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ANGZI  于 2016-8-16

2003/4/17-18

17号一早去了montreux火车站，没有直达苏黎世的火车，所以就坐了去spiez，从那儿转车去苏黎世。这一路上景色很美，田园风光，所以在火车上坐着也不那么烦。车上没多少人，只有些拿着滑雪板的小年轻上上下下。spiez小镇貌似也很值得停一下，无奈俺的时间不富裕。到苏黎世已经半下午过去了，车站附近找了间旅馆住下就出去溜达了。苏黎世的风格和日内瓦不太一样，貌似更精致一些。

 

沿途的田园风光和远处的皑皑雪山

 

 

 

 

 

 

 

 

 

 

苏黎世火车站

 

老式有轨电车

 

 

苏黎世湖，湖边还挺热闹，杂耍的，锻炼的，闲逛的

 

 

 

 

听着大名鼎鼎的苏黎世，到了跟前一看没有那么大，貌似挺宜居的。

 

 

 

 

 

 

 

 

 

 

 

溜达了一圈回了旅店，晚上出去吃饭喝酒，旅店老板是个印度人，提醒俺别去那些跳脱衣舞的酒吧说是宰游客，有时很麻烦的，好人一个！那啥，俺不喜欢惹麻烦，咱就不去“荤”吧了，找了个街边的“素”吧，吃吃喝喝，抽口大烟结束。

 

18号一早起来又出去溜达了一圈儿。街上都没啥人。溜达好了回旅店退了房到火车站买了去伯恩的车票。然后就在车站前的室外餐厅坐着吃啊喝啊冷眼看着人来人往，思考自己的未来。。。 期间还有个和蔼可亲的老奶奶问俺是哪儿来的上哪儿去家里几口人几亩地几头牛啥的。一听说俺住在美国，老奶奶就义愤填膺的批判起小布什来了，俺只好跟着她一起批判。。。然后就晕晕乎乎的上了火车。上了车之后发现该车的终点站是米兰，当时就有坐着不下去的冲动，因为俺还没去过意大利。无奈只请了一周的假，不宜展开。貌似这么履行挺浪费的，花钱出来闲逛，但是俺其实挺怀念这次旅行的，很放松，根本没想这要看这看那的。

 

 

 

 

 

 

 

 

 

 

这树被修的发型有些怪，欧洲人真的喜欢捣腾树

 

 

 

 

 

 

 

 

这是个花圃钟，头一回看见

 

 

 

一小时后到了伯恩。伯恩是瑞士的首都。找好旅馆要了张地图就出门儿了。街上人来人往的好热闹啊。大概是周末。

 

 

 

地图上看貌似主要看点就是这条老街，两边都是石头砌的房子。说是原来的木头房子又一次被大火全烧了，人们觉得木头靠不住，所以改用石头了

 

 

 

 

 

 

老街的尽头就是上山的小路，很多本地人全家出动，扶老携幼。在山顶上的餐厅吃了饭，旁边的老爷爷试图跟俺交流可是他只会说德语，虽然俺也学过两学期德语，现在记得的也就是早上好，晚上好，我爱你。。。老爷子听活泼，给俺比划出了伯恩bern的意思是熊bear，老友好了。山上兜一圈下来，晚上照例又是吃吃喝喝。又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最终人生结局

　　来源：史克儿

　　出席中共一大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共有13人，另有共产国际及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两名外籍人员。中共一大代表的曲折经历，尽现了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折射出剧烈动荡的时代特点。

　　李 达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生，湖南零陵（今永州）人。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3年后，两次赴日留学。1920年8月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主编《共产党》月刊。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中央局宣传主任。9月，创办人民出版社。1922年7月出席中共二大，后到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923年4月，任《新时代》月刊主编。同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激烈争论，随后离开中共组织。

　　1923至1926年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学监兼教授。

　　1927年1月，任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总教官。5月，任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教育长。9月回到武汉，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928年到上海创办昆仑书店。

　　1930年任上海法政学院及暨南大学教授。

　　1932年后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学系主任。

　　1938年到桂林，任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1年9月后，长期困居家乡。1947年任湖南大学教授。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任北京法政大学副校长，1950年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任武汉大学校长。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诬陷和迫害，同年8月24日在武汉含冤去世（1980年平反昭雪），时年76岁。李汉俊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俊，又名人杰。1890年10月12日生，湖北潜江人。1902年去日本读书，1918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上海。随后，从事翻译和撰稿工作。

　　1920年，与陈独秀等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8月创办《劳动界》周刊，任主编。年底陈独秀赴广州后，负责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并任《新青年》编委。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作为上海组织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

　　1922年，因与陈独秀的意见不一，离开上海到武汉，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执教，10月，湖北工团联合会成立，任执行委员、教育主任委员。

　　1923年2月，参与京汉铁路大罢工。二七惨案后，潜居北京。6月，当选中共三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秋返回武汉，继续在武汉高师任教。

　　1924年中共中央鉴于他自动脱党，正式将其除名。

　　1925年底，主持武昌大学校务工作。

　　1926年春，任教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同年夏，参加中国国民党，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9月，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后兼任教育科长。

