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

（深度精选）

          

　

来源: judd 于 2016-08-17 

令人称奇 赤裸裸的欲望横行中国




2016年8月17日


    来源：东方日报 
    

　 内地婚姻价值观颠倒
    
    �离婚却把外遇真相隐藏起来，这的确是一部分文明人的优雅之举，但说到底也就是很“世故”，而跟“文明”无关。
    
    大陆影星王宝强近日宣布要与妻子马蓉离婚，已经演变成一场媒体狂欢，其间各种奇谈怪论都出来了。比如有人提出一种“出轨隐私权”的概念，抨击王宝强侵犯了马蓉的隐私；还有很多人指责王宝强不够绅士，把妻子出轨的事情张扬了出来，侵犯了马蓉名誉权。一个赔了夫人还要赔钱离婚的人没有得到多少同情，而一个婚外通奸的奢侈品爱好者却获得广泛的道义支持，俨然一名“得道者”。
    
    这些奇谈怪论表明，现时的中国，“出轨隐私权”比婚姻价值本身更重要，应当受到道德的维护。一桩婚姻因为婚外情解体了，没有人觉得它可惜，也没有人抨击玩婚外情的人。人们在乎的是婚外通奸者的隐私，他们在为自己杜撰出来的权利摇旗呐喊。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套怪逻辑在国内社会畅行无阻，占据各大舆论阵地。虽然有人指出了其悖谬之处，但这些奇谈怪论在中国拥有广阔市场。有一阵子，舆论还呼吁政府立法禁止亲子鉴定。呼吁的人认为，人们无权知道孩子是否为亲生。这应当算是一种“太监逻辑”。眼下很多人呼吁王宝强“好聚好散”，不要家丑外扬，也免孩子无辜遭殃。他们批评王宝强“处理方式过于粗暴，充满了浓重的道德色彩”，谓之是“现代与传统价值观对撞”。
    
    一种所谓“现代价值观”已经呼之欲出，那就是不对婚外通奸行为作道德评判，并且把隐私摆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但中国社会的一个悖论就在于，中国婚姻法虽然写明“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但基本上对婚外情采取不干预态度，把它变成一个所谓道德规范的问题；而社会上的忠诚、忠贞观念已经崩溃，人们基本上采取一种“凑合”的态度，婚姻已无关于道德。于是婚姻机会主义盛行，没机会那就算了，有机会也来点“一夜情”、嫖个娼之类。
    
    但这是一种“现代价值观”么？保护隐私不是现代才有的价值观，看重和保护婚姻的价值观也不等于陈旧过时。中国人之所谓“现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西方奉行的东西。但在现代西方，通奸既未获得“自由”，也未得到隐私的保护。在美国，虽然有些州已经废除通奸罪，但迄今仍有23个州保留此一罪名。虽然司法实践中已经极少用到相关法条，但不废除这个罪名，其实也是一种态度。而且过错方在财产分割时会处于不利地位。在欧洲传统的天主教国家，通奸罪也载之法典。所谓既不被道德谴责，更不受法律制裁的婚外出轨，纯粹是某些中国人的想像。
    
    在世界各国中，中国是一个婚姻家庭相对稳定的国家，而稳定不是因为婚姻家庭价值观发挥了稳定的作用，而是传统的惯性使然。事实上，中国现在是一个价值观相当混乱的社会，人们普遍受到一种想像的“现代价值观”的误导，而缺乏对某些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坚守。当“五四”运动否定一切传统价值之后，中国的现代性并没有建立起来，很多人将个人的权利推向极致。社会上充斥著对爱情表白、情人节和奢华婚礼的膜拜与羡慕，至于婚姻和家庭，反而成了一种讽刺。
    
    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欲望。贪官的奸情，一度成为中国社会的揭露和挖苦的好素材。重庆官员雷政富12秒的性爱，遭到媒体的一致挞伐。但中国人未必真的是道德义愤了，很多人只是患性的分配不均。在中共官员夜夜新郎的想像下，很多人觉得自己是亏大了。所以他们一边讽刺挖苦贪官的“不雅视频”，一边主张好好地保护“出轨隐私权”。
    
    离婚却把外遇真相隐藏起来，这的确是一部分文明人的优雅之举，但说到底也就是很“世故”，而跟“文明”无关。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世故之后，瞒住了孩子，这很可能也是为人父母者推卸责任的一种想法，说穿了就是自欺欺人。我以为，与其奉行中国式世故，还不如西方社会的“先进分子”，有了外遇就坦然承认。如果当事人认为现有婚姻值得珍惜，承认做错了应该是取得对方谅解的一个前提。（作者：杨彼得）

