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揭节录和陈泓莘回忆戚本禹

朱学渊评《戚本禹回忆录》

这是一部有价值的书，读过此书的人大多会说“他是一个毛泽东的死党”，我以为这样看问题太简单化了，以他宠辱皆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对毛泽东的私隐公德一定很清楚，如果他将这一切公布于世，他的生命的一切价值都化为糟粕。所以他对毛泽东的隐恶扬善，对邓小平、刘少奇的隐善扬恶，都是为了证明他的人生还有那么一点点价值。我以为，与其说戚本禹当初是一个“大才子”，还不如说他曾经是一个“小机灵”，但是他的这篇死而后已的回忆录，写出如此多有选择的内幕，也证明他有与毫无价值的人生决裂的豪气。

陈泓莘：功过皆历史 成败非所求，忆戚本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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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元老黄慕兰之外孙女陈泓莘

八十五岁的戚本禹于文革五十周年离世，令人不得不感叹冥冥中命运的安排。他常说自己是“历史人”，那种功过成败都不由自己书写评说的人。五十年前的文革是他命运跌宕的开始，五十年后，当人们反思纪念那一场浩劫的时候，他离世了，而且最终他行使了所剩不多的权力，为自己挑选了终结此生的地方——上海，那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在那里，他上学、入党、应招进京、走上顶峰、扔入监狱、被遣回、最终又从上海上路，重新轮回…..

二十年前第一次见戚本禹，特地约在我的一位长辈家中，当时戚先生还在出狱后被监视居住阶段，据说有诸多框禁，包括：不能随意离开上海、定时汇报、不许见媒体、不许写回忆录、不能见境外记者等等，总之，可以活着，但不能随意走动更不许随意说话。

那是深冬二月，他穿了一件质地很好的黑呢大衣，里面是一套同样上好质地的黑西装，带着一副浅咖啡色太阳镜，从始至终没有摘下。

我儿时最特殊的记忆之一，就是家中出出入入的长辈客人们许多出自秦城监狱，他们一个个形体消瘦但精力旺盛，他们见面都兴奋并快活，滔滔不绝…..但戚先生不是。他高大魁梧，即便坐着，也挺直着背，他几乎很少主动引出话题，只在确定对方是与他交流的时候才会坦率说出自己的见解，声调适中没有重复并充满自信。

戚本禹，山东威海人，明朝末年抗倭英雄戚继光的后代。幼时读私塾，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学生时代加入中共，1950年入中南海，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简称“中秘室”）众多秘书之一。引起毛泽东注意是1957-58年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二王八司马”原发生于唐顺宗永贞年间，王叔文、联合王伾、刘禹锡等推行政治改革仅146天即告失败，后二王死，追随者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

50年代末发生在中秘室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虽然刚刚过去不到六十年，但是因为当年几位相关人物在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中身份变化起伏，而导致对事件的结论和性质，甚至事件本身都有诸多版本。当事人之一林克的回忆文章曾经不止一次说：“整个事件的经过颇为复杂”，甚至被有的党史研究者称为扑朔迷离。简而言之，就是戚本禹、林克等八名中秘室年轻秘书，在中央直属机关整风运动中向上级反映问题后，被某些上级认定为“反党”，并欲定“右派”，双方以多种方式对抗半年多后，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林克戚本禹等八位年轻人，以唐朝“二王八司马”故事解救了他们。

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的全力支持，在当时不仅给了这几位即将被开除党籍流放新疆的年轻人新的政治生命，更给了戚本禹一个父亲般的支撑。作为一个少年丧父、热爱历史的年轻人，从此令他对理想更加充满激情。正因为如此，1968年1月，当戚本禹在周恩来的压力下面临必须被送进监狱之前，毛泽东曾征求他本人意见，“去新疆还是留北京？”，戚说：“这些年，您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您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去秦城吧，离北京近点，万一有什么需要，方便些”。毛替他定了秦城，于是，戚本禹“被宣称”“请假检讨”，事实上锒铛入狱。整整十八年后，白发苍苍走出秦城监狱那天，公安部的人告诉他：“你必须换个名字，否则不给你报户口”，于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三十多年中，中国的图书市场多了一位史学作者，戚文。

