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十分注意自己的身体与容颜。在张戎、乔·哈利戴所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曾披露，叶群有次告诉过江青一个“养生驻容”的方法。就是“输年轻人的血”，于是中央警卫团挑了几十个警卫战士，检查身体后选了四个人，再从中间挑了两个把血输给江青。输完血后，江青请他们吃饭，对他们说：“你们为我输了血，你们的血和我的血同时在我的体内流动，你们一定会感到很自豪的吧？”接着便告诫他们：“为我输血的事，你们不要到外边去说了，你们要知道，中央领导人的身体情况是严格保密的，你们就当个无名英雄好了。甘当无名英雄也是光荣的。”

　　1980年11月28日至1981年1月25日，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现场，被审判的江青（图源：VCG）

　　江青至今被说成是文革(专题)的罪魁祸首，是蒙蔽毛的邪恶女人。其实，中国的任何政策，都不是她制定的，她执行毛的意志。她在毛死后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晈谁。”她先为毛执掌中央文革小组，后任政治局委员。文革浩劫，她有一份责任。她是毛毁灭中华文化的主要帮凶。

　　她利用文革为自己干了不少坏事。受害者之一是演员王莹。几十年前，王莹主演了一个江青想扮演的戏剧角色，以后又同丈夫双双赴美，在白宫为罗斯福总统夫妇演出，大出风头。王莹死在狱中。

　　江青有一怕，怕她年轻时在上海的绯闻，以及在国民党监狱里不清不白的事暴露出来。她把早年的同事、朋友、情人，乃至对她忠心耿耿的保姆，都投入监狱，有的就死在里面。

　　一九五八年，由于毛发表了一首思念前妻杨开慧的词，江青和毛大吵一架。气头上她给电影导演郑君里写信，问前夫唐纳在巴黎的地址。这一轻率举动，多年来一直是江青的心病。文革有了权，她马上把郑君里和别的几个朋友抓起来，把他们的家翻了个底朝天，搜寻那封信。郑君里说信早已烧掉了，但江青不信，把他在狱中折磨至死。

　　当江青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就像毛在征服中国的前夕见到生人会发抖一样，她也产生了对生人的恐惧。她的秘书杨银禄记录了一九六七年上任时前任对他说的话：江青“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

　　杨秘书在屋里憋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当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时，江青的护士走过来，轻声要他马上回去，解释说江青快要起床了，“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

　　杨在钓鱼台十一号楼待了三个多月，成天躲在办公室里。前任走后（进了监狱），一天，江青打铃叫秘书。杨写道：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到她仰坐在沙发上，两脚和小腿搭在一个软脚垫上，在那里懒洋洋地看文件。她听到我进入她的办公室，臃肿的眼皮，都没抬一下，就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吧？来了一段时间了吧？”

　　“是，我叫杨银禄，已经来了三个多月了。”我的心情虽然紧张，但还是以在部队时的习惯，干脆俐落地回答了江青的提问。

　　几句问答后，“这时，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瞪了我几眼，不高兴、不满意地说：‘你不能站着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头不能高于我的头。我坐着，你就应该蹲下来跟我说话。这点规矩他们没有告诉你？’ ”

　　当秘书按照江青的规矩蹲在她的右前方一公尺处，和她说话时，江青又发了一顿无名火：

　　江青……很生气地说：“我今天原谅你，因为你刚来，还不了解我的习惯。以后，不允许你那样跟我说话。你说话的声音那样高，速度那样快，像放机关枪似的，使我感到头疼，使得我出汗。如果由于你说话不注意音量和音频，把我搞病了，你的责任可就大了。”说着，就指了指她的额头，大声说：“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了！”

　　这时，我有意压低声音说：“请你原谅，我今后一定要注意说话的声音和速度。”江青皱着眉头，拉着长音，大声而不耐烦地问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清楚，你说话的声音又太小了。如果我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心情也会紧张，也会着急出汗，你懂吗？”

　　她没有等我再说什么，就急忙说：“好好好。”摆子叫我赶快出去。

　　江青随时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人送进监狱。周恩来到她那里去开会，他的随从宁可坐在冰天雪地下的车里挨冻，也不愿进她的楼里取暖，怕被她撞见祸从天降。有一次，周的卫士长成元功负责一个会议的安全保卫，江青的警卫员事先给他打电话，说江青刚起床，没有吃饭，要他准备点吃的。江青到了，成元功请她先吃饭。成回忆道：“她看了我一眼，就走了。进了会场，她找到总理，说：‘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你们在搞什么，开什么会？’她跟总理大吵大闹一个多小时。”周对她解释了又解释，把她的警卫员召来对证，她仍不依不饶，骂：“成元功，你是一条狗。”两天后又对周说：“成元功从历史上就是个坏人，长期以来限制我跟总理接触，不让我见总理。”周恩来只得把跟了他二十三年的卫士长从身边赶走，成进了准劳改营：“五七干校”。

　　毛不担心江青的耍泼胡闹不得人心，他就是要用她在中共高层制造一种人人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气氛。在毛面前，江温顺得像只小猫，只有毛能够带给她灾难。

　　一九六九年“中央文革”解散后，江青没有具体的行政职务，有了闲工夫。她打牌、骑马、养宠物，甚至还养了只猴子。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自文革以来对老百姓关了门，是她遛马的地方。她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看外国影片，那也是几个人的特权。

　　江青的生活方式极端奢侈。她爱好摄影，于是军舰在海上游弋，高射炮对空发射，博得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了好镜头。”广州一个专为她修的游泳池，用的是几十公里外运来的矿泉水。路为她新辟，使她得以舒适地游山玩水。开路不那么容易。有的离她住处不远，工程兵不准用炸药，怕响声吓着她，只好用火烧、水激等办法来砸开石头。她一时心血来潮，可以叫专机把一件大衣从北京送到广州，也可以叫空军的大型运输机把一张卧榻从青岛运来北京。她的专列，像毛的一样，随时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客货列车都要让路，运营计划也要打乱。江青非但不感到惭愧，反而说：“为了我休息好，玩得愉快，牺牲一些别人的利益是值得的。”

