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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琴演奏家賈桂琳·杜普蕾演奏經典《殤》加長版-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1CLmsBmWM

2016年1月27日 - 上传者：Chih Yao Chen

這首讓世界落淚的大提琴曲：《殤》是傑出的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 杜普蕾演奏的。杜普蕾僅僅活了42歲就告别了這個令她無限眷戀的世界。 杜普蕾 ...

谢选骏：空谷足音（1989年）

2016年6月17日


                       作者：谢选骏

    一、生命之谷

    01

    生命之谷的尽头，矗立着一座祭坛，每个人各用不同的名号，去称呼它，每个人沿着不同的幽径，去逼近它。现代中国的名号是是：只有豪门而没有贵族的荒场，只有装潢而没有气质的祭坛，只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的人们。

    02

    对他者来说，你永远都只是你在他那里的价值、功能、用途、吸引力而已。当然，这也包括相反的函数。在他者那里，你的整体、本体，全都消解了，更不用说你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了。他尊重你的极限程度，一如尊重他自己的某一个器官；他仇恨你的极限程度，一如仇恨一个谋财害命的鬼魅。他爱你，是因为他自己的某种感觉，而你恰巧来到这里并激醒了他的这一感觉！这个生命的世界，垂涎三尺的现象遮蔽了一切。

    03

    生命的世界，发出三种震波：音乐、语言、动物的吼声。人在最情急的时候，是以动物的嘶鸣来表达；人在最优雅的时候，是以音乐──“天上的声音”──来絮叨；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才说话。所以，最好的书籍（指文字写成的）是音乐式的，最差的书籍是标语口号式的，只有一般化的书籍，才以语言的方式在认真说话。如果真有天堂、地府的话，我想，天庭一定是以音乐说话，而地府肯定充满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就像是现代音乐那样。

    04

    电影是有音乐的，生活却没有乐曲的伴奏。音乐堪称“生命的本质”，因为它是直捷提供感觉的一种艺术；而生命在性质上只是一种感觉体、甚且只是一种感觉而已。音乐把生命的神韵给抽象出来了，电影则把生命的神韵镀抹在生活那枯燥的骨骸上，使无聊的过程本身成了一种娱悦。要是人们将音乐射入生活，从而以一种观赏电影的心情来品味自己的“日子”，该有多好啊！──那么平庸刻板，那么毫无新意地重复了亿万次的灰烬，也能生出光辉来。

    05

    性格决定反应的模式，关系决定反应的强度，而环境因素则限制反应或鼓励反应，除此之外，大约人人都太相似了！真不愧为是在千万年的进化中陶冶并淘汰下来同一个物种！“不要苛求并谴责别人，先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吧！”
    观念、信仰，习惯、琐事，伴侣、打岔，以及熟悉的环境等等，冲淡了人的孤独感，替人的深壑搭上了条条彩虹······“多美丽神奇”，诗人说。“这是通向天堂的路”，武士说。庸众则认为那是雌雄蛇神在交配。可是谁要是真地“实践”上去了，他跌下来的时候一定更是晚景凄凉。

    06

    幸福，就是一种被麻痹状态，那时，你暂时遗忘了生命的重负，甚至忘记了自己！一心朝向太阳，是向日葵的陶醉，这既给了我烧灼痛苦，又给了我流淌的灵感，我是该远离你，还是该亲近你？该敌视，还是该仰慕？生活在主流还是生活在支流更能麻醉自己？这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唯有理想主义的激励，才能拯救我们不断下坠的灵魂。如果我们扼杀了自己的灵魂，就能活得轻松愉快一些，那么，会有百分之几的人愿意以幸福的名义，让灵魂死去？什么？百分之百！

    二、论本体

    08

    “本能”与“我们论述的本体”，是一回事？我们作为生命形式，论述的本体只能是“我们的感想”。这感想的唯一真实性，仅在于它发自我们的真诚，对自然的归化。这就落入庄子与禅宗的窠臼中了，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尼采的那些思想，庄子、禅宗、陆象山──曾以中国方式表述过。这算是一个危机吗？社会性的哲学表述，如果离开了自然科学发现的常识，则变为难解的天书。尤其对于“可能的新哲学”而言，从哲学到哲学的论证，只会使人莫名其妙？
    我想采取这样一种构造：先用各种常识来说明“我们对本体的感想”。然后，再推翻这些说明，公开宣布就连“我们的本体”、“我们对本体的感想”也是不可能完善起来的表述······从而，使所有的“论证”和“说明”──统统变在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我想，对于处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夹缝之中苟延残喘的现代中国人──上述的做法是否更为可取的路？我们尤其需要知道：文化是生成中的、因而是“反逻辑”的；只有文献才是相对静止的、“合乎逻辑”的。

    09

    历史是无善恶的。
    善恶是人生之谷里的一种选择。在狭窄的人生之谷里，只有进与退的抉择，没有旁鹜的自由。一些人把前进视为罪恶而称颂后退或停留；一些人把前进视为善德而攻击后退与停留的企图。但在那寥廓无际、圆融一体的历名之天上，却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则。历史之天，那是被没有法则的法则、被创造法则的动态，所鼓荡着的“更大宇宙”。

    10

    对世界难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们可以根据宇宙的阴阳关系做出解答了：当然是先有鸡后有蛋的！因为蛋的“鸡”蛋性质（这应不言而喻），已决定了蛋只能由鸡生出。否则，那就不是鸡的蛋，而是别的蛋，是那些尚非是鸡的禽类所生之蛋。根据进化论的假设也可以得出似的结论：鸡类是从别的鸟类的蛋中突变、孵化出来的怪胎发展过来的。而宇宙之易也恰恰是：阴生阳，阳生于阴。

    011

    人真是孤独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了掩饰这灾份尴尬，为了慰抚这份酸楚，他发明了友谊（不同于互相利用的经济关系）与爱情（不同于专门交配的性欲关系），以资排遗寂寞。他是多么迫切地渴望幻觉，为此，他常认真地炮制假象。“观念的奴隶”──这就是“人”的别名？

    三、论圣人

    012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无奈，人生最大的骄傲亦莫过于无奈。历史上一切具有震撼力的圣人（中国模式）、先知（希伯莱模式）、哲学家（希腊模式）──都是如此悲哀和这般骄傲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精神人物”简称为“无奈者”。
    人之至境，既不是来自悲哀，也不是来自骄傲；而是得自悲哀与骄傲的交合：悲哀中的骄傲；骄傲中的悲哀！这就是“无为”的古意？
    013
    支持文天祥的肯定是一种童年时代被植入的道义性，所谓“深刻”，不妨理解为“生命早期的刻入”。以文天祥的聪颖、明智及其生存状态上的放达，本该明了“死去原知万事空”，既然如此又何必执著，以生命代价去博得一点死后的虚名呢？何不学习百万汉奸、亿万顺民，一起走下首阳山，用“皇军万岁”的夹道欢迎，热烈迎接忽必烈的人民军队呢？那么，该如何解释“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呢？
    我以为，那种道义性与牺牲精神，是文天祥之“晚年的理性”为“早年的非理性”所作的诠释，是“早期深刻的道义性”在为自己没落的黄昏所寻求的一种支援意识；而不是类似“大无畏的唯物主义者”们为自己计算好的“故名钓誉的行为”。

    014

    亚当·斯密说：“科学是对狂言最好的解毒剂”。但他没有说，科学的狂热和科学的狂言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被评价为恶德的那些玩艺儿，诸如忘恩负义、得寸进尺、喜新厌旧、投机背叛、不择手段、贪得无厌······实际上在人的文明甚至人类本身诞生之前就存在了。这种生物世界的奥秘，看来不是人和文明所能消灭的。正如枝叶对根部是无能为力的，根部对土壤也是如此。
    人越老，体验到的恐怖和绝望乃致濒死的感觉也就越多。人因而变得更胆怯、更明智、更富于自制力。除非，这位老人是怀有某种深刻信念的人，如文天祥或基督教的使徒保罗，他们不再回顾失败，而是一心仰望迟早的胜利，所以变得一往无前。

    015

    民主主义的领袖们并不具有民主主义的暴民所具有的那种蛮勇，而更多自保性与散漫性。所以当危机来临时，就作鸟兽散了。他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责任感，这种牺牲精神原是尼采所谓“主人道德”、“贵族性征”的标志。

    016

    人是一种经常会“心痛”或是“心痒”的生灵。所以，各色人等、各位个性的人实际上都在不约而同地追求“自己的麻醉剂”，以便止疼，以便在“过度的醒觉”面前后退。对饥饿的人来说，食物是一种麻醉剂。对情种或色狼而言，性伴侣就是麻醉剂；而贫贱之人则视金钱、权位为人生最大的慰藉（还是麻药！）。对复杂的头脑，穷凶极恶的高智能活动是何等快乐呀。而诗人的痛苦，则须写作来镇定。
    有不同的人，所以便需要不同的麻醉剂，传教士追求上帝与天国，嬉皮士追求流浪与海洛因。而在不同的空气（“文化”）中，同一种麻药的效力也会发生变化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的麻药。信仰是救治“心痛”或是“心痒” 的良药。

    017

    绝大多数的欲望，都附属于一个器官。如食欲附属于胃，性欲附属于生殖系统。温暖欲附属于皮肤，安全欲附属于眼睛和耳朵。追求声誉的欲望附属于脑部。只有占有欲是不属于肉体的，它完全是一种心性之欲。占有欲的这一抽象特性，决定了它既是最高贵的，也注定了它是最为自我折磨的──因为它的走向是没有边界的；这种不断破坏领地现状的领地意志，不是一种自我折磨又是什么？它的最大愿望，就是攫取那攫取不到的对象，从而陷入超脱不了的“魔道”。

    018

    不论是《旧约》中的先知还是《新约》中的使徒，为了信守他们与上帝达成的协约，为了在精神世界中采取主动的攻势，就不期而同地在世俗生活中采取了被动的守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真是“不像一个男子”！仿佛是些第三性的、无性的人物。这正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中所分析的那种“僧侣型人格”。他们与顶天立地男子汉式的“贵族型人格”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恰是世俗生活的宠儿和征服者······贵族是女性世界的征服者，僧侣是女性世界所拒绝的。所以，管理世界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贵族型人格的身上，但指导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任务，却得由僧侣型人格来负荷。
    先知啊，你的含义是孤独，所以你必须学会孤独。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为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奇迹，为了一个民族的生死，你必须安贫乐道，信守你早已立下的誓言。

    019

    女性世界，这是与精神世界对立的世俗生活世界，尽管女子中也不乏颇富才具的“才女”，但任何才女都不可能像男子那样，懂得“摒绝爱情”这一至要性。多数女子从未有过这一经历：为了信念而拒绝世俗生活的诱惑。因为信念乃是“领地意识”的产物；而领地意识则是雄性的特点。

    四、真的作者

    020

    没有受到“诱惑”或被震撼得失去常态，就不必硬作文章。因为无诱惑无震撼的境界，同样令人羡慕！甚至是更加令人羡慕。无诱惑无震撼而硬作文章，不仅拙劣，而且过程痛苦。惟有诱惑和震撼，才是美妙的，听从诱惑，才是大手笔。这样的诱惑，当然包括宗教的诱惑、得救的诱惑、天国乐土的诱惑。
    真的作者，意即受到诱惑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是些变相的心理自述。因此，这些作品实际上构成一种回忆和自我安慰。若说他们作品的客观效果“可以欺人”的话──那么它们首先是一种“成功的自欺”？自欺方能更好地欺人。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真的作家”们的作品──对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等：才能获得一种准确无误的透视感，一种月色澄明般的普照感。
    一个真的作者也就是以写作为乐而不是为生的人，他的作品首先是写给自己心理历程的一束鲜花、写给自己生命征途的一块碑记。因此，他在作品中着力表现的，往往是自觉缺乏的，他用此法来实现心灵的自我克服。
    “和为贵”的宣扬者往往在流离颠沛的倾轧中渡过了一生。而“无为”的鼓吹者如老子最后却“不知所终”。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当然，我们必须把那些为了市场需要而写作的“伪作家”、“以写作为生的爬虫”排除于此列之外······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写心情而是写肠胃。
    真的作者渴望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对人世无所留恋的心理状态，一只看破红尘的智慧眼。一种“不顾后果”的亡命精神，赌徒般最后一搏的热忱。

    021

    “海明威式的人物”和“海明威式的精神”，实在是神经衰弱的症状。人生的诸多磨难，无法通过“海明威式”的疯狂与痉挛来解决，除非那是把猎枪塞入自己的口腔，然后──扣动扳机！

    022

    一个“人类学家”而不是一个“人学专家”，那么他的工作领域似乎应该包括：
    （1）研究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与人的处境；
    （2）当代世界文明的景观以及中国的命运；
    （3）我们在这一片乱麻之中最好扮演什么角色。

    五、当代游魂

    023

    谁只配做一个隐士？谁受不了世俗的刺激，结果对世俗生活种种罪恶的“反击”，反倒形成了“特殊的罪恶”。难道这种作为“罪恶之果”的“超级新罪”可以当作一种荣耀？或是一个高贵的标志？
    归隐乎！归隐乎！！我终于在现代做成了一个古代的隐士。这是我十七岁时的梦想。那时我还想出家做一个小和尚，在撞钟健身之余，可以猛啃经书。这样就可以逃避世俗生活，可以逃避猫头鹰（毛泽东）的政治学习。

    024

    谁确实感到自己的脆弱？谁希望自己变得更坚强一些，更麻木一些，更亡命一些：那么，就请变成一只书虫，而不要变成一个自作多情的诗人。

    025

    旅游的最大收获并非游乐，而是在与陌生环境的接触中，“体味自由精神”。这时，你特别能感受到“人”是一种多么高贵的生灵，因为在旅行中你仿佛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所以，最能收效的旅行当然只能是“孤游”！谢朓就很懂此中的真味，他在《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一诗中写道：“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
    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这说明他是真正领会了旅游的神髓。
    但当代人却完全误用了旅行。他们把旅行变成了一种购物消费甚至娱乐炫耀。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感到的精神负担甚至比日常的闭锁生涯中更为沉重了！在炫耀中，自由的、独与天地往来的精神，终被窒息！

    026

    在房间里散步，是完全起不到散步作用的。因为散步的功能本不在那周而复始的腿部机械动作，而在于消除焦虑。而室内散步，却充满讽刺意味地向你宣示：这房间是根本走不出去的，你的焦虑是无法消除而只能加剧的。
    文明就是一间房。它是人走不出去的一间房。人只能在房间这头走到房间那头，靠那头的希望来在想象中消除这头的焦虑。但这只对笨人有用。对聪明的人而言，他还没有走到那头，就知道那头本和这头一样，代替焦虑的还是焦虑！所以，他只有尝试用“分析焦虑”来消解焦虑，也就是说，用思想的散步代替行动的进取，用脑的奔驰代替腿的散步。这种尴尬的“进化”很能说明，为什么随着文明（而不是“文化”）的发展，“分析”之风日炽。因为此时此刻的“分析”，已经成了天资聪颖的人们唯一能进行的挣扎了。而等待着愚笨的人们的，这时就只剩下沉沦。
    沉沦就是大众化，就是放弃判断和人性。像团体旅行那样，以异乎寻常的步调一致奔赴沟壑，仿佛沟壑里有着永生！这是产生“救世主态度”的时代，正是在这精神的感召下，旅客们以快乐的心情走向车毁人亡。你能说他们可怜吗！

    027

    啊，体育！你的目的就是把人变成做一架超级机器？如果灵巧只是用于用作观赏的目的，你说这到底是灵巧，还是呆板？
    “散仙”是中国体育的精髓性观念。它是与欧洲体育的群体性、机械性、训练性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它注重的是个体性、灵异性、气质性。仿佛它知道他人的目光，使你的灵巧变成带着镣铐的舞蹈。

    028

    人生是具体的，具体到了无法解脱的地步，于是“宇宙的永恒压制”被发现出来。用来对抗“宇宙的永恒压制”的，是“零点式的态度”：
    真正的坚忍，彻底的无所谓，十分的麻木，以及勇敢的出击，亡命的冲锋等等，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日程生活。难怪现代人对毒品的需要如此强烈！

