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二十岁从军，三十九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始终战斗在抗金最前线，念念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以至金人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爱兵如子弟，爱民如父母，不蓄姬妾，不营私财，每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则天下太平”。其廉洁正派在古代官场中极为罕见。一代抗金名将未能马革裹尸，战死疆场，却死在自己所捍卫的朝廷之手，其强烈的悲剧色彩，千百年来一直撞击着中国人的心灵，令后世之人对他生出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敬仰。

　　“莫须有”，语出秦桧之口。《宋史？岳飞传》记载：“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有人认为“莫须有”的意思是“或许有”。秦桧以此模棱糊弄之词打发韩世忠，韩氏自然不满、不服。《辞源》亦作此解。温州瑞安一带的方言中保留了大量唐宋遗留的古汉语发音，“莫须”为其一例，意思是“估摸着有”。

　　清人俞正燮的《癸巳存稿》以为：“莫须有”应断为“莫，须有”。“莫”表示秦桧迟疑，“须有”就是必须有。更有人（如徐乾学、毕沅等）认为“莫须有”是“必须有”的误写。但“莫须有”一词在宋人文献中并不少见，如此臆断古文，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

　　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著《岳飞传》，虽未直接解释“莫须有”，但也强调秦桧的态度蛮不讲理。王曾瑜先生在校注岳珂《鄂国金佗稡编》时博极史料，精加考究，谓“莫须有”乃宋代常用语汇，意即“岂不须有”，相当于“难道没有吗”“难道不是确凿无疑的吗”。据此，秦桧强词夺理、蛮横嚣张的形象跃然纸上。

　　近来又有人指出，南宋时的官话是江淮方言，江淮话里的“莫须有”（念“嘛需有”）就是不需有的意思。秦桧的潜台词是：这件事皇帝老子已经定了，不需要什么理由，案情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都无所谓。

　　总之，“莫须有”不是罪名本身，而是形容罪名的荒谬不实以及罗织罪名的方式阴险毒辣、卑鄙无耻，并进一步演化成冤狱和冤案的代名词。

　　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里夺取政权的，其行径与郭威篡夺后汉江山如出一辙。为了根除唐末以来武人专横、篡窃成风的局面，宋太祖确立了重文抑武、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此后，防范武将尾大不掉一直是宋朝历代皇帝恪守不渝的“祖宗家法”。南宋初年，面对金人的攻势，为了维系朝廷的生存，宋高宗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通过南宋军民的浴血奋战，宋金对峙的格局逐步形成。绍兴十年（1140 年），宋军在与金军主力较量中取得几次大捷，更表明宋金军事力量的对比，初步实现了强弱易位。但此时宋高宗念兹在兹的不是复仇雪耻，而是害怕武将势力的强大。在此形势下，宋高宗重用秦桧，一方面加快屈己求和的步伐，另一方面加紧策划削夺前方大将的兵权。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岳飞在南宋“中兴四将”里出身最低，资历最浅，但功劳最大，崛起最快。他不但力主抗战、恢复中原，而且在他的调教下，“岳家军”成为金人最忌惮的劲敌。

　　金兀术在给秦桧的信中明确要求：“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于是，岳飞成了金朝和南宋当权者共同的眼中钉、肉中刺。同时，岳飞自身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的某些“疏漏”也加深了宋高宗等人对他的忌恨，最终招来杀身之祸。朱熹说他“恃才而不自晦”，刚强固执，不知韬晦；《宋史》说他“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

　　当时将领几乎人人皆贪，岳飞却洁身自好，“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还训令部属“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并一再声称：“敌未灭，何以家为？”昔日范增说刘邦“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岳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朝皇帝最忌讳文武勾结，岳飞却留意笔翰，“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一副儒将派头，岂非“沽名钓誉”？

　　岳飞原是张俊部曲，早年“张帅”对他有举荐之恩，但岳飞却一直鄙薄张俊的人品。官阶相等后，岳飞见面只是拱手而已，并不尊他为老长官。在讲究资历出身、强调知恩图报的军界，岳飞的行为无异于离经叛道。张俊为泄私愤，最终与赵构、秦桧沆瀣一气，加入到阴谋陷害岳飞的行列。