　　“别人的利益”包括鲜血。江青总是在寻找养生驻容之道，林彪夫人叶群告诉她，有一个诀窍是输年轻人的血。于是中央警卫团挑了几十个警卫战士，检查身体后选了四个人，再从中间挑了两个把血输给江青。输完血后，江青请他们吃饭，对他们说：“你们为我输了血，你们的血和我的血同时在我的体内流动，你们一定会感到很自豪的吧？”接着便告诫他们：“为我输血的事，你们不要到外边去说了，你们要知道，中央领导人的身体情况是严格保密的，你们就当个无名英雄好了。甘当无名英雄也是光荣的。”

　　兴奋之余，江青报告了丈夫。毛反对说：“身体没有大的毛病，输血是不适宜的。”她这才作罢。

　　江青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她畸形的神经。她每天要吃三次安眠药才能在凌晨四点左右睡觉，日间也要吃两次镇静剂。白天在室内，三层窗帘全部拉得紧紧的，让阳光一丁点也透不进去。落地灯打开，灯罩上却盖着一块黑布。秘书说：“我们要是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害怕”。

　　她怕声音怕到了荒谬的地步。连细雨声，风吹草动声，鸟唱蝉鸣声，她都反感，并且叫嚷：“声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时捂着耳朵，闭着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命令工作人员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工作人员走路时不准穿鞋，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工作人员在她旁边时，不准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不准咳嗽。她住在北京的钓鱼台，这是一个有四十二万平方公尺的大庭园，她住的楼在园子中心。可她还抱怨说不安静，把隔壁的玉渊潭公园——北京仅有的几个对老百姓开放的公园之——也关闭了。广州的别墅“小岛”坐落在珠江畔，江青一驾到，附近的水路交通便停运，远处的一个船厂也停了工。

　　江青的房间温度冬天必须保持摄氏二十一点五度，夏天二十六度。她觉得温度不对时，哪怕温度表指到她要求的度数上也无济于事，她会破口大骂：“你们在你们的后台指示下，在温度表上弄虚作假。”“你们合伙来对付我，有意伤害我！”有一次，她说她房子里“有风”，护士无论如何找不到风源，她就抄起一把大剪刀狠狠地向护士扔去，护士躲闪得快才没有受伤。

　　“为我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江青常常这样告诫身边工作人员。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后，林立果暗杀毛和攻打钓鱼台的密谋曝光，江青常常做噩梦，有一次梦见林彪夫妇烧焦的尸体追赶她。她惶惶不可终日，对人说：“我总感到我快死了，活不了多久了，好像明天就会大祸临头了。老是有一种恐惧感。”

　　林彪出逃前，江青曾到青岛避暑，让六艘大军舰在海上转来转去供她拍照。她玩儿得很高兴，只是不满当地的厕所。坐在痰盂上大小便，又说硌得屁股疼。于是工作人员先用充了气的游泳圈垫在痰盂上，后又做了个便凳，周围靠上软沙发，权作临时马桶，江青由护士搀扶着大小便。一天夜里她自己起来小便，由于吃了三次安眠药，她迷迷糊糊坐不稳摔倒了，折断了锁骨。林彪出逃后，江青硬说这桩事故是林彪谋杀她的阴谋的一部分，说是她的安眠药里有“内奸和特务”放的毒。她闹得天翻地覆，把所有的药封存起来，拿去化验，把医护人员关在一间屋子里，由警卫员看守，然后一一带到周恩来和政治局委员面前受审。周恩来从晚上九点一直陪她说话到凌晨七点，好歹让她安定了下来。

　　尼克松伉俪一九七二年二月的访问对江青好似一剂兴奋剂，她终于可以扮演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了。随着各国政要的接踵而至，江青期望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想找个外国人来写她的传记，像当年斯诺写毛泽东一样。那年八月，美国女学者维特克（Roxane Witke）受邀前来采访她、写她。江青同维特克谈了六十个小时。

　　毛最初批准了这一做法，但江青的口无遮拦又让他生气。据陪同她的外交官张颖记载，江对维特克说：“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背给你听听……”接着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也舍不得离……咿呵呀呵唉……”，接着咯咯笑道：“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去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啦，哈哈……”

　　在场的中国陪同人员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江青还要说出些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江青越说越来劲：“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喀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又是喀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江青滔滔不绝地说她如何崇拜美国明星嘉宝（Greta Garbo），如何热爱好莱坞电影《飘》（Gone With the Wind），说她“看过大概有十遍了，每看一遍都很感动”，还不屑地反问道：“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吗？”——好像中国电影的凋萎跟她和她丈夫都毫无关系。江青这样歌颂《飘》，让毛的新闻总管姚文元有点不安，姚轻轻地插了一句：“从历史观点来看，内容是有缺点的。她〔作者〕同情奴隶主。”江青的回答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我没有看到电影中赞扬三K党（Ku Klux Klan）。”

　　最后，按毛的意思，江青谈话的记录只有一部分给了维特克。维女士后来出版了一本江青传。其他纪录稿全部放进保险箱，上锁加封条，进了外交部保密室。

　　毛没有因此禁止江青在外国人面前露面，但露面的机会远不如她渴望的那么多。丹麦首相哈特林（Poul Hartling）一九七四年访华，江青陪同他和夫人观看演出，但国宴没有她的份儿。不甘心的她，就在国宴开始前赶去，把哈特林夫妇留住，高谈阔论，让四百名出席宴会的人等了半个多小时。哈特林夫妇感到她的举止“傲慢”、“卖弄”，他们为她感到难堪。美国游泳队来访时，没有安排她接见，她就偷偷在游泳池的玻璃墙外看他们练习，事后一叠声叹息说：“真是美呀！……游得真好，姿势很美，速度又快……”江青本人在维特克面前谢绝下水，理由是：要是“群众”看见她游泳，“会过度激动”。