    六、论梦想

    029

    在各种题材中，最难描写的大约就是梦了。而在一切描写梦的艺术形式中，电影这种“综合艺术”大约最为得心应手。但是，再杰出的电影高手也只能表现梦的心境所涌现的情节，却难于表达些情节、景观所据以生成的那个精髓：梦者的心境。这种极度欢快的眼泪，极度压制的沮丧，极度开朗的傻气，极度睿智的雄思，都是电影艺术永远无法问津的。导演先生，你只善写作，何能传神？

    030

    “我不是喜欢你写的东西，而是喜欢看你写东西时的神态；我不是喜欢你的谈话，而是喜欢听你说话时的声音”。
    “难道真是如此吗？如果那些东西和谈话真的对你一点吸引力没有甚至招你反感的话，你会喜欢炮制它的神态与传达它的声音吗？”
    “当然不会的。但我更喜欢那神态与声音。”
    “哦，我明白了。你是害怕那些东西和谈话了，害怕自己的浅陋与不解被它们给揭露出来，像小溪害怕进入湍流因而完全淹没自己，你也对真正进入这些东西与谈话的主题怀有一种被淹没的恐惧，一种歇斯底里。所以，你便十分狡猾地把有关智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有关爱情的问题······这就是女性的知智慧？”
    上面是我假设的“萧伯纳和女演员的通信”。而真实的通信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女演员给萧伯纳写信求婚，说如果能生出“一个头脑像你而面容像我的孩子”将多么好。萧伯纳回信说，但是如果不幸生出一个面容像我而头脑像你的孩子，那该怎么办呢？

    031

    “别人”是作为“外物”而被认识的。尽管，这是些会说话的、甚至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外物。──正如古希腊人把奴隶看作“会说话的工具”，现代人批判了奴隶制度，从此出发，他把“会说话的工具”升格为“会说话的股份”。

    032

    人在悲剧中，方能体味悲剧的真韵。否则，人就只能欣赏悲剧而成为观众；而无法体验悲剧而进入角色。

    033

    运用“对于一种欲望的极力渴求”──来冲淡“另一种欲望对于我的压迫”，这是意志力的辉煌业绩之一。但这并不构成“解脱”，这，只是反压制力形式的转换。
    这种转换心理学称之为“移情”，但它并不能总是成功。因为欲望既然存在，就不可能毫无表现。即使欲望的大部分能量被转移了，但它的残余却仍然发挥着与它的“量”不成比例的巨大甚至剧烈作用。
    反压制力的这种形式向那种形式的过渡与转换──需要一门精深高妙的“艺术”来予以完成。只有大艺术家甚至天生的大艺术家而不是那些具体的艺人──“文艺工作者”──才能成全它。

    七、论爱情

    034

    互置一下：当你对某人在某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深感不满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的处境与他的处境互置之后，你是否依然对那一角色不满？如果是的，那一角色就是不可原谅的；否则，就是可以原谅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考虑到，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实际上是无法直接进行比较的。例如，有人拿丈夫（或妻子）和情夫（或情妇）作比，就会发生人性剖断上的严重失误。补救的办法是，你把这两个人格所处的角色互置一下，然后再进行比较。于是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事：有人费尽心机和原配仳离而与情人情妇结成婚约，结果发现，后任比前任更加难缠；这并不是“有意的欺骗”，而是“处境的改变”使之然也。

    035

    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最脆弱的，人在脆弱的时候最容易落入情网。而“原发性的恋爱”与“原发性的脆弱”相加，是最为灾难性的。
    男子可以在任何年龄爱上一个有过任何经历的女人，并达到迷狂的程度。女人则不然，她只在内心深处委身给她偶然碰上的第一个男子。不论是爱与恨，或是淡然，这男子便成了她终身的创伤、终身的偶像。

    036

    有的尚不能保持，失去的又怎能追而复得？从这种意义说，“失恋”是不可弥补的永久性创伤。失恋不仅指男女恋性的中断，且可以泛指一切“无奈的失去”之情。真正的失恋之后，人只能在新的情境下，寻求代偿性的麻痹，以求忘却旧情罢了。
    “与妓女交往没意思，与贞女交往太沉重，与半贞半假的良家妇女交往又觉得太是繁琐。”一位来自香港的商人在1989年的广州监狱中对我如是说。然而要是反过来，妓女、贞女、良家妇女，又会怎样看待他呢？

    037

    那种固执，那般专注，那种对死亡的迷恋和震惧，那般无遮无拦的联想，那般无以名状的淡淡哀愁，还有那刻骨铭心的神往──“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每个人的躯体内部都藏有大剂量的人性秘密。这些“内涵”生带来，死带去，很少有幸运的人能将自己的秘密实现出来，更少有人能在实现之后再开掘出来，来一番“自我发现”，并通过符号垂诸未来。因为这些潜能是紧紧闭锁着的，是需要另一个人用他的潜能为钥匙，来激活并打开的。没有那样的一个人，没有那样一串复杂得如同密码的钥匙，你的秘密只能永锁胸间。
    不同的人，打开不同的潜能，有如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而你的一生能碰上一些怎样的人以及在什么时候碰上什么样的人，这可真是偶然中的偶然、巧得不能再巧的“缘份”了啊！所以，你的有些潜能是永远无从发掘、显现的，而有些呢，却由于过度的诱惑而被夸张得变了形。

    038

    人类的明智和坚忍的一个证据，就是他终于确立了婚姻制度。可卡因的沉迷者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压抑”，是不可避免的代价，正如为了安全，人类的集团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如果人的性禁忌真的像犹太人渴望在异族社会里推行的性解放那样完全解除了一切顾忌，甚至一如小赫胥黎在他的《奇妙的新世界》中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彻底的共产共妻，那么，“新世界”就是文明遭到肢解、彻底颓废僵化的样板戏。不信，我们就看一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怎样停滞与黑暗的吧！

    039

    《蝴蝶梦》（利百加，Rebekah）的主题是在说：纯洁而没有堕落之“烙印”的女子，才能拯救一个男子的灵魂？

    040

    选择强健富有的配种，是生物择偶的第一准则。而人类的爱情有时却睽离这一法则，追求弱种甚至追求病态，这是为什么？这可能出于以下原因：
    （1）受到社会的规约，守着自己的份；
    （2）人的心气易受摧折，从而背离自己的原始之爱；
    （3）人的自尊使他产生了自欺倾向，“葡萄是酸的！”
    这说明人完全是个“活在感觉中的生命”，只有“当感觉凝滞的时候”，才能“感觉到永恒的存在”，只有在这样的瞬间，才会诞生思想、理性、哲学甚至诗、音乐！

    041

    从一个老人的嘴里吐出来的“爱情”，是令人恶心的；一个垂死的专制暴政所施行出来的仁政，亦然。

    八、论翻译

    042

    任何评价都不是“客观的”，都不是独立于评价者的。相反，任何评价都或多或少地表明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关系；它都着着实实地反映了评价者是如何估价自己与被评价者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但这起码体现为一种力量对比。

    043

    五段日常批语的翻译：
    “他是个恶棍”──（他比我厉害，我又拿他毫无办法。）
    “她是个荡妇”（──她已和（或许可能和许多人乱来，但却没和我乱来过。）
    “他是个小人、十分庸俗”──（他办得到许多不无益处的小事，可我却办不到。）
    “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能做到此事，不过······（“这有什么了不起”一语后面，往往紧跟着“不过”）
    “我年轻时也有过理想”──（我并不一直都是个毫无念头的低级动物；更非生来如此的贱货！虽然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头彻底的牲口。）
    当人们说“他有野心”，也就是说“他”对现有处境并不满意并亟欲改变。也就是说“他”尚未彻底承认自己的臣属地位并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不幸遭遇······

    044

    中国人的崇德思想与日本人的效忠思想不可同日而语。崇德是抽象的，效忠是具体的。效忠的对象可以是错误的，但是那效忠还是对的。崇德则不然，它否定错误的效忠，使得一个错误的民族无所适从。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商人的效忠，而不同于武士的效忠。中国人的理想与其说是秦始皇还不如说是吕不韦，那位商人政治家。他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还是“造王者”，不仅精神造王，还肉体造王，虽然按照太史公的说法他是用了偷梁换柱的窃贼手段，但后来两千年间却成为所有“中华英才”的师法对象！如此个人至上的做法，最后很难不演变为互相出卖的民情风俗。老实的人对此叹惜说“人生来就是要被出卖的？为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和各种各样的理由”······于是逃兵在中国成为“机灵”的代词，汉奸成为“识时务”的冠冕，而“荣誉感”则成了一种挖苦！

    045

    书，是载体──超越了时空与自我。一本好的书，采纳中外、贯通古今，它的风度诱使人的精神日新不已，步出一己的封闭，通往无垠世界的讯息库──读书，从此成了进入智慧海的不二法门。
    在古代圣典中，上帝对虔诚的信徒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再过七天，我要在地上降雨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洪水，是人类面对的多重挑战；方舟，是人类超越洪水的载体。人生旅途上的书籍，尤如洪水中的方舟，──它与世浮沉、与时推移，但却矢志不渝地指认着自己文化的、超渡的使命。
    在经验的世界中，令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正是凭藉了书舟的超渡力。
    一本书，堪称一座小小的方舟，一个助人跋涉于艰难时世的精神飞行器；它又沟连多人的心思，作成群体的纽带。
    一套丛书，就是一连串精神方舟的系列；它透视现心灵的漩涡，脱开紧闭的茅塞，是个无形的共济场。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认为，读书者对书的态度应该是：“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其“深思”的目的，在书籍本文的意蕴；“慎取”则在于求索主体的需要。二者不可偏废。弗兰西斯·培根则更在《新工具》中，以近代化的思索点破了人与书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人类智慧所构成的“洞窟作用”。即，当人们失慎于书时，它就难免对人构成可能的危害。史称梁元帝“读书误国”，是为如此这般史鉴，是为迷于书海无穷而忘却书舟颠覆的超越者鉴。
    书的功用，不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模式，而在展示了幅幅动态的流图。一本书的论证方式可以因时间的流易而变得陌生，其结论也可以渐渐化为陈腐，但它所呈现的精神活性及其流线，却同样可以是常新的：活力比结晶更长久。
    动态化的书籍观，以强健的时代感获得了明晰的方向，它无意去退藏于密、膜拜坚硬不变的真理，而是前来与读者们同解生机盎然的文化之谜。
    就我们的“文化哲学丛书”而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际上朝向同一的方位。这，就是通过精神领域的运动、转形与升化，去实现复兴中国的梦想。这三个“面向”的主体，并非他人的文化结晶，而是我们自己的社会需要。这需要召唤已被大一统体制抑制已久的民族活力，催促坚韧的中国民族再度觉醒，抵达世界文化的前沿地带。一百五十年以来，那些在苟活中担荷苦难与再生的“中国的脊梁们”，不正是如此努力的？通过对现代知识和民族精神的双向性认同，通过把握开放与自强间的最佳交叉点──中国民族正在逼近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抚今追昔，不难发现，在古代中国的灵性洞天中，就曾以易形无穷而永葆其神的鲲鹏，去象征中国的心，去象征中国精神那勤于探索、不知疲倦的活力：“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正是这主体的活力，才使我们在面对浩瀚无已的新潮文化时，不知惶惑、不知退缩。中国的心，在东亚舞台上曾经“水激三千里”，取得过“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煌煌成就，可惜一统的沉寂窒息了百年激荡，惟有奇迹可使鲲鹏再度复活，把巨大无匹脉息，投射到我们的丛书中──“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046

    真神只有一位，所以德国妖人音乐家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中的女声独唱与合唱──就宛如女妖之声，毫无我们理解之中的“神”的气息······

    九、论革命

    047

    “那次革命事件毁了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全部生活，扭捩了我的全部命运。”老人说。“那怎么可能呢！毁掉了的再建起来不就得了吗！”少年说。“毁掉的心境是再也建立不起来的。那革命事件的冲击波揭开了被遮覆的真相，宣告了你苦心经营的生活是多么脆弱、无聊且虚幻啊！从此，你的命运不得不改道而行──你怎么能走在一座已经跨掉的桥上呢！而世界上任何桥梁又都是‘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垮掉的”老人说。
    要是没有其他时空中传来的乐音，我们这个时代就会像月亮上那样荒凉了，根本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人可以谈话，没有同路人，没有引导者，没有一个可以寄托相思的对象······然而幸哉！这种荒凉状态也是人类文明史以来不常有的“异象”。如果说物以稀为贵的话，那么，这种“贵相”又将播下什么样的龙种呢？
    荒凉的时代，荒芜的人群，荒废的情思。在这些大荒之中，会生出反抗荒凉的生命？就像沙漠植物，出于干旱，反抗干旱。

    048

    人的“中期目标”常常是以牺牲短期目标并改变长期目标为代价。结果会发生两种情况：
    （1）中期目标支配了人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人异化为目标的奴隶；
    （2）中期目标偷偷被提升为长期目标（特别当你力量所限，一再推延中期目标的达成），结果使人“玩物丧志”，把手段变成了目的。
    人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生灵，所以，他不仅能为自己的处境镀金，而且总是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人生来注定就是要流血的：红的或黑的，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以这种藉口或以那种藉口。

    049

    在革命中，好多原先互不相识、飘零四方的游民走到一起来了。在这聚合过程中，他们开始了净化并完成了结构，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又一座人体的金字塔诞生了。接着他们堕落了，露出了饿蚊子的疯狂来······这帮风花雪月之徒！这伙“随欲主义者”！他们玩玩这个，逛逛那个，一切神秘感都破毁了。他们谈谈这个，说说那个，一切价值感都尽行涂炭。他们的力量，在于成帮结伙，但这也注定是他们的致命伤，所以他们永远不能长久地共事，稍有起色，就内讧开来。
    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压制源及其发出的无孔不入之压制力──作用于“历史气候的调整者”身上，就会化为巨大的反压制力。这些反作用力，及其夺人心魄、乱人眼目的表现形式──正是发自他们特有的心理海洋。这些海洋，映现着、改造着无机世界、有机世界、乃至社会世界的洋洋大观。这一“打破”这一肃清，就意味着更加深入的革命。

    050

    革命，是反压制力量最激烈的表现。革命，是反压制力量喷发的最高巅极。革命，不仅要打破有形的既定压制，也要打破心理上的悟性压制。
    革命是壮烈的。它是悲剧的最高潮，它作为悲剧的结束者和句号来到世间。
    革命，决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政治运动的术语。也不仅是描述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经济运动、军事运动，以及人间可能出现的剧烈运动的区区术语。

    051

    有文明的类型这一意义上的革命。有人类学意义上的革命。
    还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革命──现代人喜欢用达尔文主义来理解这种革命，说它是“生物物种进化的一个个里程碑”···至于真实与否，只有他们晓得了。
    就“现代科学”的视野而言：还有生命起源意义上的革命。而不是“物种起源”──“生命起源”必将成为生物学倾注最大关心的最大谜底······地质变动的革命。陆海升沉的冲天骚动······地球起源、形成；是星系诞生、澌灭──这又是何等壮观的革命！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伟大交替更迭！──那里有着新艳刺目的朝阳冉冉升起······
    这些，就是我们这些现代智人的视野所窥见的“革命”······他确实不同于“猿人社会”！
    即以“人民革命”为例。人民革命其实就是“人海战术”，是强大的反制力量。但它一旦爆发出来，马上就成为压制性力量。反压制要求某种形式的压制来补充自己！革命的历程越长，革命所容纳的杂质越多──它的压制倾向就越明显，它的惰性就越重，它的污秽就越是沉浊。朝气蓬勃的时候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新公式化、模型化、老公猩猩化······年轻的弹性消失殆尽。反制力变成压制力。
    新的转机又开始酝酿；新的力量又开始消长。新的努力骚动了。革命，又是普遍的。《周易》曾赞叹说：“革而信之，文明以悦。”明确指出革命是文明的刷新者。“革而当，其悔乃亡”，明确指出恰当的革命乃是涤除不祥的有力手段。革命，不仅是一个西洋输入的概念，中国人，对它有最古老而又最深刻的论述。《周易》集中表述了这一理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因为革命，乃是来自宇宙的某种节奏。在它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运动中──流露出宇宙的最高情感。
    不只是社会界，不只是心理界，不只是生物界──而是遍及宇宙每一个物理角落：都闪烁着革命的奇辉。没有革命，便没有明天的生活；没有革命，“存在”，就成为不可理喻又难以摆脱的超级暴君了。革命，都是好的。变化，都是可喜的。不论革命与变化给我们带来多少痛苦：它毕竟在荆棘丛生的“存在”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路。没有革命，宇宙将沦为永久的黑暗。在这种意义上，创世的上帝，乃是最大和最初的革命者！

