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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万象：酒吧看大选变性人用厕旧金山房价高涨

2016年6月07日



     （VOA）是克林顿还是川普？美国人从美酒中看大选；跨性别人用厕难，争议日益激烈；旧金山房价突飞猛进，唐人街面临消失的威胁。

     总统酒吧看初选

    美国总统大选是当前美国人最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问题，还有唐纳德·川普的纳税记录，在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者争论得口干舌燥的时候，一家酒吧找到了新的商机。

    跨性别人用厕难争议日益激烈

    今天美国人激烈争论的另一个话题是跨性别人使用公共厕所的问题。今年暑假结束之后，跨性别学生在学校上洗手间可能会比以前方便一些。奥巴马政府发出指导意见说，学校应该准许跨性别学生根据自己认同的性别，而不是根据出生证上记录的性别使用厕所和更衣室。

    我是公民

    公民意识要从小培养起来，美国的一个系列网上卡通教学系统让学生们在玩游戏的同时，了解美国政府分支、枪支控制，和赢得白宫的“奥秘”。

    纪录片讲述变化的气候和不变的人心

    气候变化不仅是美国，也是全球关注的问题。电影制片人约什•福克斯在他2010年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纪录片《天然气之地》中，把镜头对准了富有争议的开采天然气的方式“水力压裂法”。福克斯在2013年的《天然气之地 II》中继续对这种开采方式展开探索。现在，福克斯带来了三部曲中的完结篇--“如何对世界放手，去热爱那些气候无法改变的事情”。

    技术热潮引发旧金山房租大涨

    旧金山的房价一直在突飞猛进。这是经济蓬勃发展和高科技产业日益增长带来的结果。住房贵的问题已经从城市蔓延到郊区。被列为历史保护对象的唐人街地段几十年来一直面临着高房价的难题。

    对于很多人来说，美国最不朽的标志就是牛仔。实际上，美国只有很少人生活在西部乡下，仍然过着牛仔生活的人就更少。不过，人们对西部的迷恋却日复一日，因此像《西镇警魂》（Longmire）这样的系列小说和电视剧依然大受追捧。今天我们要为你介绍《西镇警魂》的创作者克雷格·约翰逊(Craig Johnson)。

    繁忙机场人狗亲近帮助减压

    夏天来了，旅游旺季也开始了。坐飞机旅行通常让人身心疲惫，特别是人山人海的节假日。因此，美联航(United Airlines)开设了一个项目，叫“美联爪”(United Paws)，把专为人提供精神慰藉的治疗犬带到美国的7个机场，帮助减缓高峰时段的压力。让我们一起到首都华盛顿城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去看一看。

    节目最后，曾经是职业魔术师，变身歌手的Borns为我们演唱。

吳仁華: 戒嚴部隊軍人兇狠殺人原因

中國人權雙周刊

關于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兇狠殺人的原因，當年在北京的學生和市民中流傳著兩種主要說法，一是說中共當局事先讓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服用了興奮劑，二是說許多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經歷了云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的輪戰，早在對越作戰中殺紅了眼。

摘自《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 2009年5月

第一種說法有很濃的傳說性質，筆者早在1990年5月撰寫《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一書的初稿時，就明確表示懷疑。這個說法一方面缺乏證據，另一方面與筆者的親身經歷不符。1989年6月4日淩晨4點30分至5點20分，筆者坐在紀念碑底座的最高一級台階上，近距離目睹了沖上紀念碑底座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神態，他們顯示出來的不是興奮，而是憤怒，一種對“反革命暴徒”的強烈而不可壓抑的憤怒。這應該與中共當局的欺騙宣傳和政治思想動員有關，不是因為服用了興奮劑。

第二種說法有所依據。包括沖上紀念碑底座的陸軍第27集團軍特遣分隊在內，不少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確參加過云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的輪戰。而這些參戰軍人很粗野，也很兇狠，平時就讓部隊難以管理，不僅經常在云南省中越邊境地區打架鬥毆，而且還時常在云南省省會昆明市公然鬧事，連警察都不敢幹涉。陸軍第67集團軍在老山戰區參加輪戰期間，甚至發生過一名士兵端槍掃射集團軍指揮機關的惡性事件，軍長張志堅少將中彈受傷，軍參謀長粟戎生少將及時躲入桌子底下，才逃過一劫。

從1984年至1989年，解放軍七大軍區奉中央軍委之命，派遣部隊參加老山戰區輪戰，包括蘭州軍區的陸軍第47集團軍，沈陽軍區的陸軍第16集團軍、陸軍第23集團軍，北京軍區的陸軍第27集團軍，南京軍區的陸軍第12集團軍、陸軍第1集團軍，廣州軍區的陸軍第41集團軍、陸軍第42集團軍，濟南軍區的陸軍第67集團軍、陸軍第26集團軍、陸軍第20集團軍,成都軍區的陸軍第13集團軍。此外，各大軍區先後組成十三個偵察大隊赴老山戰區參加偵察作戰。在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部隊中，陸軍第12集團軍、陸軍第20集團軍、陸軍第26集團軍、陸軍第27集團軍、陸軍第67集團軍都參加過老山戰區輪戰，其他陸軍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的偵察兵，基本上也都曾經以偵察大隊的番號參加過老山戰區輪戰。

參加過老山戰區輪戰，可以說是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兇狠殺人的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畢竟在老山戰區所面對的是你死我活的全副武裝的敵國軍人，而在北京城內所面對的則是本國的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

筆者在研讀了包括中國軍方在內的許多資料後發現，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兇狠殺人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被激發了仇恨，二是立功心切。