　　除了热望接触外国人，江青渴求的还有女性化的服装。在她丈夫统治下的中国，女人只有臃肿难看的衣裤可穿，江青也受到限制，只能在个别场合穿裙子。尼克松访华时，在总统眼中“粗鲁、好斗”的江青，陪总统夫妇看“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她为那天穿什么衣服煞费苦心，非常想穿件连衣裙，又怕在人民大会堂的众目睽睽下太显眼，最后忍痛放弃了这个念头。菲律宾的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Marcos）穿着华丽的菲律宾国服来访，江青却只有毛式服装加军帽，与这位从前的“菲律宾小姐”相形见绌。马科斯夫人看出江青从眼角嫉妒地打量她。

　　最初正是为了跟马科斯夫人比美，江青设计了中国妇女的“国服”：无领对开襟的上衣加半长的百褶裙。当女运动员穿着它在海外参加运动会的照片发表时，女人们哪怕再向往裙装，也觉得不美而嗤之以鼻。但江青毕竟开了头，裙装不再是“违禁品”。文革剪裙子将近十年之后，或飘逸、或庄重的裙子又小心翼翼地重新出现在许多女人身上。

　　为了把她设计的衣裙由官方定为“国服”，江青颇费了一番心思。政治局反对，不愿拿钱给全国女人做耗费布料的百褶裙。江青想让毛干预，让得毛欢心的女友穿上给他看。当毛听说衣裙是江青设计的时，把脸一沉说：“快去脱下来，一点都不好，以后不要要她的东西！”

　　如今的江青要见毛还得讨好毛的女友。文革开始后，她跟毛分开居住。初期，她因为管“中央文革”，随时可以见到毛。后来，她的政治作用小了，见毛就不那么容易了，经常是她来到毛的住地，毛不让她进来。毛讨厌她。毛越这样，她越不顾一切地要接近毛。作为毛的妻子，却见不到毛，江青害怕，心中无底。她于是对毛的女友献殷勤，送衣料啊、毛衣啊，甚至送稀罕的瑞士手表，希冀她们在毛跟前替她求情。有一次，她以“检查卫生”为名闯入毛的住地，毛要她“滚”，事后对警卫生气地说：她要是“再闯，就抓起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八十二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那天，江青获准来了，带来两样毛喜欢的菜。毛待她好像她不存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句话也没有。她待了一阵子，无趣而伤心地走了。生日晚餐，毛是跟五个女孩子一道吃的，有女友，有身边工作人员。

　　做毛的女友不像皇室的王妃情妇(专题)，没有珠宝首饰，没有千娇百宠，毛用她们为自己服务。在毛最后的一两年，寝室只许两位女性随意进出：张玉凤和孟锦云。张从前是毛专列上的服务员，后来做了毛的秘书，孟是文工团的演员。她们俩做毛身边一切事情，四个小时轮换一次，日夜随叫随到，睡觉也不敢脱衣服。她们的家庭生活少得可怜，基本没有周末休息，度假就更谈不上了。

　　孟锦云很想离开，请张玉凤帮她在毛面前说说，说她快三十了，“真想要个小孩呢”。毛的回答是：“等我死了，她再要吧。”张玉凤本人有个女儿，中国那时没有婴儿食品，女儿得吃她的奶。可她不能每天回家，只得把奶挤在瓶子里，把瓶子放在毛的冰箱里，有机会回家时带去。婴儿吃这样的奶生了病，她焦急不堪。由于天天心里都惦记孩子，给毛读文件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念起女儿的名字来。难处再大，毛也不考虑给她减少工作负担。

　　毛看上的女人很少有拒绝他的，但他的英语翻译章含之是个例外。一九七二年底的一天，见外宾后，毛把长相秀雅的章留下，叫到工作人员的屋子里，激动地对她说：“你心里没有我！你心里就是没有我！”章巧妙地答道：“主席，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心里怎么没有你，全中国人民心里都有你。”毛让她走了，继续用她做翻译，还把她深爱的后来与之结婚的乔冠华提拔为外交部长。但是毛也要外交部的人几度整乔。

　　毛与江青的独生女李讷是毛最年幼的孩子，生于一九四○年，长在毛身边，年幼时的天真呢喃曾给毛带来欢乐，使他放松。李讷十四岁时给毛写过这样一封充满爱意的信。

　　亲爱的爸爸：

　　你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

　　热烈爱着你的女儿

　　毛希望女儿长大后对他政治上有所帮助，从小便照此培养她。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尽管她只有六岁，毛要她等国民党军迫近时再走，对她说：“看看飞机轰炸，听听炮声，也是个锻链。大人需要锻炼，小孩子也需要锻炼。”江青替女儿担忧，哭着要先把女儿送走，毛大怒，把饭桌猛然一掀，饭菜撒了一地，喝道：“你滚蛋！小孩子不能走，我就要她在这里听听炮声！”

　　李讷上的大学是北大，学的是中国现代史。据她说她并不喜欢这个科目，但党号召干部子弟带头学，她就学了。文革开始时她刚毕业，二十六岁，毛派她去《解放军报》替他把住军队喉舌。她先做特派记者，在全国各地收集文革情况，当毛的耳目。一九六七年八月，她通过两度夺权，把军报抓在手里，原先的领导人以各种罪名打倒、关押。军报接着掀起了对她的个人崇拜。办公室乃至宿舍家庭都贴满了向她“学习”、“致敬”的标语，大会小会上，“谁反对肖力（李讷的化名）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是必呼的口号。报社特地开辟一间“肖力丰功伟绩”展览室，展览她骑的蓝色自行车、喝水用的大白茶缸，说是表现了她“艰苦朴素的作风”。