    052

    革命，还是沟通并转换有形的社会压制和心理的社会压制的唯一手段。
    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净化”与“正义”，都应受到解咒，因为它们不同于革命，而是对于生命本身的诅咒。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应该有形诸笔墨的“规律”、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束缚生命力的“原则”、“理想”。“束缚生命力”，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对生命力量的伸张。在我看来，只有生命力量的伸张才是正义，只有生命力量的扩张才是净化。除此之外的“净化”与“正义”，都意味着对生命的病态限制，都意味着这些年轻时代恶棍，到了晚年却要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阻止年轻人像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样鬼混。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精神衰落，已经成为社会的梦魇。

    053

    正确的东西，只能诉之于正确的人格。高贵的东西，只能诉诸高贵的人格。而“规律”、“原则”、“理想”······若想成为有价值的──势必依附于某一有价值的、有具体生动内容的人格。否则，它们就流于空洞面虚妄了。
    没有“客观上的净化”；正如没有客观的正义一样。们都是某种伟大人格或超群神格的鸡毛蒜皮！

    054

    在模仿西方生活和引进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俄国人比日本人显得从容不迫，他们因而造出了一大批文化上的副产品：什么普希金、莱蒙托夫，格林卡和穆索尔斯基，陀斯陀也夫斯基以及托尔斯泰······
    日本人，则显得匆匆忙忙。因而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造就值得“炫耀”。他们的文化副产品，就其创意而言最多只是二、三流的，甚至是三、四流的。即使其始作俑者也是意不在此的。
    至于中国人，则是惊惶失措、乱做一团······因此，在中国变革的中国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没有文化上的创造可以言得；反倒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真正的民间艺术。“民族的”的一词，在中国已经堕落为权势者们的梨园儿女了！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
    Philosophy of the Null Point——On the Circular Image of the World
    （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Black to the North·A Book of Winter）

    1982年—1989年
    2016年第三版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四
    Part 4 of Sea of Five Colors：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四卷）

    内容简介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北方黑色──冬天的书）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四部，内容涉及“人生哲学和宇宙现象”方面的问题，由此展现了作者谢选骏28岁至35岁时对于有关问题的看法和表达。

    Synopsis：
    Philosophy of the Null Point——On the Circular Image of the World (Black to the North——A Book of Winter) is Part 4 of （以下用斜体）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以上用斜体) The book touches upon issues related to philosophy on human life and phenomena of universe, and reflects the views of Xie Xuanjun the author from age 28 to age 35.

    目录

    引子玛雅人与中国人

    第一章零点时分
    一、彼岸的星光
    二、古代中国人曾是多么富于智慧啊
    三、《乾》与《坤》、《屯》与《蒙》
    四、把上帝说成似乎仅仅是自然本身
    五、零点并不是中庸
    六、当人倒下来的时候
    七、世界上最悲惨的事
    九、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
    十、一个寂寞的时代

    第二章世界是圆的
    一、宇宙是圆的
    二、生命的胚胎多呈圆形
    三、恨是半个圆爱是半个圆
    四、文明是与监狱一起诞生的
    五、哲学不该反对自己
    六、天命是圆的
    七、只有在“罪恶”的社会里、才会产生“崇高”的东西
    八、由于生活整体的这种圆形特性
    九、创造者，必须为他们的创造精神默默殉葬
    十、昨天夜里，我听见从天空传来一阵霹雳

    第三章理解之圆
    一、珍珠是贝类的病
    二、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三、启示接近于“内容”，理性接近于“形式”？
    四、对我们的观察力、理解力和求知欲来说
    五、要有藐视这种虚伪法律的气度
    六、近代中国的悲剧
    七、一切哲学都是“贫困的”
    八、世界上有两种撒谎
    九、虚无主义是“理性成熟的标志”
    十、“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

    第四章宿命论
    一、“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
    二、“必然性”与“目的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三、人，生在世界的孤独中
    四、偶然论的危险在于玩世不恭
    五、诡辩家们乘机作乱
    六、在一个视界高远的生命感觉体看来
    七、真诚的宿命论者
    八、应当学会逆境中的笑与自嘲
    九、有一位举世无双的创造者
    十、我轻而易举地揭示了这个奥妙

    第五章生存歧路
    一、光
    二、各民族神话中盘踞着各自的“恶魔”形象
    三、内驱力决定了一切？
    四、“事业”──这是生命洪流的口实
    五、文化沟通的出路在哪里？
    六、学者的病态
    七、中庸精神的败落
    八、在对救世主和上帝的本能直观中
    九、“相反即相成”
    十、要歧路，不要羊

    第六章尽性论
    一、大自然的指令与“神的要求”
    二、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
    三、“历史经验”对人的裨益
    四、“顺乎天性”与“顺乎本能”不同
    五、一切“本体论”无论其披上了多么完美无缝的“客观天衣”
    六、有“天性”，有“天价”
    七、什么是“罪恶”？
    八、哲学，不是用来诱导人的行为远离他的天性
    九、试图改变普遍人性的挣扎
    十、零点哲学其实是原创论

    第七章简单的感情
    一、孤独的索居
    二、我们忠实的朋友──灵感
    三、真理是不能引伸的
    四、一缕晨光破晓而出
    五、我们，不是智慧海
    六、“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同样值得反对
    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德化”
    八、一切自“我”而始，一切以“我”而终
    九、人众所追求的
    十、肯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宗教

    第八章 “〇”的故事
    一、“〇”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二、整体性
    三、具体的善与具体的恶
    四、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
    五、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六、增熵趋势的加强
    七、“永恒者”
    八、平衡了，就好像没有了
    九、“零点哲学”的研究对象
    十、深沉的“〇”！

    第九章虚无之君颂
    一、在世界的边缘
    二、天设之，地造之
    三、伟大的虚无之君
    四、哀哉！他将没有子嗣
    五、他是无罪而遭罚的
    六、佛陀的“得大自在”
    七、他就是一个宇宙──黑洞
    八、劫数──这是一个断然的终结
    九、在他的荒漠底里
    十、《零点哲学》后记

    空谷足音
    一、生命之谷
    二、论本体
    三、论圣人
    四、真的作者
    五、当代游魂
    六、论梦想
    七、论爱情
    八、论翻译
    九、论革命 [博讯来稿]

中國人嚴重被誤導300年，這才是真實的清朝和明朝

來源 | 鐵血社區

有人問：如果乾隆帝能夠多活50年，中國還會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嗎？強人回答，感觸頗多。

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是我們失去了儒道精神，而不是宣揚儒道造成的。這種失去，是滿清造成的。為了維護統治，滿清費盡心思地破壞中華固有的文化、思想和科技。並且將愚昧和麻木植入我們的民族。手段高明得難以想像。以至於，幾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固執的認為落後來自於文化，而不是滿清。孔子也成了滿清的替罪羊。悲哉。

我們需要恢復中華文化的本來面貌。找回能夠讓我們智慧、遠見和自豪的正宗的中華文化。不是那些早已面目全非的東西。

下面是具體的分析：先回顧一下明末和清末的情況。

萬曆三十六年（1608），澳門陷入混亂。香山知縣蔡善繼獲知此事，單車駛澳，平息了騷亂。事後製定了《制澳十則》,對違法葡萄牙人嚴厲懲處。葡萄牙人犯罪,可由葡萄牙人自行處置。牽涉華人的,需交中國官員審判。後來，常有葡萄牙人，被送去廣州審判打屁股。

1662年，鄭成功擊敗荷蘭收復台灣，不多說了。

有人很不屑：葡萄牙荷蘭只是小國。怎麼不說說英法呢？因為，十六七世紀葡萄牙荷蘭才是西方海洋世界的超級強國。英國的工業革命，是18世紀的事了。

上面2件事，也許不全面，但也能反應出明朝對待西方強國的態度和能力。

清朝就不說了，溫習一下清朝簽定的不平等條約。

……

幾場戰爭，把中國幾千年發展的經濟成果，全貢獻給了別人。能不窮？

明朝的一個知縣和一個地方勢力，就能將西方列強收拾得順順的。清朝舉國之力卻是一敗再敗。相同的民族，基本相同的疆域，不同的go-vern-ment，造就的完全不同的結局。不由得想問一句：滿清和明go-vern-ment的差距咋就這麼大呢？

先看看鴉片戰爭前。

一，國力：道光時清朝人口4萬萬，GDP約佔世界30%，明明白白一個東方大國。英國當時還沒成為”日不落”，GDP約佔世界的5%。

二，軍事：英國兵少，而清軍兵多；英國後方太遠，清朝在本土作戰。

三，兵力：1840年6月，英國的懿律帶領的侵略軍也就4000人，乘艦船40餘艘。

四，武器：當時英軍使用的武器，海軍雖用蒸汽機裝備，但很多還是帆船；陸軍雖使用後膛裝彈的火槍和火炮，比清軍先進一些，並不像後來差距拉得那麼大。

歷史上以弱勝強的例子多得很。清朝的客觀條件還不錯，是可能勝的，卻敗了。根源在哪兒呢？不要說教科書。

中國引領潮流幾千年，突然就落後了，還落後的一塌糊塗。難道不讓人費解？有興趣的和我一起探索吧。歷史的問題當然要在歷史中尋找答案。

瞭解一下康乾盛世的真相。

康熙前面的，實在沒什麼可說。除了殺還是殺。咱們就從康熙開始。

康熙是個了不起的人：智擒鰲拜，平定三藩，收復台灣，征戰雅克薩，打敗葛爾丹，治理黃河淮河，學習近代科技。咋一看，戰功赫赫，成績斐然，儼然一位偉大的君主了。真的是這樣嗎？

君主偉大與否誰說了算呢？衡量君主的標準是什麼呢？這個標準選不好，結果就會出問題。我認為君主偉大與否要看：君主對國家民族的貢獻，而不是君主的個人能力。

咱們來逐一分析康熙做的大事，瞭解瞭解真相。

智擒鰲拜，說明康熙很能幹。不過，這和偉大沒有一點關係。不過是清go-vern-ment內部的皇權爭奪戰，變更的僅僅是國家實際領導人。這是康熙為自己而戰，沒有涉及到國家民族的貢獻，和百姓也無多大關係。

平定三藩，更是為了維護皇權。康熙和吳三桂爭著當老大，結果大打出手。戰爭還是康熙挑起的戰爭。（戰爭販子？）這不過是一場地方go-vern-ment與中央go-vern-ment的奪權戰爭，和貢獻沾不上邊。戰爭中，不知道多少老百姓遭了殃喪命了。康熙最終勝了，也只因為他的手段比吳三桂高明，說明他確實能幹。沒有涉及到貢獻，自然也和偉大沒有關係。也許會有人會說：至少康熙維護了領土的完整，難道不算貢獻？好問題，贊一個。我還是要說：這和偉大不沾邊。不是我固執或偏見。你想想：吳三桂如果勝了，他會允許分裂嗎？肯定不會的。也就是說，這場戰爭，不管誰勝，國土都是完整的，不存在分裂的可能。因此，你的觀點不成立。這和沙俄分裂新疆有著本質的不同。

滿清收復台灣，我實在是不願說。當時的情況和現在根本不一樣。

接著是雅克薩之戰。此戰發生在康熙年間，清go-vern-ment戰力最強的時期。沙俄投入的兵力也就800多人，還是遠征。彈藥和糧食都有限。遠沒有大家想像中的規模巨大和慘烈。清軍數倍於沙俄軍，還享受著不錯的裝備，水陸兩軍同時進攻，打了大半年才了事。這種戰鬥（根本算不上戰爭）和結果有什麼自豪的？哼！康熙28年（公元1689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把西伯利亞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裏土地送給俄國，才換來百年的安定。這就是大家引以為榮的康熙和雅克薩之戰。不知道歷史學家出於什麼原因，大肆宣傳，真是誤導人呢。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足狗文人寫的？請不要自欺欺人了。

康乾對漠北蒙古的准葛爾部進行了種族滅絕，殘忍得罕見，不說了。

黃河淮河，隔若幹年就會出點事。哪個朝代沒治理過呢？趕上了，順便就治理了嘛。此等分內之事，哪能和偉大扯上關係呢？明朝那個，30年不上朝的萬曆帝在位時，還治理過黃淮河的水患，而且治理得不錯。不知道了吧？所以說，有些事根本不是大家想的那樣。腦袋長在自己脖子上，不要被別人擺佈了。

接著是康熙的勤奮好學。

康熙和同時代的彼得大帝，幾乎一樣的好學。不過，彼得將自己對科技的興趣推廣到全國，使俄國迅速走向強盛。康熙對科技僅僅是個人興趣，而這種興趣還有政治動機。他要讓漢族大臣看到：他是一位多麼能幹和智慧的皇帝，滿人並非蠻裔。這就是康熙學習科技的動機。

康熙年間，戴梓發明的28連發的，當時最先進的火器，康熙棄之不用。還說：以滿洲夙重騎射，不可專習鳥槍而廢弓矢，有馬上槍箭熟習者，勉以優等。後來，天才級人物戴梓被充軍關外。這就是康熙打壓科技的手段。

清朝後期，左宗棠在西北平叛，從一處明代砲臺遺址挖掘出開花彈百餘枚，不禁仰天長嘆：”三百年前中華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傳，以至被列強所欺淩。”看到沒？這就是康熙造的孽。不僅不發展科技，反而打壓科技；不僅不進步，反而退步。這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的本質。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順便比較一下康熙和同時代的路易十四。

先看看個人情況。

路易十四奢靡無度；熱衷芭蕾；沒有興趣參與任何科學活動；期望成為亞歷山大那樣的歐洲霸主。咋一看，有點荒唐，不學無術之人還愛做夢。

康熙一生節儉勤政；對西學頗有研究；以大禹為自己的治國偶像。很不錯的樣子。

接著是兩人的作為。

路易十四大力支持國家普及科學。他接受大臣的建議，成立了法蘭西科學院，法蘭西建築學院和法蘭西喜劇院，其成員享受國王的津貼，研究活動受到資助。同時代的康熙，則忙著進行文字獄，以維護滿族統治的合法性。

路易十四發動了大量的對外戰爭，打造了一個鼎盛一時的法國。康熙熱忠打內仗建功立業。對外只和俄國發生過衝突，面對俄羅斯一股小小的遠東軍，康熙煞費苦心。

路易十四為了發展海外貿易，拓展海外殖民地，將國門大開。加強法國與歐洲及世界的聯繫；而康熙在開海禁海問題上，長期猶豫不決，最後以禁海告終。禁海不僅使中國造船技術一路滑坡，也導致離奇事情的發生：明末對世界地理已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清末竟沒人知道歐洲在哪（還有其他原因：銷毀相關地理和科技書籍等）。有人會說：明朝也禁海，為什麼只說清朝的不是？好問題，後面會談。

康熙和路易十四比較之後，我們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皇帝的個人能力和成就並不成正比。皇帝的個人能力，似乎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眼光和優秀的輔佐人才。

康熙晚年，禁止公開討論天文預兆和曆法研究。因為這些內容，涉及到清朝的合法性。1715年，康熙在科舉考試中也禁止了相關內容。此前兩年，鄉試和會試的策問，都已禁止涉及天文、樂律和計算方法。就這樣，文字獄成了清朝的一項基本國策。以一人之力，成功改變考官及書生的興趣幾百年，真是能幹至極。清朝後期無知無能的種子，就是康熙一粒粒播下的。這也是近代中國落後的原因之一。