　　绍兴七年（1137 年），宋高宗本已慨允岳飞指挥原属刘光世的淮西军，随后又出尔反尔，岳飞一怒之下抛开部队，上庐山为亡母守孝。高宗对岳飞撂挑子极为震怒，但因金人威胁还在，不得不好言抚慰，促其下山，但也对他发出了“犯吾法者，唯有剑耳”的警告。次年，岳飞又以防区过大为由，要求扩编，宋高宗答以“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并再次告诫他“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

　　绍兴十一年（1141 年）正月，金兀术入侵淮西，企图以战迫和。南宋派张俊、杨沂中、刘锜率军迎敌，并命岳飞领兵东援。岳飞尚未赶到，宋军已在柘皋（今安徽巢湖东北）大败金军。张俊想独吞柘皋之战的功劳，打发刘锜还军，岂料金军又在撤退途中攻陷濠州（今安徽凤阳临淮镇），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沂中军。岳飞闻讯驰援，金军已经安然渡淮北上。岳飞两次增援都慢了半拍，理由是他本人感冒、军队乏粮。岳家军素以“战备不懈、行军神速”著称，这样的理由岂能令人信服。史书说“飞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壮心已阑，且轧于和议，辞以乏粮。及濠梁已破，方以兵来援”。看起来，岳飞对高宗屡次阻挠他北伐已经伤心透了。

　　最要命的是，岳飞竟然不知避讳，对皇位继承问题妄发议论。绍兴七年（1137 年）秋，岳飞出于忠心，建议高宗立储。这年高宗三十岁，他唯一的儿子赵旉已在八年前惊悸而死，他自己也在扬州溃退时受惊，造成性功能障碍，再也无法生育。岳飞的立储建议既触痛宋高宗的难言之隐，又触犯了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祖宗家法”。赵构当即警告他：“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

　　以上种种，使岳飞终于难逃一死。

　　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秦桧先用明升官爵、暗夺兵权的方法，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把他们原先统率的淮东、淮西和京湖三宣抚司军队都划归三省、枢密院统一指挥调动。

　　三大将中，张俊已与高宗、秦桧同流合污；韩世忠本来也是被构陷的目标，但他看清了朝中的凶险，及时向宋高宗表明心迹，并从此醉心佛、老，“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奴，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高宗念他过去勤王救驾有功，终于保全了他。

　　这样，目标就瞄准了岳飞，给岳飞罗织的罪名是违抗军令、指斥乘舆、密谋造反。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赵构亲自下旨，将岳飞赐死于临安大理寺（杭州小车桥北）狱中，其子岳云和部将张宪被斩于临安闹市（杭州众安桥）。

　　谁是害死岳飞的真凶？这本来不成为一个问题，但由于古人为尊者讳的传统和今人构思过度的缘故，此事一直难成定论。其实，杀岳飞者，秦桧和宋高宗是也。

　　朱熹说：“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秦桧因力主和议获得宋高宗的信任，也极力要通过促成和议来巩固权位，主战的岳飞自然是他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宋高宗在靖康之难时曾在金营充当人质，早早就落下了“恐金”的病根。当金人一心要殄灭他的小朝廷时，他不得不任用武将，与金对抗。等到形势有所好转，他就急于跟金人和谈，只要承认他儿皇帝的地位，怎样屈辱的条件都可以接受，所谓“恢复中原，迎回二帝”，只不过是他驱使南宋军民为他效力的空洞口号。

　　同时，高宗虽然怯懦，但并不愚蠢。一旦议和成为可能，他的注意力便立刻转到整顿内部，巩固皇权。祖宗的“圣训”，言犹在耳；武将的跋扈，他也是亲身领教过的（如“苗刘兵变”）。为了削夺武将兵权，铲除一切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他不惜杀害岳飞，自毁长城。

