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經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81年作爲中國文革後首批碩士研究生畢業于蘭州大學，1992年起曾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現爲清華大學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者按
“我們都希望中國崛起，可是如果中國的崛起是一種以十八世紀的資本主義戰勝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的方式實現的話，對世界可能不是好事，那麽對中國是好事嗎？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競爭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低人權優勢發展實現的。”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秦晖在“新民說”2014年年度文化沙龍上發言。秦晖認爲，在自由經濟下，要讓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做不到的，讓老百姓先生産後生活也是做不到的，它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創新，有創新激勵。在現在的全球化背景下，創新是我們可以買來的，但是血汗工廠他們是 學不去的。 以下是發言部分摘錄：

秦晖：

大家都知道，東德和西德，最後是西德改變了東德，甚至國家都被它吞並了。但是東德有沒有可能吞並西德呢？這個問題聽起來好像不可思議，而且事實上也沒有發生過。

　　 血汗工廠戰勝福利國家？

　　 我在德國跟很多人談這個問題，包括東德最後一任共産黨領導，就是總理漢斯?莫德羅，他雖然對于統一後的東德抱怨很多，因爲統一以後他們下台了，是反對黨。但是對于他們能夠戰勝西德這一點，他從來沒有設想過。他說我們原來那套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搞民主也不行，搞民主光投票我們就投不過他們，西德有6000萬人，我們只有1600萬人，票數就差那麽多。我說你設想過第三種可能嗎？假定當年昂納克先生——1989年東德的總理，假如他成功地把當時的民主運動鎮壓下去，柏林牆仍然存在，東德人仍然沒有自由民主。可是昂納克到了西方，跑了一趟拉斯維加斯，跑了一趟紅磨坊，忽然間對花花世界感興趣，把理想、烏托邦都抛去，要搞市場經濟，而且用專政的手段創造任何民主國家都不可能創造的招商引資的條件。講的簡單一點，就是把東德變成血汗工廠，和西德實現經濟一體化，西德的資本可以過來，我們的廉價産品可以過去。

　　 如果這樣做會發生什麽事呢？我們知道現在東德的經濟、政治，包括收入，包括福利制度，都已經和西方接軌了，東德人的生活和統一以前完全是天地之別，但是東德人仍然有很大的不滿。爲什麽呢？因爲統一以後，東德原來的制造業都垮掉了，而新的制造業一直興不起來。興不起來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兩個政府不管怎麽優惠西德的資本，希望他們過來投資，西德資本就是不願意過來剝削東德的工人，他願意剝削中國的工人，願意跑到很多地方，願意跑到土耳其、羅馬尼亞，但是就是不願意來東德。爲什麽呢？因爲東德現在和西德一樣也是高福利了，也是高工資了，工人、農民都有很強大的維權能力，也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

　　 這裏我要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兩個相反的含義，一是社會主義意味著對政府的福利問責，市場經濟意味著對政府權力的限制，但是另外一種條件下，市場經濟意味著推卸政府的責任，社會主義意味著政府的無限權力。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東德就失去了對資本的吸引力。我們可以試想，現在的東德雖然生活很不錯，甚至環境都非常優美，是非常宜居的，但是有一點，你看不到煙囪了，制造業一直沒有興起來，這是莫德羅埋怨最多的，說統一把我們制造業搞垮了。後來我跟他說，如果當年昂納克采取這樣的做法，制造業的蕭條會發生在哪裏呢？大家可以想象到，肯定是會發生在西德，而不會發生在東德。如果按照我剛才講的這個主張，東德就會變成一片血汗工廠，西德的資本會一窩蜂地湧進東德，生産出大量的血汗工廠的商品，覆蓋整個西德市場，而且把西德原來的産業都替代掉。

　　 如果是這樣，在東德會發生很多問題，環境汙染、腐敗、兩極分化等等。但是，假定昂納克可以在東德實行高強度的維穩，把這一切壓下來，那麽你想西德會發生什麽問題？我敢保證，現在西德的制度將蕩然無存，福利黃了，工會垮了，整個西德的經濟無非只有三種可能。一種可能，西德重新搞一個自己的柏林牆，就是貿易保護主義，把它的資本圈住，不讓到東德來，把東德的商品圈住不讓到西德去，由它來破壞德國統一，搞一個經濟割裂。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它要在道義上付出很大代價，因爲原來統一、一體化都是你提倡的嘛，你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嗎?

