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天生就懂得控制情绪。真正能干的人，是时刻留意不要让自己栽在坏情绪中。

张飞之死，其实很憋屈：他不是在战场上慷慨赴死，而是被自己的情绪杀死了。

听到好兄弟关羽被害，他首先就抑制不住哀伤，血泪粘襟。随后借醉鞭打士兵，要他们日夜赶造兵器，想要马上为兄弟报仇。最后部下范疆与张达忍无可忍，只好趁张飞又再醉酒时，将他刺杀在军营里。

没人否认张飞能力很大。但能力这么大的人，最后却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局。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人，其实能力再大也无济于事。

1、最该掌握的能力是控制自己

现代跟古代当然不一样。古代的人优秀如张飞，不懂管理情绪至少还可以上沙场杀敌，只不过结局不一定好。

真正优秀的人，以做事为主，伤害大局的情绪摆在一边。控制情绪，才能成就最大的能力。

2、真正的天才是怎样的

巴洛特利天赋异禀，但脾气火爆。而梅西则是球场上的谦谦君子。直至目前为止，巴洛特利还没拿过金球奖，尽管他已经不能称为神童了；而梅西依然是拿奖拿到手软的天皇。

挥霍情绪十分有性格，但也是在挥霍自己的才华。而像梅西一样的人知道，与其将激情挥洒在外，不如省点力气，想想如何让自己变好。

3、自信的人，不靠情绪表达自己

《教父》里面有句著名台词：“永远不要让家族外的人知道你的想法。”情绪易于波动、喜怒轻易形于色的人，与其说是坦率，不如说是缺乏内心历练。

在该隐忍的时候隐忍，在该爆发的时候爆发，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4、再控制不住情绪，也要学着控制

林肯做总统的时候，陆军部长向他抱怨受到一位少将的侮辱。林肯建议对方写一封尖酸刻薄的骂信作为回敬。

信写好了，部长要把信寄出去时，林肯问：“你在干嘛？”

“当然是寄给他啊。”部长不解地问。

“你傻啊，快把信烧了。”林肯忙说：“我生气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写信就是为了解气。如果你还不爽，那就再写，写到舒服为止！”

心里产生负面情绪，需要疏导发泄，像林肯就用了写信的方法。

没有人天生就懂得控制情绪。真正能干的人，是时刻留意不要让自己栽在坏情绪中。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


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我讲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大家知道东南亚地区这两三百年经常排华，但是东南亚国家中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国家，也就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应该是泰国。历史上东南亚这些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大规模排华事件，就是泰国没有发生过。可是泰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70年代曾经我们认为是最坏的国家，那个时候官方对泰国的说法是美国等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的国家，而且我们当时支持泰国共产党在他们那里搞革命，我们的昆明曾经设过泰国共产党的电台，在那里天天骂泰国，而且骂得很厉害。那个时候越南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基本上是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的。而且老实说，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1978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可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的官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越南并不是最坏的，那个时候最坏的是……

听众：印度尼西亚。

秦晖：不是印度尼西亚，老实说印度尼西亚是不是比越南更坏都是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比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要坏得多的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华人已经不是剥夺的问题了。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一般华侨还要大。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红色高棉是我们中国的铁哥们，为了红色高棉，我们不仅敢得罪泰国，也敢得罪越南。为了拯救红色高棉，我们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在工业化国家中，我们知道如果要说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好的国家，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喜不喜欢，这是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哪怕就是民主国家，像欧洲，对华人当然也不能说坏，但是老实说在欧洲华人要像美国那样的融入主流社会仍然是不可能的。欧洲的华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很多人成为高官，很多人成为教授，很多人成为大科学家，进入主流社会。欧洲的华人基本说只能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开餐馆，一件就是做皮鞋那种手工作坊，别的事情很难做。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在欧洲获得了学位，他们的导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要在大学中谋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比美国困难得多。

