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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文革“小小老百姓”陈伯达

2016年7月03日

      作者：喻智官

     “牛鬼蛇神”陈伯达

    五十年前，每提文革，总加前缀“史无前例”，五十年后追忆，文革还“史无后例”。轰轰烈烈的文革，以疾风暴雨峻厉豪放的正剧开场，最后演成无所不包的杂剧：有癫狂迷乱恣意妄行的闹剧；有反讽荒诞滑稽突梯的谐剧；有格杀互害不知所为的悲剧。

    陈伯达就是其中一个蹩脚“演员”。

    一九六六年，陈伯达被毛“莫名其妙”地拉上台当“主角”，一九七○年又被毛拿出来“祭旗”，被毫不留情一脚踢下台。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陈伯达刚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就发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鼓噪起文革高潮，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叛徒、特务、走资派及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等臭老九先后被网进牛鬼蛇神队伍，被“打得落花流水”。

    现世现报，一九七一年，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报刊上给陈伯达扣上无数帽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军事俱乐部成员、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头面人物、尊孔派、大儒、野心家、伪君子、反共老手、政治骗子、黑秀才······”牛鬼蛇神的各种名号麕集他一身。

    “十恶不赦”的陈伯达为此遭囹圄之灾，当他被押进秦城监狱，面对牢门时禁不住大叫：“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救过毛主席！”

    一九四八年春的一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陈伯达去叫毛离开屋子，毛逃过一劫······他临危邀功，却软化不了残暴主子手上的屠刀。

    几十年前，当陈伯达走进毛时，绝没料到会有这样的下场。

     延安演讲时人生的转捩点

    陈伯达一九三七年奔赴延安。最初，他在陕北公学等处任教，并未受重用。一次，他在座谈会上谈孙中山思想的两个两重性见解，在座的毛发现了他的才学，调他来任军委主席（毛泽东办公室）副秘书长。延安整风时，他写文章宣扬毛是中共唯一正确的最高领袖，随后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四三年抗日时期，陈伯达在毛指导下撰写《评【中国之命运】》；在国共内战时期写《蒋宋孔陈——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小册子，大势进行反蒋反国民党政府宣传，以此博得中共首席理论家称号。

    中共建政后，陈伯达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参与起草许多重要文献：一九四九年的《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一九五三年的《宪法草案》；一九五八年的八大《政治报告》；一九六一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九五六年中共创办理论刊物《红旗》，他任总编辑。同年，他当上了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文革中被推到权力顶层

    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诛杀一批有异心的建国功臣”，其手段就是重用文痞刀笔吏舆论现行。陈伯达“得风气之先”，他在四清运动期间起草《二十三条》中就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次年，他在起草《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两个文革纲领性文件中再三强调这个论点。在工作组问题上，他与刘、邓意见相左主张撤销，站在了毛的“正确路线”一边。

    论功行赏，毛点将陈伯达当文革小组长，并让他在中央全会上跃升为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八月十八日，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其貌不扬的小个子陈伯达紧随毛、林、周，在登上天安门城楼亮相的同时，也登上了人生的峰巅，一夜间名扬全国。

    陈伯达从此进入他受审时自认的“发疯的时刻，”制造或参与了不少大案。他在揪斗刘少奇的报告上添加邓（小平）陶（铸）夫妇的名字；他和谢富治一起清查“中国（马列）共产党”案，怀疑朱德、陈毅等一批元帅、副总理等人组党搞政变；他在迫害陆定一的材料上批示“给陆定一戴上手铐、降低生活标准、交红卫兵审判”；他参与整肃的“冀东党大冤案”最为惨烈，受株连者八万多人，其中近三千人被迫害致死，七百多人致残。

     “我是小小老百姓”

    然而，陈伯达毕竟有传统文人的一面，在丧失理智的狂乱中不时显露一点残存的仁义。

    文革初期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陈伯达认为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随即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在抄家批斗肆虐时，他指示北京市委发出“不许私设公堂、拘留所”等内容的布告。

    陈伯达的尴尬在于，他担着文革组长盛名，但文革小组的事都由副组长江青说了算，他常因持异见而受江青和康生训斥，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上海发生安亭事件，工人造反队阻断铁路交通，他指示“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工人应回厂搞好生产”。张春桥却说“革命也是大道理”。武斗白热化时，他主张收缴群众组织的武器，江青却提倡“文攻武卫”。他在文革中常把“我是小小老百姓”挂在嘴上，从他在文革小组的处境可知，这句口头禅既是自谦也不无自嘲意味。

     糊里糊涂遭灭顶之灾

    受江青集团奚讽冷落的陈伯达，只好去林彪集团取暖。九大召开时，他为林彪起草政治报告，提出中心工作应该从搞运动转向抓经济建设。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的另一份报告的中心思想是“继续革命”。他批张、姚的报告是“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他的报告是“唯生产力论”。最后毛采用张、姚的报告，他感到遭毛遗弃，大哭了一场。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附和林彪的意见，赞成设国家主席，还高调宣讲天才论。他天真地认为，称颂毛是天才以对抗张春桥总不会错，讵料毛拿他当靶子敲打林彪，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把他骂得一钱不值：“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我们“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一字千钧地宣告了他的末日。

     百无一用是书生

    陈伯达本是性格懦弱的“老夫子”“书呆子”（江青骂他的话），被奸佞枭雄毛招到手下为官，惜乎，他学得了毛的野心和权欲，却始终搞不懂毛的权术，他投机取巧左右逢源，却动辄得咎弄巧成拙。他赞同彭德怀上书，又转头痛斥彭有“反骨”；他帮刘少奇修改《修养》，文革后又批《修养》“反动”；最后，他因为林彪的天才论做注解而成为替罪羊。

    陈伯达在受审时自责：“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我的一生是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至死认识不到悲剧的根源，晚年还重申，“永远感念毛主席”，他这个“学生犯了大罪，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可怜的文革“小小老百姓”，是被皇帝杀头还坚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感恩戴德的腐儒，是被共产党这部绞肉机碾成齑粉还甘为零件的顺服工具。

    夫复何言？

    （原载《动向》2016年第6期）

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因素概述（上）

2016年7月04日
    来源：华夏文摘来源：沈昆

                       1966年－1976年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堪称与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共产党政权的中国共产革命相比肩的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扭转了中国大陆社会发展的轨迹。

    文革作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场社会运动，其涉及面之广，卷入的参与者之众，触及的各方社会层面之深重，对中国社会及国人的影响之刻骨铭心，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文革也是中共执政以来首次在相当长的时期（几年）内脱离共产党铁腕控制的社会运动。在这样一场空前广泛、深入的社会运动中，各种利益群体、各色人群团体集合的政治热情都受到极大激发而作了充分的表演，都力图给文革打上自己的印记。于是文革也就表现为种种社会矛盾跌宕起伏、扑朔迷离、诡异多端、惊心动魄的矛盾演绎运动。

    这样一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运动，显然并非个人意志的结果，也绝非“骗子、疯子、傻子”互动的即兴滥觞。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必然具有其深刻的原因，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与时代背景等诸方面的原因。

    本文将对造成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上述诸因素及其对于引发文革的必然性或偶然性影响加以分析阐述。

    一、意识形态因素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十九世纪中期，伴随工业化在西欧的实现，科学技术得到飞跃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根据科学理论预测而征服自然的能力。随着人类根据理性征服自然发展生产的能力不断增强，人类自然不会安心于自己的命运再受那只看不见的手随意操弄，也必然会试图按照理性设计和安排社会发展的进程。于是，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体现了人类理性的勇敢挑战与人类不甘心于命运被操弄的雄心壮志。尽管在以后百多年的实践中逐渐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错误，马克思主义仍然不失为他那个时代杰出伟大的思想创新。

    在奉行实证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被实践证明之前不会被多少人接受为真理，而仅是众多社会学理论中的一家之说。同时，由于西方经济较发达，工人也有一定的收入而对自身利益有较清楚的期待，不大会为了不确定的革命结果而牺牲可以预期的利益，加之资产阶级面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日渐愿意妥协以避免两败俱伤，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工人中缺乏号召力，终于无功而终。

    东方的俄国与中国却都有崇尚理论的文化传统，容易被貌似真理的理论所倾倒，在中央集权的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一旦为寻求真理的人们所接受，必将聚合众多的仁人志士竞相为其折腰，无产阶级革命也就难以阻挡了。

    在中国，历史之所以选择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除了上述文化原因外，还由于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努力一直受到列强的挤压，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从而成就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不思改革、拒绝妥协，迫使被压迫的阶级别无选择，只有起而革命，成为共产党革命在中国成功的必要社会条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朝的封建帝王统治后，由于中华文化“成王败寇”的对内最高政治准则而陷入了延绵不断的军阀割据与混战；同时由于外部列强的压迫与瓜分危机仍然持续增长，不仅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依旧发展空间逼仄而困难重重，民族危亡的紧迫性也不容等待中国的工业化经历漫长的资本主义自然发展过程。于是，这些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和外部国际环境构成了国人接受马列主义的基础；而以苏俄之成功为包装的马列主义理论，显然也更符合崇尚“天理”（五四启蒙后，天理摇身变为“真理”）的中华文化对于真理的追求。而从马列主义为少数精英接受到演化成大规模的共产革命，实赖中国当时拥有绝对优势的统治阶级不断打压、赶杀共产党人之力。及至日寇大举入侵，民族危机，举国抗战，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得以深入敌后发展壮大。共产党高举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符合普世价值的大旗，并由其领导的根据地抗日政府向国内外展示了廉洁、勤勉、民主、公正、为民的清明政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高估自己的硬实力优势（稍大于五比一），却完全忽略共产党的软实力优势，又一次拒绝让步、拒绝与愿意妥协的共产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不惜放弃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的主要战胜国所应得的胜利果实而执意发动消灭共产党的内战，放弃了改革政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最后机会，使共产党及其革命有机会最终在中国胜利。

    中共在中国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更坚定了中共全面实践马列主义“真理”的理论自信。

    马克思主义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本意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呈现的种种弊病，为人类设计了一条实现人类几千年来一直追求的平等、自由、公平、正义、共同富裕这些普遍价值的必由之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达到社会成员在生产关系中完全平等，以计划经济消除自由竞争引起的经济失控及其造成的资源浪费。然而，由于马克思在创造其理论时错误地把剥削、社会主义这样的伦理概念引申为经济学概念，以至一概否定私有制而过分寄希望于公有制，结果在实际上其社会主义理论并不能尽如其愿。

    首先，公有制其实并不公平。且不说无偿剥夺那些经由几代人的辛勤劳作而积累的资产在实际上打击了对发展生产力有贡献的人们，公有制下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仍不可能平等，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也仍然不会平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其实只是名义上的公众所有，生产资料的实际操控权力仍然只掌握在少数权力拥有者手中。即便在公有制的经济单位可以不顾民主决策可能造成的经济活动呆滞，而实行充分的经济民主，但由于真正的明白人只能是少数，因此关键经济问题的民主决策结果很可能是错误的，却强迫曾有正确主张的人们承受损失。如果是国有资产的经济单位，决策是该单位当权者做的，获益则当权者受益获奖，受损则全国人民承受损失，因此公有制下存在着严重的责、权、利的不相适应，带来比私有制甚至更令人无法忍受的不公平。

    其次，中央集权下的计划经济作为国家行为必然反映国家的意志，把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常常忽略普通人的生活需求。因此，在国家重视的行业获得强劲增长的同时，被国家认为位居次要地位的行业，则往往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而发展缓慢，造成产品紧缺而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甚至问题积累以至形成产品紧缺的危机。所以，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常发生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相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往往产品（特别是生活用品）匮乏以至发生经济危机。

    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除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必然显现上述弊病外，在政治上也陷入了与理论预期相反的困境。

