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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火重生/女人不识路/极端民主主义/中国水深美国火热/苏联解体/古希腊乌托邦
發佈時間: 8/17/2016 6:17:59 PM 被閲覽數: 10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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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世纪伤痕浴火重生 宛如和平白

鸽(组图)


京港台:2016-8-18 02:26| 来源:DFIC |     


 


  

  当地时间2016年8月16日,美国纽约(专题)曼哈顿的新世贸中心此前已经开放了地下的交通枢纽站,8月16日它的商场部分开门营业,有苹果在等的125个品牌入驻。这座名为Oculus的建筑就在新世贸大楼旁边,属于建筑群的一部分,它的外形是纯白色,模仿一只和平鸽,也有浴火重生的寓意,这是由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设计。图为新世贸中心的商场部分。图/东方IC

  

  在宣传中,这座商场说,在这里你能买到300种不同的cheese、150种橄榄油、300中不同的意大利面。不仅有咖啡馆、餐厅、超市,还有品牌购物。物业运营持有方是西田公司,除了周边上班族外,瞄准的顾客是每年前来911遗址参观的1500万名游客。西田的商业开发捎带上人们对911遇难者的悼念做生意,这也是为什么重建工程拖了这么久的原因。图为新世贸中心的商场部分。图/东方IC

  

  众所周知15年前,2001年9月11日,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和二号楼,两栋大厦随后坍塌。这是美国本土的最为严重的恐怖攻击行动,遇难者总数高达2996人。图为新世贸中心的商场部分。图/东方IC

  

  世贸中心一直是美国人内心的一道伤疤,每年9月11日都会在此举行纪念活动,到底要如何对待这块伤疤,保留原址让人们永远铭记还是翻开下一页再起高楼,有人认为重建是不向恐怖份子低头,但也有人认为在死伤惨重之处重建会对受害者不敬,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图为新世贸中心的商场部分。图/东方IC

  

  直到2006年才由纽约州牵头对这块伤疤进行改造,设计悼念遇难者的GroundZero(归零地),911博物馆,恢复地下地铁的修建,同时重启了世贸建筑群1、4、7号楼的建设。图为新世贸中心的商场部分。图/东方IC

  

  

         



女人不识路

作者:深山兰  于 2016-8-16--贝壳村


 

 

天下的女人,很多都不识路。这句话的本意指:在统计意义上讲,女人不识路,或者对识别路的能力很差,和男人比较起来,要多得多。如果你无法理解此话的意义,认为我就是在说你,那么,你最好不看下文。

 

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他的科学著作的前言中,扯到女人都不识路的。可见,女人不识路是不分种族和文化档次的。

 

首先说方向感。俺从很小的时候起,对于俺到的某地,一定要有个方向感,就是认定一个东西南北,就算此认定可能是错的,头脑中一定、必须有个方向假设。如果没有,俺的大脑不知道该怎样思考,和决定如何走路,简直要疯掉了。

 

俺曾经早夜晚时分乘火车达到某城市。俺根据火车线路的方位,以及火车和车站建筑的关系,得出一个东西南北的方位。第二天,俺猛然发现,方位假设根本不对,原因是火车在达到车站前,线路转了一个90度的弯,俺在晚间根本无法发现的,仍然认为它走的是直线。

 

方位的假设很重要,就算你看了地图,也得知道东西南北的。走路时,知道自己往什么方向走的。如果你走了几乎是一个圆圈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朝哪个方位,抄近路返回到原住地的。如果你没有这样概念,你如何办?

 

俺仅在晚上,在城市里,迷路了一次。只是短暂的时间,只是把东西南北搞糊涂了。

 

俺突然发现,许多女人,她们在某地可能住了很长时间,甚至是多少年,当问到她们的方位时,她们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的!老天爷!怎么会是这样?

 

俺发现,向女人问路,她们经常告诉你,在某处往右、或者左走。俺顿时就糊涂了,俺的脸该朝何处时,决定左右?此时,女人就闭口不言了。就算说某条路的左右,如果你的脸换了一个方向,左右不仅完全相反了吗?左右能决定方位吗?人们说河的左右岸,那是因为河流有唯一的流向,并且指你眼看的和河流的流向一致时的描述。那样,左右就唯一决定了。

 

俺曾经在某大城市住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一天,一位女同学对另一女同学说“我们住在这个城市的什么地方?”另一女同学回答:“在西南吧?”俺当时差点晕了过去:俺们住在该城的东北部分,她们竟然不知道!那可是住了近两个月啦!她们每天去上街,是如何回来的?俺不能不有所怀疑了。

 

唐师曾在美国时,要去某地。两个女人自告奋勇地带路,并且声称她们已经去过了。在路上,唐在路口问该往何处走,她们完全糊涂了。他怀疑:你们究竟来过没有。他们非常自信:怎么没来过?但怎样走,她们仍然搞不清楚的。唐感叹:天下女人都不识路的。

 

可能有人对此不屑一顾的:现在有了GPS,还有不识路的?俺的回答仍然是!GPS仅仅是个参考。如果完全不看地图,眼睛仅盯着GPS,那还是傻冒一个的。具体的原因,俺就不详细论述了。先不说各地的路况随时变化,GPS的数据库能否随时更新。就是古怪的路口,你会经常糊涂了。你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GPS的时候,俺就调试过GPS机,并且对于它的计算电路仔细分析过的。俺现在甚至根本不用GPS,车上必备各种地图,而GPS则可有可无的。

 

老美的“爱国者”巡航导弹,数字地图+GPS+指令复合制导。查一查老美发射的“爱国者”偏离了预定目标的有多少。

 

女人不识路,最奇怪的是她们经常拒绝看地图,你就是好为人师,主动教她们看地图,她们通常不屑一顾的。她们宁愿猜那个路口该怎样走,而不去看一眼地图上如何表示的。

 

识路的女人是少数。俺见过一位。他们夫妻俩开一家旅游公司。男人是司机,可那位男人不识路,是女的坐在旁边,手拿地图,指挥男人往哪开。据说,那男人是学过物理和哲学的主。

 

识路的女人,应当是聪明人。

 

人的许多本领,都不是学校教的。这是一例。






极端民主主义——犯罪合法化的工具

作者:mali50  于 2016-8-17 贝壳村


之前说过现代发达国家的民主制不能避免核陷阱,民主国家的总统竞选人已经回答了这一点。那么原因是什么?