先說激發仇恨這個原因。一方面，由于學生運動深得人心，北京民眾普遍反對戒嚴措施，幾乎所有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都遭遇到民眾的強力阻攔，軍民之間或多或少發生過言語和肢體沖突，以陸軍第38集團軍步兵第113師為例，1989年5月20日，就在北京市豐台區六裏橋與民眾發生流血沖突，雙方都有不少人受傷。在北京全民“截”兵的情況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不少軍人覺得受了委屈，心裏憋著一股氣。後來正是步兵第113師部隊率先開槍射殺民眾，時間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點鐘左右，地點在西長安街往西延長線上的五棵松路口。

另一方面，中共當局不許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接觸民眾，避免在了解學生運動的真相以後產生同情，對所有進京部隊實行封閉式的管理，嚴格規定官兵們不能私自走出駐地。在此期間，一邊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進行所謂的政治思想教育，反復灌輸“學生運動是一場動亂”的說辭，一邊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進行欺騙宣傳，極力宣揚所謂的“暴徒”毒打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惡行，激發軍人的仇恨心理。為了突顯所謂的“動亂”、“暴亂”，中共當局極力制造軍民沖突，例如本來可以利用北京地下戰備通道將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部隊安全地運送到人民大會堂等地，陸軍第65集團軍等部隊就是利用地下戰備通道進入了人民大會堂，但故意讓部分官兵棄地下戰備通道而不用，在地面赤手空拳地向人民大會堂等地徒步開進，引誘民眾予以阻攔，造成軍民沖突，達到激發軍人對民眾的仇恨心理。不得不承認，中共當局的這一招數使用得非常成功。在六四血腥鎮壓行動中，確實有不少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將民眾當作誓不兩立的敵人對待，下手毫不留情。

例如在西長安街上，一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官二話不說，近距離，以行刑似的方式，用手槍對準清華大學學生段昌隆的胸膛開槍，將他打死。當時段昌隆手無寸鐵，沒有任何暴力行為，只是希望勸解對峙的軍民雙方。

例如在西長安街上，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不放過連中三槍的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吳國鋒，一名士兵將刺刀捅進他的肚腹，使勁往下拉，造成長大7、8公分長的傷口，一位軍官又往他的後腦勺補了一槍。

例如在天安門城樓西側的南長街南口附近，解放軍戒嚴部隊不準民眾救助中槍倒地的、年僅19歲的北京月壇中學高中學生王楠，一位老太太跪地哭求，遭軍人端槍威嚇；途經的救護車被強行趕走，最終導致王楠不治死亡。

再說立功心切這個原因。事實上，這才是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兇狠殺人的最主要原因。在開槍命令下達之前，中共當局已將北京學生和市民的和平請愿行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將六四血腥鎮壓行動說成是“平息反革命暴亂”，為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制造了依據，同時也為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提供了立功受獎的機會。中共當局有關參戰軍人待遇的文件規定，：“平息反革命暴亂”屬于戰爭性質，參與平息反革命暴亂行動等同參戰，凡立功受獎、受傷致殘者，均享有參戰軍人的優厚待遇。凡立功受獎者，國家負責優先安排工作，農村戶口可以轉為城鎮戶口。這項規定對于來自農村的士兵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而大多數士兵又恰恰都來自于農村。以陸軍第38集團軍為例，在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1萬多名官兵中，就有8名官兵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有4名官兵被北京軍區授予“衛國勇士”榮譽稱號，有27名官兵被授予一等功，有131名官兵被授予二等功，有1311名官兵被授予三等功，逾十分之一的軍人立下戰功，可見中共當局為了達到鎮壓目的，是如何大方地獎賞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

由于上述這兩個主要原因，幾乎是所有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在接到部隊開進命令後，都迫不及待地殺出封閉已久的臨時駐地。當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下達之時，幾乎在每一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臨時駐地都是歡聲雷動，磨刀霍霍，官兵們的普遍心理是：終于等到了報仇和立功的機會。據現場目睹者說，1989年6月3日晚上，陸軍第38集團軍和陸軍第63集團軍等部隊在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的機關大院舉行出發前的誓師大會，全體官兵殺聲震天，令人不寒而栗。對絕大多數來自于農村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而言，既能報仇雪恨，快意殺人，又能立功受獎，復員後留在城裏工作，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呀。例如北京衛戍區警衛第1師第9連士兵劉加林，就是因為獲得“共和國衛士“的榮譽稱號，破例提拔為少尉排長，後來轉業到公安部門工作。

戚本禹忆毛贼东时代高层腐败

雷声博讯

戚本禹回憶：毛澤東時代的高層腐敗



   1961 年底，我從天津調查回來后，田家英有個設想：現在最需要的是辦個刊物，把群眾來信和我們調查的一些重要情況登在刊物上發表，只送主席和政治局的人，不送別人。他認為我寫東西行，能力也有，就叫我去創辦這么一個刊物。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出他的設想和辦刊人選后，立即得到主席同意。這個刊物很快就誕生了，取名叫《群眾反映》，由我當主編，刊頭是陳秉忱寫的。刊物的宗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反對黨內的特殊化。具體就是把高級干部中的貪污或作風上的事，把群眾給主席的來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況，以及我們在調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況，摘要地登出來。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劉、周、朱等幾個人。