但是欧洲毫无疑问也不是最差的，俄罗斯要比西欧对华人、华侨、华商糟得太多，现在中俄关系很密切，到过俄罗斯的人很多，他们是怎么对待华人的？当然了，其实华人自己也有很多毛病，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包括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但是这些东西西欧的华人也有，西欧却为什么没有这样对付华人？包括去年发生的那个.新星号事件.就不是虐待华人的问题，还公开打死了几个华人海员，像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工业化的国家中都不可能发生。但是现在又是俄罗斯跟我们关系最好，欧洲次之，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只要你拍.皇上.的马屁就是友好国家，哪怕把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同胞杀得再多还是友好国家。假如你不讨我们.皇上.的喜欢就是敌对国家，哪怕对我们的同胞再友好都没用，我觉得这样的外交是很奇怪的。如果这样，我们国家所谓的.再崛起.对一般的国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可以想像，如果我们国家进一步崛起了，像那种现在和我们友好的那些国家越来越多，比如说和我们友好的国家有缅甸等，那些国家如果多起来，还有我们中国人的活路吗？

我前不久去了一趟东南亚，有人告诉我一件事。大家知道缅甸也是我们的铁哥们，因为它跟西方不好，就跟我们很好。我们在缅甸搞了一座桥，我方建议要把它命名为.缅中友谊大桥.，但缅甸军政府不同意，要把它命名为他们将军的一个名字，我印象中好像叫金友大桥(音)(注：我没找到这座桥)。当时中方也就同意了，但是这个大桥落成之后给当地华人社区发了邀请，结果大桥落成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来，为什么呢？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原来那个将军就是在 1964年缅甸排华的时候屠杀华人的罪魁祸首，当地的华人对他痛恨得不得了，但就是这样的人是友好人士.。所以我觉得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在缅甸这样的国家中国人站起来了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不想涉及那么敏感的问题，我只是说就算我们把这些问题——也就是国家的地位到底是皇上的地位还是国民的地位——先放在一边，仅仅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益而言，1949年这场变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就不说公民权利了，我只说所谓的主权，——至于人权和主权谁大，我姑且不说。那么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或者说所谓的主权，到底有哪些增进？哪一个不平等条约是1949年废除的？哪一块领土是1949年收复的？哪一点经济权益，包括海关权益，各种权益在内是1949年获得的？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的确是找不到！

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损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包括不平等条约，租界、外国在华特权，包括领土的丧失。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平心而论，绝大部分的进步都发生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也取得了进步，比如说收回香港和澳门，但是与1949 年本身有很远的距离。我觉得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的收复，平心而论最早的一个进步应该是在1954年，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上来，他的地位比较脆弱，他当时对中国是最友好的。不过我这里要讲，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往往都不得好报，这个人后来就成为被中国骂得很厉害的人。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中国夺走了的那些东西都还给了中国，像旅顺、大连和新疆的很多所谓的苏资公司，这些都是1954年以后赫鲁晓夫归还给中国的。但是在这之前，从1949年到1954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中国的国家权益在这五年中有什么增进。中国的国家权益的恢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前面有一段话，虽然大家都说 1949年的革命变化很大，的确这个革命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的一场斗争，国共两党的确有很多不同，这应该承认。但是我前面曾经提到，国共两党的不同，与国共两党和中国其他势力的不同相比，应该是要小得多。我们以前经常把国共两党之外的那些势力叫作中间势力，或者叫作第三势力。

吃瓜同志快看：三千年中国伪史满坑满谷

作者：邓文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原题：三千年中国伪史满坑满谷

　　文章要点

　　1. 三千年中国史学，大约就是三千年的造伪与辨伪的纠缠，伪史满坑满谷，辨伪者却难以世出，原因在于造伪法门千千万，且无顾忌；辨伪者却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2．对于传说中的古史，“当我们用了史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去看，便无一处不合了”。

　　3. 现代史学对于传统史学的重大突破，就是从官史（权力的历史）转向民史、转向社会史，史学叙述的主角已经不再是权力，而是民众、民族，是社会。这个转向梁启超在1901年《新史学》中已经提出，但真正着手的却是顾颉刚。

　　4. 那些二十五史、御批通鉴之类的历史，并非“民族”的历史，而是帝王的家谱、权力的秘笈；并非民族连续体的演化过程，而是英雄好汉的相斗记录；并非历史进程的真实记录，而是伪史充斥的神话传奇。

　　

　　

