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北中国与南中国/俄媒：毛泽东天才般的组织孩子实施文革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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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8/18/2016 5:40:36 PM 被閲覽數： 11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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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北中国与南中国



2016年8月19日


    
    来源：爱思想网 作者：潘光旦
       
                       近代的中国有许多大可注意的特点，其一是南方和北方的大相悬殊。
    
    中国人自己很早就看出南方和北方的不同。他们自己说，南方人喜欢远游，容易采取新的见解，求知识的欲望很深切，容易受人劝导，风俗习惯富有流动性，做事很有火气，他们的政治手腕倾向急进的一方面。北方人恰好相反，他们爱家，情愿困守田园，不容易采取新的见解，很有决心和毅力，主意一经打定，谁都动摇他不得，风俗习惯富有固定性，做事很慢，但很有耐性，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手腕倾向保守的一方面。对中国人不大有好感的人便说，南方人很聪明，但是易于感情用事，不稳健，靠不住，甚至情令智昏，忘其所以；北方人却是蠢到一个不可名状的地步，但是比较诚实可靠。
    
    这一番话，不管说好说歹，都有几分道理。凡是仔细研究过中国的人，也大都可以见到。1911年的革命起自南方，满洲皇帝被迫退位，也是南方人的力量。革命的结果居然把民主式的政府生吞活剥地建设了起来。这又是南方人做的事，这是他们急进的趋向的表现。中国人的公众责任心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所有的一切，只有在南方可以看见，至少是在南方人中可以看见。但是中国北方却始终拥护着旧局面。北方人起初运动复辟，复辟不成功，就把民主政治转变成极端保守的寡头政治，政权完全被少数武人掌了去。用西方的标准来打量，就在中国南方，保守性也未尝不重，但比较起中国北方来，却已大不相同了。我们的观察本来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如此我们也就可以说，南方人富裕，比较奢华，比较好逸恶劳，比较喜欢声色货利，比较慷概，也比较不修边幅；北方人比较穷苦，比较省俭，比较严谨、不放肆，比较吝啬，行检也比较整饬。但这许多字眼，都要根据中国文化的背景来体会，不能用西方文化的背景来胡乱估量。
    
    中国南北两部的相反，在许多方面可以观察到。例如南方人，尤其是广东人及其他东南沿海的福建人和浙江人，都喜欢远游。总算起来，他们前后到新加坡、马来诸邦、爪哇、美洲和其他外国的不下数百万人。北方人也不无移殖的行为，但移向之地只限于满洲蒙古两处，严格讲来，实在算不得移殖，因为满蒙都属中国的版图，并且移殖的人时常回到家乡，没有打算在满蒙成家立业。南方远游的人，大都在国内外经营着很大的工商业，北方人却很少有这种情形。马来半岛、爪哇和其他东印度岛邦的实业巨子有许多是中国人，他们经营着大规模的蔗糖、树胶（即橡皮）、茶、咖啡等种植业；他们也有在锡矿、糖厂和其他大工业里投资的。
    
    我从前在上海的时候，遇见过一个商界里的人，他和我谈起的经验，很可以做我们上文一番议论的见证。他生在广州，十四岁那年，独自一个人跨海到澳洲去，口袋里只有预备零用的一镑钱。他在澳洲做了二十五年生意，但始终觉得澳洲不是他久留之地，因为无论他的营业怎样发达，澳洲的商人总不给他相当的尊崇与和平的待遇，就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最后他回到中国来，另外设了一个大商号，专和外国顾客交易，信用非常之好，名声也就很大，他所卖的货、中西部都有，品质地道，价钱公道。初开办的时候，他聘任重要的帮手，各部主任等，大都不问地理上的来历，随才任用，大约广东籍的与江浙籍的各居一半。但是后来人选上逐渐发生变动，到了现在，广东籍的竟占了不止一大半。为什么呢？因为据他说广东人的能力比江浙人要强，而可靠的程序至少也不亚于江浙人；严格说来，这两处的人都不能算十分诚实，这不过是比较的罢了。讲起诚实这一层来，倒要推山东人，他们比广东人上海人都强。但是为什么这个商号里，不雇用他们呢？因为他们太迟钝，太不善应付。这位商人自己是商界中的一个成功者，他完全能运用西方商业上货品一律和交易公平的原则，但是对于别的中国人他就不肯轻易置信，因为他最后对我说，中国人做事，除了他个人可以得到的利益外，再也不关心到别的东西。就是为他们自己打算，他们的眼光也往往很近，他们不了解一个绝对的诚实不欺和抑私济公的人，眼前虽吃小亏，日后必收大利。
    
    南方人比北方人精干，也可以从中国领袖人才的籍贯上研究出来。
    
    要确切研究这一层，却并不是没有方法。有一位普莱士先生曾经替我想了一个方法。他借给我一张缙绅的名单，上面所列的是1910年10月间的京城里各部院的大官和各省的封疆大吏，那时候恰好是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从这张单子里，我把凡是得过功名，就是经过科举制度的甄别的官员，不论他是秀才，是举人，或是进士翰林，都挑了出来。有许多武官，当然挑选不上，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科举甄别的手续。
    
    挑选的结果，除了50个旗人，15个蒙古人，和14个汉军的旗人以外，中国本部十八省所产生的共有324人。用各省同时的人口做比例，这324人的分布就非常的不平衡。例如甘肃一省，通常要有人口一千万，才分派得到一个经过科举甄拔的大官员，再如浙江一省，一样一千万人口里，就可以产生差不多40个（38.7）这样的官。
    