一、一个脑洞

首先给大家挖个脑洞。请各位打开世界地图,看看世界大国和强国周围有哪些邻国。在中国、俄国以及欧洲大陆的强国周围都有多少不一的小国或弱国。而在美国和英国附近却基本没有。整个北美大陆只被彼此啃不动的两个国家瓜分:“民主”的美国和加拿大。历史上美国几乎与所有邻国主动发生过战争。不要以为美国的版图“古来如此”,事实上是“民主”美国建国时的十三倍多。在战后的所谓“冷战”期间,美国还曾在海外一百五十多个国家拥有几千个军事基地。

与此相似,在整个英伦半岛就只有一个国家。自1215年自由大宪章建立之后,被认为走向现代民主的英国先后征服和吞并了半岛上的威尔士和苏格兰,建立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接着又占据了邻近的爱尔兰岛北部。随后开始了征服世界的全球扩张,侵犯过世界上90%多的国家,占据过超过本土一百多倍的海外殖民地。“民主”扩张的版图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帝国。

领土扩张当然不是靠和平实现的,伴随的是战争、死亡和苦难。因此英美这两个世界上扩张最烈的国家自然有许多非凡的经历,从殖民侵略、种族屠杀到贩卖鸦片黑奴,比历史上任何君主国家的所作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什么成就了两国的扩张功绩?先进的科学技术?非也。两国在吞并比邻的时期都不是科技大国。除了都信奉鼓励致富的英国新教外,就是它们都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先行者”。

这只是历史的偶然巧合吗?历史的偶然可以解释突发事件,但不能解释世纪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德国引进的魏玛民主产生了力主复仇与扩张的希特勒政权。贫民出身的希特勒能在一个民选总统的任期内,以专制手段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提供了有异于英美的、非贵族起家的现代民主导致扩张的新模式。希特勒当选后的专制手段不过是为了获得英美的“民主”贵族无须通过额外手段就有的专制权力。在“民主”的幌子下,民族主义的多数暴政很容易获得对抗传统道德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历史上的专制君主为了长期统治,需要靠被人民认可的道义来施政,而所谓的“民主”政权则可以仅靠“多数”的“民主合法性”来统治。这“多数”甚至可以不是民众的多数,而只是决策集团的多数。希特勒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事实上是德国人普遍参与的多数暴政,与北美、澳洲和非洲殖民主义者的种族或权力集团的多数暴政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不妨问一问,如果在一个传统的君主国家,作为家长的国君会像选举产生的希特勒政权那样肆意屠杀并没有威胁国家统治的子民吗?如果没有高票当选所赋予的合法性,一介武夫希特勒有可能顺利地发动世界战争和屠杀几百万人民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个对比。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同样是战争的发动者之一。但德国和德国皇帝大规模屠杀本国公民的现象并没有发生。许多君主国家通常是为了维护统治而镇压反抗者的,其规模远不能同“民主”当选的希特勒相比。到十八、九世纪,连世界主要的君主国都不忍心保留大规模的奴隶制度时,只有“民主”国家在“多数”的支持下继续在殖民地或本土实行着奴隶制。它们的历史学家可以“理直气壮”地举出当时有表达权的国民拥护奴隶制的“民主”证据。因此没有人需要对当时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政策道歉认错。不仅如此,那时的总统们也都是人类史上伟大或最伟大的统治者。


二、西式民主

这里不是否定西方国家的现代民主制。这种“民主”制度是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私有经济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下是一种必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否定的是作为其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不是西式民主本身。这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现今的许多“左派”,没有弄清楚的地方。换句话说,当代“民主”制不过是贵族统治失败后,从散资形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的政治过渡形式。有点像土地贵族形成前,多神教时期的市民民主制。只是在一神教的专治文化时代,市民的民主权力更小并被资本集团所“代表”,于是才有无关政治功能的“闲话自由”。在最后的资本垄断形成之后,像土地贵族的家族专制那样的资本专制就会取代当代“民主”制。

在这种代议制“民主”中,还没有取得绝对垄断地位的各个资本集团只能轮流执政,除此以外别无选择。这与民主或善恶无关,只是不得已的权力分配或分赃。选民只能在它们之间进行被动挑选,被迫把自己固有的、除诉讼权以外的一切政治权力无条件地奉送给素昧平生的“代理人”。因此选票和选举的本质是交权,而不是相反,获得什么权力。就像在两个陌生人中被迫挑一个来性交不是做爱一样,在两个陌生人中被迫挑一个来上缴自己的一切政治权力不是真正的民主,除非有受法律制约的权力代理合同。被代表的民众个人失去了政治权力后,也就同时失去了可以影响政治的言论,只留下闲话和闲话自由。集体的诉求也很难通过资本家控制的媒体来表达。

