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画廊举办作品展 揭秘文革“红八月”的血腥恐怖




2016年8月28日



    
    

（位于港岛中环半山荷李活道上的“一画廊”。VOA）
    
    50年前的8月18日，中共“红太阳”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首次接见迅速兴起的红卫兵运动的小将，掀起了席卷全国的血腥残暴“红八月”的红色恐怖。在被定性为“历史浩劫”的文革爆发50周年的现今，文革成为当局希望从民众记忆中抹掉的过去。不过，在纷繁的香港中环闹市的一家画廊，经历过文革残酷的画廊主人，不愿忘却，将今年3月底曾展出的文革红 卫兵运动50周年“红卫兵画展”，再次推出，引来不少行人驻足观看。
    
    这个叫“一画廊”的主人是香港知名第一代画廊主、大画家吴冠中的好友方毓仁先生。出生在香港的方毓仁，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爱国的父母回到内地，在北京中共高干子弟云集的育英学校读小学，八中念中学，1965年毕业，分配到155中教书，1978年回到香港。
    
    文革50年周年之际，方毓仁选择用艺术的方式记忆，在自己的“一画廊”举办《红卫兵运动五十年记事》展览，以曾当过红卫兵的旅美画家沈汉武的16幅红卫兵画 作，唤醒对那个疯狂时代的回忆和反思，将一代年轻人的天使与魔鬼、无邪与残暴、疯狂与清醒等多重矛盾体，一幕幕凝结在画布上，呈现给观众。
    
    方毓仁说：“文化革命是所谓触动灵魂、人们的灵魂的，叶剑英讲就是一亿多人受影响了。那这个不能随随便便忘了，你现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弊病呀，甚至民族的毛 病，都是因为文革。那就不能把它，大家都不许提，那、那就过去了？那要提到，我们这些人再不说，那后来就道听途说了，我们是亲身经历的。”
    
    方毓仁介绍说，画廊协会安排一些电视台来采访红卫兵画作展。内地一个电视台的十多个人看了后，在画廊中央开了个会，主持人告诉他，题材敏感不能采访，采了内地也不让放。方毓仁不但没有不悦，反而很高兴。
    
    他说：“我说不用对不起，我很高兴，这就显得我们香港是一国两制，你们不能放，我们能放，你们不能做的事，我们能做，这还不好嘛。另外一个故事呢，是一位老人家来我们这儿看，全部细看，文章全都读。读完了以后，泪流满面，对我们的员工深深地鞠躬，说太谢谢你们了。这就说明，作品和这个题目，是能够感动人的。香港不能提，那谁提呀，我们70岁经历的人不提，那谁提呀，那就没了。”
    
    方毓仁的好友、当代画家沈汉武对1966年16岁起当3年红卫兵的经历刻骨铭心，几十年间创作了200多幅红卫兵题材的油画。与其他偏于沉重和悲情的红卫兵 画作不同的是，沈汉武画笔下身穿绿军装、左臂戴红袖标，即便手里紧握皮鞭和枪枝，也都放射出稚气无邪、虔诚单纯的气质，被许多人批评是美化红卫兵，甚至骂 他粉饰文革。
    
    沈汉武曾对外表示，红卫兵只是在错误时代深受斗争哲学和仇恨教育影响的学生，初衷是像天使一样“保卫革命”，殊不知却被魔鬼所利用，就如他自己，走到下半生，才渐渐明白被“伟大领袖”骗了。
    
    方毓仁表示，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验证，天使和魔鬼间的转换之快，在经过“伟大领袖”的煽动之后，来得超出人的想象。红卫兵就是被煽动后去作恶的普通的纯朴的“天使”。
    
    他说：“我看见过我同学的弟弟妹妹怎么个闹法。我的同学原来跟我都特别好，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天使，都是好人。但是就是这样年轻、这样善良、这样纯朴的人，一煽起来，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昨天还勾肩搭背，就是哥们儿，今天就能啪一下，就能批判。所以，这个画家观点也是一样，他表现出来，所谓老红卫兵，多半是 初中学生，初中的小孩，他的相带不出恶相。他最多就表现出他/她们手拿皮鞭、拿着枪、拿着炮，这、这还不够呀！红卫兵那个残暴的时候，非常残暴的，根本想 象不出来，15、6，16、7，而且是女学生，能作出那种事情。”
    