　　1927年1月，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委。2月，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委员，主持校务。4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7月，任改组后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青年部部长，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掩护了大批中共党员。11月，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西征军攻占武汉后，离职躲避于汉口日租界内。12月17日，被桂系军阀胡宗铎部杀害。时年37岁。

　　董必武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董必武，原名董贤琮，字洁畬，号壁五。1886年3月5日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3年考中秀才。1905年入读武昌文普通中学堂。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4至1918年间，两次东渡日本攻读法律，并参加中华革命党。

　　1920年秋，在武汉参与创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后回武汉任中共武汉区委执委。

　　1924年国共合作后，参与筹建国民党地方党部工作。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委。

　　1927年4月，任湖北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长。大革命失败后，赴苏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特别班、列宁学院学习。

　　1932年初回国到中央苏区，先后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委，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主任，中央党校教务长、副校长。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苏维埃政府中央执委、最高法庭主席。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0月到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代主席。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45年4月，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

　　1947年3月后，任中共中央工委常委、华北财经办主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职。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法委副主任、最高法院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1945年6月、1956年9月、1969年4月、1973年8月，在中共七大、八大、九大、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监委书记，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病逝，时年90岁。陈潭秋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潭秋，原名陈澄，字云先。1896年1月4日生，湖北黄冈人。少时在乡读书，1912年入读武昌湖北省立第一中学，1914年进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16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参与领导了武汉地区的爱国学生运动。

　　1920年10月，与董必武等在武汉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同年冬，任中共武汉区委组织委员。

　　1923年2月，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兼安源路矿俱乐部代理窿外主任。

　　1924年秋，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员长。1925年秋，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1926年10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1927年4、5月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192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

　　1930年9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同年12月被捕。

　　1932年经中共组织营救获释出狱，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

　　1933年初夏到中央苏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1934年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粮食人民委员等职。

　　1935年8月，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七大，会后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

　　1939年夏奉调回到国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

　　1942年9月17日，被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9月27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遭秘密杀害，时年47岁。

　　何叔衡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何叔衡，又名启璇，字玉衡，号琥璜。1876年5月27日生，湖南宁乡人。少时读过八年私塾，1902年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后在乡间私塾教书。

　　1909年春受聘云山高小任教，1912年辞教奔长沙。

　　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提前毕业，7月受聘于长沙楚怡学校，任主任教员。

　　1918年4月，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

　　1920年8月，参与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9月，参加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后回到长沙，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主持湖南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到上海创办聚成印刷公司，开展地下工作。

　　1928年6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9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1930年7月回国，在上海负责中国革命互济会总会工作，营救被捕人员，组织已经暴露了身份的革命者转往苏区。

　　1931年秋，离开上海，经香港、广东、闽西到达江西中央苏区。11月，在中华苏维埃一大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工农检察人民委员。接着又被任命为内务代理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务。

　　1932年冬，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

　　1935年2月26日，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的水口镇附近被敌人包围，突围时牺牲，时年59岁。

　　毛泽东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毛泽东，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生，湖南湘潭人。幼读私塾，后停学务农。1910年秋考入湘乡东山高小，1911年入读湘乡驻省中学。

　　辛亥革命后，在湖南新军当兵半年。1913年春，进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翌年该校并入第一师范）求学。1918年夏毕业，4月组织新民学会，同年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创办《湘江评论》。

　　1920年先后在长沙筹建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5月任中共湘区委书记。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局委员，旋任中央组织部长。在1924年1月、1926年1月国民党一大、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委，曾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

　　1926年5月，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

　　1927年4—5月间，出席中共五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6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8月参加中共八七会议，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9月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后率部进军井冈山。

　　1928年4月下旬，接应朱德、陈毅部在井冈山会师后，组编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中共前委书记。6—7月间，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成立，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中共前委书记。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共总前委书记。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常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革军委副主席，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国工农革委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同年12月被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3年3月，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8月下旬，与周恩来赴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10月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后，率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1954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至197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至1959年4月）。同年12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至1976年9月）。1956年9月、1969年4月、1973年8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九届一中全会、十届一中全会上，连任中共中央主席。1976年9月9日病逝，时年83岁。王尽美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又名王烬美，字灼斋。1898年6月14日生，山东莒县人。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大专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冬，与邓恩铭等发起组织“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任编辑和编辑主任。

　　1921年初，在济南秘密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后回山东成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成立后，任分部主任。翌年1月，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6月领导济南理发业大罢工。7月，创办《山东劳动周刊》，任主编。同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会后留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参与制定了《劳动法大纲》。后又到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领导工人斗争，是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

　　1923年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后又重回山东，主持中共地方党的全面工作。同年秋，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参与营救京汉铁路大罢工中的被捕人员。中共三大后，根据中共组织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11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委会书记。

　　1925年1月，再赴上海出席中共四大。2月，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6月回乡养病，后因病情恶化返回青岛，8月19日逝世，时年27岁。

　　邓恩铭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邓恩铭，又名邓恩明，字仲尧。1901年1月5日生，贵州荔波人，水族。1913年入荔泉书院完小。1917年小学毕业去山东，1918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

　　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济南被选为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一中校报，并组织一中学生参加济南学界组织的罢课运动。

　　1920年夏，与王尽美等在济南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组织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

　　1921年初，与王尽美等发起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后回济南，组建中共山东区支部，任委员。