　　 如果它不這樣，它就必須向東德學習，無論是福利還是自由都要降低到東德的水平，否則你沒法和東德競爭。講得簡單一點，就是血汗工廠必須戰勝福利國家，東德的工會將不會存在，西德的福利制度也將垮得徹徹底底，因爲東德人相當于農民工，西德人必須向農民工看齊，否則你沒有競爭力。如果是這樣，不管在政治上怎麽樣，實際上在經濟模式上，在社會上，東德已經把西德給統一了，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和平演變”了。

　　 在以前的制度下，東德是根本不可能和平演變西德的，民主化以後也不可能，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有現實的可能。但是如果是這樣，在西德會發生嚴重的問題，大家看看這幾年的希臘就會知道，福利一降，在希臘要把農民和工人當作血汗勞工來馭使幾乎不可能，你會碰到工會的抵制、農會的抵制，會鬧得天翻地覆。希臘的福利低一點就鬧成這樣，何況你在西德全面建設血汗工廠呢？在西德肯定會發生嚴重的政治混亂，如果一旦西德失序，東德不是沒有可能去統一西德的。

　　 但是後來我問莫德羅一句話，我說這樣統一的結果你喜歡嗎？因爲莫德羅至今還是東德的左派黨的領導，他整天抱怨的就是資本主義如何不好，整天抱怨的就是工會還不夠強大，福利還不夠高。如果這樣的統一的結果是你想要的統一嗎？這樣的統一結果肯定不是東德的社會主義統一了西德的資本主義，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十八世紀的資本主義戰勝了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大家想想是不是就是那麽回事？就是血汗工廠打敗了福利國家。

　　 中國崛起與中國模式的崛起不要混爲一談

　　 所以這裏我要講，大家不要把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這兩個概念混爲一談，這兩個概念有非常大的區別。中國模式的崛起對中國來講不一定是好事。比如說冷戰的結果是蘇聯的垮台，我們現在都爲蘇聯的垮台而感到悲傷。可是老實說，蘇聯當時對中國的威脅非常大。在上世紀70年代，盡管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是非常保守的，但他在國際政治上，老實說，和上世紀50年代幾乎截然相反，就是一面倒地批判西方，而且口口聲聲地批評西方對蘇聯不夠強硬，對蘇聯實行綏靖政策。不但這樣，而且毛澤東對全世界範圍內的左派運動都是持這樣的觀點。蘇聯支持的左派運動我們就不支持，哪怕這個左派運動被右派鎮壓了。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974年皮諾切特軍政權推翻智利的阿連德左派政府。老實說，當時智利右派軍政府鎮壓智利左派的時候，全世界不但共産黨抗議，所有共産黨國家幾乎都跟智利斷交，但是中國對智利的內政從來沒有說三道四過。可見，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是看得很透的。他其實是把社會主義的成功和中國的民族利益分開來看的，並不認爲蘇聯那一套的成功就一定對中國是有好處的。

　　 我們都希望中國崛起，可是如果中國的崛起是一種以十八世紀的資本主義戰勝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的方式實現的話，對世界可能不是好事，那麽對中國是好事嗎？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競爭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低人權優勢發展實現的。這個低人權優勢的前提是人家享受的權利比我們高，如果人家都搞血汗工廠，那我們會怎樣呢？因爲我們沒有任何技術的優勢，如果人家也搞了這一套，我們怎麽辦？老實說，除了這一方面，自由經濟在其他方面沒有什麽長處，在自由經濟下，要讓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做不到的，讓老百姓先生産後生活也是做不到的，它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創新，有創新激勵。在現在的全球化背景下，創新是我們可以買來的，但是血汗工廠他們是學不去的。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是我們也不必過于操心。因爲實際上我們看到的還有另外一幅圖景，那就是世界正在改變中國。今天中國改革取得的無數的成就，除了GDP的增長以外，不可忽視的是，我們的規則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講得簡單一點，無論在自由上還是福利上，縱向的比較，我們都比過去進步了很多。我講的低人權優勢只是在橫向比較意義上的。但是，這個橫向的比較大家也不能忽視。目前的情況就是，在一個全球競爭的背景下，如果你不向它看齊，它就要向你看齊。老實說，西方的工會以前從來不關注中國的勞工權利，尤其是美國，美國的工會以前是非常排外的，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紀初美國排華潮是誰搞的呢？不是資本家搞的，就是美國工會搞的。現在美國的工會可以不讓中國人過去，但是他擋不住美國的資本跑過來，因此，現在美國的工會開始關注中國工人的勞工權利了，因爲如果中國的勞工沒有權利，美國的勞工就不可能再有權利。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現實。

