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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夏文摘 作者：杨立宇
       
                       如果说“大跃进”主要祸害了中国农村，那么在相似的程度上，“文革”主要祸害了中国城市。但后者的表现更夸张、更刺眼。
    
    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文革”只在表面闯入了中国农村？这需要从“四清”运动开始说起——“四清”（又称“社教”）运动与“文革”鱼贯开展。
    
    考虑到改革开放在“文革”的废墟上起步，而现在有人暗示改革的某些后果需要借鉴“文革”的方式加以对付，那么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就不能不提高警惕了。
    
    假如两个人在打架，区别哪一拳必要、哪一拳不必要没有多少意义。重要的是为什么会打架，以及造成了什么主要后果。我怀疑明里暗里为“文革”招魂的人，是否还保有作为人的基本良知，或是对以毒攻毒、以火救火的天方夜谭中毒太深。
    
    简而言之，评价“文革”的困难主要在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对现代中国人构成一道很沉重的政治智力测试题。但“文革”本身的祸国殃民性质不值得辩论。该运动从面子到里子都荒谬，从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都吃尽苦头，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打粮食”的，而且再次让中国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
    
    “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又共享的那个“大”字，暗示了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和发生机制。奇巧的是，两场运动还共享了“发动”这个专用政治术语，并且时隔不到十年又搞了上十年——为什么中国人很容易被“发动起来”成为真正的秘密。
    
    不能把“文革”的责任统统推到一个人或四个人身上。按“文革”初期中国八亿人计算，平均一个人要对两亿人的行为和处境负责，无异于说一个坏人的本事极大而两亿好人极端弱智。
    
    农村的“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比现代中国人已知的后果更深刻。老实说，“四清运动”只有“清经济”被落到了实处。农民对身边的传统公平准则一向心明眼亮，也精通与人斗。“四清”的其他内容农民都不大懂。稍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经历过“四清”运动的许多基层干部，皆有“脱过一层皮”的余悸，心灰意冷，士气低落。
    
    “大跃进”释放掉了农民狂热的能量。“三年自然灾害”让农民再次牢记饥饿之苦。而“四清”运动则再铲平村庄内细微的贫富差距，等于释放掉了农村“文革”的大部分能量。干部的特权也就剩下合法地不干活了——为官者的会议总是很多。
    
    由于当时农村的贫富差距，主要源于是否有家庭成员在城里“吃商品粮”，因此农民在接受城乡差别的同时，也受到意义深远的启发——当工人比当农民好。
    
    农民不能对“价格剪刀差”进行有组织的集体抗议，是因为“支援国家建设”绝对“姓公”，所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就只剩下“出工不出力”这一招了。于是不出所料地普遍出现“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经济效果。
    
    我感到，“文革”开始时批斗所谓走资派，再斗地富反坏右分子，恐怖的强制性政治含义，农民（社员）还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当时的中国农民正在以低效率的集体劳动方式，支撑着中国经济的主要压力。没有贫富差距，只有均贫和更穷，甚至有不少手持革命委员会的正式介绍信外出讨饭的农民兄弟。
    
    中国农村问题的是非界限生成于均贫到饥饿之间。中等烈度的问题是贫富差距。高烈度的问题是官民关系。当农业问题处于低水平时，在政策上解决它的难度并不大，收益却可能很可观。对此，利益集团的分析框架可能只有很微弱的解释力。
    
    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是不是在“文革”期间一无所获？肯定不是。正如电影《秋菊打官司》非要“给个说法”所示，农民对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官方评价既敏感又重视。
    
    毛泽东把约1500万完成了造反使命的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命令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农民具有极大的精神安慰剂效果。不过此举代价蛮大，城市青年成为农村紧缺口粮新的合法瓜分者，加剧了农民的实际负担。与城市知青下乡反向操作的是，政府又招收了大约1400万农村青年进城当工人——差不多就属于瞎折腾了。
    
    但是，如果从日后改革开放时代所需的某些主要微量元素看，结论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庞大的知青群体对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或者说基本国情有了感同身受的体验，进而对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的巨大难度有了深刻理解，不再容易被廉价的口号搞得头脑发热。
    
    由此观之，知青运动可被视为一笔为改革预存的社会政治资本。这张牌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义。
    
    农村和农民在“文革”期间的最大潜在收益，是毛泽东重新力推“两条腿走路”的农村工业化政策。这一次，在农村兴办社队企业是携带着雷霆般的政治目标来的。1976年农业部正式设立了农村工业管理局。
    