    
    ——写于“文革”50周年之际
       
                       作者：武振荣
    
    1、引论
    
    有些时候，历史学的研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侵蚀了天意的空间，以至于把许多非人为因素引发的历史事件之原因，却用人的主观因素去搪塞，于是就形成了许多是是而非的理论，可就是这些“理论”，往往会造成研究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障碍。
    
    说到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事件，情形就是如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仅仅是对1966年中国大事变作出的一种超越了共产党纪律和习惯的一种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解释，可是呢，到今天为止，许多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包括许多专家）都把它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核心因素来看待，认为在它之外，甚至不存在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意义。不仅如此，许多人还做出了非常错误的假设：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也=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距今已有50年了，如果说在这50年的前10年中，人们认可上述假设，那是有情可原的。因为，毛泽东在被当时的人民看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时，毛泽东为首的那一批高层人物就是在做这样的“舆论导向”，用毛泽东的话讲，“我们共产党闹革命就是靠造舆论”。无论怎么说，那最初10年的舆论已经成功地把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捆绑在一起了，以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本身孕育着的非常重大的非毛因素却被压缩到了极小的空间，不得自由。
    
    在这后面的40年，按理说，应该是人民可以寻找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非毛因素和非毛价值了，可是呢？情形并非如此，邓小平为首的“复辟派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工具把人民引导到一个“全面否定”的语境中了，这样，产生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更深刻的原因便被遮蔽起来了，被一种非常肤浅的类似于胡话的“毛泽东晚年错误”所替代。
    
    2、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之过时
    
    研究50年前发生的文革，一个主要的看点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集体或者整体在这个运动完全过时。如果忽视了这个看点说文化大革命，我以为没有任何意义。
    
    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中国近60多年以来的所有政治运动的一个最最主要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的当权派（军队中师以下机关除外）几乎都成为人民“炮打”的对象，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这些中共中央副主席，到中共中央的5个中央局书记，各省、区的书记一直到基层地方的共产党各级支部书记，统统地被人民“炮打”过，几乎没有例外。这样如此重大的事件没有受到“专家学者”们的认真研究和认真对待，的确令人遗憾。
    
    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文化大革命在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个人的设计中，被当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当时的7亿中国人民也是在非常强迫的意义上视它为一场“革命”。在理论上，这一场革命是要“革”“资产阶级”的“命”，可是，在“革命”实际搞起来时，却“革”了所有中国“老革命家”的“命”。因此，文化大革命显示的实际意义是：共产党内当权派们（他们都是“老革命家”）统统变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两面派”，受到了各地人民的批判、批评，都向人民自治组织低下了头，“认罪、认错”。这是一个全国的现象，在中国近60年多的历史上，他们这些曾经“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的家伙们”唯一一次的失败，而这样的意义却没有被我们的人民整理和建设好，以至于在一个“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捆绑下被写在“动乱”一栏。由此，我个人判断，在未来的中国民主化成功之际，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受到人民的批判，其情形和50年前的“文革现象”相比，一点也不超越。
    
    更不用说，在这一场“革命”中，完整的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统统地被人民自治组织给“打倒”了，或者“排挤”了，而人民自治组织堂而皇之，登堂入室，成为运动的主角，哪怕在此前，他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见《十六条》）。因此，文化大革命虽然披了一张共产党的皮，它反对的实际上“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啊！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近60多年时间里的一次最为严重的“失败”，“失败”时所的“内伤”和“外伤”（共产党人语），至今都在隐隐作痛啊。
    
    因此，正确的看法是在1966年，中国共产党遇到了“过时”的问题，与此相应的是人民适逢“兴时”的年代。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意义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由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有关“理论”告诉人民的，绝不是，它是一种历史的言说，也是在当时，当人民和领袖们皆处于无知状态时的一种“上天的言说”，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进程”语境中的“问题逼近”有些近似。所以，即使这个时代过去了50年，其意义非但没有消失，而且愈来愈显得重要。
    
    1966年，人民“造”共产党的“反”其所以是合法的，除了毛泽东出示了“造反有理”的支持性言论外，共产党已经过时乃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丧失于1966年。依据这一点，中国人民民主运动的历史渊源就可以被发现！
    
