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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烧毁前照片/千古浩劫/刘刚:我与王丹在秦城监狱斗争始末
發佈時間: 5/30/2016 12:27:19 AM 被閲覽數: 24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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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次曝光圆明园烧毁前照片,震

惊全世界!(ZT)

 
来源: 2016-05-28

2016-05-06 环球视野

 

圆明园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痛,几代的中国人都希望看到圆明园被毁前的样子。在英国苏富比拍卖会上,几张英国摄影家费利斯比特拍摄于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前北京的照片,引起藏家的广泛关注,疑似圆明园被烧毁前的照片首次被发现,引起巨大轰动。

1860/被毁前

这张照片是英国摄影家费利斯比特,在1860年北京被攻陷前拍摄,据专家推断应为圆明园旧景。照片在英国苏富比拍卖行,以20万英镑上拍。

除了圆明园这张,还包括另外几张北京城墙俯瞰照片以及北海照片:

1873/被毁13年后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廷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后,西洋人在中国的居留权从广州、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扩张至北京。在英国人赫德掌管下,大清海关多西洋雇员,恩斯特·奥尔末即在其中。他不算什么重要人物,关于他的资料也有限,只知是德国人,1847年出生在希尔德斯海姆附近的伯瑟恩(Betheln),家里是经营旅馆生意的,十几岁加入19世纪欧洲的最后一波探险潮,随一支商船队前来远东,船在中国海岸失事,他就留在了中国东南沿海。

1867年左右,不过20岁出头的奥尔末在厦门开了家照相馆,但没多久他就结束了生意,转而谋职于大清厦门海关。随职务升迁,奥尔末从厦门先后迁居北京、广东和青岛,直到46年后退休,1914年携妻子离开中国返回德国老家。

如果没有12张记录圆明园废墟的照片,这样经历的奥尔末,也就是19世纪里许多跑来中国寻发达的西方冒险者中的一个,未必能留名于史。但在北京期间,曾为摄影师的本能让他拍下了圆明园西洋楼废墟并妥为保存底片,在浑然不自知的情形下,他又成了后世发现的最早拍摄圆明园的人——台湾地区收藏家秦风告诉本刊,据检索现存资料,这批照片应是最接近于圆明园西洋楼原貌的影像记录。

  奥尔末在北京海关的任职时间是1872年8月到1880年4月,近8个年头。根据和12张底片一起保存下来的奥尔末手绘西洋楼景区平面图,绘图时间标注为1873年11月,那么拍摄时间至少不晚于这个时间点。

接下来的3D还原图

 




解滨:千古浩劫


博讯2016年5月29日 转载
    
    ——五十年后谈文革
       
                       上个世纪,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发生了三场惨绝人寰的大浩劫。 第一场,死了3500万人。第二场,死了7000万人。 第三场,死了2000万人。 这三场大浩劫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文革。
    
    对! 文革是上个世纪人类的三大浩劫之一。 虽然其死亡人数没有另外两场浩劫那么多,但其对人类文明的破坏丝毫不亚于另外两场大浩劫。 二次大战结束后,战犯被国际法庭审判,被摧毁的城市很快被修复,人们心灵的创伤慢慢被医治,法西斯主义被世人所唾弃,成百上千个纪念碑被竖立起来以悼念不幸受难的人们以及记住那场悲剧。 而文革不但杀了那么多人,而且对于人类的摧残不仅是肉体和心理的,更严重的是对历史遗迹的毁灭,对人类文明的亵渎,对中国人民思想的毒害,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灭绝。 这些,有的已经永远无法恢复,有的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能恢复。
    
    文革结束后,至今没有任何一座文革纪念碑被竖立起来以悼念千百万冤魂,文革中摧残生灵杀人害命的侩子手和恶魔们全部逃脱制裁,文革思想至今还在官媒上以及官方娱乐场合被公然颂扬,老百姓的思想中文革的阴魂还远远没有散去······
    