    为了保证公有制下的公平，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与其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然而执政后的实践表明事情完全不同于理论，所谓人民的权力实质上仍然是以 “代表人民” 自诩的各级掌权者的权力，而且，由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缘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力当局还掌控着社会经济活动与资源，其权力之大远远超出以往私有制社会的权力当局。这就引起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与所有的社会分工相同，负责社会管理与国家事务的社会权力机构或组织自有其内在的运作规律及其所追求的“经济性”优化目标，而这些未加改造的运作规律与优化目标，显然不会顾及被管理者的感受，甚至可能以损害被管理者的利益为代价实现最优化。这是产生官僚主义以致形成官民矛盾的根本原因，也表明当权者从其分工的本质上讲，是天生排斥民主的。而公有制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权力当局，由于拥有空前强大的权力以及几乎全部社会资源，社会主义权力当局不仅更倾向于排斥民主，而且也更有能力排除民主。

    另一方面，由于公有制社会的所有经济单位或其它组织几乎都是权力当局的附庸，面对只有一个雇主的选择，人们显然不可能真正实行民主权力，而更倾向于放弃权力而履行假民主的表演程序。

    因此，原本最需要也最应该发展社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却最倾向于也最有能力排斥民主走向专制，这就使得官民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加激烈尖锐，甚至导致社会的崩溃。

    事实上，无论苏俄还是中国，经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由于镇压被推翻阶级的反抗与颠覆而不得不实行专政，实施专政的成功，使权力当局因管理的最省力原则而倾向于把专政扩大应用于人民内部被当作心怀不满的异议分子身上，从而倾向于把专政的专制制度保持下去。

    社会主义的专制倾向，还表现为强烈的思想专制倾向。这不仅由于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本来就需要统一的思想与其经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相适应，而且也可以在社会主义获得成功的苏俄与中国找到文化上的原因。无论苏俄还是中国，由于都存在崇尚理论、追捧真理的文化传统，一旦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追捧为真理之后，必然会“废除百家，独尊马列”，形成思想专制。

    在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出现思想专制的原因，除了上述政治文化的因素外，还有积弱百年的历史经验与复兴中华的强烈需求的因素。中国百年来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表象原因就是，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却表现为一盘散沙；而复兴中华的大业，必然是“一盘散沙不行，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更加促成了中共的思想专制。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上述这些固有理论缺陷虽然在各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实践中不断有所呈现，然而在人们抱着理论自信、认准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真理的前提下，人们自然而然会首先想到，实践中出现的种种不如人意的问题应该是权力执行者的错误造成的，是权力执行者“思想不纯”的缘故，因为这确实是理论在实践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解决权力执行者的“思想纯洁性”就必然成为保障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选择。也就是说，在尊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为“真理”的前提下，该理论追求自我完成的内在逻辑必然会尝试通过改造权力执行者思想意识来解决该理论潜在的内在缺陷所造成的问题。

    因此，当马列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革命在1949年获得胜利之后，不但马列主义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巨大惯性只有在社会实践中遭遇重大失败的阻遏才会出现转机；而且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下，这些由实践的失败引发的转机与奉为真理的理论相比，必然是微不足道的，而会从理论以外寻找原因，也就是从实践理论的人那里寻找原因而解决失败的问题。

    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地位及其内在的理论逻辑自会构成导致文革必然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必要因素。

    二、政治因素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中国的经济则是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

    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或称人民民主专政）原本是以无产阶级（或人民）的名义对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敌对势力（包括已经被打倒的和新生的）实行镇压，摧毁他们的反抗；同时也对人民大众进行适当的管理，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理顺各种人群间的关系，维持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保障和领导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的正常运作。

    然而，由于本文第一节中阐述的原因，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全面专制的政体必然倾向于对人民内部也施行某种程度不同的政治与思想专制。

    在实践上，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意味着在政治上依靠一部分先进分子，团结教育大多数民众，对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还意味着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澄清糊涂观念，批判错误的思想观念。由此，各级权力机构不仅按照政治表现、阶级出身和个人历史，也根据思想状况把民众区分为从依靠力量或先进分子到打击对象或落后分子的若干类别，以便于管理。这就在1949年被翻过来的阶级歧视之外，又增加了新的歧视 — 政治思想歧视。

    共产党专制下这种对人群的政治思想分类划等管理，伴以公有制下个人不拥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地位，使人们的一切利益直接与政治挂钩，而对经济利益淡泊，整个社会随之而成政治化的社会。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政治化社会中，民众极易为虚幻的政治利益所蛊惑而不遗余力地卷入社会政治斗争。

    共产党领导下的专制倾向也必然扩散到执政党内部。党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革命产生认知分歧，本属人们不可避免的认知多样化之正常态，更不要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必然使人们在实践中遭遇种种挫败而形成截然相反的认知。然而，上述专制倾向不能容忍这种认知分歧，必欲除之而后快。既然无法以理服人，就只有压服，压服则不择手段，揭老底、翻旧账、围攻、批斗无所不用其极，认知分歧被上升为路线斗争。而在1954年处理高饶问题时，更由在苏俄吃过面包喝过牛奶的刘少奇把苏俄党内斗争打击反党集团的做法引进中国，首开极坏之先例，此后历次党内重大分歧皆以打击反党集团告终，以至党内斗争越演越烈，最终成为政治绞肉机。

    很显然，专制的最高表现就是伴随个人崇拜的领袖专制。而在崇拜能人的中华文化背景下，这种领袖崇拜很容易发展成个人迷信。

    上有政治绞肉机式的党内斗争，下有政治化的民众积极卷入政治斗争的巨大潜能，两者被中国社会一直未能解决的官民矛盾串连起来，外加高居于所有官民之上的领袖崇拜，就形成了导致文革必然性的政治方面的必要因素。

    三、社会因素

    抛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陈词滥调，共产党执政后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其实是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在中国是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矛盾，共产党执政后表现得更加突出。

    自人类社会产生国家而出现政府或类似的社会管理机构以来，人类社会就开始存在官民矛盾。

    在人类社会处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政府、法制系统与军队等国家机器从属于强势的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国家机器的对内功能主要是镇压功能，因此官民矛盾不过是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国家机器调和社会阶级矛盾的功能日益增加，以避免因阶级对抗而导致社会崩溃，国家机构组织在社会阶级矛盾中逐步趋向中立。与此同时，官民矛盾也就越来越摆脱从属于阶级矛盾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

    官民矛盾的根源在于国家的管理机构必然要遵行管理运作的规律，仍然力求实现其最优化目标，因而自然有其区别于人民大众利益诉求的自身追求。因而，就必然存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也就是官民矛盾。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摆脱丛林状态，步入现代文明，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百多年时间内，通过宪政和民主，实现了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属于人民的政府，也通过政府运作的规范化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运作对民众利益的损害，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官民矛盾。

    中国则不同，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特别根深蒂固，在这种专制体制下的权力机构和统治阶级特别强大，也就特别迷信其权力和镇压的能力而拒绝妥协，中国社会就仍然处于弱肉强食的丛林阶段，官与民的矛盾也就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

    中共建政后，原本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法院等国家机构是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没有人民利益之外的自身利益，因此社会主义的官民关系应该是最和谐的，官民矛盾最缓和。但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机构组织仍然会产生官僚主义，官民矛盾仍然存在。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力机构直接参与社会经济的运作并决定社会资源的调配，官民矛盾还直接表现成经济利益的矛盾，而不像私有制社会的权力机构一般不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因此可以在社会的各种经济矛盾中保持某种中立。加之共产党自称是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民众的期望也就更高，民众的利益一旦受到官员的损害也就更加失望、更多怨愤。

    中共建政后的官民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错误的社会主义理论导致民众与政府严重的经济利益矛盾。首先，公有制不公平，打击和压制了社会中推动经济发展的先进人群；其次，计划经济强烈地体现了“国家意志”而往往侵犯民众的利益，甚至造成灾难和生命损失的惨剧，比如，以1958年由薄一波提出的“以钢为纲”的经济发展方针主导的大炼钢铁、大跃进，最终导致了1959-1961年的经济大萧条和成千万人丧失生命的大饥荒惨剧。
    2）公有制经济本身就增长乏力，加之领导经济活动的官员责、权、利严重不匹配，以致领导错误不断，经济建设损失巨大。而国家与政府向来都在经济收益中拿大头，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甚至出现十几年职工不长工资、农民不得温饱的现象。
    3）政府掌控经济和资源的体制下，政治成为最高原则，官员行为必然在维护当局的政治利益的前提下，不择手段追求政绩最大化，而不惜损害民众利益。例如大跃进时期的浮夸、吹嘘风，文革期间的煽动“三忠于”活动等。
    4）权力缺乏制约，官员必然享受特权，腐败不可避免，文革前十几年民众生活的困顿与各地高官们的厅堂楼馆建设形成鲜明对照。
    5）中共建政之初，为巩固新政权，用专政的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反对新政权的旧势力，得到了甜头，也因此倾向于以专政的方法对待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把专政的方法延伸到处理任何官员的“眼中钉”，因而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6）中共向来实行阶级路线，1964年以后又以“不忘阶级斗争”为名进一步拧紧阶级路线的紧箍咒，增强了阶级歧视。
    7）中共对民众的管理，向来使用把民众分等划类的办法，以便确定“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打击什么人”，所谓分清敌我友。1963年“四清”运动之后，更把在民众中分成从依靠力量到敌对分子的四类人等，更加重了政治歧视。

    总的来说，官民矛盾就是官员脱离了人民群众。尽管毛泽东固执阶级斗争的思想，把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员错误地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时，确实抓住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

    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历经多次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也经历了共产党领导的改变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最终必然要诉诸于改造中华文化的文化革命予以解决。因此，官民矛盾就构成了导致文革必然性的社会方面的必要因素。

    四、经济因素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但在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农民失去了对自己土地的控制权，成了变相的“类农奴”。同时，中共当局在1956年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中国基本上全面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状况，加上当时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从此一概在权力部门的掌控之下，完全确立了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

    这样的经济体制虽然具有集中调配资源办大事的优势，比如中国在1950年代初经济恢复之后，仅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1957年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这种经济体制不仅缺乏活力并且效率低下，在实现工业化之后就再难满足积弱百年的中国对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而且这种经济体制往往是生活产品匮乏的经济，甚至发生产品匮乏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社会成员的无产状态以及失去了自身经济活动的主动权，人们缺乏对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警觉而更关注政治利益带来的好处，导致社会政治化与经久不衰的政治斗争。

    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述，这种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倾向于支撑专制的政治体制，而不是公有制所需要的民主政治体制。

    在经济实践上，中国在1957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后，为满足百年积弱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人为地计划了经济大跃进，结果发生了计划经济的最坏危机，大跃进演变为造成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其后，经过几年调整，经济恢复增长，再次面临是因循苏俄的老路还是另创中国自己的高速发展之路，以及路在何方的问题。

    以上各点表明，权力垄断的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满足积弱百年的中国高速发展经济的需求，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不相适应，其总和构成了导致文革必然性的经济方面的必要因素。

    五、文化因素

    中国与西欧在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二者的社会发展过程大不相同。

    环绕地中海的西欧各国各民族由于相互交流的需要，重视发展与完善有助于交流的机制与工具以便社会成员无需特别的技巧就可以参与社会事务，例如作为语言工具的文字，作为教育工具的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等，作为发展致力于思维的工具的哲学与逻辑学，作为帮助科学研究的学科分类，帮助解决数学问题的代数与几何分科等。久而久之，西欧文化中演进成一种重视工具与崇尚工具理性的文化特征，在艺术上就表现为重物的文化。

    地处东亚大陆的中华民族由于治水的经验与需要，延续了史前时代重视个人能力、尊崇部落领袖的传统，社会精英期望经个人修行得道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社会大众则企盼出现达到能够天人合一之境地的“圣明君主”或“天子”，甘愿俯首听命。从而在中华文化中演进成尊崇能人、重视人的技能而轻忽工具的文化特征，在艺术上就表现为重人的文化。

    富有多样性而交流开放的西欧文化否认人可以修行得道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如神境界，因此最终创造出追求“真神”的宗教。西欧在整体上始终没有出现中央集权制度却有很长一段政教合一的历史，其文化原因大凡可以归结于此。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因子，西欧的社会管理与政治运作也必然像其他事物一样求助于具有“物”性的各色工具（用现代语言来说，软硬件都有），加之促进智力发展与思想交流创新的各种软硬件工具的助力，西欧社会在公元前5-4世纪就提出了以理性治理社会与依法治国以及公民社会的思想，并随之发展了共和、民主及晚些时候的人权等思想概念。因此，西欧文化是导致共和民主的文化，是有利于发展成现代社会的文化。

