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器/大院文化与红卫兵运动起源/毛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雅利安人从来不是文明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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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6/23/2016 3:14:21 PM 被閲覽數： 9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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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鹤都：“大院”文化与红卫兵运动起源



2016年2月09日
    
    摘要：这一代人缺乏真善美的教育，无论从家庭教育还是学校的制式教育都是如此。党性原则历来都高于人性底线，这一点在“文革”中也表露无遗。大院文化中的对敌狠、对友和，表现得同样突出。但他们“友”的圈子划得过窄，而“敌”的范围却划得很宽。
       
                       　原题为：红卫兵运动起源剖析之一——大院的精神文化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中，其发起者和初期红卫兵的主要组织者、领军人物大都是干部子弟。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之所以首先发轫于北京，而且是在中学，与当时北京的政治气氛格外浓烈直接相关，更由于北京的干部子弟比较集中、中学生中干部子弟的比例大大超过大学生有着重要关系。因此，不了解北京干部子弟的成长环境和精神文化，即在建国后出现的大院文化，就不可能理清初期红卫兵的思想脉络，这应当是研究红卫兵运动的一个关键点。
    
    　　旧日的北京，是一个由四合院组成的文化古都。这种状态自北京建城后大约保持了几百年。在1949年以后，这种形态被改变了。各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形成了自己的群落，而这种群落不再是前朝的衙门归衙门、眷宅归眷宅，而是混成一体，办公区的周边新建了宿舍区，而这种宿舍区在外在形态上不再是四合院而是楼房，在内在形态上往往形成一个小社会。有围墙的也好，没有围墙的也好，总之在大院内，往往吃喝拉撒睡以致看病上学都可以一并得到解决。除少数机构留在北京的四九城的墙内，大多数的政府机构和军事机关，出复兴门，从旧城墙外原来的乱坟岗子向西拓展新区。这是北京最早的楼群，以不同单位或住宅区为中心，一个个的新型大院出现了。“大院”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形态，它必然衍生出新的文化。尽管身处大院的成年人以言传身教奠定了这一文化的基调，但它真正开始形成所谓的文化，是在这个环境中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之时。
    
    　　根据战争时期的有关规定，中共干部结婚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即“258团”。即：满25岁，参加革命8年，团职以上。对此，各根据地有不同的说法，但大致有这么三条杠杆。由于战争时期的动荡，结婚后的干部家属大部分采取了随军的方式，因而建国后就马上面临一个安置问题。北京建都后，这样一大批干部及家属的安家落户，是不可能从原有的市民住宅中得到解决的。再有，战争体制的后勤保障系统，在建国初期依然发挥着作用，供给制是主要形态。统一解决住房，也是伴随着供给制及其后的全民所有制产生的。
    
    　　如前所述，北京干部子弟的婴儿潮是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产生的。这和战争时期转向和平建设相吻合。由于内战的因素，中国的这次婴儿潮比美、苏晚了几年。但到了“文革”前夕，在这批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子弟，已经有一个相当大的数量，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具有产生巨大动能的基础。而且，他们相对集中，一是集中于初高中这个年龄段，二是集中于大部分重点中学。这使得这批中学生和他们的兄长间有了一个重大区别，即在一些局部，他们的相对优势出现了。
    
    　　相对批量、相对集中的大院子弟在文革前出现了，这是和北京特殊的地域特点分不开的。全国没有一个城市有这样众多的党政机关和军事机构大院，没有一个城市有如此众多的干部，也就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形成干部子弟阶层这样一种社会力量。当然，在中央的示范效应下，各地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大院，也都形成了几乎独立于整个社会的小社会。但是它们远不具备北京大院的那种政治内涵和文化，更不具备北京大院的那种潜在动能。
    
    　　大院这一社会形态的出现，势必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而在百废待兴的中国，相对于传统的市井文化，大院文化显然具有时尚和领风气之先的特点。这种文化形态，就是初期红卫兵孕育的土壤。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这里仅就与红卫兵这一主题相关的，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单纯与轻信
    
    　　大院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对外界社会真实的了解甚少，他们平时所接触的大多是同一阶层的孩子，他们听到的基本都是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正面教育，因此思想相对简单或单纯。他们真诚地相信，外面的社会很美好，全中国儿童的生活是和他们的金色童年一样的。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李冬民回忆：三年困难的时候，农村里没粮食吃，城里出现了农村里来的大批饥民，要饭的。我那时候已不住校了，住在市委宿舍，挨着崇文门。崇文门南边是护城河，护城河边上搭着席棚，住着要饭的农民。我就跟他们聊起来，问他们是哪的?他们说从农村来的，如何如何······我们北京小学的同学好多都是从北海托儿所转过来的，是从有苏联阿姨照管的那种干部子弟寄宿制的生活过来的。他们过着这种生活，实际生活在幻想的共产主义生活中。所以那些农民说在乡下没饭吃了，他们都不信，但我信。[1]更有一些红卫兵，直到在大串联中见到了要饭的而震惊。不了解真实的社会是他们成长中的一大缺憾。单纯的另一面就是轻信，他们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观念，完全来自与教科书和文艺作品。这是一代人的通病，只不过干部子弟来得更纯正一些。
    
    　　也由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他们离开寄宿制学校或者大院环境而进入社会时，他们自然地感到一种陌生、惆怅和不适应。曾经担任八一学校学生会主席的刘辉宣回忆，当他从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八一学校考入四中以后，感到非常的不适应。一是感觉到观念的不同。他说：我的思想很简单，原来根本就不想将来长大了干什么，认为自己的出路是组织上安排的事情。反正党让我当工人，我就当个好工人;让我当农民，我就当个好农民;让我当战士，我就当个好战士。一句话，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后来到四中，接触到一些老四中的学生，包括其中的一些干部子弟，才发觉人家很早就在设计自己了，准备将来当个科学家或者其他的什么家。我的思想能不触动么?[2]而这些在他看来，是十足的个人主义和市侩人生观。二是原来同学们都是清一色的家庭背景，这时同学中的家庭出身已经五花八门了，反动官僚、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小业主，无所不有，他于是自然地有一种“非我族类”的感觉。这其实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二、心理的健康环境
    
    　　干部子弟的成长过程，远远脱离了当年社会中各种政治运动的漩涡。因为根正苗红，他们从小没有生活在类似于家庭成分不好的政治阴影里。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没有受到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各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也没有工农所经受的贫穷生活的压力。在文革到来之前，干部阶层始终是社会的佼佼者。因此，这一代干部子弟是在一种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受到过压抑，因此他们不仅相对健康，也相对强势。他们鄙视人情的俗气，看不起文人的酸腐，也冲破了市民的奴气，中国社会诞生了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红色青少年。应当说，只有心理上的强势，才会培育出敢做敢为的担当，同时如果没有约束，也会衍生出目无法纪尊长的狂傲。相对其他社会阶层，干部子弟承受压力和打击的能力也明显更强一些。在“文革”初期，他们面对工作组的压力和中央文革的打击，基本都采取了反抗的态势而非屈膝忍受。这一群体性格是与其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的。
    
    　　恰恰由于这种有利于健康发展的环境，造就了社会的宠儿，也带来了它的负面效应，即整体优越感的产生。这与今日独生子女一代的矫情自大同理。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其心理成长过程中，压抑就会造成其畸形地收缩，反之，则造成空间的膨胀。社会的边界和个人的空间，是在膨胀和压抑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并稳定的。一个社会如果同时存在着宠儿和弃儿，他们的心理状态一定不同。反过来说，如果社会整个都处在一个有利于所有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健康环境中，也就难以形成部分人的优越感。
    
    三、寄宿制的训练
    
    　　红卫兵一代的一个文化特点，是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这点上，干部子弟也表现得更强烈。集体主义的熏陶，是和带有军事化传统的管理相联系的。大院的管理、特别是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的管理，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一代革命者建国后由于责任重工作忙，关键是其信念要求他们必须要把革命利益和工作放在首位，家庭的亲情始终是从属的。当然，这一点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这里仅指建国初期。因此，相当多的干部把子女交给幼儿园和寄宿制学校管理。当年即使在一些非寄宿制学校，也有部分住校生。那一代的中小学生中，寄宿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弟。寄宿或住校的集体生活从小就伴随着他们的成长。同时，他们所受到的政治教育也是集体第一，个人要从属于集体。另一个因素，是干部子弟由于其父母为共同的事业奋斗，有共同的革命经历，或者是战场上的战友，或者是机关里的同事，甚至很多人之间都有着同学的哥哥姐姐，或者是哥哥姐姐的同学这样的关系。总之，大院的环境，非常容易让这些子弟间建立起特殊的感情，而在一般市民阶层或普通的居民区，是很难建立起这样一种紧密的社会关系的。无独有偶，台湾的眷村文化，和大院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盛行集体英雄主义的年代，这一代大院子弟往往比市民阶层更注重集体精神。集体主义的教育，寄宿制学校培养的团队精神，父母和家庭间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强调整体的荣誉感，是大院子弟们突出的特点。刘辉宣回忆，在临近中考时，八一学校提出的口号是：像战场上不让一个战友掉队那样，不让一个同学留级。王冀豫认为：这也是我们打架不要命的一种原动力。我觉得这跟教育有关系，跟这些人的生存方式有关系。这些人为什么凑在一起就厉害，要单独相对，那就是个体力量的较量了，是对方比你强大还是比你弱小的问题。可是作为一个群体，就不是个人的力量了。十个人加在一起，可能就是五十个人的力量，这就是区别。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这些人就都凑到一块儿了，甚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串联的时候，一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不是干部子弟，心里特别明白。这是当年红卫兵兴起的基础，也是后来我们这帮人打架的基础。[3]
    
    　　寄宿制虽然培养了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但是也阻隔了学生与社会广泛的交往而不接地气，还有一个很要命的缺陷，就是其认同感很强但也很窄。这种认同感很强，使一些小院子弟[4]和即使没有经历过寄宿制训练的干部子弟，由于相互间共性的东西很多，可以很快就融合到这支队伍中去了。但是它也很窄，“文革”前和初期，大院之间较少发生“战争”，因为大家属于同一族类;打群架往往是和院外的“野孩子”、“小流氓”，而他们乃非我族类。这种认同感在“文革”中再上升到政治上，就彻底自外于大多数的群众。
    
    　　四、尚武轻文的取向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在不同的大院类型中，这一性格取向并非完全一致。在中央党政机关的大院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扎堆儿的大院中，在这点上就有很大差别。但是，北京大院之间的这种差异，与市井文化相较而言，应当说一般小于他们之间的共性。如王冀豫所说：所谓的大院儿，不管你是政府的还是军队的，都是一路货色，因为共产党的地方政府也是军队建的。因此，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如出一辙，同质同源。[5]
    
