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美国大选的精准预测/谁打开了红八月的恐怖魔盒/越吹越大的泡沫何时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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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8/19/2016 2:00:31 PM 被閲覽數： 10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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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美国大选的精准预测（图）


作者：农家苦  于 2016-8-18--贝壳村

我个人始终坚信，如果上帝仍然倚重美国，他就会继续祝福美国，赐给美国人民一个好总统；相反，如果上帝不满美国，憎恨美国，他就会抛弃美国，赐给美国人民一个坏总统，从而搞乱美国，气疯美国，弄残美国。因为帝国的兴衰，权力从来都不掌握在皇帝和总统手上，而是掌握在上帝手上。

自古以来，对不可知的未来进行预测，东方的命理术数，西洋的星象预言，包括现代科学在内，都在进行尝试。

总体上来说，命理、星象和其他玄学，其预测准度只在5％左右；科学预测的准确度在50％上下；唯有《圣经》对人类未来的预测较可靠，准确度竟然达到了90％以上。

美国是以圣经教义立国的。美国人民以前大多信仰上帝，对上帝发过誓，赌过咒。发誓赌咒，这东西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说过了就要兑现，不能违背。换句话说，一旦违背誓言，惩罚将是非常重的。

美国人民的记性，跟中国人民的记性一样烂。中国人民是记性好，忘性大；美国人民是记性不好，忘性更大。

想当年，911之后，奥总统巴马上台前，差不多全世界都在痛恨美国，以至于美国人民在外人面前，尤其是在中东国家，都不敢说自己是美国人，而是冒充我们加拿大人。奥总统不辱使命，执政八年，对外谦恭对内修和，总算帮美国挽回了一些恶劣影响，重塑了美国的大国形象。可是，日子没过多久，大家就都忘了这个茬儿，而且都不满奥巴马的政绩表现。很贱吧？

目前，世界问题的核心在经济。而经济问题的核心，既不在规则制定，资源分配，也不在地区平衡和利益冲突，而是在延续几百年的，由英美主导的，以刺激生产和消费为手段的老旧经济模式被气候变迁、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卡住了脖子，非死不可。

丢下核心问题不管，转而去撩拨普京，围堵习近平，继续搞乱世界。

骚达子统治中国后期，基本上不干正事，整天就忙着下厨房，入洞房，剥夺汉人新郎的初夜权。你说，这样的政权，这样的帝国，这样的美国，上帝他能喜欢吗？人心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心。

但凡预言，都讲究隐晦、隐涩和隐藏。我对美国大选和未来的预言也一样，不敢泄露天机，所以，来了个“图省事”。

 

（本预测不代表本人立场，妄信或妄不信者，后果自负）

谁打开了"红八月"的恐怖魔盒？

于向真：谁打开了“红八月”的恐怖魔盒
   
   胡蜂按：本文仅仅只是报告了1966年8月北京一地的暴力迫害，中共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披露：1984年5月，中央经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处死;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我们要说：谁打开文革这个魔盒，谁就是魔鬼！可到如今他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红太阳，这个世界可有天理可言？[泪]
   
   原文编者按：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做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本文报告了1966年8月北京的暴力迫害并做简略分析。文中事实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一、从打老师开始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诛笔伐”，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不是说“不斗”）。后来他被指责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当时称此为“武斗”）立即开始流行。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上，伤痕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
   
   “武斗”普遍化的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兴起。8月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现的学生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革前的教育体制，大力鼓吹血统论。1966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革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主要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长——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陈葆昆被迫害致死。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395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乱斗”的310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许可证。
   