    如前述，把一部分工业使命交到农民手上，中国经济就由不得计划体制的周密算计了。关键是“乡村企业的利润归事实所有者而不归中央”，何况农民几千年来就知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初级市场知识。此举实际上意味着计划体制不得不向中国农村的现实妥协。所以说经济体制改革以此为最初的端口，是有一定道理的。
    
    毛泽东曾经满怀诗人的浪漫情怀，力图把人民公社办成“工农商学兵一体化”的综合实体，并获得了可圈可点的进展。典型如农民办的小学和办在农村为农民瞧病的小诊所。这两件事都涉及社会正义、市场条件和人的基本权利，即阿玛蒂亚·森所说的“工具性权利”——达到“实质自由”的必要条件。
    
    不久前笔者赴农村调研，再次注意到几户农家正厅墙壁上挂着毛泽东的像。我问道，“毛主席搞人民公社把农民饿得够呛，邓小平让你们有吃有喝，你们为啥只挂毛主席的像”？大同小异的回答我又听到一遍：“邓小平解决了农民吃的问题，但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没有腐败，要穷大家一块儿穷嘛。现在反腐败，这好！当官的不敢胡乱喝酒咧······”
    
    我想我能理解“农民的真理”，问题是怎样理解“文革”与反腐败的关系。
    
    在可预期的时空内，对中华民族智力的最大挑战有两个，一是做对改革的顺序，二是将对“文革”的反思推进到可取的深度。二者之间的联系不仅在于“文革”是改革前最后一个糟糕的驿站，更在于经历过“文革”的人正是推动改革的主力军。
    
    经历过“文革”的人通常更不愿意主动提及“文革”——“文革”的阴影无时无刻地影响着许多改革的底线。比如大多数中国人都深知一旦国家乱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最确凿无疑的是，“文革”是整个民族的伤痛，所有职业人群看上去都受了委屈，都可以自称“受害者”。那么谁是加害者？
    
    “文革”结束以后，官方要求“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策很可能是次优的，实际上也没法做到最优。当时算旧账只会再次生乱。不过不给一点“说法”也不成。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足够有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恰当分寸。
    
    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①“文革”是一场灾祸；②主要责任在上面而不是在下面。这使多数人能暂时放下内心的委屈，着眼未来，投身改革······
    
    1981年的《决议》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智慧，也及时。但有些问题并不会因为“拖”就消失。其中最难以平衡的方程式是，方程的一端是“发动者”犯下了严重错误，而在方程的另一端，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容易被“发动起来”，去投入一场疯狂和绝对有害的运动？
    
    1966年秋，我还是小学生。一天晚饭后，一群凶神恶煞般的红卫兵（十几岁的中学生）敲我家的门——他们敲错了。他们的目标在对面——我父亲单位一位留美归来、受人尊重的总工程师的家。
    
    之后在十几秒的时间内，我就听到一声清脆的打耳光的声音，他们在打一位老人。随后我忽然被打了一巴掌，原来我的家长发现我留了一个门缝向对面看，生怕不小心把红卫兵招惹来。之后不久，我听到红卫兵们命令两位老人爬着楼梯下到院子里去，其间打骂声不绝。第二天，红卫兵进出走廊时神气活现的劲头令人终身难忘。
    
    现在回想起来，最初起事抄家的红卫兵们一定是从哪里弄到了“犯罪执照”。如果说他们还有一点人性，恐怕也就剩下一点混浊不堪的劣质人性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只要听到有气无力的敲锣声，那就一定表示又有“走资派”被造反派戴上高帽子在游街。再往后，打砸抢的规模所形成的恐怖气氛，跟现代战争影片所展示的场面相比，只是少了枪声而已。不过随着工人参加“文革”，枪声很快也补齐了。
    
    直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究竟为了追求什么目标，需要中国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怎么会有人怀念无法无天的“文革”？
    
    “文革”后期我去某省会城市，有两件事让我至今历历在目。一件事是公共汽车发神经了，五六辆车呼啸而过却不载客，车窗玻璃全无。另一件事是国营菜场只有盐和咸菜可售。
    
    根据官方说法，“文革”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要说“文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一定是对社会主义的天大诬蔑；然而要说“文革”是为了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要认真对待了——反对私有制吗？不是，当时中国遍地是公有制。
    
    从足以煽动起人们心中有历史根据的怨言和不满来看，贫富差距和特权有充当“斗牛红布”的嫌疑。
    
    虽然中国并未经历过一个像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把贫富差距和特权现象、官僚主义等，以及介于人情和腐败之间的送礼之类行为，统统打上资本主义标签予以谴责，在扣减大脑正常思考功能的条件下，也确实不难办到。
    