　　宋理宗时，徐集孙有《岳鄂王墓》诗，内中有云：“班师似出高宗意，逢恶徒成秦相奸。”就连金朝人也说：“威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自古如此，非止于今。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叁夷之诛，可不畏哉！”

　　直到秦桧死时，宋高宗还不止一次地告诫文武臣僚说：对金媾和，是出于他本人的决策，不允许任何人趁秦桧之死而对此事再提异议，动摇既定国策。

　　王夫之曾一语道破宋高宗和秦桧之间互相利用、狼狈为奸的关系：“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本文摘自：华夏版五卷本《中国通史》，总撰稿：卜宪群，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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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朝的巧合
刘邦在芒砀山“拔剑斩蛇”，起义诛暴秦，后尊怀王之约，西略地入关，兵伐咸阳。
子婴投降后，众将都建议杀之以谢天下，刘邦却说：“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遂宽宥了子婴。
刘邦建立了大汉朝，200年之后出了一个投机钻营的“安汉公”王莽，他是汉元帝王皇后的侄子。汉平帝驾崩后，王莽立汉宣帝两岁的玄孙广陵侯子婴为皇太子，并改名曰“孺子”，史称“孺子婴”，由王莽居摄，总揽朝政。不久他就“顺符命，去汉号”，篡权改国号为“新”，并策命孺子曰：“咨尔婴……诗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尔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呜呼！”
看到这儿有什么感想？很相似吧？
刘邦兴于蛇，而亡于“蟒”；西汉从秦朝的子婴处夺得江山，王莽亦从西汉的子婴处夺得江山，且两位子婴均得以“宽宥”。可见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关于刘邦兴于蛇而亡于“蟒”的巧合，后来还演化出了一段神话故事：
刘邦斩蛇前，白蛇说：“你今天欠下的账总有一天要还的。你斩了我的头，我就篡你的头：斩我的尾，我就篡你的尾。”刘邦大怒，说：“我不斩你头，也不断你尾，让你从中间一刀两断！”说完，一剑把白蛇从正中间斩为两段。所以西汉传到平帝，白蛇转投胎王莽，毒杀汉平帝，篡汉为新。后经光武中兴，灭了王莽，才又恢复了汉室，建立了刘氏东汉王朝。而东西汉恰巧各传200余年。

二、魏晋的巧合
东汉末年，权臣董卓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董卓灭亡，曹操迎汉献帝至许都，世人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曹操愿以德服人，终一生为汉臣，没有篡权，只做“周文王”那样的贤明之臣。他儿子曹丕继魏王位不久，于公元220年，逼迫汉献帝让位，曹丕建立魏朝，是为魏文帝。封汉献刘协为山阳公，“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献帝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奉汉正朔和服色，建汉宗庙以奉汉祀。还说：“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汉献帝活到54岁，也算得以善终。
这逼宫受禅的曹丕并不长寿，只活了36岁就死了，其子魏明帝曹睿活到30多岁也扔下了孤儿寡母辞世了，遗命司马懿和曹爽（曹操的孙子）辅幼主曹芳继位。曹爽乃一介武夫，不久，全家（包括婴儿）被司马懿一锅给“烩掉”了，朝政大权落到司马氏手上。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开始主宰魏朝廷，甚至径行废立，司马师暴死，继其位者是他弟弟司马昭，司马昭也自为丞相，并逼曹髦封他为“晋公”，加九锡。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曹髦的切齿之言。后来司马昭杀掉曹髦，另立一个宗室子弟曹璜来当新傀儡，司马昭把新君曹璜改名曹奂，不久又被进封为晋王，等到司马昭一死，其子司马炎继位为晋王。公元265年，司马炎就效曹丕故例，逼迫十五岁的曹奂禅位于他，建号曰“晋”，史称“西晋”。
曹魏四十五年篡来的天下被司马晋夺去了，曹奂被封为陈留王，302年去世，时年57岁，也得以善终。
曹丕对汉献帝玩弄的把戏，在后辈曹爽、曹奂身上被司马昭父子反过来淋漓尽致地重演了一遍。