   三、8月18日集会和暴力升级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普通红卫兵在广场上挥动小红书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下。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从照片上看，这些红卫兵领导人几乎全是高级干部子弟。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彭小蒙（毛泽东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红卫兵讲话。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大规模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8月18日大会上的瞩目位置，其中包含的旨意十分清楚。8月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会后，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急剧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以致到了8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红卫兵打死了。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这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从那时候起，剧场和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这是“杀二儆二百”。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后改名为159中学）的红卫兵从8月19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在学校西小院里，红卫兵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至死。“劳改队”中的十多名教师和干部也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红卫兵不断揪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被薅下来。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旁边还有一摊血迹，是校长熊易华的。她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额头被打破。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自杀。一位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院里挥舞铜头军用皮带打人。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8月19日遭到“斗争”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20日早晨坠楼身亡。她被宣布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8岁9岁11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杀，她至少会给我们孩子写信留话。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致残。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22岁的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架起火来焚烧学校图书馆的大堆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该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有八人被害。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党支部书记；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女）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名校工。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她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毒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淑嬉（女）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红卫兵把她和别的老师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刘桂兰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姚淑嬉和学校“劳改队”中的其他干部及老师抬她的尸体。一位老师说，她和姚淑嬉被强迫各抬刘桂兰的一只脚，当时她真觉得怕极了。姚淑嬉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杨俊被打死，教员郑之万（女）跳楼自杀。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女），被打得几乎死去。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57中学），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校长陶浩（女），手被打骨折，成残疾。
   
   北京第四十九中学语文老师郑育秋（女），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伤，全身肿烂，抬到第四医院（现恢复旧名叫普仁医院）。医院拒诊。她死在走廊石板地上。
   
   马耀琮，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8月间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中。
   
   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时年42岁。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1966年6月7日执掌该校的“工作组”组长李淑铮（女）在“工作组”被下令撤出后也遭到残酷“斗争”，她喝剧毒杀虫剂自杀，幸而及时被送进医院没有死。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月27日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女），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跳楼自杀。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被“斗争”、抄家和“遣返”即驱逐出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的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身亡。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身亡，英语老师傅敏投水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在该校“劳改队”中遭到毒打后，投河身亡。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琮（女）在龙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朱鸿志遭到毒打后被关在学校教学楼里，夜里在楼外小树林中上吊身亡。房山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北京通县第一中学负责人程珉遭到残酷“斗争”后被逼“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一级数学教师路彦被驱逐到农村后死亡，地理教师袁之俊和电工师傅许殿举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头朝地扎下后尸体横陈在水泥地上的景象，记得他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遭到红卫兵“斗争”和毒打后，在该校后排楼的四楼跳楼身亡。和她一起遭到残酷折磨的有女校长张燕筹和女教师邓婉瑚等人。该校还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时期遭到折磨后跳楼。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被关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来。该校教军体知识的老师李凯从学校的教学楼上跳下来身亡。
   
   在北京第十九中学，高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她在宿舍里用绳子把自己勒死，死时三十多岁。初中化学老师阎凤卿（女），父辈几代开照相馆（颐和园照相馆），有很多老照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被抄家，她被关在学校教学楼一楼楼梯下的小间里，那里黑不见光，顶是斜的直不起腰，原来用来放扫帚簸箕之类。她在那里把自己勒死。死时只有二十多岁。
   
   贺定华（女），66岁，退休小学教员，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地兴居40号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宿舍北楼二楼。1966年8月27日被外馆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她头发被剪掉，浑身青紫，头颈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剑鸣同时被毒打未死，被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1968年7月上吊身亡。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生琯，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
   
   1966年8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据一名附中红卫兵领导人说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要他们做的），在那里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还抄了一些人的家。清华大学红卫兵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傍晚，红卫兵拉倒了校园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现在的牌坊是文革后照原样重建的）。他们挥舞棍棒皮带，命令“劳改队”中的教授和干部搬走沉重的石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那天被剪了“阴阳头”，还跪在地上被打，又被抓到牌坊那里搬石块。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被一个一个地拉进一个小房间拷打。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被“斗争”后，8月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身亡。8月28日，中文系老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妇女）在市区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中文系教授叶苍岑和妻子在该校位于市中心西单的教工宿舍内遭到红卫兵毒打，他的妻子被打死。
   
   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张剑飞，家住铁道学院教师宿舍54区二楼，8月27日晚7点钟被铁道学院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里12点，然后被送去海淀公安局关押。他肋骨折断，大量尿血，呼吸困难，在9月5日死亡。在这种恐怖中，该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退休会计）逃出学校。8月27日孙启坤逃到城中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时，在那里被中学红卫兵打死。
   
