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楚

　　▍天下的新霸主公元前206年12月，项羽率领关东诸侯联军进驻鸿门。他首先压服了先入关，因而想占据关中秦国故地的刘邦，以不可一世的威势成为了没有皇帝的天下的新霸主。战争结束了，项羽屠杀了秦朝的宗室子弟，焚烧了秦朝的辉煌宫殿，这时候，他面临的第一迫切政治任务是：按什么样的规则来重建未来天下的秩序？项羽重建天下的具体讨论和规划没有确实的历史资料可考，但有几个关键的因素是他必须考虑的。其一，追随他的主要力量是原来关东六国的豪杰，他必须获得他们的支持；其二，新的天下体制不能实行秦朝的郡县制，因为这既不符合反秦大军中六国贵族豪强的心意，更有违强秦称帝后短短十几年即一朝覆亡的现实教训；其三，作为亲身经历艰苦奋战的征服者，同时，受那个时代普遍风气的影响，他需要在新天下的制度设计和规划中体现个人的好恶，要奖励那些追随他苦战入关的人，惩罚那些他和他的家族不喜欢的人，也通过这一办法来树立未来支持自己的天下政治势力；最后，作为一位特别自恋和自负的胜利者，他要占据有利的优势地缘格局，以此作为未来项家天下的实力资本，以便控制他所设计的新天下。基于这些考量，他做出了最关键的新天下政治设计：既然皇帝-郡县制度是失败的，而且因秦朝两代皇帝的暴虐而格外受天下人憎恨，而真的让列国各自恢复，各行其是又不可能，则唯一可选择的方案只有春秋战国时代出现过的霸政制度，即在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之下，由强大的合法诸侯长实际统治和治理天下。当时的现实条件与春秋五霸时期确有相似之处。项家拥立楚怀王被尊为义帝，好比春秋时的周天子，而实力强大的项家西楚国好比历史上齐桓公的齐国，晋文公的晋国。因为有了霸政天下的总体政治设计，所以他以战国中后期楚国、魏国和齐国等核心地域为地盘，建立了自己的西楚国，并给自己赋予西楚霸王的称号。接着他把反秦战争中主要追随他入关的军事领袖作为特别奖掖的对象，这些人是他最辉煌的军事业绩，救赵巨鹿战役后的追随者，而不是源自六国王室传统贵族，他把这些人都分封到条件很好的地区为王，而把那些他认为对未来天下可能有威胁的人分封到偏僻的地方。至于另一些他不喜欢的人，则受到特意的冷遇。然后，他下令新分封的诸侯们各自归国。就这样，项羽开始了一个不叫皇朝的新皇朝。

　　

　　▲ 传统绣像项王图

　　▍皇帝制度与霸政后人很多对项羽作为政治家的作为不以为然，认为恢复分封诸侯的制度是其后来失败的主因。这种后见之明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在秦楚汉之间的时代，皇帝制度是很偶然萌生的全新的政治事物。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最后征服六国称帝，到公元前207年秦皇朝的灭亡，不过短短14年，而在此之前，无论诸子百家的传说，还是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列国的人们都从来没听说过皇帝这一新鲜事物。诸子的学说喜欢拿各自传承的历史事迹作论据，但最多也只有上古所谓三皇五帝的传说，皇帝的尊号本是秦始皇征服天下后全新的政治设计产物，大意是，因为他立下了超过传说中上古三皇和五帝的功勋，因此向全天下所有人展示了前无古人的德业，所以，不能沿用现实中列国失败者用过的王的头衔，也不能单独使用上古圣贤皇或帝的称呼。然而，现实中秦皇朝的空前暴虐和迅捷失败无疑使皇帝这一别出心裁的新头衔威风扫地，而且，还要考虑的是，实际上，自春秋战国以来，从公元前770年春秋时代开始，至皇帝出现的公元前221年，天下列国的人民并没有任何真实的统一国民生活的体验，因而秦皇统治所代表的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并不能给出身列国的豪杰和人民任何美好吸引力。相反，霸政的天下政治却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春秋时代的开端是因为周平王的东迁洛邑。东迁后周朝的主要支持者是新兴的郑国，而后来与周天子兵戎相见的郑庄公被历史家称为小霸，因为他开启了一种以本国实力为基础，以周朝天子为旗号的新政治模式。后来所谓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等，他们大多是这条天下霸政路线的继承和发扬者，秦征服天下，实行郡县制度之前的秦国在战国时期也实际具有类似这样的天下政治地位。作为古代天下政治常见形态的霸政之霸，原意为伯，即诸侯长，与学者宣扬的未必真实存在过的礼乐之政理论上的区别在于，后者以诸侯同盟为首国家的实力为基础，实际是一种天子旗号下的双头天下政治。考虑到这些现实和历史的因素，可以断言一件事，在反秦战争取得迅猛军事胜利的背景下，作为新崛起的军事强人，项羽在设计新的天下政治结构时选择霸政，而非继承秦朝的皇帝-郡县制度是很自然的。还有个项羽个人的因素也需要考虑，他从取得巨鹿和河北的辉煌胜利，因而登上无可争议的第一反秦军事领袖地位，到入关负责规划新天下政治体系，仅有短短几个月时间，其间他还一路经历战斗和处理俘虏等事务，因此，他也没有时间从容咨询、研究和规划未来天下的制度设计。所以也可以说，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大致确定新天下的霸政体制框架，也反映了他极高的政治思考与决断能力。所以，项羽的新天下政治设计问题出在另外的地方。