   《群眾反映》是一個簡報，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時候一個禮拜出一期，快的時候一兩天出一期。每期 20 來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幾份存檔。正因為閱讀范圍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登的。例如，當時工交口一些很高級別的領導經常大吃大喝，喝醉了還亂講話，群眾就寫信反映給毛主席，我們就把它登出來了；有些省級的領導賭博，輸了錢還向秘書借錢，群眾反映上來，我們也把它登了。每一期都能震撼大家。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辦這個刊物就是要讓人家看了一期就馬上想看下一期。據葉群說，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幾天沒有出了，他就要問，《群眾反映》呢？那么，大家為什么那么急著要看？我舉個例子：

   譚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厲害，誰都不敢惹。譚震林當時是管農業的副總理，享受首長特供，可是葛慧敏對特供還不滿意，還用首長專用的軍用飛機去農村采購活雞。帶活雞是不能坐飛機的，葛慧敏就很強硬說是首長要的，非讓人家運。活雞是放在一個筐里運的，下了飛機，要把筐還給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雞從筐里拿出來的時候，一失手，那雞在機場里到處飛。這下問題大了，飛機場最怕這個飛的東西了，那雞萬一鉆到飛機的發動機里面去，飛機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衛趕緊去抓，結果一大群人就在機場里面抓雞，鬧了個大笑話。

   機場寫信把這事反映到中央辦公廳來了。信到了我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譚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這個人很小氣，在家里把好東西藏起來不讓服務員碰，好吃的也不讓服務員吃，還罵服務員。服務員就給毛主席寫信，秘書也寫了信，都告這個葛慧敏，說她跟毛主席講的艱苦奮斗、干部要做榜樣距離太遠了。其實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領導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說過“譚震林是夫人專政” 。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綜合起來，寫了兩張紙，做了一個標題叫做“群眾對葛慧敏同志的意見” 。我對譚震林實際也是有意見的，他把農業管成什么樣子了？！搞浮夸，畝產幾千斤、幾萬斤，不都是他寫的報告嗎？首先他應該出來承擔責任。有困難了，他自己又不艱苦奮斗。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雞鴨，也是他同意的。這像話嗎？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該主動管一管的。

   登出來后沒幾天，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了，中南海都知道群眾告了葛慧敏的狀了，都拍手稱快，見到我就舉大拇指，意思是說：你敢碰葛慧敏，好樣的！這個葛慧敏的丈夫是譚老板，比省委書記都大，中南海群眾對她有意見，但沒有人敢碰她。譚震林是書記處書記，自己也有一份《群眾反映》。據他們說，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在院子里大鬧，說《群眾反映》登的都不實。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興，連給她家送飯的、打掃衛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氣了。

   毛主席看到譚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飛機買活雞的簡報，也在上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譚震林同志閱，請譚震林同志注意影響。毛主席是要譚震林自己對葛慧敏進行教育。沒幾天譚震林就打電話給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見好好說嘛，不能這么整人” 。田家英推說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譚震林從此也和我結下“梁子”了。

   毛主席責令羅榮桓處理過一批已經變成了“牛金星”、 “劉宗敏”的軍隊將領。不久，毛主席又在 1951 年底、1952 年初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在“三反”中，毛主席頂住各種壓力殺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大干部、兩個功臣。這兩次運動的確純潔了黨的組織，但黨內腐敗并沒有就此絕跡。1954年暴露出來的高崗腐敗變質問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當然那只是高崗案附帶揭露出來的，不是高崗案的核心。

   其實黨內的“高崗”不止一個，而是很多。這些“高崗”也沒有因為高崗搞腐敗身敗名裂就自己主動收斂。照我說，葉劍英也是一個“高崗” 。高崗功勞很大，主席很器重他；葉劍英救過中央，功勞也很大，主席還感謝他。但葉劍英是公子哥兒，風花雪月不斷，換老婆太多。這個比高崗還不像話，高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純道德問題，而葉劍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問題遮蓋起來了。葉劍英離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記不清。1957 年黨校輪訓，他愛人也在黨校，是我的同學，她姓趙，那時還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葉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時就大罵葉劍英“老不死的，老東西，玩弄婦女，老不正經，好話說盡，他很會……”。還有很多難聽的話！葉劍英家里沒有全家福，后來離婚，也亂搞，大概是糊涂了。總理卻是支持葉劍英的，這是為什么，我是有點不理解。

   葉子龍是主席的五大秘書之一，是秘書室機要室主任。他那時經常打著主席的旗號，用主席的名義搞女人，他要搞哪個女人，就對人家說“毛主席要找你談談話”，把人家女的騙走。這是李銀橋告訴我的，是不是這樣，我不清楚，但根據當時的各種事情來看，我相信李銀橋沒有瞎說。后來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來了。他的機要室調來一個很美麗的女孩，他就占為己有。他私自調車，也沒有請假，把女孩帶到天津去偷偷過兩天，回來的時候車壞在路上，他要路過的卡車拉他，又不敢說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車隊用車記錄，他調車走了，說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電話打到天津，天津說葉子龍沒有來送文件。葉子龍是主席機要室的主任，失蹤了。這事就大了。是不是國民黨特務干的？中央和天津那邊就都警惕起來，天津那邊就派出大量警力，從天津搜索到北京這邊來，結果在一個路口發現一輛壞車，一個司機，另外一男一女共三個人。經核實就是葉子龍他們。他沒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沒有任務，事情就這么敗露了。后來主席要求整他的風，其他人揭發，就整出了葉子龍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對這些事當然是很不高興的，就把葉子龍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銀橋、徐業夫。