　　1922年1月，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一大。回国后负责山东的中共组织工作，开展工人运动。同年7月，出席中共二大。会后受组织委托，去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组织成立淄博矿业工会；建立洪山矿区中共支部，发展组织。年底，赴青岛创建中共党的组织，先后任中共青岛直属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1925年，参与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等山东各地的工人运动。同年8月，任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书记。

　　1927年4—6月间，赴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全国劳动大会四大。会后回山东，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辗转山东各地，领导中共组织开展斗争。中共八七会议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

　　1928年春，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同年12月，因叛徒告密在济南被捕。在狱中曾两次组织越狱未果，1931年4月5日，在济南纬八路被杀害，时年30岁。

　　张国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张国焘，字恺荫，又名张特立。1897年11月14日生，江西萍乡人。幼读私塾，后进萍乡县立小学，1914年转读南昌心远中学。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秋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中央局组织主任。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被选为候补中央执委。5月下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自首未被组织发现，后出狱。

　　1925年1月参加中共四大，被选为中央执委、工农部主任。

　　1927年4—5月间，在中共五大上连任中央委员，并任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同年7月中旬，任临时政治局常委。

　　1928年6月，赴苏参加中共六大，当选政治局委员，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1931年初回国，4月被派往鄂豫皖，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推行“左”倾错误，搞肃反扩大化造成严重恶果。

　　1932年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其错误指挥，致使所部未能打破“围剿”，后脱离鄂豫皖于年底进入川陕边界地区。

　　1935年3月擅自放弃川陕西进，6月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之后，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妄图用武力分裂党和红军，自立“中央”。

　　1938年7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合后，被迫同意北上，于10月到达陕北。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其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并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

　　1938年4月，借祭扫黄帝陵之机逃往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中央当即将其开除出党。

　　1948年11月去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12月2日在多伦多病逝，时年82岁。

　　刘仁静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刘仁静，字养初，又名亦宇。1902年3月4日生，湖北应城人。幼读私塾，1914年赴武昌入读博文书院。1916年转读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附中，曾参加恽代英等组织的互助社。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间，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

　　1921年7月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1922年与邓中夏一起创办《先驱》，同年与陈独秀等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1923年回国。6月，参加中共三大。8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被选进团中央领导机构。

　　1924年在北京创办《政治生活》，后回团中央工作。

　　1926年秋，赴苏入列宁学院学习。同年列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七大，会后应邀到苏各地宣传中国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接受托派观点。

　　1929年4月，绕道去土耳其私访被苏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8月回国后，因参与托派组织的活动，被中共开除出党。

　　1935年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反省院发表《节制资本刍议》一文，被认为背叛托派主张，又为托派除名。

　　1937年出狱，先后在“三青团”宣传处、第十战区政治部、国民政府军委“战干第4团”任职。

　　抗战胜利后，1948年曾在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研究员，刊发过诽谤中共和人民革命的文章。

　　1950年12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承认错误，表示拥护中共领导。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编辑。

　　1986年底任国务院参事。翌年8月5日因车祸去世，时年85岁。

　　陈公博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生，广东南海人。1908年入广州育才书院学习，1912年留书院任助教。两年后入读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毕业后回到广州，与谭平山、谭植棠等创办《群报》，任总编辑。

　　1921年初，参与创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参加中共一大。中共广东支部建立后，任组织部长。

　　1922年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后被中共组织开除。同年11月去日本，1923年2月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学经济。1925年2月回国后，任广东大学教授，同年加入国民党。7月，任广东国民政府军委会政训部主任、广东省政府农工厅厅长。8月，继任中央农民部部长。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委。同年7月北伐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务局局长。

　　1927年3月，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兼工人部长。大革命失败后，追随汪精卫。1928年5月，主编《革命评论》，年底在上海成立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为改组派头目之一。

　　1932年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实业部部长。1935年11月以后，辞职赴欧游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1938年12月，随汪精卫投敌。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任伪立法院长兼军委会常委、政训部部长。11月兼上海特别市市长。翌年8月任上海市保安司令，1941年3月任伪清乡委副委员长。

　　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长和军委会委员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逃往日本，同年10月被押解回国。1946年6月3日在苏州被处决，时年54岁。

　　周佛海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周佛海，原名明繁，字子美。1897年5月29日生，湖南沅陵人。1917年赴日求学。1920年暑期在上海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返日后组织旅日小组。

　　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

　　1924年毕业于京东帝国大学经济系，回国后任广东大学教授。同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1925年再赴日本，1926年3月回国，任武昌商科大学教育长。北伐期间，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后辞职回上海。

　　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训练总监部政训处处长兼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1931年12月，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3年，任国民党中央民训部部长，参加蓝衣社活动。

　　1931年11月、1935年12月，在国民党四大、五大上当选中央执委。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蒋介石侍从室二处副主任。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代会之后，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同年12月随汪精卫投敌，1939年7月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任伪财政部长兼伪警政部长。12月，任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1941年3月，任伪清乡委副委员长。1943年1月，兼任伪全国经委副委员长。

　　1944年1月，兼任伪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11月，接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保安司令。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被国民党军委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负责维持上海及沪杭沿线治安”。9月被国民党军统局羁押重庆。

　　1946年解往南京，10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1947年3月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病死南京狱中，时年51岁。

