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与中国政治变革 

这是赵霄洛律师于2012年12月8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举办的《中国律师百年回顾与展望》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中国律师的100年，正巧遇上1911年和1949年的两次革命以及抗日战争。面对波澜壮阔的政治风云，中国律师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重要的参与者，他们始终是推动政治变革的进步力量。

1912年，民国政府颁发《律师暂行章程》。这标志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根据该章程，律师公会不得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并未对律师个人参与政治做出限制。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在法律职业与政治职业的“旋转门”内外，律师们满怀着救国、治国的理想，为国家的政治变革做出了重大努力。

一、 辛亥革命时的律师

辛亥革命之前，律师已经出现在中国。辛亥革命之时，律师制度初建，虽然律师不多，但是，其中许多是“海归”。他们视野开阔，反对帝制，主张共和，在辛亥革命时的政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与南北议和，迫清室退位。伍廷芳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律师。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廷，劝清帝退位。后被委任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代表举行南北议和，达成袁世凯迫清室退位，赞成共和，即选袁为大总统的政治安排。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出任司法总长。[1] 他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世人公认。

积极倡导共和宪政。徐谦曾是清末进士、翰林。1913年，在上海执业律师。辛亥革命时，他与伍廷芳等人组织了“国民共进会”，主张“完成健全共和政体”。张耀曾在辛亥革命时，参与起草了《临时约法》。1912年5月，在北京又参加了《国会组织法》等法律的制定工作。1913年7月，他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并被指定起草《天坛宪法草案》大纲。1929年，张耀曾在上海担任律师，继续宣传宪政立国，参与“民宪协进会筹备会”和“新中国建设学会”的领导工作，著有《民国制宪史概观》。 [2]

参与制定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陈有仁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律师。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友仁回国。1918年，陈友仁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及法律顾问，成为孙中山晚年的亲密助手。他直接参与了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1925年，孙中山病危之时，陈友仁代孙中山起草了著名的《致苏俄遗书》。1988年，胡乔木在谈到党史写作时说：国民党左派陈友仁“是完全应当歌颂的”。 [3] 1922年，徐谦律师担任司法总长。他也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定支持者。1940年，他病逝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都题写挽联对他表示敬意和哀悼。

二、抗日战争中的律师

根据法律，律师公会不应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九一八”事变改变了律师公会的态度。1931年9月25日，上海律师公会就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召开紧急会议和座谈会，讨论办法以贡献于国家与社会。从此，中国律师站到了抗日救亡斗争的前列。

律师公会将工作中心转为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上海律师公会深感亡国之危，遂召开紧急会议，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抚恤阵亡将士；积极参与组织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整理编印日军侵略罪行；决定筹办伤病医院；派员到北平等地宣传抗日工作等。王屏南、李次山律师还分别组织义勇军扛起刀枪上前线。上海律师公会成为带领上海民众抵抗日军的坚强阵地。

律师积极参与 组织和领导抗日救亡组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徐谦律师与方鼎英、朱蕴山等联合组成“抗日联合会”。 [4] 同年，李次山等律师代表律师公会参加组织了“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 [5] 张耀曾律师与60多位社会贤达成立了“上海国难救济会”并成为领袖人物。 [6] 1936年5月，沈钧儒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在该会14名执行委员中，有4位律师。该会通过的沈钧儒起草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获得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毛泽东说“我们很荣幸的签字于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之后”。救国会成为中国抗日救亡的一面大旗。 [7]

    律师组团营救“七君子”。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 罪在上海逮捕“七君子”。这激起全国民众的义愤。律师们立即组织起了一个21人的辩护团，其中有张耀曾、江庸、汪有龄、刘崇佑等声名显赫的大律师。“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被迫最后撤销了起诉。这不仅显示了律师不畏强权的气概，也大大坚定了全国民众团结抗日的信心。

三、参与建立新中国的律师

中国律师制度出现之后9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有的律师成为了著名的共产党人,也有的律师成为了共产党的同路人。

参与创建共产党。1920年9月，董必武、张国恩、刘伯垂三位律师参与创建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他们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除他们之外，后来成为知名共产党员的律师还有施洋、李木庵、周新民、陈瑾昆、潘震亚、闵刚侯等。