    在这一次伟大事变中，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站到“历史对的一边”，或者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站在“历史错的一边”（这是共产党内的问题，不是我们人民的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共产党的革命（建政后的17年和前的28年）都是为了中国人民，而不是为共产党自己，那么，在这一场革命中，人民直接排除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并且以人民自治组织的形式取而代之的行为意义，自然就溢出了毛泽东“理论”框架，而变为一种人民的意义。尽管无论是在当时或者今天，这些意义都没有被人民自己成功地收集、组织、整理成为完整的东西，但它本身价值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特别是在今天，当人们被中国民主运动理论极端干涸的状况所困惑时，整理和组织这些意义和价值就显得特别重要。
    
    3、论毛泽东的反映和应对
    
    如果说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脱不了干系的话，那么，第一个应对此问题的人就是毛泽东了。在这里，毛泽东依靠的不是“全党”或者“党中央”（他认为“中央处了修正主义”），而是他个人身边最可靠的那几个心腹之人（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人）。他正确的做法是承认共产党已经“蜕化变质”，如果不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和方法”，使之改变，那么，党就会跟苏联的共产党那样成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政党”。
    
    显而易见，毛的应对不是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的，他承认共产党“蜕化变质”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话题。可是呢？他没有从这个颇有价值的话题走向一个可以得出价值的方向；相反，他却出示了一个与此正面价值相反的一条出路，即共产党在“蜕化变质”之后，经过人民运动方式的“帮助”，可以克服自身的错误和缺点，回到“继续革命”的轨道上来。于是，共产党专政、共产党统治“过时”这种“逼近”问题，被他“修正”成为一个“继续革命”的问题了。谁都知道，在当时的语境甚至在今天的语境中，“继续革命”的问题其实就是“继续专政”。朋友们，论述至此，这就是我给出的“毛泽东错误”，它和邓小平们给出的“毛泽东错误”绝不是一类东西。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是源于他们所说的“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不言而自明的意思是政权归于人民。所以，在“民主革命”后，共产党没有立即“还政于民”固然存在着一种“政权需要巩固”的口实，但是，这个口实在转化成为共产党政权不容许任何人反对时，最终变成为一个万年党（共产主义也是“万年”的）的问题了。于是“民主革命”中的共产党人承诺，就打水漂了。在这个时间里，所有反对共产党“专政”的人，都一概地被视之为“专政的敌人”，而被“专政”。因此，到1966年这个非常时间段里，按理说，所有曾经反对“专政”的公开敌人都已经被“专政”了，为什么“专政”还存在着愈来愈大的危机呢？显而易见，“专政”的危机就来源于实行“专政的人”，用1966年的话讲，就是“共产党内的当权派”。议论至此，我们便可以发现，虽然民主的这一张66之牌，还没有完全翻开，但是，压制民主的那一块石头（共产党当权派）已经被人民认准了。
    
    毛泽东是不是共产党内的当权派？——这个问题，在1966年的中国大事变中没有人可以提得出来，问题是，当他个人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其行为已经超越了问题本身。在人们的观察中，他好像作为当权派之外的人对当权派提出了整体性批判。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如果转译成为共产党统治、共产党专政已经因着共产党当权派的“蜕化变质”而成为“历史的反动”，那么，毛的理论所具有的那点价值，就不是可以附在毛的理论狭小范围内可以解读的。
    
    肤浅的看法是，1966年毛泽东脑子一热，才鼓励人民“炮打”共产党“当权派”，事实上，这里的问题比此复杂得多。所以，我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时，对于共产党内的是非问题，即在运动中到底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方对，或是刘少奇、邓小平一方对的问题，没有兴趣，我的兴趣只是当他们之间的是非问题在与这个时代的“逼近问题”交织在一起时，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因此，在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时，毛泽东那一派企图打破共产党人的是非之争，想使之上升到一种历史的高度的思想倒是不值得特别否定的。
    
    4、传统的战争英雄过时了
    
    1949——1966年，当权的共产党人都被共产党的教育和宣传机构塑造成为“革命的英雄人物”。所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人民冲击各级当权派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非英雄主义的行为，其中包含着巨大的民主因素和民主价值。就此去观察和研究1966年的运动，你就会有一种民主的收获。“亿万”中国青少年人，意气风发地去反对“老革命”和传统的“英雄人物”，是这个时代最为突出的焦点问题。
    