   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女）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殴打后“自杀”身亡。戏剧学校教员、京剧演员叶盛章遭红卫兵毒打，8月30日在北京东便门护城河投河，9月3日发现了他的尸体。
   
   小学教员也遭到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鄂少琪（女）被“揭发”有“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言论”后跳河身亡；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后用剪刀自杀。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赵谦光，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身亡。该校校长白智（女），被学生按了一脑袋的图钉。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到“斗争”殴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脑子自戕，幸而没死。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王启贤老师被强迫跪在地上，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学，有四名女教师被学生红卫兵剃了“阴阳头”。
   
   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女）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女）在同一天内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校园暴力发生在全国各地。在多年的调查中，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一所学校没有发生暴力迫害。
   
   四、“黑五类”学生也被打
   
   在学校里，除了校长和教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学生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甚至毒打。红卫兵狂热奉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1966年8月这一“对联”贴遍各处：学校大门、教室门、黑板、板报栏两侧，无处不在。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后来流布全国。8月26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还命令他们各写100副“对联”，贴到各处。这一“对联”还做成了“歌”。和另一首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唱的“嚎歌”一样，这两个恐怖“歌曲”都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名红卫兵作的。同时，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作为城市人口主体的脑力劳动者和商业工作者都不被视为“红五类”，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学生被准许参加红卫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学的特权。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及她父亲是所谓“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父亲是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当时被当做“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吴芳芳遭到“斗争”和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上文写到的被打死的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红卫兵从厕所拉出来。他们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右派分子”，父母已经离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亲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当做“狗崽子”折磨。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学生“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后，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红卫兵在初二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他到医院把耳朵缝了上去。但是几天以后再次遭到红卫兵毒打，刚缝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远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像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生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联”。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如此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做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23中学的学生，他被指控为“冒充红卫兵”。
   
   五、一批房产主被打死
   
   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红卫兵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介绍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广为张贴的“宣战书”。红卫兵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还在抄家过程中打死了很多所谓“阶级敌人”。北京早已不准“地富反坏”居住，被红卫兵打死的“阶级敌人”中，很多只是房产主。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红卫兵的命令发出后，人们到房管处排队上缴房产证，但是还是被抄家甚至被打死。在这种恐怖中，北京的50万间私人房子全部被没收。
   
   8月24号，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6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他从前开过劈柴铺子，1966年时已经没有铺子，但还有几间自己的房子。租住他们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当时左庆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红卫兵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四周邻居听到他们在惨叫着被折磨死，然后尸体被丢进火葬场的卡车。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己的住房。
   
   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查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一天上交了房产证，也就是说放弃所有权。红卫兵说，在抄家过程中李文波打了她们（文革后她们中有人私下承认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当时成为红卫兵加强暴力程度的借口）。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在9月13日被处决。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
   
   8月28日，红卫兵查抄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三小时中红卫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他的姐姐黄瑞班，他们的母亲陈玉润，外婆李秀蓉，还有一个年老佣人。除了一岁的小孩子被机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他们没有别的所谓“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住的小院是他们自己的房产。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31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李文波被打死后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28人被打死。在此之前的8月31日被打死人数出现了一个小低谷，是因为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有红卫兵的第二次盛大集会，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集会去了。
   
   9月1日以后数字骤降，因为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了效果。
   
   当时“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文革后，《北京日报》也发表过这个数字。在这样的暴力迫害高潮中，8月29日，“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中第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一名受访者说，她家住在东单，夫妇都是工人，因为曾经在一个出租小人书的店里有400块钱资本，这时候被指控为“资本家”，全家被驱逐到山东农村，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直到1978年底才获准回到北京。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死亡。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
   
   【作者为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任编辑，已退休。】
   来源：独立评论

越吹越大的泡沫何时破灭？



2016年8月19日
    
    来源：微信 作者：蔡慎坤
       
                       当中国经济持续数十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之后，信心爆棚的官员学者很乐意接受“中国模式”这种流行说法。而在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看来，中国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国民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结果，而不是集权体制的功劳。
    
    不可否认，过去数十年经济增长，靠垄断靠特权积累了惊人的财富！然而，这种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各阶层甚至是利益集团的质疑挑战。每个阶层似乎都越来越不满，这种不满正成为一种趋势。
    