　　李讷变了。刚来时她还挺谦虚，口口声声说：“爸爸要我来向叔叔阿姨学习。”现在她自己坐在沙发上，让老编辑站在面前，咬牙切齿地发火：“你给我立正！”“我恨不得枪毙你！”她宣告她要在军报实行王道与霸道“王，霸杂用”的方针。认识李讷的人都说她头脑并不出众，这样的用语显然不是她想得出来的，而是她爸爸教的。

　　在这位人称“天上掉下的毛姑娘”的统治下，军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以反对她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其中有她的朋友，就因为在小事上对她表示过不同意见。

　　一九六八年初，毛把军队管理全部交给林彪时，李讷离开了军报。她马上接管了同样重要的职位：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为了把这个位子空出来，她妈妈把李讷的前任送进监牢。李讷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待到“九大”中央文革小组解散。

　　毛的设想是让她管北京。但一九七二年，李讷得了精神病，此后多年时反时复，直到毛死后才渐渐痊愈。据了解她的人说，李讷不像她父母，并不以整人为赏心乐事，对无休止地迫害人的生活逐渐感到不能忍受。有一次，她认识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当江青的秘书奉命给李讷送去批王简报时，她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生气地大喊：“叫我看他妈的这些干什么？！”猛一下把这叠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说：“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

　　李讷渴望温情。江青从前曾给她很多的爱，如今也像毛一样，把母女关系局限到冷酷的政治领域。李讷快精神崩溃了，靠吃大量的安眠药来求得短暂的睡眠，她没有可以交心的人。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她自然期望爱情，但没有男人敢向她求爱，也没有媒人愿意自找麻烦来引线穿针。三十一岁那年，她主动向一个年轻服务员求婚。她写信给毛请求批准时，毛问了带信人几个简单的问题，在信上批道：“同意。”给她的结婚礼物是毛自己也没看过的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婚礼父母都没有参加。江青不满意女婿，认为他是个仆人，配不上女儿。结婚后一段时间，李讷经常感冒发烧，尽管这跟“性”南辕北辙，江青怪罪到女婿身上，说他“身体有毛病”，命令他去医院检查。不久，她说女婿“有坐探的嫌疑”，把他送去石家庄。李讷的婚姻很快瓦解，精神严重地垮了下来。

　　一九七二年五月，李讷生了个男孩，给她阴郁的生活带来光明。但欢乐是短暂的。江青因为看不起女婿，也看不起这个外孙，不认他是毛家的后代，没抱过他一次。毛对孙儿、孙女没有兴趣和感情。

　　李讷得了精神分裂症。毛很少见她了，对她的身体、精神状况也没有多少关心的表示。文革后，李讷重新结了婚，过着正常人的日子。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她“全忘了”。

　　毛的另外一个女儿娇娇（李敏）不是个搞政治的人。她十二岁从苏联回国时，是个带着异国情趣的漂亮小姑娘，穿着俄罗斯式的薄呢裙子，脚上一双当时中国少见的皮鞋，举止洋味儿十足，说话都是俄文。毛对她充满爱意，管她叫“我的小外国人”，还请一些领导人到家里来，向大家炫耀他的“洋宝贝”。那时娇娇快乐极了。长大成人后，她不能再给毛童稚时的乐趣，政治上又帮不了毛，见毛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在毛的晚年，好几次，她来到中南海(专题)大门口，请求见爸爸，但毛不让她进去。后来她也患了精神病。

　　毛的长子岸英死于朝鲜(专题)战争。唯一活着的次子岸青脑子有病。毛给他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但不把他当作家庭成员。毛常说他家有五口人：他、江青、两个女儿和侄儿远新。

　　毛远新是毛的弟弟泽民的儿子，从小在毛家长大。文革初期他才大学毕业不久，几年之中就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为毛把持毗邻苏联的东北。他在东北干的最著名的事，是下令枪毙公开反对文革、反对江青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尽管枪毙是秘密的，又有一套阻止犯人说话的措施，如在脖子上套一根绳索，一说话就拉紧，当局还是对张志新的声音万一传出怕得要命，在临刑前割断了她的喉管。

　　毛远新是毛信赖的自家人。毛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派他做自己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有所不知的是，四十年代初期他父亲在新疆被捕被杀，毛曾有意见死不救。

　　毛是他遗弃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被害的直接原因，对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精神错乱也负有责任。

　　毛给几乎所有家庭成员都带来悲剧，最后轮到的是江青。毛先尽量利用她充当打手，使她成了人人痛恨的对象，然后又用她做挡箭牌，以保障自己生前的安全。江青在毛死后不到一个月被捕，就是毛和他的“反对派”交易的结果。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江青在监禁中自尽。