    　　另外，由于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传统，由于农民出身的干部占绝大比例，由于强调阶级斗争的暴力形式，因此在大院文化，崇尚“英雄主义”的意识中，难免搀杂着尚武轻文和暴力倾向。即使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经过战火的洗礼后，也绝非旧日文人的形象，只是表现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曹都都回忆：这些干部子弟，特别是军人的子弟，自幼崇尚的英雄主义精神尚未泯灭，那时宣扬的是集体英雄主义。集体英雄主义最需要首当其冲敢于牺牲的人。从小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孩子，有了冲突就是一对一，而在外受到挑衅常常是群体而上，谁胆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会被奚落甚至孤立。现在反思过去，不光是干部子女，几乎全国百姓都具有暴力潜质，也就是说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痛打落水狗”的群体暴力倾向。[6]
    
    　　王南生(王小点)的父亲是军队中的儒将，但王小点回忆，其家庭教育也是充满暴力：我们那时在部队环境中受的教育就是，要打架，就要打胜，否则就是怂蛋。而且，这种教育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不能在外面欺负人。谁要是欺负人了，那回家一定要挨打。所以我一般都不敢打架。另一方面，如果真打了架，还让人家打了，被别人欺负了而不反抗，那就更丢人了!回家后家长还得打你，得挨两次打。这不是个别人家里的情况，我们在座这些人的家长差不多都这样。我从小就感觉到，有时打架打赢了，虽然父亲也要揍我，可是给那么几下都没什么劲，要是被人家打了，那劲就大多了。[7]
    
    　　在大院中，一呼百应的孩子王绝非是学习好的乖孩子、班干部，而是能伸张正义的“英雄”。王小点小时候就有一次一战成名的经历。他回忆：我们小学有一部分寄宿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干部子弟。他们那时候经常受学校里的市民子弟欺负，因为住校，周一来学校的时候都带点好吃的零食什么的，结果就经常被人抢。有一天，我把一些住校受欺负的学生召集起来说：我帮你们出这口气，但是你们不许跑，要助威。如果他们都上手，你们也得上。他们都同意了。那次，别人都没动手，我和那帮欺负同学的头儿单练，结果我把他给打了，打赢了。他们说，第二天要找人来报复。那天我回家把我爸原来缴获的日本军刀拿到了学校，对他们说：你们谁敢上，我劈了他![8]那次以后，王小点就声名远播了。
    
    　　当年，在北京市民阶层的观念中和一般学校的教育中，“好孩子”和“坏孩子”概念的一个区别就是打架与否。只要打架，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批评。这观念和皇城文化传统的重文轻武有关，而且根深蒂固。而在大院文化中，打架往往只是形式，是非要取决内容，暴力在这种氛围中并不是笼统地被谴责的。由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真理，稳定政权同样需要暴力，而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人们甚至认为它其实还是战争的继续，从而充分肯定了暴力在历史中的进步性和正当性。因此，在建国初期及其后一段时间，崇尚暴力在某种意义上就势所必然。孩子们对干部阶层中这种观念的耳濡目染，就形成大院文化和市井文化的一个区别。
    
    　　由此延伸的，则是对待知识文化的心理态度。中国传统上一直奉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推崇道学、文化的至上，尊重读书人的风尚深深贯穿于这个社会的深层意识中。即使在偏远的农村，那些读过两天私塾、能识文断字、能写个信和春联的，大多是村里德高望重之辈。笔者早年在美国读书时，曾在一个建筑工地打过几天散工补贴家用。开始被分派搬运石材，虽然干过多年的重体力劳动，这活儿也算不得什么，但在工地上这毕竟是最累的。中午吃饭时，领班的大工聊天中知道了我在大学做学问，当时就把他的小工叫过去说：你们俩换换，你去搬石材。又对我说，下午你就跟我干。我看他那小工面露愠色，感觉很不好意思，忙说没关系，这活儿我能干。那个大工说了一句：你不用管。你是读书人，这不是你该干的活儿，让他们去干吧。这是一个从国内移民去的基层建筑工人，尽管经过“文革”的洗礼，但是他心目中对“读书人”三个字的敬慕和爱怜，仍然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深层意识。
    
    　　实际上，几千年来，绝不仅仅是地主阶级供养着读书人，更多的底层劳苦大众也把社会道德文化、民族精神血脉的传承寄托于读书人，这或许才造就了中国文化得以延绵不断的内在机制和力量。这种传承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解构，我们相信“读书人”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是需要被劳动者改造的。特别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名言成为一种结论之后，从此，“读书人”的地位大幅度地下降了，所以有人把它称为“反智”。但在“文革”前，就一般市民的文化心理而言，崇尚知识、敬重“读书人”的古老传统尚未殆尽。但是在大院文化中，由于得突出政治的风气之先，重体力劳动轻脑力劳动，重工农干部轻知识分子干部，重权力轻文化的心理态势已然成型。因此在有些大院中，即使党内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往往被叫做“小知”，这怎么也谈不上是一种尊称。这种观念扩展到社会上，就开始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大院文化中，这一点要比社会上的认知来得更早，也来得更彻底。在1964-1965年发生的“四六八学潮”中，部分干部子弟提出的“宁要红二分，不要白五分”，就是一个典型的口号。在中国历史上打斗老师，也是红卫兵们开启先河，至“老九”彻底臭了之后，彻底的反智就出现了。
    
    五、畸形的政治热
    
    　　曾几何时，全国都流传着一句名言，北京人什么大话都敢说。他们的切身体会，也许是从接触出租车司机开始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待乘客一上车便会从国际国内形势谈起，有些还分析得头头是道，能让人忍俊不住。今日北京开出租车的，大多数已成为郊区县的失地农民，但是这个传统依然如旧。就是当今的老愤青们，可能也属北京为最，很多人调侃自谓“地油海心”，即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这和天子脚下的皇城心态有关，但不能不说它受到北京大院文化的深刻影响。
    
    　　北京大院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关注国家大事，个人生活也会政治化。他们会把热衷于家长里短视为市侩;把生活上精打细算看作庸俗;会把埋头苦读说成没出息，进而说成“白专”之路。干部子弟的关注点，一是类似“九评”那样的政治理论，二是属于父辈革命传统的掌故、战例。另外一种谈资，则是干部阶层的内参了。如未经公布的小道政治新闻，如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是1960年代他们中流传最广的政治消息之一。另一方面，文革前的一些中学生，甚至能把国家军队机构的领导人职务履历倒背如流，有些人对各级干部配备的汽车型号、待遇如数家珍，有些人则对领导干部的山头派系了如指掌。对于后一部分谈资，出身市民阶层的学生，即使热衷于政治，也难于置喙。因为当年这些均属机密，根本不是从任何书本上可以学习来的内容。
    
    　　“文革”前，确实有一批干部子弟成为了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小政治家，譬如“四六八学潮”中，一些高干子弟已经直接卷入到政治浪潮中去了，中学生直接找中央领导、也是自家的邻居汇报请示，中学生通过同学关系向国家主席、向中央书记处、向中宣部、向北京市委递送政治性的意见书，居然还得到了批示和中央级内参的两度刊发。中学生这样的政治热，可以说是空前的，最好也是绝后的。而文化大革命的巨浪，让他们还真过了一把瘾，只不过并未变身为政治家而成为了政治工具。
    
    　　在一定意义上，大院文化更注重精神世界的开阔，大院子弟的理想主义色彩更加浓厚。当然，它的另一方面，就是不接地气、不着四六的东西更多。
    
    　　六、浓厚的等级观念
    
    　　共产党人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在消灭阶级差别上着力不少，却并没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等级差别。干部评级时，中国的干部高低达30个级差，不仅过于繁琐，收入差别也很大。这不仅高于西方的文官制度，而且高于苏联东欧的差别。部队评军衔后，大院里的汽车、保姆，住房，肩上的星，都从隐形变成了显形。从还不懂事的孩子开始，大院子弟就被灌输了各种等级制的概念。谁家长是部长，谁家长是局长，谁家长是13级以上的高干，谁家长是13级以下的一般干部;谁的爸爸是将军，谁爸爸是校官;谁家有汽车，谁家配了勤务员;谁的爸爸是1945年以前参加革命，谁的爸爸是1937年以前的老红军;甚至同为少将，还要比比是哪一年授衔的少将······有个大院子弟说：像我们住的那些军队大院，部队里的那个三六九等，真的是太闹腾了。一进大院，什么军级楼、师级楼、团级楼，一层一层，见山见水。地方上的宿舍等级还不那么明显，到部队就不一样了。部队干部的级别待遇，真是可以用镊子夹着砝码一钱一钱的来称量的。[9]在不同的圈子里，这些表现有不尽相同的内容。但是，相应在市民阶层比比谁家穷谁家阔，在工人中比比谁的家长是几级工，大院中面临的等级问题不仅要广泛得多，而且具体得多。
    
    　　这种等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没落的封建文化，可它对这一代青少年的毒害是深远的。如苏承德所说，它的延伸实质上也是一种血统论。如“四六八学潮”中的四中“小核心”的成员，最后就无形中成为由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子弟所组成。[10]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中，不少学校奉行谁爸爸的官大谁当头儿。这样的事例很多，不难看出等级观念的影响。可悲的是，时至今日一些红二代聚会，也还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父辈的地位安排座次。
    
    　　七、忠诚和献身精神
    
    　　大院文化中，可贵的一点是，培养了一代人的忠诚和献身精神。这一代人的忠诚度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一代人，对党的事业的背叛，也就意味着对父母的背叛。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把一切交给党”。不言而喻的是，“一切”也包括自己的孩子，干部子弟也就是“党的孩子”。特别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教育中，为党贡献自己的一切，是这一批人的最高理想。但是，这一代人往往不能将这种对党的忠诚升华到党的根本宗旨上认识，如邓小平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与很多人今天还自诩的“党的孩子”之间，就显示出了意识上的高低。
    
    　　忠诚就意味着献身。所以在大院文化中崇尚牺牲精神，为人类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这点在“文革”中较其他群体表现得更加强烈。曹都都回忆：即使当老红卫兵像弃婴一样被摈除于社会主流之外时，我们还有信念，此时不用爷，自有用爷时。中国迟早要和美帝、苏修打仗，我们的命运就是要在这样的战争中当炮灰。受伤甚至死亡对我们来说，好像不具有什么特殊意义，大不了是八宝山多出一片坟头。我们心甘情愿做革命的“炮灰”。[11]
    