突然明白：皇帝能幹未必就是好事。有時，甚至會成為某些民族的災難。

順便看一下，一直被大家罵的，所謂黑暗的大明朝。

大明朝最懶的皇帝應該是萬曆帝了。30年不上朝，真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風景。如果你知道這件事是在：皇權與文官制度發生了劇烈衝突，皇權受到壓制的情況下發生的，不上朝是萬曆帝的消極對抗。你會有何感想呢？皇權受到壓制，怎麼可能？不是說明朝很黑很專制的嗎？是啊，已經專制到皇權都受到了壓制了！不可思議嗎？確實。開始的時候，我都不敢相信。這和我腦子裡的印象完全不同耶。後來才知道：以前被洗腦了。言歸正傳。皇權受壓制時，萬曆帝沒有因為大臣與他作對而殺過一人。不上朝也並不是不辦公，萬曆年間的很多大事小情，都是萬曆帝處理的。大的如萬曆三大征（全勝），特別是明朝的援朝逐倭戰爭，一直是在萬曆關心和支持下進行的。小的如利瑪竇進京傳教，建立教堂等，都是在萬曆過問下，得以順利進行的。東西方文明得以交流，萬曆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不可思議？）順便說一句：林則徐是”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實是個笑話。除清朝外，中國曆朝都是開放的，真正的第一人哪能跑到清朝去呢？林則徐不過是清朝看世界的第一人罷了。

事實上，明朝的皇權是有限的，內閣是很成熟的。很多國家大事都是內閣處理了。內閣的老大稱為首輔，類似與現在的總理或者首相。這些內閣成員大都是學時淵博，德高望重，聰明絕頂之人（有時也會有些混蛋）。這些人的努力，成了大明皇帝懶散的資本。這就是明朝的部分皇帝不勤政，機構卻能一直正常運行的原因。

以往的各個朝代，包括明朝，皇帝的”治統”之外，還存在著一個”道統”。明朝的官員很驕傲地認為自己掌握著道統，因而經常和皇帝爭執。官員常常不以皇帝的標準看問題，動輒在朝堂與皇帝發生爭執而據理力爭。有時皇帝氣得沒招了，就打大臣的屁股。即便這樣，這些官員依然義無反顧。因為，被皇帝處罰的同時，獲得了另一種榮譽–整個國家，整個文化界，都認為大臣是對的，而皇帝錯了。這就是:吾更愛真理。為什麼那麼多人去讚揚亞裏士多德，卻沒人願意瞭解一下自己的祖先呢？自卑來源於無知。

清朝吸取了這個教訓，通過種種努力，把道統收到皇帝手中。實現道統和治統統一的王朝，歷史上，只有滿清一個。

清朝是如何實現的呢？

首先：皇帝大力提倡程朱理學。這個不新鮮，只是程度加重了很多和太多。讀書人熟讀八股，只為科考得中，兩耳不聞窗外事。富國強兵的技術和思想卻鮮有涉及，極大地禁錮了讀書人的思想。讀書人的智慧和良心都沒了，國家怎麼能好？清朝後期無能愚昧的種子，又播種了一些。(明朝雖然也提倡程朱理學，但影響有限。)

其次：侮辱和痛貶名儒的人格，使他們顏面掃地，根本沒資格以名儒自居。更別指望他們像明朝官員那樣和皇帝爭高下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召集翰林官員作文。題目：理學真偽論。自己做考官，翰林官員當考生。羞辱這幫以才學自居的文人，包括自己的老師熊賜履和一些已經過世的名儒。罵這些人是假道學，同時以皇帝的威嚴痛斥當世名儒。告訴人們：真正懂道學的是皇帝，真理在皇帝手中！大臣失去道統，就失去了制衡皇權的王牌。治統與道統的統一，使得清王朝成為歷史上最為專制的王朝（很多人以為：其他朝代也是這樣的，因而大罵自己的祖先。把清朝的做為擴大到5000年的歷史，是不對的哦）。清朝的文武百官，自稱奴才，口稱主子，開口閉口皇上聖明，就這樣出來了。沒人敢和皇上爭高下了，皇上能不聖明？奴才也順便出來了。奴才需要的是聽話，不是才幹。

最後，當然就是殺頭了。明朝能容一個罵皇帝的海瑞，清朝不能容一個哭廟的金聖歎。專制與否，在這裡表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康熙初年，莊廷龍修《明史》，莊家被滅族。這樣的事多得很，有興趣的自己找相關資料吧。有思想的人幾乎被殺盡，事情做到這份兒，能不愚昧不落後？難怪小日本會笑話我們。此外，滿清律規定：凡漢人三十人以上集會者，以謀反罪論處。這可是古往今來第一次，滿清真是有開拓精神呢！

一句話：康熙是一個能幹的人，但他不是一個好皇帝。甚至可以說：康熙是個很糟糕的皇帝！那麼，誰才算是偉大的皇帝呢？古代中國，偉大的皇帝不少呢。有興趣的，瞭解一下隋文帝楊堅，一個被遺忘的人。

看了康熙，再來看看乾隆。

乾隆時，文字獄達到頂峰，發生了160多起。少則牽涉百人，多則牽涉萬人。思想被禁錮得連文化科技都無法正常發展。望文生義，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甚至一些瘋子的言語也被定為逆案而處死，荒唐至極。

劉三元，本瘋癲。某日對人說：我是漢室後裔，要眾官扶持。結果被殺。一個瘋子，一句瘋話，就掉了腦袋。

王錫侯，因不滿《康熙字典》為一家之言。用了十七年時間，編成一部新穎的字典：字貫。因字典中有康熙、雍正的廟諱及乾隆的名字，乾隆大怒：下令把王錫侯處斬，子孫六人處死，全家二十一人連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為奴。

尹嘉銓，自稱古稀老人。乾隆說：我稱古稀老人，早已佈告天下，他怎麼也敢自稱古稀老人？絞死。（沒一點點涵養和胸襟，還稱十全老人。）

徐駿，已過世。遺著《一柱樓詩》中有：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乾隆認為壺兒就是胡兒，誹謗朝廷，嘲諷滿清沒文化。結果，徐駿被剖棺戮屍，兒孫和地方官員全部斬首。

這些是發生在咱們祖先身上的，真實的事。不是故事，而是事故，是悲劇。

這樣的事還多得很，有興趣的自己查資料吧。接著咱們來看看，乾隆朝修訂的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乾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繳”詆毀本朝”之書，盡行銷毀。乾隆四十年令四庫館臣對所收書籍”務須詳慎抉擇，使群言悉歸雅正”。不僅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部還多，焚燬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乾隆心想：秦始皇算什麼，敢跟我比？）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明清之際，黃道周、張煌言、袁繼咸、錢肅樂、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等人的著作，都成為禁書。歷史學家吳晗說：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中華的歷史和智慧都在古書裡）文字獄之徹底可見一斑。唯一倖免於難的就是漢字。滿清較之前代的外族統治者，更加陰險卑劣惡毒。魯迅說：對我最初的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而是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的頭，這才種定了的，到我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天工開物》《物理小識》《武備志》《明將軍傳》等非常有用的，記錄中國明朝科學成就的書籍也被清朝列為禁書。吳三桂的《反滿檄文》，《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在中華本土消失了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滿清就是這樣閹割了中華的光輝科技和燦爛文化，使中國回到了歐洲中世紀黑暗矇昧的境地。思想沒了，文化沒了，科技沒了，後來錢也沒了。發展了幾千年，又被打到原始社會，怎能不愚昧不落後？難怪小日本嘲笑：中國發展5000年不如日本發展50年。中華文明被毀滅的同時，清王朝也失去了強盛和進步的基石。清朝的皇帝據說個個勤政，卻落了個喪權辱國的結局，也就不難理解了。這恐怕是滿清前期的統治者始料未及的。沒過多少年，整個清王朝就成了，鴉片戰爭中，人們看到的，愚昧、麻木、扭曲和奴性疊加起來的德性了。直到現在，也沒好到哪裡去。

《四庫全書》名義上是為了綜合古今典籍，實際上是對中華文化的一次徹底的清洗。乾隆統治的六十多年，是中國文化最KB最黑暗的年代。現在清朝宮廷戲頗多，都是讚美和稱頌之詞。每每看到這裡，心裡就泛起悲涼。多少人因此對歷史造成錯覺，其影響和後果，唉……

欲滅其國，先去其史。滿清對中華文化進行的徹底而細緻的清洗與篡改，為的就是不讓明朝的真實記錄留傳下來。一些可以醜化明朝的東西卻被全面渲染，以妖魔化明朝。這就是大家誤解明朝的原因。假作真時真亦假。幾百年後的今天，人們仍然相信，這個朝代是前朝不可企及的盛世，皇帝也是不可多得的聖君。滿清篡改捏造歷史的本領，實在是前無古人。汗一個……抗戰期間，日本在我國東北推行奴化教育和滿清如出一轍。日本人說過：征服中國不必在乎手段殘酷。因為征服中國後，東條英機就不再是屠殺者，而是中國的成吉思汗和努爾哈赤。看來日本人確實深入的研究過中國的歷史，再汗一個……

滿清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因為女真族民不過百萬還是野蠻民族（沒自己的文明）。面對泱泱中華時，心理弱勢是不言而喻的。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他們就從漢人的文化和民族自信下手，打掉漢人自信和能幹的基石。漢人變得愚昧和奴性，才便於他們統治。這就是滿清極力醜化扭曲漢人政權及歷史的目的，也是文字獄的目的。漢人習慣了當奴才，他們才能放心做主子。國人的愚昧和奴性，就是這樣被滿清種植的。而滿清後期的屢戰屢敗，除了落後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滿清不願勝。鴉片戰爭中，滿清go-vern-ment重用琦善，誣陷林則徐，以及後來的中法之戰”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已經把滿清的意圖顯示的清清楚楚了。三元裡抗英，更是說明了英國根本沒有想像中的強大。滿清貴族說過”漢人一強，滿人必亡。”即使國難當前，滿清首先提防的還是漢人，而不是友邦。於是，”寧與友邦，不與家奴”的事，也就不難理解了。

聲明：說這些可能影響民族團結，我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我也希望各民族和睦共處，更沒有要傷害誰的意思。但這是事實，影響重大，不能不說的。

至於康乾盛世，清朝國力居世界第一，則要歸功於中國雄厚的基礎。以往各朝代，中國的國力都是世界第一，不是到了滿清才第一的。明朝經濟總量佔世界45％，清朝約佔30％。這說的還只是量，如果，涉及到質（科技、文化、思想等），那滿清和明朝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明末崇禎年間，中國耕地總數783萬頃。而順治16年，中國耕地總數是549萬頃。乾隆31年，達到741萬頃，才接近明末。

明末，傳教士利瑪竇的《中國劄記》這樣記載中國：這裡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 …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而乾隆時來訪的英國使者馬戛爾尼則說：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 …很多人沒有衣服穿… …軍隊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

這就是康乾盛世的本質。

清朝這個專制殘暴和扭曲都達到頂峰的朝代，骨氣和思想，早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中國傳統的為官直言敢諫，為史秉筆直書的觀念徹底被摧毀。後來又被東西方列強欺負和蹂躪，國人的自卑和媚外也順便產生了。被征服和奴役的太久，都進了潛意識，形成了習慣。直至現在，還有那麼多賤骨頭，自己不行，卻認為祖先和文化有問題。漠視那燦爛的文化和輝煌的文明。

看看現在：

那麼多人以拿外國綠卡為榮；那麼多女明星以嫁外國人為榮；那麼多人心甘情願的做西方資本家的奴才；那麼多……已經把國人自卑和媚外表現的淋漓盡致了。這是不對的。

飛船上天和北京奧運，那麼多人關注，為什麼？借此獲得一點點的自豪罷了。這是不夠的。（小子夠狂，口氣大得沒邊了。）

那麼，怎樣才夠呢？尋找。只有找到我們民族的智慧和自豪感的源泉，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現狀，才能獲得屬於我們民族的驕傲。

撒切爾夫人說過：”中國成不了超級強國。因為中國沒有能夠推進自己，削弱西方國家的，具有國際傳染性的學說（思想）。”真是入木三分，不愧一代豪傑。她也提醒國人：超級強國是需要領袖氣質的，漠視民族智慧的民族難當大任。

滿清已經成為歷史，就讓它過去吧。但是，反省，發現，重整旗鼓，是不能不做的。可惜，這麼久了，還沒人做。大家都不做，就讓我這個不自量力的小人物來吧。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下面是明朝和清朝的一些情況。

中華文化在唐宋達到鼎盛。明朝的文化成就，大家看看”影響中國的100本書”的明朝部分就知道了。滿清完全是文化荒漠。 260多年只產生了一部偉大的著作：紅樓夢。內容還是揭露清朝的腐朽的。曹雪芹為了躲避文字獄，才以小說的形式表現。

思想上相對唐宋較為嚴苛的明朝，思想家也是層出不窮：王守仁，李贄，王廷相，顧憲成，呂坤，顧炎武，黃宗羲等。偉大人物的誕生，必然伴隨著偉大的智慧。而兩百六十年的滿清，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竟沒有一個思想家。滿清本沒有思想，卻壓制漢人。使中國，在近三百年的時間裡，思想上處於一片空白。（難怪會被嘲笑）直到現在，國人還沒有醒悟，悲哀莫大於此。

從胸懷上看，漢唐明的中國和類似於現在的美國。對外表現為自信、開放、開明和吸收。真正閉關鎖國的只有滿清一朝。

七下西洋的太監英雄–鄭和；足智多謀的和尚軍師–姚廣孝；百科全書式的王爺–朱載堉；史上唯一封侯的女將–秦良玉；文武兼備的一代宗師–王守仁；為研究西學加入天主教的宰相–徐光啟……明朝的開放與精彩哪是清朝可以想像的。明朝雖然也禁海，卻不是徹底的禁，而是時禁時開。即便後期官方從海洋退出，海洋世界也不是權力真空。海商和海盜成為海上的統治者。鄭成功之父鄭芝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出現在中國海域的荷蘭船隻，常被鄭芝龍部截獲。天啟七年，鄭軍與駐台荷蘭軍還發生了一場戰爭。結果，被稱為海上馬車伕的，西方海洋強國，荷蘭戰敗。此外，明朝非常重視與西方的交流，積極吸收西方先進的技術。那個木匠皇帝朱由校，還為中西交流做了很大的貢獻呢。（誤解歷史，愧對祖先。）

人格和氣節方面，中國的文化從來都是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來都是教育人們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從來都是要人以禮義仁智信廉恥來自律；從來不乏鐵骨錚錚之人。且不說：蒙恬-教爾等嘗嘗帝國鐵騎的滋味兒；霍去病-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蘇武-牧羊；陳湯-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冉閔-力挽狂瀾，拯救華夏於危亡之際；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楊堅-重建中華文明和秩序；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岳飛-還我河山，滿江紅；虞允文-國難當頭，挺身而出；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明朝也不乏：于謙-粉身碎骨渾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間；海瑞-不畏強權，剛直不阿；戚繼光-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鄭成功-驅逐荷虜，收復台灣等高節之士。而滿清卻盛產奴才。奴才從來都是卑躬屈膝的，哪來的人格和氣節？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兩百六十年啊，中國竟無一個真正的人，奴性被破天荒得發揚光大深入骨髓。祖國，我為你痛哭！

明朝的太監也是個不能不說的話題。由於劉瑾和魏忠賢的關係，明朝的太監名氣好像特別大。這兩個人做了不少壞事，出了名，連累了其他人。不過，他們就是他們，不能代表全部太監。實際上，明朝有貢獻的太監遠多於禍國者：七下西洋的英雄鄭和；助徐階清除大奸臣嚴嵩的黃錦；助張居正改革的馮保；危險之中保護小皇子的懷恩等，都是太監。太監是一個群體，有好有壞，不是一些人認為的：只要是太監都是壞蛋。有人可能會問：”馮保還貪汙呢，你怎麼把他也算到好人裡了？明顯的偏見。”又一個好問題，贊一個。馮保是貪汙，不過，他也是張居正的變法的有力支持者。沒有他，變法恐怕也不會那麼順利的。變法限制了王公大臣的胡來，讓百姓減輕負擔，國庫充盈。他的貢獻遠遠超過他的貪汙。又不是聖人，有點問題是難免的，看人要看大局。而且，馮保後來也被處置了。而清朝的貪汙更厲害：”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甚至皇帝也撈，還撈得更厲害：”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就很能說明問題。據說，和珅的財產是清王朝10多年的國庫收入，那才叫強悍呢（貪官裡的極品）。結果，全裝進了嘉慶的私人腰包，又一個混蛋皇帝。說到亂政，慈禧時間之長，範圍之廣，災難之深重，恐怕不是明朝那幾個能比的。慈禧最經典的名言更是響徹雲霄了：寧與友邦，不與家奴。明朝亡國的崇禎帝的最後遺詔則說：勿傷我百姓一人。瞧瞧，這就是差距，這就是本質。