许家屯逝世 当年叛逃导火索：江泽民轻信诬告(图) 京港台：2016-6-30 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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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不经查证，即轻信鲁平片面之词，我甚失望。此后，江泽民、李鹏在香港(专题)事务处理上，只听李后、鲁平的汇报和见解，又不肯见我，听我进言，和我距离越来越大。本文摘自《许家屯回忆录》。 　　 　　晚年许家屯 　　六四后，香港中外财团某些中、上层人士，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私下酝酿一个所谓一九九七年后，向中国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设想。这个设想，实际上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初期，英国(专题)“以主权换治权”的翻版。不同的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如果按香港本地财团的设想，是由港人出面“租用”，仍是 “港人治港”，但已不是按基本法规定的“港人治港”，而是出钱“租用”的财团雇佣或他们自己推举的港人“治港”；如按某些外资财团的设想，则为他们出面 “雇佣”或推举什么人来“治港”。第二个不同的是，那时是治权“无价”，这次有人“开价”，每年一亿美金，有人开价一亿英镑。 　　他们纷纷要求见我，进行试探。港人财团多通过他们的中年代表，自己没有直接出面，至少我的感觉如此。如苏海文夫妇一起来见我，谈关于“租用”问题，他当时已在报刊公开发表了文章，提出用十亿英镑向中国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意见。他们夫妇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我猜测可能是苏海文岳父包玉刚的派遣，或得到他同意而来。美、日、法商界某些人士，同样也为此事要求见面，提出相同“建议”。不同的是，他们担心香港华人财团“雇佣”治港的英国人，或英籍人士，我问他们主张“雇佣”什么样人，他们又说不出口，支吾以对。 　　不论是中、外人士，我答复他们，第一：我答允将他们的要求，向北京高层反映；第二：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极敏感问题，中国政府接受的可能性“甚微”；第三：建议他们不要再扩散，特别不要再通过传媒，在报刊上议论。（我担心北京过度反应，作公开批判，增加这些人的反感。）中共四中全会时，江泽民当了总书记，找我谈话，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见他听得很有兴趣，反映过后，问他，要不要写一个文字的报告？江泽民很爽快地答：“可以，你发一个电报来。”我又问：“要不要同时报小平同志？”江泽民点点头说：“可以。”这样，我回港后给“中央常委并小平同志”发了报。 　　四中全会开会期间，我没有去港澳办，没有和他们谈及这一问题。不久，港澳办开会，讨论香港工作。会议未开始前，在姬鹏飞办公室闲谈中，提及这一事件的电报，鲁平声色俱厉地批评：“还是老一套，卖国求荣！”周南同声响应，姬鹏飞沉默不语。散会后，我适与鲁平走在一起，便告诉他，发电报是我口头汇报后，江泽民同意的。 　　过了几个月，江泽民在一次会见某些香港人士的讲话中，又公开出面，表示反对此议。我很诧异，为何久未答复，香港关于此议已见淡化，总书记为何又公开答复，后来知道，鲁平向中央告了状，诬告我说过，因江泽民同意了这个建议，我才发报的。江泽民才有此公开澄清。 　　同意发电报变成同意建议本身，江泽民不经查证，即轻信鲁平片面之词，我甚失望。 　　五中全会江泽民做了政治报告，李鹏也做了所谓重要讲话。他们举起“治理、整顿”大旗，阻止改革开放。江泽民的政治报告中，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务——个体户“开刀”，提出要使所谓非法致富者“倾家荡产”；乡镇企业要大加紧缩……在中顾委会的小组会上，多数表态“拥护”新总书记和总理的报告，也有人不正面表态，强调要尊重价值规律。小组长要我发言，我也只反映香港情况，没有正面表态。但对个体户的“新政策”，我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只有政策规定，没有立法，如何区别合法、非法，建议加快立法。私下，与会者议论不少，不少人认为江、李主张的一套，不合当前实际，难以实施，有人问我的看法，我回答：“估计行不通，地方上会有抵制，群众也会有抵制。会给地方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但过一段是会恢复的。” 　　江泽民、李鹏这一系列的言论和做法，使我陷入难以表达的失望之中。我为香港担忧，为中国共产党担忧！ 　　江泽民、李鹏在香港事务处理上，只听李后、鲁平的汇报和见解，又不肯见我，听我进言，和我距离越来越大。我估计，我和他们已不仅是“六四”上的分歧了。要改变这种局面，已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要我在香港工作下去，不从香港的实际出发，唯唯诺诺，听从北京那几个人的“瞎指挥”，我做不到。五中全会江泽民的政治报告，更使我失望，我决心退休，看能否争取到“安全降落”。乘宋平参加中顾委分组会休息之际，我向他正式提出退休要求。宋平很诧异地问，“为什么？中央没有考虑你的退休问题。”我回答说：“我已七十出头，年岁太大了，事情太忙，精神已感不足。常感疲劳，还请中央批准。”这也是实情，但主要的理由，我想还是不提为好。同时，我提出要求：退休后拟在深圳定居，做点力所能及的调查研究工作。宋平一面表示，“现在不是你退休的时候，不要考虑这件事”，一面又说，“中央一时也找不到接你班的适当人选”。我便介绍，“叶选平可以，他是广东人，对香港情况也比较熟悉，和港澳人事交往也比较多。”宋平说：“这个想法不错，好处可能多些。” 　　隔了几天，仍是五中全会期间，宋平又要中央组织部分管港澳干部的副部长告诉我，不要考虑退休问题，中央确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又说，如果将来退休，几点要求不成问题。 　　期间，见到杨尚昆，我请他向中央转达，我退休的要求，杨尚昆很干脆地回答：“现在不考虑，工作一段再说。”我坚持请他转达，他摇摇头，不以为然。为了促成北京让我退休，我决心利用公开场合，制造气氛，也可以让港人有心理准备。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应邀出席巨商郑裕彤的皇朝会俱乐部开幕仪式剪彩，在记者采访时，我主动讲，已经向中央提出要求退休问题。消息传到北京，首先接到杨尚昆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杨尚昆有些不满意，转告我，“不要再提退休的事了。” 