    而富有历史传统、重视传承的封闭型中华文化（鉴于治水的历史经验）相信人必须遵行天道，因此崇拜“知天道”而“替天行道”的圣人、能人。另一方面则认为属于物的工具（包括程序、法规等软性工具）为人所造、为人所使，是从属于人的，人创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的能力的一种表现而已。正是基于这种崇拜能人轻忽工具的文化因子，中华社会存在呼唤专制领袖而轻忽社会管理工具理性的倾向，这样的中华文化特点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专制基因。秦始皇在公元前3世纪统一中国实行现中央集权制之后，中央集权制表现了有效管理落后的农业社会的优越性，因此，虽然秦王朝由于暴政仅历时14年即遭灭亡，秦皇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却延续至今。同时，与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相呼应，在思想上实行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以坑儒实现“不争论”，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中国古代思想界的争鸣大体上是争论而鲜有西欧思想交流的成分，独尊儒术仍然使中国思想界失去了最后一点“脱儒入新”的可能性。此后两千年，中国思想界除了万变不离其宗的儒术外，没有创生任何可以迎接工业化新时代的新思想，直至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之后。

    西欧虽然较早提出了理性治国的概念，但毕竟在人类智识发展的早期，理性竞争不过宗教，以至西欧经历了相当长久的黑暗、蒙昧的政教合一时期，直到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革命，欧洲才进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快车道。

    中华文化追求天道、崇拜圣人与能人，从而在政治上排除了宗教的介入，中华主流社会没有发生过政教合一的黑暗时期。中国早期社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治理的概念，但是中国很早就实现了以社会精英的理性认识托天理之名治理社会，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比欧洲社会略胜一筹。中华文化的上述特点却导致领袖崇拜和个人迷信，也造成追求真理的执着，而中华文化的真理含义却是大不同于西欧文化的真理含义的。西方文化中的真理概念，其实是“真实”，或者是“许多人共同认可某种想法、主意或观念”，绝无接近“天理”或“普遍规律”之类的意义。而中华文化中的“真理”并非“真实”，而是天理的替代物，是“普遍规律”。因此，中华文化对真理的追求，包含着绝对信服的意义，具有百折不饶的意味。

    中华文化崇拜领袖以至个人迷信以及执着信服“真理”的特点，则容易导致另一类蒙昧：崇拜、迷信能人的蒙昧和执着于“天理”或貌似“真理”的理论基本教义的蒙昧。这种蒙昧主义由于可以根据经验和某种理性不断改变迷信的对象，因而反倒是更难彻底消除的。中国的这种蒙昧主义，虽然历经1919年“五四”运动开启的第一次启蒙和五十年前由文革引发但至今未能完成的第二次启蒙，迄今为止仍未完全破除。

    正是中华文化的能人崇拜以至于个人迷信，以及对貌似“真理”之理论的执着追求与实践，构成了导致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的文化方面的必要因素。

    （未完待续）
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因素概述（中）

2016年7月04日

    来源：华夏文摘作者：沈昆

                       （接前文）

    六、文革发生的时代与国际环境背景

    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全面胜利告终，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随后中国革命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斗争，世界上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而老牌帝国如英法等受到二战的削弱，面对风起云涌的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不得不接受美国关于终止殖民主义政策的劝告，逐步退出殖民地。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绝大部分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成立了民族国家，其中很多实行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以及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天然盟友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达到其鼎盛状态。然而，物质匮乏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开始显露败象，三大问题困扰着社会主义：

    （1）人民生活用品匮乏，生活水平改善缓慢；
    （2）人民缺乏言论、出版、结社等诸多自由，人权常无保障；
    （3）官僚特权阶层开始形成。

    赫鲁晓夫从右的方面在苏联进行了改革，在农业上扩大垦荒和种植面积，推行小组承包制；在工业上推行“物质利益原则”，增加投入；在政治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对干部制度以及社会团体、群众监督等方面做了一些小打小闹的改变。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使工农业生产有所改进，但没有根本改变商品匮乏的局面，却引起了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弹，在1964年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勃烈日涅夫主政后，苏联的官僚权贵阶级的羽毛更形丰满。

    自从1950年代末就与苏共发生分歧的中共领导人，鉴于赫鲁晓夫的失败以及勃烈日涅夫主政后苏联的现状，确认苏联通过修正主义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更坚定了中共原本就已选择的强化阶级斗争的继续革命方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即将公诸于世界。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在经受了非殖民主义化的冲击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中重新找到了自我，经济上开始引入适当的政府干预和国有成分，政治上开始出现左派政党选胜执政，社会主义伦理观念逐渐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公认的伦理观念。西欧各国在二战后实行的福利政策，在两种意识形态和两大阵营的对抗与竞争下，获得了更强有力的动力，日趋完善成熟，最终成为福利国家。此时是西欧列强实现从丛林状态转化为理性状态的过渡时期。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与民主这些人类长期追求的价值观，应该适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西方世界虽然早已在思想意识上否定了形形色色的歧视行为，但是各色歧视行为在社会实践中仍然不肯轻易退出。美国的约翰逊总统在1964年签署了人权法案，成为美国人权史上一件标志性大事，然而其后仍需经过十数年黑人及其它少数族裔与妇女及其它被歧视群体的斗争与努力，才出现了一个大体上摆脱了各种歧视的美国。

    总而言之，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年代，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导致抗争与革命的年代。然而，革命的效果差强人意，在革命成功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旧有的阶级压迫与歧视被翻了个儿而仍然存在，又增添了更多的政治思想歧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社会主义伦理逐步成为社会共识，旧有的阶级压迫或歧视经过逐步缓解而基本消失，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文化歧视以及其他各种违背人权的歧视则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因此，随之而来的七十年代则是转折的年代，是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转向稳定、发展与合作的过渡年代，是从抗争与革命转变为对话与妥协的过渡年代。是普世价值成为共识并逐步在实践中落实的年代，是人权逐步高涨的年代。

    文革所处的时代也更凸显了以政治压制和歧视、以经济贫穷和和严苛的限制为特点的中国社会存在的官民矛盾。文革所处时代，是人权开始高涨的时代，是西方世界开始消除各种歧视的时代，也是经济发展加速的时代，正与中国当时的现实相反。但由于在中共治下，中国社会已经政治化，加上公有制下民众没有资产而经济利益模糊不清，民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政治权益上。

    文革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发生的。

    然而，由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社会的巨大规模，中国社会在伴随世界时代潮流发生社会变动时，必然呈现巨大的社会惯性，仍然会顽固地力图维持阶级抗争与革命的方向，中国的社会转变需要转过一个大圈。

    文革作为中国社会发生深刻转变时期的一场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那些行将没落和被涤荡的、违背世界发展进步的旧事物，以及那些顺应世界发展进步、代表了先进与文明走向的新事物苗头，都必然在其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尽管前者因社会惯性的强大和面临末日的疯狂而往往压倒后者，但后者毕竟是代表了中国社会前进趋势的新生事物，必定会顽强地成长壮大，直至最后取代前者。

    七、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以上所述思想与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和中华文化等诸因素，以及躁动的时代与国际环境背景，都是导致文革在中发生的必要因素，使文革在中国的发生带有某种必然性。但还不足以构成文革在中国必然发生的充分条件（或称因素），尚缺少必要的一环将上述所有因素连接成完整的充分必要条件（因素）圈。那就是还需要一个非凡的领袖。

    这个非凡的领袖，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和信仰，而且还得到他的同僚及下属敬若神明般的拥戴（即便利益受到损害，也不会想到或不敢反抗他们的领袖）。而且这一位被人崇拜的专制领袖还有绝对与众不同的一点，那就是，尽管近现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无一例外，都是依靠层级式的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统治的，这位专制领袖却不惧怕冲击甚至破坏自己借以实行统治的权力层级基础而敢于从下至上地整治官员群体。而中国恰恰出了这样一个“上千年才出一个”的毛泽东。

    中共建政后的官民矛盾，总体来说，虽然绝对程度比以往有所缓和，但相对于当局自诩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所产生的预期而言，民众的不满却更强烈。

    针对建政后中共官员脱离群众的问题，中共领导层自然会做出符合中华文化重人轻“物”的选择，那就是设法改造当权者，使他们自省自律，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使他们思想革命化。但由于轻“物”，并没有对权力运作的工具（程序、规则、制度等）下功夫，并没有通过必要且必须的“物”来改变人、训练人。先是依赖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解决问题，又扩展到开门整风，由于对官民矛盾的尖锐程度估计不足，党外的尖锐批评反而激起党内一片“狼来了”的反应，把个开门整风扭转成“反右派”运动，把集权专制的螺丝拧得更紧。然而却丝毫无助于避免官僚主义与解决官民矛盾，相反，每次大小运动之后官僚主义都变本加厉更加严重，官民矛盾更加尖锐，大概符合反弹定律，批评整治得越厉害，事后反弹就越凶。直至最终搞出不顾民众死活的“政绩工程”，造成千百万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惨剧。

    终于，作为共产党人的异数的毛泽东省悟到，中国需要文化革命，使官员与人民都树立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以解决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反而更容易发生官僚主义的悖论。毛泽东不顾自己统治基础的党和国家层级结构可能受到损害，决意通过由下及上的“揭露我们的黑暗面”来整治脱离群众的各级官员。至此，“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一历史的偶然性，终于结合以上各节所述的诸项必要因素以及背景因素，而构成了在中国导致文革的全部充分必要的条件。

    以上各节所述的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国际背景等诸因素的合力作用，恰恰得到了痴迷于平等之价值、执着于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又魄力超人之毛泽东的呼应，文革也就必然会在中国发生了，万事俱备，只欠一导火索了。

    八、中国的通向文革之路

    在以上各节叙述的诸点导致文革的必然性因素与毛泽东个人特质的偶然性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围绕着官民矛盾这一主线，中国从1949年到1966年走过了如下所述的通向文革之路。

    如前面第三节所述，自从管理社会的国家权力组织出现之后，人类社会就开始出现官民矛盾，只不过在早期形态的私有制社会里，官民矛盾多为阶级矛盾所掩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下，国家权力机构就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不再与某个特定阶级存在利益依存关系，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民矛盾就与阶级矛盾互相剥离开来，成为有独立意义的社会矛盾之一。

    在中国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里，社会生态一直停留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国家权力机构赤裸裸地代表地主大资产阶级等有产者阶级的利益，因此，官民矛盾几乎完全表现为阶级矛盾。

    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建立了所谓人民政权，按照当时苏俄的斯大林理论，社会主义的人民政权与人民没有矛盾，然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很快通过1956年波匈事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认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尽管承认了矛盾的存在，但显然对矛盾的严重性还是估计不足。没有预料到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专制制度下可以发展到完全不顾人民利益而严重伤害人民的地步。因此，中共建政后的官民矛盾比国民党时期有所改善，但相比中共的自诩与许诺所导致的预期而言，官民矛盾的相对严重性则超过以往。

    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早、中期实行了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党政权力机构的运作几乎覆盖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影响和触及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人民与作为权力机构的“官府”之间的矛盾增多，并且有越来越尖锐的趋向。

    按照共产党的理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是由于权力机构工作人员错误的思想作风造成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因此共产党当局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定期的整风运动。这也很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重视人的思想品行与修为而轻视创设工具以规范人的行为。

    但是，由于上面第三节中叙述的理由，产生官民矛盾的根源在于官与民在社会管理中处于不同地位，分工不同，官与民的关注重点以及追求的目标不同。因此，仅在权力运作者的思想作风上打主意，而不注重从权力运作过程的规范来保障权力运作的民意基础，只能在短期内发生效果，一旦恢复正常的权力运作，权力运作的执行人们还是要按照权力运作的自身规律追求最优化以及政绩效益，以致官僚主义照旧。于是就重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整风。显然，重复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整风运动，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重复造成的疲劳效应以及自然滋生抵抗效应的增长，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整风运动在重复的过程中，效果必然是递减的。