积极掩护和营救共产党人。夏国瑞以律师身份为掩护，与林伯渠等共同进行秘密活动；王龙律师掩护过李克农等十余人；章士钊律师曾经为陈独秀辩护； [8] 吴凯生律师曾经为陈赓、廖承志出庭；刘崇佑曾经担任刘仁静、周恩来的辩护律师； [9] 查人伟曾经以律师名义担保共产党员陈馥出狱 [10] ；胡显伯律师曾经为江上青辩护 [11] ；何隽律师在任法官时曾经营救过苏联派驻中国的最高特使鲍罗廷的夫人以及3名交通员。[12] 1927年至1935年期间，中央特科在营救被捕共产党人时，就是聘请与特科有直接关系的潘震亚和费国禧律师出庭辩护，进行合法营救。1929年11月，任弼时被捕后就是由潘震亚律师辩护营救出狱的。 [13]

支持和帮助共产党召开新政协。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全体会议在京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662名代表中，有14位具有律师背景。其中，江庸律师是毛泽东亲笔致函邀请的。在9月24日的全体会议上，中国民盟的代表沈钧儒、中国人民救国会代表沙千里、特邀代表陈瑾昆、自由职业界代表潘震亚都在大会上发了言，表达了支持共产党执政，并愿意参与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意愿和信心。这四人都曾经是律师。9月30日，选出了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共180人，其中有9位具有律师背景。10月1日，这14位曾经从事过律师职业的代表与全体政协会议代表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 [14]

以上所述仅仅是中国律师的代表人物。应当承认，这两场革命和抗战主要是依靠枪杆子。这无疑挤压了律师从事政治活动的空间。但是，即使如此，上述律师们的政治作为已然说明：律师职业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正是政治进步的主要标志。在社会政治变革中，中国律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律师在政治变革中所扮演着进步角色，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美国历史学家泰格和利维，在谈到律师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时认为，律师一方面必须在现有体制内起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对于重要社会变革负有义务。15这也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一样，律师是法律理性主义的伟大代表之一，没有这种理性主义，国家的兴起和革命都是不可想象的。16

如何充分认识和发挥律师在政治上的进步作用，是执政者的重要课题。1950年之后，我国律师制度的几起几落，凸显了执政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纠结。今天，尽管律师制度恢复已经30多年，但是，这一问题依旧还在衡量着执政者的政治进步和政治文明的程度。

有段历史值得回味。国民党政府在“以党治国”的方针下，对律师曾采取了过度管控。1926年，国民党中央函派四位律师在律师公会中组织国民党党部。1927年，司法部将《律师章程》修订施行，其要点之一就是要求律师须为国民党党员。17 1933年，李次山律师因屡屡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而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吊销律师执照18。1946年，国民党上海社会局曾经行文上海律师公会要求“严密注意中共在本市拉拢律师”,并要求“密切注意，随时具报”。19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律师群体并未屈从国民党的“党部指示”，他们依旧与代表进步力量的共产党走到了一起。事实证明，任何政党只有拥有并践行先进的政治理念才能赢的律师群体的拥戴。

令人高兴的是，这30多年来，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律师参政有些许起色，尤其是在诸多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法治事件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律师们的倔强身影。中国律师曾经拥有的追求政治进步的薪火依旧代代传承！

展望未来，我们有点忧心忡忡:危机与改革正在赛跑。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无疑是我们律师的共同期盼。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政治改革走向何方，公平正义总是人们的不变追求，宪政法治总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主要基石。在这场政治改革中，律师群体作为社会的正能量无疑将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这个正在走向宪政和法治的社会，尤其是执政者，应当尊重律师、信任律师。不仅应当充分保障律师执业的权利，同时，也应当给予律师充分、自由的参政议政的空间。让律师职业与政治职业之间的“旋转门”正常地转动起来！

再过50年，或者再过100年，当我们的后人回顾这段历史时，他们将会惊喜地发现，中国律师群体不仅仅是政治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而且，或许还将成为推动政治进步的带头人，领导者，律师制度也将在政治改革中日臻健全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