    一晃50个春秋过去了。
    
    今天,2016年5月16日,是文革50年的日子。
    
    50年前的今天,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这个通知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长达十年的那场浩劫,也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两千万人被迫害致死,一亿人受难,国民经济崩溃,教育大倒退,军队不练兵,政府不办公,老百姓缺吃少穿,青年学生被流放到农村当农民,亿万人民只能读一个人的书、听一个人的话、照一个人的指示办事,······。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既无战争又无巨大天灾还无外敌侵略的情况下的空前浩劫。
    
    50年后的今天,那曾经遭受那场浩劫蹂躏的人民似乎忘记了那一切。 今天,没有一家官方的报纸提及“文革”二字,电视台依旧歌舞升平,歌功颂德,似乎文革从来就不存在似的。 最最悲催的是,甚至那些在文革中遭遇过劫难,挨过整,被批斗过的一些高龄幸存者似乎也不发声了。 那些文革中被整死的人们的家属似乎也忘记了他们惨死的亲人。 这一笔历史,正在中国史书上悄悄地被抹掉······。
    
    然而历史不容抹杀,真相岂可隐瞒。 文革,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回避的史册上的很黑的一页。 既无法撕掉,也不能改写。 无论需要多久的时间,我们都必须正视文革。
    
    
    
    文革究竟是什么? 在很多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的心目中,那是一场父辈经历过的很遥远的政治运动,跟自己毫无关系。 在一些毛粉的眼里,那是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防修反修的伟大实践,是清除党内“走资派”,防止中国共产党改变颜色,永葆党的战斗力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行动。 然而在那些“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家属的感觉中,那是一场血淋淋的杀戮,那是地狱,那是魔鬼的吞噬。 甚至在很多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眼里,文革也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干部被批斗、关押、毒打,甚至残害致死。 那些共产党干部也许做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例如内战中枪杀很多血肉同胞,斗地主,枪毙资本家,等等等等。 但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那些都是党的好干部。 文革中,那些“党的好干部”居然和那些地主资本家以及他们的“狗崽子”关押在一起了,一同接受“大批判”和“改造”,一起被斗的死去过来,一起被吊打、坐“喷气式”、吐口水,甚至一起去“见马克思”。
    
    “五一六”那一年,我一年级的教算术的女老师,姓赵,上吊自杀了。 她家庭是上海的大资本家,但她却一点也不像大资本家的大小姐。 她穿着朴素,说话轻声细语,对我们这些小学生和蔼可亲,从来不刁难、辱骂或责备我们。 我是在她死后从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知道她的身世的。 我家大院里的一个邻居,档案科长,因为被查出有“历史问题”,上吊自杀,扔下年轻的妻子和一对可爱的儿女。 俺爹是“根正苗红”的共产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出身,13岁就加入了共军,居然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没完没了地批斗,差点死掉。 俺爹一生中就见过一次“资本主义”,但那是在俺出国留学后的第四年来美国探亲。 文革那个时候俺爹那半文盲甚至不知道资本主义是个啥样子,怎么去“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个时候,弄死个人就跟死个蚂蚁差不多寻常,根本没人当回事。 弄死100个人不过是让人们茶前饭后增加点谈资。 弄死1000人也不过是在当地的对立的两派小报上又增添一个头条新闻。 弄死10000个人就一定有机会升官,当上地区或省革委会主任。 安排弄死100 万人的,跻身政治局的概率几乎是100%。
    
    文革中究竟整死多少人? 这至今还是一个谜。 那年头没有人口普查,户籍登记也基本上瘫痪。 一个人要是死了,就连个死亡记录都没有,最多是把户口给注销了,其目的是不让家属今后继续领粮票。 即使有那么零星的记录,也没有谁会说那是批斗死的、迫害致死的、武斗打死的、被逼自杀的,等等等等。 就连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后,他的死亡火葬记录上也不过把死因写成“烈性传染病”。 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大致地统计出文革中被整死的总人数的,这就是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普查,根据那时的户籍以及那些幸存者还有文革过来的人们的口述,一个一个核实。 日本人对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被炸死的人员名单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整理出来的。 可是中国政府有这个勇气调查文革中被整死的总人数吗?
    