　　 （以上內容是清華大學教授秦晖在“新民說”2014年年度文化沙龍上的發言。吳英燕整理，未經演講者審定。劉海生對本文有貢獻）

　　 演講人簡介:

　　 秦晖: 1953年12月生，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著有《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再認識》、《問題與主義》、《傳統十論》、《市場的昨天與今天：商品經濟·市場理性·社會公正》、《耕耘者言》

　　 來源: “新民說”2014年年度文化沙龍

       2016-07-01        

“六四”北京開枪後，香港市民一直處在激憤之中，不少市民以罷工、罷課、罷市，来哀悼北京死難同胞。股市下跌一千點，市值損失二千億港幣；地産物业的市值至少也下降二千億港幣。也就是说，僅是股市和地産，已損失了近四千億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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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屯香港回憶录》写道：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鵬聲嘶力竭地在北京党政軍幹部會議上宣布：學运是“動亂”，要反擊動亂，楊尚昆宣稱已調動軍隊進京。赵紫陽没有出席這次會議。我感到赵紫陽可能給攆下台了，局势將會急轉直下了。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图源：优酷視频截图）

一九八九年一月，方勵之致函鄧小平，要求大赦、釋放因西單民主墙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國內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家，分別聯名写公開信，給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表示支持方勵之的建議，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體制、釋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産党员，还有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员，在國內外引起强烈反響。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识界、科學界人士紛紛呼應，發起簽名支持运動，中國的政治氣候大有山雨欲来風嘯滿樓之势。我在香港也强烈地感覺到，一場政治風波即將来臨。

我要新華分社的宣傳部門收集，並整理香港和國際社會的反應，開始采取每天通過新華社（小分社）的傳真，向中央、國務院提供外界的信息，供他們參考，以期在處理這一事件时，能注意外面的反應。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學生開始走上街头，到四月廿二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數萬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並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負責人接見，可是中央没有一個人去見他們。我和新華分社几個副社長在香港電視上看到這一情況，大家都認爲這樣處理不当，赵紫陽和李鵬爲什么不可以出面見見學生？自己不見，可以派個秘書去見；全然不顧影響，让學生跪几個钟點，实在無法理解。學生是出自愛國，出自對中國共産党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有什么可怕，共産党的領導人爲什么怕見群衆，怕見學生呢？對于中央負責人這種脫離群衆的做法，我們很不以爲然。

北京學生從游行請愿，發展到天安門静坐，從要求中央領導人接見，到要求和中央領導人對话，都没有得到北京領導人及时適当的處理，形势發展日趨严重，外界反應强烈不滿。我忧心如焚，專門將香港記者在北京攝录，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學运情況的录像，以及香港傳播界的反應，專人送給赵紫陽及中央辦公廳，希望引起他們的注意，早日妥善處理。赵紫陽看了之後，對去人的表示，比他在北京当地了解的情況要多，要求陆續給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赵紫陽離開北京去北朝鲜平壤訪问。第二天，李鵬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向中央政治局彙報北京學运的情況，他們擴大情況，甚至歪曲、謊報事实，使會議得出結論：學生运動是“有組織，有計劃，以反党反社會主義爲綱的严重政治鬥爭”。會後，李鵬向楊尚昆表示要向鄧小平彙報。四月廿五日，鄧小平見了楊尚昆、李鵬等人，鄧聽取彙報後，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和政治局會議對學生运動的定性。

李鵬在鄧小平表態後，連夜就通知北京市党政機關傳達鄧小平的讲话和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並發電報通知各省市党委。他並要求胡啓立組織《人民日報》撰写社論，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爲《必須旗帜鲜明地反對動亂》，公開聲稱學生运動“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谋，是一次動亂，其实质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産党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党员幹部萬人大會，號召全體党员投入這場严重的政治鬥爭。

我得到消息後，感到很不對头。当时分析，确实有少數外國势力、反共势力介入學运，甚至有的在後面對學运起了一定的操縱作用，但是學生运動是愛國的。把整個运動定性爲“動亂”，是把问題看严重了，對廣大學生和市民来讲，是打擊了一大片，這不符合实際情況，也是極不策略的。