    在毛泽东一声号令全国红卫兵起来造反的1966年，任教的方毓仁见证了 人性扭曲荒谬。他讲述道，在“红八月”的某夜，几辆军车呼啸驶进校园。手持铁头皮带或木棒的红卫兵押着两名犯人从车上跳下，在校、不在校的老师全被召集到 会议室。方毓仁勉强认得眼前鼻青脸肿的二人，是学校两名年轻教师。威风凛凛的红卫兵在众目睽睽下鞭棍齐下，打到辨不出人样。打累了，就叫一位老师给两人剃 个“阴阳头”。那是方毓仁首次见识什么是“五花大绑”，并近距离体受血腥味的文革风潮。
    
    方毓仁说：“我们全都不敢言语声，我旁边的女老师拽住我，吓得。就有一个老师，李老师，叫小李老师，他说，‘不许打人’。这小李老师是神经病，它只能教美术，平时唠唠叨叨的。只有一个神经病的人敢喊出来，‘不许打人’。红卫兵，你他妈什么出身？中农！中农滚他妈一边去。那时候就这样，你要是富农，就 一块儿打了。谁敢说呀！什么都要问出身。我的这段经历呀，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把它写成文章，一定要写，就是说，那个时代，精神正常的人，像我这样，不 敢出声。神经病的，敢出声。”

中国海外矿产投资遭遇资源民族主义(1)





2016年8月26日

    
    来源：美国之音 作者：何清涟
    

    最近，一篇《中国海外买矿失败率或高达95%》的文章在网上盛传，该文的主题是反思中企海外矿业并购为何基本失败，归纳的原因还是以前各种分析不断指出过的，例如收购前的调查工作不细致深入，在击鼓传花游戏里，中企大多充当接盘侠，接了盘后才发现收购的资产有大问题；收购后遇到国际市场发生变化，矿产资源价格大跌；中方为了管理方便，喜欢自带劳工，没给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等等。但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即中国矿业投资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遭遇了资源民族主义，却几乎只字未提。
    
    国际国内因素催生中国资源外交
    
    冷战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对外交战略重新定位，将外交定为大国外交、资源外交与周边外交三个层次。自此之后，中国开始收购非洲、拉美等地的资源矿产，将此称为“战略性投资”，最开始是零星收购，后来规模渐渐扩大，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
    
    将这种类型的国家投资命名为“战略性投资”，是将其与只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投资区别开来，目标是解决中国在21世纪必将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在投资之前，中国当然也了解所谓矿产资源投资是个高资本、高风险、高度社会关注的三高风险行业。高资本是指投入大、资本回收期长，短期内不能盈利；高风险是指矿业易受投资所在国的政治局势影响；社会关注度高是因为矿产不可避免涉及国土主权与环境保护问题，极易引起与当地居民的利益摩擦。
    
    对于投入大，中国政府不小气，做这种事关国家安全的事情，中国从来是举国体制。对于后两点，中国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想到。中国政府深知拉美与非洲地区的国家多是独裁政权、军人政权，以及不完善的民主政权，在投资环境评估上，基本属于最差的两个等级：投资环境较差或者恶劣的国家。但中国政府认为自己与这类国家的政权同属独裁者俱乐部，份属“兄弟”，一开始就采用与投资目标国政府拉关系结盟的中国特色手段，通过利益贿买让政府官员甚至独裁者为投资开绿灯，因此，在矿产开发权取得上并无太大的障碍。
    
    但中国政府从自身对人民的控制力出发类推，高估了拉美与非洲地区的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力。这些国家的领导者有不少确实是独裁者与准独裁者，但有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与各种权利NGO存在，媒体也有一定空间，因此这些国家的NGO与矿产所在地的人民，包括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与媒体，都对中国投资的这些矿产项目高度关注并批评。这两大地区反美反资本主义有悠久的传统，各自有一套成熟的理念，比如在非洲国家，中国的投资一直被看作掠夺非洲资源的“新殖民主义”，遭到强烈批评。在拉美国家，中国遭遇到的是“同宗兄弟”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
    
