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fanlaifuqu  于 2016-7-13--贝壳村

飞机上一批批过来，有移民的，有来读书的（听说9月报到的就几十万），有来生小孩的，有直接跳机不走的。合法非法都有一条龙服务，让你留下来，有钱美国佬也推磨。

上海签证窗口已从六个增加到十六个，面谈一般一二分钟，排队却等得精疲力尽。孙子今天问我，中国美国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太小，讲不清楚。大了我又能说明白吗。

想起以前兰德公司一篇分析，不知道是真是假。更不见得是宇宙真理，但戳到痛楚的话还是不少。

比如：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在中国，特别强调所谓的人脉，这正反映了中国不是以理性为标准而是以关系为标准的社会。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意义。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

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而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地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和赚取更多的钱！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

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

这些都是务虚的，有点隔靴抓痒。来点实的。

上海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大公司，专为大学生，研究生，各个层次的专业人员代写论文并包发表，当然收费。凭此可以升职称，评教授。百度花钱排名早已不是秘密。

马路上违章的耍赖打警察，大老婆揍小三已不算奇景。

曹华清胶囊广告做到CCTV，鸿茅药酒是家喻户晓。

孙子讨厌奶奶，买了纸罐牛奶，往里面注了毒，奶奶觉得味道不好，丢了，隔壁见了捡回去给小孩吃，中毒身亡。

前一阵大量推广“高考饮食”，推荐一定的食谱，大大提高录取率。

一家规模很大的学校被告发系非法办学。

碰瓷与假乞丐已难经营了，因为人们已经见多识广了。。。。。。

媒体，包括电视剧给人的印象都是炫富和煽情，那些抗日神剧就不要提了！

名演员已不好好演戏了，广告收入一天几百上千万。小片里客串一下也是黄金万两。那些乱拍一通的什么极限挑战，都是最大的名人，胡混一天赚百万。不管是胡歌还是王凯，黄磊还是孙红雷都在钱的漩涡里转得头晕眼花，手也抽筋了。当然最后还是买数钞机了。顾客乱吆喝服务生，他也不是省油的灯，给你点口水尝尝！

这些都稍稍极端了些，但确实不是凤毛麟角。

最讨厌的还是公共场所的行为和与陌生人说话的口气与态度。其实我们小时候很穷，也很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不是那样的。像为后面的扶一下门，对前面扶门的说一声谢谢这样最基本的礼仪。

媒体在这些方面一点没有作为，最高领导层也只想着自己在国际场合的腔调。唉！

不过乱开枪打死黑人的还真不多，我指那边！这是他们最热衷于谈的！

义和团为什么兴于北方，却进不了东 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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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6-7-13

吴钩 史太Long
　　

　　一、北方拳乱

　　“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话说19世纪的最后几年，鲁西平原突然兴起一股“神拳热”。教授“神拳”的人宣称通过念咒、喝符、烧香，可以神灵附体，从而刀枪不入。每个拳民都有自己的专用神，从《西游记》的孙悟空、猪八戒，到《三国演义》的关羽、周仓，再到《封神榜》的庞大神仙系统，都可以召之即来。

　　大约从1898年末开始，拳民将他们的拳头对准了鲁西平原的洋教（彼时教会为发展势力，吸纳大量流氓地痞为教民，一部分教民倚仗教会庇护，横行乡里，无疑加剧了教民与拳民的冲突），他们在“神拳”领袖朱红灯的率领下，在鲁西北的平原县、茌平县一带对抗教民、焚烧教堂，并将“神拳”改名“义和拳”。后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运动被官兵镇压下去，但义和拳很快有如水银泻地，又如烈火燎原，迅速从鲁西北涌入直隶、天津、京师，并蔓延至山西、内蒙古和东北。拳民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杀洋人，灭洋教，毁洋货，“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拳事杂记》）。

　　义和拳骚乱引发中外震惊，列强要求清政府镇压拳乱，进而又组织“八国联军”攻入中国“平乱”。这时候，对西方列强已经忍了一肚子火的慈禧太后，决定招抚拳民，改称“义和拳”为“义和团”，并于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的名义下诏，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宣战。于是自以为神灵附体的拳民，英勇地成了清政府对抗列强的炮灰：“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拳乱纪闻》）。