社論發表後，激起廣大幹部、群衆强烈反彈。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近十萬人上街游行，雖然北京市委已通過各組織，严令凡在行動上支持動亂者，輕則開除，調離工作，重則逮捕法辦，但學生游行时，仍然受到北京市廣大市民、幹部群衆的熱烈響應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學生运動矛头主要是對着李鵬的，社論發表後，情況就變了，開始把矛头直接對着鄧小平。一些接近鄧家的高幹子弟中傳出，“鄧小平被李鵬出賣了”。學生运動的“升级”，迫使袁木、陳希同等不得不出面與學生代表“對话”，他們堅持學生运動是“動亂”的僵硬態度，不僅未能使學运丝毫趨向缓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數百名學生開始絕食請愿，第二天，絕食學生就數以千計，天安門、北京市、全國都沸騰了，嘩然了，不时傳出有學生不支晕倒送医院的消息，絕食的學生还在增加，甚至有的開始絕水，這種严峻的形势，才逼使李鵬出面，與絕食學生代表對话。在電視实況轉播中，李鵬擺出大首長的架式，居上淩下，看不到一點共産党做群衆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鵬一方面對學生代表讲：“無論是政府，还是党中央，從来没有说過同學是在搞動亂。”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絕食學生的請愿要求，不愿意與學生代表進行实质性對话，不肯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李鵬还表示，他會在適当时候说自己看法，实際是宣布不會改變《人民日報》社論對运動的“定性”。對絕食學生代表繼續進行威胁，態度惡劣，令人实難忍受。我與新華分社內一些同仁看後，反感異常，認爲共産党相信依靠群衆的傳统，給李鵬全部丟光了。他不出来對话还罷，出来對话後，形势肯定將進一步惡化。

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鵬聲嘶力竭地在北京党政軍幹部會議上宣布：學运是“動亂”，要反擊動亂，楊尚昆宣稱已調動軍隊進京。赵紫陽没有出席這次會議。我感到赵紫陽可能給攆下台了，局势將會急轉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鵬簽發的戒严令，激發了北京、香港聲势更大的反抗活動，形势更加严重。北京百萬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撤銷戒严令，“李鵬下台”的口號響徹北京，連中央、國務院許多部門都有人打着橫幅參加了游行，聲势空前。

香港市民這一时期一改過去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積习，發起愛國运動，絕大多數從愛國、愛港，支持改革、要求國家進步、共産党進步出發，參加面之廣，左、中、右各方都卷入，從大资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機、小販都有。有几位中年大资本家親口告訴我，他們參加了百萬人大游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誠在記者訪问时，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愛國运動。有些大商場舉行了“義賣”，將收入或利潤捐出，支持天安門學生愛國活動。滿街的小商小販，也紛紛自動舉行同樣的“義賣”活動。那一段时候，香港的愛國洪流，席卷絕大多數香港人及香港每個角落，史所空前。

新華分社和中资機構絕大多數工作员工，也無例外地，自動卷進這一洪流，成爲运動中異常突出的一部分，在香港新華分社和中资機構曆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門學运開始後不久，新華分社內、中资機構內，即開始有人參加社會上支持北京愛國學运的活動；在新華分社內，还出現簽名支持愛國學运的活動。

鄭華是負責党務和組織工作的，他提議應予制止。工委討論时，我讲：“不要叫制止，叫劝阻，假如劝阻不成，那就隨他去，不要强迫！”“部長、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幹部，無論如何要说服他們不要參加社會活動，不要去簽名。”

实際上，当时几乎所有的部長、副部長都已簽了名，聽到工委的決定後，大部分退出了簽名，还有少數几個人堅持不退，鄭華问我怎么辦？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强迫。

這时，新華分社一些幹部，不僅去參加游行，而且把香港新華分社的旗帜打出去了，徐海甯还在跑馬場群衆大會上發表演讲。對這些，我也囑咐，不要責備他們。我們还決定，左派群衆团體、左派工會可以去參加游行，可以打出旗號，領導人也可以公開出面參加游行或其他活動，我認爲，在香港当前這樣規模的群衆愛國熱潮中，如果群衆团體領導人不參加，就會严重脫離群衆，群衆团體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會大大削弱力量。主動參與，方能保持和群衆的聯系。後来，發展到游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鄧、李、楊的口號，我們決定左派群衆团體不要喊這種口號，我們指出，這是過激行動。

對香港左派報纸《文彙報》、《大公報》等，我們也采取同樣的方針，對他們的報導，没有加以限制，让他們客觀地報導北京學运的情況，以及香港支持學运的消息。對報纸本身的言論，也没有進行限制，只要求他們少發一些。

李鵬下令北京市戒严後，五月廿日，副社長张浚生告訴我，《文彙報》社同仁准備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来反應，擬在两個詞內擇一使用，一個是“痛心疾首”，另一個是“夫复何言”。報社同仁討論後，多數人主张用“夫复何言”，张浚生考慮用“痛心疾首”，征求我的意見。我知道不可能阻挡，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後果很严重，我还是點點头，表示同意，说：“你去處理吧。”明确地示意我贊成他的意見。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在《文彙報》头版社論栏出現，引起很大震動，北京很惱火，李鵬要港澳辦追查這件事，我要他們答复北京：香港不同于大陆，我們會妥善處理的。頂了回去。後来這件事發展成一次不小的風波，我將在後文再敘述。