   葉子龍還曾偷賣一架蔡斯高級相機，那是一個外賓送給主席的禮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葉子龍送給新華社，葉子龍沒有送給新華社，而是把它拿出去賣給了拍賣行。那個時候，拍賣行的手續登記是很嚴格的，誰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級攝影家看上了這款相機，或許他以為主人也是一位攝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誰，結果查到是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葉子龍。葉子龍不是攝影家，怎么會有這么高檔的相機？他把這事反映到楊尚昆那里。楊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個半”之一，葉子龍卻從來都不把楊尚昆放在眼里，楊尚昆就利用這個機會搞葉子龍的名堂。

   這個葉子龍也真是不檢點到極點，1962 年開春，毛主席派他帶人到河南信陽調查那里的餓死人情況。他去了，調查工作是敷衍塞責，大吃大喝卻是每場必到，更加惡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興致勃勃，找姑娘，開舞會，不亦樂乎。這些情況林克反映給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葉子龍光是搞女人，還只是一個生活作風問題，他也沒有強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陽搞的那些事情則是很典型的官僚主義特殊化，是大問題了；把公家的東西拿出去賣錢，則屬于嚴重的貪污行為，在當時也是大問題，若是一般人最起碼是要給個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甚至被拘留起來的。但他畢竟是長征干部，老資格，主席又很念舊情的，就只是把他從身邊調離了事。葉子龍也有回憶錄出版，他光寫別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這些事一樣都不提。現在還有人說葉子龍 1962 年被調離機要室是受到迫害，這哪里是迫害？要說迫害，那就是楊尚昆迫害他。葉子龍從來不把楊尚昆放在眼里，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趕出機要室，他去找中辦楊尚昆，想某個北京市委的副書記或者某個部委部長的位子，楊尚昆一面當面應著，一面轉過臉就罵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結果給他弄了一個北京輕工業局的副局長。葉子龍嫌官小了，楊尚昆就說，沒有處理你就不錯了，你還嫌官小。要說誰迫害葉子龍，那就是楊尚昆，沒有別人。

   譚震林、葉劍英、葉子龍他們這些人的這些事，我當時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事還不知道多少。即使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在困難時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劉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說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個胡同里蓋一個小別墅，他還說不行；第三次在懷仁堂后面搞一個大院子，嶄新的大花園，非常豪華，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樣的，他才滿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興得很，每天要換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們夫妻經常出來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講究。劉少奇就是不懂馬列主義的，也許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頭馬列主義，不想搞真正的馬列主義，因為真正的馬列主義不許搞特權。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的秘書揭發說： “……困難時期，劉少奇吃螃蟹，吃一點黃，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們拿來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 ”劉少奇全家過這種生活，這是困難時期啊！

   至于鄧小平，他的確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衛戰士都知道，他從來都是講享受的。他的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鄧小平他家是一個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個小妾談戀愛，離家出走了。這事當時還鬧得很大，那個年代這是一種滅人倫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來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國了，到法國后他也沒勞動過。1959 年國家進入困難時期，毛主席、總理都很節儉，可是鄧小平的養蜂夾道還是大魚大肉不斷，山珍海味不斷，而且還有各種娛樂設備，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來的會館就是養蜂夾道那個模式的。

   他實際上從那時就墮落為腐敗大官僚了，但毛主席還不知道。（鄧小平后來還發展到強奸女護士。這個是后話了）。

   摘自《戚本禹回憶錄》

范曾炮轰恩师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

透了(图)

京港台：2016-6-9 04:57| 来源：同舟共进 |

　　沈从文不仅是纯文人，而且心地单纯至极。他看人常“不分主客、不分你我”，就连听到康生死了也为其流泪。助手范曾炮轰他“头上长脓包，烂透了”，他听后仅表示“十分痛苦，巨大震动”，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赤子。

　　本文摘自2016年第5期《同舟共进》，作者孙玉祥，原题为《“天真”的沈从文》。

　　沈从文和张兆和（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有这样一个说法：“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所谓“赤子之心”，出自《孟子·离娄下》，是指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洁之心。以这种心态用于处世，难免四处碰壁，可用在文学创作上，却能让作品产生一种清新明净的艺术魅力。所以，很多大作家都会在滚滚红尘中保持这样一颗赤子之心。

　　沈从文显然是这样一位作家。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4年后的1992年5月，沈先生夫人张兆和率全家送沈从文回归凤凰古城。墓地简朴、宁静，墓碑是一大块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着《抽象的抒情》中的题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 ‘人’。”背面是张兆和撰书：“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赤子其人”可谓确评。

　　曾寻求江青的帮忙

　　沈从文看一个人常常“不分主客、不分你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向自己过去的学生江青求救。1959年，沈从文将已故的三弟沈荃的女儿沈朝慧接到身边，作为女儿抚养。1966年9月沈朝慧被赶回原籍，1967年她曾回到北京，因无户口不容许久住，5月又去长春投奔姑妈……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时的沈从文想到了自己过去的学生江青—他们曾有一段师生关系。1931-1933年间，沈从文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主要承担“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两门课的教学工作。江青（当时叫李云鹤）在学校做图书管理员，有时也到中文系旁听沈从文的课。

　　沈从文致信江青，希望准许沈朝慧回到身边，望日后她能为自己的文物研究做点辅助性工作。沈致江青信的全文，已无从看到，不过他在1968年12月写的一份题为《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的申诉材料中有段摘引，其中写道：“记得前年即曾为江青同志写了个信：‘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唯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做助手，不要国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沈从文全集》第27卷）文中明确提及是在“前年”，结合沈朝慧被遣回的时间推断，写作这封信应是在 1966年末。