    　　八、家国情怀
    
    　　如前所述，干部子弟的政治优越感之一是心理优势。他们的强烈责任感是对父辈的事业、理念的投入。但干部子女、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子女的责任感中，包含有一种敢于把“国事”视为“家事”的心态。这点和中国传统中褒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所不同，和市民阶层中提倡的所谓主人翁精神也不一样，它更像是传统大家庭中的“长房长子”的心态，这不能不说是干部子弟心理上的一种天然强势。
    
    　　这种文化心理，一方面增强了其对于党的事业的责任感，增强了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感受，增强了嫉恶如仇的正义感和担当精神。“文革”前和“文革”初期，他们这种责任感与毛泽东密不可分，毛泽东即是这一事业、理想的化身。所以，他们发动红卫兵运动，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直至个人迷信破灭后，他们的责任感开始转化，以至于对毛泽东本人的“文革”路线提出了质疑。这种群体性格，也和他们的家国情怀相关。
    
    　　他们虽然从小就被教育要有群众观念，不要脱离群众，不能有优越感。这种教育发自老一代内心深处的真诚，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其中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往往被忽视。“不要脱离群众”的本身，逻辑上就意味着主体就不是群众;而“要有群众观念”也绝不等同于“群众的观念”，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当年，没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和体味其中的差异，但是这个差异的烙印却深深印在了大院文化中。转眼到了红八月，干部子弟特有的、也是红卫兵的行头，一身黄军装就披挂起来，凡是能够显示父辈尊贵的外在形式就充当了割裂他们与群众的道具。这当中的文化内涵是：我是革命后代，我和你们不一样。至此，所谓不脱离群众，就完全成为了空洞的口号。他们从小也曾被灌输了大量的艰苦朴素的教育，一度许多人以穿新衣服为耻，反以衣服打补丁为荣。但是，他们奉行的艰苦朴素、注意影响、追求外在形式的平民化，并不能使他们从内心真正体验到老百姓真实贫穷所带来的那种低下感受，苦行僧式的修行从来不能和真正的穷苦划等号。父母所没有向他们指出来的这些差异，最终还是害了他们。
    
    　　刘辉宣谈到：部队子弟穿军装固然有它的不得已处，但以革命军人和高级干部在社会上的地位，干部子弟身着军制服时，仍然使他们得以分享父辈的荣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文革前，我们一再受到鄙视特殊化和优越感的教育，所以当我们突然看到有些干部子弟竟公然用军装来包装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生出那么强烈的反感。后来我们在与群众造反运动进行对抗时借势血统论，极其张扬地释放了干部子弟内心深处那种天然的优越感，以对其他阶层出身的同学进行压制，其间更不乏无端的贬损和侮辱，这在理念和感情上又更加深了那一代人的裂痕。这时有不少干部子弟穿出的军装，也开始脱离了原来的动机与意义，而变成了真正的炫耀。到了后两年，将校级的军服、制帽、大衣、皮靴等大量出现在青少年人的身上。那个风气，可以说已经将“继承传统”和“艰苦朴素”这样的理念冲得荡然无存了。[12]
    
    　　比较起来，当年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似乎还来得更真诚一些。他们甚至以负疚、救赎之心，走入社会底层，去关注和同情劳动人民。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优越感，使他们终究难以有所作为。而真正能够走出聂赫留朵夫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在这代干部子弟当中尚属少数。而“文革”风暴一起，无论内在和外在，他们立刻显露出其痼疾，而脱离了群众。因为，这种家国情怀伴随着“长房长子”的优越感，超出了“度”之后，其“嫡出”心态就必然视平民群众为“庶出”，也就成为了血统论的温床。这是大院文化的一个致命弱点。一些今天还津津乐道于此的人，实际上仍然未能脱出旧日的窠臼。只有那部分真正成为了民众一分子的人，才能够实施其抱负，发挥出潜在的能量。
    
    九、敢说敢干的性格
    
    　　与此相关的，是他们性格上的强势。当年这代人经常挂在口头上有这样两句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此，他们在语言上更喜欢直来直去，在行动上更推崇雷厉风行。
    
    　　北京的市井文化中，讲究客气留面子，讲究利用语言艺术拐弯抹角地表达意思，甚至骂人时还讲究不带脏字。这种风格对于新一代的青少年，显然已经陈旧，被他们斥之为小资产阶级的虚伪。对于市井文化讲究的君子动口不动手，光说不练的“天桥把式”，他们更斥之为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大院子弟在群体性格上，代表了这代青少年的转向，他们在表达方式上，趋于更直截了当。因此，在“文革”中，初期红卫兵不仅在“维护真理”方面旗帜鲜明，敢于申明主张，即使在坚持错误理念的时候，也依然毫不隐瞒地把它张扬到极致，如那幅“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他们在行为作风上，也同样如此。他们可以为维护正义拔刀相助，也同样可以把恶行发挥得淋漓尽致。
    
    　　“敢字当头”，藐视权威，这是他们从父辈革命的经历中学来的真谛之一。问题的一面是，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强势性格的破坏性就会更大。因此在“文革”中，他们盲目地自信自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盲目地自信所身体力行的“革命行为”的正当性，因此他们语言的张扬跋扈和行为上突破多重底线，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另一面也源于此，随着运动深入发展和大面积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感觉轨道偏离了老一代共同奠定的革命方向，于是勇敢地要求“清君侧”，率先集体起来反抗“文革”的代言人——中央文革小组。
    
    　　十、人性和党性
    
    　　这一代人缺乏真善美的教育，无论从家庭教育还是学校的制式教育都是如此。党性原则历来都高于人性底线，这一点在“文革”中也表露无遗。大院文化中的对敌狠、对友和，表现得同样突出。但他们“友”的圈子划得过窄，而“敌”的范围却划得很宽。这固然是党的方针政策使然，但也和大院与群众间的无形屏障有关。“文革”中，除了对一些阶级出身不好的群体滥施暴力外，在对待干部阶层内部一些先行倒台的“黑帮”，落井下石和讲义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习性也同时并存。一些干部子弟能够舍身保护已经沦为黑帮的老干部及其子女;但更多的干部子弟，对几天前还是亲密朋友、兄弟姐妹的“黑帮”子女，立即划清了界限。不仅视如路人，甚至加以批斗和殴打。这种行为方式，革命性、讲原则是一方面，但同时忽略了人性中的一些底蕴。
    
    　　在中央报刊点名批判 “彭罗陆杨”之后，对这四家人率先上门横加侮辱、痛下毒手的，恰恰是一些熟门熟路的中央领导人子女。这样的事情，就一般市井之民而言，即使能够做到，可能也还需要有段时间适应和过渡。但是，即刻发生的多起惨剧，在干部子女、而且是高级干部的子女中却真实地上演了。陈小鲁回忆：当时我还听说，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争彭真，并让张洁清阿姨在地上爬。[13]不独有偶，另一批领导人子女则跑到罗瑞卿家造反，同样让罗的夫人郝志平在地上爬。陆定一和杨尚昆的家中也未能幸免。这种对人格的极度侮辱，怎么说都是非人性的。而这些领队的红卫兵，就在昨天还亲昵地把他们叫叔叔，今日就干出逼得阿姨在地下爬的勾当。红卫兵们对待昔日的叔叔阿姨尚且如此，对待黑五类们更为变本加厉就是势所必然了。这代人的潜意识中，当人性和党性产生任何纠葛时，他们转瞬之间就会站到党性一边而抛弃人性。
    
    　　十一、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
    
    　　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从封建王朝向现代社会转进的过程，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的法律和契约都远不成熟。进入新中国后，党内在这方面出现重大分歧。以董必武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力图将社会主义的发展纳入法治的轨道，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多数领导人则强调法律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权力的不受约束而不予认可。于是1950年代中期在法律战线出现了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大批法律工作者被清肃、被打成右派。另一方面，从此，党比法大、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意见成为准绳的做法成为了长期事实。这一历史背景下，党内斗争必然首先影响到干部子弟群体，也就必然反映到下一代人的文化观念中。
    
    　　相比之下，平民阶层的子弟，往往对此并不敏感，更多的还停留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些观念的熏陶中。在大院文化的是非评判中，很少有人会从法律和契约的角度诠释问题，而会首先强调党的利益、阶级分析来作为唯上和唯一的尺度。因此他们对法律意识的忽视，甚至对于生活中契约精神的淡漠，都远远超出了已然缺乏法律观念的同代人。这点和崇尚暴力的倾向结合，才会展现出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无法无天和残暴的一面。
    
    　　十二、权威人格
    
    　　本书前面已经谈到了权威人格的问题。这是第三代人共有的一个特征，这种人格结构，是家长制社会的必然产物，特点是自己不相信自己，把自己等同于社会所给定的社会角色，有义务意识而无权利意识，崇拜权威并遵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自己，甚至会剥夺他人的权利。前述的等级观念和攀比，即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循此逻辑必然导致认同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而形成权威人格。
    
    　　综上所述，仅仅对大院文化做出一般性的概括，仅仅意味这是一种集合性的取向，绝非一概而论。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每个个体由于家庭教育和本人境遇的不同，接受知识和理念的不同，既便同是一个大院的孩子，在“文革”中的表现依然差异很大。如初期对“对联”的辩论中，支持和反对对联的领军人物，则大都是干部子弟，即其一例。另一方面，这一代青少年的文化精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根源，也有着更复杂的表象。这里仅以“文革”初期为临界点，仅从红卫兵运动所涉及到的政治层面做一粗浅分析。其他如大院文化中的金钱观、讲义气、有担当、嫉恶如仇等等，不一一论述。
    
    　　更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用建国后出现的大院文化，和社会中既存的市井文化做一对比，在很多方面实际是五十与百步之差。由于社会的总体导向，应当说这些文化精神是红卫兵一代普遍具有的倾向，但身居大院的干部子弟在整体上领其风气之先，使这些特征在大院文化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而恰恰是这些甚至可以说细微的文化差异，却驱动着发起红卫兵运动的干部子弟群体，掀起了一股足以改变历史的巨浪。王冀豫谈到：大院文化同质同源，在传递方式和思想上的一致性，就导致最后形成了我们对修正主义教育的愤懑，形成对毛泽东的超级迷信。所以我觉得红卫兵运动跟这个有关系。过去的集体主义教育，崇尚“英雄主义”的意识，寄宿制学校培养的团队精神，在组织结构上追求家庭背景的清一色。其后血统论的出现，就更满足了我们的这种心理需求。这种结构是一种心理结构，当时以致到今天，这种思想意识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打不烂的。[14]
    