戚本禹今年四月离世后，媒体关于他的介绍之多远超出他生前所能想象。出狱后他基本生活在社会边缘，远离任何圈子，只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围内交往。不想再看冷眼，也不愿给别人带去尴尬，当然更不肯迁就某些人的猎奇心。何况，他心中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多年前，他在一封信中对我说：“世界上那么多风云人物和耀眼明星您不去研究，却花了三年（加上今年）时间去研究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了三十二个春秋的背时人物，怎么说您呢？…..”

那是我第一次听他自己给自己定位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也是第一次明白原来表面淡然、平静诉说过去的他，事实上心中有着巨大的压抑、无奈与愤懑。

之前，我们谈到他那篇著名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据说是射倒刘少奇的最后一剑。他居然也毫无情绪波动的说“被中央政治局改过66稿，包括主席亲自改过1稿，总理改过14稿”。

这篇文章，1983年审判他的时候，曾经作为“反革命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的重要证据，将打倒刘少奇之主谋从毛、周等等一大群人身上卸下，全部加给了他。至于曾经被毛批示：“戚本禹同志，看过，写得很好。有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这样的过程，包括接受旨意写这篇文章的起源，对于当年的审判显然毫无意义。也许正因为如此，历史学者丁凯文先生多年前在《文革新星戚本禹的跃升与陨落》一文中就说道：“戚本禹为毛泽东的文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承担了过重的罪名”。

曾经听说一个情节，中南海批斗刘邓陶的时候，戚本禹派人把陶铸夫人曾志拉走，令她搬个板凳坐在一边，没被批斗。问戚先生是否有此事，他说“当然”，“曾志是主席的好朋友呀”。他说：“我何止只是保了曾志，我还保过邓小平，因为主席讲了几次要保； 保过王震,他后来还给我写信表示感谢；保过许世友，他是主席爱将；保过华国锋…..”。

戚本禹在1968年以后，与王力、关锋，一同被称为文革史上著名的“三只小爬虫”，几十年中被蔑视和轻贱，几乎被开除“人籍”，至于曾经帮过谁、保过谁、甚至救过谁，当这一个个“谁”都重新身居高位的时候，事实上又有谁会在乎他今天是谁？

“毛刘文革前的矛盾你知道吗？”
“不知道，当时级别太低，不可能知道。田家英、陈伯达他们有可能”。

“为什么逼田家英连夜搬出中南海呢？”
“其实当时没有要求他连夜搬出。田家英的问题非常复杂，他和主席、江青、陈伯达之间原本已有芥蒂，后来被人利用，将他哥哥抗美援朝后投降台湾还写信拉拢他的事情重新拿出来说事”,

“谁说的呢？”
“那个人活着，这几年还在写文章，先不说了”。

与戚先生谈文革历史，常常如此三言两语，他一般表情不变，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我还是有一次看见了他眼睛亮亮的。那个阶段，我在台湾的一个学术机构找到了文革《大字报汇编（广东地区）》”，其中就有批判戚本禹“想篡夺总理大权，做着黄粱美梦”的大字报，于是兴奋地复印了所有资料给他，我认为这是支撑我的理论：即认为一定要将他踢出局是周恩来的又一个佐证。他其实一直并不认可我这个说法，但是那天，看着他带着老花镜，一页一页仔细读大字报的复印件，那种眼神和专著，我知道，他心中其实像我一样，希望找出他为什么下台的真正原因。尽管外界仿佛早有定论，但我们都明白那些显然都不完全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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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坊间盛传戚本禹文革时从鲁迅博物馆取走了全部书信文稿，并将其中大量珍贵手书占为己有，近年陆续出卖所得超过2000多万。鲁迅之子周海婴自然也听说此事，他十分愤愤不平，因其母亲许广平当年就是得知鲁迅遗稿被戚本禹拿走后，四处奔走、求助、寻找，气急交加，疲惫不堪，最终引发心肌哽塞而去世的。