接着，北京又有人告诉我，中南海(专题)对新华分社人事有新决定，周南将来港接替我的工作。我很高兴，但知此消息的同仁都埋怨我，不该公开主动讲退休这件事，“给他们机会”。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来电，要我立即去北京，我知道此行与我退休事有关。次日到京，当晚李鹏、宋平、还有中组部部长，在中南海召见，他们开门见山，刚坐下就宣布：“中央决定你退休，由周南接任，有什么意见？”他们不讲是我主动要求退休，而说，“中央决定”，我笑着回答他们：“感谢中央批准我退休的要求”，并建议，“周南可以马上来港接替，公布的时间是否放在人大通过基本法后，刚港人有一个心理准备，过一个平安年。”他们当时表示可以考虑。时候，却认为我这一建议是“恋栈”，要进一步采取步骤，催我离开香港。 　　谈话到了“尾声”，我起身告辞了，李鹏突然转身问宋平：“老同志们那里通知了没有？”宋平说：“先念同志是知道的，其他的秘书都在座，他们会汇报。”我知道邓小平、陈云等都派秘书参加常委、书记处会议，以便具体了解会议讨论情况。他们的一问一答，说明李先念已知道我和周南的任免决定（随后，又知道任命周南是李先念推荐的），其他老同志，大概指邓小平、陈云，他们可能事先并不知道。 　　次日上午，见到姬鹏飞，他似乎无可奈何地说，宋平只在某个公开集会上告诉他，周南将来港接替我，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姬鹏飞还告诉我，他曾对宋平讲过： “周南外交上有经验，但香港工作是全面的。”他还对我讲，“他们不了解情况，你在香港打开了局面，贡献大。”还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笑笑回答说：“是你领导的好。但李鹏他们和我谈话时，对我在港工作六年，只字未提，不知他们是怎样评估我的。” 　　下午，姬鹏飞派人传话，中央决定要港澳工委负责人（即新华分社的几位副社长）全部到京开会。原来，李鹏他们对我前晚的表态不满，认为我“恋栈”，要采取措施。 　　十月廿五日，江泽民主持会议，李鹏约迟半小时到会。宋平、姬鹏飞、李后、鲁平、周南都参加，新华分社全体副社长到会。 　　江泽民一开始便宣布中央决定我退休，调回，周南接任。不同意我和一些新华分社副社长建议我在基本法通过后再调回内地的建议。并决定九零年一月十五日对外公布，周南立即去港接替。江泽民在讲话中，回应了我对姬鹏飞提出的意见，表示，“许家屯同志在香港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李鹏姗姗来迟，即对我们提的交接建议做了一番否定的、声色俱厉的评论。 　　姬鹏飞自始至终没讲一句话。 　　宣布一个高级干部的调免，召开这样的会议，采取这一形式，领导人持这种态度，在共产党内很不正常，我平生工作调动不少，却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阵势。 　　我和周南的任免，党内决定后，照惯例，应有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再行公布。可是，异乎寻常，周南到港任职的消息，是由北京新华社在九零年一月十五日的新闻中宣布的，人大常委会对我和周南的任、免事宜，连形式上的讨论都没有；甚至，到现今仍没有见到人大常委会公开的宣布。江泽民、李鹏他们迫不及待地调我回内地，连表面文章都不顾及了。 多元文化的末日就要来临 作者：舌尖上的世界  于 2016-7-1 --贝壳村 二战期间，英国佬们正和德国鬼子打得焦头烂额斗得心浮气躁的当口，丘吉尔老头借着一个小小胜仗为老乡们打气鼓劲，有这么一段传世的名言： “Now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老头子拐弯抹角地在文字上下功夫 - 这还不是最终的胜利，也不能算胜利的开始，但是，可是，…这却可能是胜利前奏曲的结尾，呵呵！他可真是会绉文。 脱欧公投结束，英国佬们眼下又正在焦头烂额心浮气躁的当口。这时候复习复习丘吉尔的名言挺有必要。老乡们不一定知道，他们刚刚打了一个小小的胜仗。这回的敌手不是德国鬼子，或者说不完全是吧，这回的敌人它叫作'多元文化论'。 多元文化论横行于世，到处挖文明的墙角，一代人受它洗脑长大，渐渐失掉了对文明的自信力。好在世界终于还有这些死硬的英国佬在，揭竿而起打响了保卫自身文化的狙击战。 是的，this i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我相信，这一仗我们也能打赢它。 李零：从中国地理看中国革命 砗磲大爷 积分 12092 狗仔卡  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6-7-6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转载自：读书杂志 　　 　　▲ 滹沱河上（任超 摄） 　　 　　从中国地理看中国革命（节选） 　　文 | 李零 　　中国史学，非常看重地理，过去叫史地之学。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魏源《海国图志》，都可反映这个传统。地理在中国是经世之学。 　　毛泽东是当代革命家，也是著名军事家。兵家都很重视地理。他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地理，唐晓峰做过介绍。 　　唐晓峰发明两个词，一个是“救国地理学”，一个是“革命地理学”。（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我这篇笔记就是讲这两个学。 　　∷ 中国地理太极图 　　《淮南子 ·天文》：“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斜，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毛泽东《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 “围剿 ”》有一句，“不周山下红旗乱”，他说共工是 “胜利的英雄 ”。 　　这个故事讲什么？讲的是中国的地形。小时候学地理，我们就知道，从黑龙江爱辉到云南腾冲画一条线，西北高，东南低。中国是块倾斜的大地，从海边到帕米尔高原，分三个阶梯，500米以下一级，1000-2000米一级，4000米以上一级。西北、西南是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东南沿海也是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 中国地形图 　　这是中国地理的太极图。其实，北京把着第二阶梯的一个角，也是这么一个地势。中国早期，重心在西北。西北是个 “高压槽 ”，风是上风，水是上水。中国有四京，西京（长安）比东京（开封）早，北京（燕亳）比南京（金陵）早。兵法，西北为阴，东南为阳，讲究 “右倍（背）山陵，前左水泽 ”（见《史记 ·淮阴侯列传》韩信引《兵法》）。兵家一向以西北伐东南为顺势，以东南伐西北为逆势。 　　