西式民主的这些似是而非的反民主本质,决定了它在缺乏资本专治的国家任意推行的难度。成功的西式民主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和稳定。其中最基本的条件是:必须具备建立在生存依附条件(如雇佣关系)上的严格的私法专制,和旨在维护这种私法专制的、完善的法治体系和国家机器,包括严密控制社会舆论的资本家媒体。也就是说,首先要有西式民主存在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和国家机器。这便是西方国家在别国推行西式民主时,总是与推行私有化同时进行的原因。除此之外,还需要在竞选机制中有效地排除对立阶级和民族的代表。这是通过候选人的提名来进行。美国选举中的代表人制度为排斥对立人选设定了双重保险。最近美国民主党在竞选中不择手段地排斥非完全对立的左派候选人桑德斯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形式上的民主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反抗提供的方便。专制国家不能镇压反抗,因为是专制。而“民主”国家可以合法地镇压反抗,因为是“民主”。为什么?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民主”选举和平地“推翻”政府(实际上是政府执政期满)。事实真是如此吗?前面说过,“民主”国家的“民主”选举并不能改变政权的阶级属性和基本制度,只是换个资本集团的代理人而已。没有西方国家被提名的候选人能够提出改变现行制度的纲领。因此人民无法通过选举来真正地改变政府。一句话,“民主”选举只是把君主国家世袭的君主和家族专制转变成世袭的阶级专制或资本专制罢了。


三、极端民主主义

西式民主虽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但却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谁也不能想象在最终的资本垄断出现之前,能有一个人或家族可以长期垄断国家的统治。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经费来自国家的税收,其中占主要部分的是各个资本集团的企业税。没有这些集团的合作,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经费来源。所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搞不了专制,非不为也,乃不能也。没有必要为做不成什么事而骄傲。同时自上而下的“民主”资本主义因为本来就牢固控制着所有政治权力,也不需要像贫民出身的希特勒那样通过非常手段来实现极权。只是在不具有资本专制的国家推行西式民主时,常常导致希特勒式的暴政。

然而物极必反,“真理超越一步就可能变成谬误”。任何事物,包括宗教信仰,走到极端就很危险,引出前面脑洞里说的事来。我们真地需要警惕任何极端现象的产生和造成的灾难。今天英美国家的许多人从上到下都在反省造成百万人死伤的伊拉克战争,但没有人为之道歉,因为这是当时通过“民主”程序发动的战争;虽然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推翻了萨达姆的“专制”政权。这里“民主”和专制取代了人类文明的一切是非和善恶标准,成了指导行为的唯一指南。在这种新的准则下,可以罔顾他人的生命和财产,罔顾社会的传统和秩序,罔顾国家的稳定和福祉。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

事实上,“民主”或民主程序只是形式,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尤其当多数觊觎少数利益或劫持少数意志的时候。因此民主不能是唯一的或最高的行动标准,而必须受到其它道德和传统的约束,使之不为罪恶所用。希特勒利用民主上台实现其早已主张的排犹和战争的愿望,最终对本国和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然而当赤裸裸鼓吹个人利益否定传统伦理的资本主义失去道德高地后,便只好把不得不推行的形式民主标榜为普世价值,取代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为利益扩张制造合法性和正义性借口。这实际上是把形式民主推向极端,变成极端民主主义。

极端民主主义有两个最常见的表现。一是在社会学中贬低或无视除西式民主之外的一切文明标准,甚至干脆将其否定;只以某种定义下的“民主”作为是非和善恶的唯一标准,并在相关领域取代其它一切传统标准和科学标准。这就是所谓“普世价值”的真实含义。只要符合某种“民主”的,就是对的好的,就可以合法推行,而不管与其它标准有多大冲突,造成多大灾难。同时,只要把事实和道义与“专制”联系在一起,就都可以罔顾历史任意否定。因此同样的事,“民主”国家做了就是对的,“专制”国家做了就是错的。

二是把近代史上的一切事件都归结为民主或专制的结果,无视经济制度、扩张政策和传统势力等更深层的历史动机和必然因素,从而掩盖追求国家、阶级和集团利益的最终目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把民主产生的希特勒政权所犯下的一切罪行都归结为专制,以便隐瞒单一有价的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打破围堵,进行军事扩张的危险本性。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不过是资本扩张对应于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手段。平民出身的希特勒靠“民主”上台后只能采用专制手段才能获取更多的权力。为了攫权,希特勒首先采用的是民主手段,然后才是专制手段。没有民主的希特勒,就没有专制的希特勒。这里是因果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两面派问题。战争和排犹早在专制权力形成之前就已是“民主”希特勒的既定目标,也是后来的统治集团的共识。然而所有历史学家都对“民主”希特勒和他诉诸于民主的“雄心壮志”视而不见。

这种极端民主主义实际上是主观唯心史观在“民主”时代的表现。政治上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上就是思想专制,因此西方的民主政治总是带着资本和媒体构造的不可逾越的壁垒,排除对立阶级拥有同等的民主机会。与此同时,把部分人拥有的民主庸俗化,变成万精油和红药水到处抹。以为能治百病,实际上什么也治不了。今天的西方国家“民主”依旧,但都不约而同地走向衰落。可见有比民主更根本的原因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必然命运。这个原因对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就是资本主义单一有价的私有经济在后殖民时代所面临的市场危机。西方国家曾想用贷款经济来自我殖民以便继续富人贪得无厌的资本积累。最后因贷款违约和金融危机而宣告失败。建立在私有经济基础上的形式民主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的命运。


四、民主恐怖主义

历史证明任何不受道义约束的主义和观念都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极端民主主义同样如此。在短短两百年的近代史上,西式民主和“民主”国家,包括民主转型中的国家,制造的灾难丝毫不亚于过去的专制国家。这种借极端民主制造灾难的行为可以叫作民主恐怖主义。最常见的民主恐怖主义是以民主为旗号,在没有别的充分理由的情况下,破坏国家的稳定和秩序,给人民带来不幸。今天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国就是民主恐怖主义的直接产物。造成的死亡和难民给许多国家带来灾难。