许先生抗战时期曾出任上海中华女子学校校长，据周海婴回忆：学校经常处于经济拮据状态，甚至最艰难的时候会拖欠教职员工的薪俸半年以上，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去向我的外祖父母借款，每次都得到慷慨相助。 正因为如此，十多年前，我小住北京那段时间，海婴伯伯一家也对我极为关照，不仅常被招呼去吃饭，每当鲁迅故居院子里枣树结枣的时候，定会打电话来叫“快来拿点回去！”。

一天海婴伯伯说：“你去问问戚本禹能否把他拿走的鲁迅手稿还给我们，他挣了钱我们就算了也不要了，或者让他告诉我们卖给谁了也行…..”

口信自然是认认真真带给了戚先生，他说：“你看我像拥有身家两千多万的人吗？”“其实那天去鲁迅博物馆是一整个小组呢，大约7，8个人，我们装了满满5大袋。收齐之后，当天就直接送去康老那儿了，是他要的”，戚先生补充说。几乎凡见过戚先生的人，都会感叹他超强的记忆力，尤其是细节，当他想说一件事时，他通常可以描述得仿佛不久前刚发生的一样。

近年关于那批鲁迅文稿又陆续看到一些相关文字，有人说是康生想在鲁迅文稿中寻找清人墨宝，也有人说康生是为了江青而将这批文字收来，因江青担心其中有关于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记录。无论如何，至少终于不再有人认为那几大包鲁迅文稿会随戚本禹被抄家坐牢之后还保存完好地在他身边、随他迁移、被他倒卖。

我认识的戚本禹的时候，他已不是“戚大炮”，“变色龙”、“小爬虫”和“走狗”。而只是一个关注社会和政治，思想敏锐的老人，是一个曾经深陷于诸多文革早期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有着诸多说不清理不顺的经历。他当然有反思，也肯定有纠结和委屈。
戚本禹从担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算起，到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真正位居中央领导并倾全力冲锋陷阵的时间严格来说是18个月，1966年初到1967年8月，这18个月的权力顶峰，令他受狱18年，同时付出了36岁以后的几乎整个下半生为代价当替罪羊并承受批判。

戚先生走了，虽盖棺却仍不能论定，毕竟他的一生，功过皆为历史，成败亦其非所求。以他自己的一段话作为结束：“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

中宣部海外喉舌多维网发表《戚本禹回忆录》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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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憶：毛澤東時代的高層腐敗/刘，邓，叶， 都有分

1961 年底，我從天津調查回來后，田家英有個設想：現在最需要的是辦個刊物，把群眾來信和我們調查的一些重要情況登在刊物上發表，只送主席和政治局的人，不送別人。他認為我寫東西行，能力也有，就叫我去創辦這么一個刊物。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出他的設想和辦刊人選后，立即得到主席同意。這個刊物很快就誕生了，取名叫《群眾反映》 ，由我當主編，刊頭是陳秉忱寫的。刊物的宗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反對黨內的特殊化。具體就是把高級干部中的貪污或作風上的事，把群眾給主席的來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況，以及我們在調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況，摘要地登出來。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劉、周、朱等幾個人。

《群眾反映》是一個簡報，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時候一個禮拜出一期，快的時候一兩天出一期。每期 20 來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幾份存檔。正因為閱讀范圍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登的。例如，當時工交口一些很高級別的領導經常大吃大喝，喝醉了還亂講話，群眾就寫信反映給毛主席，我們就把它登出來了；有些省級的領導賭博，輸了錢還向秘書借錢，群眾反映上來，我們也把它登了。每一期都能震撼大家。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辦這個刊物就是要讓人家看了一期就馬上想看下一期。據葉群說，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幾天沒有出了，他就要問， 《群眾反映》呢？那么，大家為什么那么急著要看？我舉個例子：