    　　大院文化的这些内涵，在“文革”前夕和初期，特别在北京，代表着一种时尚和潮流，领驭于社会的市井文化，起了一种超前的、示范性的效应。在北京地区，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展开和深入，随着红卫兵运动的传播，随着中央对红卫兵运动的充分肯定和支持，随着毛泽东一次次接见红卫兵，随着红卫兵大串联对全国各个角落的冲击，北京的大院文化迅速地扩展并影响冲击着整个社会既有的市井文化。除某些不可模仿性的特质外，二者之间的差异也迅速缩小。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深刻影响着整个一代人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没有大院文化，就产生不了红卫兵运动，也不会产生一代人文化精神的特征。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塑造，影响深远，其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需要未来的社会学家进行更深刻的分析。
    
    　　本文节录自作者即将出版的《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修订版)》，部分内容已发表于《领导者》和《炎黄春秋》杂志。
    
    　　[1]李冬民口述史《几度风雨几度秋》，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一，2011年。
    
    　　[2]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米鹤都编撰《回忆与反思》之六，2015年。
    
    　　[3]王冀豫口述史《往事不堪回首》，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五，2014年。
    
    　　[4]指散住在城区四合院里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弟。
    
    　　[5]王冀豫口述史《往事不堪回首》，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五，2014年。
    
    　　[6]王南生口述史《文革中的江湖恩怨》，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五，2014年。
    
    　　[7]王南生口述史《文革中的江湖恩怨》，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五，2014年。
    
    　　[8] 同上
    
    　　[9]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米鹤都编撰《回忆与反思》之六，2015年。
    
    　　[10]米鹤都编，苏承德口述史。
    
    　　[11]王南生口述史《文革中的江湖恩怨》，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五，2014年。。
    
    　　[12]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稿，米鹤都编撰《回忆与反思》之六，2015年。
    
    　　[13]陈小鲁口述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二，2011年。张洁清，彭真夫人，笔者注。
    
    　　[14]王冀豫口述史《往事不堪回首》，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五，2014年。
    
    来源: 共识网

雅利安人从来不是文明的创造者
谢选骏
   
   
   科学在线（Live Science）2013年5月14日说，DNA证明，神秘的米诺斯人其实是欧洲人（ Mysterious Minoans Were European, DNA Finds）：
   
   最新研究表明，建立了欧洲最早的先进文明的米诺斯人，的确属于欧洲人种。但是，这种“欧洲人”却是向巴斯克人那样的“前雅利安人”，而不是操印欧语言的现代欧洲人祖先。
   
   这项研究结论于5月14日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研究人员从一些有四千年历史的米诺斯人头骨上提取了DNA，并将其与古今的欧、非人基因进行了对比。
   
   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华盛顿大学人类基因学家George Stamatoyannopoulos说：“现在我们知道，欧洲最早的先进文明的创造者确实是欧洲人。他们与新石器时代的欧洲人，以及现今的克里特人都十分相似。”克里特人生活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上。
   
   尽管这个结论看起来不过是证明了”人们早已知道的东西“，但其实它是在向传统理论发出挑战。传统认为，米诺斯人来自埃及。
   
   大约公元前2700年至前1420年，在今天的希腊境内的克里特岛上，出现了米诺斯文化。有人认为，圣托里尼岛上Thera火山的大规模爆发导致了这个青铜文明的毁灭，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覆灭于迈锡尼人的进攻。
   
   如今一提到米诺斯人，人们最先想到恐怕就是米诺牛（minotaur）的故事：那个生活在克里特迷宫中的半人半牛的家伙。
   
   一百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爵士发现了位于克诺索斯的米诺斯宫殿。他被宫殿的雄伟壮丽惊得目瞪口呆。同时他也注意到，米诺斯艺术和埃及艺术出奇地相像，他因此认为米诺斯文化并不是克里特本土文化的产物。“所以，埃文斯认为，米诺斯文明来自埃及或利比亚。”Stamatoyannopoulos这样告诉《科学在线》的记者。
   
   为了检验这个说法，研究小组提取并检测了一些米诺斯人头骨的DNA。这些头骨于3700-4400年前被封存于克里特Lassithi平原的一个山洞中。然后，研究人员将头骨的线粒体DNA和来自135个现代及古代欧、非洲的人类线粒体DNA进行了比对。
   
   研究者发现，米诺斯人的基因与现代欧洲人——特别是今天的克里特人和来自Lassithi平原的欧洲人的基因极为相似。它们也与新石器时代的欧洲人类似，但明显不同于埃及和利比亚人。
   
   这些发现挑战了Evans的假说，并提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本地人，而非非洲移民，发展了米诺伊文化。
   
   Stamatoyannopoulos说：“那时候地中海一带非常热闹。”米诺斯人和他们的非洲邻居之间确实互有往来，但二者艺术中的相似性很可能只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人种。
   
   新发现表明，米诺斯人很可能是安纳托利亚（也就是现今的土耳其和伊拉克地区）耕种者的一支后裔；在约九千年前，安纳托利亚人分散到了欧洲的各个角落。Stamatoyannopoulos介绍说，这将会对考古学家解读米诺斯神秘的书写系统“线形文字A”（Linear A）产生很大帮助。
   
   目前的主要理论认为，米诺斯语言来自与印欧语不同的语系。剑桥大学McDonald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这位大神就是考古学经典读物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的作者之一——编者注）认为，本次针对Lassithi米诺斯人头骨的DNA分析，对考古学的“贡献是无价的。”
   
   然而伦弗鲁也说，要想建立起米诺斯人和安纳托利亚人的具体联系，研究人员还应将米诺斯人DNA与更多的现代和古代安纳托利亚人DNA进行比较。
   
   
   （二）
   
   原始印欧语起源于安纳托利亚还是黑海北岸还是说不清的事，线性文字A性不大可能是印欧语系，如果是的话，比会比赫梯语和吐火罗语更古老。
   
   吐火罗语的书写记录很晚，在5到8世纪，但吐火罗语从原始印欧语里面分离出来的时期很早，它按语言特征可以归在印欧语系的西支，那么它从原始印欧语里面分离出来，即这种语言产生的时间，比印欧人向大规模向中亚迁徙的时间更早，它甚至早于吠陀梵语和阿维斯陀语的时间。吐火罗的名称其实也是后来的其他民族的文献中对其的称呼，吐火罗人在新疆定居之前还有很长一段历史。
   
   《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吐火罗人在古代中东的祖先》这篇文章说，吐火罗人在和印欧人主体分离后，曾经迁入在美索不达米亚，甚至在阿卡德王朝后统治了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泥版中把他们记录为库堤人，库堤人在位时间约100年，后被其他民族赶走，之后可能就是迁往新疆的过程。这篇文章就分析了吐火罗语中诸多带有两河时期语言特征的语言现象，分析吐火罗人曾有一段在两河流域定居的历史。当然不止这些，吐火罗人在迁徙过程中和其他的民族接触，其语言也带有了其他民族的特征，像波斯语之类。吐火罗人的语言就是一条反映其来源的线索（凭记忆说的，有的地方可能不大对）。
   
   （三）
   
   巴斯克(Basque)是个独特而传奇的民族。没有人知道它的起源，只知道很久以前，族人就生活在现今西班牙与法国交界的比斯开湾地区和比利牛斯山脉的西麓。现居西班牙境内的巴斯克人口约有二百五十万，另有七、八十万人在法国，当然也有散居世界各地的移民，以阿根廷为数最多，在阿根廷出生的革命家捷古华拉也有巴斯克血统。
   
   巴斯克语(Euskara)，是一种至少有八千年历史、自成一家的地道“孤立语言”(language isolate)，其起源也扑朔迷离。自公元前六世纪起，印欧语系覆灭所有其它欧洲大陆的语言，就只有巴斯克语能够顽强地存续至今。虽然这种语言只在巴斯克社区通用，但巴斯克人有意识地将它保存下来，创立巴斯克语言的报纸及广播机构，英国广播公司称现今九成以上的当地学童都入读巴斯克语学校。当年巴斯克语被禁制，是引起埃塔反抗运动的部分起因，可见巴斯克人对保存自己民族的语言及文化的执著。
   
   事实上，巴斯克人有极强民族意识及优越感，极之抗拒受外人统治。历史上，罗马人、维京人、西歌德人、伊斯兰教徒等等入侵伊比利亚半岛之时，由于地势险要以及巴斯克人的顽抗，都占领不了他们的土地。巴斯克人虽然有与外族交往，但甚少会与之混杂，独特的文化反而很有影响力。巴斯克人曾是航海高手，用鱼叉捕鲸，还有看法认为他们比哥伦布更早到达美洲。
   
   巴斯克的男人是西班牙最好的厨师，菜式享誉国际，由他们组成的「美食协会」随街可见。他们爱戴的贝雷帽(beret)，也成为世界各精锐军人的象征。当街说书讲古的传统风俗，至今在巴斯克乡间仍能体会。但巴斯克人对其他文明也非“百毒不侵”，至少自十世纪起就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
   
   中世纪时，巴斯克人加入卡斯提亚王国(今西班牙)对抗北非入侵者摩尔人，因而得到地方自治特权。到十九世纪，他们所支持的两次王位继承战争失败，就丧失了此特权，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他们才再次拥有自己的政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内战时期，巴斯克的民族主义者及左派，与西班牙共和政府一起对抗法西斯主义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发起的武装叛乱。佛朗哥怒而借用希特勒的神鹰军团，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轰炸格尔尼卡(Guernika)。这个率先鼓动反佛朗哥的巴斯克城市，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死伤无数。画家毕加索后来以此惨剧为题材，创作了《格尔尼卡》这不朽杰作。
   
   一九三九年，佛朗哥取得政权开始独裁统治，实施语言及种族同化政策，禁制巴斯克语以及强制迁徙人口，招来巴斯克人更大的仇恨，于是就催生了埃塔。
   
   （四）
   
   上述种种事实说明，希特勒所吹嘘的“雅利安人”，即使在欧洲都非文明的创造者，那么在其他地区呢？
   
   在印度，印度河文明已经发掘的历史遗存，其分布的地区距苏美尔的陆路距离，大约相当于埃及或小亚细亚距苏美尔的两倍之遥。……在印度河流域，正如在尼罗河下游一样，区域文明似乎一开始就以成熟的形态显露出来。如果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在东南方通过海路辐射，在西北方通过陆路扩散，那么就不可能不考虑印度河文明也具备由于苏美尔的文化刺激而产生的可能性。因为，就海路距离而言，从波斯湾顶端到印度河三角洲还不及到上埃及红海沿岸的一半。并且，我们知道，即便印度河文明不是发端于苏美尔文明的刺激，但与之有联系则是无疑的。在苏美尔的一个考古地层中，已经发现了一些刻有印度文题字的图章，其年代早于萨尔贡王朝。由此可以推知，印度河文明至少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存在。
   
