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采訪文革紅衛兵五司令之首蒯大富

蒯大富(Public Domain)

蒯大富。幾乎被稱爲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運動中最爲傳奇的人物。

他擁有幾個當時特定時代無人逾越的唯一：

唯一一位大庭廣衆之下膽敢肆無忌憚地撲到毛澤東懷中嚎啕痛哭，並誘發世紀暴君眼淚的中國人。

1983年針對四人幫及其所謂余黨的系列審判中唯一一位當庭抗訴，在沒有辯護律師的時代自我申告無罪，與檢察長和大法官當庭唇槍舌戰，並令公訴方啞口無言的被告。

“按毛澤東本人說法，中國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從1965年11月10日開始的，但對于廣大民衆，特別是對于蒯大富這樣正在讀書的大學生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從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和楊克明等七人大字報開始的。”這是文革爆發之初最著名的紅衛兵領袖韓愛晶以筆名許愛晶于2011年清華百年校慶期間由香港文革曆史出版社問世的大陸禁書《清華蒯大富》（本次訪談中蒯大富稱與韓合著）中一段激動人心的描述。

五十年後的6月1日，《不同的聲音》撥通了正在與頻發性中風頑強抗爭的蒯大富老人黃田頤養院房間的分機電話。

采訪蒯大富，幾乎是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務。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于在一個星期的不懈努力後找到了“司令”四次中風之後不得已搬入的深圳寶安區黃田福利中心寶馨頤養院的房間電話分機號碼，卻被多方多次善意預警：老蒯根本不接受外媒任何形式的采訪！

這通電話，打，還是不打？著實是一個巨大的糾結。因爲：

衆多相關國內訪談綜合資料透露：爲了躲避蜂擁而至的外媒，蒯大富一度給自己起了個化名戴明...公安局的朋友對他明確坦承：“給你創造一個掙錢的好環境，但是必須切斷你和國外、港澳不必要的聯系”。在這一點上，蒯表示接受...香港有家左傾的電視台（鳳凰衛視）和蒯大富很熟...幾次三番想做他的訪問，都沒有成功。蒯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和他們說，“我說的你不敢播，你讓我說的我又不想說，你說我上你節目幹嘛？你也別爲難，我也別爲難。”...可是怎麽也算經曆過來的人物...人們也總抱著想從他嘴巴裏發掘一些新奇東西的向往。1992年下海山東，按照組織上的規定，他是不能接受外國記者的采訪的，但有一次卻破了例，允許日本讀賣新聞采訪他...日本記者一口氣就問了很多問題：文化大革命期間，你曾經和江青女士有很多的接觸，你對江青女士怎麽看？現在全國到處都講放“東方紅”，你對毛澤東又怎麽看？文化大革命初期你們曾經反對過鄧小平先生，現在他在主持中國的改革開放，你怎麽看？鄧小平先生百年之後，中國將會怎麽樣？全是些哪壺不開提哪壺的問題...兩個小時後，日本人走了，省外事辦的官員深爲蒯大富的口才折服，朝他翹起了大拇指。蒯也很得意，“外國記者是不可能從我這兒抓到攻擊中國的把柄的。”

那是24年來蒯大富唯一一次接受外媒“哪壺不開提哪壺”的采訪。

四分之一世紀之後的今天，《不同的聲音》重啓了“哪壺開了提哪壺”的蒯大富獨家“閑聊”。

整個二十余分鍾的訪談，幾乎是在分分秒秒擔心著一不小心“問過界”，那紅司令性之所至挂斷電話拂袖而去的訪談危機。這通電話啊，得來實在是大不易。

說起蒯大富，中年+華人可能沒有不知道的。但還是引用一下維基百科相關詞條吧：

蒯大富，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以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統稱爲北京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蘇省濱海縣，祖父是北伐軍的戰士，父母都是1940年代的中共黨員。蒯大富中學就讀于濱海八灘鎮中學，成績優異，近年八灘中學校慶時他也曾到場。本來學校准備讓其演講，但由于其曆史原因取消其演講。即使如此在校慶現場還是得到很多同學的青睞，同學們更多是像見識一下這位頗具曆史痕迹的奇才風采。

1962年考入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登出了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出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全國上下興起了造反運動。當時身爲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三年級902班學生的蒯大富到一些大學看大字報，不久便要求同駐清華大學的工作組負責人葉林進行公開辯論。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轟”壓制文革的工作組，並要求奪權。1966年6月19日，蒯大富提出要趕走以葉林爲組長的工作組，同一天劉少奇委托王光美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兩天後王光美加入工作組，成爲引人注目的一員，但葉林仍爲組長。工作組在王光美的授意下認爲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學生。因絕食以示抗議，被開除團籍並關押18天。7月21日，陳伯達派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來到清華大學看望關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組撤銷。康生指示從清華大學接蒯大富參加7月30日新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北京市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8月4日，陳伯達等人到清華大學參加批判以王光美爲首的工作組執行「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爲蒯大富平反。蒯大富獲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