    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城市中产，无论是利益集团还是富豪精英，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越来越没有信心。对于前者来说，社会不公分配不公司法不公是常见的不满，而表达不满的方式是个体乃至群体的上访和维权。对于后者来说，最大的担忧莫过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表达没有信心的方式就是用脚投票——跑路和移民。
    
    过去十年，地方权力急骤膨胀，原本体制赋予的地方权力就不小，中央对地方的监督约束基本上处于失控无序状态，形形色色的权力外延和超越限定的权力侵占，促使各地出现你追我赶比拚投资的高潮，不仅大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并使用强拆暴力来大规模改造城市建造城市，大建开发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智慧园区，让亢奋的GDP一再刷新记录！
    
    为了所谓的GDP，官员们可以拆掉刚建的大楼，可以重复修建同一条马路，可以拆掉刚建的大桥，可以重复修建同一个广场······目的就是编项目编故事把钱花出去，不管这钱值不值得花，不管投资有没有收益！于是，百年大计在中国早已成为一个笑话，如果一幢楼可以使用百年，如果一座桥可以使用百年，如果一条路可以使用百年，官员又拿什么去搏政绩？又靠什么去搞贪腐？
    
    官员在位时都热衷于建新区建新城，结果一个城市四分五裂，不同的书记不同的市长给城市留下不同的烂摊子，动辄投资数亿元的豪华楼宇彼彼皆是，后任者往往又要另起炉灶疯狂举债，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偿还债务，为了政绩，不惜一切手段搞什么大规划、大场面、大手笔、大形象，大举债，结果必然是大掠夺、大腐败、大破坏、大窟窿、大崩溃！
    
    空头大师查诺斯并不理会中国的GDP数字。他说：“经济活动不等于创造财富。你如果盖一座桥，然后这座桥每隔5年就要塌一次或拆一次，于是你每过五年就要盖同一座桥，这能转化成为很多很多GDP增长，但显然不会增加国民的福祉。”
    
    高西庆教授前不久在纽约坦言：目前中国经济走向与十八大确立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改革五大关键之一去产能问题也是左右为难僵持不下！三中全会确定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则显然被放弃，其根本原因是政府已经被利益集团彻底绑架。　
    
    国企改革也是上热下冷，上面出了很多文件、开了很多会、做出无数指示、批示，下面一点都不动。上面什么都要管，既要党性又要和谐，既要效益也要就业，既要做大做强目标多元化多维化，又要管人、管物、管事、管资本，但在实践中根本没有办法同时满足这么多要求。
    
    今年一季度国企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了13.8%，可见形势并不乐观。7月26日，新华社罕见发出警示：中国经济严重下滑到了危险的地步，需要用巨额国库资金来抢救。怎么抢救？是继续扩大投资，还是加大货币供应？还是让市场挤出泡沫？
    
    2016年上半年，国企投资同比扩张23.5%，国家基础建设投资增长20.9%。央行的资料显示，2016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9.7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9,618亿元，全社会固定投资实际增长11%，几乎接近GDP增速的2倍，投资2倍的钱才达到GDP6.7%的增长，这种增长意味着什么？
    
    当年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拉动民间和地方无数个4万亿，从2009年到2012年4年投资完成额高达116万亿元，导致随后几年产能过剩问题日益严重。2014年到2015年，中国投资继续高歌猛进，达到107万亿，几乎相当于“前期刺激期”4年的总投资量。（见《金融时报》“消失的民间投资，中国的经济下一步？”作者徐瑾）
    
    2年107万亿，每年大约54万亿，2015年，中国GDP总值68万亿，也就是说，2015年GDP的80%是投资资本，只产出20%的利润，意味着投入4块钱，才产生1块钱的GDP，并且GDP还是虚假的。如此低下的投资产出比，还有什么脸面侈谈“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而美国每投资1美元，至少获利1.5美元，相比之下，美国资本投资获利是中国6倍之多。
    