    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
    
    叶剑英是中共老人,他在文革中虽然也挨整过,但在913事件后很快又被毛泽东重用。 他说的“2000万人”这个数字,应该是中共内部根据各地层层统计上报的数字所做出的相对靠谱的判估。 那个时候文革结束不久,各地的“老干部”才开始被“解放”,他们知道当地究竟有多少人在文革中被整死,老干部们向上汇报的数字应该不会有很大的水分。 但瞒报数字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是因为1978年那个时候,“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各级政府中还有很多“造反派”或“工农兵”干部仍在掌权,他们有理由瞒报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数,以逃避其罪责。 总的说来,叶剑英所说的“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应该不是夸张。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听着不顺耳,插了一句话“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赞同毛泽东的说法。 毛泽东立马站了起来,当着数以千计的与会代表,发表了一番惊世骇俗的高论: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其实也瞒报了,他这一生“坑”的远不止“四万六千个儒”,而是几千万个“儒”! 单单一场文革,就“坑”了两千万!
    
    中国历史上有比毛泽东更凶残的暴君吗?
    
    世界历史上有比毛泽东更凶残的暴君吗?
    
    
    
    二战中死的人,多半是在战争中打死的军人和平民,被打死的绝大多数是敌对国的军民。 国家之间的战争,死亡人口大致都是这个情况
    
    但中国文革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 没人入侵中国。
    
    文革中被整死的人们大多不是普通平民或军人,他们大多数符合以下类型:
    
    ——知识分子: 如大学教授、医生、教师、工程师、学者、专家,等等。 这一类人用今天的术语形容就是“知识精英”。
    
    ——文化名人:如作家、画家、艺术家、评论家,等等。这一类人用今天的术语形容就是“文化精英”。
    
    ——国家干部:如国家主席、省长、市长、党委书记、大学校长、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等等等。这一类人用今天的术语形容就是“党政精英”。
    
    ——工商人士:如前资本家极其亲属、前投资人、前小业主、前房地产商,等等。这一类人用今天的术语形容就是“商业精英”。
    
    ——敢言人士:如张志新那样的公开批评共产党的有识之士,等等。这一类人用今天的术语形容就是“寻衅滋事者”。
    
    ——前农村富裕人士:如前地主、前富农,等等。
    
    ——有“历史问题”的人物,如前国民党员、前三青团员、前国民政府职员、曾被被国民政府抓捕又释放的共产党员、中共前打入国民党内的“地下人员”等等。
    
    按照古今中外的任何标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们大都应该算是国家的精英、栋梁、思想库、良心、爱国者,等等。 换句话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专门用来消灭国家的精英、栋梁、思想库、良心、爱国者的。
    
    历史上有过这种事情吗? 这不是千古一遇的浩劫又是什么?
    
    秦始皇即便焚书坑儒,也没有那么瞎折腾,他登基以后致力于搞好国家建设。 他建立皇帝制,推行郡县制,实行土地私有,统一货币与度量衡,开凿五尺道,构建交通网,统一车轨,等等等等。 而文革则不光是杀人,而且是国民经济全面停顿,人人靠读毛主席的书过日子,靠跳“忠字舞”上班交差,靠手上的老茧上大学,靠“斗私批修”训练军队。 这还是个国家吗?!
    
    所以,虽然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数没有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中那么多,但仍然是上个世纪人类最大的浩劫之一。 因为和两次世界大战不同,文革是有选择地专杀国家的栋梁和精英! 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浩劫!
    