   印度河文明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这一年代告诉我们，至今仍未破译的文字所承载的语言不是原始梵语，因为携带原始梵语这一印欧语种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入侵者是在至少1000年的公元前2500年之后才到达那里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印度文题字所代表的语言是否属于早于原始梵语进入次大陆的达罗毗荼语族，或是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中的一种。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传入印度次大陆的年代似乎比原始梵语和达罗毗荼语族都要早。这表明，雅利安人从来不是文明的创造者。
   
   文字并不是印度河文明唯一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的象形艺术同传统化的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艺术相比是自然主义的。已经发现的印度河微雕作品揭示了这一特征。印度河文明的建筑风格，无论是公共设施还是私人住宅，都给人一种注重实用的感觉。它的蓄水系统、排水系统、浴场和码头可以同罗马帝国媲美，甚至和现代西方的水平也相差无几。灌溉农业作为印度河文明的经济支柱，当然不是它所特有的；同样，纺纱、织布和印染技术的采用以及陶轮的使用也是如此。但是，对给印度河人民提供了纺织原料的灌木植物棉花的培育，则是他们独自完成的。他们也许还是驼背牛（瘤牛）的最初驯养者。这表明，雅利安人从来不是文明的创造者。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北大西洋边缘到西南亚的距离几乎有西南亚到印度河流域的两倍，但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距西南亚比欧洲大西洋沿岸距西南亚更远。在黄河流域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那就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它是根据今天河南的一个村落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村落被认为是它的典型遗址。但是，它的起源似乎更早，在今天中国最西北的省份甘肃持续的时间似乎更久。彩陶是仰韶文化的独特特征，但它与诞生于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乌克兰西部的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很相似，特里波列文化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相似也许不是偶然的，它可能是一种历史联系的见证。因为甘肃和乌克兰位于欧亚大平原的两边，而大平原也像海洋一样，是可以交通的。来自西南亚的新石器时代的先驱们也许可以到达横跨里海的欧亚大平原南岸，然后穿过大平原，沿西北方向到达乌克兰，同时沿东北方向到达甘肃。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也许就是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在今天的中国西北部形成的。这表明，雅利安人从来不是文明的创造者。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及其瞒天过海的大阴谋



2016年5月15日

    
     陳泱潮（陳爾晉）
    
     2014－4－5清明節/文革50年有必要提请国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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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1.亟待弄清華國鋒現象後面的歷史真相和歷史啓迪
     2.華國鋒抓捕“四人幫”的性賚是宮廷政變、搶班篡黨奪權
     3.在毛澤東的算計中，華國鋒的地位和作用
     4.毛澤東權力意志黨主席家天下傳位的鐵證
     5.首次透彻揭示：毛始皇发动文革的真正动因及其瞒天过海大阴谋
     6.人算不如天算，華國鋒成功欺骗了毛澤東
     7.華國鋒宮廷政變主觀上造成的惡果
     8.華國鋒宮廷政變客觀上產生的積極效果
     9.從毛澤東苦心孤詣傳位家天下夢幻的破滅看天意難違
     10. 從毛澤東—華國鋒的家天下帝王夢看中國的最佳政體製度
     11.華國鋒宮廷政變對今日當權者極其重要的歷史啓迪
     12.結論：頑固抗拒政治體制民主化改革，所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重複毛澤東的騙術
    
     附：不可忽视中国政治文化严重存在着两大乱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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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亟待弄清華國鋒現象後面的歷史真相和歷史啓迪
    
    今天清明節看到鳳凰網播出的《无尽的思念——华国锋》。感到對華國鋒現象後面的歷史真相和內含的歷史啓迪，不可不提請今日中國當權者及朝野深思。
    
    非常有必要弄清華國鋒現象後面最重要的歷史真相：華國鋒抓捕江青“四人幫”的性質是什麽？毛澤東畢生奮斗到底要建立什麽樣的政體製度？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核心目的到底是什麽？毛澤東最後關頭究竟是確立誰做黨主席接班人？是江青還是華國鋒？到底誰是篡黨奪權者？華國鋒後的共產黨還是毛澤東原教旨意義的共產黨嗎？
    
    非常需要睿智地深刻體悟華國鋒現象後面最重要的歷史啓迪：強勢獨裁者的權力意志是無限的嗎？誰才是國家前途命運的真正主宰者？今日當政者是順應天意民心順應世界民主潮流好？還是堅持逆天奴民、維護一黨專政大搞特權資本化的官僚特權階級的殘暴統治好？今日當政者是做短暫維穩终必導致國家分裂戰亂的國賊好，還是啓動中國民主化和平轉型實行【執政黨兩黨制初始化】，建立【新五權虛君共和民主憲政】超穩定結構，做開萬世太平的聖君好？
    
    2.華國鋒抓捕“四人幫”的性質是宮廷政變、搶班篡黨奪權
    
    不錯，正如《華》片所說，是毛澤東確定了華國鋒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但是，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工作主持人並不等於就是毛澤東意中確定的黨主席接班人。如果就等於是毛澤東確定的黨主席接班人的話，華國鋒為什麼要搶在中共10屆3中全會前夕抓捕“四人幫”？須知中共10屆3中全會是毛澤東死後第一次中共中央全會，任務就是要落實毛澤東生前既定的黨主席接班布局：如果毛澤東確定了華國鋒就是黨主席接班人的話，華國鋒會冒着發動宮廷政變的天大風險打亂這一接班合法性大典嗎？華國鋒搶在中共10屆3中全會前夕抓捕毛澤東夫人江青“四人幫”到底是宮廷政變、搶班篡黨奪權？還是高風亮節忠實于毛澤東的英明舉措？
    
    回答毋庸置疑：華國鋒抓捕毛澤東夫人江青等毛澤東親信“顧命大臣”的性質是宮廷政變！是名副其實的搶班篡黨奪權！是對毛澤東黨主席接班人安排意志的背叛！儘管華國鋒宮廷政變客觀上粉碎了毛澤東苦心孤詣建立毛氏王朝家天下的黃粱夢，但是，在肯定華國鋒宮廷政變客觀上給後來的改革開放作了預備的同時，也不能不看到正是華國鋒宮廷政變使中國共產黨徹底背叛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原教旨，徹底墮落成了放手大搞特權資本化的【官僚特權階級奴隸總管黨】。
    
    3.在毛澤東的算計中，華國鋒的地位和作用
    
    中國人應當正視這樣的歷史真相：按照毛澤東的既定方針，華國鋒在中共10屆3中全會的任務就是以毛澤東確定的國務院總理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身份讓賢，竭力推舉江青擔任黨中央主席，進而為江青-毛遠新全面承繼毛澤東家天下打下基礎、打好基礎、打牢基礎。
    
    正如華國鋒拿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的字條當做自己接班合法性的依據一樣，江青受審時陳詞： “你辦事，我放心”的後面還有一句話：“有問題，找江青”！
    
     當時的過來人都知道在傳達中共中央1976年1號文毛澤東確定華國鋒做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時候，同時還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華國鋒“不蠢不笨”的說法。記得當時已經完成了《特權論》寫作，正密切關注着毛澤東動向和時局的我，對毛澤東的這個重要部署的評估是：毛澤東在這個時候選擇華國鋒做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第一個原因是當時共產黨權力鬥爭路線鬥爭尖銳，陷於膠著狀態的左右兩派（或稱文革派和反文革派）都能夠接受華國鋒；第二個原因就因為毛澤東判斷華國鋒“不蠢不笨”，會知道自己根基淺薄，不是做第一把手的料，而且與老幹部“反文革派”比起來，資歷淺，難服眾，必須依靠毛文革派，但是比起文革派來講，華國鋒雖然拿不出什麽理論綱領，但是有抓生產的長處，能夠做總理，辦具體事；第三個原因是毛澤東看重華國鋒是一個無班底、無野心而只能感念他知遇之恩的人，相信華國鋒會感恩報恩忠實於他，忠實於他的文革路線，會按照他毛澤東的安排，帶頭推舉“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同志”做毛澤東的接班人，接任中共中央主席，確保毛澤東路線的運行，之後全面交班給毛遠新，成就毛澤東家天下的權力意志——我當時從蔣介石傳位給蔣經國和毛澤東對江青的依重（特別是有一次看新聞紀錄片見毛澤東對江青一個非常非常欣賞的眼神）等等跡象，已經強烈感知到毛澤東的這一心態（請參看拙著《陳泱潮事略》http://blog.boxun.com/hero/chenyc/82_1.shtml 及有關預謀發動新疆起義的一系列文章）。
    
     4.毛澤東權力意志黨主席家天下傳位的鐵證
    
     在毛澤東咽氣後第二天深夜由毛澤東御用攝影師杜修賢應召拍攝的江青、華國鋒、毛遠新、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陳錫聯、汪東興八人在毛澤東遺體前特別手攜着手的合影，就是毛澤東黨主席由江青繼任，江青之後傳給毛遠新這個人事安排意圖之鐵證。
    
     這不是一般的照片，這是以江青、華國鋒、毛遠新為核心有深謀遠慮的毛澤東“顧命大臣”之合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沒有毛澤東生前的安排，沒有人敢於組織和拍攝這樣的“歷史性”照片（華國鋒發動宮廷政變後，為了銷毀這張“歷史性”照片，攝像人杜修賢遭到華國鋒－汪東興意圖殺人滅口的迫害：詳見《记杜修贤〈锁起的影像终于解禁〉》。（http://blog.boxun.com/hero/200809/chenyc/9_1.shtml）
    
    
     （此照片毛澤東八名“顧命大臣”中，兩人：華國鋒、汪東興發動宮廷政變；五人：江青、毛遠新、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被抓捕，成了階下囚；一人：陳錫聯雖未參與宮廷政變，但也未淪為階下囚，免禍倖存。）
    
     從這張不同凡響的“歷史性”毛澤東“顧命大臣”合影可以看出：按照中共位序慣例，中共10屆3中全會將按照毛澤東的遺囑確定的主要人事安排是由江青擔任黨主席，華國鋒擔任總理，毛遠新作為王儲直接擔任軍委主席由陳錫聯輔佐——陳錫聯是老將而不是老帥，統帥全軍資歷不夠，但是輔佐毛澤東視如己出的毛遠新則能夠以毛澤東之遺威而穩定軍心：此前1975年9月毛遠新就已經作為毛澤東和政治局成員的聯絡人而高高在上。可見毛澤東早已深謀遠慮為毛遠新承繼其基業作了精心的布局和安排。
    