    2000年之前，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主力，也是中国经济最兴旺的时期，那时候，民营经济约占GDP的60%，吸纳就业人员占全国非农业就业人口总数的80%左右，民间投资获得的利润也比国企高出很多，2000年之后的“国进民退”政策，重创民营经济，也使中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文曾坦言：中国国企占有绝对的垄断资源优势，包括资金、税收、人才、技术和市场等等，而对GDP的贡献率不足30%，解决了不到20%的就业，每年拿走的收入却占了全社会分配收入的60%以上。这些数据或许只是一个初略的判断，真实数据外界无从得知。而国企利润80%以上都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特大型垄断企业，却是不争的事实。
    
    德国制造业乃至出口业之所以具备强劲竞争力，就在于德国没有所谓国企，私企占全部企业的95%以上，只有极少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才是国企，而天下国企一家亲：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官僚作派是国企的通病。只要没有垄断资源，包括资金、人才、技术和市场的垄断优势，国企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竞争力。当资产是“国有”而不明确属于任何具体个人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会珍惜，也不会有任何人去琢磨着怎样发挥最大的经济价值。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唯一的亮点依然还是房地产，在房价节节攀升的过程中，各地“地王”频现，国企也纷纷卷入抢地大潮之中。中国楼市失控于10多年前，随着土地财政的扩张，利益集团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敛财运动，导致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房地产造富神话！中国仅用10多年时间，一线城市的房价就跃居世界各大城市前列，而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城市的房价历经上百年也未达到中国一线城市今天的价位。
    
    随着城市房价轮番上涨，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成倍暴增，地产商和炒房者包括权贵均牟取了惊人的暴利！房价疯狂上涨的根源是土地财政，是利益集团基于自身的利益与房地产开发产商合谋造势，城市的大规模拆迁，城中村的改造，新农村的建设等等，无一不是人为在制造所谓的刚性需求或被动需求，而背后全是一双双贪婪的罪恶之手。
    
    今年1-7月，住房贷款新增3.4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53.1%，这是任何行业都无法比拟的，3.4万亿元还不是砖头水泥方格子吸纳的全部，按照购房3成首付来测算，居民购房还付了1.45万亿元的首付。即仅仅7个月楼市黑洞就吞噬了中国人4.95万亿元财富！其中1.45万亿是现存资金积累，3.4万亿元是透支未来20-30年的家庭收入预期。
    
    按照前7月平均房贷推算，今年房贷总额很可能突破8.5万亿元，占到2015年城镇居民总收入23.36万亿的36.4%！即城镇居民2016年买房投入已经超过2015年全部收入的1/3！而前一年仅为17.6%。
    
    由于购房款占老百姓消费的份额加大，尤其是刚需购房者多半是消费率高的中低收入者，必然极大地压缩居民消费，特别是在新增了3.4万亿巨额房贷的情况下，老百姓只能节衣缩食，也就是说，房地产“一业火爆”，必然导致“百业萧索”！
    
    畸形疯狂的房地产对百业的挤压，已经从“相对占比侵蚀”转入到“绝对额吞噬”的新阶段——导致民间投资从2015年的10.1%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2.8%，甚至是7月份的-1.16%的负增长，也就是说，除了房地产火爆之外，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已经滑落到了“冰点”。
    
    如今，北京、上海、深圳的最新地价都超过了寸土寸金的香港，对于任何理智的人来说，中国楼市泡沫应该是全球最大的实物资产泡沫，而人民币显然是全球最大的纸币泡沫。
    
    美丽的泡沫是货币超发催生的怪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货币在洪水般的倾泻之后还能保持稳定的币值和长期稳定均衡的资产价格。人类货币史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比通过摧毁一国货币体系来摧毁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来得更容易。货币放水制造泡沫的模式、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发展模式、绑架政府绑架银行的经济模式实际上都是最脆弱的泡沫模式。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都不会无视涉及全民居住的房地产市场处于一种完全无序亢奋的状态，唯有中国这个人均收入徘徊在世界100位的国家，任凭楼市泡沫肆意泛滥，这对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来说，是多么辛辣的嘲讽！
    
    无论未来楼市走向如何，人们都应该意识到，房价持续上涨的行情该终结了，楼市造富的时代也该一去不复返了，再美丽的泡沫，迟早都会破灭，任何延缓泡沫继续膨胀的努力，都阻止不了泡沫在一瞬间轰然破灭！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