∷ 中国的东西南北 　　中国的东西是以晋陕峡谷间的黄河为分界线。早先，函谷关以东是一块，函谷关以西是一块。晚一点儿，潼关以东是一块，潼关以西是一块。 　　中国的南北是由秦岭、淮河分界。人，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就连橘子都不一样。“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 ·内篇 ·杂下第六》）。 　　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南北干线是大同到洛阳和洛阳到荆州的古道，东西干线是沿渭水和南河（灵宝到郑州的黄河）去连云港的道。两者构成一个大十字。 　　战国纵横家，所谓合纵是晋楚合纵（确切讲，是三晋加燕，与楚合纵），所谓连横是齐秦连横，就是围绕这个大十字。▼ 　　 　　 　　∷ 从北方看中国 　　 　　（一）横着看 　　自古胡骑南下，长城沿线有若干突破口。 　　1.河北方向，幽燕之地，秦有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四郡。秦长城在沈阳-赤峰一线，明长城偏南，今山海关（榆关）、喜峰口（卢龙塞）、古北口、居庸关是明长城上的四个突破口。北方民族，凡从东北进北京，多选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入；凡从内蒙进北京，多沿张家口-宣化-怀来一线，从居庸关入。 　　2.山西方向，秦有雁、代二郡。凡从内蒙进山西，多选大同。打下大同打太原，从太原南下，走长治、高平、晋城，可去洛阳，走临汾、运城、永济，可去西安。 　　3.陕甘宁方向，也有五个秦代边郡：北有云中、九原，南有上郡、北地、陇西。这五个郡遮着八百里秦川。云中、九原在内蒙，位于黄河以北，阴山以南。上郡在陕西北部，北地、陇西在宁夏和甘肃东部。河西走廊，汉代还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北方民族南下，翻越阴山山脉（山上有秦长城），有三条道可选：一条走东路，从云中（在托克托县古城乡），沿黄河南下；一条走中路，从九原（在包头市九原区麻池乡西北），穿内蒙的鄂尔多斯市（旧伊克昭盟）和陕西榆林、延安南下，秦直道是古代连接九原、甘泉，直达咸阳的国防高速，就从这里过；一条走西路，逾高阙塞（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从河套地区，沿黄河南下。 　　（二）竖着看 　　汉地纵深，从北到南，分三道防线： 　　1.长城线：山海关-北京-呼和浩特-包头-嘉峪关，今京沈、京包、包兰、兰新四线大体在这条线上。这条线大约在北纬40或41度上下。这条线上的古城多半都是边塞。秦皇汉武的北巡主要走这条线。 　　2.黄河线：兰州-宝鸡-咸阳-西安-洛阳-郑州-开封，今宝兰、陇海二线大体是沿这条线走。这条线大约在北纬 35度上下。中国早期的都邑和大城市主要在这条线上，秦皇汉武的东巡和西巡主要走这条线。 　　3.长江线：长三角-九江-荆州-重庆。这条线大约在北纬30度上下。秦皇汉武的南巡主要走这条线。 　　 　　▲秦皇巡狩封禅路线图 　　∷ 两次大一统 　　武王克商、周公东征是中国的第一次大一统。周人是从陕西崛起，东土是靠五侯九伯镇抚。五侯者，齐、鲁、晋、卫、燕。如果加上孔子周游的宋、曹、郑、陈、蔡，还有西方的秦，南方的吴、楚，就是《史记》的十二诸侯（鲁不在十二诸侯之列，加上鲁，就是十三诸侯）。 　　洛阳，四方入贡道里均，是本来意义上的中国，虢、郑在它两旁，晋国在它背后，楚国当其正南。周室东迁，晋郑是依。一部春秋史，郑虢争政是序幕，晋楚争霸是高潮。长江流域和南中国，楚最发达，吴越次之，巴蜀又次之。 　　秦灭六国和东西周是中国的第二次大一统，还是从陕西征服中国。 　　历史上的统一，成事者皆以西北伐东南，只有项羽的反秦复楚和朱元璋的反蒙复汉是例外。项羽麾师北上，一把火把咸阳烧了，定都彭城（徐州），一心想的是衣锦还乡，不足成大事。刘邦兴于蜀汉，以长安为都城，才是明智之举。朱元璋取天下，从安徽起事，定都南京，但燕王朱棣发动政变，还是迁都北京。 　　∷ 金陵王气 　　南京是六朝古都，在南方，位置突前，守着长江天堑，对江浙很重要，对东南沿海很重要，从孙权起就是南方最重要的古都。朱元璋之后，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都曾把首都定在南京，但没有一位真正统一过北方。 　　古人说金陵有天子气，被始皇东巡镇住，500年后才能抬头（《晋书·元帝纪》）。500年后，正好是晋室南渡，定都建康。南京不能统一北方，这不是因为秦始皇把它镇住了，而是因为中国的重心，早期一直在西北，周秦汉唐都是从陕西、山西取天下。它的北方有个非常广阔的骑射游牧带，时刻威胁着整个中国，离它太近不行，离它太远也不行。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不断朝南方（南京、苏杭）转移，但政治中心反而往北挪，最后竟然挪到长城线上。此不可不察也。 　　…… 　　∷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中国革命是年轻人的革命，小的十几、二十岁，大点儿三四十岁，短短28年间，身经百战，现在很难想象。 　　毛泽东《菩萨蛮 ·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是写 1927年春的武汉，“四一二 ”“七一五 ”之前的武汉，意境苍凉。作者自注说，当时的他，情绪低落，不知如何是好。1927年，他才 34岁。他根本想不到，22年后，中国会地覆天翻。 　　 　　▲ 毛泽东（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雕塑） 　　武昌是两湖新政的中心和武昌首义的地方。当时，毛泽东住在长江东岸离今武汉长江大桥不远的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南有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设在张之洞的两湖书院内）。黄鹤楼就在附近，1884年就毁了，不仅 “昔人已乘黄鹤去 ”，就连 “此地空余 ”的黄鹤楼都没了，光剩遗址，供人凭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给他留下的是这么一个印象。 　　“茫茫九派流中国 ”，这是长江。“沉沉一线穿南北 ”，这是铁路。今京广线，过去分两截，北平到汉口叫平汉路，武昌到广州叫粤汉路。1927年，平汉路早就修好（1905年修黄河大铁桥，第二年通车），但粤汉路还不通，只能从武昌坐到长沙，汉口、武昌间还横着长江天堑，没有铁路桥。武汉长江大桥建于1957年。有了这座桥，才有京广线。 　　历史上的大十字，渭水、南河一线是横线，大同、荆州一线是纵线。现代的大十字，长江是横线，京广线是纵线，重心已经偏离，向东移，向南移。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干线，除了京广线，还有京沪线。京沪线早先分两截，平津路（北平到天津）和津浦路是一截（天津到南京浦口），沪宁路（南京到上海）是一截。