　　正当清政府、义和团与列强军队在华北平原闹成一团之时，东南地区却大体上保持平静。清廷刚刚向列强宣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与各国驻华代表达成“东南互保”协议：“无论北方情形如何，请列国勿进兵长江流域与各省内地；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凡在辖区之内者，决依条约保护。”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虽然也出现零星的拳乱，但比起风起云涌的北方，东南社会可谓风平浪静。

　　

　　二、晚清北方的社会结构

　　

　　为什么义和拳在华北掀起轩然大波，却在东南激不起半点风浪？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地方当局对拳民的不同态度（很有意思，当时汉人督抚对义和拳多主张剿灭，而满人督抚则多主张招抚义和团），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鲁西北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天灾的刺激（1899至1900年，北方各省连遭旱灾虫害），地方文化的影响（鲁西平原的民众有着深厚的习武传统）。但如果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被忽略，那就是——鲁西平原基本上没有什么士绅力量，而东南地区的士绅势力非常强盛。

　　在传统中国，士绅集团可谓是地方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作为地方的“自发性权威”，士绅集团维系着当地社会的“自发性秩序”，地方的公益慈善、纠纷仲裁、公共治理、公序良俗，均有赖于士绅的主持。以前我说过，评判一个地方的社会自治程度，可以看两个指标：是否有发达的自治组织；是否有发达的乡规民约。现在还应该补充另一个指标：是否有发达的士绅力量。

　　清代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士绅力量获得强势的发展，一度被压抑的士绅意识得以复苏，士绅成为领导晚清社会建设运动的强大势力。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晚清自治组织，如维持治安的团练、组织商业的商会、负责城市消防的水龙会、开展公益的善堂，均由士绅—绅商群体所主持。但是，晚清的士绅—绅商群体基本上集中在东南地区，北方的士绅力量相对要薄弱得多。

　　一份晚清的进士地域分布统计显示：1840年至1905年，进士数目最多的前十个省份依次是：江苏、浙江、山东、江西、河南、八旗、福建、直隶、安徽、广东。八旗与直隶在科举录取上有优待，姑且不论，东南省份占了这个名单的一大半。山东虽然进入三甲，但另一份统计材料显示：1851年至1900年，山东的举人数目基本上集中在胶东半岛、济宁、济南昌邑一带（约42个县），占了72%，这些地方在义和拳兴起时，大体上都保持平静；而义和拳的发源地鲁西北有44个县，举人数目才占13%。在义和拳的重灾区、地处鲁西北的茌平县，居然在清末20年间从未出现过一个举人。

　　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士绅阶层来组织当地的公共治理，鲁西北的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涣散状态：人口结构以大量的自耕农为主，连大地主都很罕见，人口流动自由，但人们彼此之间缺乏理性的联结，除了秘密宗教，这里几乎不存在什么象样的自治组织（包括传统的宗族），原子化生存的特点十分突出。这种涣散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宜义和拳这种散漫的诡异“组织”落地生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加入义和拳，通过简单易学的仪式获得所谓“神灵附体”的超能力。而且清末的华北天灾频仍，士绅力量的匮乏又导致地方社会无法有机地组织起来提供救济，这也给了拳民借灾生事的机会。所以，当“神拳”在鲁西北兴起后，很快就遍地开花，并且不受控制——直到拳民们因为到处闹事而被官府镇压。

　　义和拳在山东受挫后，很快就扩散到接壤的直隶。与鲁西北的情况不同，直隶有大批士绅加入义和团，“京城士绅富户，多有设坛者，皆称坛主也”。这又是何故？在“庚子事变”之前，直隶一直习惯于“官治”，社会自治的力量远比东南薄弱，士绅阶层缺乏组织社会自治的文化自觉。这样的社会，很容易在拳民的冲击下脱序，一旦脱序又难以自我修复。而且，与更早接触外来文化的东南诸省相比，直隶一带的士绅普遍有着强烈的“仇教排外”文化心理，“民间感于历来国耻，及各处教堂教士之蛮横，排外之心甚热，亟愿得相当机会，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愤，以故邑中有识士绅，亦洋洋乐道其事（指义和团运动）”（《庚子西狩丛谈》）。直隶士绅领导的社会自治事业，要等到“庚子事变”后的清末新政期间，才获得较大发展。