三、宋朝的巧合
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死，恭帝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结义兄弟掌握了军权。翌年正月初，传闻契丹兵将南下攻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至陈桥驿，赵匡义（赵匡胤之弟）和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即位后，改国号宋，仍定都开封。史称这一事件为“陈桥兵变”。
当时，周恭帝柴宗训只有七岁，小符太后（周恭帝的小姨）20岁，孤儿寡母无力纠缠，只得禅位于赵匡胤。周恭帝在禅位的诏书中说：“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国命有归。”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封柴宗训为郑王，并赐他丹书铁券，相当于尚方宝剑，可免一死。
谁知，三百多年后，公元1276年，蒙古兵临临安，宋使请和，元将伯颜云：“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不得已，也是七岁的宋恭帝与祖母谢太后、母亲全太后奉表降元。宋恭宗在投降诏书中写道：“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今天命有归，臣将往焉。”宋恭帝等被押往大都，忽必烈封其为“瀛国公”，也算是善待他了。
同是孤儿寡母，同是“七岁”，同谥“恭帝”，就连诏书言辞都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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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中国人赌博，逢年过节一家老小搓麻将的情景大家一定不陌生。日常休闲，邻里街坊麻将台边聊八卦也屡见不鲜。

　　若不是普及度十分高，麻将也不会被戏谑地冠上“国粹”之名。

　　

　　麻将的起源没有确切的说法，但中国人赌博的历史已有数千年。

　　最早的记载出自《史记苏秦列传》，说齐国人嗜赌：“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

　　除了中国人自己的观察总结，清末大批探险家、传教士来华，也都将热衷于赌博列为中国人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比如清朝末年传教士汤姆逊就曾这样写：

　　“中国人的赌博并不限于赌场，有时在俱乐部里或私人住宅里进行；有时在路上，在街上随便什么角落里，那些体力劳动者们以此消磨他们的空闲时间”

　　虽然当时清政府的禁赌令仍在进行。

　　

　　中国人自己将这种小范围娱乐的赌博美名为“小赌怡情”。

　　像麻将这类棋牌游戏，器材简单，又不耗费体力，牌桌上还可联络感情，也算是中国人一种特殊的社交方式。

　　若是过年，牌桌上的少年英雄，说不定还能得到长辈夸赞，多领几封红包。

　　当然，如果只是居家日常的小打小闹，中国人的好赌也不至于那么声名远扬。

　　大陆不允许开设赌场，于是嗜赌的国人纷纷出国去赌。

　　为了方便中国游客，邻国纷纷在边境设立赌场，还为华人开辟便捷通道，如朝鲜的罗先市、缅甸的迈扎央经济特区以及韩国济州岛的赌场，豪赌通道都十分顺畅。

　　最近在远东开业的新赌场，为了照顾华人的感情，开业时间甚至是按照 " 风水 " 的要求来测算的。

　　

　　而中国人的消费力的确也十分惊人。

　　直接看个数据，2013年，中国人在赌博中输掉760亿美元，由2012年世界第9升至第2，仅次于美国。

　　澳门这个华人世界的赌城和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营业额的对比或许更能说明问题，自2007年起，澳门赌博业的营业额就已超过拉斯维加斯，成为世界第一赌城。

　　是不是世界上最好赌的民族？虽然无法定论，但也相差无几了。

　　

　　除了热衷赌博，这种赌性，还延续到许多中国人的投资风格上。

　　有个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是管理学上衡量某种文化中的成员面对不确定情况感到威胁的程度。实际上强调了对财产、机会的冒险程度，尤其当涉及投资、理财等领域时。

　　在霍夫施泰德的研究中，中国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的分为30（满分100），在主要国家文化里面偏低。美国人常被认为富于冒险精神，敢于挑战未知，但美国文化不确定性规避得分为46分，比中国要高得多。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刘益思就曾直言：“就目前而言，大部分中国股民还是将股市当作类似赌博或投资游戏”。

　　事实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股市中散户比例之高，也能反过来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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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媒体预测中国未来30年,惊呆了!

          

　

来源: flyer 于 2016-06-21  wenxue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