　　“古史辨派”的发现

　　三千年中国史学，大约就是三千年的造伪与辨伪的纠缠，伪史满坑满谷皆是也，辨伪者却难以世出，原因在：造伪法门千千万，高明者能以假乱真、假赛过真，且无顾忌；辨伪者却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一旦失手，不仅作伪者会大喝倒彩，圈内亦信誉顿失，难以立足，故非大手笔不敢轻易置辩。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国学大师胡适曾写信给弟子顾颉刚，垂问以辨伪为特长的清代学者姚际恒的事。姚曾写过《古今伪书考》，其中断《孝经》为伪书的手法痛快淋漓，令顾颉刚激情勃发，决意替三千年国史做一回彻底的辩白洗冤功夫。由作《读孝经日钞》到作《伪书疑书目》，并拟定以《伪史源》《伪史对鞫》《伪史例》三个系列构成自己的《伪史考》巨著，并进而发起编辑《辨伪丛刊》等，辨伪似乎要在顾颉刚手中做一个了结了。

　　

　　顾颉刚

　　看他夫子自道：

　　从伪书引渡到伪史，原很顺利。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做基础的，如《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路史》，《绎史》所录，有许多伪书是用伪史做基础的，如古文《尚书》，《古三坟书》，《今本竹书纪年》等。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依据纬书所说已有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年了），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打了一个对折！想到这里，不由得不激起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

　　“伪书”“伪史”辩证本是清代学者们的长项，顾颉刚则进一步，连古史中的人物也开始怀疑起来。在《答柳冀谋先生》中，顾颉刚说，他对于古史的最早怀疑，是由《尧典》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而来的。在这个冲突中，中枢的人物是禹，所以对于禹在传说中的地位特别注意，从此旁及他种传说，以及西周、东周、战国、秦、汉各时代人的历史观念，不期然而然地就理出了一个古史成立的系统。1922年，顾颉刚把《诗》《书》《论语》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作比较，发现禹的传说在西周时就有了，尧、舜的传说是到了春秋末年才产生的。由此发现，古代帝王的传说越是后起，帝王的世系就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禹又成了晚辈了。于是，一个“大胆的假说”产生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换句话说，中国古史中的那些老祖宗，越被说成是很久很久以前降生、似乎一个比一个古老，就越是后人虚构的。因为那些编史的后人如孟子、庄子之类，他们相互比攀，似乎谁找到的老祖宗更老，谁就赢得了辩论赛。于是，一场制造古史和制造祖先的历史竞走运动就开始了，一直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古史体系的完成……

　　

　　尧舜禹画像砖图影

　　古史与故事的同构

　　古史辨派的成就，史学界一般只认为在提出“层累造成的历史”这一命题，这真是对顾颉刚的莫大误解。其实，顾颉刚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民众心中的历史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如果说“层累造成的历史”是指那些文人们、官方史家的历史编纂模式，则“故事的眼光”与“戏剧的视角”才是他所发现的民众心中历史模型。也就是说，他深入到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心中，并试图建构他们的历史意识究竟是怎样的。

　　其实，对于“故事的眼光”，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就已经作了清晰的陈述，虽说其所受影响来自胡适《水浒传》等的考证，但他自己从小的戏剧爱好，却是引发新突破的主要契机。当大多数人在古书中读出历史时，他读出的却是故事，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对于传说中的古史，“当我们用了史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去看，便无一处不合了”。

　　

　　大禹治水国画

　　顾颉刚说，古人的善恶这般的截然分殊（如桀、纣、尧、舜），古人的能力这般的无穷伟大（如禹、黄帝），古人的境遇这般的离奇独特（如后稷、舜），我们是相信它呢，还是不相信它呢？如果相信它，那是愚；而驳它呢，那是废话；解释它吗？大约是无从着手的。因此，对于那些先王传奇之类的古史，最明智的态度，就是以“故事的眼光”去读，去弄清这些故事是怎样产生与传播的。

　　用“故事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会发现那些圣人贤王不过是故事中的不同“角色”，便会明白为什么尧、舜和桀、纣会呈现为对立的两极，其品性与行为正好构成两种极端。仿佛上天造人，竟是按照黑白善恶的模式成对孪生一般。所谓“既生瑜何生亮”，上天也成了一个三国迷……其实这样的天命对抗无非是故事情节的需要，是讲述者塑造紧张气氛的需要，是其强化角色命运悲剧、强化角色意识的需要……一句话，说书人的艺术手段罢。