　　彼时的江青正全心全意发动一场“彻底埋葬帝修反”的“文化大革命”，又怎会顾及这带有小资情调的“师生关系”呢？再说，那时她作为“无产阶级文艺旗手”，对当年漂泊青岛，流落上海的岁月正讳莫如深，唯恐别人提及，沈从文的来信实在是不识时务。结果自然是置之不理—这还算好，当时一些知道这位“红都女皇”底细的文艺界人士甚至被直接灭口。沈从文碰壁后立马省悟，1975年，一友人看到他艰苦的生活工作条件后，曾表示要去找江青寻求帮助，沈当着两位助手的面坚拒。

　　不过，让沈从文困惑的是，江青当时不肯出面帮老师一把，却又在后来与别人大谈他们的师生情谊。1972年，江青在会见美国记者威克特时说，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并大谈沈当年对自己的关心。1976年12月17日，沈从文的外甥田纪伦来信摘录了《红都女皇》中的一段文字寄给他，并写道：“……我把这段话的记录另页转抄寄上。江青因知道二舅在国内外有名望，所以向威克特自吹时，说她跟二舅是学过文学等。而实际我们知悉二舅是根本看不上这个‘大弟子’（的）。去年和前几年我来北京时，我已听得二舅说起看不上这个‘大弟子’，说此话时还做了她穿着那个大裙子‘国服’的势态，和指出过江青有野心，想当总理、主席等。当时我还不太相信。”（《沈从文全集》第14卷）

　　沈从文收到来信后，随手用笔在《红都女皇》的摘录文字下写道：“这个摘录如是从译稿取下的，内中倒似乎还怀了些好感，想我会像古代俗语，以为我这个‘石码头’会靠近这只‘破贼船’的。甚至于在过去四十多年前，曾经赏识过这个‘天才’，不仅要她每天写一篇小说，还要九妹送她编毛线的钱。她还拒绝了。”沈从文认为，那位美国记者可能事先读过斯诺前夫人的《续西行漫记》及近人在美出版的相关著作，从中了解到有关自己的一些情况，“所以问及关系，这妖婆因之真真假假胡说一通”。（《沈从文全集》第14卷）1976年12月“妖婆”已被抓起来了，所以这里沈从文能够畅所欲言。

　　紧跟时代的文字“盖过小说和文物研究”

　　对心狠手辣的康生，沈从文似乎也颇有好感。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就记录了这么一件事：1975年沈从文听到康生死去的消息后，流下了眼泪，黄永玉问及缘由，沈从文答曰：“中国古代服饰史方面，他关心过啊！”

　　1970年9月10日，沈从文致信张兆和：“至于像《红卫星上了天》，可能有偶然机会，有作曲的什么大人物看懂了，或康老什么发生了兴趣，转成为一首带音乐的朗诵诗，或即成为一个大乐章，可能性也许倒多些。因为这内中还真像有点什么新意思、新格调、新内容，可不是什么新诗人、旧诗人能写得出的！我或许在试探中还能走一段路。1968年在情绪困难中还写了个《巴黎红五月》，也有千来字，可说是一首崭新的政治诗……若幸而还可在另一时发现，将和《井冈山之晨》《红卫星上了天》成为三部曲。你能不能设想，这方面的积累，还将盖过我小说和文物研究的记录？也有这个可能，不过要看客观机会去了。”（《沈从文全集》第 22卷）。沈从文以为所写的紧跟时代的文章《红卫星上了天》可能会引起“康老”兴趣，而成为“音乐的朗诵诗，或即成为一个大乐章”，甚至可以“盖过我小说和文物研究的记录”—历史当然否定了他这份天真，不仅当时“什么大人物”和“康老”都没有注意到他的这诗歌创作，而且文化史上留下来的，还是那些他的“小说和文物研究”。

　　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成功发射了“月球1号”探测器。中国作为苏联的友好盟邦，自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不仅仅是苏联的骄傲，而且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骄傲。1959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响彻宇宙的社会主义凯歌”的社论，看了当天的报纸，沈从文也兴奋异常。1月7 日，他在致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提到此事：“这几天来，全北京都为苏联卫星上天兴奋。（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事，才足以表示对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这一来，实在太好了，把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加速崩溃的事情，必然将在亚、非及南美各处都有具体的反美行动来证明！我们国内科学文化的进展，也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可见出的。”（《沈从文全集》第20卷）而在黄永玉笔下，他这决定入党的事儿更有喜剧感，他这么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在不懂政治的沈从文看来，政党好比他过去参加的不少文学同仁团体，只要觉得对方合意就可以加入，且还是心里高兴的一种“纪念品”。（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这种对人的盲目相信与对政治的隔膜，还体现在他与范曾的关系变化上。

　　“文革(专题)”初，沈从文终于没能躲过政治运动。他面对满墙的大字报，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专题)骂我是反动文人，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1962年，范曾作为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范画了一个屈原像，沈从文看后，善意地指出了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从文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时值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从文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朋友家，气得双眼通红，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

　　直到1977年4月4日，沈从文在写给汪曾祺的信中，依然对此事难以忘怀：

　　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做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地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 “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和社会要求将长远有一段距离。

　　对此，范曾后来承认：“沈从文先生对青年人爱护极了，对我的作品也很欣赏，不过我一生对不起他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我也曾给他写过大字报。其时我也被揪出是‘现行反革命’，写大字报虽事出无奈，但今天每思及此，总是一阵阵愧疚。”

　　此事的是非一目了然。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对当时根本谈不上是学术的“批儒评法”运动，沈从文似乎一点也不明白，从纯历史与学术立场出发，指责一位早已看穿这场运动的玄机，并决心加入以分得一杯羹的时髦画家“刀没画对”，“常识错误”，无异于痴人说梦。