此時蒯大富在清華大學仍屬弱勢。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工作人員李讷的要求下，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派出百余人到清華大學張貼大量大字報，支持蒯大富。1966年9月6日，由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第一把手朱成昭牽頭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其負責人不設「司令」等名號，朱成昭爲實際上的第一把手。此前在9月5日召開的三司負責人會議上，在朱成昭提議下，爲支持清華大學文革，決定也給予蒯大富個人「首都三司負責人」的頭銜，並同意蒯大富在9月6日三司成立大會上以「首都三司負責人」的身份帶領在場3000多名紅衛兵宣讀誓詞。自此，蒯大富當上三司「司令」或「副司令」的謠傳便不胫而走，蒯大富也得到了「蒯司令」的綽號。此時蒯大富手下尚沒有任何組織。1966年9月23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成立，蒯大富爲負責人。1966年12月19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同三司的創始成員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合並，成立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蒯大富成爲第一把手。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單獨接見蒯大富，聽取了彙報，並布置了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任務。 蒯大富返回清華後，召開了井岡山總部的會議，傳達了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從清華大學赴天安門廣場遊行，一路上打著「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到達天安門廣場後，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爲代表的資産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然後分五路以廣播車開道在王府井、西單、北京站、菜市口等繁華地帶演講、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被稱爲一二·二五大行動。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給王光美撥電話，謊稱王光美的女兒劉平平被汽車撞傷，正在人民醫院搶救，需要家長簽字。于是劉少奇、王光美驅車來到醫院，沒有發現女兒，而看到了作爲人質扣留的兒子和另一個女兒。後來王光美留下並被紅衛兵帶到清華大學准備批鬥，第二天在周恩來的幹預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參與上海「一月奪權風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紅衛兵召開萬人大會批鬥王光美，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參加陪鬥。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蒯大富當上了上北京市革委會常委，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組成「揪鬥劉少奇火線指揮部」，圍困中南海，采用喊口號，貼標語，高音喇叭廣播，甚至絕食的方法，勒令劉少奇寫檢查，低頭認罪，接受批鬥。蒯大富和他的井岡山兵團在火線指揮部充當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見紅衛兵，蒯大富還登上了天安門。27日，武漢七二〇事件後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揮手下貼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標語，28日，清華井岡山兵團的小報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聲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華井岡山兵團總部召開討論會，會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軍的幹部打成「帶槍的劉鄧路線」，並進一步煽動“打倒徐向前”。主持召開各地紅衛兵參加的「目前形勢分析會」，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

1967年10月17日， 蒯大富在《井岡山》報上發表《無産階級大奪權萬歲》，大談「奪權經」。

1968年5月，蒯大富組織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文攻武衛總指揮部，清華大學兩派武鬥中的一方。30日淩晨攻擊反對蒯大富的群衆組織，導致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傷，30多人終生殘疾，直接經濟損失折合人民幣逾1000萬元。清華的武鬥影響了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的大規模武鬥。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卻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開槍造成5名工宣隊員死亡，數百人受傷。

1968年7月28日淩晨，毛澤東召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五大領袖」，批評了蒯大富，蒯大富當場投入毛澤東的懷中痛哭。五大領袖返回學校下，動員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戰鬥。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甯夏青銅峽鋁廠任技術員。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義被送到清華大學接受審查，1973年審查結束後，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監督勞動。

以上是維基百科長篇大論的蒯大富詞條傳記。牢獄之災塵埃落定，蒯大富頃刻下海，旋即致富，轉瞬“大富”，期間幾乎沒有空窗期。個中原因，老蒯在訪談中直言不諱——從群衆來，到群衆中去。

這次對文革造反學生領袖蒯大富的采訪雖是當仁不讓的海外獨家，但實屬多多制肘下的遊擊隊“遭遇戰”---由頤養院保安總機轉接內控老人分機固定電話的私密安全性---你懂的。再者，這邊廂“打一槍就跑”，那方面“打槍的不要”，只能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空留不少遺憾乃至問號。諸如，蒯大富在上半部分言之鑿鑿：“沒有什麽兩個文革。就是一個文革，人民大衆起來反對黨內腐敗走資派嘛，現在講就是權貴資産階級。”但下半部分對話中受訪者又明確表示否定文革，並認爲文革不可能，也不應該再次發生。由于雙方陌路相逢，尚未建立互信，加之種種其他政治敏感因素，記者沒有在節目中深究細問二者之間明顯的邏輯矛盾。

好在善解人意的司令也意識到這一訪談特質，主動告之手機號碼，以便來日互信達成之後深談之用。

讓我們回到“六四紀念日前夜獨家采訪文革紅衛兵五司令之首蒯大富”下半部分。

RFA

“六四”秘辛：香港黑帮与神秘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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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港台：2016-6-5 22:31| 来源：多维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