     為了免予世人產生毛澤東搞家天下的誹議，毛澤東非常巧妙地精心設計了華國鋒是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的地位和形象，再由華國鋒以毛澤東指定的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主持人的地位和形象，在毛澤東身後確立中國共產黨黨主席的中共中央全會上，竭力讓賢、竭力推舉毛澤東夫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同志”接任毛澤東的黨主席職位，就非常合乎邏輯非常合情合理非常順理成章——用華國鋒的竭力讓賢推舉江青接任黨主席來揜蓋毛澤東苦心孤詣傳位家天下的圖謀，這就是老謀深算精通厚黑學統治術和騙術的毛澤東打的瞞天過海如意算盤！
    
     撇開已經被華國鋒汪東興所銷毀的93件毛澤東對其接班人人事安排等有關既定方針的檔案不說，除了張玉鳳外（見《毛澤東的真實意圖：江青或毛遠新接班》等文），姚文元回憶錄亦明確記載：“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後班子的名單：黨主席，江青；總理，華國鋒；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軍委主席，陳錫聯。毛還將這一名單，詢問了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 ——姚文元這個回憶反映了老謀深算的毛澤東儘管【多次】明確表達、【多次】反複明確重申了一心要江青繼任其黨主席位置的旨意。但是，並沒有把安排毛遠新繼任軍委主席的核心盤算一下子拋出來。因為只要江青做了黨主席，毛遠新繼任軍委主席的問題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
    
     我相信毛澤東生前對華國鋒有過親口交待，明確要華國鋒到時候讓賢力挺江青擔任黨主席。這是毛澤東相信華國鋒是老實人會忠實執行他的指示因而水平低也要用他的原因，也是華國鋒必須趕在中共10屆3中全會前抓捕江青“四人幫”的決定性因素，同時也是促使汪東興葉劍英不能不支持華國鋒發動宮廷政變的重要原因：因為他們都知道江青一旦當上黨主席，他們（汪東興、葉劍英）絕對沒有好果子吃！
    
     我相信毛澤東生前很可能也對陳錫聯有過親口交待，明確要陳錫聯到時候力挺和輔佐毛遠新接任軍委主席之職。須知早在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年僅27歲的毛遠新就担任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971年就升任管轄東北三省的大軍區瀋陽軍區政委。當時瀋陽軍區司令員就是陳錫聯！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時陳錫聯的表現對毛遠新就尊如太上皇，毛澤東－江青－毛遠新都確信未來陳錫聯會忠心耿耿輔佐毛遠新！
    
    因此，毛澤東1976年初在宣布由華國鋒做國務院代總理的同時，亦宣布由陳錫聯取代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中發[1976]1號文，內容一是經毛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二是經毛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這是毛澤東安排傳位家天下的重要部署！而正因為毛澤東安排陳錫聯主持軍委工作只是一個過渡（這一點除江青、毛遠新知道外，毛澤東亦肯定給華國鋒打過招呼），所以陳錫聯沒有因為頂替了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而在華國鋒－葉劍英宮廷政變後致禍，而得以善終。
    
    5.首次透彻揭示：毛始皇发动文革的真正动因及其瞒天过海大阴谋
    
    通過以上事實的陳述和非常合乎邏輯的分析，本文不能不首次揭示一個驚天的秘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的核心目的就是既要避免世人對毛澤東刻意建立家天下王朝的誹議，又要把統治中國的權力穩穩當當成功交到毛澤東家族，交到江青－毛遠新的手中，传之万代。毛泽东的中国梦就是重温秦嬴政始皇帝的旧梦，翼图建立“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毛始皇家天下王朝！
    
     從血緣關係講，毛澤東自己本有三子。但長子毛岸英死于朝鮮戰爭，而次子毛岸青又有腦病已經不可造就，三子則早已失蹤。故毛澤東對其弟弟毛澤民之子毛遠新從小就寵愛有加，視如己出，着力加以培養。毛遠新從小就在毛澤東身邊生活，成長，與毛澤東情同父子，可以無話不談。且毛遠新一直就喊江青媽媽，江青則叫毛遠新的乳名小豆子。
    
    

     图：1954年，毛泽东和女儿李纳（右一）、李敏（右二）、侄子毛远新（左一）在北戴河浴场（作者：吕厚民　来源：南方网）
    
     毛澤東平生深受中國傳統帝王文化的影響，早就存在着帝王思想，其詩詞文章對此多有表露（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就憑著他對毛澤東的深刻瞭解斷言：“润之（毛澤東）一天没有登基做皇帝，是不甘心的。”）。毛澤東派遣其長子毛岸英參加朝鮮戰爭，其真實目的就是給毛岸英鍍金增加政治資本以便接班。但因为斯大林－金日成－毛澤東所發動的朝鮮戰爭是極其不義的戰爭，朝鮮戰爭不僅使美國改變了放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立場，派第七艦隊保護臺灣，48國簽定了《舊金山和約》形成了今日台灣海峽兩岸依然分裂對峙的局面，而且使毛岸英鬼使神差死於朝鮮······
    
     毛岸英不死，不会有毛泽东安排华国锋作为过渡准备“让贤”推举江青毛远新坐正之局，就不会有毛死后28天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抓捕江青毛远新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之事，中国今日就一定会依然处在朝鲜金氏王朝模式统治的状态之下！
    
     毛岸英死後，毛澤東先是鑒於蘇聯斯大林死後遭到赫鲁晓夫批判和清算，後來毛澤東自己又與劉少奇因為大躍進一線二線等權力名利問題而結怨甚深，就更加苦心孤詣要建立毛澤東王朝家天下。
    
     為此，毛澤東絞盡腦汁，結果醞釀出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大阴谋和一整套計劃。
    
     毛澤東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前，就先着手安排启用江青在文化界粉墨登場嶄露頭角。以“文化革命”之名，掩饰“夺权斗争”之实，麻痹对手，欺骗天下。
    
     一開始成立“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就任命江青擔任“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实质上是高屋建瓴，让江青以毛澤東夫人身份實際掌控了“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的实权。
    
     緊接著以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派群众运动衝垮了“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就以“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這一切其實就意味着打倒劉少奇集團之後，江青可以名正言順躍升權力中樞，從而为扶植江青在毛澤東之後順理成章接班做中國共產黨黨主席开路作准备。
    
     緊接著培植毛遠新，使其年僅30歲就出任管轄東北三省的大軍區瀋陽軍區的政委，有意讓毛遠新和時任瀋陽軍區司令員的陳錫聯磨合，為日後讓毛遠新接掌軍委主席由陳錫聯輔佐以牢牢掌握權力命脈軍隊，作好铺垫。
    
     繼而在調任陳錫聯為北京軍區司令員之後，毛澤東毫不含糊地直接任用毛遠新作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常委及政治局委員之間的聯絡員，使毛遠新高居于除毛澤東之外的所有中共中央常委及政治局委員之上，既培養了毛遠新居高臨下駕御全局的氣勢和才幹，又潛移默化形成全黨全軍全民認同毛遠新領導、接受毛遠新領導、服從毛遠新領導的慣性。
    
     毛澤東傳位江青－毛遠新建立毛氏王朝家天下的秘密戰略大阴谋，第一個障礙是已經確定的接班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毛澤東通過另行確立體弱多病的林彪為接班人來籠絡林彪利用軍隊，以孤立和打倒劉少奇。
    
     黨章寫進林彪是接班人的字句时，毛泽东排除刘少奇的目标已经达到。
    
     黨章寫進林彪是接班人的字句後，毛泽东原是以林彪体弱多病，寿数不用说难与江青毛远新抗争，就是与毛泽东本人也难与匹敌；二是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心态，盘算如何实施第二战役：拿下林彪。
    
     為了確保江青－毛遠新順利接班，毛澤東抓紧时间，極不正常地不允許設立國家主席，並借林彪陳伯達主張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加以發難，批判和打擊“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以除去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权臣赵高欺君指鹿为马，群臣尚且不得不附和。毛始皇指鹿为马，焉能不应者如云？林彪陳伯達主張設國家主席，本是正常国家应设之职位，却因此至祸，不可谓不冤。
    
     更嚴重的是林彪未识毛始皇发动文革目的在于建立毛氏家天下王朝的大阴谋，昏昏然大力培養其子林立果準備接班，更是犯了大忌。且林彪個性倔強，想不通主张設國家主席错在哪里？怎么是犯罪？在毛的淫威下拒不低頭，毛林互斗白熱化。以至於達到你死我活、林彪林立果非死不可的地步！林彪夫婦和林立果離奇北飞摔死于蒙古溫都爾汗，無論其中細節如何，結論顯系死於非命死於謀殺······周恩來為何得知林彪摔死的消息會嚎啕大哭？其中隱情天知道！
    
     談及毛岸英之死，毛澤東多次慨歎“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其實此話應作如是觀：心狠手辣、好話說盡壞事做絶、殺人如麻、死人無算，欺天自逞（一貫鼓吹“與天奮鬥其樂無窮”、“人定勝天”等等），能有後乎？
    
     林彪－林立果死後，尽管林彪抵死不低头，最后以死抗争，大大损伤了毛神话，使毛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但是，毛澤東文革第二战役拿下林彪的目的总算达到。
    
     之后，毛泽东一度樹立才幹平庸的王洪文做接班人，不過是做戲，以掩人耳目。
    
     但是斯時斯刻周恩來卻實際上成了毛澤東搞瞞天過海傳位江青－毛遠新建立家天下王朝的主要障礙。這是周恩來患癌症後毛澤東阻止給周恩來及時施治的原因，也是周恩來死後毛澤東在中南海大放爆竹慶祝的原因。周恩来先于毛泽东死去，是毛始皇文革夺权建立家天下王朝第四战役的胜利。
    
     毛始皇文革夺权建立家天下王朝第五战役是“反擊右傾翻案風”，解決鄧小平問題······
    
     毛澤東多次談話肯定秦始皇，自喻秦始皇，甚而寫詩作辭高唱“笑秦皇漢武······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觀其一生所作所為，確確實實“久有淩雲志，要圓始皇夢”——毛始皇太祖澤東之後，傳毛二世、毛三世······以至無窮！这就是毛始皇的中国梦！
    
     總之，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口號“反修防修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實質就是要保證毛始皇身後能夠將對中國的絕對統治權穩妥交到江青－毛遠新手中！就是要在黨天下基礎上建立家天下毛氏王朝！毛澤東接受袁世凱稱帝失敗的教訓，為了免予世人對他刻意建立家天下封建王朝的誹議，苦心孤詣物色、培養和使用華國鋒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以便毛澤東身後華國鋒能夠以毛澤東任用的國務院總理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身份，出面極力“讓賢”、力挺和擁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繼承毛澤東黨主席的九五之尊······這就是毛澤東潜心重溫“始皇夢”傳之萬代而精心策划和發動“文革”排除一切障礙，力圖傳位家天下建立毛氏王朝的瞞天過海大阴谋！
    