    因此，到了1957年，中共决定进行开门整风。然而中共各级当权者们完全没有料到民间积怨之深，批评火力之猛，以至于错误地判断成右派企图夺权，把一场共产党的开门整风搞成了阴谋引蛇出洞的反右派运动。这不仅沉重打击了民间的参政欲望和参政热情，在全国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而且使中共各级当权机构获得了自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无干扰”“无牵挂”执政状态，并以成为右派的恐惧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现代迷信：每个党员都代表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只能服从，不可挑战。

    积弱百年的中国要走的复兴之路，就算几十万上百万的右派被牺牲当作了铺路石，富有团体主义（或整体主义）文化传统的国人为了美好的未来，宁可接受数以十万计的悲惨故事与不白之冤。

    中国百年积弱，期望经济发展突破常规而以较高的增长率增长，人民希望早日实现民富国强、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既正常又正当。

    毛泽东那一代中共领导人与人民的期望相呼应，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跃进。同时，对苏联的搞法颇不以为然的中共领导人，既出于革命时期群众路线的成功经验，又受到中华文化重视人的能动性的影响，提出经济建设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成就了经济建设的群众运动。

    目前，很多学者把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归咎于大跃进和群众运动搞经济。其实不然，经济大跃进是可以实现的，日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经济腾飞时期，就实现了经济发展大跃进，连续十几年GDP的年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中国改革之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前，也实现了连续十几年GDP的年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无论日本的经济起飞时期，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哪一个不是全民投入搞经济？岂不也是经济发展中的群众运动，只不过不是什么人特意领导与安排的，而是市场调动的罢了。

    说到底，造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中国官场的特色。没有公有制，就不会发生1958年大跃进时那种拍脑袋似的资源调配而严重失衡，也不会发生1958年粮食丰产不丰收的情况，更不会让农民面临缺粮时产生“政府都搜去了，政府也就都会管”的幻想；没有计划经济，就不会发生资源调配忽略民生的严重失衡，也不会在粮食并不多的情况下减少粮食耕地面积并同时增加粮食出口，更不会把市场经济所固有的流动性剥夺殆尽而使社会失去最后一点自救能力；中国官场的特色在那场灾难中，集中表现为“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恶风，地方官员为了出政绩，迎合上级所好，浮夸粮食产量，争赶炼钢铁、办食堂、搞公社的风头，面对浮夸粮产导致的高征购恶果，不惜以反瞒产私分为名，强抢民粮、动私刑，以至直接致死人命（杨继绳学长的《墓碑》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

    导致上千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三年大饥荒，充分揭示了“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官员在为了党的目标而工作时、在对其上司负责时，可能在伤害民众利益的路上走得很远，甚至大量致死人命。

    1958年初，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提出“以钢为纲”的经济建设方针，虽然薄的提法可能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但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国家要强大，首先要发展重工业，而钢铁是重中之重。薄的“以钢为纲”，直接导致了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运动，导致了由于大量抽调农民炼钢铁而造成的1958年粮食丰产不丰收的令人痛心的结果，最终引致一连串的恶性结果。

    鉴于1958年经济发展呈现严重失调，中共高层领导提出将经济计划安排由“重、轻、农”的次序改变为“农、轻、重”。然而，尽管最高层领导人认识到经济发展应该首先考虑民生，但在实际操作时，仍然是那些直接关系到国家力量的需求更紧迫更具体，而民生永远是可以任人挤压的皮球。因此，直到改革开放前，民生产品（衣食住等）一直匮乏，从未改善。充分说明“国家意志”总会顽强表现，不会以当权者的良好意愿为转移。

    显而易见，三年大饥荒造成上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无疑是中共执政以来权力机构对人民群众最严重的伤害。然而，共产党的专制权力系统比任何其它权力系统具有更强的危机管治能力。权力运作的黑箱作业与严格的信息管治，原本就把危机的影响范围减小到最小程度，共产党非凡的宣传能力与无孔不入的思想工作加上专政机器的保障，使官方叙事不容置疑。加之凡有人祸，中共的高层当局总能找到一些作风恶劣的官员予以惩治，于是再一次扮演救世主。危机得以渡过，但官民矛盾仍然存在，而且在社会稳定的表象下日益积累，越趋深重。

    中国三年大饥荒致死上千万非正常死亡的灾难，没有引起较具规模的社会动乱，除了由于中共超乎寻常的危机管治能力外，也由于中共执政十年来已经把中国社会改造成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人们误以为自己的最高利益是政治利益，且由于没有个人资产而容易忽视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当几乎全社会都受到大饥荒造成的经济伤害时，人们倾向于宽容“好心”（搞大跃进）办了错事的政府。虽然政治化的社会对经济灾难的承受能力较强，但人们一旦认为政治利益受到损害，就会以“寸土不让”的态势进行维权，容易进入夺取权力的对抗，而经济维权通常是循序渐进的妥协过程。除非强势一方丝毫不肯退让，经济维权一般不会陷入对抗性的死结。中国社会的政治化表面上有利于权力系统管治社会的需要，实际上则为政治动荡蓄积能量。

    大跃进遭致的经济失败再一次挑起了中共党内斗争。先是1959年庐山会议，原本是纠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左）的会议，由于彭德怀的一封信变成了反右倾。笔者认为，会议转向主要是由于彭德怀信中追究（中央一线）责任的含义，触动了毛泽东警惕中共分裂的神经，而采取了压彭保刘（少奇）的立场。反右倾的结果是左祸延长，导致三年大饥荒。随后，在1962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最高领导人中唯一没做自我批评的刘少奇在讲话时脱离讲稿，说了一番事先未向毛征求意见的话，对毛施压，似乎全然没有毛在庐山为其挡了彭一箭之事。刘的讲话也引起军队将领的不满，于是鼓动林彪出面讲了一番颂毛压刘的讲话。“军队党”与“白区党”再一次在党内显现出界限分明。毛泽东是否因此决定以林彪为接班人，不得而知。但毛因刘的讲话而感觉刘少奇的人品有问题，则应无疑问。此后，毛曾多次敲打刘，比如：在刘少奇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的争执中支持江，多次提到刘的独裁，毛提出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多项都是明显针对刘少奇的，讨论农村社教23条时两人更是发生了公开的正面冲突，直至文革。

    在中共执政早期，官僚主义被认为只是官员的思想作风问题，而党内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意见，只是认识问题，可以经由党内的批评自我批评与整风逐步消除，但事与愿违，官僚主义不仅没有消减反而越演越烈，各级官员的特权也越来越多。加以苏联已经形成官僚特权阶级的现实警示，毛泽东可能开始认为官僚主义——亦即共产党当权者脱离群众的问题——应该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被推翻的资产阶级通过其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对抗无产阶级的反映。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与中共建政后多年形成的对党的决议“各取所需各为己用”的情况一样，“抓阶级斗争”也成了“各取所需各为己用”的绝妙机会。彭真、安子文掌管的清查工作，以清查高饶集团为名竟然瞄上了林彪，多次对高岗遗孀施压，要其交待高岗与林彪的来往。一时搞得林彪、叶群极为紧张。这背后与刘少奇有何关系，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应该不会满意。

    另一方面，已经成为社会贱民的地、富、反、坏、右与资本家，甚至他们的子女，再次成了“抓阶级斗争”的牺牲品，不但再次加强了他们的贱民标记，而且把阶级路线的螺丝又拧紧了一圈：1964年的高等院校招生，首次公开宣布实行阶级路线，大批出生“成分高”的青年学生失去升学机会。中共自从土地革命时期就确立了依靠工人、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但在实际工作当中，对中农或富裕中农以及地富的子弟还是与工人、贫下中农一视同仁，以便调动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这一次，却是在阶级消失的过程中强化阶级歧视。

    1964年高考招生公开实行阶级路线的直接结果，除了上述强化阶级歧视外，就是触发了干部子弟进一步寻求特权的冲动。高级干部子弟当中本来就存在一种优越感和“革命接班舍我其谁”的想法，并认为其父母革命有功，工作又忙，学校有责任为他们的学习成长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多地照顾他们。高考招生实行阶级路线对干部子弟来说，也就表明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都应该对学生实行阶级路线，例如发展党团员，任用学生干部等。一些中学的高干子弟甚至成立了类似贫协那样的组织，秘密开会，讨论学校领导执行阶级路线的问题，从学校实行阶级路线的情况出发，挑战学校党的领导机构。例如笔者所在的北京师大附中，1964年秋季下半学期，学校党总支准备在学生中发展党员，校党总支原准备发展的第一位学生党员是一位知识分子家庭出生而品学皆优的女同学，我校的高干子弟们知道后，认为校党支部没有贯彻阶级路线，于是由几位高干子弟同学牵头组织了仅由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以及工人与贫下中农子弟参加的秘密组织，号称“贫农团”，他们经常在确定的时间一起从教室里或操场上消失，秘密开会、质疑学校是否执行了阶级路线，并进而认为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刘超（文革中，刘少奇曾专门对批斗刘超做过指示与讲话。）有“走资派”之嫌。学校党总支很快就向“贫农团”低头，把第一批发展入党的同学改为三名干部与工农子弟，以后又分批发展了多名高干子弟入党。但仍然无法缓和“贫农团”的攻势。甚至在北京团市委多次对他们做工作之后，非但没有平息“贫农团”的斗争，反而引起其中一些骨干分子对北京市委的怀疑（这应该是在彭真讲了“重在表现”之后的六五年春）。直到后来团中央领导人（大概是胡克实）直接与他们对话之后，才算平息下来。完全是后来文革初期北京各大中学校高干子弟造反的预演。

    也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后，于1963年开始先在农村后扩大到厂矿及企事业单位，进行“四清”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泛开展阶级斗争。这当中，在1965年初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社教23条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四清中矛盾的性质问题发生激烈冲撞，毛泽东认为仍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并首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回避两条道路的矛盾，认为是多种矛盾的交叉，并且极力反对走资派的提法。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否定走资派的提法，却在他主持的四清运动中对基层干部实行残酷斗争、严厉打击；毛泽东力主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但却反对对基层干部的严厉打击与残酷斗争。

    在这一段时间里，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已经从大跃进导致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究竟要不要放弃跃进式的高速经济发展？如果不放弃经济高速发展，又应该如何实现高速经济发展呢？

    在政治方面，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是日益积累的官民矛盾。虽然中国的权力系统具有效力强大的管制社会及民众的能力，但这个管制系统越来越多地侵犯民众的权利，比如剥夺了民众迁徙的权利，剥夺了民众自由择业的权利，剥夺了民众的言论自由与获得信息的自由，也在实际上剥夺了民众参政的权力，这个管制系统甚至赋予当权者利用专政工具对不听话的民众施以惩罚的权力。因此，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存在的官民矛盾，并没有因共产党革命的成功而完全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而社会主义制度显现的弊病，都与社会主义权力的官僚化有关。那么，中国社会面临的政治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形成苏联已经产生的官僚主义者特权阶级（或称走资派阶级），消解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权力机构的渗透与腐蚀，把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无论出于中华文化重视人（为官者）的思想品德与能力而轻忽作为“物”的施政工具的特点，还是出于社会问题一定要解决的革命逻辑，中国的官民矛盾问题都在呼唤一场文化革命。

    作为共产党人中的异数，毛泽东放弃惯常的自上而下的整治，选择了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揭露共产党权力当局的阴暗面，通过文化革命清除旧文化与思想意识的影响，通过“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防止当权者脱离群众。

    随着中国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在那不安分的年代里不断累积，社会表面平静的下面萌生的躁动正蓄积着能量，作为共产党的异数的毛泽东对执政情况的不满，几乎达到了难以忍受的极限，尽管毛总是说“成绩是九个指头”。毛决定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正当毛泽东在水中摸索时，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给了毛过河的石头，成就了“伟大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突破了中共执政当局对聂元梓大字报这类事件的处理常规（不见报，不广播，内外有别等），公布了这张针对北大陆平的大字报，竟然引起北京以至全国那样强烈的反响，引起全国范围的官僚机构象多米诺骨牌那样的崩溃（足见官民矛盾积怨之深、累积之重）。文革爆发，并终致“全面内战”。

    （未完待续）

谢选骏：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2016年7月04日


                       作者：谢选骏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Heaven——On the Unreasonable Sense of Mistique
    （中心黄色──思想太极）
    （Yellow at the Center·Taiji of the Mind）

    1986年—1991年
    2016年第三版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五）
    Part 5 of Sea of Five Colors：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五卷）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中心黄色──思想太极）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五部，内容涉及“文化现象和宇宙命运”方面的问题，由此展现了作者谢选骏32岁至37岁时对于有关问题的看法和表达。

    Synopsis: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Heaven——On the Unreasonable Sense of Mystery (Yellow at the Center——Taiji of the Mind) is Part 5 of (以下为斜体）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以上为斜体）The book touches upon issues related to cultural phenomena and destiny of universe, and reflects the views of Xie Xuanjun the author from age 32 to age 37.