從我個人情緒讲，看到香港市民群衆這樣熱情地支持學生愛國运動，看到香港空前規模的游行、集會、募捐義賣活動，心情十分复杂。五月廿日以後，香港受台風侵襲，挂八號風球，狂風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華分社門口，通宵達旦地徹夜静坐，請愿唱歌。我在十二層樓上的臥室，看着下面風雨交加，歌聲、口號不斷，心中百感交集。共産党是靠群衆运動起家的，以前，爲了人民群衆利益，領導他們反對國民党统治；現在，反過来了，群衆向共産党示威、提要求，共産党不僅不能滿足他們，还要鎮压他們。面對這個我無能爲力的場景，我無法入眠，看着樓下群衆在風雨交加下，不顧一切席地而坐，聽着他們悲憤的歌聲和呼喊，我眼淚止不住地直流。

一九八九年四月卅日，赵紫陽從平壤訪问回國，第二天打電话給我，要我去北京。我立即動身，並把香港傳媒界反映這次北京學潮的許多材料、录像帶，帶去北京給赵紫陽。

五月三日，赵紫陽在中南海住宅內，與我谈了近两個小时。他一開始就问我對這次學生运動的看法。我讲：“這是愛國的运動，是支持共産党改革的运動；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進一步發展，有些人是擔心改革會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訴赵紫陽，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後，接觸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況，支持學生运動的人很廣泛，包括廣大的党政機關幹部。社會上最積極支持學生的人有两種，一是個體戶，一是企业經過改革後的主管人员，這些人在改革中獲得利益，擔心政策改變，走回头路。

我讲：“這次學生运動，可以看出有水平，口號相当策略，提拥護共産党，拥護鄧小平，一方面表達出多數人确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人在幫他們出主意，我估計可能是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一些年輕教師、研究人员，不排除某些外國势力，以及香港某些反共势力的介入、參與，但运動的主導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稱學生运動爲“動亂”，激化了矛盾，我認爲這是極爲不智的。我聽说北京市的廣大幹部和市民都很震驚，多數人表示不同意社論的看法，罵鄧小平；也有人讲，鄧小平上了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的当。據说李錫銘、陳希同在中央政治局討論时報告说，學生要暴動。陳希同甚至讲，給他五萬軍隊，可以馬上鎮压下去。看来鄧小平聽信了他們。

我提出：“还是應該疏導、分化，不能鎮压，應該爭取學生的絕大多數，把極少數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

我还提出：“我們（中國共産党）不能再犯錯誤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澤東搞垮了，出現了‘三信’危機。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現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赵紫陽聽後，表示：“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別强調：“我們一定要維護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擔責任。我們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變對运動的定性。”

赵紫陽说：“事实上，《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我也有責任，我在平壤，中央將社論草稿發給了我，征求我意見，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負責，我愿意公開由個人承擔。”

他又说：“學生們要求廉政，反對贪汙，懲治‘官倒’，反對特權，這些都是我們党提出的，現在學生和群衆支持，是好事嘛。我們要通過對话，對于群衆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准備向常委建議，采取一些具體措施，来制止、杜絕這些弊端。”

赵紫陽讲了一些他的具體考慮，如反特權，首先要從中央做起，從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給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給予中央副總理以上幹部廉價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歲數大的老人，可以考慮缓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專機、專列（專用火車）、警卫制度，几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慮輕車簡從。

對高幹子弟搞特權的做法，赵讲：“我准備写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調查我的子女，如有问題，就接受國法處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樣。”他还表示，要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来討論、制定反贪汙、反官倒、反特權的措施。

我們还討論了其他一些问題，如：關于物價上涨和通貨膨胀的问題，我建議，長远来说，要考慮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銀行利息，提倡儲蓄，多吸收社會游资。

我們还議論到“學自聯”和“工自聯”的问題，即在傳统的工會、學生团體之外，現在有了學生、工人的自發組織，應如何看待？赵紫陽表示，我們不要怕這些自發組織，可以让他們活動，參加選舉。只要我們的群衆組織能代表群衆利益，不要擔心有人竞爭。