    
    
    说起历史,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外敌的入侵曾经数次把整个中国给占领,中华民族由外族统治。 例如元朝是成吉思汗的统治,清朝是满族人统治。 虽然这些“蛮夷”杀人无数,荡平了中华大好河山,但他们打下中华江山后却老老实实地开始学习中华文化,丰富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从未被毁灭。 我们知道,唐诗、宋词、元曲,这是中华古代诗词的三颗明珠。 在元朝,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蒙古人敬孔子,元武宗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
    
    清代皇帝们对中华文化更是推崇备至。 我们知道的《康熙字典》一直到今天还一版再版。 康熙钦定的《古今图书集成》更是浩瀚的中国古籍之集大成,该书正文10000卷,分装5020册。 康熙之后的雍正,是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向孔子下跪的皇帝。 雍正组织编纂了《二十一史》,下令校勘十三经。 至于乾隆,他组织编纂了《四库全书》。
    
    即便杀人如麻的日本鬼子,对古老的中华文化也是敬仰有加。 日本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深知儒家思想的精髓。 日军打到山东时,东京大学教授高田真治曾经上书日本军部:“山东作战,如破坏曲阜古迹,日本将负破坏世界文化遗迹的责任。” 日军侵略中国时,日本鬼子一面视中国人命如蝼蚁,却又强调保护中国重要的名胜古迹。 日军在完全占领山东之前,提前派先遣部队进驻“三孔”。1938年1月3日,曲阜沦陷。 日军进入曲阜后,派兵把守孔庙,组织军官和士兵进行参拜。直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止,曲阜“三孔”在日军占领时期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今天曲阜的孔庙、孔林、孔府,都是假的,都是文革后重新修建的赝品。 真的孔庙、孔林、孔府,早就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捣毁。
    
    公元1966年11月10日,红卫兵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 行动前他们请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11月12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 谭厚兰一行便砸掉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
    
    下面是当时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的实录:“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钁头、挥舞铁杴,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 大会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六千多件文物被烧毁、毁坏,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掘。
    
    孔子遗迹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躲过了无数场灾难,碰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竟毁于一旦。 世界文化遗迹中有一个被人工抹掉了。
    
    那一年,正是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
    
    砸了孔家店,毛泽东还嫌不过瘾。 文革后期,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又专门发动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不把“孔老二”彻底批倒批臭,毛泽东誓不罢休。
    
    砸烂孔家店只是文革中破坏和灭绝中国文化的行动之一。 全国各地在“破四旧”中捣毁、焚烧、砸烂的古迹、古籍不计其数。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头脑和心目中的中华文化和优良传统,中国人的美德和价值观被彻底摧毁,代之以流氓文化和斗争哲学。
    
    忽必烈和皇太极以及皇军都不敢做,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伟大领袖毛主席做到了!
    
    今天的中国,还有中华文化吗?
    
    不要看中国今天满大街的文化服装,不要看影院里演不完的古装戏,不要看大学里热门的“国学”课,不要看遍布各地的“古迹”,那统统都是假的,都是金玉其外,都是骗钱的! 人们的头脑中早已不存在一丝半点的中华文化。 尊老爱幼早已不存在了,谦虚谨慎早已不存在了,礼义廉耻早已不存在了。 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忠厚、勇毅力行,这些中国的传统美德统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物欲、兽欲、人欲、金钱关系、利害关系、权力关系。
    
    而这一切都是从50年前的今天开始的,1966年5月16日。
    
    
    
    二战结束那年,欧洲和亚洲各成立了一个国际法庭,审判那些纳粹和日本法西斯。 其实要处决那些罪犯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被枪毙一万次也不亏。 但是法官们没有草草办案,而是让那些罪犯请律师辩护,让检察官把那些罪犯所犯下的罪行的罪证一条一条提供给法庭,让成千上万的证人去做证,提供证词。 当年法庭的所有原始证据和证词记录今天仍然完好地保留着,而且要永远保留下去。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只有把那些案子办成铁案,那些罪犯才永远无法翻案! 是的,二战的案确实办成了铁案。 可以说,再过一万年,日本和纳粹法西斯也无法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翻案!
    
    文革结束后,“四人帮”也被审判。 但谁都知道那是走过场。 而且给他们定下的那些罪行,在今天看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你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当年的大英雄。 而且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好些人都是文革的罪魁,都该被审判,但他们却逃脱了历史的审判。还有一些人所担负的罪责更大,但他们反而却成了英雄,例如周恩来。说起来,“四人帮”的说法不正确,他们至少是“六人帮”,要加上康生和周恩来。但他们其实也都不是文革的主谋,主谋是谁呢?是毛泽东!“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一个字一个字亲自定稿的,那里面关于发动文革的那些话是他亲自加上去的。文革中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亲自示意、提出或批准的。
    
    不批判毛泽东、周恩来,光批判“四人帮”,那怎么清算文革呢?“四人帮”冤枉啊!
    