　　读到沈从文的这些往事，我不禁想起屠格涅夫在《雅科夫·巴辛可夫》中的这么一段话：“你这不重实际的人，心地单纯的理想家呵……在一切讲究实际的人心目中，你永远是不可理解的，甚至现在对你的幽灵，他们还是要不免加以嘲笑。其实，你尽管遭遇不好，被人奚落，但你那不幸的，毫无野心的一生却充满纯洁的快乐 —但愿上帝让那些人也尝一尝这种快乐的滋味吧，哪怕只能尝到百分之一也好。”

魏光邺：反右运动若干问题之我见

反右运动若干问题之我见

   魏光邺



    1957年反右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一次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的、血腥的、法西斯专制独裁对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诉求的一次大镇压；是执政者破坏宪法的违宪犯罪。



   1957年的反右运动，究竟错划了多少“右派分子”？

   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

   1、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

   2、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

   3、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

   其中：

   党员右派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职工36428人；

   高等院校大学生20745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定为中右分子1437562人。

   右派分子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意见和建议372345条（摘自《往事微痕》25期93页）。

   1978年摘了多少右派分子的帽子？“改正”了多少错划右派？有多少不予“改正”？

   1978年根据中央55号文件，摘掉右派帽子的552973人；予以“改正”的552877人；不予“改正”的96人。错划率为99.998％。1978年的右派摘帽人数与1958年公布的右派人数相比缩小了5.7倍。也就是说，有2625593人下落不明。有关方面对此应作出解释，不然就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桩最大的悬案，就将成为历史学家们永久的课题。



   1957年的反右运动，具有哪些特点

   一、一次性迫害了3178470个公民，创下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冤狱之最反右运动受害人数，是中国历史上的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的6900倍。这个数字有多无少。其一，1958年5月3日以后，反右补课还在进行，被补上的右派不少于10万人。其二，很多中学生、公私合营的小商贩、手工业者、赤脚医生均应不在统计之列。因为这些人既没有档案，又没有完备的报批手续，当然不可能在中央公布的统计数字内。但这些人所遭受到的迫害与“正规右派”一样凄惨。



   二、受迫害的时间最长

   这些右派错划后就列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列，被专政21年。我国《刑法》第10条规定：最高刑为20年，20年以上就是无期徒刑。以此类推，被错划的317.8万右派与无期徒刑无异。1978年的“改正”，实质是“大赦天下”。我国古代有例在先：老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时，每有大赦之举。如果毛泽东不死，右派的无期徒刑是绝无大赦之日的。1962年毛泽东就说过：“右派要翻案，等我死了以后”。如果他真能“万岁！万万岁”的话，不要说我们是无期徒刑，连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是无穷无尽的无期徒刑。这是非常可怕的。



   三，株连人数最多

   被“右派”株连的人数无法统计，若以每个“右派”被株连的亲属按5人计算，317.8万右派被株连的人就有1589万人。被株连的人，随时处于“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随时提心吊胆，不能得到一个公民的的合法权利。入党、入团、上学、参军、工作、甚至招工当工人都受到歧视和限制，过着等外公民的屈辱生活。有的因株连被逼自杀，有的被迫失去工作，绝大多数的人还被迫离婚等等。真是罄竹难书。



   四，迫害右派的手段最为卑鄙毒辣

   说他卑鄙，是毛泽东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着足戒”的承诺为诱饵，设下陷阱，使三百余万公民上当受骗。并强词夺理，把阴谋说成“阳谋”。甚至还说什么“这是事先告诉了的”。

   这个可耻的“阳谋”，全世界只有美国的杜勒斯和苏共头目赫鲁晓夫把它点破。他们说：“‘百花齐放’是毛要引出不同政见者而打击之。”中国三百余万大大小小的“右派”都被欺骗了。说他毒辣，是他们以入党入团，升官晋爵作许诺，网罗了一大批痞子、告密者和打手。这些人以其凶恶的本能，向无任何防卫能力的“右派”猛扑撕咬，使他们遍体鳞伤，很多人死于非命。

   这些痞子、告密者和打手，还用栽赃陷害、移花接木、无限上纲、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等手法罗织罪名。难怪“改正”时错案率达99.99％。罗织罪名以后就实行法西斯式的残酷斗争，大会小会批斗，几天几夜的轮番轰炸，逼着你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对党有刻骨仇恨；逼着你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如果不承认“三反”，就是死不认罪，对抗运动，命运就更为凄惨。轻则由文斗转为武斗，重则逮捕判刑，甚至枪毙。每一个被划“右派”的人都经历了从精神到肉体的折磨。刹时中国大地万马齐喑，遍地冤狱。



   五，受害人受害最深

   1、这些被错划的右派，绝大部份是知识分子，民主自由是他们一生的追求，人权尊严是他们的生命。“不自由毋宁死”是知识分子的傲骨。一场“反右”使他们失去了自由和尊严。然而这些尊严和傲骨在一场反右斗争中被碾得粉碎，理想为之破灭。有的人在高压利诱之下，放弃了原有的做人准则，不惜卖友以求苟安，玷污了一世的清白，到死都后悔莫及。这是时代的悲剧！

   2、这些“右派”，当年正处青壮年黄金时期，正是报效国家及事业出成果的时候，可他们的青春和生命被白白地浪费掉了。有位哲人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变相杀人。”这句话用在“反右”上一点也不为过。