    （另起一单页）

    我听见你吹着一支神笛走过来，在你的笛声中，涌出五色循回的历史，流出自新不朽的海。你是五色的海。

    （另起一单页）

    目录

    第一章思想的性格
    第二章英雄时代
    第三章文化运动
    第四章理解与对话
    第五章拷问《传道书》
    第六章生命与自由的还原
    第七章梦想与现实的妥协
    第八章天人之际的气韵
    第九章太极之神

    结语

    一、三个“人”
    二、解脱论
    三、两种解脱
    四、婴孩的力量
    五、出殡的生命
    六、再论解脱
    七、文明也要排泄
    八、和平之死
    九、年轻的命运
    《五色海》总后记：原谅在此写下的一切

    （另起一单页）

    第一章

    思想的性格

    001

    一个新的思想洞天、一个艰难的世界景观（德国人恰如其分地称为 “世界观”）──就要诞生了。

    002

    “只要有十二个人理解我的作品，我这一生就不算白活。”我的词语激发他们身上的魔力。他们是这思想洞天和那生活世界的中介。他们人数稀少，却力量惊人。他们能把思想的力注入生活的田。
    他们在生活之流上筑起新的民族家园。他们的家园反对一切形式的乌托邦。家园！多么亲切、多么温馨，流连缱绻。
    生活的家园！精神的国家！没有精神的依恋，生活将是浮沙，家园将是废墟！
    家园！家园！！家园！！！为了寻求你，我们才满怀忧患，背井离乡。家园！家园！
    你出生在我们的希望之野上，是任何外来力量也摧毁不了的！家园！我们建造一座心碑，一座超神的即超越一切信仰系统的神殿──庙宇，把全部的虔诚与祝福，寄托在这里。

    003

    有精神而后才有行动；有行动而后才有事业；有事业而后才有成功。成功的日子当然是“黄金时刻”（尤其对具有神秘意识的创新者而言）。最后的成功，早在行动之先，甚至在那精神开始萌动之前就注定了。对那些有能力感悟到定数的心灵来说，精神之所以能降临世界本身就是一项无与伦比的成就，是至关重要的业绩。它若能掳获世俗的青睐（社会承认），当更切入急功近利者的脾性，如若不然，则“金泥泰山顶”亦可垂范万世之功。──这也许才是更为持久的。为了行动，先创造你的精神！为了成功，先铸下你的失败！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只是一种精巧的形式。除了象征性的、“挑逗想象力的”作用之外──它几乎什么也不是。这些记录思想的符号，除了激发那些善于倾听它的心灵秘笈之外，并不表述什么。视思想具有某某实在的内容──只是出于以下的谬误：
    1、认为思想藉以建立的那些背景性构件是实体。
    2、认为思想本身和思想符号具有某种独立于人的理解之外的客观性。
    3、认为思想的基本价值不在于它的“挑逗”（启发与激发）作用；而在于它表述了某种“普遍的真理”。其实，在历史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灵丹──除非它只是某种差强人意与自以为是。
    思想的性质在于：它是实体（人）与实体（他人或外物）之间关系的中介。有了思想，才有了关系转变的可能；故欲变革实体关系，必先变革思想。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思想是什么。
    对变革的受者（即思想的接受者）而言，一种思想的表述比一种“思想的实质”更为重要。因为，传播中的思想本身只是一个“形式”。除此之外，它并无先验的、确定不变的“内涵”。它是以其新颖、活泼、独特、玲珑剔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激起深深感动的！除此之外，它并未永久性地、超时空地“说明”什么。
    当然，对创作者来说，过程可能是相反的：先有冲动及观念，然后才有漂亮妥当的表达。但是，即便在思想的产生中，思想也是依循某些先前的形式而运动的，例如语言、类型、观念的联络等等。以前，我也试图以寻常的、规范化的时代风格，来阐述我的所思，但在付诸实践时，我终于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怎样的运思，决定了怎样的形式。否则将把文思拧成乱麻，不伦不类。

    004

    一个思想冲动，也就是“一种不可祛除的欲望”、“一种急迫的向往”、“深深的期待”、甚至是“日益逼近的魔影”──它能越来越紧地攫住了其宿主，反客为主，使主人为它服务！这是何等的奇能！
    我的思想，你终于悄悄告诉我了：不仅要否定西方的思想、废弃西方的标准：不论是其古典形态的还是其现代主义牌号的；不论是天主教新教的西欧，还是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东欧──我都看到了它们的一贯之处，那就是和中亚细亚和新疆的共同的民间音乐，以及骑马和握手的礼节。这是和黄种人的亚洲绝不相同的一种生活类型，如果不说是绝不相容的，因为其背后是绝不相同的生命类型。因此，为了自己生命的健康，我们不仅要摆脱印欧精神奴役──而且要反抗它们的方法信仰、“道路宗教”！尽管纳粹称之为“高贵的雅利安”，其实只是充满贱人的烦琐和沉闷。西方宗教的特点是不负责的许诺与荒诞的科学说教的混合！西方的政治压迫者经常以救星身分来到中国，其实连西方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由来自东方的三个博士预言的。我们更要从西方世俗主义的拜物教之下，解放中国的良心。

    005

    艺术化的点染法比之科学化的描述法，更适合中国人的脾性。一切理解和醒悟都必须藉助于特定个体的特定想象力、记忆力、理解力等等──点染与描述相比，更精神、更能促进思想的发展，它不禁闭你的想象，也可使听者所听获得比言者所言更多更深的东西······我们需要来自本能的启示，而不要紧紧归纳经验的推理与灌输。经验的基础，不过是经验者的特定癖性；作为其“上层建筑”和“某种感应”的经验（更何况先验的和超验的感应），较之本能即刻板又菲薄──宛如随季脱落的蛇皮、衣服。初生时也鲜艳无比、光泽鉴人；转瞬则豁然失色、悄然龟裂。经验只是人生的皮相；癖性才是人生的本体。所以许多改宗者语言系统换了，但价值标准不换──依然追逐酒色财气！
    要保持某项经验的优越地位，只要禁闭癖性的自然发泄就行了。犹如要维护与逆转蛇皮的蜕落、时装的更替──只有制止蛇体和人体的发育生成。······老人就比较不喜欢更换新衣。
    鉴于经验的这种主观性质，严重依赖受教育者个体感受性的理性灌输，就陷入了深刻的二律背反。理性的灌输是方程的、线型的，而感受的体验却是圆形的、渗透的。以理性格去说感受，以灌输而传达体验，无异于方枘圆凿，不能取得优异的效果。尽管圣哲的体验，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作用于群众！
    另一方面，由感受和体验不仅可以生出理性来（由圆而成方），还能生出异于理性的“启示”。启示的神秘性和它的再生是一致的：它是现成的语言不可尽说的，因而能够不断突破语言的樊篱，从而更新语言。神秘的启示不必局限于宗教领域。它可以设计人生，于文化的所有领域。它的传播媒介不是文字的定义，而是一种符咒式的力量。只有获得某种机缘，才看得懂、理会得明白，这不是通过“教育”能够达到的。启示和足以激发启示的那种领导品质和教父能量，可以激活具有不同“癖性倾向”和“本能结构”的各色人等，给以完全异样的暗示，发生普遍疯狂的共鸣。
    这还是仅就刻板的传播过程而言。若以更难分析的创造过程为例，则不难发现“理性判断”在其中所起的“元推动作用”，几乎等于零。
    据文化和哲学的全部创造和大部分传播过程，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文化的感悟式的心灵直觉，而不要文明的铁石式的心肠分析。文明的心肠及其被食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性欲哲学（精神分析学派），是被两位变种的、不再信教的犹太人给系统化理论化了的“经济决定论”、精神分析学派以及“逻辑实证论”的种种“分析手段”──只适于人在技术领域的生存、发展，却完全不适于人在人的领域中的健康存在。在更大程度上它该是只属于日益衰竭的西方世界的；而神秘的、正在步上复兴之途的东方并不真的需要它，即不需要以它为生计！
    最值得令人回味的是，这一由技术领域进入人文领域的蛮族入侵，尽管冠以“科学”之冕，毕竟还是先从精神领域和“哲学理论”甚至“宗教系统”等高级文化开始的，而不是像通常设想的那样，是从现代式的物质生产的领域开始的。因此我们看到，早在工业文明开始之前许久，西方人的分析精神和工具论就兴起了！──这就突出说明，是文化的模式决定了技术的形态、社会的结构，而不是相反。

    006

    不要鸿篇巨制及其头头是道；而要一针见血与精辟独到。与其要山积的语法教科书；不如是一首诗的残章断简。是好诗创造了层出不穷的“语法规律”；而砸破一千部语法汇编也无法挤出一个新颖的佳句！与其样样万言然则空洞无物的“学习材料”或平庸枯燥的“通史”、老套迂腐的“某某研究”、充彻陈词滥调的“精神文明”，或穿新鞋走老路的“某某文库”；毋宁一篇简洁得足以照耀百代的奇言。与其要堆满仓库的“通俗读物”，不如要菲薄几页“通灵文字”······这就是我们对这个“知识爆炸”、“信息爆炸”时代的回答！
    “信息爆炸”的虚幻性在于：它讲述了太多的雷同之梦！这些梦，相似背景、相似欲求、相似的矫揉造作。所有的“增殖”都是完全一样（简直达到了机械般精确程度）地炮制出来，只是文化系统内部琐屑的喋喋不休！换了些术语，变了些形式，施了点儿障眼法而已。总之，演变了，但角色如一。
    上面都是狂言？但却发自肺腑。──凝练着一颗心灵仅有的几滴鲜血，它指向通往未来的幽径。
    请相信“少”的启迪力和陶铸力，胜于“多”。

    007

    一种新哲学，席卷着它的新表述方式而来。它忽地鼓起内外如一的新风格，也许吹起一阵世界性风潮。
    “理性的井水”和“智慧的河水”，虽然彼此不相侵犯，但在意识表面的底下极深处，还是经常互相沟通的。可惜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纪，由于过度工业化的压力，文化环境也被连串地震如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等兽行给彻底毁坏了，于是，有理性的人丧失了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则丧失了理性。这是社会的真正危兆。
    如果“理性”靠着压制生命的活力、损害生活的冲动，便从根子上诋毁生命才得以“实现”──就让它见祖先去吧！生命的意义无论如何不该抹煞。“理性”这层菲薄的纸无论如何包不住生命的火！连街头群众都知道的这一道理，而欧美的大师家们却不知道？现代世界──已被工业文明及其唯物主义压榨得疮痍满目、令人不忍卒读！新世界的诞生有待于向过度工业化的恶势力挑战，有待于外科手术：向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陈腐风习。虽然我们眼前还是看不到一点曙光；即便是以“反理性”自诩的西方新思潮──骨子里仍然是以理性主义为标尺。它们还是用精镂雕虫的“分析方法”和不厌其烦的逻辑推论为武器，其实，这些过去文化的末日象征，早就该扫出未来文明的堂奥之外了。

    008

    一言足以丧邦。
    一言足以兴邦。
    语言的暗示作用与默化力量，无与伦比。能扭转历史方向的人，记取“慎言”的至理吧。
    慎言不是“理性”的代词。时人常以“理性”与“克制”、“和平主义”、“要文斗不要武斗”划上等号。这不仅是对“理性”的糟蹋，而且是对“慎言”的根本误会。仿佛“理性”只是赌场上的筹码、博弈时的技巧！慎言的依据恰恰在于，“言”的暗示作用完全是基于非理性的动物本能，而决非基于莫须有的理性分析。