譚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厲害，誰都不敢惹。譚震林當時是管農業的副總理，享受首長特供，可是葛慧敏對特供還不滿意，還用首長專用的軍用飛機去農村采購活雞。帶活雞是不能坐飛機的，葛慧敏就很強硬說是首長要的，非讓人家運。活雞是放在一個筐里運的，下了飛機，要把筐還給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雞從筐里拿出來的時候，一失手，那雞在機場里到處飛。這下問題大了，飛機場最怕這個飛的東西了，那雞萬一鉆到飛機的發動機里面去，飛機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衛趕緊去抓，結果一大群人就在機場里面抓雞，鬧了個大笑話。

機場寫信把這事反映到中央辦公廳來了。信到了我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譚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這個人很小氣，在家里把好東西藏起來不讓服務員碰，好吃的也不讓服務員吃，還罵服務員。服務員就給毛主席寫信，秘書也寫了信，都告這個葛慧敏，說她跟毛主席講的艱苦奮斗、干部要做榜樣距離太遠了。其實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領導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說過“譚震林是夫人專政” 。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綜合起來，寫了兩張紙，做了一個標題叫做“群眾對葛慧敏同志的意見” 。我對譚震林實際也是有意見的，他把農業管成什么樣子了？！搞浮夸，畝產幾千斤、幾萬斤，不都是他寫的報告嗎？首先他應該出來承擔責任。有困難了，他自己又不艱苦奮斗。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雞鴨，也是他同意的。這像話嗎？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該主動管一管的。

登出來后沒幾天，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了，中南海都知道群眾告了葛慧敏的狀了，都拍手稱快，見到我就舉大拇指，意思是說：你敢碰葛慧敏，好樣的！這個葛慧敏的丈夫是譚老板，比省委書記都大，中南海群眾對她有意見，但沒有人敢碰她。譚震林是書記處書記，自己也有一份《群眾反映》 。據他們說，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在院子里大鬧，說《群眾反映》登的都不實。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興，連給她家送飯的、打掃衛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氣了。

毛主席看到譚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飛機買活雞的簡報，也在上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譚震林同志閱，請譚震林同志注意影響。毛主席是要譚震林自己對葛慧敏進行教育。沒幾天譚震林就打電話給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見好好說嘛，不能這么整人” 。田家英推說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譚震林從此也和我結下“梁子”了。

毛主席責令羅榮桓處理過一批已經變成了“牛金星”、 “劉宗敏”的軍隊將領。不久，毛主席又在 1951 年底、1952 年初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在“三反”中，毛主席頂住各種壓力殺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大干部、兩個功臣。這兩次運動的確純潔了黨的組織，但黨內腐敗并沒有就此絕跡。1954年暴露出來的高崗腐敗變質問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當然那只是高崗案附帶揭露出來的，不是高崗案的核心。

其實黨內的“高崗”不止一個，而是很多。這些“高崗”也沒有因為高崗搞腐敗身敗名裂就自己主動收斂。照我說，葉劍英也是一個“高崗” 。高崗功勞很大，主席很器重他；葉劍英救過中央，功勞也很大，主席還感謝他。但葉劍英是公子哥兒，風花雪月不斷，換老婆太多。這個比高崗還不像話，高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純道德問題，而葉劍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問題遮蓋起來了。葉劍英離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記不清。1957 年黨校輪訓，他愛人也在黨校，是我的同學，她姓趙，那時還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葉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時就大罵葉劍英“老不死的，老東西，玩弄婦女，老不正經，好話說盡，他很會……”。還有很多難聽的話！葉劍英家里沒有全家福，后來離婚，也亂搞，大概是糊涂了。總理卻是支持葉劍英的，這是為什么，我是有點不理解。