   3、这些人被划“右派”以后，很快沦为贱民，被列为“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与“地富反坏”及社会渣滓为伍。被剥夺了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利。精神和肉体都遭到非人的折磨，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被投入劳改，劳教，被累死、冻死、饿死、打死，死伤者不计其数。如甘肃的夹边沟农场，2800余人最后走出来的只有500余人，死亡率高达80％；四川峨边沙坪坝农场，死亡不少于5000余人；云南楚雄新民农场，死亡率也在46％以上。有的投入监狱后遭到残酷折磨，如北大学生林昭，投入上海提篮桥监狱后，由于她坚持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的主张，遭到了狱吏的残酷折磨，长时间的脚镣、背铐，有时是两副，甚至在妇女的“特殊情况”时期，也得不到一点人道主义的照顾。枪决后，上海公安还去向林昭的母亲收取五分钱的子弹费，其残忍如此，真可谓天下奇闻！有的摘帽后被迫流浪海外，漂泊异乡，至死不能魂归故里，如林希翎，刘宾雁就是如此。



   六，反右的后果极其严重

   1、反右是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本人的最大损失

   其一，反右使毛泽东更加专横跋扈，使他的乌托邦梦想在中国大地上肆虐无忌，折腾了中国人民20几年，死人几千万，国力耗尽，元气近竭，对国家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二；反右揭穿了毛泽东的伪善嘴脸，他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心狠手辣，使他原先还保有的那点点领袖形象荡然无存。反右使毛泽东在建国前承诺的“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诺言成为谎言，使毛泽东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骗子。并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因此反右不仅是317万右派的损失，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最大损失。

   2、反右摧毁了积淀几千年，历经千秋万代才培养起来的人文素质及国民道德，

   使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忠孝仁爱，孔子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等美德荡然无存，以致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人们看见的，亲身感受的，已不是那古朴淳厚的民风，而是穷凶极恶的魔鬼和野兽。道德的摧毁在顷刻之间，而建立却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摧毁道德，罪莫大焉。

   3、反右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逆向淘汰

   使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敢于讲真话、有很高的人格力量、建设祖国造福人民具有真才实学的一大批人，为一句善言就被打下十八层地狱，还要踏上一只脚；而那些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告密栽赃、卖友求荣、落井下石、六亲不认、一心只想踩着别人的背脊往上爬的鹰犬和打手，却在运动后都得到了重用或升迁。使“说真话遭殃，讲假话升官”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不愿充当鹰犬和打手的良心尚存者，只能谨小慎微，不敢独立思考，不敢质疑，沦为仅会说话的工具。包括中央高层，将军元帅，封疆大吏在内，都得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稍有不从就以种种政治帽子打下地狱，彭德怀、刘少奇就是典型例子。这样就纵容了毛泽东的专横，以至于跋扈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止的地步，导致了“大跃进”、“文革”等毁灭性灾难的发生。

   4、反右封住了全国人民之口，包括中共上层人士之口，却打开了使几千万人死于非命的大门

   毛泽东不顾农民死活，采取非常恶劣的手段拿走农民的土地和粮食，来实现他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梦想。他利用钱学森的“科学”论断而鼓吹高产，把收余粮变为收口粮，造成饿死3755万人的悲惨局面。为掩盖其罪恶，竟把风调雨顺的三年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欺骗人民。

   5、当万户萧疏、饿殍遍野的时候，又以国务院的名义，颁布不准灾民外出逃荒要饭的法令，使广大灾民只能坐以待毙，绝户绝村比比皆是毛泽东对大量灾民的死亡熟视无睹，一心只想圆他的共产国际领袖梦，在国内饥荒极其严重的状况下，他却把大量的粮食物资无偿地送给阿尔巴尼亚、古巴、越南、柬埔寨、朝鲜、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最后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阿尔巴尼和越南还恩将仇报，甚至还和越南大动干戈，双方死伤无数。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他竟支持杀人不眨眼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暴力集团，将一个600万人口的柬埔寨杀掉200万人。毛泽东的支柬是功是罪，一目了然！

   6、毛玩弄权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委罪于人是他的惯用手法

   为了逃避饿死几千万人的罪责，毛竟把责任全部推给基层干部，说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说基层干部在农村如狼似虎的所作所为，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混进革命队伍里来了，使这些地方的基层干部遭到同样的残酷斗争，有的被枪决，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打死、打伤、打残，这些人都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而他，却把罪责栽赃到已经离开大陆八九年的国民党头上，

   7、为了推卸罪责，甚至委罪于天

   毛把”大跃进”三年的人祸诡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根据国家气象局资料，这三年是风调雨顺，并没有大面积的天灾。又据国家粮食部的粮食库存报告：1958年底粮食库存为384亿斤，1959年343亿斤，1960年297亿斤，1961年171亿斤，1962年189亿斤（《墓碑》853页）。从以上数字可以得出结论：3755万人的饿死，“不是天灾是人祸”。

   刘少奇曾对毛说：“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毛认为只有扳倒刘少奇，让毛氏子孙世袭皇位，掩盖、隐瞒几代人后，人相食的历史就会被忘记，就不会“上史书”了，他的罪恶就可以永远被掩盖了，他的四个“伟大”就可以名垂青史了。于是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借口，给刘少奇罗织了“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将其整死。

宋永毅發現的秘密檔案

2016-06-08

《明鏡譯報》編譯旻天

50年前的這個禮拜（原文發表日期為5月22日），中國爆發了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藉著《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毛澤東直接向其政治對手展開攻擊。

他繞過當時名義上的政治領袖，直接煽動黨內青年“炮打司令部”，摧毀了中國共產黨那時候的機關組織。

在1966到1976年這段期間，將近有50萬至300萬人死於一系列失控的派系鬥爭、大規模屠殺和暴行，而這些都是目前中共領導層不願意公開討論的話題。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人試圖揭露當時的真相。最近以下事件被公諸於世：