　　

　　顾颉刚说，古史经历过很长一段的传说时期，在此传说期间，古史并非以文字的方式保存，而是口耳相传，或者由那些专业的史家（史巫、瞽盲）凭着记忆保存，由此，古史的传播与此后它在说书人口中的传播是一个样式——说故事的方式、戏曲的方式，这是民间社会历史传播的基本方式，也是一切无文字社会历史传播的基本方式，不仅为塑造气氛、吸引听众，也容易记忆易于传播。

　　中国旧戏园楹联上往往写着“尧舜生，汤武净，五霸七雄丑末耳”，戏剧与历史确乎难分难舍。戏中人物是一种高度脸谱化的人物，人物的好坏仅看他的脸和鼻子就可以判断，古史和戏曲一样，它也把世界上的人物统统分作几种格式，因此历史中只看见人的格式而看不见人的个性。

　　

　　京剧《霸王别姬》剧照

　　顾颉刚意识到，古史的流传与故事的流传具有一致性，这一结论，可以说是已经进入此后知识社会学关于知识生产方式这一研究领域了。知识的生产方式造成知识的特殊结构。口耳相传的古史传说与口耳相传的故事讲述一样，会造成所陈述人物或故事因讲述场景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讲述人以及不同的讲述情景会把环境氛围与时代气息附加到故事之中，从而改变故事的形态，故事或古史的结构因此具有分化流变的特征。在文字与书本出现之前，一切古史与故事“都是在口耳之间流传的”，历史与神话、故事共享一种生产过程。正是发现了这一点，顾颉刚才敢于大胆提出一个假说：古史应当与现在的故事同等看待。

　　这是否就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就是对所谓古史的否认？

　　顾颉刚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推翻古史，他所推翻的是“伪史”，是那些将传说、故事、神话当成真实的伪史。只有经过这一番廓清辨伪工作，真实的历史才可能出现。一个真诚而负责的历史学家能够保证的也只能是这些，其余任何多出的陈述，都得经受检验与考辨。至于古史之事实究竟如何，文字记载已不足为训，需要地下考古的发掘，这也是顾颉刚高度重视的领域，但那已经超出他的研究范围了。

　　从故事中发现民众心中的历史

　　一般人总以为将严肃的古史当作稗官野史对待就是对民族记忆的侮辱，这些人其实完全不懂历史，没有丁点的现代历史意识。现代史学对于传统史学的重大突破，就是从官史（权力的历史）转向民史、转向社会史，史学叙述的主角已经不再是权力，而是民众、民族，是社会。这个转向梁启超在1901年《新史学》中已经提出，但真正着手的却是顾颉刚。从这个意义上说，顾颉刚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创始人，是民族记忆的真正发现者与传播者、保存者，因为那些二十五史、御批通鉴之类的历史，并非“民族”的历史，而是帝王的家谱、权力的秘笈；并非民族连续体的演化过程，而是英雄好汉的相斗记录；并非历史进程的真实记录，而是伪史充斥的神话传奇。

　　

　　梁启超

　　但要建立民族的、民众的历史并非那么容易，历史研究最为困难的，是内证的发掘与通过内证建立一个解释性的学术谱系。内证的艰难尤其体现在古史以及民众历史方面。前者因为时间的久远，史料难以留存；后者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基本没有进入正史。故自梁启超以来，“史学革命”的口号震天乱喊，但要拿出一部“以民众为中心的历史”却难之又难。原因正在这里——要进入那个“沉默的世界”，历史学家是空有弘愿而无门可入。

　　顾颉刚的意义就在于，他凭个人之力从无路之处开拓出了一条充满惊险然而又处处惊奇的探索之途，同时也揭开了一个无限宽阔而又神秘新颖的世界——民众的、民族的、真实的历史。它不仅呈现了汉民族古史传统的内在结构——神话或故事的结构，而且呈现了一般民众接受历史的心理结构——戏曲式的或者角色（格式）式的理解。

　　顾颉刚认为，从故事的流变中，“不但可以理出那时人的古史观念，并且可以用了那时人的古史观念去看出它的背景，那时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潮流”。这样，透过民俗学，通过神话、传说、民间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分析和梳理，“把汉以后民众心中的古史勾稽出来”，并和文人学士所写的古史并行对照。