    “9·11事件”之后，全球民族主义复兴
    
    近年来，由于中东北非地区政权更替，以及拉美地区政治的高度不稳定，中国方面已经明白，与一任独裁者的良好关系，在继任者眼中也许是负资产，为此正在筹思应对之策。但千思万虑，北京还是漏掉了一个重大因素未予考虑，那就是随着全球化的支离破碎，民族主义正在悄然复兴。除了中国自身在高唱“民族复兴”之歌以外，其它国家的民族主义例如中东国家的宗教民族主义（如伊斯兰教）、非洲拉美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都在复兴，其动员力与凝聚力比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强大 。
    
    民族主义的复兴，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9·11”事件，其影响不在于纽约倒了一座世贸大厦，美国在经济和政治的安全感受到重挫，而在于这次事件拉开了第五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序幕，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与宗教元素形成合力，对国际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宗教民族主义”，其极端形式就是让西方国家头痛不已的ISIS。美国等国以为消灭了ISIS就万事大吉，但真正的问题是，ISIS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会随着ISIS的实体消亡而消亡，正如《黑暗帝国的死旗：ISIS意识形态研究》一文所说，西方那感人但脆弱的观点，即“你们有枪，我们有花”，根本无法对付ISIS：“事实上西方错了，ISIS最恐怖的不是他们的‘枪’，而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ISIS的宣传能力，是以往任何恐怖组织不能比拟的。即使西方联军能在肉体上消灭ISIS，也很难在思想上战胜黑暗帝国的蛊惑”，“因为实体政权对ISIS来讲毫无意义，ISIS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超越世俗，超越国家的。······宗教极端意识形态是ISIS的大地，互联网是ISIS的空气，政权之于ISIS，就像包装着游戏盘的包装壳，ISIS能够随时丢弃，然后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头，再度生根发芽”。
    
    宗教民族主义让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烦恼不已，但让中国最头痛的还不是伊斯兰的宗教民族主义，因为那毕竟还只影响中国的新疆地区。真正成为中国心头大患的是非洲与拉美地区的资源民族主义。从中国方面来说，在拉美、非洲等资源国进行资源外交+投资，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如我在《中国“复兴”的软肋》（VOA，2012年12月11日）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资源对外高度依存是中国三大软肋之二，中国的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均达56%以上。在2015年，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已达65%，铜矿进口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0%。铝土、锰、铬铁、镍等矿产品对外依存均高达40%左右。这种对外高度依存必然产生严重的不安全感，因此希望控制海外矿产资源的方式来保证供给，这就是中国不计代价，无论如何也要在拉美、非洲地区进行矿产投资的原因。试想想，“中华复兴”之梦的支点就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需要资源的源源不断供给，那“资源民族主义”的要害就是反对中国在本国掠夺资源，如此一来，“中华复兴”岂不成了黄梁一梦？ 

中国人太聪明比较难管 都想做皇帝




2016年8月28日

    
    来源：澎湃新闻 
    
    