    “文革”的社会动员机制有三个关键窍门：①把贫富差距和腐败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②把1949年以前的中国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③利用传统社会对贫富差距和特权、腐败现象经久不绝的反感心理，来“发动群众”予以打击。
    
    现年50岁以上的中国人不会忘记，“文革”前半程动不动就搞“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确有较强的煽动（发动）效果。其实质是，从传统社会心理和“两层中国”社会结构的下层部分汲取打击力量——与革命时期的力量同出一源。只不过“文革”采取了恐吓方式：“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
    
    应该说，上述社会动员的套路在当时的农村已经彻底失灵了。因为农民普遍认为最苦在1960年代初，不到十年再忆苦，朴实的农民往往实话直说。
    
    作为伟人的毛泽东精通历史，特别了解下层民众的心理。但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享有无数夸张的荣誉称号，比如“世界的太阳”“人类的救星”“东方的列宁”······就是没有一顶经济学家的桂冠。这暗示，作为革命大师的毛泽东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因果关系也是一厢情愿的。
    
    相反，真正能恢复秩序就真能恢复生产。比如，当时政治地位很高的火车司机中之个别人，竟敢将火车开到半道停下来到路旁的村庄去吃饭、买鸡蛋······
    
    总之，“抓革命、促生产”是最失败的政治监护。
    
    我当年看过一些大字报，内容无非是一些占小便宜的鸡毛蒜皮，却上纲上线提到资产阶级思想的高度，其实统统没有超过个人恩怨和微量私仇的范围，也没有多少人真正义愤填膺——民众只是对道德瑕疵和官僚主义保持着一贯的反感而已。
    
    狂热分子和投机之徒对各级干部的人身、肉体攻击，大体上也受到传统官民矛盾所形成社会心理的“暗中资助”。这种比“秀才遇到兵”更恐怖的氛围确实能产生一种效果：收获了“铲除利益集团”的效果。诚实论之，改革之初中国拥有这张“牌”，对随后的改革开放确实有“坏事变好事”式的影响，是中国特有的改革禀赋。
    
    可以肯定，“文革”时期的中国暂时退出了任何一种名目的文明。恐怕也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愿意与“文革”为伍。红卫兵很快把自己的名声彻底搞臭了，50年以后还会更臭。
    
    “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舞台”时期，“文革”中最不可饶恕的草菅人命达到高潮，毁掉了工人作为领导阶级的荣誉。而十年未涨工资也让工人家庭吃不消。关键是，工人步学生后尘参与“文革”使目的不详的武斗升级，把许多城市搞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此时任何一声吐字不清的“立正”口令，都会让人立即服从。
    
    一般说，披着羊皮的狼与披着狼皮的羊相结合，最善于制造诡谲的恐怖气氛，而且效率奇高。所幸农民对“文革”没有兴趣，亦无精力，否则“文革”的后果更不堪设想。但愿“文革”的教训起码够中国使用一百年，绝不许其还魂。
    
    最终，政治运动依次打击了中国所有职业人群，各家都苦不堪言，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很微妙的机制是，一旦政治被墨化到这种程度，经济反倒很容易成为中国改革的首选领域和优先目标。
    
    中国人对“文革”的认识还远谈不上深刻，反省也不够到位。令人惊讶的是，现在竟有人企图为“文革”招魂。其中最荒谬的看法莫过于赞扬“文革”的所谓大民主形式。我坚信倘若民主有灵性，她一定会愤怒地拒绝这个很“大”的高帽子，耻与之为伍。民主会强调自己从不提倡并坚决反对整死持不同意见和观点的人。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有一个十分可恶的条件，即要求人们“把大脑交出来”，以毛泽东一人所言为绝对真理，以便“大民主”的形式只容得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祸国殃民的理论。有谁听到过“文革”时期被整死的人，有机会为自己说一句有效的公开辩护的话吗？
    
    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大难临头时才想到《宪法》，也未能免死。可见民主和法治在当时中国的根基有多么浅，一阵风就可以把她连根拔起。事实上，连施害者们也出尽洋相。比如“文革”正式杀人的判决书上言明“依法判处死刑”，依什么法？
    
    连《宪法》都指望不上，《刑法》《民法》压根就不存在，怎能窃用法律的名义杀人？
    
    更严重的是，如果被害人试图为自己辩护，通常都会自动触犯一种说来就来的“不老实罪”，拳脚伺候算是客气的。当时中国人没有权利的概念，将乌合之众令人发指的狂欢称之为民主，无异于给职业咆哮者和精神病患者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看来在某种意义上，“群体不能完成需要很高智力的工作”，“群体容易成为刽子手，也容易慷慨就义”。
    