    009

    有两种知识：符号知识与感官知识。思想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两种知识整合为一。符号知识，就是“学问”；感官知识，就是“体验”；二者缺一，无以完成思想的使命。
    思想家不同于学者。他不是研讨世界曾经是什么样子，以及它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等等。──那是学者们的事。相反，思想家是着重思考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以及他希望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再加上如何促进这一世界变革的实现，等等。简单说，学问家的思考方向是指向过去的，思想家的思考更像是指向未来的。以此而言，现代的思想家，其实也就相当于是古代的先知和预言者。还有一种以学者面目出现的思想家──他藉着“对过去的理解”以寄托他对未来的希望。他在历史研究中注入了未来学的期盼。一旦剥去了他们论证严谨的学者面具──原来那还是个内心激动的思想家。
    老实的学者、奇异的思想家以及学者面目的思想家都有各自的用途。他们分头作用于治世、乱世和过渡时期；而真正的思想家──显然是激烈的革命时代的珍品！他是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年）的卢梭，是鞑靼人乌里扬诺夫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
    有独创力的思想家将其个人的印记深深打在他的时代和他的人民中。他的思想和言论形成新的风潮。他的风格又是时代与人民紧紧地互为表里、相与生成。这风格是个人的，而且仅仅属于他人。所以，任何一个色彩浓厚的思想家必定有其不可磨灭、一望即知的个性，这个性亦即时代性。
    他的风格“落实”在其著述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是思想家与其他一切人类的分水岭；风格，可谓“思想家的试金石”：庸众甚至杰出的学者都可以没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但思想家却不可缺如。没有风格，便没有独创的思想。万年之久的文明史，难道还有无人说过的语句？
    学者们则反之，要求把个人色彩降至最低限度。它追求一种无人格性的“科学性”──即使仅仅是一层欺世盗名（就这词的最无贬义的意义而言）的伪装也罢。思想家则不然──他的出现预示着强烈的方向性。这方向性必定要求一股带有相应动力的风格。他不以客观性与科学性自诩，激动他的，似乎是那超乎主客观分野之上的“使命感”：“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论语）至于司马迁引为同调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不也是对这“动力风格”的传神点染？要求从商纣帝辛的“宗教暴政”下解放出来的大方向，决定了中国此后哲学历程的“人文性质”。

    010

    学问与思想，也和战争、爱情一样，是人类力量的一种较量。正确与错误，并不在它的樊篱之内，而是在它视界之外。

    011

    静，也是一种动。因为在这动荡喧腾不已的尘世中，要保持相对稳定的“静”态，也必须出之以动态中的平衡。这意味着必须以“动”去抗衡“动”、以便达到以动制动从而抵消动、平衡动──相对稳定。然后才能得到“X-X=0”的至高静态。这是唯一可行的尘世之“静”。在一切“静”的底里，无不蕴藏着深而激烈的“动”。它是“势力均衡”的动，它是所谓“相对的静”──若不从此着眼，将使人误解为“绝对的静”。变化的可能及潜力──决不等同于“动”。佐证了“静”的相对性，说明它只是“动”的别一种形态。
    无论自然界、社会界以及心理界的伟大风暴兴起前夕，总有一种同等量伟大的宁静乃至于“沉寂”，统治、弥漫着······这是因为脆弱的平衡，以其死期将近，而变得格外执拗，格外冥顽不灵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均衡的进一步倾斜，终致破裂，形式急转直下······“X-X=0”一变为“X-X=X”。就这样，寻常之数的金科玉律突然失效；代之而起的将是“革命的定律”，即大动干戈的定律。在这里面，有多少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事态啊！

    012

    不能（或是“难以”）被语言表述的思想，即成为“神秘的”。所以，神秘的不是存在，神秘的只是观念。它，只能知觉，难以解释。有关“顿悟结果”的信息，是不能用语言的线索，清晰传递的。它只能保留在心灵里──直到像是自生那样自灭。这就是神秘！神秘感，永远只属于一个人。
    能够传达的，即使可以被夸耀地叫做“神秘”，那也是一种退化了的神秘形式。

    013

    董仲舒的唯理主义是神秘的，它是先秦理智主义（“诸子百家”）向东汉神秘主义（“谶纬之学”）的过渡，因而充满了内在的紧张，给人留下痛苦的印象。另方面，先秦的世俗化多元思想，到了董仲舒手中，已经整合为宇宙秩序的系统一元论。“罢黜百家”实即“融汇百家”，“独尊儒术”实即“剽剥儒学”──思想运动就以此双向交叉，而成独一圣果。在内在的不调，则使此圣果产生了裂痕。董仲舒之学，与罗马帝国的万神殿运动相似，而与基督教运动相远，所以，它不能导致一个新文化模型的诞生，而只是走向旧文化的整合。这一事例表明，用世俗多元化的唯理主义的方法，去阐明宇宙一元论的神秘主义指归──这从来都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再生之路。
    要拜物主义还是要人本主义？唯理之路和唯情之路孰更通达？这一抉择也许是解决未来世界难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注重思想应当让给注重行动；重视分析应当让位给重视直觉；科学将让位给技术；理论将让位给宗教；商业主义要让位给神权政治；势力均衡要让位给宇宙秩序。

    014

    对于本书而言，西方式的论证要让位给东方的断言。细细论证，必须在相近似的文化圈子和共同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功效。宛如咀嚼只在食物与肠胃配套时才有功效。对于精神革命的发难者来说，他面临的巨大困难是必须创造新的食谱以适合新的胃口。细细咀嚼还提不上议事日程呢。因为这时即使有了论证也无人能够领略它，更无人愿意接受它。论证的说服力远远不及胜利造成的新适应力来得有效······精神革命的发难者没有必要的闲暇来安排自己的论证程序，好在今后的千年历史将产生足够的学者来为他完成论证并为他制作论据。
    论证和论据具有这样一种独占性和排他性：
    只有在排斥了异己分子的圈子里，在广泛同意的基础上立起的“沙龙”中──论证才具有压倒一切的份量。因为在这里，对“论证”已不再需要做出进一步、进两步的深入论证了！因为被文化所隔阂的人群之间，人们是既不会去听也断然听不懂一个“异己分子”所运用新的象征及其种种论证的。现在，只因全球文化界已经日益成为“一个沙龙”，所以也就越来越不能接收新的信息──局限于旧方法的论证，对新事物几乎是多余的。只有新的文化所培养的新的感觉，才能发见新论证之合理？

    015

    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应当说陈述比论证更实在也更迫在眉睫。对于能够理解将来未来之际的巨大风潮的人们而言──现在陈述一个新思想本身就是雄辩与论证了！而旧文化模型所谓的“论证”──却往往是建立在一些拙劣的、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迷信之上的？
    何必要力求“自圆其说”──以博得更大的欺世盗名之功呢？！这也许是出自日常需要的考虑吧！尽管世界并不是绝对圆的；地球也不是绝对圆的，但有些理论体系却很圆很圆，以至到了“天衣无缝”的绝对程度？老天，这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啊！
    在我看来，一种好的理论并不自诩为真实表述了甚至“再现了客观世界的实况”，从而抵达了足以宣布一种“客观真理”的圣地。相反，它只谦逊地承认自己表现了人的心理气候的一种变迁，如此而已。而这心理气候是注定了要改变未来世界的全貌的。
    思想和学说应该是社会行动的前兆。它本身不应是孤立的，到此为止的。孤立的思想若不化为连续性的行动──就只能悄然退化、默然枯死、被人遗忘······思想本身就应该是一次特殊的行动！一种有待深化并且具体化的行动。这变化即使不由思想者自己来促成；也应该由别的受到感召的人们来完成！
    思想不仅判断世界，更是投入生活的态度，甚至一个行动的前提。
    赵括的悲剧是理论兵家一旦执刀兵时经常遭遇的。政治理论家韩非不也是这样死在秦王和李斯这对狼狈为奸的政治双簧的政治阴谋中的吗？柏拉图为试验他的贤人政治梦想，虽未丧命丢脑袋，但也被贩卖为奴，甚为酸楚！这种悲剧大多发生在文化周期的末了，这往往是一个思想与行动全然脱节的时节！就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言，各种哲学及其语言概念逻辑所表达的思想，其实是相近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处境，在有关永恒的问题上，实际是相近的。无论是痛苦、是骄傲，是神秘、是明晰，是感情、是逻辑，是时间的迷惑还是空间盘旋······我们都是“太子”，都在神与兽之间流浪。等到人类统统成了超人，超人也就沦落为凡胎了。你无法把最伟大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类别上！
    从这种意义说，哲学不过是一种呼吁，不是真理；只是生命力的演绎，不是本真。当然，呼吁又何尝不是真理？生命力又何尝不是本真。──但只有哲学家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说得究竟对不对时，他的哲学才是可爱的。

    016

    这是“思想家的哀歌”：
    人的行为是哺乳动物的本能，也深刻地支配着人，支配着人的思想和命运。
    人若试图脱离甚或减弱这些本能──就难以生活下去。所谓“动物性”──对于人的健康生存来讲，不仅必需而且有益。没有刺激，生活成赘疣，思想成为无益的装饰。
    人的机体功能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目标”，而只是为了复制自己、发展本能、延续生命。总而言之，是为了活而活。所谓“高级生活”不也是一种生活吗？尽管采取了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即升华的方式。思想是要用的：“伟大的思想不同凡响”，但并不在于它的装饰性，仿佛工艺美术商店里的玩具；而在于它的辅助性，仿佛锅碗瓢勺。
    即便是“对世界的发现”，归根结蒂不还是对人本身的一种自我发现？这不是功利之徒的花言巧语，而是历史的基本事实：不作用于社会，思想，难以成为伟大的导师。而对于社会思想的统治权，则可以使一个湖南乞丐贱步登上了天安门。否则──即使一个奇异的头脑可以酿造伟大导师的思想，却也因为不能流传理解，也就缺失了存留发扬的条件。
    思想也不是避难所。勇敢的人们，应从思想的潜伏中断然挣脱，出袭世界，驶入历史的蔚蓝色的甚至是污黑色的汪洋。

    017

    他不沉湎于思想中，以至于死。
    思想应成为这样一种优美的祭品，它是献在王者足下的一朵鲜花，新鲜、清香、湿润、色泽沁人、含苞初放······它不是储藏遗体的一段梓木，哪怕它储藏的是秦始皇的尸体。
    生活本身是错综复杂的、充满了使人困惑的矛盾和令人诧异的混乱──所以，某种理论、学说如果十分成功地排斥了生活本身的这一特性，从而变得非常圆满、谐调，不再有任何自相矛盾或略带模糊的中间地带，它倒流为虚伪浅薄的矫情了。它的魔力随着圆满而消失了。
    历史仿佛说，只有包涵某种矛盾与混乱，并勇敢而公开地承认这些矛盾与混乱才是生命的特性，才不失为博大。
    解决了一切矛盾的理论，除了修葺其自身之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
    消除了一切混乱的、“不规则的”、“意外的”等现象的学说，除了润滑了自身之外，什么也没消除。──这是多少大学者都该重温的小学课程啊！
    对于此起彼伏的大千世界来说──关键处不在某个头脑和灵魂中酝酿了什么不同凡响的尤物；而在于这些个人思绪何以推演而成惊天动地的时代思潮。

    018

    “写上一万字的得意文章──其快感相当于寻常生活中的一年！”
    真正的书写者即以写作本身为使命而不是以写作为名利工具的写作者，如旧约时代的先知们就是这样一些怪物。他之所以勤于笔耕──是因为他必需倾吐块垒，否则便会抑郁而死！
    请原谅他写得不甚妥当的一切吧，因为那是他生存状态的一种折射！
    如果谁能理解“历史力学”话，也就能体味到，即令在一切“疯狂”后面，都有着它的一切理由。著作、笔记、书信······这些都是最深刻意义上的“死亡的记录”。尽管它们被崇拜者誉为或被作者誉为“生命的路标”，但路标的箭头指向哪里，却是不言而喻的。写了，也就死了。
    （A）活生生的东西是写不出来的；
    （B）一旦写出了什么──产出它的本源也就迅即枯涸了，即从意识中被排挤出去了。所以，一个安慰人的想法是：还是慢点写吧。这等于是慢跑着接近死亡。