    　　
    在经济大势整体下行的当下，宗庆后对娃哈哈的经营状况和管理模式仍然信心满满。
    　　
    8月27日，娃哈哈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在出席2016年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时表示，娃哈哈目前没有一分钱的银行贷款，还有大量银行存款，这也是管理上的一种创新。
    　　
    宗庆后透露，2016年上半年，娃哈哈在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依然缴纳了31亿元的税收。“尽管受到影响，但是总的来讲，问题不是很大。不管怎么样，关键是要把产品做好，企业管好。”宗庆后表示。
    　　
    谈及管理经验，宗庆后说，娃哈哈是“高度集中下的分级授权管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他感慨，中国人比较难管理，因为太聪明。
    　　
    娃哈哈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出席2016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 文内图均来自澎湃新闻记者张枭翔
    　　
    宗庆后总结娃哈哈管理思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外界一直认为娃哈哈在企业发展上显得保守，不过宗庆后仍然认为，娃哈哈稳健发展的策略是可行的。
    　　
    宗庆后表示，娃哈哈也做过其他多元化产业的尝试，但还是坚持在主营业务上发展。“我想还是规规矩矩做生意比较好，所以也没去做其他东西。我们是小步快伐，开始比较谨慎，一旦机会来了，我们就大规模投资，就快跑。这些年我们一直比较稳健，没出现过什么大的问题。做企业，做生意，心态要好。有些钱不能赚你要去赚，反而把本都亏掉了。”宗庆后表示。
    　　
    在8月27日的2016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上，宗庆后仍旧穿着惯常的浅蓝色短袖衬衫，脚穿皮凉鞋，颇为朴实。
    　　
    宗庆后将娃哈哈的管理思想总结为“高度集中下的分级授权管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宗庆后澄清，现在的娃哈哈已不是媒体报道的任何事项、报销都要他批准的阶段了。“开始创业的时候，确实是什么事情都要我批。那时候没钱， 现在不可能一点小事都是我来批，娃哈哈已经实行分级授权。”
    　　
    宗庆后坦言，之前娃哈哈一直不设副总经理职位，自己除了兼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外，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公司党委书记。“娃哈哈分公司，名义上是分公司，其实就是个车间，由总公司集中管理。”
    　　
    具体到娃哈哈的管理模式，宗庆后认为引进创新和自主创新也很重要。一向被外界认为过于传统的娃哈哈已经开始智能化生产。宗庆后透露，娃哈哈已经开始把饮料生产线做成智能化，“也就是把我们的关键技术通过传感器，通过系统去自动调节，这样更加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宗庆后称。
    　　
    宗庆后透露，娃哈哈以前的利润率在30%左右，现在是20%，“一般企业一般利润率没有这么高。”宗庆后认为。宗庆后笑称，娃哈哈每小时生产54000瓶水，哪怕每瓶水只赚一分钱，利润也是蛮可观的。
    　　
    “娃哈哈的员工怕我不恨我”
    　　
    在就“企业成长的东方智慧”发表观点时，宗庆后认为，西方的很多管理理论，很多是可以借鉴的，但是国情、文化不同，还是有所区别的。
    　　
    宗庆后坚称，中国好的企业基本上都有一个开明的领导，既要强势的管理，同时又要关心员工。“我认为要做到怕我不恨我，你不怕我，我也管不了你。但是我也关心你，我也不捉弄你，我也不整你，你改过就好。我善待你，怕我不恨我。我们说商场就是战场，现在企业每天也在上演打仗，企业要有战斗力，要纪律严明。”宗庆后表示。
    　　
    宗庆后认为，中国的企业确实要激励和竞争相结合，要以人为本，要人家服你。“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要有内涵，要做到威而有信，有些人是威而无信。”宗庆后表示。
    　　
    宗庆后感慨道，其实中国人是比较难管理的，因为中国人聪明，都想做“皇帝”。
    　　
    关于娃哈哈企业管理的下一步，宗庆后认为应该从人治走向法制，“我现在年纪大了，也鼓励下面的人先去做，做了不对再去纠正他们，要逐渐把管理团队带起来。”
    　　
    宗庆后对自己多年来坚持的“专制”管理方式做了反思，这么多年，每一步都是自己摸索过来的，每一个环节我都接触，每一个大的决策基本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员工都比较信任。当然也出现了问题，员工对我依赖太大。”

    任正非的管理有一套
    
    宗庆后特别提到谣言对于企业造成的困扰。“自从三聚氰氨事件发生以后，说娃哈哈的营养快线吃了以后会得白血病，这是谣言。我们这些年品牌做的还可以。”宗庆后表示。
    
    在演讲中，宗庆后透露出自己对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欣赏，“任正非的管理有一套，他是军人出身，我听过他的演讲。”
    
    事实上，宗庆后和任正非的确有类似之处，两人在公司都推行“强人治理”，都还基本坚持在主业上深耕。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二人的某些风格也颇为类似，媒体多次拍到任正非一个人拖着箱子在机场等出租车的场景。
    
    娃哈哈湖南分公司总经理严学峰告诉澎湃新闻，此次的长沙之行，宗庆后仍然不带助手，是一个人过来的。澎湃新闻获悉，宗庆后8月26日15时许到达长沙黄花机场，16时多到达娃哈哈长沙生产基地考察、晚餐。
    
    在2016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娃哈哈集团以494.75亿元的营业额位居第271位。2013年，在《胡润富豪榜》上，宗庆后以820亿元的身家蝉联中国内地首富。