     人們通過對以上前前後後歷歷在目的一系列一脈相承有着強烈內在聯繫的歷史事實的回顧，不難看清楚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的动机、核心目的及其瞒天过海大阴谋！
    
     平心而論，毛澤東刻意要建立自己王朝的努力本無可厚非——在“家家想出皇帝，个个有能者都想称孤道寡”的帝王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下，哪個中國人到了毛澤東這樣的位份，不會有這樣的安排和追求？
    
     毛澤東錯就錯在：
    
     ⑴.在世界民主潮流興起的時代不學英國、丹麦、瑞典、挪威、荷蘭、比利時······那樣確實能夠傳之萬代的虛君共和民主憲政光荣革命；
    
     ⑵.卻偏偏要逆歷史潮流而動去學秦始皇搞極權在握根本不可能傳之百年的專制獨裁暴政；
    
     ⑶.並且為此不惜禍國殃民冤死了如此之多的人！
    
     这是今日习近平要牢牢记取的教训！
    
     从以上事实和意义上讲，文革的破产，就是毛始皇梦的破灭！
    
     祈求上帝保佑中国！
    
     6.人算不如天算，華國鋒成功欺骗了毛澤東
    
     正因為毛澤東逆天而行，其苦心孤詣的盤算天理難容，註定要遭到剋制、遭到失敗！
    
     “不蠢不笨”的華國鋒深知大內紅牆與外界隔絕的狀況有可乘之機。在舉世都認為他是毛澤東接班人的情況下，豈能失去當皇帝開創華國鋒時代的機會？在如此極其巨大的利益面前，華國鋒“見財起意”，選擇了“彼可取而代之”背叛毛澤東以一圓皇帝夢的道路！
    
     華國鋒利用汪東興畏懼江青的心理，首先和當時牢牢控制着禁衛軍8341部隊的大內總管汪東興結盟，進而實現了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同盟，密謀策划並且成功實施了在毛澤東去世28天後的1976年10月6日的宮廷政變！
    
     梟雄一世精通騙術的毛澤東敗在“不蠢不笨”的華國鋒手裏！毛澤東深信華國鋒是“老實人”，現在還有一些人在稱頌華國鋒是“老實人”！華國鋒到底是不是老實人？——當年《特權論》作者在觀看1976年10月24日華國鋒政變成功登基上天安門城樓接受萬民歡呼的新聞紀錄片的時候，想起了這樣一句面相術語：“苞臉賊心”······遂拍案而起，組織力量秘密翻印《特權論》（《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發動新疆起義（詳見《关于1977年陈泱潮预谋发动新疆起义的事实证据（全文）》http://blog.boxun.com/hero/2007/chenyc/29_1.shtml ）！
    
     7.華國鋒宮廷政變主觀上造成的惡果
    
     華國鋒宮廷政變在粉碎了毛澤東傳位江青－毛遠新建立毛氏王朝家天下之夢的同時，也粉碎了毛澤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原教旨的夢想，使中國共產黨徹底走上了背叛人民、背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宗旨、公然赤裸裸【徹頭徹尾奉行特權資本主義的官僚特權階級奴隸總管黨】的不歸路！
    
     華國鋒發動宮廷政變的主觀動機絲毫沒有為天下蒼生負責的因素，而純粹是出於搶班奪權做皇上的個人野心！既是中國傳統文化“彼（帝王）可取而代之”、“家家想出皇帝，有能者個個想稱孤道寡”的【帝王文化［亂淵源］】的反映，也是辛亥革命之後百年來蔣介石王朝和毛澤東王朝沒有皇帝名號卻比歷代皇帝更加專制獨裁更加邪惡霸道的隱性帝制所形成的【國無恒主［亂淵源］】的反映。
    
     華國鋒主觀上根本沒有改變毛澤東錯誤路線方針政策的意圖，這不僅從他主政後強調“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可以看出，更重要的是他明確提出了“抓綱治國”的方針，在能夠自由行使其權力意志主政期間，頑固堅持執行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在這樣的方針政策路線下，為了維護他毛二世的權威和統治，他不僅瘋狂開動全部宣傳機器非常無恥地大搞個人崇拜神話他自己，而且非常反動非常殘暴地大開殺戒，在全國掀起了一股鎮壓“反革命“的血雨腥風。王申酉、李九蓮、鍾海源······等等中華優秀人士均在這一場血雨腥風中遭到槍斃！我本人也因為《特權論》而幾幾乎被槍斃于此次血雨腥風之中！
    
     8.華國鋒宮廷政變客觀上產生的積極效果
    
     華國鋒宮廷政變客觀上粉碎了毛澤東長期營造刻意要傳位江青－毛遠新建立毛氏王朝家天下的圖謀，使中國避免了朝鮮金家王朝軍事奴隸制閉關鎖國的噩夢。從毛遠新任瀋陽軍區政委時下令割喉處死思想犯張志新的法西斯恐怖政策惡劣做法看，這是華國鋒宮廷政變客觀上產生的第一個值得肯定的積極效果。
    
     在鄧小平反文革派強大的勢力抗衡下，華國鋒已經毫無力量繼續實行個人專制獨裁，從而形成了中共11屆3中全會前後一個時期中共黨內具有民主氣氛、思想解放、糾正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路線方針政策的局面，起到了為推行改革開放啓動經濟體制改革開路的作用。這是華國鋒宮廷政變客觀上產生的第二個值得肯定的積極效果。
    
     9. 從毛澤東苦心孤詣傳位家天下夢幻的破滅看天意難違
    
     華國鋒宮廷政變證明了：無論任何人即便如毛澤東這樣具有魔力迷惑世人權傾天下的獨裁者，在命運面前，在造物主上帝如來的面前，都是微不足道弱不經風的！真正主宰國家前途命運的是天意，是冥冥之中無時無處不在的造物主上帝如來（中文【來】字十足就是耶穌救世蒙難圖：中間十字架上掛着一個大人是耶穌，兩邊各有一小人是罪犯。對無形無相自有永有無時無處不在的上帝本體實存，世人難以理解，故上帝造了耶穌形象，讓人能夠理解。耶穌出於母腹是受造物，並非造物主。但耶穌子承父業確實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故有此合一世界宗教信仰對象【造物主上帝如來】之說！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詳閱我一系列神學著作）
    
     撇開堪稱中國古來特有的讖緯之學不談，拋開千年來歷驗不爽堪稱中國未來學經典的《推背圖》（見拙著《天命前定》http://blog.boxun.com/hero/chenyc/85_1.shtml）等預言不論，早在1974年我本人就聽聞民間流行着丙辰年閏八月豬（朱德）死毛（毛澤東）掉的說法。後來1976年丙辰年在朱德死後不久，閏八月十五（陽曆9月9日——而毛澤東一生有6次在9月9日發生過重要事件），毛澤東果然死了！中國政局果然演變成“豬（朱）死毛掉成滑（華）的”了！中共國果然改變顔色了······
    
     與此相關的諸多定數：例如毛澤東青年時代以“28劃生”之名寫《徵友啟事》，而毛澤東一生確實分為了三個28年——出生于1893年的毛澤東第一個28年（1921）建黨；第二個28年（1949）建政；第三個28年（1977鄧小平複出）毛澤東路線政策壽終正寢；死後28天發生宮廷政變妻子王儲親信被抓捕······
    
     1975年底天降三大隕石于吉林長春預兆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之將死、1976年7月死人數十萬幌動京畿的河北唐山大地震······等等這一切，對于有着“天人感應”文化背景的毛澤東來說，不能不有所感觸，更加感到憂心忡忡······
    
     更不要說毛澤東死後人們恍然大悟的毛澤東禁衛軍8341部隊番號與毛澤東做41年黨主席死於83歲氣數有關······等等······
    
     這些大量先說後應，看似巧合實際並非巧合的數字和事實，非常雄辯地證明了舉凡國家大事是天命前定！世事到底是毛澤東所說是人定勝天?還是天命前定?世界的真正主宰者到底是誰?
    
     10. 從毛澤東—華國鋒的家天下帝王夢看中國的最佳政體製度
    
     無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目的和精心策划的傳位安排是旨在建立毛氏王朝家天下的圖謀，還是華國鋒背叛毛澤東發動宮廷政變意圖建立自己的皇權統治，都反映了中國獨特的數千年傳統【帝王文化】對中國人的深刻影響和毒害。
    
     這也是孫中山不惜一切手段要掌握最高權力建立隱性帝制、袁世凱要稱帝、蔣介石要傳位給蔣經國旨在建立蔣家王朝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在《大變革與新文明》一書中，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可以把‘彼可取而代之’、‘家家想出皇帝，有能者個個想稱孤道寡’的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稱之為【帝王文化［亂淵源］】；把隱性帝制稱之為【國無恒主［亂淵源］】。這兩大［亂淵源］同時存在、同時作祟、同時發作在一個沒有統一的有神論宗教信仰的人口大國問題大國，穩定註定是短暫的，註定是難以為繼的!維穩經費超過國防軍費，越維越不穩，乃命中註定!”（見《論中國社會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和政體的最佳歸宿——書成紫薇動：2014年元旦獻辭》http://blog.boxun.com/hero/201402/chenyc/3_1.shtml ）
    
     正因此，春秋戰國之後整部中國歷史都是和平時期短暫戰亂動盪時間綿長，一直都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改朝換代的惡性循環怪圈裏打轉！如何開萬世太平，一直是中國多少代多少優秀哲人的夢想！
    
     要看到中國獨特的數千年傳統【帝王文化】對中國人的深刻影響，是基於人作為一種社會性生物，具有螞蟻蜜蜂一樣需要王的本能。這種民眾的共性使中國這樣的國家如果不建立民主制度不設立光明正大的恆定的國家主權人格化象征，就給梟雄黑道陰謀家提供了翫弄陰謀詭計大搞隱性帝制的機會。這就是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百年來爭王爭帝得以亂華，給中國百姓帶來巨災大難的重要原因！
    
     正因此，多年來我已經反複強調中國政體製度的最佳歸宿是建立類似英國北歐諸國日本荷蘭比利時那樣的【新五權虛君共和民主憲政】超穩定結構。這樣才能夠保證中國徹底有效擺脫【帝王文化［亂淵源］】和【國無恒主［亂淵源］】對中國的危害，徹底避免毛澤東、華國鋒以及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現象的重演，惟有確立了法定國家主權人格化象征的世襲君王，才能夠將“彼可取而代之”，變成“彼不可取而代之”！從而才能夠掐滅中國有能者人人心中都有的帝王慾望，有效規避分裂戰亂，開萬世太平，將中國真正建設成長治久安的新文明國家。
    