民主恐怖主义的行为还可以发生在每天的社会交往中。民主本该允许别人畅所欲言、自由表达不同的观点。但一旦被抬高到普世价值后,一些极端主义者便以某种形式的民主为武器,肆意攻击其它有价值的文化和文明;不仅攻击观点,而且攻击个人,随意给人扣上专制和拥护专制的帽子。他们死守着一知半解、不能自圆的民主教条,便以为高人一等。即便对其它学科一无所知,也要处处置喙充当判官。由于西方民主理论本身漏洞百出、缺乏事实论证,信徒们不能在辩论中说服对方,反而经常被驳得哑口无言,所以只能“义愤填膺”地进行人身攻击。

这些极端主义者无视大多数“民主”国家科技落后、人民贫困和内乱频繁的事实,仅以极少数发达国家作为民主的代表,嘲笑和攻击“专制”国家,同时却不能证明发达国家的发家史和扩张史与民主到底有什么关系。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今天要地球上所有国家像发达国家那样以“民主”为扩张的工具已没有可能,除非想要毁灭这个星球。苏联解体后实行了西式选举制度的俄罗斯的复兴就是一个眼前的例子。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要把俄罗斯与伊斯兰国并列的原因:它们都是“民主”化的产物,都对西方造成更大的威胁。


五、人类未来最大的威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快速民主化造成了希特勒政权,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后的中东和北非的极端民主化造成了今天的伊斯兰国。而“万恶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只是社会主义)专制却反而带来工业化后罕见的六十年和平。所有这些事实都不足以使人类反省。资本主义不断利用人的动物性,把人类一步步推向丛林世界毁灭的边缘。在核武库已经无比庞大的今天,核大国还在不断更新和扩大核战能力。每个国家都以为能彻底摧毁对手,以致一个偶然(从长期统计来说是必然,因为即时的小概率事件会因期限扩大而变成有效概率)事故就可毁灭地球。

这里我们回答了本文开头的问题。人类社会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内部的极端行为。极端民主主义也是一种极端,而不是正常的民主。正常的民主,受道义制约的民主,的确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最不坏的”制度。专制资本主义则更加可怕,因为是另一个极端——私法与公法的同向专制。然而即便是正常的民主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衰落的命运,无法避免给人类带来灾难。因为形式民主改变不了私有经济下资本积累与资本增值之间的矛盾,改变不了资本扩张的需求。这正是正常的民主有可能走向极端的原因和动力。为了继续资本的专制统治,自由资本主义必将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把雇佣经济变成新的奴隶经济——一种极端和变态的耦合市场经济,并最后终结资本集团轮流执政的“民主”形式。

极端民主主义将比极端伊斯兰主义更加可怕,因为拥有大国资源。美国建国时期的“联邦党人”就已经开始耽心极端民主的产生。他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一致反对古代的雅典平民民主制和街头政治,推崇如今这种受资本制约的制度,称之为“共和制”。而当时的“反联邦党人”才是真正的民主派。正是这个原因,以民主为新武器的美国至今没有出版《反联邦党人文集》。许多人以为美国宪法开创了美国民主。事实上,之前的殖民地比后来的美国更“民主”。许多地区每一、二年进行大选,政府议员不能终生连任。而美国立法人——而不是执法人——的终生制才是专制的保障。用联邦党人的话来说就是保证制度和政治的连续性。总统不过是执法者。除此以外,联邦党人还主张用统治集团来“规范”民意,用非民选法官与民选政府抗衡。法官的豁免权和判决的有效性特权使法院实际上凌驾于民选政府和议会之上。这才是三权分立的要害,也所以有欧洲人的惊讶:美国最高法院可以废除美国议会通过的民权法案。

为了避免人类的终极灾难,我们需要研究和批判任何极端主义,包括极端民主主义。




中国水深美国火热

作者:美国的老王子  于 2016-7-25 --贝壳村


   严谨一点说,应该是中国部分水深,美国加州火热,标题如此只是为了简明扼要,绝无他意,不知这样能否还被那些吹毛求疵者抓住辫子。

   中新网723日电,日前河北邢台市发生连续强降雨,造成大范围受灾,据邢台市官方今日最新通报,截止到今日7时,全市受灾人口103.4万人,造成25人死亡,13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逾10亿元。

   中新网724日电 据外媒报道,美国加州官员23日表示,洛杉矶北部的山火开始失控,约2000户民众及1个珍稀动物庇护所需要疏散,当局在火场发现一具遇难者遗体。洛杉矶县消防局指出,大火已烧毁至少80平方公里土地,但截至当地时间23日,只有10%的火灾面积受控。山火在22日下午爆发,在酷热天气、干燥及强风助长下,火场面积不断扩大。数百名消防员在场扑救,直升机和飞机分别投掷水弹,希望阻止火势蔓延。

   过去,我们常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有义务去拯救他们。如今,不仅美国处在火热之中,我们也处在水深之中,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时候,不知还能否去拯救那三分之二的人民。如此看来,不管你是哪个阵营的,你是信仰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大自然面前,人类都是一样的脆弱,都要面临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事实还证明,人类要敬畏自然,爱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当年老人家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荒唐和愚昧,就像老人家自己对着刘少奇说的那句话一样:只要我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大自然同样只要轻轻摇晃一下,什么人类的高科技,什么人类不可战胜的神话,都会瞬间灰飞烟灭。