　　

　　▲ 徐州汉墓出土的汉骑士俑，从其手势可见持矛戟等长兵器

　　▍新天下的四个敌人项羽建立的18个诸侯新天下霸政体系并无必然错误，但他具体的处置却制造了四个致命的敌人，他们是：刘邦、田荣、陈余和彭越。

　　

　　▲ 绣像版的汉高祖

　　在项羽霸上分封的时代，刘项无论政治地位和声望，还是实力，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刘邦对项羽新天下的不满在于他早已决心填补秦皇覆灭后关中的政治空白，借先入关的优势已在关中做了讨好社会豪强等种种政治布置。项羽自然看出了刘邦及其伙伴优于其他诸侯的实力和野心，因而特意将其分封到偏僻的巴蜀地区去做汉王，并把关中秦国的核心地区分封给秦朝的降将章邯，司马欣和董翳，一来拆散军事资源强大的原秦国核心区域，二来以这种政治上依赖项羽的降将防堵汉王刘邦。项羽只允许刘邦保留3万人的部队入巴蜀，对其所率部队进行了复员。原齐国王室的田氏家族与项家战时恩怨甚深。秦始皇征服齐国后，齐国的田氏在当地依然为强大的社会势力，因此，当陈涉起义爆发，田儋、田荣与其弟田横很快即领导了本地的复国运动，田儋战死，田荣虽曾有与项羽叔父项梁联合打击秦军的历史，却因牵涉齐国内部政治纷争而闹翻。在项羽率军救赵的战役中，已在齐国占据实际统治地位的田荣没有响应项羽的发兵征召，因此，便没有追随项羽入关的经历。这使得项羽在分封时把田荣所扶立的齐王田市移封到齐国的一隅胶东，把追随他救赵和入关，同为齐王室后裔的田都封为齐王，统治齐国核心区域，同时把另一位也在入关联军中的齐田氏子弟田安封为济北王。而齐国的头号军事强人，也是齐国反秦战争实际领袖的田荣，却因为有违背项梁和项羽两次征召的经历而一无所获。陈余是战国时的大梁人，也就是魏国人。陈余年轻时与张耳是号称刎颈之交的好朋友，他们都是战国纵横家那一套的传人，学习战国四君子结交豪杰的习气，一心梦想有机会在乱世夺取赫人的富贵。陈余没有参与项羽入关纯属偶然。作为新赵国的主要缔造者，在秦军章邯进攻巨鹿的战役中，他率军等待楚国项羽的援军，驻扎巨鹿围城外围，这在战后为其好友张耳所不谅，他因此负气交出军权，带着亲随几百人，到黄河边南皮地方钓鱼去了。结果，他的前好友，现死敌张耳被封为常山王，统治原赵国核心区域，而他拥立的赵王则被驱赶到赵国的边地，改封为代王。至于他本人，因参与战争很早，声名甚大，项羽把南皮附近三个县分封给他，算是侯爵。

　　

　　▲ 楚汉战争示意图

　　楚汉战争中，彭越与韩信和英布一起被称为战果最辉煌的独立战区指挥官。他是齐国人，在巨野泽做强盗，他在反秦战争开始时代就认识刘邦，有一起作战的经历，但他由于出身低下，没有自己的政治基础，所以长期从事本地小规模作战，故没有追随项羽入关的机会，结果，到项羽分封完诸侯，凯旋东归，这位强悍的反秦强盗头领竟没有任何名义和奖赏。他成为新天下的暴怒徘徊者。现在清楚了。项羽的新霸政天下有这样四个非同寻常的敌人：两个战争履历显赫的地方实力派，一位满肚子谋略的纵横家和一位军事本钱强大却错过时代大戏的秩序破坏者。这四个人在一件事上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无论如何，必须打破项羽的新天下。