　　这样“故事的眼光”，为此后顾颉刚建立“民众心中的历史”这一重大史学建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从1921年起，他开始收集、研究歌谣，借助于民俗学方法（顾颉刚由此成为中国民俗学的创始人），以之解释《诗经》，并发掘出故事分化流变之例。随后在研究“孟姜女”故事分化流变时，他发现了民间故事与古史传说有着相同的传播机制，发现故事也会顺随“文化中心的迁流”而更动，承“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这样，降为故事的古史，就成为民族文化、心理、民俗的载体，成为民族史研究的科学素材。剥掉的是神话的伪装，获得的却是古史的真义，这正是史学的当行啊。

　　但究竟有多少人懂得顾颉刚呢？

　　（作者：邓文初；编辑：胡子华、张宁；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

史记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这是宋朝才女李清照吟诵项羽的一首五言绝句，是历来诗歌表现西楚霸王英雄气概和悲壮人生的扛鼎之作。短短四句二十个字，准确地概括了项羽这个人物一生精神追求最本质的东西，活着，就要做人中豪杰，死了，也要当鬼中英雄；落魄苟活，大丈夫所不为也！

　　李清照也算女中豪杰，与楚霸王似乎心有灵犀。她一语道破了项羽这类英雄好汉的人生信条和理想境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羽在被困垓下、四面楚歌之时的慷慨悲歌，在乌江边毅然放弃逃生而挥剑自刎，并非英雄末路、完败认输，相反成为他气冲霄汉壮丽人生大戏的最高潮。

　　单从表象上看，项羽宁死不肯过江东的血性刚烈之举，实在是令人为之赞叹的，于是自楚汉相争以后，他的大英雄形象就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美好而理想化的东西，人们往往不约而同地小心翼翼来维护，时间愈久远愈是不忍去触碰，生怕破碎似的；甚至连一点小小的质疑，都担心刺破心目中那团华丽耀眼的光环，英雄的美名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唱了下来。我们当然首先应当承认项羽的武功盖世、英雄气魄，应当钦佩他的慷慨赴死、大义凛然。但对于项羽的执意不愿回到江东去，亦应不必过度地夸张，似应作客观公正地分析才是。——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自己在自家庭院造的神太多，以至于后辈们无暇祭拜。

　　项羽二十四岁时跟着叔叔项梁起兵反秦。发端之日，根据叔叔的指令，项羽杀了会稽郡守，夺过了当地的印把子；随后辅助叔叔在吴中发号施令，很快“得精兵八千人”，基本掌控了今天长江以南的上海、江苏南部及浙江嘉兴一带。这片地区，正是项羽脑海里“江东”的基本轮廓，在他的情感天枰上，这块土地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这里是他跟随叔父项梁躲避官家追究、负罪在逃的落脚之地，是他们叔侄受众人追捧的荣誉之地，更重要的是他楚霸王后来辉煌霸业的发迹之地。很显然，项羽视此地如故乡，而他的祖籍——长江北岸的下相（今江苏宿迁），因为跟他叱咤风云的岁月与赫赫声威关系不大，他并不看重。

　　年轻而怀着凌云壮志的项羽，看到秦始皇巡游的銮舆经过，情不自禁发出“彼可取而代也”豪言壮语的地方，也是这里，他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来，潜意识里就是要给“拿他乡作故乡”的吴地的父老乡亲们看的，他格外重视和留意的观众在这里，在江东。

　　

　　（图）电影《鸿门宴》中的项羽，剧照，冯绍峰饰

　　请看《史记.项羽本纪》里这一段文字：“居数日，项羽引兵屠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羽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项羽在咸阳实施屠城，烧杀抢掠，带上金银财宝和美女，他执意要东回。

　　这个时候项羽是不假思索地要回江东去，义无反顾地要回江东去，为什么？因为他正春风得意，他已功成名就，做了天下诸侯的老大——西楚霸王，美女如云，金银无数，几与当年的始皇爷威风无二。