　　

　　三、东南社会的士绅力量

　　而在东南社会，自洋务运动以来，一个庞大的独立于官府之外的社会自治领导者——士绅—绅商群体已经发育成熟。这个群体既得东南社会深厚的文化传统所滋养，保留着传统士绅关怀社会的公共精神；也受沿海城市得风气之先的文明熏陶，对西来的现代文明持开放态度，他们是东南社会最重要的理性力量。东南社会尽管也爆发过多起“教案”，并且有士绅台前幕后参与进去，但毕竟不致如义和拳运动那般失控。

　　当清廷、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在北方交战之时，一批江南士绅、绅商在上海发起成立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协济善会等公益组织，发动社会捐款，筹集物资，延请洋医、华医，赈济、救助从北方逃亡南下的难民，保护教堂和传教士，又派轮船前往天津接运“被难官商”。上海的工商行会也举行集会，商讨一旦上海市场受战乱波及，当如何自救的对策。

　　1900年6月6日，慈禧太后发布晓谕义和团的上谕，意在招抚拳民对付列强。这份上谕电传到东南，立即受到东南社会的抵制。6月9日，上海《新闻报》发表评论说：“大旨在袒护团匪，有不肯痛剿之意，于是群情惊讶，而沪上商人为之震动。”东南的士绅—绅商群体并不希望看到拳民肆虐“闹教”，他们认为“此等地痞，能抢教屋，即能劫殷户”。

　　为此，在庚子拳乱期间，东南士绅逆朝廷之意而行，自行组织团练、戒备拳民。当时温州知府欲落实清廷关于招抚拳民的政策，将投诚的义和拳民陈飞龙、许阿擂、黄上焕等人招入团练，结果受到温州士绅的强烈抗议，有些士绅当面对知府拍案子，拂袖而去，最后逼使知府不得不撤销了招抚拳民为团练的决定。代表上海商民舆论的上海媒体也纷纷刊发《保卫东南商务》、《保全南方之法》等社论，要求东南诸省当局维持中外和局、保障社会稳定。

　　事实上，“东南互保”绝不仅仅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主意，更有东南士绅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推动。张謇、陈三立、汤寿潜、汪康年等东南权绅，为促成“东南互保”，奔走于督抚、洋人之间，穿针引线。张謇的朋友刘厚生曾透露：“当初张謇与何嗣焜、陈三立、沈瑜庆、汤寿潜、施炳燮六人（均为东南社会的士绅），决定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个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不管张謇当时是否有推倒慈禧的图谋，但“东南互保”的实现，张謇确实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张謇与刘坤一、张之洞关系密切，1900年6月16日，英国驻汉口领事“欲派水师入长江，帮助弹压土匪”，张謇得悉后“力阻之”，同时电告两江总督刘坤一：“英水师欲据长江，若我不任保护，东南大局去矣。”6月18日，他策动刘坤一招抚盘踞在长江下游的盐枭徐老虎，避免徐老虎响应北方的义和团而闹事；6月25日，沈渝庆在盛宣怀的授意下，游说刘坤一跟西人签订和约，刘坤一犹豫未决，是张謇的这一句话：“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让刘坤一下了决心，电约张之洞与西人签约。次日，《东南保护约款》遂在上海签订。事成之后，张謇作《东南立约》诗一首：“联盟岂第全商务，抗命方能保圣朝。”

　　可以说，没有东南社会士绅—绅商群体的同气相求，“东南互保”是不可能出炉的。也正因为东南社会存在着强大的士绅力量在理性地组织社会应对危局，甚至敢于抵制来自清廷的压力，拳乱之火才无法延烧到东南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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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史记》中不得好死的大人物：谁死得最惨？