赵讲，現在主要的问題，一是爭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變對學生运動的定性，二是要征求常委們的意見，改變決議。赵紫陽说：“請你幫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較谈得来，請你把我們今天谈的意見，特別是把外界的反應和你的看法告訴他，征求他的意見。如果他同意，再請他去小平同志那裏，爭取小平同志改變對运動的定性。”

赵紫陽表示，他准備自己找李鵬谈。他估計在常委裏面，喬石、胡啓立會同意，主要问題在李鵬、姚依林。

我義不容辭，接受了赵紫陽的委托。

回到寓所，我即刻和楊尚昆约定。第二天，我們在楊尚昆家裏見了面，我把與赵紫陽谈话的主要內容和想法，向楊尚昆讲了，楊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楊还告訴我，他剛從人民大會堂回来，聽到了赵紫陽對亚銀年會代表团团長和亚銀高级官员的讲话，認爲讲得很好。也碰到喬石，喬也很贊許。赵紫陽這個讲话中，針對“四二六”社論中“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谋，是一次動亂”的说法，表示：“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認爲學生游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們党和政府的主张”。他还表示，要通過與各階層的對话，来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问題。

後来，我知道，赵紫陽的讲话在中央常委會上討論過，是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書，也是赵的秘書鮑彤起草的。常委討論时，姚依林曾提出把反對资産階级自由化的內容加進去，赵解釋了一下，表示在這樣的氣候下，暫不强調。常委們也都同意了。

楊尚昆對我讲：“我去同老爺子（指鄧小平）讲，老爺子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可以聽進去，也可能聽不進。你告訴紫陽，让他先這樣做，假如有責任，我是第一個。”我告訴楊尚昆：“外面傳说，這次不是赵倒，就是李下台。”楊尚昆斩釘截鐵地讲：“一個也不下，赵、李都不下。”

與楊尚昆谈话後，我打電话告訴赵紫陽，他又约我当面细谈了我同楊尚昆谈话的情況。赵紫陽告訴我，他也找李鵬谈過了。但是他没有讲效果如何。

当时，赵紫陽在“五四”紀念會，以及對亚銀官员的讲话，党內反應很好，學生、社會的反應也很好，以致我和赵紫陽對当时的形势估計都過于樂觀。赵当时對我讲：“看来，這次學生运動还可能推動改革。”這樣，我就放心地回香港了。回港後，在工委會內部傳達了關于處理學生运動的基本方針（没有涉及中常委的有關情況），並討論了香港、澳門的有關方針政策，專門向中央做了正式的文字報告，以配合赵紫陽在北京的工作，報告內容共有四點，基本上體現了在北京與赵紫陽的谈话內容。

五月十三日，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學生們開始絕食了，連續几天，加上國內外媒體的連續報導、渲染，學生絕食的形势越来越緊张，有的學生甚至宣布開始絕水。

我專門打電话給赵紫陽、楊尚昆，建議處理學生絕食活動，不能再拖延了，是否准備几百辆大客車，騰出医院，動员医生、護士和一部分工作人员，都穿上白大褂，在拂曉时，几個人扶一個或擡一個，把絕食學生强制送往医院，再封鎖天安門廣場，進行對话活動。我擔心如果有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矛盾就會進一步激化。他們两人在電话中都讲這是好主意。但後来我等来等去，始终没有看到行動。大概他們那时也無能爲力了。

五月十五日，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戈巴契夫）訪问中國大陆，十六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戈氏时讲：“今晚你还要同中共中央總書記赵紫陽見面，這將標志着中蘇两党關系实現正常化。”但到了晚上，赵紫陽却對戈氏讲：“你今天上午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级會晤，是你中國之行的高潮，我想這樣说，你同他实行了高级會晤，就意味着我們两党關系的恢复，我們两党關系实現了正常化，所以，我們两党实現正常化不是現在，而是上午。”接着赵紫陽又讲：“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決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问題，仍需要鄧小平掌舵。”

我在電視上看到這條消息，就對几位副社長讲，這個话讲糟了，他讲這個话也許是好意，但這個时候讲這個话，鄧小平要起誤解的。

果然，北京傳来消息，中央常委開會，鄧小平不同意改變對學生运動的定性，赵紫陽辭职了。但十九日淩晨，赵紫陽仍去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後来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開會，一直開到淩晨，否定了赵紫陽處理學运的意見，赵在會後即去廣場看望學生，含着淚讲，希望學生停止絕食，愛惜身體，並讲他去晚了，對不起同學們。

我在香港知道赵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消息後，因爲新華社大樓門前也有日夜静坐、絕食的香港學生，我就決定也去看望他們。