由於明朝的文官權力甚大，皇帝會讓太監去牽制大臣。皇帝，文官集團，太監，三者是相互制約相互利用的。（三權分立？）這就是文官集團和太監集團頻繁鬥爭的原因之一。適當的矛盾，其實是有利於進步的。權力有了制橫，才會透明和民主。

忠奸並存，鬥爭激烈，胸懷廣闊，開明吸收，群星璀璨，波瀾壯闊—這才是真正的大明朝。

說了這麼多，有人會認為我是故意挑起民族爭端。唉，我只是一個小老百姓，自然也是希望國泰民安的。只是想讓大家瞭解一些歷史的真相。歷史，我們可以寬恕，可以原諒，絕對不能忘記，尤其是被故意篡改的歷史。這不僅是歷史和現實的需要，也是我們民族自信自尊自強的表現。

只有正確認識我們的歷史，才能正確認識我們的文化；正確認識我們的文化，才有可能發揚我們的文化；發揚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民族才能擺脫自卑重拾民族智慧和自豪感；擁有民族智慧和自豪感的民族，才是一個有靈魂的民族。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國人要想讀懂自己的祖先和文明,必須讀懂明朝。國人要想承前啟後，全面復興中華,也必須讀懂明朝。要真正讀懂明朝，需要先正確解讀滿清王朝。這就是此文的目的。

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上）

2016年6月16日


    来源：华夏文摘作者：陈坡

    引言

    对于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饥饿的肚肠与为意识形态虚假叙事充塞的大脑是这个历史岁月的人的特有画像。人性的丰富，人格的尊严，个人的权利，人文的烂漫，遥不可及，消失于革命大批判的空洞文字。但对文革的历程，亿万人的生命处境与磨难，存在的荒谬与蒙昧，青春的暴力与压抑，却应以人性、人权、人文的视角反复考量。所有文革的亲历者，心里都有一本帐，一杆枰，都有权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审视与审判文革。