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6-7-13

“小人物不得好活，大人物不得好死”，这话是我说的，但却是从李敖语录中化出来的。李敖的原话如此：“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

　　在我看来，李敖的许多话当不得真，这句话却说得极其到位。

　　对弱者来说，他们体会得到的是生活的艰辛，生存的不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而对强者来说，体会得到的是事业的辉煌，生命的张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狂放。

　　但是，甘蔗岂有两头甜，强者往往是众矢之的，处于明枪暗箭、阴谋诡计之下，一招不慎，就有可能全盘皆输，败走麦城，以各种非自然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强如萨达姆者最后不是走上了绞刑架吗?此乃为“不得好死”。

　　《史记》中“不得好死”的大人物可谓多矣，“不得好死”的方式也可谓千奇百怪。

　　

　　

　　屈原是早期著名的“不得好死”者。

　　

　　屈原是文人参政的早期代表，他既是当时楚国坐头把交椅的文学家，又是楚国政坛叱咤风云的高级官员，深得国家领导人的信任。入则和楚王探讨国家大事，制定政令;出则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外交事物。屈原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达到了文人从政的巅峰。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的文章写得好，你的官做得大，可是，凭什么好事都让你占完?在同僚的暗算之下，楚怀王慢慢开始疏远屈原。

　　如同一切文人一样，屈原从来不会从自身找原因，反而埋怨最高领导人是非不分，贤愚不辨。他片面地夸大了内心的苦闷，写出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篇反对体制的诗章—《离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本来就是屁大点事，经过屈原生花妙笔的渲染，最后成了关乎民族存亡的大问题。他追述到帝喾往事，赞扬齐桓伟业，叙述商周德政，以此来批评时政。

　　这不是明显的厚古薄今吗?仅仅厚古薄今还不可恶，最为出格的是，屈原把自己弄成了污浊世界里的圣婴。他在尘埃之外浮游，不被世俗玷污;他清白高洁，出污泥而不染;他情操高尚，可与日月争辉。你看，这是人话吗?

　　最终的结果是屈原被放逐，即使这样，仍没能改变屈原怨天尤人的个性。面对浩浩江水，他大声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自大兼自恋使他痛不欲生。

　　于是，屈原“怀石遂自沉汩罗以死”。身体缚上石头，屈原毫无悬念地沉入了汨罗江底，创造性地推出了一种灵活的投水方式，同时也预告了文人从政的可能结局。

　　

　　但贾谊不以为然，总认为自己要比屈原幸运一点。

　　贾谊是洛阳人，少年得志，18岁时就以文章闻名当地。后被汉文帝征召，担任博士之职。所谓博士，是皇帝的高级顾问，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智囊，比后来的博士研究生不知重要了多少倍。

　　当时贾谊才20出头，是汉朝开国以来最年轻的一个博士。汉文帝喜欢他，每每对他予以破格提拔，一年之内，贾谊就升任太中大夫。太中大夫掌参谋议论之事，俸禄已达千石。贾谊成为了汉朝政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

　　此后，各项法令的更改，以及诸侯必须到封地去上任等重大决策都出于贾谊的主张。由于政绩突出，汉文帝甚至想再次破格提拔贾谊，让他位列公卿。

　　贾谊地位的火箭式上升，自然引起了一批开国元勋的不满，周勃、灌婴等都十分嫉妒贾谊，在诽谤贾谊一事上结成了坚固的统一阵线。众口铄金，汉文帝慢慢疏远了贾谊，风光一时的贾谊最后很委屈地做了地方官，被任命为长沙王的太傅。

　　从首都来到长沙，贾谊内心的失衡无可挽回，他以屈原自比，经常自怨自艾。后人因此说：“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后来贾谊曾被召回京城拜见皇帝。当时，汉文帝正坐在宣室，接受神的降福保佑。因文帝有感于鬼神之事，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本原。

　　贾谊也就乘机周详地讲述了所以会有鬼神之事的种种情形。到半夜时分，文帝已听得很入神，不知不觉地在座席上总往贾谊身边移动。

　　听完之后，文帝慨叹道：“我好长时间没见贾谊了，自认为能超过他，现在看来和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这段往事也有人咏叹：“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不久，汉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是汉文帝的小儿子，深受文帝宠爱。梁怀王酷爱读书，因此才让贾谊当他老师。