“1968年7月10日，上江鄉三裏區舉辦了一場批鬥大會。在一片混亂中，廖天龍、廖金福、鍾振權和鍾少廷四人被毆打致死。他們的肉被割下，帶回大隊部辦公室，起了兩大鍋烹煮，大約有二三十人參與了這種吃人肉的行為。他們就這樣在地方政府辦公室前公開地煮人肉來吃。”

這件事被記錄在廣西自治區武宣縣的官方內部“文革”機密文件中。

人吃人浪潮

這股人吃人的風潮在廣西持續超過一年，無疑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可怕的一段插曲。

“這是由國家支持的人吃人行為，”加州州立大學的宋永毅說。

“毛主席雖然並未親自指示當地官方做這種事，但是革命委員會和地方民兵指揮部的領導卻組織民兵進行這種獸性行為。而他們代表的就是國家、共產黨和政府機構。”

其實，“文化大革命”本質上是一場中國共產黨內的派系鬥爭。

“這場由毛澤東的追隨者所支持的群眾運動故意被傳播到全國各地，試圖鞏固其地位，”漢學家麥克·迪倫（Michael Dillon）說道。

“‘文革’成功傳播之後，一股意外的能量被釋出。全國各地發生無數起暴力事件，這些派系鬥爭開始在地化。”

事實上，當時中國所有省分不乏殺戮及各種混亂局面，但只有在廣西，這股革命的熱情卻被轉化為吃階級敵人肉體的殘酷行為。廣西自治區共有75個縣市，在其中的31個縣市共發生了421起官方登記在案的吃人肉事件。

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行為有時候甚至就發生在縣市的批鬥會上。

“批鬥會通常有數千人參加，”宋永毅說。“這個批鬥的場合常用來迫害所謂的階級敵人。”

“他們殺了那些受害者（地主、富裕農民、前國民黨成員，以及不認同毛澤東政策的共產黨員），再開腸剖肚，挖心掏肝，把它們煮來吃。至少有一萬個人參與其中。”

揭密“文革”

經過一段時間的悉心研究，宋永毅發現了一套完整的秘密檔案，時間涵蓋了整個“文革”期間。

這份文件是由中共派往廣西負責調查“文革”時期“暴行”的工作小組所製作；全部完成後，當局便據此將犯罪者繩之以法。

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全部內容共36卷將會在網絡上完整公布。

“當我第一次讀到這些事情時，我感到非常驚訝，難以置信。接下來，當我再讀到這些（實例），我覺得我的大腦停止運作，完全感覺不到任何東西。你很難相信，有太多了！”宋永毅說。

這些人吃人的事件與糧食短缺沒有關聯，就被記錄下的實例來看，它們和那些在“大躍進”（1958-1961）期間所留下和飢荒相關的文字描述並不相同。

甚至有時候，為了避免引發人們潛在的不滿情緒，人肉也會混著豬肉或牛肉一起吃。

宋永毅

不只是因為革命

不過，宋永毅認為，人吃人的行為有時不單純只是為了“革命”而已。

“該理論認為，仇恨（引發了人吃人的行為），也導致了‘階級鬥爭’。但是潛在的動機並非完全因為革命，而是他們個人的慾望。這些人相信當他們吃了其他人的肝臟或心臟，可以讓他們活得更久。”

“文革”期間的吃人行為最先由異議作家鄭義在其作品《紅色紀念碑》所揭露。該書於1993年發行中文版，3年後英文版也隨之面世。

他兩度前往廣西和吃人事件的受害者家屬談話，甚至採訪僅被當局輕判的部分加害者。宋永毅（2016年）5月發表的調查報告為鄭義的文字描述提供了更精確具體的支持。

“文革”結束後，中國新的領導階層在鄧小平的意思下，秘密地掩蓋這段期間內所發生的事。

當時，嚴家其、高臯的著作《中國“文革”十年史》發行後很快便遭到封殺，而中國知名作家巴金試圖成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的計畫也被無限期延滯。在中國，相關話題還是一大禁忌。

然而，就在2016年5月17日，毛澤東發布《五一六通知》後的50年又一天，《人民日報》刊出一篇關於“文革”的短評。

“那篇文章被藏在第四版，與之比鄰的是一篇關於深圳文化展覽以及如何應對洪水的報導，”麥克·迪倫說。

但是，很多中國人都希望能夠有相關的討論，畢竟關於“文革”有太多懸而未決的問題，特別是各地不同的進行及處理方式。

“它畢竟還是共產黨”

觀察家們普遍認為，中共之所以對“文革”保持沈默，主要是為了保護自己。

“很諷刺的是，1978年後，（鄧小平擱置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轉而開始了他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共內部出現了巨大裂痕，”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教授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說。

“但畢竟它還是共產黨，這當中仍存在著許多因果關係。中國當局今天之所以迴避所有有關‘文革’的公開討論，是因為他們知道這足以動搖1949年中共建立一黨制的合法性。”

儘管如此，宋永毅仍繼續努力揭發這一切殘酷的事實。“人類和動物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線。如果你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秩序，人們可以很容易地跨越這條界線，從人類變成動物。”

“讓人們知道真相，讓人們了解到‘文化大革命’的可怕後果。將歷史視作一面明鏡，並記取過往的教訓。讓所有中國人都知道我們應該避免這類慘劇再次發生，”他說道。(RFI)

《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國史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
書名：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12)（全套36本）
主編：宋永毅
出版人：何頻
責任編輯：高伐林
出版：國史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