     莫道中國現在已經沒有傳統王室。恰恰相反，處於今日中國社會，誰能夠適應新的偉大社會需要，建立結束黨國體製專制獨裁開創民主制度的豐功偉績，誰就會贏得人民擁護，形成開萬世太平的新王室！《大變革與新文明》一書【上帝之道人權靈本主義（彌勒皆大歡喜學說）】已經為此提供了深厚的雄辯的理論支持！
    
     11.華國鋒宮廷政變對今日當權者極其重要的歷史啓迪
    
     華國鋒宮廷政變有力地證明了：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惡是推動歷史變革的動力，在一黨專政條件下，權力的更迭往往會通過宮廷政變乃至於會通過刀光劍影血雨腥風來完成。確立習近平接班後，薄熙來－周永康預謀發動政變的事實，再次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正像毛澤東被其所信任的“老實人”華國鋒翻了盤一樣，今日七大軍區司令員等諸多將領同日發表文章擁護習近平，只恐怕在中國固有的堅持專制獨裁勢必重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惡性循環怪圈的歷史規律作用下，明日有可能就正是這些人為爭奪皇位或者為了割據稱王，而大打出手，挑起分裂中國、禍亂中國、將今日林林總總高樓大廈變成極其恐怖的墳場的事端！
    
     從毛澤東華國鋒故事的歷史真相可以領會到深刻的歷史啓迪：
    
     ⑴、奉勸當權者要有敬天畏民的態度，要有順天應民的立場、決心和行動。
    
     ⑵、習近平不是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嗎？中國人民迫切希望早日從【一黨專制、國賊獨裁、新型特權奴隸社會黨國體制】下得到解放，10多億農民60多年來在中共戶籍制度的管制下全部淪為賤民和奴隸，中國絕大部分居民都是沒有人權沒有自由沒有公平正義沒有社會保護的奴隸，迫切渴望得到解放！
    
     ⑶、頑固堅持【一黨專制、國賊獨裁、新型特權奴隸社會黨國體制】就是對全體14億中國人的犯罪！就是逆天而行，勢必要遭到報應！
    
     ⑷、人算不如天算！即便有魔力能夠迷惑世人如毛澤東，即使強勢威力手段毒辣如毛澤東，即使老謀深算運籌帷幄如毛澤東，也逃脫不了最終貽笑大方落得一場空的結局！
    
     ⑸、何況時過境遷，今日中國已經不是毛澤東專制獨裁為所欲為的時代！今日緬甸軍政府都已經開放報禁黨禁，今日阿富汗如此半文盲如此貧窮如此存在着塔利班極端勢力的國家都已經可以實行民主選舉，號稱已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為什麼反而不能實行民主制度？還是繼承和發揚習仲勛先生平生與人為善沒有整過人害過人、至死心懷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的願望、敢於學習西方製度優越性的精神為好！還是順應世界民主潮流為好！
    
     ⑹、天下有德者居之。習近平今日能夠承襲大位集權于一身，完全是習仲勛是共產黨高官中少有的有德者行陰功積德的結果。如果習近平拒不順應天意民心，拒不解民于倒懸，拒不實行民主化和平轉型，頑固堅持【一黨專制、國賊獨裁、新型特權奴隸社會黨國體制】，其結果如何?世人可以拭目以待！
    
     ⑺、毛澤東搞專制獨裁暴政，到頭來不過是為他人做嫁衣裳，習近平堅持專制獨裁，到頭來也只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有負其父習仲勛，背歷史的罵名！
    
     我在《大變革與新文明》一書中也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出：衷心希望共產黨習近平先生不要輸于國民黨蔣經國先生，任期有限，應該早下決心，痛下決心，抓緊時機積極啓動中國自由民主化和平轉型，接納有代表性的民間智庫人士參與製定當今中國費城憲法——《中國憲政民主和平轉型維穩法案》，實施【執政黨初始化兩黨制】穩妥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建立【新五權虛君共和民主憲政】超穩定結構，從而超越毛澤東，超越鄧小平，成為中國開萬世太平的偉大聖君，澤被後人後世，流芳萬古。
    
     12.結論：頑固抗拒政治體制民主化改革，所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重複毛澤東的騙術
    
     老毛水太深，
    
     黨國太無道。
    
     社會主義名，
    
     實行奴隸制。
    
     羊頭馬克思，
    
     狗肉秦始皇。
    
     欺騙難持久，
    
     暴政終必亡。
    
    附：不可忽视中国政治文化严重存在着两大乱渊源
    
     陈泱潮《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一书摘录
    
     天人合一與天命前定，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經驗之談和重要內涵。中國未來學經典《推背圖》以及《梅花詩》、《燒餅歌》等歷驗不爽的預言，一直是在重大歷史轉摺關頭為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人士所關注的信息。
    
     《推背圖》第44像就預言到“而今中國有聖人”之时，會給中國帶來“否極泰來九國春”；第59像則預言到中國政體製度的最佳歸宿在進入全球化地球村時代即人類本次地球文明的鼎盛時期，中國會成就“一人為大世界福”的君主立憲大同社會······
    
     明初劉伯溫的《燒餅歌》作出了中國末期必有“聖人能化亂淵源”的預言。
    
     那麽中國的“亂淵源”究竟是什麽?
    
     中國與西方最根本的不同點，是中國沒有惟一真神聖經文明信仰。中國兩千多年來奉行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准無神論官本位文化帝王文化。正是受這種准無神論官本位文化帝王文化的長期浸淫， “彼可取而代之”、“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家家想出皇帝，有能者個個想稱孤道寡”，就成了中國獨有的傳統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現象。
    
     這種“彼可取而代之”、“家家想出皇帝，有能者個個想稱孤道寡” 傳統的准無神論官本位文化帝王文化，就是中國的第一個［亂淵源］——可以說一部中國歷史實際上就是爭王爭帝改朝換代的歷史。
    
     而傳統公開的顯性帝制由於得到中國傳統帝王文化的認同，一個新王朝往往能夠維持兩三百年的統治，才會被後來興起的新王朝所推翻所取代。這就形成了中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改朝換代週期律。
    
     然而，20世紀初傳統帝王文化已經遭到否定和顛覆，推翻帝制成了時代共識和潮流，傳統公開的顯性帝制喪失了立身之地。
    
     但是，一方面，人的社會性決定了人需要具有權威性的國家機器來管理；另一方面，人的生物屬性如蜂如蟻，社會大眾潛意識中生而具有擁戴君王的本能。
    
     這種人的社會性生物性的需要，給中國傳統文化［亂淵源］提供了作祟的頗大空間。以至於顯性帝制不能名正言順實行，梟雄黑道就變換花樣打着“民主共和”旗號實行隱性帝制。
    
     醉心于權勢而又精於權術奉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梟雄黑道人物在帝王意識之下，千方百計地對實質上的“專制獨裁”加以塗脂抹粉和包裝，大搞陰謀詭計，以達到瞞天過海用隱性帝制行專制獨裁之實奴役人民的目的。
    
     目的的邪惡決定了手段的邪惡：隱性帝制本質上是極其邪惡的騙子政治。
    
     以百年來的現代史為例：
    
     1906年清王朝慈禧太后就下詔預備行憲，1909年又再次下詔重申了預備行憲，並命各省當年內成立諮議局，舉國上下興起憲政維新思潮。但掌握著清王朝軍事實力的袁世凱沒有就勢擁護清王朝實行虛君共和憲政民主，而是借辛亥革命之勢逼清帝退位，最後由自己來上演恢複帝制的閙戲，實質上就是傳統文化“彼可取而代之”、 “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家家想出皇帝，個個有能者都想稱孤道寡”的［亂淵源］作祟所造成的結果。
    
     繼袁世凱稱帝之後，梟雄黑道氾濫，中國又接二連三出現了打着民主共和旗號大搞陰謀詭計做隱性皇帝的獨裁者。
    
     先有孫中山在中國民國剛剛誕生就不顧舉國反對忙忙發動所謂“二次革命”分裂中華民國的戰爭，繼而在投日不成之後又投俄，推行“中國革命必以俄為師”依靠蘇俄割據廣東準備北伐······
    
     後有蔣介石推崇孫中山以蘇俄黨國體製取代了三權分立的民國體製，以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民黨黨旗取代了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五色國旗，實行“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
    
     而深研中國傳統帝王術、名義上奉行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情有獨鍾于厚黑學的毛澤東更是後來居上，實質上超越了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隱性帝制獨裁者······
    
     但是，由於名不正言不順，隱性帝制非靠陰謀詭計維持不可，因而不能持久。隨着強勢人物肉體生命的終結，隱性皇帝也就要面臨更迭。儘管這種更迭有時可能避免了流血，但是，在“彼可取而代之”、 “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家家想出皇帝，有能者個個想稱孤道寡”的中國傳統文化［亂淵源］的作祟下，遲早要通過火併（例如华国锋發動宮廷政變抓捕“四人幫”）來解決，甚至要引發動亂、騷亂、暴亂、戰亂（例如薄熙來如果不煽了王立軍一耳光的話）來解決。
    
     但是，不管怎樣變，隱性帝制總是短命的。實行黨國體製隱性帝制的前蘇聯僅存在了69年，同樣實行黨國體製隱性帝制的蔣介石王朝也僅僅存在了59年（從蔣介石1928年宣布北伐成功實行黨國體製到1987年蔣經國結束台灣省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可以斷言：任何黨國體製隱性帝制都不可能再有傳統顯性帝制200-300年的國祚，難以長治久安。惟有英國北歐諸國和日本那樣的虛君共和民主憲政可望開萬世太平綿延無盡期。
    
    綜上述，我們可以把“彼可取而代之”、“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家家想出皇帝，有能者個個想稱孤道寡”的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稱之為【帝王文化［亂淵源］】；把隱性帝制稱之為【國無恒主［亂淵源］】。
    
    這兩大［亂淵源］同時存在、同時作祟、同時發作在一個沒有統一的有神論宗教信仰的人口大國問題大國，穩定註定是短暫的，註定是難以為繼的!維穩經費超過國防軍費，越維越不穩，乃命中註定!
    
    也正是在這兩大［亂淵源］的作用下，當代海外民運才會政黨林立，才會有那麼多的萬年主席，才會有那麼多人高喊“革命”口號鼓吹暴力革命，想當上改朝換代的第一人，以致整個中國民運隊伍一直是亂麻麻一盤散沙的狀態——值得引起高度注意的是，海外自由世界中國民運隊伍這種亂麻麻一盤散沙的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不建立超穩定民主結構的未來中國完全有可能出現的亂像。
    
     在這種存在兩大［亂淵源］的嚴峻形勢下，中國如何治亂？如何才能有效化解這兩大［亂淵源］？如何才能根治這兩大［亂淵源］？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