　　包惠僧  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

　　

　　包惠僧，原名包德芬，号贵三。1895年1月15日生，湖北黄冈人。6岁入读私塾，14岁转读黄冈县高等小学堂。1912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在武昌教书，后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记者。

　　1919年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同年参加五四运动，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1920年秋在武昌参与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任支部书记。

　　1921年7月，作为陈独秀指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后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

　　1922至1923年间，先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

　　1924年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任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加讨伐刘（震寰）杨（希闵）等战役。

　　1926年夏，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后任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政学校筹备主任等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组织脱离关系。

　　1931年至1948年，历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国民党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内政部参事、内政部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

　　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12月毕业。后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2日病逝，时年85岁。

世界各国福利待遇和制度

  采编/作者:证券

德国
据我了解，德国虽然税高、物价高，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对比起来却比国内低，像在德国高档餐馆的咖啡价格如下：普通咖啡 1.7欧元、卡布基诺2.5欧元、纯奶咖啡2.8欧元、拿铁咖啡2.8欧元、浓缩咖啡1.8欧元。普通人的平均月工资大约为2000-3000欧元左右，这样算下来，德国的基本物价可以说低得让人难以置信。
德国普通工人的工资是每周500欧元

德国现在的情况是一年工作187天，休息178天。其中双休日102天，加上四十几天的带薪假，还有二十几天是圣诞节、万圣节、复活节。所以在德国，每个人一年平均要休息178天。
德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7.6%。 对困难家庭来说，社会福利几乎包办了一切，领取的救济金只是“零花钱”，购买超出30欧元的日用品由社会福利局支付账单。 德国黑森州有位弗先生靠社会救济生活，每月从社会福利局领取350欧元的救济金和112欧元的养老金，社会福利局同时还要为他支付居住面积100平方米的住房的房租。弗先生由于靠服用性刺激药物才能过正常的生活，政府还必须为他每年支付购买“伟哥”的4900欧元费用。


法国
公民从生到死可享受400多项福利
　　在法国，3岁之前的孩子上政府补贴的托儿所，家庭收入越低，孩子越多，托儿所的费用就越便宜。丢了工作怎么办？法国的失业保险有一条，是失业者在失业两年间，可以领取每月最高5000欧元的失业金。
在巴黎郊区有这么一户人家，夫妻俩一直想要很多很多孩子，然后他们真的生了六个。做律师的丈夫和当老师的妻子每周平均工作时间35小时，月薪相加近6万人民币(6.6876, 0.0122, 0.18%)。根据法国的福利政策，凭借6个孩子，这对高薪的夫妻每月还可以领取约1万元人民币的子女福利。
如果这些还不够令人嫉妒，那么假设这对法国夫妻中的任何一个丢了工作怎么办？法国的失业保险有一条，是失业者在失业两年间，可以领取每月最高5000欧元的失业金。
所以很多法国人会好端端辞去原本不错的工作，给自己放两年的“带薪假”。
　公民从生到死可享受400多项福利

糟糕的是，没有任何一届政府有能力减少法国的公共开支。1995年，左翼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试图削减公务员养老金，结果地铁，铁路罢工，巴黎几乎陷于瘫痪。这只是国家政府根本无力对抗工会的一个例子。工会组织是诸多关于劳工福利制度的捍卫者。


英国
在英国，难民也享受高福利，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5.9%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笔者有个朋友在英国生孩子，从入院到出院不用花一英镑，伙食费都由政府买单，出院时，政府还给买好了婴儿车。英国大学阶段以前的教育均免费，大学阶段也有90%的大学生可获得政府津贴。所以，对低收入家庭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是一路免费的。英国的社会福利覆盖所有在英国居住的人。笔者采访过一名在英国的难民，他在英国享受很舒适的福利住房，居住面积约80平方米(与另一人合住)，洗衣机、电冰箱、煤气灶、电视机等家电应有尽有，想要什么生活用品，跟福利官说一下，也会免费获得，床单、毛毯定期免费换洗。英国政府每周给他发生活费，第一周是90多英镑(1英镑约合10.5人民币元)，从第二周起，每周35英镑。他照样享受与英国国民同等标准的免费医疗，他不会英语，看病时由政府出钱为他聘请翻译。


俄罗斯
在就学方面，只要你不主动退学就尽管读下去，连教科书均由政府无偿提供，而且每天还有一次营养充分的课间餐。大学毕业后，若继续深造也是免费教育，政府还发给助学金。
在养老保险方面，所有俄罗斯公民都有退休金，他们不分工人、农民、干部，全民一个待遇，只要达到正常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都可领取国家养老金
在医疗方面，不分种族、不分国籍，只要你在俄罗斯的国土上，有病时送到医院就行了，连吃带住，直到出院，全部免费。另外，俄罗斯的医院还兼有养老院的功能，地级市、州医院配有急救直升机，实施快速反应、免费服务。
在住房等方面，物业管理、住宅、疗养、交通等等一律免费。
还有自来水、热水、冬季供暖24小时不限，他们都不知水表为何物。天然气和电的计价收费也是粗放型管理的低收费，这种收费对居民来说根本就不算是开支。