    019

    有些对象（“存在”、“客体”······）是不能加以客观性的研究的：或因其神圣，或因其猥亵。──这就是“崇拜”与“唾弃”的功能。有些事物（“关系”、“过程”······）是不能谈论的：或因其邪恶，或因其恐怖──避邪和忌讳就这样产生了！历史上的禁忌多是由于特定的需要而产生的，一如现当代的“法律”一样。这都是迷信、非理甚至崇拜暴力、崇拜“恶势力”的结果。
    如果任何对象都被等同对待，不分档次地拿来观赏、研究、分析、摆弄──那无异使人生丧失了一切秩序与准则──神圣与卑贱一同倒在尘埃之中······比如“爱情”（这也是准宗教情感，它要求西方式的献身──“为了基督”；而不是中国式的占有──“我佛保佑”。）我总觉不宜以理性态度、功利心肠去追索、分析。艺术的表达与夸张也许是免不了的通病，但是，盘根究底的讨论却万万要不得！讨论爱情、研究灵性的人，多是冷血动物、利禄之徒。人生许多的事，都是如此“不便说明的”。不少标签自己通晓一切神秘真理的传道人，因此沦为“售卖上帝的人”，甚至沦为“出卖基督的人”。

    020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战败者的学问”，而诗则是“战败者的歌”。亡了国的波兰诗人密支凯维茨写道：“不。我要和暴风比一比力量，把最后的力量交给战斗，我不愿爬上荒凉的海岸，悲哀地计算着身上的伤口。”但是，他若不爬上海岸，又如何成为一位大诗人呢？如果柏拉图的叙拉古革命竟然成功了的话，那也就不会有什么《理想国》与《法律》诸篇了。马基雅维利也是如此。这正为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主旨所破：“文王拘而演《周易》······”。这似乎已构成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关系的一种“模式”。
    当然，也有大量的哲学和诗是为胜利者写的。如被尊为官方思想的一论和供在庙堂里的颂诗。其中也不乏伟大的作品，如《颂》和《伊尼特》，托马斯·阿奎那和董仲舒之类。但这种东西大多是“集大成式”的，而非首创性的。首例的狂喜，多是来自被放逐的苦难。而陷于顺境的人，更多是朝泄欲的方向去用力。（就这词的最深刻的、陷入本能之网的意义而言。）
    现代的“学术”已沦落为什么？──斟酌各种说法而已。现今的“文章”已被蹂躏倒何等田地？斟酌词句段落而已。这是没落时期下学术、枯死时节的文章。
    让我们在现代文明所造就的如此这般的无名荒漠中痛哭吧！
    这时真理的亮光也许才透露出来：
    纷繁生动的时节万象，一旦被条理化，就成了一挂整齐然而干巴的拖把布了。这就是“分析”的苦果？而人的“理智”，除了“分析”、“判断”以便“归类”、“收藏”之外，还能干些什么呢？它怀着满腔的“科学热情”（这本身就是一矛盾的连体），利用观念的裂变性，把世界撕成一条条的“理”“念”。然后再大言不惭地称此为“事实”、“因子”、“存在”······这就是我们“文明人的骄傲”？
    以语言为基础进行的交往是皮相的。语言不能沟通两个隔绝的心灵。最传神的倒是那无言之境，某种基于生物场“电”──“磁”的感应！这默契包含的微妙信息，可以在神奇的“一瞥”中接通了、传递了！批判的分析能力是可怕的！像是福尔马林窒息了一切生命活动似地杀死并肢解了一切“美好的东西”！美好的感受的意义，在批判之光的高强辐射下，人生一切价值赖以存在的神秘感与可靠性，荡然无存了，一切魅力也在根子上被窒息了。社会生活的过强压力，使得批判能力恶性膨胀起来······而这一压力本身，又源于社会的危机状态。危机产生了批判，正如醒觉产生了意识。但社会的繁荣，却需要某种坚实的、不经过理性批判的信念为基石的。这种“迷惘”──一旦被澄清了，理解的批判之光一旦升起，社会的固有秩序也就土崩瓦解了。
    具有经久价值的思想无一不是“发展中的思想”。因为思想作为人生的一种分泌物也像人生一样，扩张感的价值是高于一切的！唯有扩张的事物，才真的可贵。这样看来，思想价值的前提并非思想的条理性；条理与“逻辑”只是思想用以说服听众的有效形式罢了。圆满的思想无懈可击，像是一件可爱的、把玩的艺术品，雕琢它的功夫远比做成它的功夫多得多，决不是新文化的前兆。作为新文化前兆，深思熟虑并不需要“条理”、“逻辑”来规矩自己。因为他的深处已有自我怀疑、自我证伪、自我更新的因子。有一天这因子发育了，自然铸成一个死亡与一个新生。

    021

    说来奇怪，在许多情形下，一种思想的值，是与这种思想的“内在矛盾”成正比的！思想越深刻、越有独创性，矛盾也就越丰富、越不屑以巧辩来弥合它。因为，世界本身就是这样充满矛盾的啊。
    思想的社会值当然还得取决于它的表达方式。表达得越精巧，越可以流行一时。表达得越朴拙，越可以垂诸长久。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同一形式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啊。于是，表达精巧的表达对当世固说服力，但对文化隔阂了的后世，却是障碍。“晦涩的表达”以其朦胧有时反倒更有生命力：这是因为，它的“模棱两可”增大了它得到理解的范围，更有力唤醒了后世文化的想象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要求：用艺术创作的方式来从事思想的研究。
    认为论证一种思想比产生一种思想更为重要，认为思想的重要性仅仅系于它的表达──就等于说一个人的服饰比这个人本身还重要。这种看法验证于社会值上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的服饰标志着他的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因此服饰对于他人来说确实比这人的肉身还要重要──还可以得到异性的利用······但却不是“普遍有效”的。
    思想著作──极像高级艺术品：主要着眼于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以便读者可据以独立构造一个预计的“精神世界”，并体现强烈的方向感；而不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些百科全书式的东西。追求知识，并不是思想著作的主要任务，一如那也不是艺术作品的主要内容。当然，思想与艺术也并不排斥知识及知识的传授，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则是用一团“无名之火”──照亮每个人心底里的黑暗角落，唤醒他对生活、对一切值得为之献身的对象的“投注热情”：投注，从此成了他的座右铭。

    022

    为什么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家们当其年轻时，精进勇为、爱慕西方事物；当其耄老时，日趋保守甚至越超保守、重新回味国粹？
    （A）是受限于生命的潜力──故青春时代充满扩张精神；衰落时代则退缩畏避，回恋故旧。
    （B）是震慑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剧变和文化革命的深化，转求一种较稳定的压舱石。
    （C）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神奇的勉力──像陈年老酒般对老人充满强烈的引力。
    （D）是中国的土地具有阴险的魔力──使人们的心灵在“狐死必首丘”之际，拜倒在祖宗们的阴影下？
    我的研究表明，这四种因素同样并存，或多或少、参差不齐地支配着人们的“世界观转变” ──以致七十年历史悠久的共产教徒，竟十分奇特地转变成了孔门弟子和基督传人！
    这也许并不由于“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而只是一种“对历史尘埃的痴迷”？
    我们知道，任何文化模式，只有当它成功地解决了当时代的主要问题时，──它真正的力才会透现出来。在受到多方尊荣之后，它情不自禁地意欲成为一把打开一切未来之门的万能钥匙！──这是一种文化模式，如果在其黄金时代也仅能解决社会问题、仅能减缓危机的次要方面，则不足以形成支配的影响力。
    这些思想家们在其老年时倾心于传统文化──确实由于中国文化曾在历史上取得过 “解决了当时代主要问题”的成就。但是，何以他们在年轻时却并不如此痴迷呢？──这只能解释为，老年人特有的衰退与保守。老了，风烛残年、奄奄待灭。这时，“谨小慎微”成为人们的金玉良言。人们更多关心的是保住已有的，而非开拓未知的。人们更多注目于已逝的往昔，而非展望未来的可能。
    这时，一种奇异的现象发生了，正像植物的枝叶，年轻时充满热情地向上伸展，带着无穷的好奇心探索新的领域······而一旦衰年将至，就无力地垂下了一度骄傲的枝头、收敛了凝视的心灵──他准备“落叶归根”。于是他就归返“传统文化之根”，以便为自己觅得一个已知的、可靠的、安全系数较大的“心理墓穴”。
    原来这种“文化现象”是种“生理现象”！尽管这生理现象披上了一层文化的甚至卫道士的菲薄面纱──但仍然是“生理现象”。只是“经过无意的乔饰抑或有意的伪装的生理现象”。──这就是对老祖宗的思想、艺术、玩物以及泛泛的精神的爱？这样看来，“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不是别的，只是屈原的意象“狐死必首丘”中的那个“丘”。这丘是“落叶之狐”渴望回归的根穴！但愿它不仅仅是所谓“垂死者的永恒同在”！
    思想家们的思想，常是“为自己和类似自己的存在辩护”。他们的创造性思想，就是“为自己和类似自己的创造性存在进行的独特的辩护”。所以，我们看到先有创造性的生活，而后才有独创的思想。
    谢谢命运──这“存在”决非那僵硬的、非人的“社会存在”；它是一种难以动摇，多变而又终其一生保持着内在一致性的“生理存在”！──人的自然本来就如此丰富多彩地矛盾着的。因此，体现其节律的思想，实际上并不有待人们去“创造”──而是一种真实的“天性的流露”。这是我们最根本意义“自然主义”！

    023

    班·莱特在《哲学天才──维特根斯坦》中写道，“世界各地对他的思想与作品的讨论，他并没有参加。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常被误解，甚至被那些自认为是他的弟子的人所曲解。他怀疑将来是否更易于被人了解。他有次说，他觉得仿佛是为那些愿意用一种与现今的人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想、来呼吸不同生命空气的人而著作。仿佛为一种不同文化的人而写。所以，他拒不印行他的后期著作。由于他的思想深度和原创力，要了解他的观念是很难的。若要把他的思想融合为一个自己的思想则更为困难。同时，他的个性与风度，又是最有诱惑力和引导力的。学维特根斯坦而不接受他的表达方式与用字甚至不模仿他的声调、他的风采与表情，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伟人在历史上的意义，并不表现在他们的子弟身上，而是经过一种更间接、微妙、通常是料想不到的某种影响表现出来。”
    不过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这位银行家的孙子似乎有点故弄玄虚。他具有极其杰出投资天赋，十分懂得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金融帝国之外再征服一个哲学帝国自我解嘲！——谢选骏）（逃避检验！——谢选骏）

    024

    上述的括弧里的话──故弄玄虚！自我解嘲！逃避检验！──都是我要加上的评论。要知道，我并不神化伟人，在我看来，伟人不过是些纪念品，一些标本，一些历史的遗物。为什么这样说呢？
    要知道，并不是真理塑造了人的心灵，而是人的心灵创造了真理。公平、正义，只不过是人的理想，决非宇宙的法则。人与人的宇宙是共生的，在这种意义上，人并非宇宙的被动产儿。在这种意义上，人的理想（往往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理想，被伪装成宇宙的法则）。没有了人，便没有我们看见的这个宇宙（决不仅仅是“地球”或地球上的文明区域），便没有了我们生息繁衍于其间的“世界”、“气候”、“文化”、“时令”······只是在这种意义上，伟人才是人类历史持久的和值得骄傲的遗产。这就像是历史的一些纪念品，一些标本，一些玩具。
    我们要想学习一个伟人的思想？那么，请先要学习他的生活。不了解一个人的生活，当然明白不了他的思想。如果一个圣洁的人竟然过着淫乱的生活，他的圣洁令人作呕。当然，人评判事物要以自己的生活和经验为准的。这是生物的本性。思想家作为一头活生生的动物，也是这样。所以，离开了“处境”即具体的背景，无所谓“思想”。剥离了思想家们所思的时之背景，思想就沦为教条。人们想劫获思想家的精华，才把具体的时空之血肉剥离开来，把他们的生活与思想割裂开，使之升格为普遍有效的东西，如此，“普遍的真理”被建立起来。但这样处置之后，普遍的真理是否真的建立起来了呢？当然没有，只有被伪造的历史。
    出现这种始料不及的怪剧之关键，在于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有其不容忽视的代表性，因为他们的天性本身就有强烈的代表性！
    天性产生奇特的生活，奇特的生活产生奇特的思想，奇特的天性于是一跃而为“时代的脉搏”······其实，所有这些全是骗人的意象，是想象出来的梦。