    以下为澎湃新闻和宗庆后的独家对话
    
    澎湃新闻：你还在打算亲自在管理岗位上再做多少年？
    
    宗庆后：我现在正在逐步放权，在培养当我退居二线的时候能够管理娃哈哈的管理团队。以前娃哈哈的管理团队，我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接下来就是部长，不会设副总经理，但是现在已经有了两名副总经理了，也辛苦了一辈子了嘛。
    
    澎湃新闻：你现在在逐步放权，会感到痛苦吗？
    
    宗庆后：不会，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去研究。
    
    澎湃新闻：你所谓的“很多新的东西”，具体是哪些事情呢？
    
    宗庆后：我现在在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新计划，我们已经有两个自己的机械厂，以前是自己做模具，做进口设备的配件，现在很多设备自己也能做了，也做了机器人。但是我们做机械厂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因为关键部件还是得进口。对于机器人这个事，需要理性看待，机器人太多，就业怎么办，而且很多小企业也用不起机器人嘛。
    
    澎湃新闻：前段时间，你女儿宗馥莉推出了以自己英文名Kely命名的全新品牌——“Kelyone”个人定制果蔬汁，已经在上海市场推出，每日限量300份，规格统一为300ml，价格为28元、38元、48元不等。有人认为其价格过高，肯定竞争不过市面上的新鲜果汁吧，这一市场策略的失败在所难免。你怎么看？
    
    宗庆后：你们都多提提意见。她也不来跟我说，我也不去管她。年轻人嘛，一次失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老舍遭周恩来引诱回国 投河自尽为婚外

情买单

京港台：2016-8-29  来源：多维 |

   