    二战结束后,东北的以及全国各地很多残留的来不及回日本的日军还是被当地的老百姓给打死了。德国军队的很多纳粹军官乘乱化名潜逃。以色列为了追杀那些潜逃的纳粹军官,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以色列政府派出特工、间谍、暗探、律师、外交人员,到处追杀潜逃的纳粹凶手。不管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不管他们已经是垂死的老人,也要把他们绳之以法。
    
    文革中有很多的杀人如麻的红卫兵打手、党棍、工宣队流氓、兵匪一直逍遥法外。割断张志新喉管的那几个侩子手就连姓名都没有披露出来。所有的罪状都往“四人帮”那里一推了事。
    
    八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追查迫害严凤英致死的刘万泉》的文章,把严凤英死后那个军代表是如何对严凤英当众开膛破肚的细节披露出来,并号召有良心的人们人肉那个变态恶魔。那件事不能怪江青,因为即使江青也没有批准整死严凤英,更没有下令她死后将她当众开膛破肚。那篇文章在国内广为流传,甚至一些公安人员读后都怒不可遏。很快那恶魔的详细信息被有良心的公安人员披露在网上。也许那个军代表垂老了,还没有死。现在审判他还不迟。但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会那样做吗?
    
    请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不可以依法处置那些文革中罪大恶极的凶犯和恶魔?
    
    就算不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行,放过那些恶魔,那起码也应该把文革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来一个彻底的否定吧?文革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专制,在中国有谁敢说这个?中共中央在文革结束后对那段历史做出了结论。不管怎样,其基调还是否定毛泽东的“前三十年”的,这是因为文革就是毛泽东的“前三十年”中最重要的阶段。但是习总书记一上台,马上做出对“前三十年”的正面评价。这不是在替文革翻案吗?
    
    退一万步,文革死了那么多人,就连共产党本身也遭受重创,整个国家被彻底搞乱了,那中国共产党至少要站出来向那些被整死的人们的家属,向那一亿受迫害的人们,全中国人民道个歉吧?
    
    50年过去了,中共道歉了吗?
    
    党啊,你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你欠全党一个道歉!
    
    
    
    文革完了吗?
    
    大多数人会说,文革完了。自从“四人帮”被抓的那一天起,文革就结束了。
    
    是的,那天我偷听敌台,从《美国之音》里听到“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激动的一夜没睡着。第二天其他插队知青见到我也是神秘兮兮的,说话都怪怪的,都在竭力压抑着一种好心情。两天后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正式播出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我叫起来了,蹦起来了!天终于亮了!
    
    电影《芙蓉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一位文革打手疯疯癫癫地敲锣走在村里“运动了,运动了···”。
    
    没人相信那疯子的胡言乱语。
    
    但是文革50年后,越来越多的人却相信:文革还会再来。
    
    文革真的结束了吗?没有!它就像一个疾病被暂时控制住症状,但随时可能复发。这个道理很简单,文革这个顽疾被并没有被根治。中国的专制依在,文革的思想根源仍在,文革的社会基础仍在。最明显的一个证据:今天文革在一些中共高官的眼里仍然是个香饽饽!
    