    025

    人生最大的悲剧在于：生活与真理的冲突。
    有人为生活牺牲真理。有人为真理牺牲生活。既有人过于执地在生活和真理之间划上等号，又有人过于执地视二者为不可调和的死敌。各种极端主义份子就是这样，其或为纵欲者，或为禁欲者，或为经验论者，或为教条论者。

    026

    “老老实实”享受生活快乐的人是不需要思想的，所以他们是线条的人，而不是圆满的人。圆满的人，是经历圆周并懂得圆周的人，是那种从生活的轨道上被剥离开的人。但他们并不止于被剥离状态，于是便经历了英雄觅宝式的自我膨胀，把整个地球沦为一个不成规矩的跑道。唯独那失去了线条式的感官快乐的人，才可能拥戴甜酸苦辣的思想之圆。
    历史上那些身后令人惊羡的伟大思想家与伟大艺术家，生前却怀着这样的苦恼：“我能干些什么呢？什么都不行，我被人群排挤，显得笨拙而贫穷。人们都厌弃我，仿佛我的相貌丑陋，仿佛我居心险恶······ 一切社会都对我砰然关上漂亮的人门，连狗行旁门也冷眼看我。”
    于是我知道了，根本就没有“开放社会”，因为社会就是封闭的同一语！“开放社会”是个矛盾的虚妄！是丧家犬的哀鸣。是犹太人流浪世界时刻的谵语。我踽踽街头，独行荒原······于是我向另一个世界寻觅知音与对话者，历史的世界或是属灵的世界······耗尽了如许年华，煞白了如许青丝──可是就连我的精神结晶，我唯一的儿子，也拒绝走红。没有一个行尸走肉知道它，我好像活在真空中。
    他们告诉我，“文如其人······”可是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人死去了，书却留下；人遭辱没，而后思想崛起。

    027

    我是文化，他们是文明；文化创造了“核”，文明创造了“质”。核是“非系统化”，一个核就是一系统；质是“系统化”的，一套质才是一系统。

    028

    文化的核，要在中国复兴“语录体的时代”！这是春秋与北宋；这也是诸子与禅机的“死灰复燃”。本来的人类，将以自己的全部知识来诠释这些谶语式的神机；将以自己平庸祥和的质，来充溢这异峰突起的核。

    029

    以前他在阅读古书时灌注了自己的幻想。是他的生机，使古书生气盎然，使之展现一个妙不可言的新天地。这是他的新的生命体验，他使古书复活，让绝路在陡然间活了。是他，使业已逝去的古昔重又归来。他，于此施展了高超的唤魂之术。
    可是他现在失望了。也许他再也不会满怀生命的充沛希望了。褪色的古书再也激不起他的感应了，甚至反应也没有了。
    他终于确切地知道，那是一堆并无生命的符号，不过是些往日生活的残迹而已。那里没有神灵？甚至没有心灵！！真的神灵和心灵，只是在他自己身上──时而潜伏，时而出击，时而哀愁，时而高亢——而且，永远如此。

    030

    书，只是载体与象征，文明的或是文化的。但是却没有一部书真能够“指导”人类去怎样生活。透过想象力的望远镜──也许有一部书在无限遥远的未来能够荣获这一精神垄断企业的神位，并被永久地供奉在祭坛之上······ 但也许，这部奇书迄今尚未笔诸文字······
    有的书适于这些人，有的书又适于那些人，但是却没有一本适于所有人的书。不同的生活需要阅读不同的书。如果所有的人被迫都读同一本书──像过去的欧洲蛮子和现在阿拉伯蛮子读他们的牧羊犬强加给他们的什么《经》──那么，不同的生活者，所读出的也将是不同的段落、不同的神启。
    ──要知道，是人的内力，把书同化为自己生命电流的导体！尽管这导体要诉诸“非人格化的灵媒”，但是其本质依然是生命的电流！！

    031

    在我们这个时代，读书大概是一种最廉价的消遣了。这种由于印刷和造纸术带来的“文化革命”，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含义，上层社会（有权人）和中层社会（有钱人）因其娱乐所需耗费的时间，而使自己所握有的知识日少；而下层社会（穷苦人）反因无聊和生活压力的双重魔力而越多跻身于文化之原。
    这种逆流而上的状态，使现代文明的内部的不稳定性日益剧增。“不满”越来越成为符号知识领域内的一个普遍特征。因为，“不满”是由那些被迫钻在书本里的无权者们创造并传播的。
    这样，在我们看来，不消除这种“结构性的紧张因素”──现代文明一手制造的这种背逆与不满，终将毁掉社会的精神支柱。因为观念的世界是与实存的世界共生但又骈拇的，仿佛渗透又独立的一个领地。它既可帮助实存世界的放逐者免除孤寂之苦，又可弥合生活世界的非连续性──把一大堆茫无头绪的琐事，凝成一座充满意义甚至价值连城的堡垒。
    当大师们说，“甲是甲又不是甲；乙是乙又不是乙，好事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坏事既是坏事也是好事”时，我们应该从古老的迷梦中，醒来了！从压制了我们几十年的浓雾中挣脱出来；向谎言与诡辩的文明宣战！
    ──我们禁不住泪流满面：“大师们啊，在你的伪善中包含了对我们的多少轻蔑？”仿佛我们是些可以被信口雌黄的语言游戏给牢牢锁住的狒狒。
    当大师们这样振振有辞的念经时，他们的咒语是显然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这两甲两乙、两好两坏并不表达同一概念！他们用词的偷梁换柱，粉饰了人世间的沟壑！以期达到愚民之效。他们就是如此“明明德”的吗？
    他们的把戏是这样进行的：第一组的甲、乙、好事、坏事，指代的是一种存在；而第二组的甲、乙、好事、坏事，却指代关于存在的某种评价或称谓。显然，正因为有关的存在也可以获得其它的评价或称谓，所以“甲（存在）是甲（称谓）又不是（称谓）”便也算经得起经验的验证。“好事（存在）是好事（称谓）又不是好事（称谓）”，也显得通情达理──但谁曾想到这里埋藏着智性的诡诈呢？这不仅是偷漏概念的诡辩，还有搅混听众心中之水的榨取！在这种榨取中，利用存在与称谓之间必定有的那间距，取得了辩证逻辑！这辩证是一个超级的攻击武器，可以毁灭任何有价值的筑造，只是它本身却经不起思想者的检验与攻击？
    在这座大师臆造的虚妄堡垒中，是非没有，黑白颠倒，阴阳混淆，人的思绪仿佛在太空中游荡、飘渺。于是，各种精神病毒，便乘虚以入。
    揭示这命题的虚妄性，是奠定当代精神病学的基础。还原其病态，我们发现，它要说的不过是，“甲不是甲又不是甲，乙不是乙又不是乙，好事不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坏事不是坏事又不是坏事······”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有效的语言表达和“智力训练”吗？
    这群号称“大师”的思辨之驴、理论之马，所转嫁给我们的历史重负，该是到了被清除的时候了？

    032

    任何一位真正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的出发点与最后抵达的思想目标之间的距离是无比遥远的。把他们精神上的初衷与其实际发生的历史影响作一对比是有趣的、也是惊人的。这一现象在艺术家那里更得到了体现：作者的灵感与其成品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其成品与接受者收到的意象之间则更有突变的、革命式的差距。但这一切，似乎又遵循着某种规划或“节律”，而不是“无缘无故的”。例如，原始出发点和最后抵达的思想目标之间，距离再远，仍有其内在一致性可寻。同样，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尽管有一条沟壑，但毕竟可以有所沟通。其间的缘由很难缕清，但确有一连串微妙的心理现象，贯连之。在交流的神韵中，一切虽不是按人们日用的逻辑来进行，而是以迄今无法明确解释的身心机制来互渗、推助的；但实际上正应了某位疯子的一句话，“伟大思想，要靠其被误解的程度成其伟大。”也许这正道出了人的正常命运。但误解毕竟不仅仅是一种错误，它还是一种深化。即，按照思想本身（而不是思想家本人的原始意图）的道路继续前进，以致达到与其原来的结论完全不同的思想星座结论，甚至是方向背反的星座！
    类似现象在大思想家之间更是彼此彼此的，从而形成了思想发展的奇特史：例如，伟大的精神常以反对来继承，以否定来拓展；而固守教旨却意味着背弃先行者们的精髓。
    我相信，一切伟大思想家若是转生再世，都定会成为自己先前形象的背叛者、反抗者。因为处境变了，易化方能通达。而转世轮回若干次之后，处境才又变得再度相似，思想也就再度不谋而合了。
    这与《周易》最本质的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一切伟大的成功，不过是“适时”而已。
    是随着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六十年风水轮流转”──思想的相似性才又回转过来。所以最好的处世之法无非是“审时度势”、“安时处顺”而已。

    033

    对伟大思想家最好的崇拜仪式，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其美丽的人格，剔除他过时的装束，以新的表达，更新其思想。思想家（“教主”也是这样）本人活着时，可以“自新”；但他死后就只有出类拔萃的、以反对者面目出现的继承者，得以用《周易》所说的“反复其道”来为之“刷新”了······这种永久性的易化（“反复其道”），构成了人类思想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史！激起我们的生命力“力比多”。

    034

    是我们的生命力“力比多” ，“幻化了”生活、世界。否则，生活就再无整体感，变得支离破碎。世界也是如此。对于一个热爱自己（他们把这叫做“生命”）的人，缺乏整体感是难以忍受的······所以，他使创造了有关生活和世界的完整图像，以便安慰自己的思念！因此，他使赋予这完整图像以确定的意义，以便安慰自己的思念！剥开了这层面纱，便不难发现：生活与世界，哪里有意义？只是我们的生命力不甘心失败，于是渴望一个肯定性的答案。因此，哪怕可能的答案是如此荒谬与虚假，我们还是不断追寻、甚至满怀自信地接受它，甚至置它于一种不容攻击甚至不准察看（这被时髦的术语叫做“检验真理”）的“至圣所”。这就是“世界观”的真象！
    中国的寺院和祠堂里，因此供奉了太多的生气索然、毫无个性的偶像······而且重重复重重，新旧交杂。有谁将生命的清泉，注入他们死寂的躯壳？
    也许，当中国寺庙里的偶像都活动了起来，中国群众惯于宁静的神经系统，会发生病变？

    035

    没有一种理论能圆满地解释世界，更没有一种理论能把世界的实况纳入自己的胴体。有些理论长于解释这些现象，有些理论乐于说明那些问题──但没有一种理论面面俱到、样样擅长。
    理论家要把自己的学说目为“真理”──就陷入了最深切的二律背反？
    就我们所知，没有一种学说能够解释所有的现象，一如没有一种办法（理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没有真理，只有因情设施的文化现象！这犹如作为自然现象的春夏秋冬──各有其时，各显其能。

    036

    没有一种学说是“没有道理”的。但也没有一种学说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如果从心眼里把各色哲学、理论、思想、学说──都看成“应时而发”的大脑痉挛与精神之花甚至是艺术品的话，而不再拘泥它们的概念之网罩，也不再从终极性的、固定不变的定义去“僵化它们”──我们的认识功能，方才解脱了死一样的枷锁。

    037

    但愿真理不再是枷锁，但愿是人去创造（而不再是卑躬屈膝地“发现”）真理；而非真理（上帝、物质、自然规律、三纲五常······）来造人！

    038

    古老的神话，在我们手里破产。
    未来的牧师，不再谴责我们的破坏性。
    我们的扫荡，是为了你们的新生。

    （另起一单页）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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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文革“小小老百姓”陈伯达

2016年7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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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文革“小小老百姓”陈伯达2016年7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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