    除了河北、四川、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比较居中的六省不计外，北方的河南、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甘肃六省中只有直隶高出7.1个之上（达21.5个），其余五省，每一千万人口中，至多只派得到7.1个，至于南方的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推福建最少，然而每人口一千万中，已经可以派到9.6在大官员。中部近海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出的大官员极多，内地三省则又甚少。直隶的情形有些蹊跷，因为北京久为首善之区，数百年来，聪明精干的人物，改籍移住的一定不少，大都密集在京城之内或北京附近。北京一带积聚得愈多，其余北方诸省就愈觉得相形见绌了。除了有特别情形的直隶一省不论外，从这张大官员籍贯分布至少可以教我们得到一种显明的印象，就是，中国有才力的人、因才力而能够受严格的乡会试甄拔的人、又因此而能在许多人竞争之中得做大官的人，大致愈向西北愈少，愈向东南愈多。我们这个印象的结论，虽不中的，但也不远了。
    
    （摘自《中国人的特性》，作者为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  博讯

“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发明者谭立夫



2016年8月17日


     1966年，一个叫做谭立夫的人，对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的“鬼见愁”对联发表讲话。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现代血统论的代表作。虽然极力兜售此货的谭立夫是大学生，但是它的主要市场不是在大学，而是在中学校园。现在还无从考证是谁，也没有人出来表示自己应该享有对对联的发明权。但谭立夫是“对联”的鼓吹者，这是公认的。辛亥革命55年之后，如此荒唐的玩意儿在当时北京的每一所中学的校园里随处可见。封建主义的破烂货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社会主义正统思想的殿堂，究其根源，与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有关，与以“自来红”自称的干部子弟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入党的爷娘头脑中还没有得到改造的农民意识有关。
    
     解放以后，渗入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的阶级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大背景的社会教育深刻地影响了“老届”。“文革”前夕，中学生之间已经没有友谊可言，人性的失落已见端倪。在很多学校已经出现“出身好”的同学自觉地，有组织地排斥、打击“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倾向。人为地挖掘阶级的鸿沟，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对象。“文革”的到来，“对联”的出现，使上述情况恶性发展，最终演变成一场新种姓歧视的丑剧。  
                       
         面对高悬的对联，非“红五类”子弟的人格和尊严丧失殆尽。革命的诱惑与血统的卑贱在扭曲他们的人性。“对联”问世不久，“老三届”中不是“混蛋”的人已廖若晨星。 “对联”因谭立夫讲话而传播到全国各地,因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又称为谭立夫线。谭立夫路线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代表人物是遇罗克。遇罗克因反对“对联”，撰写《出身论》而惨遭杀害。他倒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他的血溅在“老三届”的身上、手上。遇罗克是中国20世纪后50年中出现的最勇敢，最杰出的思想者。
    
     1979年11届三中全会召。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地为世人所认识。在纪念它的日子里，人们似乎忽略了三中全会作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摘去全部地主、富农份子的帽子，称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对与他们的子女来说，这个决定犹如“解放黑奴”的宣言。他们终于可以挺起胸、抬起头和其他人一样在共和国的同一片蓝天下自由地呼吸。勒在上千万“剥削阶级”子女及其亲属头上出身不好的“紧箍咒”被摘掉了。以“出身”界定人的优与劣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谭立夫何许人也？当年，因宣扬“血统论”名噪一时的谭立夫后来那里去了呢？
    
     谭力夫，1942年8月出生于陕西延安。原籍湖南资兴。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1966年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时谭立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立夫不是杀人的刽子手，他是宣扬血统论的理论家。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谭立夫是“老红卫兵”中最早被捕的一个。他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风吹。生当共产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随后，公安部在首都“三司”的配合下抓了300多名“联动”分子。“联动”的全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是一个由高干子女组成的中学生组织,他们宣扬“血统论”，他们打砸抢，他们反对“中央文革”，被中央定为“反动组织”。一些老干部们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是北京六中红卫兵的头头，六中私设监狱，打人现象最严重。董良翮自首后也在被抓进监狱。董必武向毛泽东报告此事。1967年4月22日，毛泽东下令把被关押的老红卫兵放出来。沾了董良翮的光，谭立夫也跟着出了监狱。谭力夫1968年毕业后没有分配工作。1969年下放到农场劳动。1970入伍参军在内蒙古集宁、山西大同、北京等地服役。曾任武警总部群工处副处长。
    
     谭立夫在文革结束后改名谭斌，他曾以一个老红卫兵署名文章，批判血统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把他血统论的主张一股脑的推给了江青-当年批判这种思想逮捕他的人，那时，中国人把一切坏事都往林彪、四人帮身上推。反正林彪、四人帮也不能辩驳。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者为王败者寇。
    
    文革初期的大量血债、命案都是这些红色贵族的子弟-反对文革的保皇派干的。文革后他们摇身一变，哭天喊地的变成受害者，历史真是吊诡。
     1987年谭立夫以大校军衔奉调转业，他曾在邓小平儿子邓朴方麾下的康华公司任职，被中组部任命为康华总公司人事部总经理（正局级）。
     1989年7月谭立夫函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他原来学的是无线电专业，这回彻底改了行。1996年2月被国务院评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之突出贡献的文化行政管理专家。高级工程师。
     1994年4月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1996年7月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他曾陪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俄罗斯总统普金参观故宫博物院，给外国元首讲解中国传统文化。谁能想到这位谭斌就是当年的老红卫兵谭立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