　　几年之后，梁怀王因骑马不慎，掉下马背，当即摔死。梁怀王的死本来和贾谊没有什么关系，贾谊却自己钻进了牛角尖，坚持认为是自己没有尽到太傅责任才导致了梁怀王的死亡。他走进了自己编织的罗网。

　　于是，贾谊坚持哭泣，这一哭就是一年多，直到最后死去，那年他才33岁。

　　贾谊是第一个“哭死”的文人，虽没有创意，但也算得上“不得好死”，堪称一奇。

　　贾谊不是第一个因自责而死亡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大人物心怀自责而死。

　　

　　一个是秦国大将白起。白起可是响当当的人物，自己营垒的人称他为战神，敌人则称他为杀人王。

　　白起是秦昭王时期的将领，善于用兵，曾领兵进攻韩、魏联军，在洛阳一带创下了斩敌二十四万、夺城五座的骄人战绩。白起不知疲倦，最大的爱好就是打仗，以至到了使韩国、魏国、楚国、赵国的士兵闻风丧胆的程度。

　　真正让白起名扬天下的是长平之战。

　　昭王四十七年(前260)，秦国攻韩国，夺取上党。上党百姓纷纷逃往赵国。赵国在长平屯兵，接应上党百姓。于是，秦国借此机会进攻赵国，赵国派廉颇带兵迎战。赵国军队是本土作战，因而廉颇高筑围墙，坚壁不出，想以持久战来拖垮敌人。

　　为了速战速决，秦国施行反间计，导致赵国以赵括取代廉颇率兵攻击秦军。秦国委派白起担任上将军，要与赵国决一死战。军事理论甚是了得的赵括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兵进击秦军。

　　秦军佯败而逃，同时布置了两支突袭部队逼近赵军。赵军乘胜追击，一口气追到秦军大营。但是，直到此时赵军才发现秦军营垒十分坚固，难以攻入，而秦军的一支突袭部队已经切断了赵军的退路，另一支快速部队已经插入赵军的营垒，赵军就这样被彻底分割包围。

　　这样一围就是月余，饿红了眼的赵兵自相残杀，以人肉充饥。秦军在白起的指挥下发起猛攻，射杀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四十万赵军成为俘虏。之后，白起采用欺骗手段，将四十万赵国降兵悉数活埋，四海震惊。

　　长平之战打出了秦国的威风，从此，秦分两军分别攻打韩国和赵国。两国惊恐万分，紧急筹集资金，派苏代携巨款贿赂秦相范睢。

　　苏代对范雎说：“白起擒杀赵括，围攻邯郸，赵国一亡，秦就可以称帝，白起也将封为三公，您只能屈居白起之下。既然如此，你还不如做做工作，让秦王同意韩、赵割地求和，这样白起就不会再得灭赵之功，您也可以继续做您目前的位置。”

　　于是范睢以秦兵疲惫、急待休养为由，请求允许韩、赵割地求和，终得秦昭王应允。白起眼看煮熟的鸭子扑棱棱飞到了树上，从此与范睢结下仇怨。

　　后来，秦国再次出兵攻打邯郸，白起坚决反对秦王发兵，并且明确表示决不挂帅出征。即使秦王亲自命令，范雎亲自动员，白起照样不给面子。

　　秦王无奈，只好改派别人，结果秦军伤亡惨重。听到这样的消息，白起开始说风凉话：“如果听从我的劝告，怎么会有今日惨败?”这不分明是让秦王丢人吗?