中国游客亲历——
俄罗斯人的福利非常好，水费全免，电费非常便宜(每度大约相当于零点几分人民币)，天然气很多地方都全免，冬天的暖气基本也相当于不收费。每个俄罗斯人，只要成年而且有正式工作，都由政府分配一套度假别墅，可以终身享，死后由政府收回。
这回去俄罗斯七天，去了圣彼德堡、莫斯科、斯摩陵斯克、沃罗宁日四个地方，前天刚回来，感觉中俄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去的四个城市，圣彼德堡、莫斯科、斯摩陵斯克都是大都市，沃罗宁日是小城市，大约相当于我国的一个县城的规模，人口约不超过十万，但不论大都市还是小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干净，真的实在太干净了，地面上几乎一尘不染 ，我在俄罗斯七天，皮鞋没擦过，出去什么样回来基本什么样。
最让我震撼的，是学生宿舍，绝对相当于我国三星级宾馆的水平(据我们一起去的人说，比我国绝大多数三星级宾馆都好)，一进门，就是地毯，走廊上全是沙发，学生公寓两人一套，一个大起居室，两个小卧，一个卫生间，全是地毯，面积大约在五十平方左右，学生公寓设备非常齐全 ，水、电、热、房租(压根就没有房租的概念)，全免费，很多学生公寓卫生间里的灯已经开了五六年，一分钟都没关过，因为不要钱，水是热水和冷水，二十四小时供应。
医疗全部免费，而且是百分之百免费，只要是俄罗斯国籍，我们非常详细地问了，全免，一个卢布都不收，所有的病，全部的人，没有任何例外。教育，除了私立学校以外，全免，无一例外，无任何一所学校例外。当时我们问，假如有学校乱收费呢?他们呆了半天，说，不清楚会怎么处置，因为没发生过这种事。


薛勇（美国）：“我奇怪中国的孩子看病为什么要交钱。有网友质问：哪国不交钱？我告他：没文化真可怕。
（恐怖的是大量像那样的中国人被骗的居然啥也不知道）


日本
日本儿童可以享受医疗福利，看病几乎不花钱。而对于残疾人则有残疾人年金或残疾人津贴。
    在日外国人也可享受居民福利
    二十岁以上的居民，包括外国国籍的居民都可以享受，只不过外籍人士需要拥有永住权。收入低于基本生活水准的家庭可以享受“生活保护”，相当于国内的低保制度，各地金额不太相同，但也不会差很多——大概一个人一个月15万日元上下，而且各地区政府还会为这些低收入群体租房子，房租当然也是政府出的。
    日本福利制度下，没有真正的乞丐 在享受了政府发放的“生活保护金”之后，限制比较多，比如不能进出娱乐场所，每个月都要定期到政府创办的工作介绍机构(Hello work)报到，以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等等。故此，很多懒散惯了、喜欢自由的日本流浪汉宁愿裹着纸箱子睡车站，也不愿受约束去找工作。不过，日本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乞丐，有的只是懒惰的流浪汉。



编外：
不知道中国的所谓爱国者是真爱国还是假爱国
或者。。根本就是官员家属和被雇佣者 ？
所以中国出现了中国特色奇怪情景 即 爱国贼


文献：
《福利制度:中国和日本的差距有多大?》（人民网）
《中国与俄罗斯差距太大 货真价实的全民福利》（搜狐）
《法国人400多项社会福利还能维持多久？》 新浪财经欧洲站站长 郝倩
《定居德国你想像不到的高福利待遇 》   武汉大学珞珈论坛  李工真教授
《我就是被美国福利养出的懒人》薛涌 波士顿历史系助理教授