在現場，有記者问我對學生运動的看法，我讲，我完全同意赵紫陽總書記的看法。

当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鵬板着面孔宣布北京市戒严。

五月廿二日，中央来電報，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計是關于中央改組的事，即于廿三日到北京。在機場接我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神色迥異于往常，很緊张。他告訴我，北京市公安警察已不能执行任務，市面上由工人、學生、居民沿途設卡，查詢行人車辆，遇到政府、軍隊車辆，隨时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現在党、政、軍、機關用車，車牌一律都換用一般市用車牌。我們從飛機場去住處，爲免麻烦，須绕道而行。這位副主任还告訴我，中央已將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調来，来时爲免麻烦，下飛機後伪装稱是医生。我问他，中央調江澤民来幹什么？他回答说，“不清楚”，只聽说已接管胡啓立主管的宣傳工作。我因赵紫陽没有參加十九日的党政軍幹部會議，心裏已有准備，也就不再詢问了。但我没有想到，江澤民會任總書記。

廿五日，楊尚昆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游泳池一間休息房裏見我。当时，他們把北京市的情況估計得很严重，許多負責人都搬了家。楊尚昆、李鵬搬進了中南海，他們比鄰而居，一個住毛澤東的游泳池，一個住池旁毛澤東逝世时的住宅。在我等待他們召見时，我已經知道，此行是屬于中央“打招呼”性质，全國不少省、市負責人大多已来過北京，我屬于最後几個人，至于打的什么“招呼”，不用讲，也已猜出八九分了。

楊尚昆没有和我讲到五月四日两人谈過的话題。一見面，就解釋：“常委決定，因爲我和你及几個人熟悉（楊尚昆没有讲是哪几個），要我出面谈话。”又说：“經常委決定，赵紫陽已停职。小平同志讲，已經没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严，動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決定。”

我当时十分難受，一时讲不出话来。半晌才讲：“動用解放軍，千萬不要流血啊！”楊尚昆当即表示：“不會的，不會的。”並说：“几位老帥，徐帥聶帥，也是這樣意見。他們也向中央提了這樣的意見。”又重复了一句：“不會的。”我便问：“誰当總書記？”楊尚昆回答：“还没有決定。”隨即又補充说：“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考慮。”我立即鄭重地向楊尚昆说：“不能让李鵬当啊！”楊也肯定地回答：“不會的。”

在這樣的问答過程中，我激動地流淚了。

楊尚昆又问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學运，以及駐港中方機構的情況，會見约二十分钟後，他说还有事要處理，要我去見李鵬：“你去和他谈谈香港經濟方面的情況。”我想，是不是我剛才提過對李鵬的意見，他让我去見李鵬，缓和我和李鵬的關系？

我辭別楊尚昆即去見李鵬。李的秘書说李去國務院開會，要我坐一會，他通知李鵬馬上回来。我在會客室方坐下，李鵬的老婆朱琳出現，和我打招呼，说：“你們在香港辛苦了。”擺出一副大首長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後，朱琳立即誇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堅持正氣，不怕人家反對，這陣子很不容易啊！”又说：“學生鬧得那么凶，赵紫陽还去打他的高爾夫……。”唠唠叨叨，不可一世的乞丐。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沈默以對，她只好没趣而退。

李鵬一出現，还未坐下，便責问：“《文彙》、《大公》是怎么一回事？爲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我直接回答：“這是受天安門影響。”没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覺，当时也不好對我怎么樣，轉而以缓和語氣詢问香港情況，我便敘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門學生运動的情況。李鵬聽後，要我與港英政府交涉，让港英政府出面，對运動進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彙報》、《大公報》事件，严肅處理。我当即向李鵬表示，“香港情況同大陆不一樣，處理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又頂回去了。李鵬聽後，怏怏不快，再也没有表示意見。我没有再按照楊尚昆的要求，向他谈香港的經濟情況，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關于海南洋浦特區的開發问題。前文已述，我這是受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之托，再一次希望说服李鵬能盡快批准海南省委的報告，李鵬也重复了他按項目批土地的一套，推托過去。這是我和李鵬最後一次單獨谈话，话不投機，不足半小时，我就告辭了。

在北京宣布學生运動爲動亂以後，姬鵬飛两次让秘書打電话給我，向我“建議”（他大概知道我對运動的傾向），處理香港有關學运的事務按李鵬決定的三條指示：一、北京的學生运動是一次動亂；二、對機關幹部和工人要進行正面教育，不參加支持學生的街头活動，一發現情況，就要严格说服和制止；三、要堅持工作，堅持生産。