　　当时有一位劝说他：关中这里阻山带河，四面屏障，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以在此建都以定霸业。项羽笑了，是含讥带讽的笑，他说：一个人富贵发达了而不回故乡，就好比穿着绫罗绸缎在深夜逛街，谁能知道呢！风光了，就要衣锦还乡，成功了，就要荣归故里，这就是项羽潜意识里浓厚的虚荣情结。至今在我们的同胞里，这种情结依然根深蒂固。

　　从一个愣头小伙变成号令天下的霸王，手中千军万马，眼前万里江山，威风八面，终于做了人上人，成为项羽急不可待要回到江东的唯一理由。弄明白了这一点，待到他成了孤家寡人，落魄而逃，狼狈不堪时，说死也不愿回江东去，也就顺理成章了。

　　事实恰恰如此。我们再来看看逃到乌江边上，输成精光蛋的项羽的心理和选择，《史记.项羽本纪》载：“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项羽这里讲了两层意思，但纠结的是一个主题，天要忘我，我能奈何；如今我虎落平川，一无所有，有何颜面去见江东父老？说来说去，困惑楚霸王的就是“没脸”、“没面子”、风光不再了；我，曾经不可一世的霸王，眼下这样一副德性，如何能回老家，怎么好意思去见父老乡亲？

　　面子，光环照耀下的英雄更讲究面子，比常人十倍百倍地在乎顾忌面子，这就是项羽宁死“不肯过江东”的真正心理症结。好汉不比当年，宁肯销声匿迹于外，也绝不破衣烂衫回乡。因此从本质上讲，项羽在我们心中应该是一个悲情的英雄，是一个可景仰而不可仿效的英雄。提起他，我们只能是既表钦佩，又扼腕叹息；他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也是个不识时务的小笨蛋；豪情壮举感天动地，莽撞虚荣自毁前程。这才是有血有容的项羽。

　　

　　当然，人无完人，项羽虽年过而立即已谢幕，但人生总体是收获大于损失，当后人再把他的乌江自刎加以正面的不断演绎，一场因虚荣而选择的自我了断，对他也变成了意外的收获。因为我们都渴望正直的人格，乐见道德楷模，都异口同声地唾弃见利忘义，于是宁愿拿他来做理想中的偶像。

　　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用尽阳谋阴谋最终得到江山的刘邦，自然就显得有些卑鄙猥琐了。遗憾的是现实很“骨感”，芸芸众生一边颂扬项羽，一边却又都在仿效刘邦，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连最普通的田间农夫都深信，一张道德的空壳不能拿来当饭吃。在这一点上，蒋中正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委员长发现大事不好，不仅毅然过江，连那个宽阔的海峡也一步跨了过去，台湾虽小，可总是个活命的落脚地嘛。

　　既然说到了项羽与刘邦这一对冤家，这里不妨再啰嗦几句：论年龄项羽能给刘邦做儿子，刘邦能给项羽当爹；一个是愣头青一个是老江湖，谁输谁赢是早已注定的事；子曰：姜还是老的辣！

　　原标题：项羽为何宁死而“不肯过江东”

　　*作者：秦四晃，鱼羊秘史原创专栏作家。擅用客观看历史，喜以人性剖圣贤，已出版《原来尽是儿戏》《后宫气象》《皇朝大人们》《被收藏的头颅——王莽》等历史人物专著。

　早在11——13世纪的宋王朝，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近代化，那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近代转型还要显得那么艰辛、一波三折？

　　这么重大的问题当然不适宜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不过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历史远因，那便是——“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进程在南宋灭亡之后被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

　　敏锐的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与王夫之都察觉到，宋朝的覆灭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王夫之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换代的历史性巨大变故。用那个时代的话语来说，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不妨称为“文明的中断”。

　　

　　为什么说宋朝的灭亡是“文明的中断”呢？请允许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话：宋亡之后，元王朝统一中国，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元王朝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及其影响，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国的历史。择其大者，介绍如下——

　　“家产制”的回潮。本来宋人已有“天下为公”的政治自觉，就如一位宋臣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而来自草原的统治者则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富都当成“黄金家族”的私产，推行中世纪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户”即是草原贵族的属民，有如魏晋—隋唐时代门阀世族的部曲农奴。

　　“家臣制”的兴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间乃是一种公共关系：“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君臣之间，“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入元之后，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性的主奴关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许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宫服役。在主奴关系下，君对于臣，当然也是生杀予夺，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惩罚自己的奴隶，一位明朝的观察者说：“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元朝）极轻。”