    大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谁都不会忘记“老革命”在那时被脱光了，原先裹在他们身上的“革命家画皮”，一层又一层地被造反的人民给剥掉了，除“公安六条”保护的那几个人外，共产党阵营里的高官们谁个逃脱了那一场被政治上“剥皮”脱光的运动呢？脱光了看共产党人——这就是1966年的又一个价值啊！
    
    “英雄”在一个瞬间成为“狗熊”，高高在上的人在一个瞬间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不就是那个时代的最大变化吗？民主的批评和批判在50年前已经上升到了如此的高度，今天也没有人超越的啊！
    
    在这里，我认为民主的行为可能要守住中庸之道，不可以过分，但是民主的批评和批判必须要突破“中庸之道”的界限，以达到至高的境界；就是说在人民的政治观中，不给传统的战争英雄留下哪怕半点的空间，1966年的人民做到这一点。
    
    正因为文化大革命在演变过程中，事实上已经成为“翻”共产党当权派历史“旧账”的运动，所以，在“翻”的过程中，就弄出了一个“反革命的坏人”在“17年”（1949-1966年）中，对中国人民实行“专政”的局面，人民造反行为的合理性是受其支持的。尽管这的意思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设想中是不存在的（毛泽东设想“95%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在运动兴起之后，几乎可以说是99%的（共产党）干部都变成为“坏人”），毫无疑问，它是文化大革命中最确定无疑的事实啊！
    
    “翻”“旧账”的行为虽然在当时主要要冲着上层人物的，它肯定是会殃及无辜，伤害了许许多多的基层当权派，使得一些本应该不受伤害的人也受到了伤害，这是大的政治运动无法避免的事情啊！可话有说回来了，所有在“17年”中跟着共产党走红的人，在1966年运动中，也都背点了，倒了大霉，仿佛是一种历史的“遗憾”被另一种历史的“报复”给平衡了。
    
    5、66事变中，人民一方的行为分析及价值定位
    
    1966年事变对于普通中国人的一个最大的启发和最大的感受是，普通人中间感觉到自己比共产党当权派“更革命”，因此，当中国人民健康的政治上升渠道在被堵死之后，一种意想不到的带着张狂特征的人民上升之路，突然给打开了。试想一想，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一个普通的工人，或者一个普通的农民，比统治他们的共产党当权派到底“优越”到哪里？此问题如果得不到“民主”的解读，那就是天方夜谭了！
    
    因此，我在研究1966年“历史逼近”问题与人民一方的反映时，发现了感情的力量，如果说这些“情感”性的因素在共产党的官方教育中遭受长期的压抑的话，那么，它在一个突然的时间中所产生的大爆发，乃是解放运动的固有的特征。因此，造成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的原因固然重要，但是，和原因对比起来，解放的行为本身具有的价值，则是第一等重要的。
    
    人民自己出场，在出场时，他们必须要排挤先前的领导人，于是在不可能出示正常民主理论的情况下，人民感觉到自己“更革命”的心理状态逼出了一种民主的自我表达方式。无论在当时的情况下，或者今天的立场上看，被表达的东西是民主的。
    
    在经历了共产党当权派17年“一贯正确”压迫后，在这个突然的时间里，人民一下子感觉到了自己的正确性，与此相反的是，那些“一贯正确”的共产党当权派完全被挤到“错误”的一边了。一种超级自信支配了人民，使政权回归人民此一种正当的政治事业蒙上了一层宗教的色彩。
    
    仅就上述一点看，当时中国人民对于“历史逼近”问题的回应，并非我的观点。我的观点的最核心之处是人民在行为中，一霎时分为相互对立的两派或者三派。而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受质疑的也正是这一点。
    
    在运动初期，人民中间的派性分化的确有一些人为的成分，特别是在造反派组织起来之后，被社会上称为“保皇派”那一派，的确有共产党当权派的“阴谋诡计”支撑，但是，这样的事情在那个瞬息万变的年代早就变得面目全非了。所有事物变化如此激烈，以至于某一个事物的名称虽然存在，可它的内容却在瞬息间消失得无踪无影了。所以，到运动中期，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对立，就是一种口实，真正对立的理由已经和初期的“造反”和“保皇”问题毫不相干了，它不知不觉地被政治多元化局面所取代，而我们所说的多党制的雏形就此出现了。
    