　　▍毁灭新天下的新战争心怀不平的刘邦及其伙伴自然是一心希望重返关中和故土，但单凭刘邦的势力，即使能成功地反攻关中，恐怕终究也不是项羽的对手。人们经常忽略的是，毁灭项羽新天下的新战争是最先在东方爆发的，由上述四个敌人中的三个，田荣、陈余和彭越联手点燃战火。项羽的新天下和平只维持了3个月。公元前206年5月，田荣发兵拒绝项羽所封的齐王田都，并命令其侄儿，被改封为胶东王的田市不许赴新封地即墨就职。田都战败，只身逃往西楚霸王处避难。6月，田荣追杀已经私自逃往到即墨就国的田市，自己宣布就任齐王。与此同时，他收编彭越为将军；7月，彭越击杀了项羽分封的济北王田安。田荣重新统一了齐国。陈余看到了翻盘的机会。他以未来的联盟为理由说服田荣，分派给他大量齐军，他迅速击溃了常山王张耳，把被移封到代国的原赵王歇迎回邯郸，而赵王歇则投桃报李地封陈余为代王。原反秦战争中复活的齐赵势力用几个月时间就摧毁了项羽的新天下布局，并引发了更大的危机。8月，汉王兵出陈仓，反攻关中的战争开始了。由于项羽所立的三秦王并不具备社会和民意的基础，而刘邦汉军则有较完善的治理三秦的政治纲领，加上东归的士气和心理，刘邦很快大体底定三秦，也就是拥有了历史上秦国的主要地区与资源，同时以地区性的优势力量胁迫其他诸侯组成了西部战线的反项联军。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刘邦的汉王集团反攻三秦与田荣有联系，但时机的配合无疑显示出刘邦对新天下的动态了如指掌。新战争至此显示出新的地缘战略格局，其中，无疑最引人注目的是齐人、秦人和楚人的新斗争态势，这与春秋战国以来很长时间内的大战略格局是一脉相承的。大致横贯黄河流域的上中下游，居于西部的秦与居于东部的齐对中部的西楚国构成东西两面受敌的态势，而项羽却始终处于必须决定战略投送方向的境地。

　　

　　▲ 徐州汉墓出土的汉骑士俑

　　项羽的反秦战争是自东向西席卷的单一态势，其战役战法主要是进攻，以歼灭秦国的野战重兵集团为目标。处理这种东西受敌的战略格局为春秋战国以来首次。按理说，项羽应该确定攻守均衡的战略，对东西分别采取攻守的战略，并以政治和外交的措施相配合，但从未进行过战略防守的项羽并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两面分别出击的战略。他迅速消灭了田荣，却在齐国实行残酷的屠杀，从而激起齐国人在田横领导下新的反叛。而刘邦利用关中和巴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却展开了意在夺取天下的新攻势。在东西秦齐的势力鼓励和支持下，原属列国的对新天下不满的各种野心家则纷纷起来，这就形成了摧毁项羽新天下的大联盟。这场后来被笼统地称为楚汉相争的新战争的结果人们已经熟知，无须赘述，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虽然田氏的齐国后来也随新战争而覆灭了，但终楚汉战争大部分时间，齐国田氏和彭越等在中下游的广泛作战实为刘邦可以屡败屡战的关键条件。强大的齐国牵制了项羽向关中刘邦军的追击，而彭越所统帅的梁地的军队则活动于黄河中流与淮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屡屡自北向南进击，切断项羽主力与后方地区的联系。如此，从关中到齐鲁，中经梁地，东西中三大集团的地缘战略绞索压榨下，项羽的西楚军注定了日益疲弱的被动局面，直至最后枯竭。

　　

　　

　　▲ 满城汉墓出土的汉代刀剑

　　公元前202年12月，在决定项羽新天下存亡的垓下之战中，反项羽联军的主力为分别由刘邦、彭越和韩信统帅。彭越所部为原魏国地区的梁军，而韩信所率领，并担任主要战役突击任务的正是他新任国王的齐国军队。此前陈余已经被韩信所杀，退出了新天下战争的历史舞台。当项羽新天下的四个敌人，及其所代表的势力汇成一体，项羽匆忙中构筑的新天下大厦倒塌了。不可一世的项羽自刎乌江，项羽的新天下昙花一现，然而，构筑新天下的大历史任务尚未完成，不过现在是刘邦及其君臣的历史任务了——他们会怎么做？