蒋介石的地盘主要在华东，政治中心是南京，经济中心是上海。上海南面有杭州。淞沪抗战失利，就是被日本人从钱塘湾登陆，抄了后路。上海到宁波有沪杭甬线，可通蒋介石的老家奉化。蒋介石最最看重，主要是长三角。 　　这条大干线，一傍京杭大运河，二靠海岸线，对蒋介石来说，比连接北平、武汉和广州的大干线更重要。但南京的浦口、下关之间，原先没有铁路桥。南京长江大桥是1968年才建成。 　　北伐也好，抗战也好，这两大干线最重要。上海、南京、南昌、武汉都在长江上，对外国人最重要，对蒋介石最重要。 　　∷ 国民党栽在接收上 　　1926-1927年，共产党是傍着国民党发展，国民党的核心地区在江浙，共产党的根据地在湘鄂赣，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927-1936年，国民党围追堵截，把共产党从湘鄂赣撵到云贵川，再撵到陕甘宁，共产党是因祸得福。 　　1937-1945年，日本从华北南下，把蒋介石赶到云贵川。日本占中国东半，国民党在中国西南，共产党在中国西北。 　　1945年，日本投降后，鹿死谁手，关键在战后接收。中国的接收是以世界的接收为背景，这是冷战的序幕。张恨水的《五子登科》就是讲接收。国难之后，很多人发国难财，国民党成了发财党。 　　战后，两党争天下，美国调停国共，希望在中国搞两党制，但条件是缴枪，加入国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当时，美苏争霸，制约全局，前途未卜。作为底线，毛泽东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法国共产党的道路，但形势比人强，美国支持国民党，中共的选择只能一边倒，倒向苏联。 　　共产党在北方接收，有地利之便。八路军从四川进陕甘宁，从陕甘宁进山西，以山西为中心，向河北、察哈尔、山东、河南、东北扩军，这是古代王者取天下的路线图。 　　周取天下、秦取天下、汉取天下，莫不如此。 　　∷ 风水轮流转 　　总结一下，共产党取天下，大体上是从西到东，从北到南。 　　（一）解放东北、华北 　　1.立足陕甘宁根据地。 　　2.东进山西，以山西为中心，向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和察哈尔发展。 　　3.挺进东北，解放晋东南。 　　4.辽沈战役，解放东北。同时，以八路军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为基础，解放晋西南、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山东之大部。 　　5.平津战役，以八路军的晋察冀根据地为基础，解放河北北部。 　　6.淮海战役，以新四军的淮北根据地为基础，解放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 　　（二）解放晋绥、西北 　　1.以八路军的晋绥根据地为基础，解放山西北部和内蒙古。 　　2.以陕甘宁根据地为出发点，解放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三）解放华东、中南、西南 　　1.解放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和浙江、福建。 　　2.解放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海南岛。 　　3.解放贵州、广西、云南、四川、西康、西藏。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占领北京；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 　　占领南京后，毛泽东写下《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说“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与他的《菩萨蛮 ·黄鹤楼》形成强烈对比。 　　这样的结果，当初想不到。 　　解放战争重复了日本占领中国的路线：东北-华北-华南，蒋介石再次退守西南，希望从西南打回老家，像抗战中一样。但这回不一样，他被彻底赶出中国大陆。 　　 　　▲ 蒋介石（《伦敦新闻画刊》素描） 　　新中国为什么把首都定在北京，关键是华北背后有东北，东北背后有苏联，苏联对美国有威慑力。共产党是依托北方，从北方统一中国。 　　 　　∷ 历史再次应了司马迁的话 　　中国革命是一场南北战争。革命从南方到北方，又从北方到南方，转了一大圈儿。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卢汉起义。国民党在西南也守不住了。12月10日，蒋介石离开成都，从飞机上往下瞧，万水千山，不胜依依，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蒋介石去台湾，大陆说要打台湾。蒋介石怕台湾守不住，曾考虑流亡菲律宾或日本（日本有他的很多战犯朋友），宋美龄劝他上美国或瑞士，他觉得丢不起这个人。朝思暮想，还是踩着东南沿海的小岛，有一天打回老家去。 　　国民党迁台，不是一两个人流亡，而是军警宪特一大批，连同他们的眷属，约200万人出逃，除了台湾，没一个地方可以收留这么多人。 　　抗战中，蒋介石不听话，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想干掉他。现在大势已去，失了人心，丢了江山，美英等国不可能支持他。宋美龄求杜鲁门，被拒绝；求马歇尔，也被拒绝。现有档案材料为证，美国中情局策划的孙立人兵变，原定动手时间是 1950年6月底。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他才绝处逢生，前后只差三五天。 　　现在，蒋介石仍端坐在台北的中正堂里，面朝北方，脚下刻着他的遗嘱，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但他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一寸土地。 　　司马迁说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兴自蜀汉 ”（《史记·六国年表》）。辛亥之后，山河破碎，中国的再统一，竟然还是从北方统一南方，再次应了司马迁的话。 　　常任侠先生有诗，“东南王气沉幽冢，西北浮云隐玉关 ”。 　　徐悲鸿先生有诗，“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 ”。 　　2014年 4月 23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 END— 　　*文章节选自《我们的中国·思想地图》（三联书店 2016年6月刊行），原标题“”革命笔记——从中国地理看中国革命”。 back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