葉子龍是主席的五大秘書之一，是秘書室機要室主任。他那時經常打著主席的旗號，用主席的名義搞女人，他要搞哪個女人，就對人家說“毛主席要找你談談話”，把人家女的騙走。這是李銀橋告訴我的，是不是這樣，我不清楚，但根據當時的各種事情來看，我相信李銀橋沒有瞎說。后來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來了。他的機要室調來一個很美麗的女孩，他就占為己有。他私自調車，也沒有請假，把女孩帶到天津去偷偷過兩天，回來的時候車壞在路上，他要路過的卡車拉他，又不敢說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車隊用車記錄，他調車走了，說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電話打到天津，天津說葉子龍沒有來送文件。葉子龍是主席機要室的主任，失蹤了。這事就大了。是不是國民黨特務干的？中央和天津那邊就都警惕起來，天津那邊就派出大量警力，從天津搜索到北京這邊來，結果在一個路口發現一輛壞車，一個司機，另外一男一女共三個人。經核實就是葉子龍他們。他沒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沒有任務，事情就這么敗露了。后來主席要求整他的風，其他人揭發，就整出了葉子龍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對這些事當然是很不高興的，就把葉子龍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銀橋、徐業夫。

葉子龍還曾偷賣一架蔡斯高級相機，那是一個外賓送給主席的禮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葉子龍送給新華社，葉子龍沒有送給新華社，而是把它拿出去賣給了拍賣行。那個時候，拍賣行的手續登記是很嚴格的，誰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級攝影家看上了這款相機，或許他以為主人也是一位攝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誰，結果查到是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葉子龍。葉子龍不是攝影家，怎么會有這么高檔的相機？他把這事反映到楊尚昆那里。楊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個半”之一，葉子龍卻從來都不把楊尚昆放在眼里，楊尚昆就利用這個機會搞葉子龍的名堂。

這個葉子龍也真是不檢點到極點，1962 年開春，毛主席派他帶人到河南信陽調查那里的餓死人情況。他去了，調查工作是敷衍塞責，大吃大喝卻是每場必到，更加惡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興致勃勃，找姑娘，開舞會，不亦樂乎。這些情況林克反映給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葉子龍光是搞女人，還只是一個生活作風問題，他也沒有強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陽搞的那些事情則是很典型的官僚主義特殊化，是大問題了；把公家的東西拿出去賣錢，則屬于嚴重的貪污行為，在當時也是大問題，若是一般人最起碼是要給個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甚至被拘留起來的。但他畢竟是長征干部，老資格，主席又很念舊情的，就只是把他從身邊調離了事。葉子龍也有回憶錄出版，他光寫別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這些事一樣都不提。現在還有人說葉子龍 1962 年被調離機要室是受到迫害，這哪里是迫害？要說迫害，那就是楊尚昆迫害他。葉子龍從來不把楊尚昆放在眼里，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趕出機要室，他去找中辦楊尚昆，想某個北京市委的副書記或者某個部委部長的位子，楊尚昆一面當面應著，一面轉過臉就罵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結果給他弄了一個北京輕工業局的副局長。葉子龍嫌官小了，楊尚昆就說，沒有處理你就不錯了，你還嫌官小。要說誰迫害葉子龍，那就是楊尚昆，沒有別人。

譚震林、葉劍英、葉子龍他們這些人的這些事，我當時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事還不知道多少。即使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在困難時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劉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說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個胡同里蓋一個小別墅，他還說不行；第三次在懷仁堂后面搞一個大院子，嶄新的大花園，非常豪華，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樣的，他才滿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興得很，每天要換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們夫妻經常出來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講究。劉少奇就是不懂馬列主義的，也許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頭馬列主義，不想搞真正的馬列主義，因為真正的馬列主義不許搞特權。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的秘書揭發說： “……困難時期，劉少奇吃螃蟹，吃一點黃，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們拿來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 ”劉少奇全家過這種生活，這是困難時期啊！

至于鄧小平，他的確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衛戰士都知道，他從來都是講享受的。他的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鄧小平他家是一個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個小妾談戀愛，離家出走了。這事當時還鬧得很大，那個年代這是一種滅人倫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來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國了，到法國后他也沒勞動過。1959 年國家進入困難時期，毛主席、總理都很節儉，可是鄧小平的養蜂夾道還是大魚大肉不斷，山珍海味不斷，而且還有各種娛樂設備，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來的會館就是養蜂夾道那個模式的。

他實際上從那時就墮落為腐敗大官僚了，但毛主席還不知道。 （鄧小平后來還發展到強奸女護士。這個是后話了）（过分之词，朱学渊评） 。

摘自《戚本禹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