　　

　　▲ 位于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旧县乡旧县三村西楚霸王墓

　　【注】本文原标题为《项羽的新天下政治》

　　【作者简介】

　　赵楚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军事战略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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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中15个最难以解释的问题 [

本帖最后由 砗磲大爷 于 2016-7-22 00:06 编辑

　　

　　一、中国文明是从本土独立发展起来的，还是外来的？

　　西方的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明是在古中东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当然他们也承认中国文明的本土化程度较高，从开始即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字、宇宙观、艺术与习俗。中国的多数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则倾向认为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但他们在西方史学界的压力下信心不足，所以乐于接受这样折衷且狡猾的观点：中国文明是在近乎封闭的环境中独立演化或者只是受到外来文明轻微影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现在的争论是，外来文明的“轻微影响”到底发生没发生过？，如果发生过，轻微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的争论简直令人绝望，因为寻找令人信服的正面证据或反面证据都非常困难。

　　根据当前的一些考古成果分析，中国文明从开始即有着浓重的农耕色彩，距今五、六千年以前遍布黄河南北的那些农业村落，与今天中国农村的自然村落，有着诸多血脉相通之处，可以说它们就是今天中国农业村落的雏形。中国的农耕文明即是以这些古老的农业村落为核心发展起来的。

　　

　　二、夏朝是否是虚构出来的？如果不是，为什么找不到有关它的遗址？

　　夏朝不可能是虚构出来的，首先多种古书都对它有间接的记载，《尚书》中有“殷革改夏命”之类的说法；《诗经》上多处提到大禹王的事业；《左传》、《国语》仅引用夏书、夏训、夏令中的材料即达19条，所记夏代的事迹有34则。

　　

　　

　　

　　其次，商革改夏命后，遗存下来的夏王室同姓封国不少，直到周朝时，尚有杞国、缯国得以延续。

　　考古工作者找不到夏朝遗址的原因，极有可能与指导思想的偏错有关，如：认定夏朝是以夏族为主体的政权，而其承继者商朝是以东夷族为主体的政权，夏与商是两个有根本文化差异的部族。所以他们热衷于区分所谓“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结果黑暗中寻找黑牛，弄得一头雾水。实际情况极有可能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迩，政治亦然。”

　　

　　三、鬼神在商朝时热心人间事务，为什么到周朝却变得相对冷漠了？

　　在商朝，权力传授规则没有严格的定制，从汤至纣三十一王，王位递传三十次，其中父死子继者十六次，兄终弟及者十四次。我们不知道商王与其兄弟子侄之间的具体政治关系，比如他们是否有封地？其王位传授标准是什么？只是可以推测当时的权力交接方式麻烦很多。为了避免围绕权杖的骨肉相残，商人不得不请鬼神下来帮忙裁决。

　　

　　

　　

　　商朝的倒数第四任天子武乙，可能想确立一种传子制，所以有意贬低鬼神。他与天神下棋，让人代神行棋，天神输了，他故意戏弄、侮辱它，作一个皮囊，盛血，悬而射之，谓之射天。传说武乙天子因不敬神后来被天雷震死；但值得注意的是，武乙之后的商朝诸王，皆是子承父位。

　　周朝的开创者在武乙王留下的传统上创建了宗法制，该制度规定，周朝的权杖只能传子传嫡。因有制度方面的保障，周人对鬼神的依赖程度降低了。

　　

　　四、东周之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再出现个性十足、魅力四射的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为什么没有再出现诸子百家齐争鸣的局面？

　　公允而言，中国从东周之后没有产生伟大思想学术人物，没有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真正原因，是不再需要。秦朝后，中国政治上分裂、分治的时候虽不少，但一直到清朝未季没有再碰见令人困惑的变局——面对社会危机，茫然无措，找不到历史、现实的成例可供学习、模仿和参考。

　　

　　

　　

　　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农耕文明趋向成熟、完善，其内部秩序和谐，且有自我调节免疫能力；另一方面，东周时期的思想学术遗产，既有令人生畏的高度，又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领域，很难超载，且它们用理性的材料打铸而成，深深扎根在适宜农耕的土地上，比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体系坚实得多，而且富有韧性与弹性，只要农耕文明不被否定，它们永远光辉耀眼。