　　“诸色户计”的诞生。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劳役亦不多见，差役也开始折钱结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

　　

　　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队

　　“驱口制”的出现。宋朝基本上已废除了奴隶制，但元朝征服者又从草原带入“驱口”制度，使奴隶制死灰复燃。所谓“驱口”，意为“供驱使的人口”，即在战争中被俘虏之后、被征服者强迫为奴﹑供人驱使的人口。元朝的宫廷、贵族、官府都占有大批“驱口”，他们都是人身依附于官方或贵族私人的奴隶。

　　“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多实行“和雇制”与“差雇制”，“和雇”是指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工匠，作为雇主的政府与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结合的雇佣关系；“差雇”则带有强调征调性质，但政府还是需要按市场价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却将全国工匠编入匠籍，强制他们以无偿服役的方式到官营手工场劳动。

　　“路引制”的恢复。汉唐时，人民如果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方申请通行证，叫做“过所”。宋人则拥有迁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么“过所”。但元朝又实行“路引制”来限制人口的流动性，元会典中有一项立法，叫做“路人验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如无司县，于尉司或巡检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违者，止理见发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门远行、投宿，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文引”，类似于介绍信，才准许放行、住店。

　　“籍没制”的泛滥。籍没，即官府将罪犯的家属、奴婢、财产没收入官。秦汉时，籍没制颇盛，但至宋代时，籍没的刑罚已经很少适用，并严格控制适用，如宋孝宗的一项立法规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没财产人，并须具情犯申提刑司审覆，得报，方许籍没。仍令本司常切觉察，如有违庆，按勃以闻，许人户越诉。”入元后，籍没制度又泛滥起来，如忽必烈的一道诏书说：“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这当然是财产权观念发生退化的体现。

　　肉刑与酷刑的制度化。自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旧，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宫一直不敢恢复。元朝则将肉刑入律，如“盗牛马者劓”。陵迟等惨烈的酷刑，在宋代只是法外刑，极少应用，在元朝则正式编入法典，代替绞刑成为元代死刑的两种执行方式之一，陵迟开始泛滥化，致使中国法制出现野蛮化的趋势。

　　“人殉制”的死灰复燃。人殉作为一种远古的野蛮蒙昧风俗，在汉代以来的中原王朝已经基本消失，只有零星的自愿殉葬。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还存在着人殉之俗，这应该是社会未完全开化的体现。元朝贵族是否保留人殉，史无记载，但元廷鼓励民间殉葬行为则是毫无疑义的，《元史》载：“大同李文实妻齐氏、河南阎遂妻杨氏、大都潘居敬妻陈氏、王成妻高氏以志节，顺德马奔妻胡闰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宁民妻魏益红以夫死自缢殉葬，并旌其门。”在这一恶俗中成长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即恢复人殉之制。

　　

　　口岸和市舶机构曾经四禁四开

　　“海禁”的设立。中国的“海禁”之设，也是始于元朝。元廷统治中国不足百年，却先后实行过四次“海禁”，“海禁”期间，商民不准出海贸易：“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海外商贸只能由官府出资的“官本船”垄断。这一点，跟宋朝鼓励和保护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大不一样。

　　“宵禁”的重现。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时“宵禁”制瓦解，出现了繁华的夜市。但元代又恢复了“宵禁”，入夜之后，禁钟响起，即不准居民出行、饮宴、点灯，“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视察禁时以后，是否尚有灯火，如有某家灯火未熄，则留符记于门，翌晨传屋主于法官所讯之，若无词可藉，则处罚。若在夜间禁时以后，有人行街中，则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治理体系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层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导致元人无法继承宋朝发达而繁密的治理体系，比如在法制领域，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只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粗鄙治理体系的特点是税率超低，政府只能维持最简陋的形态，用孟子的话说，这叫做“貉道”；以现代的眼光审视，那种简陋的政府根本无法在历史转型期组织社会与经济的革新。

　　可以看出来，元朝征服者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具有明显的中世纪色彩，它们的推行，意味着“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方向发生了逆转。

　　本文来源：吴钩部落，原文题为《为什么说元制、洪武体制与清制是历史的倒退?》，作者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