    今年五一六前的两个星期,在习主席的眼皮下,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上演了一场文革回潮丑剧。文革中最流行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再次登台上演,文革中的口号再次打在舞台上。而观众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对,演出结束时掌声雷动,演员们也个个眉飞色舞。
    
    您敢设想有一天德国的某个剧院里上演一出歌颂希特勒和纳粹大屠杀的节目吗?您敢设想有一天东京的某个剧院里上演一台歌颂东条英机和皇军圣战的节目吗?那样的事情在二战结束后就不再发生了,因为那违法。但在中国,无论如何鼓吹文革是多么伟大和正确,都是合法合理的,不但不会带来麻烦,甚至会受到中宣部的重用和提拔。有人自作聪明地认为那场演出是对习主席的“高级黑”,受到上面的追查。算了吧!习主席看完了录像后肯定激动地热泪盈眶,而彭麻麻说不定也不住地擦眼泪。不瞒您说,即使我恨透了文革,即使我认为毛泽东该千刀万剐,但是我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镜头时,血压会忍不住地升高,心跳会无法控制地加快。因为小时候如果在那种镜头出现时如果我不去鼓掌欢呼雀跃,可能会有人打我小报告,第二天就要在班里写检查,说不定还会挨批斗,挨鞋底,挨耳光。久而久之,这热爱毛主席成了一种习惯,假装的表情变成一种机械的行动,机械的行动变成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就跟今天北韩的情况那样。
    
    可以说,文革的毒,浸淫在我们这两代人的骨髓里面了。如果换了我当个中共高官什么的,我也想恢复文革中的那一套,尽管我对文革恨之入骨。原因嘛,上一节讲的一清二楚。
    
    可以相当自信地说,只要条件适当,在中国文革随时可能回来。几个月前的“文革十日”就是一个小预演。
    
    有的人不是在盼着文革再来吗?我写五一六,他们也写五一六,但角度和观点截然相反,可结论却一致:文革还会再来。
    运动了,运动了,运动了······
博讯




六四学生领袖刘刚:我与王丹在秦城监狱斗争始末(图)


文章来源:
           
六四学生领袖刘刚关押秦城监狱,为表达对当局的不满,刘刚在狱中先后组织绝食等抗议活动,坚持“反围剿、反审讯、反洗脑、反改造”,号称秦城铁血汉。1995年他刑满释放,1996年经香港流亡至美国。2014年10月24日,刘刚撰文《说说我同王丹在秦城监狱是如何传递书信的》讲述了他和王丹在秦城监狱的“狱中斗争”始末。

六四学运领袖之一王丹

我从1989年6月25日前后被关进秦城监狱。王丹大概是于1989年7月初被关进秦城监狱。

我在1989年7月1日到5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204楼的6号牢房。那时我被戴镣戴背铐,原本是单独关押,后来又派来一个北京二外的一个名叫王兴安的大学生,主要就是监视我,顺便侍候我吃饭。

我后来被调到该楼的2号牢房。随后,大概是在7月5日开始,王丹就被关进6号牢房。

从1989年7月到1991年2月,在这长达一年半时间里,我和王丹同被关押秦城监狱,同关一座牢楼,我们二人每时每刻都是近在百尺之内,我们竟没有一分一秒的相见时刻。

尽管如此,我们之间还是有办法通过书信交流的。

1991年2月12日,我同陈子明、王军涛一道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的罪名被宣判。王丹等其他人都在此之前被宣判过了。那时我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另一座楼的78号,我是在三楼,是被单独关押,王丹则是被关押在同一座楼的的68号,好像是同张前进同号。这时,春节将近,我们这些人又都已经被判刑,秦城监狱对我们的看管就适当放松些,比如,允许我们各个号之间交换一些书籍。于是,我便利用这个机会同王丹进行书信往来。

我手中有一本方励之写的书,书名是《宇宙的创生》。这是一本关于天体物理的普及读物,我便让哨兵将这本书在秦城监狱的各个囚房传阅。我知道王丹那些人都看不懂这本书,我让哨兵给王丹传话,说有什么物理问题可以向我提问。这就是我同王丹的通话渠道之一:哨兵传话。

通过哨兵传话,那是无法确认这话是否能如实传达到。那些哨兵通常是不会给我们传话的,但是,书还是能够传到的。于是,我们便在书中夹带书信。我的方法是将写好的字条藏在书中,比如夹在100页到101页之间,再用米汤将这两页粘起来成为一页。哨兵检查时,只是逐页翻看一下,如果没有便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书写字句,就会放行。