   尽管一个狂人已经灰飞烟灭,但无数个狂人继续发狂,这是制度自信,没有办法。

   制度自信还表现在,中共选出的领导人必须也只能更肯定是全能型领导,他必须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无所不懂,在地震来临时,他是地震专家,他要指导如何抗震;在火灾来临时,他是消防专家,他要指导如何灭火;在水灾来临时,他又是水务专家,他要指导如何治水。这次河北水灾,英明领袖就多次发表重要指示,据说一个月内三次谈到抗洪,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视可见一斑。不仅重视,还就全国如何抗灾提出几点要求:第一,切实落实防汛抗洪责任制。第二,科学精准预测预报。第三,突出防御重点。第四,全力保障人员安全。第五,强化军民联防联动机制。第六,抓紧谋划灾后水利建设。条条切中要害,句句高屋建瓴,不愧是全能型领导。

   在指导救灾面前我们是风景这边独好,而奥巴马为首的美国政府,不仅对加州山火无动于衷,采取“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政策(似曾相识的政策),奥巴马也不出来发表重要讲话,指导消防员如何救火,更没有体现出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起码的重视和尊重。看来民选的就是不如世袭的,这也是我们不要民主的主要原因。

   我们的领导人不仅发表重要指示,还会亲临现场予以指导抗洪救灾。很多年前,就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抗洪的段子:两个主要领导人在前线指导抗洪,洪水肆虐,实在没有办法,这时,其中一位领导人突然跳进洪水,洪水顿时消退,另一位领导人百思不得其解,详问缘由,跳水领导人面露神秘,笑而不答,这时全国人民说话了:他是全国最大的草包啊。我一向不主张对国家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也反对随便泄露国家机密,不过,那时却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编了不少段子,这些段子猖獗一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回到自然灾害上来,如今,世界上的气候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温变暖,全球变暖会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不仅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还威胁人类的生存。气候变暖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由于人类对经济发展的贪得无厌,不考虑破坏自然生态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得全球自然灾害越来越多,可以说,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过去,我们以救世主的姿态,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大众,如今,我们自己也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中国水深,美国火热,在自然灾害面前大家平分秋色,谁也别说什么。不过,我还是要说,防川是必须的,防民之口还是要审慎,在自然灾害面前,任何的爱恨情仇,任何的既得利益,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只有众志成城,才能战胜灾害,也只有宽宏大量,对人民好点,才功德无量。如果哪天,上帝发威,洪水袭来,要毁灭人类,有人在上帝面前说点好话,也许,在诺亚方舟会留下一个空位,也好日后红色的革命种子,可以再一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苏联解体是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


  异乡客Outsiders

  苏联解体已近20 年,但对解体的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们看来,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原因也有主次之分。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还是出自苏联执政党自身,而其中苏联长期存在的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职务名册”与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

  苏联特权阶层是按照一定的职务名册直接任命、相应地掌握着国家执政资源并且按职级合法享受不同特权的一部分人。这个特权阶层,俄语中是用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这个词来表示的。从字面上来说,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nomen”,意思是人名名单或者品名清单。借用到俄语中,这个词指的就是职务名册,或职务一览表。具体地讲,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后来这一制度涵盖了对苏联领导干部的考察、登记造册、任免以及职级待遇等方方面面。

  作为公职人员任命原则的“职务名册”制度,在十月革命之后就开始实行,只是最初还没有规定这一原则的指令性文件。1923 年6 月12 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同年10 月,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登记分配工作基本任务的决议。1925 年11 月16 日,中央组织局又通过了《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条例,同时通过了一份重新修订的“职务名册”。“职务名册”各种各样,当时最重要的有3号:第1 号“职务名册”是由中央委员会负责任命、管理干部名单;第2 号“职务名册”是中央组织分配部负责任命、管理干部名单;各部委负责任命、管理干部名单称为第3 号“职务名册”。其他则是地方各级机关的“职务名册”。

  “职务名册”制度在20 世纪30 年代末最终定型。此后,尽管“职务名册”制度作了一些修订,但是基本原则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深入,“职务名册”制度也开始被触动。1989 年10 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终止执行有关干部任用的《职务名册登记监督》的决议,“职务名册”制度代之以选举制,从此“职务名册”制度作为一种干部任用制度在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1991 年“8·19 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于8 月23 日宣布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职务名册”制度被彻底取消。

  通过“职务名册”制度获得任命的这一部分干部,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享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和一定的特权,有着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垄断了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管理,代表了苏联的官僚集团,也就是整个党和国家权力阶层。苏联由此产生了一批封闭的特权阶层。

  

  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

  可以说,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与发展是与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权力逐渐集中相一致的,它的形成与确立又是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确立同步的。实际上,苏联的“职务名册”制度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因此,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不仅与“职务名册”制度相联系,而且和斯大林模式有共性的内容。

  1.权力结构呈现金字塔形,其权力具有专断性。

  上至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组织局,下到各县、区、镇,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组成人数是逐渐增多的。按照“职务名册”规则,各级官员是任命的,其命运掌握在最高领导层手中。在斯大林时期,处在最上面的当然是“掌握了无限权力”的斯大林,大部分官员的任用是由斯大林亲信控制的组织分配部决定的。斯大林本人控制着第1号和第2 号名单,甚至经常操纵第3号名单。此外,中央书记处一方面给各省书记处推荐候选人,另一方面还给中央组织局(可以作出党和国家最高职位任命决议)推荐候选人。这样,以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就掌握了全国各级主要领导人的任命权。与此同时,无论是党内还是苏维埃,都缺乏对这个阶层的监督制约机制,致使这个阶层制定政策时独断,实行政策时武断。