    有人相中了“文革”的反腐败功效，或许以为猴子是由人变过去的。其实正是在“文革”时期诞生了一个专业的腐败术语，叫做“走后门”。而“前门”聚集的正是无数无权无势无助的“广大革命群众”。
    
    我曾见过，连菜场的营业员都给熟人广泛的优惠——卖菜既挑好的，又抬秤。当她实在承受不了排队人群的道德谴责浪潮时，也咆哮一句“你们谁在单位不给熟人开后门？凭啥说我？”结果谴责的浪潮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无论如何，在讨论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和约束条件时，我们需要警惕从“文革”的武器库里找出反对改革的武器。否则，中华民族很难以智慧相称。
    
    （摘自《改革：中国做对的顺序》，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

    
    来源：《同舟共进》作者：叶匡政
       
                       摘要：对任何重大的公共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虽然这种判断和看法，每个公民可能有不同价值立场，但在一个多元时代，这种多元性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客观存在。
    　　
    如今，网上无法证实的传言似乎增多了。有的被证明确实是谣言，也有的被其后官方公布的真相所证实。在自媒体时代，如何认知谣言与真相的关系，显然值得每个人思考。
    　　
    儒家很早就注意到言论传播的力量，《论语》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就有这种含义。儒家一直强调言行之仁，希望君子通过个人修身，达到言论的真实。所以《论语》中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并说“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认为那些传播道听途说的人，是德之弃物。不过，古代谣言还有一种形式，被称谶言或谶语，这类谶语多为隐语，人们认为可“预决凶吉”。包括《易经》的卜筮之语，吉凶也在于如何解释，人们并不认为这类对隐语的解释就是谣言。
    　　
    翻开史书，历朝历代这类谶言特别多，多通过儿童之口传唱。比如秦始皇时，有仙书和童谣均传“亡秦者胡也”，始皇于是发兵30万抵御胡人匈奴，并修长城。哪知最终秦王朝并未亡于胡人，而是亡在秦二世胡亥手中，一语成谶。应当说，每逢暴政或政局混乱的朝代末年，都是这类谣言和谶语大兴之时。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如秦末的“大楚兴，陈胜王”、西汉末年的“代汉者当涂高”、董卓专权时的“十日草，何青春，十日卜，不得生”、东汉末年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元末“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都属于这类谶语。秦始皇颁有最严酷的对谣言的禁令，秦法有“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的规定，即便如此，短短的秦朝却成为各类谣言传播最多的时代。
    　　
    不过，在西方传播学中，并不把谣言看得那么可怕。有美国学者认为，谣言不过是民众在讨论过程中创作的即兴新闻，传播的往往是对事件未经证实的描述或解释。它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些模糊而关键的社会情境中的正常社会反映。它往往携带着民众的集体智慧，目的只是为事件寻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真相。谣言源起于人们对事件真相的未知，如权威机构没有公布事件的真实信息，或公布的信息难以获得民众的信任，往往会导致谣言出现和传播。所以换一个角度看，谣言也是一种新闻或传播方式，它表达了民众对未知真相的一种猜测或推理，这种方式可以化解民众对信息不明的焦虑和恐慌。
    　　
    谣言与真相有一定的辩证关系。谣言的盛行，往往表明真相的匮缺、信息沟通渠道的不畅，或人们探知真相的成本过高。谣言未必意味着完全的虚假或毁谤，它更多的情况只是未经证实而已。所以，人们常根据消息提供者的可信度，来判断一个传言的真实性。在一种信息和新闻常被严格管制的社会秩序中，谣言周期性的诞生，会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一部分。一旦民众获知真相的渠道多了、成本低了，反而让谣言难以存身。从这个角度说，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反而有遏制谣言传播和扩散的可能。因为这类自媒体，使得每一个身处现场的民众，都有可能成为事件的直接报道者，即便有人散布了虚假信息，也会很快被来自现场的一手信息纠正。
    　　
    微博的开放性，使身处其中的民众，对信息有了强大的纠偏能力。一个信息在经过千百次的转发与评论后，事件的真相往往变得越来越清晰，评论和分析也会趋于平和与理性。一条信息原本并不充分的微博，在附加上各种评论和信息补充之后，也更接近事件的真相。所以，一条热点微博所提供的并不只是140字的孤单信息，而是一个由民众集体智慧构成的信息群。这种经过群体讨论和补充后的信息群，显然要比某个个人或机构提供的信息更为可信。可以说，正是微博这种多元开放的言论环境，使民众实现了对信息的共同发现和参与。在这样的言论环境中，真相反而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谣言却无法长期存在下去。