　　昭王听后大怒，他妈的，你小子竟敢说我不行，既然如此，那就让你小子去练练。于是秦王强令白起出兵，白起自称病重，再次拒绝了秦王的任命。昭王一怒之下把白起贬为普通士兵，勒令白起迁居阴密(今甘肃灵台)。战无不胜的白起一夜之间又成了平头百姓。

　　之后不久，白起狼狈地离开首都，刚走出不远，昭王与范睢等群臣商议，白起被贬，心中定然不服，与其这样，不如处死。于是，昭王派使者拿了宝剑，令白起自裁。

　　白起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罪孽啊罪孽，悔不该当年我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之后伏剑自刎。他带着悔恨，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同样自责和悔恨的还有蒙恬。

　　蒙恬是秦始皇时代的人，从他祖父那一代开始，他们家就一直为秦国服务。到了蒙恬这一代，他们家在秦国拥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任命蒙恬为将军，率领三十万大军对抗匈奴。

　　蒙恬是秦始皇最坚定的支持者，更是秦国数一数二的奇才，长期与匈奴角逐于大漠之上，使他对怎样赢得胜利有了直观的认识。为了彻底御敌于国门之外，他毫无保留地贯彻始皇帝的命令，开始一项史无前例的重大工程—修筑长城。

　　蒙恬既不招标，也不搞什么开工剪彩，甚至连图纸也没有就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他利用地势，设置要塞，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了一个西起临洮、东到辽东、逶迤绵延一万余里的庞然大物。

　　后来，著名作家卡夫卡写过一篇十分令人费解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在这篇小说中，卡夫卡写道：

　　中国长城是在其最靠北的地方竣工的。此项工程分别由东南和西南开始，最后交汇在这里。在东西两路筑墙大军中，又在更小的范围里实行这种分段修筑的方法，于是修筑城墙的人就被分成一个个二十人左右的小队，每个小队负责修筑出五百米，然后一个相邻的小队再朝他们修筑同样长的一段。

　　可是当这两段连通之后，却并没有接着这一千米的头继续往下修，更确切地说，这两个小队又被派往完全不同的地区去修筑长城。采用这种方法自然就产生了许多大豁口，它们是逐步缓慢地填补起来的，有些甚至到长城宣布竣工之后才填补上。

　　是的，据说有些豁口根本未被堵上，虽然这是一种大概只能在围绕这项工程而产生的众多传说中见到的看法，但由于这项工程规模太大，靠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标准是无法核实这些传说的，至少单个的人做不到。

　　是的，蒙恬就是这样修建万里长城的。只是他当时的确没有想得太多，不然，他完全可以把长城修得更好。即使这样，靠着这一项伟大的工程，蒙恬彻底树立了自己的高大形象，终秦始皇一朝，没有人敢和蒙恬争宠。

　　然而，当秦始皇驾崩于出巡途中之后，蒙恬的好日子也走到了尽头。赵高、李斯矫诏扶持胡亥为太子。为了扫除后患，清除异己，胡亥派遣使者，捏造罪名，判处公子扶苏和蒙恬死罪。

　　公子扶苏死心眼，看到朝廷的命令随即自杀。蒙恬却对判决产生了怀疑，强烈请求申诉。赵高惟恐掌握兵权的蒙恬再次走向权利中心，就暗中陷害蒙恬弟兄。

　　在赵高的陷害下，秦二世先杀死了蒙恬的弟弟蒙毅，后派使者对蒙恬说：“你的罪过太多，你弟弟蒙毅的罪过也都可以牵连到你。你自己想想你应该受什么惩罚吧。”

　　蒙恬喟然长叹：“是啊，我罪孽深重，本来就该被处死。万里长城就是经我的手完成的，它起自临洮接连到辽东，筑长城，挖壕沟，这中间能没有截断大地脉络的地方吗?看来，这就是我的罪过。”蒙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罪过，找到了自杀的理由，于是服毒自尽。

　　这是又一个心怀愧疚而死的人。

　　很多人为蒙恬鸣不平，认为他死得冤枉，但我认为，蒙恬的临死陈词也许是正确的—万里长的长城所耗费的不仅仅是秦王朝的人力物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秦王朝的国家风水走势。

　　天地之间突然冒出来一个长城，瞬间改变了秦帝国的命运流程，谁能说，秦王朝那么短命和长城没有一点关系呢?因此，蒙恬的自责可能是真实的，自杀之前的真实心态可能就是惭愧。