我們港澳工委討論後決定：李鵬三條照傳達，但是，如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还要按照三條执行。事实上，這是對這三條有保留的做法。與楊尚昆谈话後，我回到香港，在工委會上傳達了楊尚昆的讲话，並在機關重申了李鵬的三條意見。但大家並未因此對北京學生运動和香港群衆运動，改變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多钟，《文彙報》副社長陳伯堅打電话告訴我：“北京開枪了！”因爲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裏是北京首先開枪的地點。

從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連續三天三夜，我没有睡覺，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困了就躺在沙發上。這些时日来，我面前放了两台電視機、一台收音機。電視每半小时播一次北京情況，電台每十五分钟播一次北京新闻，实際上是連續二十四小时在播送北京的情況，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應。没有言語能夠敘述我当时心情的矛盾和激憤。我想，共産党變了，北京那些所谓的共産党人變了，他們怎么能夠站到人民群衆的對立面去呢？我下決心要退休了，不幹了。我想，我在香港还有一個善後的问題，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機關幹部受連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後，盡可能爲香港的一國两制做些实際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産党员不行了，並不等于共産党就垮了，將来共産主義还是會实現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銷赵紫陽的职務，由江澤民繼任總書記之後，我立即請人帶給赵紫陽两句话，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體健康”。帶信的人回覆我，赵聽後讲了两個字：“谢谢！”我想，曆史上堅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曲直，曆史终會还予他們公道，人民不會忘記他們，真理是不會被泯滅的。

“六四”，中國共産党向人民開枪，群衆流血了，香港人也因此空前失望了。

香港各界從九七“大限”心態出發，看到“六四”，聯想到九七後，自己也可能有類似遭遇，因而益發空前激烈地投入运動，“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號，明确地道出了香港人的九七心態，引起市民共鳴。“黑色”大静坐，“黑色”聲討會，從各種大大小小的集會、游行，以至上百萬人的大集會、大游行，牽動了全香港，打破了港人曆来對政治的冷漠，几近瘋狂地參加运動。過去，《國際歌》、《國歌》爲共産党、大陆人所唱的歌，現在香港人都唱了，一曲《血染的風采》，竟成了香港当时衆人唱的流行歌曲。這種借歌發揮的心態，真使人啼笑皆非。

受這個运動影響的人數，实際还远超過參加游行集會的人數，涵括全香港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

新華分社、左派团體內部的当地员工，几乎都參加了活動。我們的基本群衆：愛國學生、工人、共産党员，包括一些老共産党员，相当多數都參加了這一活動。右派势力也舉着台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帜，公開參加游行。從大资産階级到勞動群衆，政治上各種傾向的人士，甚至少數外籍人士，都參加了活動，在香港社會上形成一種現象：誰不參加這個活動，誰就受孤立、受歧視。

实際上，香港這一活動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廣大群衆表達了空前對中國愛護的熱情，希望國家進一步改革、進步，支持學生要求民主、改革的愛國运動。另一方面則表現了對中國共産党政策的不滿、不信任和反對，以及不滿共産党鎮压學生，反改革、反進步的做法。

当然，不排除一些對中國共産党采敵視態度，企望社會主義中國垮台的势力從中起影響的一面。但應該讲，這不是主要的。

因爲各種势力、各界人士都參加了运動，形成一個愛國的、反對北京当局錯誤政策的统一战線，人心起了大變化，使得我們在香港多年爭取人心的工作，亦即愛國愛港的统一战線工作，受到毀滅性打擊，使我們處在一種空前孤立的地位。

来源：《許家屯香港回憶录》1993年10月初版 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在各種無知中，最差勁的是『政治無知』

——布萊希特

 燕鵬

在各種無知中，最差勁的是『政治無知』——布萊希特
他聽而不聞、視而不見，他從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他彷彿懵然不知，種種生活費用，如大豆價格、麵粉價格、租金、醫藥費等，全都與政治決定息息相關。
他甚至對自己的政治無知引以為傲，挺起胸膛，高聲說自己討厭政治。
這愚人並不知道，基於自己的政治冷感，社會出現了淫業、棄童、搶匪；更可悲的是出現了貪官汙吏，他們對剝削社會的跨國企業阿諛奉承。
更有很多的基督徒大言不慚的說：「政教分離，基督徒不要關心政治。」豈不是這是更大的無知，「政教分離」是指政治與宗教兩大體制不得相合在一起，並不是基督徒不得參政。
聖經彌迦書六章8節說：「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又在阿摩司書五章24節說：「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義人參政對社會才會有益，讓更多真正的基督徒參政才能播種公義收割慈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