  2.权利的特殊性。

  根据“职务名册”任命的各级干部享有与众不同的各种特权:高级住宅、别墅、汽车、休假券及休假旅费、“医疗费”补助、在特供商店购买紧缺品等。

  另外,从20 世纪30 年代初起,还实行了领导干部高薪制,除正式工资外还要发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即所谓“钱袋”制度。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不等,数量的多少取决于职位的高低。

  赫鲁晓夫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取消了官僚的很多特权,他的改革遭到了特权阶层的激烈反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还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这就促使苏联的特权统治阶级迅速地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个时期,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30~44 倍。

  

  3. 官位某种程度的凝固性和继承制。

  官位的凝固性表现在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斯大林时期,干部不仅层层由上级任命,而且实际上是终身任职。赫鲁晓夫对干部制度进行了改革,采取了不断更新的制度,并把干部更新制度写入苏共纲领和章程。这种干部更新制度严重触动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特别是高层的强烈反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并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全面否定了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4 成员的做法。

  官位的继承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务名册”制度官员本身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特定阶层,他们官官相护,互相推荐任用,代代相传;二是官位的直接继承,如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25岁就当了将军,这样的例子很多。

  4. 干部队伍的保守性。

  苏联在选拔任用干部时的标准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忠诚,但在实际操作中,业务素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素质”。另一个重要标准是对领袖是否效忠。如,联共(布)十七大后,对斯大林崇拜与否成了一条政治准则,吸收党员、职务升降、“派别活动”的划分、“人民公敌”的定案等等,一概以此为界。尽管有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苏维埃国家十分忠诚,但只是在领袖崇拜上稍有微词,就立即被降职、免职,甚至置于人民公敌的位置,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因此死于非命。而那些把斯大林称为“伟大的领袖和天才导师”、“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等等的人却飞黄腾达。在决定干部任用时采用暗箱操作方式,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到该人的工作能力。这实际上使得苏共形成了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这种政策不可能产生选拔优秀人才的机制,相反,却把许多有文化的、才华横溢的人才排斥在干部队伍的大门之外。通过暗箱选拔出来的干部,不仅只是一味地忠实执行上级的指示,缺乏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还会把一些有改革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干部视为“另类”,使他们无法在负责的岗位上继续工作下去。苏联仅有的几次改革无果而终,改革失败后的体制越发陷入僵化。领导干部为守住既得利益,求稳怕变,故步自封,与快速发展的外部世界隔绝,错过了改革发展的有利时机,致使整个社会处于全面病态状况中。

  

  苏联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苏联特权阶层的存在和发展,对苏联剧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苏联特权阶层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

  “职务名册”制度的核心就是任命制。由于在干部任用时完全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暗箱操作,任用的标准主要又是对领袖的忠诚与否,因此,这种制度酿成了苏联政坛上的阿谀逢迎之风。这种风气极大地助长了个人崇拜的盛行,最终导致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极不正常的个人高度集权现象。正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使苏联的决策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失误,包括严重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第二,特权阶层拥有的特权恶化了党群关系,加大了与普通群众之间的隔阂。

  如前所述,苏联的特权阶层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特权。苏联的这种“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众与领导之间的隔阂。他们表面上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公仆”,实际上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各种特殊待遇,甚至腐化堕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无法谅解的。

  当各种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和道德标准迅速趋于崩溃,从而对苏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并对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怀疑。

  第三,苏联剧变是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结果。

  尽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关键原因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种结果也是苏联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苏联的特权阶层垄断着国家的一切执政资源,包括政治经济资源、舆论宣传工具,掌握着苏联党政军以及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干部的任命权,他们趁着戈尔巴乔夫刮起的改革之风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据为己有。尤其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他们实际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你真的了解古希腊乌托邦吗?


本帖最后由 砗磲大爷 于 2016-8-17 03:18 编辑

  

  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起源与演变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的乌托邦思想同样是古希腊人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乌托邦”一词虽然在16世纪之初才出现(注:此词首次出现于莫尔的《乌托邦》一书。该书写于1516年,全名为《关于最高的共和国和新岛乌托邦》,中译本书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乌托邦”(Utopia)一词为莫尔从两个希腊词ou(无),topos(地方)拼造而来,即 utopia,“无地方”(no place ornowhere)之意。),但乌托邦思想的萌芽却可追溯到古希腊的荷马时代。

  其后随着时代的变化,类似的描述在古希腊仍不断出现,只是内容各有侧重而已。这些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著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的《理想国》、希腊化时期关于海外福岛的故事都为包括英国人莫尔在内的近代空想家提供了直接的启示和效仿的模式(注:参见弗兰克·E.曼纽尔、弗里切·P.曼纽尔:《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Frank·E.Manuel andFritzie P.Manuel,UtopianThought in the WesternWorld),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1979年版,第1页。)。

  因此,对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起源、演变进行探究,并对其不同时期的思想特征进行分析就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有其现实意义。据笔者所知,国内学术界目前对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有关研究一般都是围绕某一作品展开,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就长期以来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并有一些重要成果问世。其余的则大多是对隐含于某些文学、哲学、历史作品中的有关乌托邦内容的介绍或评论(注:关于国外,尤其是西方学术界对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研究状况,由于相关资料缺乏,本人了解不多。仅从现在所知道的情况看,与国内颇有相似之处。

  即在涉及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文学、历史等通史性著作中,对有关的乌托邦内容都有所介绍或评论;更多的成果集中于对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的研究。但对古希腊乌托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门性著作则为数不多。其中国内能见到的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两种。上注所引的两位曼纽尔合写的《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此书认为真正的乌托邦的产生是以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为标志,此前古代的及中世纪的乌托邦设想都是近代乌托邦的“源泉”(wellsprings参见该书Part Ⅰ与PartⅡ)。