　　只是他没有想到这条长城可以为后代带来滚滚财源，并被列入世界奇观，否则他自杀时也许不会那么难受和自责了。

　　相对来说，接受赐死已经是上上的死法了，至少保留了死者应有的尊严—虽然也是不得好死。

　　

　　同样是将领，李牧就没有他们那么幸运了。

　　李牧是战国时期赵国北部边境的良将，长期驻守雁门，防备匈奴。作为领兵在外的将领，李牧享有极大的自主权，譬如，他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官吏，防地内城市的租税都送入李牧的幕府，作为军队的经费。

　　每天宰杀几头牛犒赏士兵，教士兵练习射箭骑马，小心看守烽火台，多派侦察敌情的人员，对战士待遇优厚。订出规章说：“匈奴如果入侵，要赶快收拢人马退入营垒固守，有胆敢去捕捉敌人的斩首。”

　　匈奴每次入侵，烽火传来警报，立即收拢人马退入营垒固守，不敢出战。像这样过了好几年，人马物资也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匈奴却认为李牧是胆小，就连赵国守边的官兵也认为自己的主将胆小怯战。赵王责备李牧，李牧依然如故。赵王发怒，把他召回，派别人代他领兵。

　　此后，每当匈奴进犯，新上任的将领就出兵迎战。也许是综合实力不济，赵军屡次失利，损伤惨重，以至最后赵国北部边境上已经无法继续耕田、放牧。

　　被逼无奈，只好回过头来再请李牧出山。这次轮到了李牧摆架子，他闭门不出，推说有病。面对赵王的一再强求，他说：“您如果一定要用我，就必须给我完整的指挥权，其实我的要求也不高，只是让我和原来一样可以自己决定迎不迎战就行了。”事情到了这个份上，赵王还有不答应的道理?

　　于是，李牧开始了一项深谋远虑的事业。

　　李牧再次走马上任。老将领，老办法，老对策，不论匈奴如何叫阵，李牧一概当缩头乌龟，弄得匈奴好几年都一无所获。世界人民都认为李牧胆怯，可李牧似乎从不介意。

　　边境的官兵每天得到赏赐可就是无用武之地，因此心里也很郁闷。因此，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盼望着实实在在地打一仗。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牧暗中准备了精选的战车一千三百辆，精选的战马一万三千匹，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士五万人，善射的士兵十万人，全部组织起来训练作战。同时放出大批牲畜到处食草，放牧的百姓也是漫山遍野。匈奴小股人马入侵，李牧就假装失败，故意把几千人马舍弃给匈奴。

　　单于坚信李牧和他的军队没有一点战斗力，就率领大批人马入侵。他哪知李牧早已暗中布下奇兵，张开左右两翼包抄反击敌军。骄傲惯了匈奴根本没有任何防备，就在毫无戒心的情况下与李牧的精兵交锋了。结果可想而知，李牧大败匈奴，斩杀匈奴士兵十余万，单于狼狈遁逃。

　　此后十多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城镇。

　　赵悼襄王元年(前244)，赵国派李牧进攻燕国，攻克了武遂、方城。过了两年，庞煖打败燕军，杀死剧辛。又过了七年，秦军在武遂打败并杀死赵将扈辄，斩杀赵军十万。

　　赵国便派李牧为大将军，在宜安进攻秦军，大败秦军，赶走秦将桓齮。李牧被封为武安君。又过三年，秦军进攻番吾，李牧击败秦军，又向南抵御韩国和魏国。

　　赵王迁七年(前229)，秦国派王翦进攻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抵御秦军。秦国向赵王的宠臣郭开贿赂很多金钱，让他施行反间计，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要谋反。

　　赵王便派赵葱和齐国将军颜聚接替李牧。李牧不接受命令，赵王便派人暗中乘其不备逮捕了李牧。很快，李牧就被秘密处决，这是典型的“不得好死”啊。

　　李牧不明不白地死后三个月，赵国就被灭掉了，“赵国”从此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还有几个大人物同样“不得好死”：晁错、李斯—被斩于闹市，郦食其—被扔进烧开的油锅。

　　社会在进步，物种在灭绝，杀人的方式也在减少，至少现在已经没有了公开的“烹”这种杀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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