　　另外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是个极重视历史的国度，历史记载之丰富举世无双，这使中国人有条件谨慎地按祖训及先人的成例办事。由于习惯从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养成了喜欢向后看的保守性格。这不是件坏事，它有助于政治的稳定和保证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再者，人们在有典可循，可以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社会中生活，养成了一种平静，从容，通达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利于成就诗人与艺术家，但对思想学术人物的创造力则是甜蜜的毒药。

　　

　　五、从秦朝始，为何历代朝廷都奉行重农仰商的政策？

　　商业与农业相比，极具扩张性。假如政府不有意识地平衡商业与农业的关系，任凭两者在平等的台面上自由发展，商业最终会奴役农业。以现代的目光看，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商业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掀起工业革命，西欧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东周及其以后的王朝时期，中国商业的自由扩张很难引发工业革命，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工业革命的前提是科学革命，而中国传统上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不可能从内部产生出科学革命；二则当时的农耕文明生机勃勃，日趋完善，它没有必要冒险向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业文明的轨道上转。

　　

　　

　　

　　这注定了东周时期商人们的辉煌事业前途黯淡，因为一个社会的商业活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或巨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相迎合，它必将成为这个社会的病痛。农耕社会缺乏持续增长的财富供商人无休止地攫取，商业扩张不能像在工业社会那样给广大民众普遍带来利益；相反，商人会通过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等手段与农人争利，会扰乱社会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

　　为了抑制商人强劲的扩张欲望，使帝国社会内部农、商、工各行各业的比例协调，始皇帝统一国家后，就有意识地贬抑商人。

　　秦朝的法律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与罪吏、赘婿同属二等臣民，可以随时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汉朝继续压制商人，例如高祖皇帝规定，商人不得乘车，穿丝绸衣服，而且加倍缴纳税赋。这种不给商人政治地位的政策，有利于政府倡导简朴敦厚的社会风气与维护社会公正；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减低了商业对农耕者的诱惑力，巩固了国家的经济本基。

　　尽管如此，商人行业的巨大优势仍令人不安，毕竟那是种容易发财致富的职业。商人们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很容易使自己致富，也很容易奢华骄狂，正如晁错所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六、中国多次遭到危险的入侵，还出现过异族朝廷，但历史进程为什么没有被打断？

　　在古代中国自己的世界体系内，其边疆的蛮族不管具有什么血统，他们要想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艰苦的生活，最佳的选择就是到纯农业区去；而到了农业区后，他们要想搞好农耕生产，管理好乡村社会，最佳地选择是接受中国文明的教化。中国文明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最高水平，也是当时整个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他们别无选择。

　　

　　

　　

　　即便在今天，假如哪个民族厌倦了工业文明的嚣乱，试图过自给自足田园诗般的农耕生活，那么他们最明智的选择，恐怕也是选择古典中国为楷模。

　　

　　七、中国尚武精神丧失的原因？

　　到汉朝，中国持续了2000余年的殖民扩张运动终于被巨大的地理屏障遏制住了：它的东面是浩渺无垠、惊涛汹涌的太平洋；西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茫茫的戈壁沙漠；北面是辽阔奇寒的大草原;南面是瘴气弥漫的茂密的热带丛林。

　　对农耕人来讲，这些天然地理屏障虽不是大地边缘，但无疑是农耕世界的边缘，它是上苍专门设置出来约束中国人的。

　　

　　

　　

　　汉、隋、唐诸朝，中国多次试图突破这些天然地理屏障，但都不成功。在屡遭挫折之后，中国人的普济主义热情渐渐冷却，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不仅难以逾越这些天然的地理屏障而且中国的生活方式与政治模式也不适用于大草原。这种沮丧的情绪迫使中国放弃了直接统治大草原和把文明火种传播到世界角角落落的努力，中国的攻击性到唐朝就丧失了。

　　

　　八、科举考试为何能长期延续，至今仍有人怀念？

　　中国朝廷一般把“野无遗贤”当成重要的政绩追求。原则上，每个儿童都有接受启蒙教育的权利，富人与穷人有所不同，富人让他的每个孩子都接受教育，穷人有所选择，他们受经济能力所限，一般只挑聪慧的孩子上学。大致而言，只要孩子优秀，即便父母缺乏供养能力，也能得到同族或乡邻的资助。