    ······我们应当可以期望，对文革的深入研究与彻底否定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行为学、心理学、伦理学······直到史学和哲学的伟大发展。······中国人民流过的血和泪一定会凝成使自己今后不再那样流血的智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一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精神”？这是反思文革碰到的首要问题。文革的性质当然不是什么反修防修，更不应从发动者的主观意图中去判断。从六十年代中期的困境看，大饥荒恢复时期的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既恢复经济也恢复人性与人道的修正主义阶段(无论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式的修正主义，还是东欧式的修正主义以及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是纠正与缓和激进的阶级革命之消极后果的有益偿试)······文革显然是与休养生息的现实需要背道而弛的，是悖道之举，那么，这个逆举的风暴起于坚守列宁原教旨的“伟大领袖”，虽然文革的发动者承诺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纲领是斗私批修，修正主义被咒为罪恶之源，而文革的根本精神却首先是把这个偏执的伟大领袖塑造成亿万愚众的偶像，占据神圣性之缺位，以其“乾纲独断”导演一场毁灭文化文明人性与社会的荒唐戏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
    　　
    以必然论阐述文革起源的理论模式应警惕陷入宿命论的观念陷阱，犹如对文革机制的制度性深层解析不能冲淡对个人责任的探究。勒庞讲得好，研究历史，应当极为警惕在宿命论掩盖下的无知。以史为鉴是中国的史学传统，但吸取历史教训却难上加难。在人的观念、知识结构与社会政治环境未有实质性的改进时，历史不是创新，而是循环。文革虽然过去四十年了，对文革的认知有多少进步？对文革究竟有多少反思反省？研究文革，有多种视角，从下到上，从基层到中层，从上到下，从首都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国内到国际，从现在到过去，各有各的观察与判断······但文革毕竟是中央号召的，毛决策的，不是什么天然的群众运动，政治史，是文革的核心部分，是纲。因此，文革起源的谜底必须回答以下问题：毛为什么发动文革？毛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毛如何发动文革？毛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与目的究竟是什么？毛对文革起因的论述前后是否一致？其中前三个问题的探寻必须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与理论，尤其是延安时期以后领导集团的分化组合，比如毛的神话是四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两次造神运动的结晶，还要探索中苏关系之演变与国际共运的轨迹。因为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是恶性的互动。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
    　　
    个人崇拜是文革的突出现象，其规模与信众应为史无前例，亦是文革之祸因。怀疑一切的文革只有毛和毛思想不能怀疑、不准怀疑、禁止怀疑的。文革法是《公安六条》。毛是真理的化身，代表真理的领袖，片言只语皆是最高指示。个人崇拜即偶像崇拜，对领袖的偶像崇拜与盲目信仰。在无神论的国度、地区与文明，是否必然发生偶像崇拜，值得研究。历史经验证明，无神论的文化土质与心理结构容易滋生偶像崇拜的奇观。而六、七十年代举国上下导致走火入魔的崇拜狂潮，有其强力的政治推动，是封闭社会的特有现象。在文革结束时通称为个人崇拜，或因袭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说法，亦称个人迷信。个人迷信更为准确。个人崇拜与迷信在共产国际与中共都有久远的历史。胡乔木曾说过，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也自认为是斯大林。所以，不仅应梳理评估延安至文革刘、彭、林、周鼓吹领袖崇拜编织领袖神话的历史，也要探明毛泽东崇拜毛主席的自弹自唱。毛从两种崇拜的诡辩到肯定和主张个人崇拜，鼓励党内外对他本人的崇拜，实为有意识地为其政治上的个人独断取得正当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
    　　
    什么是文革？这是文革的算术题，也是文革的代数题。作为文革中从属于单位共同体的中国人，几乎都被动员而自愿不自愿地卷进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时而叱咤风云时而身陷囹圄，经受无常命运的起伏与感受人世的沧桑。每个亲历文革十年的人都有一部自己的文革史，也有一部自己的文革图像。只要诚实地面对自我，谁也不能不拷问文革。不知为什么，胡风那拗口的名句“精神奴役的创伤”时时想起，余味无尽。精神被奴役后留下的深深的伤痕，曾以“伤痕文学”记录一代人沉痛的心灵历程。经历了，并不意味着理解。我以为应以人道主义的视野研究文革中的国人的人性，文革的状态，恐惧，政治恐怖，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匮乏，意识形态疯狂，不是正常的心智所能参透的。那么，文革究竟是什么？谁的文革？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民众究竟从文革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三年还是十年？文革是历史、文化与语言的断裂，偶然意志的促弄，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实践史的必然？绘制怎样的一画文革图像才能更理性地把握文革的现实？文革，结束了吗？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
    　　
    对于文革的后果、后遗症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长远影响，绝不能低估。估为文革残余是轻敌。毛的遗体展示在首都的广场上，其反资反修的魔咒活在国人的神经中。毛左，活跃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文革，亦被文革理论家巧伪包装。最悲哀的是，我们都从毛时代走过，曾是毛左、毛分子，红小兵，红卫兵，有毛思想的遗因，同一物种······韶山，会是毛崇拜者的圣地吗？领袖崇拜会死灰复燃？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巫教的崇拜中心是太阳，难道神洲还会升起人样的太阳吗？从文革到改革，改革的背景是经济的凋敝、社会的碎裂与文化的废墟······文革既连根铲除了传统文化，又根本摧毁了神圣性根基。这是真正的虚无主义。去神性化与去人性化是文革与文革精神的主要特征。反思文革的两个维度一一精神与理性，是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是首先应确立的“理论良心”。无神圣性的根基，精神落叶无根，百孔千疮的人心难以自安，而无科学的冷静逻辑，就不存在理性的条件。“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
    　　
    59-62年是中共建政史上最关键性的三年，因为这三年的旷世灾难“粮食关”古今罕有，不仅是中共建政以来经济发展战略与举措的重大挫折，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良知底线也是一个极大的拷问与考验，与毛在58年豪情万丈的自吹自擂恰成对照，甚至应该说，47年内战以来一系列凯旋式胜利在大饥荒中化为尘埃······而自延安时期形成的中共核心层的分裂亦在此时，在一系列内政外交领域，八大以来确立的毛刘周朱陈林邓及两彭都发生了政治裂痕，其中包括政策分歧、形势判断、意识形态地位、对外方针、权力较量与认知差异······这些难以调和的争议与猜忌共同把中国推向了难以逆转的文革，一场五千年难遇的浩劫，而其主谋者是主张“独裁好”的毛。而领袖核心的集中制制度为毛提供了独断的条件。臥榻之上，岂容他人鼾睡，两个主席并立的局面摇摇欲坠，其问题仅仅在于，毛心目的中国赫鲁晓夫是何时并因何而成形的。这可是文革的头号敌人，革命的主要对象。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
    　　
    虽然我倾向于把文革的爆发溯自62年以后高层分歧的激化，但仍同意陆定一的判断，57年是转折点。因为在我看来，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56年宣告终结，阶级基本消亡，单位为社会成员的栖存地。而57年反右后，改变了八大的基本判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政治上思想上的剥削阶级”的新概念，康生后来解释说，毛看阶级问题，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这为阶级斗争无中生有与扩大化的理论根据。59一62年关于大跃进与调整政策的党内分歧发生后，毛把这种阶级斗争观念延伸到党内，发挥了阶级解释的随意性，与国内外所谓复辟与颠覆势力联系到一起，阶级斗争是毛终生奉行的法宝，直至到毛决定对党政军进行大清洗，到文革后期，毛总结出党内资产阶级的新概念，做为社会主义的长期对象，而在社会生活领域，把阶级斗争转化为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之争，从而排斥任何成员的物质利益欲求，权力特权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私欲餍足方式。权力政治的极端形态披着阶级意识形态的外衣覆盖了山河大地。因此，发生了冯友兰判断的思想史上的与实践的荒唐阶段。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八
    　　
    我之认为59年庐山会议是毛建政以来遭遇的第一次滑铁庐，并不是说毛的政治权威受到削弱，而是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其心理上的巨大冲击。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批评的高度敏感显然是忆起了其在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缠斗不休的“王明路线”，不能完全排除彭以其道还治其人迫毛反省改错的暗讽，毛知道自己心亏，理亏，但认错改错却不是他的品性，毛是从不下罪己诏的。毛的反应是从反左到反右的大逆转，并排兵布将发动了对彭的全面清算。毛彭的决裂对中共的震动远远超过高饶事件。刘周林配合了毛对彭的清算，彭受到了党内同志的轮番围攻，软硬逼迫，不得不违心检讨，因而中国人民注定要为毛的权威、空想与虚荣献上更多的生命更重的祭品。但耐人寻味的是，刘在会议后期要胡乔木转告毛勿将反右的中央决议传至县团以下，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以继续纠正泛滥成灾的共产风浮夸风，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胡未敢起草文件也未敢告毛。后来胡受到刘的责问后，竟以养病为名退出了中枢······毛刘的蜜月接近尾声。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九
    　　
    大跃进的惨重失败及给农民造成的巨大苦难，在当时就引起了党内外有识之士的批评议论，其反映在更真实全面掌握信息的中共高层，也发生了种种或明或暗的不同意见，我不想在这篇概述性的文革史导论中旁征博引，史料俱在，千古不磨。陈云、邓子恢在农村调整政策(三自一包)与毛的分歧(陈向毛建议分田到户)，周恩来陈毅在知识分子性质上与毛的分歧，邓小平在平反右倾上的一风吹做法(平反600万)，朱德对公共食堂的尖锐批评和单干的主张，彭真对大跃进文件的清理并点名要毛检讨错误并承担责任，陈甚至讲集体化以后再搞······最重要的，是自称“非常时期大总统”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对形势、政策与三面红旗的评价，他在湖南调查时说大饥荒时期死的人比秦始皇和隋炀帝时还多，其主因是人祸，称中央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他主张“退够”，这些核心领导层的意见、主张与批评都深深刺痛了自负自恋自我崇拜的毛。他在战友们心目中百战百胜的光辉形象蒙上了阴影，对其建设能力的怀疑在高层滋生，因此可以认为，毛的赫鲁晓夫情结与心病就是六十年代初形成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
    　　
    （1）
    　　
    毛的政治生涯有三个重要阶段——夺权时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毛临终回首只讲了两个时期，夺权与文革。把文革视为生平创举，而迴避了毛进行经济大跃进与共产主义实验而导致四年大饥荒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为什么呢？
    　　
    （2）
    　　
    40后50后的中国人，最刻骨铬心的未必是文革的闹剧，而是饥饿，大饥荒。是粮食关。饥饿与饥渴症是这两代人成长的真正烦恼。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弥天大谎，是第一面神秘的面纱。这个面纱是文革织就的，因为里面有文革起源的全部密码。青少年的狂热犯罪可以压抑童年的匮乏。
    　　
    （3）
    　　
    毛的幸与不幸都在于其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刻意遮沒的往往是念兹在兹的，他的恶梦是遍野饥号的大饥荒而非文革，反官僚反修大民主的青春白日梦老少皆宜，轰轰烈烈，享足了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后现代虚拟现实的况味，把二十年代兴起的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闹剧式的高潮，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旷野的哀音却不是那么惬意的。大跃进从农业生产跃进肇始，以农民受难终结。文革亦以学生造反爆发，以上山下乡冷却。
    　　
    （4）
    　　
    研究者与观察者可以把党内冲突远溯到二三十年代血腥肃反的苏维埃时期，也可以驻足于红太阳升起的延安，但对于文革，对于四十年代开始的毛刘联盟到决裂的文革，其主要成因却不必追溯那么远，因从庐山会议(59年)到庐山会议(70年)的政治轨迹足以见证文革的酝酿与运行轨迹，对毛思想的复杂性与单一性可作多视角的分析，尤其要联系其政治实践。千秋始皇谁欲求，毛刘，唯见红墙起洪流。
    　　
    （5）
    　　
    因此看来，最被掩饰的历史一一刘少奇声称”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的大饥荒是文革的发源地。而1962年的七千人(大饥荒的主要责任群)大会，对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是一次底线良知的测验。检讨大跃进是从这个大会开始的。江青68年讲，这次革命应该追溯到八届十中全会，就是1962年，我们伟大领袖在那个会上就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出呢？就是有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而文革的真实目的却是，以反官僚主义的群众造反永远地埋葬这个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胜利了。因为参与文革的一代青少年将有一个光荣的青春回忆与革命回忆，反官僚永远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一
    　　
    如果说，58年莫斯科会议后毛雄心勃勃与赫鲁晓夫争锋国际共运的领袖，以超英赶美的人定胜天之豪气闯下了饿殍千里的滔天大祸，59年败象尽露后仍坚持乌托邦实验与跃进指标，到61年面临崩溃，不得不实行调整政策，苦渡困厄，那么，熟读帝王史书而精明透顶的毛此时此刻所考虑的就是死后声名的身后事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越来越成为他念念不忘的心病。所以，毛的选择不是改弦更张，而是以挑起意识形态谬误争论转移目标，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旗帜，在北戴河会议高谈阔论形势与阶级斗争，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利用一本所谓为高岗翻案的小说，制造了习贾刘反党集团，通过意识形态领域夺占先机而卷土重来，对一线主持的经济恢复工作进行制约，而林彪主导的军队，以“政治挂帅”导演了在全国全党范围内对毛的造神运动。军队、政党与人民的政治指导思想逐渐为立竿见影的“毛主席语录”所支配。个人崇拜强化了毛的政治地位。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作用更为突出，由训政时期到军政时期的过渡亦开先河。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二
    　　
    内政决定外交，内政决定社会主义国家间政党关系。大跃进失败后的政治斗争加剧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这个政治的主旨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坚持反美的革命，在国内坚持清肃异己异议的“阶级斗争”，而苏联苏共的最大罪状是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支持欧洲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并自称为“全民党”、“全民国家”，这是62年以后毛从国际反美转向反美反苏的根本原因(赫鲁晓夫对大跃进的尖锐批评也是触怒毛的重要因素)，同时又借势把这种激进好战的反苏反修转向国内党内，制造紧张气氛，如给对大跃进有意见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构陷了“里通外国”的罪状以置之死地令彭死不暝目。所谓中苏大论战，虽有邓小平后来所谓民族“受屈辱”之曲辩，实质是服务服从于国内党内的毛式阶级斗争政治的需要，以坚持列宁原教旨应对国际和平、变革与科学发展的变局，固步自封，饰非拒谏，以遮蔽内政失误转移危机并压制正常的批评异议，是一种愚臣愚民手段。反修反帝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孤立。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三
    　　
    托毛之赐，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苏共领袖赫鲁晓夫，但又有几人真识这位矿工之子呢？赫氏作为退休者临终曾经忏悔：“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这是我内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但赫氏无负于中国，反而有功，沙俄从中国东北掠取的权益是赫氏时代归还的，对华工业与军事的大规模援助是赫氏完成的，大饥荒时期又是赫氏主动提出对华援助粮食与糖，延缓偿债······但毛对赫的善举不屑一顾，以赫为国际头号大敌，主要是因为赫以“秘密报告”的方式在苏共二十大清算了暴君斯大林，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戳中了毛继承斯大林的中国梦，对毛来说，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份名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对中共的冲击亦不可低估。刘认为应译为“个人迷信”。两卷《斯大林批判文集》证明赫氏报告的国际影响。中国“右派”的某些思想资源亦出自赫氏的报告。赫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家，在内外政策上都做了一系列改变列一斯原教旨主义的举措，主张裁军，限制核武，与西方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不仅如此，赫氏对斯大林的挖尸焚灰也刺痛了毛，更让心高气傲的毛难以容忍的，是赫对大跃进的抨击并批评中国不具备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与政治条件。这是毛的麦城。58年与赫开始决裂，62年以后组织对苏共的九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指赫鲁晓夫与铁托，剑指中国的赫鲁晓夫。赫是毛的恶梦。毛至死未忘土豆烧牛肉。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四
    　　
    那么，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呢？无可讳言，文革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刘邓彭贺罗主持的中央一线领导，刘是文革打倒的首要对象。因此，不探究详查毛刘从合作、结盟到分歧、对立、决裂的全过程，就无法把握文革的起因。而不洞察毛何以利用以破坏为目的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和全面夺权的方式即“全面内战”(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摧垮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权力集团，而不是像对高岗彭德怀那样通过党内整肃予以罢黜，就不能深刻地认识文革的特殊性以及文革的消极后果。因为文革是领袖独断与群氓暴政的大动乱，是人类政治史上两种最坏的奴役形态的结合，亿万不明真相的群众被愚弄参与秘密政治的高层政争，打断了国家正常进化的过程，为祸甚巨，为害甚深，对几代人都是难以解脱的精神创伤。高层权争政争以全社会长期动荡内乱为代价，以亿万家庭生离死別的沧桑巨变结束，史无前例，也可能后无来者。文革的群众性是其反思的难点。然而，不摆脱文革的魔咒，不认清文革的真相，不否定文革的本质，不真正反思文革，不吸取文革教训，中国就永远无法进入现代文明。
    　　
    文化大革命反思之十五
    　　
    中共建政以后毛刘的意见分歧主要有三次，一次是五十年代初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之争，其结果是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与高饶事件。一次是56年冒进与反冒进之争，其结果是58年南宁会议与大跃进。一次是62年七千人大会及前后对经济形势与困难原因之争。其结果是调整政策、经济复苏和文革。毛刘分歧公开显露于65年社教运动的一次对话，这个运动局部试点于62年下半年，是毛布置阶级斗争的产物。对大面积饥荒与非正常死人的反应，如震惊朝野的信阳事件，毛认为是地富反坏右及党内坏人捣乱破坏，因而要求民主革命补课。其后果是更大的灾荒与人禍。经济调整政策的逐渐生效，毛认为动摇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与三面红旗的正确性，62到65年，毛有计划地布署从基层到高层以及从国际到国内的所谓阶级斗争，以收回一线中央的权力，回到前台。文革之前，公安部明文规定的阶级敌人即所谓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多达三千万人，株连亲属多达亿人以上。刘应对毛式阶级进攻战略的方法，是将斗争的锋芒引向基层干部的四不清，引向文化领域与传统的革命对象，这是毛刘分歧的政治背景，而自64年开始，毛已从大饥荒的消沉中振起，以政治策略家的机谋实施剪除刘邓中央一线的一系列政治设计······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六
    　　
    对于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饥饿是六十年代前五年的记忆符号，革命与阶级斗争则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十五年间的记忆符号。饥饿的肚肠与为意识形态虚假叙事充塞的大脑是这个历史岁月的人的特有画像。无论多少妙笔，多神画技，也绘制不出另类的图像。人性的丰富，人格的尊严，个人权利的意识，人文的烂漫，遥不可及，消失于革命大批判的空洞文字。研究指导文革的思想理论，是一件枯燥且劳而无功的苦差事。文革的反动，不仅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灭，而是国民心理对文革理论一一阶级与专政一一的永久的厌倦与厌弃。但对文革的历程，亿万人的生命处境与磨难，存在的荒谬与蒙昧，青春的暴力与压抑，却应以人性、人权、人文的视角宜细不宜粗地反复考量，它离开文明究竟有多远？！《苦恋》结尾的人字问号意味深长，“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存在？”文革，使亿万人难以进化为现代人。所有文革的亲历者，心里都有一本帐，一杆枰，都有权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审视与审判文革。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七
    　　
    毛是从文武两条战线进袭一线中央的。对毛来说，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枪杆子是政权的根本，枪杆子亦是文革的支柱。64-65年，毛决定在中直机关、国务院各部委成立政治部，其主要负责人由军队派任。在毛看来，当时形成了刘邓彭掌控的党机器与刘贺罗掌控的军事机器，而罗是兼跨党政军的实权人物。罗对刘贺的效从和刘对罗的信用是文革发动的绊脚石，亦是文革的隐患。65年底神秘的上海会议以“野心家”(“篡军反党”)和反对“突出政治”的罪名罢黜了茫然不知所措的罗，诬其为抢班夺权的“军队中的赫鲁晓夫”，是毛利用军内将帅矛盾联手林周叶的重大政治战役。整罗，也是对周的警示。罗案曾是中共建政史的最大谜案之一，亦被当作林彪与毛交易陷害忠良的罪证。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回忆录的问世与相关档案资料的公开，罗案的庐山面目显露真容。朱德对罗案将导致“党内不平安”的感叹一语成真。罗案后，林叶杨取代贺罗，叶是罗案的关键参与者与受益者。杨亦举足轻重，为军中翘楚。罗案则是文革内乱大动荡的真正开端。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八
    　　
    另一条战线是文。通过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是毛时代的重要特征。毛深知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及影响力。造舆论是夺权的先声。毛发动党内清洗与政治运动的惯例，是首先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名不正言不顺。65年初毛秘授江青先通过华东局后找上海市委谋划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批判文章，刊于65年11月《文汇报》，几乎与罗案同时，被官方和学界认为是毛发动文革的信号。这篇文章批判的重点是明代清官海瑞的“退田”，影射六十年代初的分田单干。毛讲《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右倾翻案风的产物，影射庐山会议罢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的官。“替今日的海瑞招魂”。彭即当代海瑞。几乎同时，彭被毛劝说离京到西南任职。尽管作为文革信号的姚文在当时只有极少数极少数人知其政治含义，邓小平依旧找吴晗打牌，周恩来将姚文转载于《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栏，试图将其向学术论争方向引导。被毛誉为“红秀才”评海文的另一个重要信号，是一直在幕后的毛夫人江青的政治亮相。“露峥嵘”。但历史将昭示，缓解大饥荒的经济政策对患有意识形态僵化症与妄想症的毛而言，是新一轮政治整肃的突破口。其罪名是“修正主义”。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九
    　　
    历史与文艺，是毛式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两大重心。从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毛讲话到66年初江青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其主旨都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权力需要服务。江青的这个纪要，把文艺政治化到“尖锐阶级斗争”的程度，以文艺问题为政治问题，锋芒直指陆周的中宣部文化部，开辟了攻击刘邓陆的文化舆论战线，是中共建政以后批《武训传》、批胡风、批胡适、批俞平伯、批丁冯的继续，其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文艺创作，否定中国、欧洲与俄罗斯的古典作品，否定苏联的经典作品如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否定三十年代的国防文学，达到“我花开來百花杀”的地步，堪称全盘推倒所谓“封资修”即人类艺术成果的文艺虚无主义的典范。其中提及接受斯大林的所谓教训竟然是斯大林无批判地继承了俄罗斯与欧洲的经典著作。纪要经毛多次修改并以“林彪同志委托”向全军全党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批发。毛邀请林彪这个“尊神”为其夫人助威。江青从此以创造京剧革命的“文艺旗手”的身份称霸文坛，闯进政坛，呼风唤雨，并以文艺文化为利器向彭真限制文革的《二月提纲》开刀，文革夫妻店敲响了毀灭文化自我膨胀的震天锣鼓。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
    　　
    林、周是毛发动文革稳定军政的柱石，没有林、周的支持，文革难以发动，发动了也难以控制。林、周在文革前期对毛的辅助是不可缺少的政治支持，故其对文革的灾难亦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也是林、周，后来却成了文革的制约因素。69年九大以后的毛林分歧以林71年9月13日出逃苏蒙实践了高岗、彭德怀里通苏共的罪名，震骇中外。林案的扑朔迷离演绎为当世的拍案惊奇。毛主持的对林的揭露批判令国人大吃一惊，原来这位最亲密的战友接班人私下对毛腹诽最多最尖刻，“妄议”毛的个人品质与政治诡计，不是愚忠，而是利忠，利用之利也。“主先臣后”、“主倡臣和”······林以宫廷政治的诈术对毛。作为林政变纲领印发全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批林文件竟是一篇石破天惊鞭辟入里的讨毛檄文，道出了毛式整人政治的真相，直指毛为秦始皇，毛时代为秦皇时代······毛苦心虚构的文革理论顿时破灭为举国的笑柄，所谓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所谓文革理想的五七指示，不过是烟幕。在人们的心目中沦为宫廷的权力角逐。最最革命的话语后面是“封建复辟”。无论张春桥辈如何妙笔生花，罕有人信以为真了。而周，以其老成稳重鹤立为众望所归的人民领袖，与二次出山的邓共同为结束文革进行了思想与组织准备。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一
    　　
    文革纲领一一五一六通知后两天，518林彪的“政变”讲话讲透了毛的心事，是这个通知的注释。从64年底到66年初，毛在党内高层和与外宾谈话中讲了一年多“修正主义”、“造反”、“反革命复辟与政变”的危言，毛断言“修正主义”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甚至鼓励地方学蔡谔造反。林的讲话，是对毛的响应与呼应，是政治警告(“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亦是政治动员(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作为军人政治家，林在文革初的讲话较直白地说明了毛的真实想法。如传世的名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林的权力学忠实地折射了毛的权力观。这是研究文革时值得特別关注的。周也讲了反革命政变问题。与此同时，为应对毛因一线中央控制而忧虑首都已非安全之所，防范“修正主义”占领北京，周恩來受毛委托秘密组建并始终控制首都工作组，叶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其主要成员来自总参作战部，调兵布将，改组扩大北京卫戍区，增加到四师一团，调动70师、189师进驻南苑长辛店清河地区，全面接管北京的安全保卫，直接对毛负责，其所发文件均属绝密级，以让65年3月离京南去的毛放心回京。首都工作组为毛发动文革时期的一着重棋。
    　　
    文化大革命反思之二十二
    　　
    66年6月到8月，毛决定公开播放北京大学聂元梓等批判北大党委与北京市委大学部的一张大字报并亲笔复信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这是文革的动员令，召唤出“造反有理”的大规模红卫兵运动。因势利导，毛在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1000余万红卫兵及宋彬彬为毛戴上红卫兵袖章，将造反之火引向刘邓一线及各级当权派。因停课与免费交通，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以大串联的方式迅猛席卷全国。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革命暴力、领袖神话与阶级斗争价值观的大中学生狂热地卷进毛为总司令的造反运动，文革初期的打、砸、抢、烧、斗、抓、关、杀、抄家、掘墓及无所不在的语言暴力，多为青春燥动的红卫兵所为，充分显现了暴力仇恨教育下泯灭人性的少年人的残忍性和蒙昧性。这是长期运动施政的后果，是中国历史上极其恥辱的一页。北京高校率先造反并在反工作组压迫中受毛支持而崛起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独领风骚名噪一时，为文革势力所利用而深深卷入了高层的政治内讧并于九大以后陆续作为政治牺牲品身陷漫长的牢管之灾。长期受歧视的社会弱势群体地富反坏右受到所谓革命群众的集体迫害和无妄之灾。其子女亦因血统论而饱受凌辱。北京大兴惨案与湖南道县惨案只是两个文革初期的典型案例。这是十年文革中最受屈辱最悲惨的社群。
    　　
    文化大革命沉思二十三
    　　
    文革之初的工作组与反工作组之争反映了毛刘不同的文革观。刘以为毛发动的文革是新一轮反右运动，故其主持的中央以传统的派工作组方法处理首都学校日益失控的造反活动，计划打出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因为响应毛“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号召起来造反的攻击对象往往是各单位的党政领导，从而造成难以避免的乱象。如北京大学的乱批乱斗。工作组理所当然把这些造反分子当做新右派来清查处理。王光美顾问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对蒯大富就是这样的立场。文革打开了当时社会冲突与积怨的潘多拉之盒，各地的造反派以毛的文革思想与516通知为指南表达各自的不满与利益诉求，与地方党政领导冲突不断，后者对前者的压制亦沿用了一贯的反右模式。而毛的文革目的是全盘改组甚至清洗从刘邓中央一线到地方的党政军当权派，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因为毛视刘邓为异己的、失控的、变修的党政官僚集团的代表，是革命对象，毛要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重新造党造军造政府，使之完全成为自己意志的随心所欲的工具。林彪讲文革是罢官运动，组织问题是政权问题。“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陶铸讲，“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这是文革的实质。通过文革纲领的516通知时，刘是会议主持人，讲：“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就是毛的乾纲独断。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四
    　　
    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卫兵)运动的“大闹天宫”达到了甚至超出了毛的“天下大乱”的预期，66年12月26日，毛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在中南海过七十三岁生日并为他的心腹干将祝酒：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67年1月上海由安亭事件引发的夺权风暴使这一年成为文革最动荡而血腥“怀疑一切，全面内战”的岁月。王洪文呼啸而出。夺权按照毛的意图和布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文革从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阶段进入工农兵为主体的造反派阶段，激进的造反势力与当时党政军权力当局相关的相对保守的势力都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卷进充斥暴力的派性之争，中央文革则为激进造反者的主导者与坚强后盾。中央乃至地方的党政机关多在造反群众的冲击下陷入瘫痪。而夺权背后的派性斗争激化了旧制度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尤其是官民矛盾，也恶化了各类历史的与现实的及民族的人间嫌怨，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人性灾难遍及神洲大地。野蛮的丛林法则支配了仇恨的政治世界。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堂皇论争较量后面掩饰了权欲的狡诈与贪婪。文革中的两面人格是毛时代独特的人性变态。1966年下半年以北京为中心的打砸抢抄抓、67年下半年以武汉为代表的全国血腥武斗与68年下半年开始的清查是文革中三个恐怖时期。而率先造反的北京各路领袖，则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把矛头指向毛反复抨击的“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包围中南海的“揪刘火线”。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五
    　　
    刘少奇从被审查直到惨死开封的结局，说明毛的阶级斗争政治发展到极致，即使是党内最高层，也难幸免，人人胆颤心惊，朝不保夕，党内斗争如此残酷、如此冷血、如此不可理喻，世所罕见。中南海外，揪刘火线的喇叭震天轰响，中南海内，在毛女儿组织的批斗会上，刘与全家受尽羞辱，死前含愤抗议以至拒绝医治，血管无下针处，发长数尺，仍被令其生命治疗延续到听读“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人世之辱，莫此为甚。难以测知刘在临终之际如何感叹人生如何追思往事，延安时期就辅佐毛打天下，为毛护法，为毛造神，竭智尽忠，呕心沥血，一旦分歧，黄泉相见，党治人治之噬人自噬，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大悲剧。这个悲剧说明中共政治制度化的严重缺陷。其一，党内缺乏有效监督最高领袖的体制机制，其二，党内缺乏文明理性处理高层政治分歧的体制机制。因此，党极易变成领袖的工具而难以自行纠错。组织的神圣化与领袖的神化是毛时代的两个政治陷阱，多少罪恶，多少人伦灾变，假组织、领袖与革命的名义发生。毛刘的政治悲剧值得永远回味。