    　　
    在辟谣过程中，只取信官方说法，显然是存在问题的。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些地方政府或利益集团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事件上，常会成为真相的主动掩盖者。对这些所谓的官方信息的质疑，原本就是探索真相的一部分。大陆的主流媒体，由于负有引导舆论的责任，也会对重大公共事件进行有选择的报道，报道的尺度和标准掌握在媒体主管者手中，并不顾及是否伤害到民众的知情权。正是民众对官方和主流媒体的话语的不信任，成为谣言滋生蔓延的土壤。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那句名言“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可以说道出了很多民众面对谣言的一种心态。
    　　
    很多被指责为“谣言”的信息，大多是民众对事件疑点发出的合理质疑。这种质疑，是人们寻找真相必经的一步。任何对真相的理性探寻，必须确保民众有质疑的权利和自由，只有排除了一切合理的怀疑因素，我们获知的真相才能具有权威性。没有经过充分质疑的真相，也很难做到真正取信于民。所以，西方早有学者指出，即便在言论自由、法律完善的社会中，也不可能使谣言完全消失，因为谣言的消失违背了人们发现真相的原理。对真相最大的遮蔽，往往不是流行了什么谣言，而在于相关的权力部门或利益集团，对民众探寻真相的管控。
    　　
    应当说，对任何重大的公共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虽然这种判断和看法，每个公民可能有不同价值立场，但在一个多元时代，这种多元性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客观存在。真正让人恐怖的倒是，对一个事件只允许有一种判断一个看法，这种思维只会导致对信息和言论的强权管制，使得社会和民众离真相越来越远。同样，一个置身微博的个人并没有必要等到事件完全告一段落时，再发表自己的观点。只要对真相保持足够的敬畏，对谣言保持必要的警惕，对来自他人的质疑有着不断的反思，就可能在微博的多元环境中修炼成一个成熟的公民。很显然，在微博这种言论社区中，那些常常制造谣言的人，会很快失去这个社区中民众的信任，谣言的制造者最终伤害的是自己的信誉。
    　　
    在一个急剧变化和言论不畅的社会中，谣言更容易得到广泛流传。谣言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会加大了产生误解和冲突的可能。在极端情况下，谣言还可能催生社会与政治暴力，比如将某类人群贴上相应的标签进行道德审判，或推动法律用更严厉的措施处理犯罪者。有研究者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和谣言有着血缘关系，而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被谣言激发的兵变。这种看法显然也有偏颇之处，其实谣言不过是社会局势失控的表象，而非原因。但这也表明，在社会稳定和暴发激烈社会抗争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谣言。
    　　
    所以有西方学者，把谣言也看作社会抗争的一种方式，只是它的手段不像革命那么激烈，但显然蕴含着一种抗争的意味。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通常会借助未经证实的谣言，为自身获得一种有利的舆论支持，表达抗争诉求。
    　　
    然而，在官方和传统媒体的意识中，总是把谣言看作对事实完全的歪曲和捏造，总把民众看作是“不明真相”的群体，把谣言的传播者看作是“别有用心”，这显然不是对谣言的理性态度，只会导致更多谣言的产生。谣言是社会和民众焦虑和恐惧的一种回声。只有把谣言看作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现象，构建合适的信息公开机制、充分的民意表达机制、公正的司法机制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机制，才能真正减少谣言的数量。谣言的层出不穷，表现社会缺乏可靠而安全的信息出口。但从某种程度上，它也缓解了民众的焦虑与恐慌。从这个角度看，谣言能够通过微博获得一定的传播，反而显示出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至少说明权力部门对信息管制有了某种宽容。社会和民众心中潜伏的质疑和焦虑，终于有了一个宣泄的渠道。政府和媒体也能从微博中了解到民众的所思所想，感受到社会真实的脉搏。
    　　
    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互信度，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本，这种资本需要长期的互动才能积累起来。微博无疑在加强大陆信息传播的透明度，这种透明度只会提升民众在公共生活中的安全感和相互的信任感。这种透明度，需要我们对谣言有一种理性的态度，谣言也是人们接近真相的一种手段，有它积极的价值。只有宽容地对待谣言，我们才可能揭示更多的真相，谣言的土壤才会越来越贫瘠。

谢选骏：共青团中央的犯罪分子



2016年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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