我的这个夹带字条的方法很快就被哨兵发现了,但我们已经发现了另外的传递信息的方法。比如针孔法,就是用针在书的一页上扎孔,根据孔的排布,编出ABC的密码。再后来就使用在书中直接书写书评,将我们的书信藏在书评中。

通常,我这里传出的书都检查得比较严,我传出的书中只要有手写字,一律不准外借。但从王丹那里传来的书,通常都会写满书评和心得。比如,王丹那里给我传来一本历史书,王丹在那本书的空白处写满了评论和心得,写得密密麻麻,王丹在书中写下的文字,比原书中的印刷文字都要多。

王丹的这些书传给我,我都是将王丹的手写文字一字不漏地反反复复阅读,正着读,倒着读,跳着读,等等,各种组法,就是为了发现其中可能通过密码传递的信息。

我也在书中留下我写的文字,我的文字那就是我要传达给王丹的书信和指令。当然,我的指令是隐藏在王丹的文字当中了,王丹能够读到我的指令,那些哨兵和管教警察则很难发现我的指令了。

我先是给王丹传去我制定的监狱反审讯反改造策略,那就是“不坦白,不交待,不反思,不签字,不画押”,“不怕电棍电炮,不怕严管小号,不怕戴镣戴铐,不怕坐牢戴帽……”(有五不怕,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等等。

我责令王丹推翻他写出的13万供词。

王丹给我的回话是:“13万字都是大陆货,大多是照抄人民日报。”

在我的判决中,主要是使用王丹的供词。王丹的供词之一是“刘刚说在戒严之后要继续组织游行示威,进行反击”。

之二是:“刘刚在成立高自联那天去王丹宿舍找王丹,手里拿着写好的高自联章程。”

还有许多,包括我带领王丹逃亡路上的一些事情。

就以上两点,我在法庭上曾要求王丹出庭作证。当然法庭不准任何人出庭作证。我当即反驳,针对王丹的第一个证词,我反驳道:“这个证词是断章取义,掐头去尾。我的原话是“组织学生于5月30日撤出广场,有人担心撤出广场会受到秋后算账。我继而提出一旦有人被抓,我们将以各种方式进行营救”。我要求法庭将王丹的这个证词改成“刘刚组织学生撤出广场”,并以此来证明我有重大立功表现”。但是,检察官竟然反驳说,“我们的任务是找出证据证明你有罪,不是来给你请功的。”

关于王丹的第二个证词,我当即向法庭说,这个证词是无中生有,因为在高自联成立之前,我本人就不曾见到什么高自联章程,怎么可能拿什么章程给王丹看。我要求法庭出示物证,证明我给王丹看过高自联章程。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给王丹的书信中,要求王丹推翻这一切供词。我还列出王军涛陈子明等人的名字,要求王丹推翻所有针对他们的供词。

王丹的回话是:“关于军明,都是被动提及。”

“已经判刑了,翻供也没用。”

“如果属实,没必要翻供。如果不实,又只有我一个人的供词,就是孤供,无法以我的孤供去定罪。”

等等。

我一再告诉王丹翻供的意义在于挽回王丹的声誉,更在于我们掀起翻供浪潮,在外界传播,揭露中共的审判是非法审判。

我还特意准备了我为王丹起草的翻供供词,标题为“对反思的反思”,传给王丹,让王丹签名后交给各个机构,并广泛向外界传播。王丹就是不同意翻供。

我特意还将我写过的一些翻供材料传给王丹,包括下面链接给出的几份。

秦城监狱轶事(6):关于方励之造谣诬陷邓小平的证词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1/03/6.html

秦城监狱轶事(7):刘刚关于王丹无罪有功的证词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1/03/6_16.html

秦城监狱轶事(8):我在监狱写过的两篇反思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1/03/8.html

我的这些书信都传给王丹了,王丹就是拒绝我的指令和建议,拒绝翻供。我随后不久,也就是在1991年2月底,我离开了秦城监狱,被送到吉林长春监狱,又转到沈阳大北监狱,最后被送到凌源第二劳改队。我同王丹在监狱中的书信往来就此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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