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逝。

姚文元，男，74岁，于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十八年恍如隔世：姚文元出狱的前前后后

1996年1月，姚文元刑满出狱。他站在那间他蹲了十多年的牢房里，看了看四周，对着屋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脱下身上的囚衣，换上了家里人早已送来的一套新中山装。

狱警打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铁门。姚文元对狱警说：“这么多年，真麻烦你们了。”狱警严肃地说：“不要客气，回去后好好想一想，以后可不能做那些坏事了。”姚文元点点头连说：“说得对，说得对！”他提着自己在监狱里的东西，跟着狱警到了监狱的办公室，办理完了一切出狱手续，看着外面灿烂的阳光，高兴地向大门外走去。此时，家里的人早已在大门外面接他来了。

姚文元在亲人们的陪同下，提着东西来到北京火车站，购买回上海的火车票。这位昔日出门时都是前呼后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在排队的人群中，将头上帽子压得低低的，生怕有人认出自己。当火车在上海火车站停靠，姚文元下车看到自己的妻子金英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不觉长叹一声：“唉，这真是十年一梦啊！”
被捕时的情景

姚文元是在被通知到怀仁堂开会时被捕的。那是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钟的时候，机要秘书郭木文将一份紧急通知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怀仁堂二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

汪东兴(签字)

1976年10月6日

姚文元此时既表示怀疑，可又不愿放弃有可能升为“常委”的机会，为了稳妥，便决定找一下张春桥，再将情况弄清楚。他来到了张春桥住地，知道张春桥同样也接到了一份会议通知。姚文元怀疑这次会议是一场“鸿门宴”。他刚谈出自己的想法，一向被尊敬为军师的张春桥却笑他太多虑了，并当场指点他说：“你为何不能参加呢，现在你不是常委，可十年前你是什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现在已经在政治局干了这么多年，事物从来都是发展的嘛！”

接着，张春桥又举起几根手指说：“这4个行吗？怎么也得是个单数。”姚文元了解到，这次会议没有通知江青参加，这使他放了心。

姚文元就在这种复杂而多虑的情况下，于7点40分从家里驱车前往怀仁堂开会。姚文元是继张春桥、王洪文之后最后一个来开会的。他被人领到东廊的休息室。这时，中共中央警卫局政委武健华走进来，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

当听到宣读后他并没有像王洪文一样穷凶极恶地向对方扑去，而是表现得很平静，没有反抗，也没有争辩，只说了一声“走吧”。早已做好准备的行动人员，此时竟没有了“用武之地”，就领着姚文元出了大门。

无法辩掉的罪责

可以说，在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受审的十名主犯中，没有哪一个有姚文元如此的“辩护本领”，也没有哪一个敢在法庭上，公开将自己罪责说成只是“工作责任”。对于这一点，林彪那伙耍枪杆子的不必说，就连姚文元之前耍惯了笔杆子的陈伯达，此刻也望尘莫及。

在法庭上公诉人指出：“……姚文元同张春桥、王洪文诬陷、迫害陈丕显、曹获秋等，是为了巩固他们在上海篡夺的权力，把上海变成他们反革命活动的基地，决不是什么工作责任，而是他们蓄意犯罪。”

公诉人发言后，审判员问辩护律师对被告人还有什么要发问的。

姚文元的辩护人名叫韩学章，是一位深通法律的女律师。

韩学章问姚文元：“你诬陷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同志是叛徒，你跟张春桥是怎么商量的？是怎么定下来的？”

姚文元是一个“聪明人”，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辩护人提出的问题答道：“关于曹荻秋的问题，我没有跟张春桥专门讲过……在叛徒问题上没有进行过什么指使人策划或者专门要他们定为叛徒……我画过圈，我没有蓄意要一定迫害他，但是定为叛徒是错误的，我这一点要负责任。”

惯于玩弄文字游戏的姚文元在这里用了几个很特别的程度副词。在谈到与张春桥共同密谋迫害曹荻秋时，他用了“我没有跟张春桥专门讲过”，这里的“专门”二字很值得研究。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他没有否认自己参与迫害曹荻秋这个事实，曾讲过这个问题，但不是专门讲的，就不存在蓄意迫害，一般的工作上讲一讲，你如何定罪？

另一点就是他说自己“没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这里的“一定”也用得很有分寸。因为迫害已是事实，但也只是“画过圈”，属于一般的工作问题，并不是自己“一定”要这么做，罪行自然不同了。

还有在最后，他也只承认“这一点要负责任”。原上海市委在张春桥的控制下，马天水等人把持原上海市委常委通过的诬陷曹荻秋同志的所谓“审查报告”……上报中央之前，先直送北京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经他们“审查”圈阅，并根据他们所定调子修改后，才能正式上报党中央。

由此不难看出，姚文元无论如何狡猾地为自己辩护，他在迫害陈丕显、曹荻秋，参与篡夺上海市委大权的反革命行动的罪行是无论如何都赖不掉的。

在狱中家事突发

姚文元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在入狱后，他不像江青一样大吵大闹，也不像张春桥一言不发，他总是装出一副老实改造的样子，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

除此之外，为了表现积极，他还根据报上得到的消息，不断向监狱方面提出各种有关国家大事的建议，并要他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这其中最可笑的是，当他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家家丰衣足食，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是大米白面猛吃时，就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有个计划，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们转告一下，提醒他们，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对粮食要有计划，不能这样敞开肚皮来吃啊！

在服刑的时间里，姚文元还遇到了烦心事，那就是家里的财产纠纷。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病逝，留下了一笔遗产，1986年，姚文元母亲周文修为继承姚蓬子的遗产扯起了风波，家里为此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要姚文元这个亲儿子表态。

事情终于通知了正在服刑的姚文元，此时的姚文元需要的是自由，对于财物之事早已看穿，于是他写信给妻子，动员她在这个事情上对母亲让步。

由于姚文元表现了灵活的态度。这件闹到了监狱的家事，最后终于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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