  该书对古希腊乌托邦构想的类型、基本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归纳与分析。另一本是多伊恩·道森的《众神之城——希腊思想中的共产主义乌托邦》(Doyne Dawson,Cities of the God:Communist Utopias inGreekThought,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把古希腊的乌托邦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乌托邦构想,产生于殖民时代;一类是高级的乌托邦理论形式,产生于公元前5至前3世纪,其目的是实行社会变革,实现财产与家庭的共产主义。该书主要探讨第二个所谓的高级类型。)。所以,本文试图另辟新径,对其进行一种历时性的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起源——神话乌托邦

  

  希腊神话传说是古希腊人富有想象力的集中体现,是古希腊最早的文化成果,是后来希腊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与土壤。同样,这些神话传说所蕴含的乌托邦因素对后来该思想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永不衰竭的素材源泉与广阔的想象空间。

  (一)荷马的“福地”

  荷马史诗是希腊神话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虽然包含了一定的历史内核,但它的内容却是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展开的。因此,荷马史诗不仅是对迈锡尼时代,特别是对公元前11—前9世纪希腊社会历史状况的反映,也是对此时民间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的再现,同时也间接流露了人们对遥远的美好境地的向往。荷马笔下的“福地”(Elysium)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一例。

  “福地”的传说据说出自米诺斯时代(注:曼纽尔:《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第75页。),但无实证。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记述是在《奥德赛》中。希腊英雄、斯巴达国王莫涅拉俄斯(Menelaes)返国途中困留埃及法罗斯岛,他焦急万分,海神普罗透斯(Proteus)安慰他说:“你注定不会死,不会在牧马的阿果斯(Argos)遇到你的厄运。那些不朽的神将会把你送到福地和大地的尽头。那里居住着美发的剌达曼提斯 (Rhdamanthus)(注:宙斯与欧罗巴之子,福地(或冥府)的三个判官之一。),那里的生活对人类是再舒适不过了。

  没有雪,没有暴风雨,只有从大洋吹来的阵阵强劲西风,给人们送来凉爽。因为你有海伦为妻,所以在别人的眼里,你是宙斯女儿的丈夫。”(注:荷马:《奥德赛》(Homer, Odyssey),IV.561—569,罗叶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中译本可参见陈中梅译:《奥德赛》,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720页—771页。)

  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福地远在天际,面临海洋。那里风和日丽,气候宜人;那里神人共居,长生不死,确实是仙境福地。但那里靠凡人的力量却遥不可及,只有诸神才能将他们认为适合的人送达。

  当然,这种“福地”遐想在《奥德赛》中比比皆是。如似实而虚的利比亚:那里母羊一年三胎,提供的乳汁常年不断,不管是主人,还是牧羊人都不缺乳酪畜肉和甘甜的鲜奶(注:荷马:《奥德赛》,IV.80—100;参见中译本第753页。)。俄底修斯中途落脚的法伊阿基亚岛也是一个虚构的地名。据荷马,这里的居民(thePhancians)受到不死者的十分钟爱,独居在遥远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注:荷马:《奥德赛》,VI.200— 205;参见中译本第808页。)。还有一座虚构的岛——苏里亚(Syria)似乎更加遥远。

  太阳在那里转身,大概是昼夜交替之处。岛上居民不多,却非常富足,牛羊成群,盛产小麦、葡萄酒,人民从未遭受过饥荒,也从不染病(注:荷马:《奥德赛》,XV.400—410;参见中译本第986页。)。这些虚幻之地无疑给后来的类似乌托邦设想提供了原型和启示。

  (二)赫西俄德的“黄金时代”

  

  赫西俄德是古希腊第一位给人类历史划分先后交替时代的诗人。在他看来,人类自诞生至今共经历了五代。第一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其次是白银、青铜、英雄与黑铁时代。

  在他的笔下,黄金时代的人类“像神灵那样生活着,没有内心的忧伤,没有劳累和忧愁。他们不会可怜地衰老。他们远离所有的不幸,用永远有力的手足享受着宴饮的快乐。他们的死亡就像熟睡一样安详,他们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肥沃的土地自动慷慨的出产吃不完的果实。他们和平轻松地生活在富有的土地上。羊群随处可见,幸福的神灵眷爱着他们。”

  这个种族的人类死去后,变成了漫游大地的神灵,注视着人类的所作所为(注: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 (Hesiod,Works andDays),110—130,罗叶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张竹明、蒋平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页,个别词句有所变动。)。如此看来,他们还是凡人,最终会死去,但过着神一般的生活。和平、安宁、富足、惬意、自然、绝无现世的忧愁烦恼,而且死后变成了神灵。

  以下各代均呈堕落之势,但在第四代英雄种族那里,赫西俄德虽不满于英雄们的无谓厮杀,却为其中的部分英雄设置了一个远离人类、远离诸神、位于大地尽头的住所,且让他们永生不死。“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涡流深急的大洋岸边的幸福岛(the island of theblessed)上,出产谷物的土地一年三次为幸福的英雄们长出新鲜、香甜的果实。”他们的统治者是克罗诺斯王(Kronos)(注: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第155—169页;中译本第6页。)。赫西俄德的“福地”设想,与荷马的“福地”设想极为相似,这(三)品达的“福岛”、“福地”