　　启蒙教育主要训练儿童的记忆力。等他们有了理解能力后，即开始正式的基础性教育，常规的课程设置主要有哲学、诗歌、历史、礼仪、音乐。学习哲学的目的，是为让学员正确地理解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个人只有对自然与社会有个正确的认识，他的心智才能健全；学习诗歌是为了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学习历史是为了学习古人美德，借鉴他们的成败经验；学习礼仪，是为了节制人的行为，使之得体文雅；学习音乐是为了让心灵和谐。

　　

　　

　　

　　总之，所有的学习项目都为一个明确的目标服务──完善心灵，培养道德，而非实际应用。清人庞尚鹏说得明白：“学习知识贵在改变人的性格与气质，不是为了仅仅弄懂一章一句的词义，去谋取功名利禄。如性格轻浮便用严肃庄重矫正，性格偏激便用宽宏大量去矫正，性格粗暴乖张便用和顺仁厚去矫正，性格迟钝便用敏捷去矫正。

　　在孔子及孔子以前的时代，学生还要学习射箭、驾车等体育技能，但后来这些体育课程越来越受到忽视，锻炼身体的射驭渐被锻炼心智的琴棋书画所替代。

　　如果不是因某种原因中途辍学，所有学生在学完基础课程后，都可以参加政府统一组织的测试。不及格者被淘汰下来，但他们以后还有再参加测试的机会。及格者被授予“秀才”之类的学号，表示承认他已是有学识有教养阶层的一员。秀才有担当低级别教师的资格，他还有议论政事及见了官员不施跪叩之礼的特权。

　　秀才需继续学习深造，为参加政府组织的高一级别测试作准备。高一级别的考试主要通过测验学员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理解水平，来考察他的智力水平，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受试者的道德可靠性。尽管一个智力水平较高的人有可能道德水准平平，但他的智力足以使他明白遵守道德原则远比违背道德原则合算；毕竟智力低下者的生理结构，更不利于道德感的培养，对愚冥型的小人，圣人也发愁。

　　这类考试被民间形象地比喻为“鲤鱼跃龙门”，意思是一旦过关，即由鲤变龙，地位身分得到飞跃性提高──获得担任帝国官员的资格。但这还不是最后的选拔，准官员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严格考试，直至选出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前三名依次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他们不仅能出任政府的高级官员，而且如果年轻，可能还是王公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选择女婿首要考虑的人选。

　　科举选士制度因其非实用的倾向，近世遭到了一些批评。批评者似乎认为，帝国的考试项目中只有加上建筑房屋、制造机械、商业管理及光电化等具体技术内容才算完美，否则是偏面选才。然而他们不明白，这些专业实用知识的传播，对农耕社会理想中的秩序没有帮助，它们专属于工业社会。

　　

　　九、盛世为何难以保持长久？

　　中国人历来有追求盛世的情结，但盛世往往可遇不可求，它的出现离不开下列五个条件：(1)英明的皇帝；(2)廉洁而充满活力的官僚机构；(3)适度的人口数量，充余的耕地；(4)较少的受供养人数；(5)强悍的边防军，即便不能攻击，也足以自保。这五个条件中，除了英明的皇帝何时产生有时例外，其余四个条件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开国初期才完全具备。

　　

　　十、刘邦的坏名声是怎么来的？

　　汉高祖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帝王，因为出身卑微，招来后世文人的鄙夷，骂他无赖兼流氓。中国从秦朝后，除两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贵族阶层。中国人有种奇怪的心态，讨厌政治上的贵族制，又在潜意识中崇拜贵族血统。

　　

　　高祖皇帝的对手项羽，是个有名的粗野愚顽之人，有人形容他像个“穿人衣戴人帽的猴子。”他焚阿房宫，屠咸阳城，凶狠骄横，谁都知道他兵败垓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幸事，但因他是楚国将军的后裔，有贵族血统，因此成为文人墨客交口称赞的对象，似乎乃集仁义勇武于一身而值得同情的英雄。

　　后世人骂高祖皇帝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司马迁在给他写的传记中说他：喜饮酒，傲慢而好侮辱人，且有赴宴席不带酒钱的不光彩履历；但太史公的这些笔法也可以作褒义理解：豁达大度，不拘小节。

　　不管有意无意，误解的素材在他那里就布置好了(不排除太史公泄私愤的嫌疑)。至元朝，有个叫睢景臣的作家，写了个描写汉高祖回乡情景的套曲，把高祖皇帝说成一个卑鄙无耻的地痞无赖，但睢景臣明显指桑骂槐，他明骂高祖皇帝，实则影射元朝皇帝出身夷狄，粗蛮不识礼，不配主管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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