    人为什么要分派——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可以承载正面价值的可能，因为，它并非理论要解释的对象，本身就是一个人之为人的问题。要知道，派性斗争不是民主自由政治所追求的，也不是它的一种设计，所以，当派性问题在对于1966年“历史逼近”问题的一个回应时，那时的人民包括他们中间的领袖人物，没有人可以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的，一直到今天为止，对之所作的解释也都是强差人意的。
    
    文化大革命其所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寻找不到很有价值的解读，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我们中国人在解释现实政治问题时，总是要遵循“理论——实践——再理论”的模式，因此，当一个重要的事物不是被实现的一项理论所锁定时，他们便寻找理论的替代物，寻来寻去，毛泽东的理论就派上用场了。
    
    1966年人民时代的兴起固然是一个伟大的事件，但是，当人民还没有脱去最后的蒙昧时，人民时代的标签没有标上“人民”字样，而是被“毛泽东”“签名”，对于这样的事情，我在1974年秘密写作的《绝妙之戏》的书稿中，作了说明，并且开始了为人民运动正名的工作。尽管这样的工作因为没有出版自由而鲜为人知，但终将是一种努力，今天当人民中间的法律意识日渐昌明时，人民行为的最终意义只可能确立在人民自己立场上的事情，便有可能成就人民的历史。事实也在于，当今天的人民要求成为中国历史的真正推动者时，其先前的历史就显得重要了。在这里，民主对1966年的辩护是这样：“行为是第一等重要的，思想是瞬息万变的！”
    
    6、结论
    
    所有可以称之为“人民”的事情或者事件，在开头的时间里，都不是完善的，也很难做到“纯粹”，只是，当“开头”在时间的长河中日益显示出重要性时，人们对它的重视和研究，就不可能吹毛求疵，就务必在复杂的表象下，去寻找那些肇始的价值因素，并且昌明它的过去的存在，以便说明它和未来的发展之可能性。
    
    这里，我们所说的“人民”它并非仅仅指某一特定的人群，而是它自身亦存在着一种即时的建构，因此，当民主的事业在被叙述为“人民的事业”时，情况更是如此。
    

2016-8-18 博讯首发

江泽民90大寿 习近平这下可惨了




2016年8月18日


    
    来源：世界日报
     　　  
                       今天是中国大陆前领导人江泽民90岁生日，微信与微博等大陆社群平台充斥着“长者”粉丝的祝福。学者认为，这种从嘲讽到膜拜江泽民的现象，反映出大陆老百姓对现状的不满。
    　　
    微博用户“lava-s”发文说：“恭祝这位国民长者政躬康泰。一个接受民初教育，常年接受海派文化薰陶，崇尚美国，作风开放，热爱文艺的理工科高级知识分子，比后来者不知道高到哪里去啦。”
    　　
    “付治华05922”写道，网络上之所以出现许多怀念“长者”的文字，是因为民众觉得国家治理变得更糟糕，所以开始怀念“并不特别糟糕的日子”。“是的，这其实并非怀念，而是谴责。”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专文指出，以“长者”代称江泽民源于2000年。江泽民当时斥责询问他是否“钦点”董建华连任香港特首的记者，并面对镜头说：“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给你们讲。”
    　　
    大陆许多年轻人近两年自发研究江泽民的生平，在网络发表研究文章，模仿江式语言和动作，并在粉丝间交流。
    　　
    一名“民间资深长者研究爱好者”表示，“以前还嘲讽‘长者’，现在变成膜拜了。也逐渐演变成一种网络狂欢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娱乐精神吧。”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分析，大陆近两年流行对“长者”的怀念，起因于老百姓无法直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所以转而表达对以往领导人的怀念。
    　　
    他指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反腐和“打老虎”获得一些人心，但老百姓没有从中获得多少红利，反而是权贵集团挖走了改革红利，存到海外帐户。
    　　
    章立凡还说，一些毛泽东时代或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以及个人崇拜卷土重来，加上对思想自由的打压、法制的倒退、人权状况的恶化，这些因素都造成相当一部分人转而怀念江泽民时代。
    　　
    他提到，江泽民是历届大陆领导人中文化素养最高的一个，所受的教育也最完备。大陆与西方的关系在江时代也是最好的。
    　　
    章立凡说，在“长者时代”，大陆民间可能更怀念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到了胡锦涛时代反而怀念起江时代。“这可能是执政党在现实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引发了一些民间的情绪。”
    　
    他说，“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还比较有希望。现在好像普遍处于一种比较失望的状态。” 
     _(网文转载)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