    （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上），有二，此为一，二待续）
    　　

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上，续）

2016年6月16日

                       来源：华夏文摘作者：陈坡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六
    　　
    文革中最动荡的一幕戏是67年的夺印。夺权，谁來夺权，导致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当权集团与夺权造反势力的对立，利害不同的造反群众亦分化为因阶级斗争的政治理念而誓不两立的两派或多派。夺权时期发生了对各级党政干部的游街戴高帽喷气式关押围殴等批斗场景，也有地方当权者动员工农围攻造反学生······其混乱是必然的，因为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谁是毛派，谁是反毛派，谁是文革派，谁是反文革派，谁是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并无明确的标准与裁判的规则。他们信奉的都是黑白分明你死我活的阶级革命价值观。故其政治争斗亦无章可循，更无妥协之伦理。派性斗争撕裂社会，其影响不止于文革，为文革的恶果之一。全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但也可发现某种共同性。如地方党政权力与地方军区往往有密切的关系，与野战部队则较有距离。如保定武斗的军方背景。对地方党政的造反冲击也难免波及地方军区甚至冲击军事机关，后者在局部地区则用军事手段压制造反派，如青海赵永夫事件和成都军区的“二月镇反”。而武汉的七二O事件，则把这种大民主的群众对立推向白热化，惊动中枢，震憾全国，演变为文革群众性动乱由盛至衰的转折点。
    　　
    文化大革命反思之二十七
    　　
    67年2月反击所谓二月逆流后，江青的文革小组取代了周的碰头会，毛的“天下大乱”与夺权政策引起全国范围内尤其各大省会城市的愈演愈烈的派别武斗。其中武汉事件尤为突出。7月，毛亲自坐镇武汉，处理武汉的派別冲突，试图树立一个典型。几乎同时，武汉发生了造反派的大游行与保守派百万雄狮对游行的冲击，死伤百人。毛决定把武汉军区与省军区独立师支持并参与的百万雄狮定为保守组织，对立派别三钢三新为革命造反派，以后者为中心实现大联合，并要求陈再道领导的武汉军区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领袖。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周恩来对陈讲武汉军区犯支左方向错误，遭陈顶撞。周走后，大量军人(8201独立师、8199部队及军校)卷入的百万雄狮持冲锋枪长矛大刀冲进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驻地，误殴陈再道，拳打脚踢后绑走了中央文革代表王力，游斗十余小时，骂退谢富治(“谢富治是个大坏蛋，抓住他，揍死他”)，困毛于东湖客舍。牛怀龙蔡炳臣坐视不问。百万雄狮近百万人连日荷枪实弹浩浩荡荡环武汉三镇武装大游行，其中百余辆军车，车头架着轻重机枪，高喊“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坏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揪出谢富治的黑后台周恩来”“质问陈伯达”的口号，亦有质问毛的言论，向中央施压，挟制中央改变对武汉派别性质的认定与处理方针。其标语有“毛主席受了蒙蔽”。武汉全城如节日狂宴，呼声震天。毛下令找回王力，警车出动482辆，消防警报响彻武汉上空。是夜，武汉全城回响着“百万雄狮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吼叫。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八
    　　
    武汉事件震惊了北京。江青惊慌失措，以为陈再道”兵变”，劫持了毛。林、周商议后，林亲笔致信毛要毛转移，着手相应的军事布署，周赴武汉劝毛离开。这是中共建政以后毛头一次被迫离开一个城市，避往上海。七二O事件后，毛判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队首脑都是支持党政右派的，他以毛润之的署名私自致信江青，提出武装左派，实行群众专政，支持揪“军内一小撮”。这是江青号召“文攻武卫”的依据。林彪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文革从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进入全面内战的时期。各地爆发的大规模武斗与死伤事件多发生在这个时期，发枪与抢枪，甚至劫抢援越军用物资，接管监狱，阻断铁路，炸桥，抢劫银行、仓库、商场，局面开始失控。毛感叹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这是文革最动荡最血腥的阶段。毛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被迫对造反夺权降溫，强调自上而下三结合，以军队为主，老干部与革命群众代表都是结合对象。依靠林彪对动荡地区实行全面的军管。派军宣队工宣队接管学校。认为攻周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为“反动组织”，甚至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所以，七二O事件是文革群众性动乱从盛转衰的转折点，在短期的疯狂过后，毛从鼓动群众造反到强调革命大联合，最激进的造反派开始走向衰亡。8月26日毛下令逮捕文革要员王关戚，不久前王力曾是武汉事件的英雄，从武汉回北京受到林彪、江青安排的百万军民凯旋式欢迎。谁能导演这样的人间戏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九
    　　
    武汉事件是文革政治史富有启发意义的典章，其对文革的进程影响甚巨。文革对毛，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它释放了文革前被压抑的各种力量、各种利害、各种矛盾，各种冲突，其暴力强度匪夷所思，称之内战并不夸张。两派对立势同水火，生死相拼，是一次人为权死的总爆发。毛深夜二时转移到王家墩机场，黯然飞沪后，怒称东湖是贼窝，七二O是反革命兵谏。毛是深知事件之性质与严重性的。将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不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周讲是家丑，“百万雄狮是对着中央来的······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林彪将七二O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困兽犹斗，有武汉军区与地方独立师深度介入的百万雄狮为其政治命运挺而走险，清君测要挟中央，几危元首，确是惊心动魄的政治辣剧。武汉人的火炉脾性充沛展现。各种势力各类人物之表演淋漓尽致，活龙活现，笔墨难述。据邱会作回忆，事传北京，江青向叶群哭诉“反革命分子已经快冲到主席住处，高喊’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他们喊的那个胖子就是主席”，要求林叶亲去武汉护驾。周率中央警卫团人员赴汉，王家墩机场被占，其专机只好改降山坡机场，周化装后急奔东湖救驾，帅府千金有挥泪别红颜之传闻，王力评论8201部队的特别呼吁：“这是反革命宣言书。这回独立师可真是独立了，向毛主席独立，向解放军独立”，陈再道、钟汉华事后检查对毛的安全不闻不问，“以蒋介石的态度对待主席”······毛对于自己释放出来的革命魔鬼，已近失控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
    　　
    武汉事件三十余年后，烟消雾散，已过不惑之年的当年敌对派別的代表人物曾经聚首江城，杯酒交错，相逢一笑泯恩仇，往事历历堪回首，其话题离不开激情燃烧的七二O事件，百万雄狮的当事者坦承：项庄舞剑、意在毛公。可见证毛、林、周、江对武汉严重局势的估计是准确的，军队的分裂与地方的独立，是严重的危机。以毛的绝对权威，摆不平武汉一个群众组织的抗命，差点演变成军队的火并。当权的地方党政军集团仍有左右局势的实力且并不甘愿俯首被黑，更不甘愿任由昔日臣民的摆布。据我观察，被斗被关被审查的老干部心服口服者少之又少。七二O事件后，据统计被打伤打残打死人数多达十八万四千人。毛在武装左派重组军队的激进举措之同时，亦保留了几分清醒的头脑，如保护陈再道钟汉华，争取大多数，很快停止“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使用，令张春桥从大别山请回许世友，在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外交事件后，毛听从周的建议，果断逮捕文革激进派王关戚，为文革狂热适度降溫，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大串联，制止武斗，复课，派工宣队军宣队接管武斗的高校，为造反派开办学习班，并亲自召集京城五大造反领袖训话，演出了喜怒交加的惨淡的闭幕场景。