等等

史鉴， 史鉴，抓捕四人帮的主力干将们无一人有好下场 送交者: 小飞刀 2016年08月16日15:12:47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史鉴，抓捕四人帮的主力干将们无一人有好下场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不足月余，中国政坛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抓捕“四人帮”事件，这一事件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当时虽然给四人强加了阴谋篡党夺权等政治罪 名，却无法掩盖在整个事件中，个人好恶和权谋之争在其中的作用。这次事件的最大意义是为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度清除了障碍，为邓小平等重新上台创造 了条件。主导参与这次行动的人，不仅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被历史所垢病。 中央高层六年的大换班。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驾马车”同年离世，中国政坛失去了核心。一面是皇袍加身的华国锋跃跃欲试，一面是文革新生代百般掣肘，还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大批老干部虎视眈眈。 1973年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童必武。其中毛泽东（76年9月9日）、朱德（76年7月6日）、周恩 来（76年1月8日）、康生（75年12月16日）、董必武（75年4月）均过世，李德生被中途换下（75年1月10日），邓小平进入（75年1月10 日）没多久又被打倒，华国锋刚刚入常（76年4月7日）。 在毛泽东去世时，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政治局常委只剩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四个人。 除常委外，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张春桥、姚文元。后补委员是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解除一切职务。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主席。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职的只剩叶剑英一人。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委员由韦国 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 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等23人组成，候补委员：陈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副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和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被清出政治局。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为中央主席，赵紫阳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新的排名顺序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文革新生代基本被全部清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政治局委员25人：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候补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幕华。 至此，中央十届政治局委员只剩下叶剑英、韦国清和李先念三人。短短六年时间，中央高层发生了大换班式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叶剑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 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功臣后来结局均不佳。 很长时间以来粉碎四人帮被说成是大快人心的历史功绩，许多人都想分一杯羹，从不同的角度自夸其中的功劳，连一些跑腿的也把抓几个文弱书生描述的惊心动魄， 大义凛然的样子。其实这场所谓的粉碎行为，无论从法治角度还是政治游戏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道义上也站不住脚，受历史抨击是必然的。 对四 人帮的非法拘禁和逮捕如果论功行赏的话，头功首推华国锋。虽然他只是因为四人帮“欺人太甚”（党内同仁间的的政治争议甚至激烈争议不可以有吗？），华为了 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背信弃义”，至少在人格道义上根本是站不住脚的。仅从这一点上，他不足以成为国家领袖级的人物，后来被赶下台是咎由自取。 汪东兴既是抓捕四人帮的力主者，又是具体实施人，论功行赏该排第二。他是毛泽东的近臣，也是历史上表面对毛泽东忠实的人。他更多是与江青有个人矛盾，因私人恩怨而参与抓捕毛泽东的亲属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叶剑英、李先念在抓捕四人帮上的功劳被夸大，他们只是利用了华国锋扳倒四人帮的机会，顺水推舟并在态度上支持了华国锋。事实上他们虽然没有像华国锋等人 那样被清洗，却有名无实的被边缘化，后来在国家大政方面同样没有邓小平和陈云那样有决策作用。原因在于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在位，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 彭真、薄一波等东山再起的老干部不同，在“清算”文革问题上会涉及到自己。 陈锡联、纪登奎、许世友、李德生、吴德、吴忠这些人是被划进毛泽东体系或华国锋线上的人，虽然在抓捕四人帮问题上出过力，却被定义为文革既得利益者。他们曾与四人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整肃是必然的。 其它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参与抓捕四人帮，他们的行为也许既无奈又要效忠新主的行为，肯定是不会获得奖励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这些人是背叛行为。 张耀祠，这位毛泽东老警卫负责人，1964年就晋升少将军衔。