  品达是古典时代的抒情诗人,神话乌托邦的第三代传人。在他的第二首《奥林匹亚颂诗》及流传下来的一些挽歌残篇中,可以看出品达的“福岛”、“福地”概念已与荷马、赫西俄德有了明显的变化。首先,福岛不是专门为英雄们准备的,进入是有条件的。“不论是谁,不论他居住于哪一个世间(阴间或阳间——译者注),都必须三次洁净自己的灵魂,清除一切罪过(all deeds ofwrong),最后才能通过宙斯的大道,到达克罗诺斯的城堡(tower)。”(注:品达:《奥林匹亚颂》(Pindar, OlympianOdes),Ⅱ.65—70,罗叶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品达显然受了古风时期兴起的奥尔弗斯教的影响。此教宣扬人生来具有神凡二性,灵魂不死,人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涤除与生俱来的罪过,做好来世生活的准备。只有参加入会式,施行净化礼,才能在来世得到幸福的回报。只要经过一系列轮回转生,就可通过死后审判,到达永恒的至福之地(注:参见拙作:《奥尔弗斯教及其主要影响》,《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品达接受了这种说教,从而给前去福岛的人加了一项先决条件。但一旦到达福岛,则立即给人以如临仙境之感。

  “来自大洋的凉风环岛吹拂,金色的花朵熠熠闪光,有的花长在岸边流光溢彩的树上,有的开在水中,人们臂绕花环,头戴花冠”(注:品达:《奥林匹亚颂》,Ⅱ.70—75。),与剌达曼提斯等在一起,其乐悠悠。其次,“福地”的居住者似乎并非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而是爱好运动、音乐。“他们中有的喜欢骑马、摔跤,有的喜欢撒网捕鱼,或演奏竖琴,以愉悦身心。”

  这样的福地同样惬意宜人:“太阳不分昼夜照耀着大地,草地上布满了红红的玫瑰。城前香树成荫,挂满了金色的果实……这里盛开的幸福之花与人们为伴。这里可爱的土地上永远散发着芳香……”(注:品达:《残篇·挽歌·福地》(Píndar,Fragments,Dirges, Elysium),罗叶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总之,品达的“福岛”、“福地”仍然充满着神话传奇色彩,与荷马的“福地”、赫西俄德的“黄金时代”、“福岛”属于同一个类型,即以传说中的某些神话人物或场景为基础来构建英雄或凡人的乌托邦,给人的印象是全然虚幻的。

  二、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发展——政治乌托邦

  

  政治乌托邦是指立足于对现实社会进行制度层面改造或重建但又严重脱离现实、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理想或构想。这样的乌托邦设想在古典末期和希腊化时代初期相继出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犬儒派与斯多噶学派的“共和国”,阿里斯托芬的“云中鸟国”亦可属于此列。

  这股乌托邦思潮的兴起并非偶然。它与城邦制度的衰落与危机密切相关。人们对现行制度失望之余,自然要寻求一种新的更好的制度,出现一些超越现实的不切实际的政治空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以下的具体分析中可以看出,是残酷的现实促使这些哲人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从而为世人设计了一个个理想的国度。

  

  (一)阿里斯托芬的“云中鸟国”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虽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乌托邦作品,但他的“云中鸟国”的设想开了古希腊政治乌托邦的先河。

  《鸟》上演于公元前414年,此时正是雅典远征军陷于西西里不能自拔之时。作为雅典公民,阿里斯托芬对城邦政治生活的弊端体会尤切,特别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公民失去理智的主战情绪深恶痛绝,这出喜剧就是他这种情绪的反映。

  剧中描写两位雅典老人因不满城中诉讼成风而出走,最后说服鸟类建立一个空中国家的故事。在这个鸟国内,风俗习惯与雅典正好相反,许多在雅典看来大逆不道的事,在这里都无所谓(注:阿里斯托芬:《鸟》(Aristophanes,Bird),752—768,罗叶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1年版;中译本《古希腊戏剧选》,杨宪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1—452页。);鸟国没有诗人、预言家、历数家、讼师等的容身之地。鸟类们的生活幸福美满,它们自豪地唱道:“冬天不用穿毛衣,夏天也不用怕远射的阳光太热;我们在繁花丛树、深山幽谷里自由自在……冬天我们在岩洞里休息,和山里的神女游戏,春天我们就啄吃才开的、雪白的、神女园里的长春花。”(注:阿里斯托芬:《鸟》,第1087—1110页。)

  鸟国内似乎完美无缺,“有智慧,有热情,有非凡的风雅,和悦的安静”(注:阿里斯托芬:《鸟》,第1312—1322页。)。因此受到人类的向往。据说有一万人仰慕前来。而且,由于鸟国建立于天地之间,切断了人类与诸神的交往,祭品的香味也因此达不到天界,最后诸神只得与鸟国议和,将宙斯的王权交给鸟国之王——两位老人中的一位。

  剧情是荒诞的,场景是虚设的,但反映的希望是真实的,即希望雅典不要成为政客、讼棍聚集之地,而应成为幸福快乐、没有争斗的天上人间,雅典人应像鸟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是当时雅典社会普遍心态的真实反映。此剧上演后受到观众好评并因此获奖。





那些名人对自己的“一句话总结”


 想飞的兔子 发表于 2016-8-10


名人们如何评价自己?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其实,许多名人都对自己进行过“一句话总结”,这“一句话总结”,既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高度概括,也是其性格的最好体现,我们也可以从这句话中,看到他们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夫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刘邦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尼采
  
  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滨上玩耍的孩子,时而拾到几块莹洁的石子,时而拾到几片美丽的贝壳并为之欢欣。那浩瀚的真理的海洋仍展现在面前。——牛顿
  
  将军,我希望你明白一个道理,虽然你和我的身高有一个脑袋的差距,但如果你不听从我的命令,我随时可以消灭这个差距。——拿破仑
  
  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心信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孙中山
  
  这个世界并不在乎你的自尊,只在乎你做出来的成绩,然后再去强调你的感受。——比尔·盖茨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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