    文化大革命沉思三十一
    　　
    学生停课闹反的疯野岁月最多两年，到67年的夺权风暴中程度不同卷入武斗的混战，已非运动的主流。到68年上半年，从中央到地方的成批当权者或管制或关牢或下放，在党内诸敌扫荡之后，毛着手恢复秩序，6月向各大军区省军区派驻了中央支左部队，平息武斗，督促大联合。毛对造反学生开始厌倦了，亲派中央警卫团官兵与工人进驻清华，为蒯大富武斗所阻，死五人，伤731人。7月28日，毛在林周江康陈谢黄陪同下召见北京五大造反领袖聂韩蒯王谭，进行严厉的训话，自称“黑手”。毛怒斥造反学生武斗不得人心，警告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侯了”。并厉声宣布：“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的训话杀机毕露，意味着毛要收回造反的猴毛了，学生退场，军人上场，军政时代开始，文革秩序，以军管启幕。毛在对姚文元文的批语中称：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別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毛强调，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所谓整党，就是建立文革秩序。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二
    　　
    从68年5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是转嫁文革危机以恢复秩序的传统作法。以文革时期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思维，就是沒有中央文革的干预，各派政治力量也是难以实现权力分享的所谓革命大联合的。造反派显然不具备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文明素质。阶级斗争意识与暴力革命传统只会使各路造反派更加敌视更加对抗。和平对话妥協让步服从规则是与毛式革命格格不入的。派性，是文革政治的必然。所谓大民主，是毛利用群众整肃政敌的政治手段。毛式运动的后期，总要秋后算帐，总会伴随一个恐怖的肃反阶段。因此，清队是革命转向造反指挥系统与造反派内部的标志，打击对象是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与所谓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虽然有政治表现论，但翻阅毛林周江康等在文革时期的讲话，追查出身并以出身为犯罪犯错根源之论调比比皆是，这是文革中特有的两面现象，而清理阶级队伍，就是从党政军首脑机关及造反队伍中清出不听话不顺从的异己分子，出身、家庭与历史“有问题”的人，首当其冲。利用清队挟嫌报复者，亦不在少数，是文革中的反右运动。其间发生的五一六冤案，受屈者多为有异议的造反派，牵及百万之众，后果惨重，遗患无穷，是文革中非常阴暗的一页。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三
    　　
    毛文革前曾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个小指头却是十年清算。文革大致有三个阶段，造反有理、全面内战的66-68，这三年是社会大动荡时期。69-71年为第二阶段，是军管与军政时期。72-76年是衰亡的最后阶段。从66年8月《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到68年10月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毛以亿万人卷入大动乱的巨大代价完成了对刘少奇的彻底清算，达到了文革的预期目标。《炮打司令部》以蒯大富提供的材料指控刘邓围剿造反派，“联系到1962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可窥察毛刘分歧的历史轨迹，62年为关键。67年《红旗》5期刊发的经毛审核的戚本禹的批刘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向刘少奇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其中重大政治指控是刘在抗战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建政后坚持新民主主义反对过急过快搞工商改造与合作化、56年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三年大饥荒时期推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内外调整政策······戚的指控从另一个革命大批判的视角反射了从45年到66年毛刘的一些重大分歧，终于爆发于64年的社教运动，65年毛开始设局铲除刘少奇。戚文是文革中官方首次指名道姓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阅后极为愤怒，致信毛为自己申辩，后又写了对“八大罪状”的答辩，均被置之不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四
    　　
    刘案株连其妻王光美。文革中株连极其广泛，专案组不计其数，外调内查，冤及亿人。刘案专案人员前后近40万。王与江，是文革前与文革中领袖夫人介入政治的范例。王因桃园经验名扬天下，又与清华结下不解之缘。67年4月，清华大学组织了三十万人的批王大会，其间《三审王光美》流传甚广，传达的信息亦很丰富。关于《清宫秘史》，王答刘未说是爱国主义，关于天津讲话，王答刘是毛派去纠偏的，当时讲剥削有利生产是需要的，关于战后和平民主，王答非一人责任，刘勇于担责，关于后十条，王答刘修改的，精神是好的，关于蒯大富，王答刘未说未定蒯是反革命，关于桃园经验，王答成绩多缺点少，关于红色资本家，王答非刘讲，谁说的保密，关于戚文，王答刘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今天重观《三审王光美》，感觉王这位曾是辅仁大学留美的博士侯选人在群众围攻的压力下据实申述，实为难能可贵，有大家闺秀之风范。70年6月，刘王专案组定王为美国特务，江青要毛判其死刑，毛批“保留活证据”······文革十年，王囹圄十年。出狱后白发苍苍，未闻王对文革有多少深刻反思，是为憾事。毛倒刘念了两个魔咒，一个是赫鲁晓夫，一个是资本主义复辟，前者刘沾点边，后者与刘无缘，但刘的天津讲话有卓见。另外，毛的魔咒是有效的，迄今党内无人敢做毛的“秘密报告”。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五
    　　
    值得一提的是，与清队同时，67年下半年全国各地还涌出了所谓二月逆流以來又一次非议中央文革的“右倾翻案风”，似是文革中第一次右倾翻案风，如，江西多城市公开号召为刘邓陶翻案，国防科委的“多中心论”，上海有群众组织为陈丕显曹荻秋“鸣冤叫屈”，天津为陈里宁周杨翻案，内蒙为乌兰夫翻案，河南安阳高悬刘少奇像，南京为谭震林翻案，清华有人支持蒋南翔刘冰，外交部保护陈毅的大字报，北京有学生为二月逆流翻案，与之相反，上海炮打“大叛徒”张春桥声势浩大，北京等多地炮打谢富治，四川群众打倒中央文革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江青断言“目前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共产党员张志新，文革中挺身而出质疑毛江，批评林彪的顶峰论，为刘声辩，与抨击出身论主张人人身份平等反对等级歧视社会的思想先驱一一中学生遇罗克，为不朽的双杰。杨余傅事件后，北京造反派追究陈叶聂，叶住地受围困······68年3月，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林受命稳定京都，军管四方，从上到下大多数革命委员会，实为军管会，主要领导均为上面指派，原有的夺权设想全面失败，造反派未实现打江山坐江山的梦想，军队干部主宰乾坤，军队干部90%以上参加过支左军管。全国山河一片红，毛虽志得意满又心事重重，民国折腾成军国，举国疮痍，九大不能再拖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六
    　　
    从56年中共八大到69年中共九大，十三年间未开过一次党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极不正常的政治状态。因为毛对八大中央有疏离乃至不滿。八大甫过，毛即对八大政治报告关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表示异议，文革中则谣传刘背着毛起草并匆匆忙忙通过政治报告。文革之初，王光美面对造反派对八大政治报告的质疑，曾说，主席没看过？不过文件出来很久了，毛主席、党中央未表态。57年反右以后，毛以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论取代了八大的生产力论，58年向自然开战的高指标大跃进与共产主义实验的公共食堂导致四年大饥荒，闯下秦皇以来未有的巨祸。从59年庐山会议到62年七千人大会，党内外议论纷纷，怨声载道，毛隐忍退守。此时按例召开党代表大会，显然对毛不利。62年以后几年，为经济调整与经济恢复时期，刘主持的中央一线殚精竭虑于经济建设与科学发展，毛却日益焦虑大权旁落与赫氏的死后鞭尸以及接班人问题，故从社教迂回攻击中央一线，以反修防修为名发动文革，其中亦有利用群众反官僚特权腐化的因素，引起天下大乱，党政组织瘫痪，夺权与反夺权，全面内战，难以收场，68年借重林彪军管后，局面才趋于稳定，毛要通过全会与大会把文革合法化，同时确立新的领导层。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七
    　　
    68年10月召开了九大的准备会八届十二中全会，这个全会出席的委员不足半数，会前康生密信江青，八届中委候补中委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占总数71%，毛讲八大刘少奇招降纳叛。故，全会只好增补中委，凑足半数。周讲话强调了两部分出席者，一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陈康江张姚，一是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刘贤权，全会有两大主题，一是批判对一月夺权冲击老干部不满的元勋重臣，包括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李先念。毛开幕讲话指全会应肯定文革的必要性。这是毛最关心的。周恩来讲，陈毅大骂红卫兵，说“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叶剑英未制止其女儿冲击军科院，在67年1月座谈会上拍桌子拍断了骨头，讨论八条时反中央文革，自称“今天是舌战群儒”，李先念立即起哄，“不愧为元帅叶参座”。聂讲抓高干子弟是“不教而诛”。赵永夫打死三百多人，叶发电祝贺。把造反派当敌人。徐向前对在三座门静座几昼夜的学生评论说：“冻死了活该，多冻死几个”。聂荣臻搞“多中心论”，把国防科委搞成独立王国。陈云的女儿陈伟立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滨直接攻击毛与林······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在分组会上，朱德被黄永胜指控“有野心”、“想当领袖”，康生批二月逆流是反毛，为王明翻案，否定延安整风，谢富治称：“朱德同志从到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这些批判的目的，是排除异见，舆论一律。林彪总结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会以后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树立毛的权威。另一目的，是为九届一中全会不选或少选这些开国元勋进政治局制造舆论。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八
    　　
    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另一个主题也是最重要的议题，是审查通过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刘案原由周恩来负责，因拖延不决而毛授命江青负责，江以逼供信的伪证编制三本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报送中央。具体负责专案的谢富治说：“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江青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周在审议中小心翼翼，与江、康多次争论，在毛的高压下，同意了江青的定案，表示“向你学习”，并以专案组长的身份在全会上作了审查报告。耐心寻味的是，林在报告上批了“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绩的江青同志致敬”。表决时，全会只有一个陈少敏未举手。文革后，胡耀邦高度评价陈少敏的气节，在当时政治气氛下，确属不易。69年10月，刘被押送开封，11月12日，死于囚禁中。因刘案受株连冤案共22053件。毛从62年开始的清算“赫鲁晓夫式野心家阴谋家”的政治工程至此大功告成。文革中真正陷人于死无葬身之地的，就是所谓历史问题。刘案只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也对中国政治进程将产生重大影响，全会闭幕的时候，毛建议保留邓小平党籍。区別刘邓。毛发动文革时曾讲邓是刘司令部里摇鹅毛羽扇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九
    　　
    九大之前，改朝换代接近完成，混乱局面仍待控制。毛从策略上为文革降溫，强调注意政策，注意调查研究，团结多数，少关不杀，“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走资派不都是坏人，“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子女可教，以缓和党内外紧张气氛。另一方面，如火如荼的清队在各单位制造阶级斗争与冤假错案，审查全部干部，清华1228人被立案审查，北大抓了九百人。而两校是毛亲自派人(迟群谢静宜)抓的典型。据统计，全国清队期间近20%的干部受到立案审查。革命大批判以批所谓黑六论改造思想，洗脑，其中“人性论”和“唯生产力论”为批判重点，姚文元在给毛的报告中，指苏联修正主义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和人性之上的，经济上则批判刘少奇的利润挂帅、工分挂帅、计件工资、物质刺激、专家治厂等活跃经济的具体政策。与此同时，大批干部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大批学生上山下乡，喧嚣的城市空荡起来······69年3月，突然发生中苏珍宝岛战役，中苏关系处在战争状态，几乎引致核战争，以达到转移矛盾、消除派性与国内团结的政治目标······九大筹备期间，为自上而下指派代表，《红旗》刊文批判迷信选举，系出自毛的指示，批判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外松内紧，九大的全部筹备工作是由中央文革碰头会组织召集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
    　　
    69年4月九大在神秘的气氛中开幕。九大的主要任务仍是以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毛在九大期间召集人的一次讲话说：为什么来一次触及上层建筑的文化大革命，“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夺权，全面夺权，这就是文革的本意，文革的真实目的。为加强文革的正当性，九大政治报告概述了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其核心理念是63年归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理论主要由张春桥根据政治需要编撰的。张因此被毛重用，作为接班人加以培养。九大主席台阵线分明，有如红白脸古装戏，毛左边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边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毛在九大筹备期间讲，陈毅代表左中右的右派参加大会。九大对毛营造的个人崇拜达到中共有史以来的顶峰。伴随毛出现的狂热掌声与口号响彻会议始终。这是一次封毛为神的代表大会。与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并反对个人崇拜强调中共集体领导的八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一
    　　
    林彪在九大修改的党章中确立为毛的接班人。这是文革中的荒诞事件之一。高岗事件之后，林大隐隐于朝窥察毛的心机与政术，逐渐揣摩出一套对付与迎合毛的君臣之道，其要旨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他深谙毛的习性与心理，认为毛“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深居简出，性格孤傲，少言寡语，亦少交往，对毛的独断政治不容异见体悟甚深，“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是林的肺腑之言，亦是屈身于毛治的政治铁律。林在文革前曾较消极，奉行不轻易骑上去的审慎之道，毛当面批林想当明世宗，林不得不上位，并于八届十一全会的讲话中流露心情沉重，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据纪登奎回忆，林在文革中少有表现。他奉行“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的消极方针，突出毛，“言不离主席”，“手不离语录”，把送毛的文件由“请”和“送”改为“呈”，大事不麻烦，小事不干扰，对运动事不关已，避之千里。然而，林担有稳定军队的重任，对军队的冲击不容坐视，且严禁江青的文革小组插手军队事务，曾怒责江青乱军，其部属杨成武亦因过于投靠江青而被罢黜，直至913出走，江青未能染指军权。林主拟《军委八条》，与周共同维持大乱中军队与政府运作的基本格局。武汉事件后三个多月间全国武斗升级，局部失控，林恃毛提出“还我长城”，助毛军管，稳定社会秩序，亦使军方的权力膨胀到高峰。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二
    　　
    早在68年，中央成立的以林为主任的党史編委会拟出的《京西大纲》对林有诸如井冈山会师的突出描述，为毛否定。毛林政治分歧始于九大，当时并不为人所知。林彪事件后，周在十大政治报告有所回顾。毛委托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属意于陈伯达九大后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的报告构想，主张从人民、国家的角度讲民富国强，周同意，但为毛否决，张、姚受毛委托起草的继续革命报告，反映了毛巩固文革与发展文革的意图，被陈伯达讥讽为“运动是一切”，陈受到毛的粗暴训斥。林结结巴巴在大会上照本宣科了毛修改的张姚报告，并回绝了张春桥请其在报告上签名。毛张姚与林周陈九大后政治目标的分歧虽然未如毛彭与毛刘公开争论却也是性质严重的······毛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借苏联“攻击”中共“军事官僚体制”即“军事官僚专政”自嘲，其实隐晦地表达了对全国军管后军人坐大的忧虑。九大选出的中委中军头占多数。毛对所有威胁其权威权力的潜在势力都有本能的警觉与防范。据有关回忆，毛在九大其间曾问林，林后的接班人如何考虑？提到张春桥。对张赏识有加。林沉默以对。林对张不屑一顾，多次评其为无名小卒，小记者，不知其冒自何处。毛林在人事上的龃龉，也为九大之后的政治斗争埋下伏笔。据相关回忆，九大后毛曾专赴苏州看林，谈林后谁接班的安排，又提到张，林仍沉默以对。毛林的蜜月注定比毛刘短促。九大开后，毛快七十七了，时不我待。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三
    　　
    九大以后，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造反夺权演变为严酷的清队肃反，群众专政被纳入检举揭发告密的无产阶级专政即由工宣队军宣队主持的专案审查，如毛指示，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厂矿、机关、学校，落实到基层的每一个单位。七十年代初，中国政治又轮回到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的旧轨，群众运动的恐怖被专案系统的恐怖所取代，这是毛式运动的必然归宿。清队的锋芒指向反革命，与“揪叛徒”狂潮相伴随的是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阴谋集团，实为以严格的阶级路线打击前期运动中群雄蜂起的所谓坏人和异己分子，或所谓追求巴黎公社原则的“人民文革”，制造了大量以言定罪的冤假错案件。这种清查延续到文革结束。70年张志新被判无期徒刑。为落实《公安六条》，死刑判决权下放给省市自治区，遇罗克被北京军管会判处死刑。70年十个月就清出叛徒特务反革命184万余人，逮捕28万4千8百人，造反领袖蒯韩王聂谭等先后被关被审或下放改造，兔死狗烹。68年底开始干部知识分子大规模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与初高中学生成批成批上山下乡(兵团、插队、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亿万家庭天各一方，有如生离死別，高校停办，学制缩短，教育、文化中断，样板戏独响神洲，城市短时为老炮的天空。在从喧闹到一片灰冷的社会中，从演戏到观戏，人们将听到高层深宫中传来的汹涌暗潮。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四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邓陈主持的平反工程，对于中共建政以来的党内大案，只有两个维持原案不变，即反党的高饶案与反革命的林案。尺度是不再定性为路线斗争。不排除邓陈与高林历史上的私怨公恨，但其如此定案主要是维护毛三七的历史评价，保证党内高层的统一与稳定，如胡乔木所言，中共无列宁，毛集列-斯于一身，为维护中共的统治，必须树立毛的历史地位。高林于是为祭品，与之相关的人员也只有蒙冤受屈，含恨九泉。对于集权的中共，政治需要永远是权势者对待历史的指南。毛生前最苦恼的“秘密报告”终于未现，毛的标准像仍高悬于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思想作为集体智慧仍是指导思想。林彪做序的毛语录早废弃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不唱了。因为两案不动，国内的所谓研究者在毛林问题上多为君讳，以毛之是非为是非，不足为史，不足为信。而林的幽灵仍在祖国的土地上徘徊，本来神秘莫测的林案因而更加神秘，王年一曾慨叹林案关键性的资料甚缺。林家幸存的公主亦成为谜样人物。心理学的定律是，越被掩饰的事物，越会招引人们更大的好奇心。何况关乎千百万人命运的林案呢？好，闲话少说，试看林案一角。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五
    　　
    文革本来是毛为解决接班人问题而发动的一场内乱。因为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很难说毛刘有实质性分歧，也更难说刘有什么修正主义理论与观念。毛刘的分歧主要是具体政策，侧重于经济、管理政策与方法。对毛的文革，刘讲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不晓得如何办，也是老实话。按常理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与九大已解决了接班人问题，并把毛的亲密战友写进了党章，白纸黑字，江青也如愿进了政治局，自命为党内第三号人物，文革也该结束了。难道毛又疑心其亲密战友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赫鲁晓夫？君王心事有谁知，董狐直笔难写实。以前，毛需要个人崇拜倒刘。现在，毛开始注意个人崇拜鼓手的幕后动机。吴法宪、邱会作与李作鹏回忆录的问世，披露了文革初期到913事件之间高层分歧与较量的不少鲜为人知内幕，以前先是毛江后是邓陈的两面之词增加了第三种从林彪立场的说法，这对全面地了解文革尤其是了解毛林从合作到决裂的过程有所助益。兼听则明，然而，所有当事人的口述与回忆都有政治、思想与心智的局限性，其中较重要的事实务须反复核实，也要结合特定的历史环境与回忆者的处境遭遇辨別其真伪，否则，又会从一个误区进入另一个误区。如，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的中央文革，是权力之争，还是事关文革的原则之争？其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林的暗斗？邱的回忆，证明黄、吴、李、邱确曾密议联合反江，如九大选举时投江的反对票，这些毛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另外，近来又有戚本禹的回忆，从江青立场回忆文革及王力反思录，张春桥的家信，都是研究与反思不应忽略的材料。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六
    　　
    九大后毛林矛盾的激化是否源于江青与林彪或军委办事组的冲突？或者因为军委办事组的反江俱乐部？因为汪对毛江关系的误导？或因为陈伯达被江蔑视而靠拢林？林与江是否宗派之争？林是否急于抢班夺权？在我看来，有这些因素，但都不是主要的。九大时的毛，面对两个高峰，一个是个人崇拜的高峰，一个是军头涌动的高峰。而林，是军队的代表，是当时政治气氛中众望所归的副帅接班人，与周默契合作，支持周的工作，稳定政局，总揽军权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都是其忠诚部属。革命革成了“军政府”。作为一代政治枭雄权术大师的毛，不是为左右颂词迷惑的昏君，并未陶醉于胜利与万岁的欢呼中。他从未相信过任何一个战友，也不信正确路线战无不胜的神话，而是心有不安，心有所虑。对林与林的势力深怀戒心，并不在于林是否忠心，而是有了不忠的能力与实力。削军权，为个人崇拜降温，多设制衡，就是他深思熟虑的几步棋。首先，是对林的试探。毛主持九大开幕式时讲到选举大会主席团主席，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立即站立大声喊：“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急忙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这戏剧性的一幕有深远的意味，拉开了毛林斗法的序曲。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七
    　　
    林从六十年代开始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有力配合了毛对刘邓一线的攻击。到了文革，林对毛的赞美变本加利，又有了许多创新式的提法与语言，国人印象深刻，而且在捧毛时把其个人的命运牢牢隶属于毛，多次在大会小会上讲没有毛就没有他，如果贺龙朱德当权，他早掉头了······毛降温个人崇拜，矛头直指林式语言，九大前曾多次在文件中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九大后不久毛到武昌，要人把其住所梅岭一号的毛语录与画像全部摘除，针对林说毛讲话“一句顶一万句”，毛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毛自知不是神，也不甘于空虚的神位。他不愿被架空，高据云端。他还说：“四个伟大，太讨厌”。6月，毛指令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像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规定“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70年4月，毛删去了两报一刊社论林捧毛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的列宁”等“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用语。毛还让周把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牌全部摘去，并当着林面自嘲，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7月，围绕八一社论毛“亲自缔造”与林“直接指挥”的陈张之争，毛先淡化而后又对汪讲：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毛又在忧虑“大权旁落”了。
    　　
    文化大革命反思之四十八
    　　
    毛对林的牵制，最紧要的是权力部署。没有权就没有一切，是毛林共同的信条。对周的笼络，是双方的重心，周之地位的举足轻重，于此突显。乱世求良臣，毛林都明白这个道理。早在67年夏，林就建议周主持中央碰头会，限制江青。周在九大发言则讲了毛林井岗山会师的谀词，后为张秀川主持编写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写成“林副主席和毛主席(在井岗山)胜利会师”。党内元勋，似无一人看重江青。九大后，林指令黄吴李邱配合周的工作，后者曾为造反所苦，如许世友在九大直言，老干部都恨造反派，乐得協助彬彬有理资望高深的周。毛亦知江积怨甚多，九大后取消了文革小组，亲荐李德生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总政治部主任，安排许世友、陈锡联进政治局，保邓党籍，留刘陈徐聂叶为军委副主席，组建了陈毅牵头叶徐聂参加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缓和与老同志的关系，对二月逆流老战友们的恩怨已似昨夜秋风，黄河逝水，强调落实政策，反对扩大化。政治场上无永远之敌，亦无永远之友。“利”与“害”二字而已。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九
    　　
    林对毛是否放权的试探是69年10月根据毛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和基于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向军委办事组发出的战备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以应对苏军突然袭击。被时任副总参谋长闫仲川编为“第一个号令”。命令发出后以“电话记录”(急件传阅)报毛。据汪回忆毛收到林件后命烧掉，并亲自点火烧之，为汪所阻。周询问林令事，汪以实告之，周默然并随即转告林。回首历史，温故知新。59年毛彭的公开分歧是大跃进的成败利弊，64年毛刘的公开争论是社教主要矛盾。70年毛林的公开争议则是国家主席的设废。为准备四届人大，毛3月提出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如设，建议林彪做。4月，林建议毛任国家主席，“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林还建议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自己不宜任副主席。政治局多数赞成林的建议。毛又予以否决：“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国家主席之争，撇开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以林主张设国家主席就认为是抢班夺权的判断不足为取，林及支持者从未提出过林出任国家主席的主张，只有康生说过毛不做林做的意见，九届二中全会毛林分野，康生以养病为名躺倒不干了。我以为，林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是对毛的又一次信任试探。另外，林周等谁也猜不透毛想不想做国家主席。万一毛想做呢？毛林分歧的关节点不在于此。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
    　　
    九届二中全会前发生在宪法修改小组的吴张争吵可看作毛林角逐的前哨战。70年8月，张体察圣意，在修宪讨论时建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出自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吴法宪“一触即跳”维护林彪，指控张违背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坚守被张讥为讽刺的林捧毛的三个副词，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林支持吴，并要求陈、黄、李支持吴，查找马恩列天才语录批张。周亦对吴表示支持，即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写入宪法。文革时期的党代表大会与中央全会比文革前更保密也更神秘，毛江以此为傲，讲坏人被清洗了，无人泄密。而这时代的民众却是政治敏感性最高的，几乎人人是政治动物，因而对神秘的中央政治更为好奇与关心。林案比刘案更诡异，几乎看不到什么思想上的交锋，文字戏法里面刀光剑影，似是夺权与反夺权的宫廷戏，所以难以责怪人们窥视毛林内斗的好奇与关注。官方修史，语焉不详，或张冠李戴，只讲其一，不说其二，造成更大的混乱。还原真相，乃研史首旨。毛林斗法是从清君侧与清相侧开始公开化和激化的。又是一场发生在庐山的恶斗，较之59年为民请命的悲壮的彭“海瑞”，这次更似一场闹剧。

    （陈坡，党史专家，1982届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生，法学硕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上），有二，此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