虽然在抓捕四人帮中功劳甚大，却仍受到长时间的审查，最后下放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以中央后补委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调任军区副参谋长是一种降级使用。 武健华，时任副军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奉命参与策划、组织、拘捕、关押四人帮，并任中共中央清查“四人帮”专案组办公室成员。1979年被调任陕西省军 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正师职）。他的唯一收获是可以在媒体面前大讲自己抓捕四人帮的英雄事迹，不管是否真实，却是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收点出场费还是可以 的。 邬吉成，解放前就是毛泽东的随身卫士，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是江青的主要随卫。在抓捕四人帮时负责外围工作。1979年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仍然是个副军职。退休以后，一面出书和积极参加纪念伟人的活动，一面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向媒体报料。 毛维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参预抓捕四人帮。1979年调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也是平调。 其它人包括中央警卫局的处长孙凤山、副大队长毕方治，以及负责解决王洪文的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负责解决张春桥的组长纪和富，队员蒋 廷贵、徐金升、任子超；负责解决江青的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姚文元。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以及现 场担任警戒的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等人，文革后也没有得到重用提升，很多人都以不同的说法叙述了抓捕四人帮的过程。这些人以不同的版本解说当年发生的事件，互相之间又非常矛盾，很多是无中生有。 现在反思抓捕四人帮的理由以及后来所谓的审判强给四人定的罪名，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是荒唐可笑和站不住脚的。 抓捕四人帮没有论功行赏的主要原因是抓捕行为无关政治正确，只是党内权力斗争的激烈表现形式。而且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而言，这些人的屁股并不干净。 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及叶剑英，他们清除四人帮势力并非是要改朝换代，也不像邓小平后来那样扭转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而是私利当头，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排除异己。 华 国锋是毛泽东器重的人，他默认“按既定方针办”和“两个凡是”，说明他不可能改变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作为资历 不深且人脉不广而位极人臣，他错误的认为威胁最大的是文革新生代，没有看到虎视眈眈的老干部才是最大的威胁。仅从这一点上看，华国锋至少不是位成熟的政治 人物。正因为此，他用逮捕党内政见不同同志的行动，为世人诟病，他也为此而后半生在忏悔中渡过，落了个两头不讨好。有人把他的这一举措说成是“英明”，实 则是对他愚蠢行为的最大讽刺。 汪东兴没有摆脱历史上“宦官”的特征。他是一个表面忠诚于毛泽东（甚至可以当面下跪认错），又想从中弄权的 人格。以大警卫员挤身中央中央政治局使他忘乎所以，开始挑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干涉朝政。结果虽然因抓捕四人帮而高升党的副主席，却被各方不认同。就像他 的女儿汪延群说的“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说明他要夺的是四 人帮的权，并非是对他们的真正打倒。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否定了毛泽东及四人帮也等于否定了自己。汪东兴与胡乔木、邓立群一样，既想讨好邓小平，又不想放弃 一生追随毛泽东的信念，最终只能在纠结中打圈圈。 叶剑英是位机会主义式(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智慧)的政治人物，历史上有多次“反水”经历。 这位老“参座”的心思主要以揣测毛泽东意向作为行动的指南，文革中一直活跃在运动中。他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是肯定的，但所谓毛泽东最后向他“托孤”完全是臆 测。叶剑英被毛泽东“托孤”一说是《叶剑英传》自己编造出来的，并被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金冲及主编）所采用。在华国锋被废黜之后，他仍然说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 封建思想作怪。”“头脑里有愚忠愚义思想”，继续他的毛泽东“托孤”一说。中国历史上周公辅成王、汉刘邦托孤周勃、蜀刘备托孤，都因为圆满完成了托孤任务 而名名垂千古。叶剑英则不仅亲手把“先主”的老婆关进监狱，而且伙同他人把“孤主”赶下台。他错误的以为清除了四人帮自己就成了鹤立鸡群的老革命家，然而 当邓小平、陈云、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一代人物登场后，他立马放弃“托孤大臣”的身份，宁可要一个副主席的虚名，也不为华国锋殉葬。叶剑英是反手作空的高 手。 邓小平没有参与搞掉四人帮，对华国锋等人的行为不屑一顾，只把他们当作是过渡人物。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上台，也可以通过审判四人帮开 始“非毛化”，却不想让这种党内“政变”流芳百世。作为政客，他知道这种行为在程序上不合法，法律上也站不住脚，必将受到后来人的垢病。他毫不留情的把这 帮机会主义者全部赶下台， 重起炉灶开始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邓小平才是抓捕四人帮的最大受益者。 参与抓捕四人帮各类人物的结局是悲哀的，他们没有因为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壮举”而获得利益。相反，大部分人因此被下台或边缘化。 历 史无论向哪方面发展，不论是毛泽东回归还是邓小平旗帜占主导，抑或是中国发生政治反向，这批人都是“马戏丑角”，无法得到正面评价。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合 情、不合理、不合法，既违背了政治游戏规则又违背传统伦理道德。这是历史的疯刺，也是他们的悲哀。到头来落得个为他人做嫁衣裳，在历史上留下污名。 无一人有好下场

送交者: 小飞刀 2016年08月16日[天下论坛]

史鉴，抓捕四人帮的主力干将们无一人有好下场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不足月余，中国政坛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抓捕“四人帮”事件，这一事件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当时虽然给四人强加了阴谋篡党夺权等政治罪 名，却无法掩盖在整个事件中，个人好恶和权谋之争在其中的作用。这次事件的最大意义是为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度清除了障碍，为邓小平等重新上台创造 了条件。主导参与这次行动的人，不仅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被历史所垢病。 中央高层六年的大换班。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驾马车”同年离世，中国政坛失去了核心。一面是皇袍加身的华国锋跃跃欲试，一面是文革新生代百般掣肘，还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大批老干部虎视眈眈。 1973年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童必武。其中毛泽东（76年9月9日）、朱德（76年7月6日）、周恩 来（76年1月8日）、康生（75年12月16日）、董必武（75年4月）均过世，李德生被中途换下（75年1月10日），邓小平进入（75年1月10 日）没多久又被打倒，华国锋刚刚入常（76年4月7日）。 在毛泽东去世时，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政治局常委只剩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四个人。 除常委外，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张春桥、姚文元。后补委员是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解除一切职务。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主席。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职的只剩叶剑英一人。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委员由韦国 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 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等23人组成，候补委员：陈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副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和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被清出政治局。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为中央主席，赵紫阳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新的排名顺序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文革新生代基本被全部清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政治局委员25人：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候补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幕华。 至此，中央十届政治局委员只剩下叶剑英、韦国清和李先念三人。短短六年时间，中央高层发生了大换班式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叶剑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 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功臣后来结局均不佳。 很长时间以来粉碎四人帮被说成是大快人心的历史功绩，许多人都想分一杯羹，从不同的角度自夸其中的功劳，连一些跑腿的也把抓几个文弱书生描述的惊心动魄， 大义凛然的样子。其实这场所谓的粉碎行为，无论从法治角度还是政治游戏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道义上也站不住脚，受历史抨击是必然的。 对四 人帮的非法拘禁和逮捕如果论功行赏的话，头功首推华国锋。虽然他只是因为四人帮“欺人太甚”（党内同仁间的的政治争议甚至激烈争议不可以有吗？），华为了 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背信弃义”，至少在人格道义上根本是站不住脚的。仅从这一点上，他不足以成为国家领袖级的人物，后来被赶下台是咎由自取。 汪东兴既是抓捕四人帮的力主者，又是具体实施人，论功行赏该排第二。他是毛泽东的近臣，也是历史上表面对毛泽东忠实的人。他更多是与江青有个人矛盾，因私人恩怨而参与抓捕毛泽东的亲属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叶剑英、李先念在抓捕四人帮上的功劳被夸大，他们只是利用了华国锋扳倒四人帮的机会，顺水推舟并在态度上支持了华国锋。事实上他们虽然没有像华国锋等人 那样被清洗，却有名无实的被边缘化，后来在国家大政方面同样没有邓小平和陈云那样有决策作用。原因在于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在位，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 彭真、薄一波等东山再起的老干部不同，在“清算”文革问题上会涉及到自己。 陈锡联、纪登奎、许世友、李德生、吴德、吴忠这些人是被划进毛泽东体系或华国锋线上的人，虽然在抓捕四人帮问题上出过力，却被定义为文革既得利益者。他们曾与四人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整肃是必然的。 其它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参与抓捕四人帮，他们的行为也许既无奈又要效忠新主的行为，肯定是不会获得奖励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这些人是背叛行为。 张耀祠，这位毛泽东老警卫负责人，1964年就晋升少将军衔。虽然在抓捕四人帮中功劳甚大，却仍受到长时间的审查，最后下放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以中央后补委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调任军区副参谋长是一种降级使用。 武健华，时任副军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奉命参与策划、组织、拘捕、关押四人帮，并任中共中央清查“四人帮”专案组办公室成员。1979年被调任陕西省军 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正师职）。他的唯一收获是可以在媒体面前大讲自己抓捕四人帮的英雄事迹，不管是否真实，却是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收点出场费还是可以 的。 邬吉成，解放前就是毛泽东的随身卫士，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是江青的主要随卫。在抓捕四人帮时负责外围工作。1979年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仍然是个副军职。退休以后，一面出书和积极参加纪念伟人的活动，一面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向媒体报料。 毛维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参预抓捕四人帮。1979年调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也是平调。 其它人包括中央警卫局的处长孙凤山、副大队长毕方治，以及负责解决王洪文的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负责解决张春桥的组长纪和富，队员蒋 廷贵、徐金升、任子超；负责解决江青的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姚文元。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以及现 场担任警戒的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等人，文革后也没有得到重用提升，很多人都以不同的说法叙述了抓捕四人帮的过程。这些人以不同的版本解说当年发生的事件，互相之间又非常矛盾，很多是无中生有。 现在反思抓捕四人帮的理由以及后来所谓的审判强给四人定的罪名，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是荒唐可笑和站不住脚的。 抓捕四人帮没有论功行赏的主要原因是抓捕行为无关政治正确，只是党内权力斗争的激烈表现形式。而且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而言，这些人的屁股并不干净。 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及叶剑英，他们清除四人帮势力并非是要改朝换代，也不像邓小平后来那样扭转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而是私利当头，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排除异己。 华 国锋是毛泽东器重的人，他默认“按既定方针办”和“两个凡是”，说明他不可能改变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作为资历 不深且人脉不广而位极人臣，他错误的认为威胁最大的是文革新生代，没有看到虎视眈眈的老干部才是最大的威胁。仅从这一点上看，华国锋至少不是位成熟的政治 人物。正因为此，他用逮捕党内政见不同同志的行动，为世人诟病，他也为此而后半生在忏悔中渡过，落了个两头不讨好。有人把他的这一举措说成是“英明”，实 则是对他愚蠢行为的最大讽刺。 汪东兴没有摆脱历史上“宦官”的特征。他是一个表面忠诚于毛泽东（甚至可以当面下跪认错），又想从中弄权的 人格。以大警卫员挤身中央中央政治局使他忘乎所以，开始挑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干涉朝政。结果虽然因抓捕四人帮而高升党的副主席，却被各方不认同。就像他 的女儿汪延群说的“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说明他要夺的是四 人帮的权，并非是对他们的真正打倒。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否定了毛泽东及四人帮也等于否定了自己。汪东兴与胡乔木、邓立群一样，既想讨好邓小平，又不想放弃 一生追随毛泽东的信念，最终只能在纠结中打圈圈。 叶剑英是位机会主义式(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智慧)的政治人物，历史上有多次“反水”经历。 这位老“参座”的心思主要以揣测毛泽东意向作为行动的指南，文革中一直活跃在运动中。他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是肯定的，但所谓毛泽东最后向他“托孤”完全是臆 测。叶剑英被毛泽东“托孤”一说是《叶剑英传》自己编造出来的，并被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金冲及主编）所采用。在华国锋被废黜之后，他仍然说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 封建思想作怪。”“头脑里有愚忠愚义思想”，继续他的毛泽东“托孤”一说。中国历史上周公辅成王、汉刘邦托孤周勃、蜀刘备托孤，都因为圆满完成了托孤任务 而名名垂千古。叶剑英则不仅亲手把“先主”的老婆关进监狱，而且伙同他人把“孤主”赶下台。他错误的以为清除了四人帮自己就成了鹤立鸡群的老革命家，然而 当邓小平、陈云、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一代人物登场后，他立马放弃“托孤大臣”的身份，宁可要一个副主席的虚名，也不为华国锋殉葬。叶剑英是反手作空的高 手。 邓小平没有参与搞掉四人帮，对华国锋等人的行为不屑一顾，只把他们当作是过渡人物。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上台，也可以通过审判四人帮开 始“非毛化”，却不想让这种党内“政变”流芳百世。作为政客，他知道这种行为在程序上不合法，法律上也站不住脚，必将受到后来人的垢病。他毫不留情的把这 帮机会主义者全部赶下台， 重起炉灶开始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邓小平才是抓捕四人帮的最大受益者。 参与抓捕四人帮各类人物的结局是悲哀的，他们没有因为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壮举”而获得利益。相反，大部分人因此被下台或边缘化。 历 史无论向哪方面发展，不论是毛泽东回归还是邓小平旗帜占主导，抑或是中国发生政治反向，这批人都是“马戏丑角”，无法得到正面评价。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合 情、不合理、不合法，既违背了政治游戏规则又违背传统伦理道德。这是历史的疯刺，也是他们的悲哀。到头来落得个为他人做嫁衣裳，在历史上留下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