老舍遭周恩来引诱回国 投河自尽为婚外情买单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美国打折网,购物神价直播！ 　　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事，老舍在挨整之后连家庭，这个最后的避难所也已失去，这使得他注定走向自我灭亡。而他自己的婚外恋，是造成家庭破裂的最主要原因。本文摘自2011年第9期《各界》，作者吴营洲，原题为《老舍的死与他的婚外恋》。 　　1950年5月，老舍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图源：新华社） 　　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也说知识分子的妻子》，其中谈及“老舍之死”。当时我是这样写的： 　　老舍的妻子，是位著名画家，在“文革(专题)”期间，因受老舍的牵连，总是抬不起头来。在当时的那个氛围，身为妻子，纵然对老舍产生些不满情绪，恐怕也属正常。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老舍先生的凄然离世，自然是因为他受到了诸多不堪忍受的凌辱，甚至有人诬陷他是文化特务。但是，老舍先生被“批斗”后，并不是直接去的太平湖，而是深夜回到家中的。回到家后，不仅连口饭都没有，甚至连口热水都没有。那种幻灭感，可能痛彻心肺。老舍的公子极不愿意回忆当时的情形，他曾含含糊糊地对人说：当时的那个气氛，不好。当然，家人的冷漠虽然可能是那根将骆驼最终压死的稻草，但我们决不能把老舍的辞世归结于此。（载2006年4月28日《杂文报》，并被选入《2006中国随笔排行》一书） 　　该文刊出后，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老舍的家人当时对老舍并不“冷漠”，并引用老舍儿子舒乙的话说：“老舍受到拳脚和侮辱的当天晚上回到家，他们俩（指老舍夫妇）说过好一阵子话，之后两个人相背而睡，其实都是一夜无眠……” 　　一 　　坦率地讲，我并不“认识”老舍先生，也与老舍家人没有任何形式的交往，但我对老舍离世及离世前夜的种种“叙述”，绝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听一位长者讲述的。 　　这位长者，曾为老舍画过像，曾到老舍家造访过，曾与舒乙有过交谈，因此这位长者的讲述，自然也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据说这位长者曾委婉地问及“老舍之死”前后的一些事情，这是人之常情，也很自然，但舒乙听后，便含含糊糊地说：“当时的那个气氛，不好。”这位长者看得出，舒乙是极不愿意细说的，且有难言之隐。 　　当然，考据学原则之一，就是“孤证不立”，所以仅凭这位长者的叙述，尚还不足为凭。然而，在2006年第6期的《随笔》杂志上，刊载了李普的一篇长文——《楚狂本色总依然》，写的虽是李锐，但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据我所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我了断的人，大多数是由于回到家里还要挨批斗。家是一个人的窝，是他或她的避风港，是这个人最后的退路。如果回到家里也被当成敌人，就真是走投无路，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投水自尽的。他在外面挨了斗，被人打了一记耳光，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又率领儿女斗他，他就走上了绝路。” 　　遗憾的是，李普在这里并没有说出他那位“好朋友”是谁，但我们知道，老舍是“在外面挨了斗”，且“被人打了一记耳光”，又是“投水自尽”的，因此，李普的这位“好朋友”，自是老舍莫属了。 　　另据韩秀（赵清阁是韩秀外婆谢慧中的远房姪女，赵清阁是韩秀的姨）回忆：“1983年，我与外子被派驻美国在北京的大使馆。幸存下来的老人们都在告诉我们舒家的故事。吴祖光先生是头一个用了“后院起火”这个词语来形容舒先生的处境，他也证实了我外婆得到的讯息。后來是汪曾祺先生，我们在沈先生家。汪先生说，与舒先生打太极拳的老人们看到了最后的事情，他们沒有拦他，因为“生不如死”，（此处有删节——原笔者注）。当时，沈从文先生非常难过，拿下眼镜拭泪水。”（参见《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载《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4期） 　　二 　　种种迹象表明，老舍当时并不想死。如果想死，他到太平湖后，就会直接跳进去了。然而他没有。他在岸边坐着，坐了整整一天。又坐了大半夜。老舍是在半夜里“投水自尽”的。有一点也许是不难想象的：当时，夜已很深了，一家一家的窗灯都熄了，连鸟儿也都已归巢，然而，哪里又是老舍的栖身之所呢？如果老舍彼时彼刻有一个温暖的家，或者他的家人能及时地找到他，并把他带回去，他会死吗？另据韩秀回忆：“外婆说，舒先生将血衣和一封给周恩来的信交给胡絜青之后就出门了。外婆说，那是很明显的事情，但是胡并沒有拉住他。” 　　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岁月里，传统的伦理道德遭到了彻底的摧残，“亲不亲，阶级分”，因观点、立场、派别等等不同而父子、兄弟、夫妻间反目成仇的实例绝不乏见。家人间，也有一方因成为阶级敌人而被划清界限的。老舍与其妻子胡絜青属于这种情况吗？恐怕是。既然如此，人们对胡絜青也不会太过苛责。大环境使然，只不过“未能免俗”或“随了大溜”罢了。然而随着一些“史料”的不断被“披露”出来，使人渐渐知道了，胡絜青与老舍间，另有隐情。 　　三 　　我对老舍的生平知之不多，但我知道，老舍婚后，曾带着妻子胡絜青去济南谋生。他的大女儿就是在济南出生的，因此起名舒济。可我至今都不清楚，当日本鬼子逼近泉城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老舍为什么会抛下弱妻幼子（长女4岁，儿子2岁，幼女还不满3个月），只身离开——去了“大后方”武汉。 　　“投身抗战”自然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老舍的做法似乎超出了常理。另外，也不是所有留在敌占区的人都是汉奸。 　　据韩秀回忆，她与老舍、沈从文“都长时间近距离接触过”，“我想，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随时准备逃家的男人”，“抗战是一个多么堂皇的理由，他拋妻別子，跑了，去为抗敌协会奔走……” 　　老舍抵达武汉后，主持“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 　　在“大后方”，自然也不是所有的人终日想的都是“抗战”，“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并不是谁杜撰出来的。其实，无论是在“沦陷区”，还是在“大后方”，无论是谁，都得“生活”，都得“过日子”。 　　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见老舍“单身”，就给他物色了一位“秘书”。 　　老舍的这位“秘书”，名叫赵清阁（1914-1999）。赵清阁是位非常有才气有作为有成就的女性，是我国著名的女作家、编辑家、画家。（赵清阁15岁便离开信阳至开封求学。1933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为《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1934年春，她曾经给鲁迅寄诗文求教，得到鲁迅的关怀和亲切接见。在左翼作家洪深等人的鼓励和帮助下，她转向写剧本，从事创作。1936年在《妇女文化》月刊发表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1938年，她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弹花》文艺月刊，写有五幕话剧《女杰》、三幕话剧《反攻胜利》、四幕悲剧《雨打梨花》和改写的五幕话剧《此恨绵绵》等。） 　　时隔不久，老舍就和赵清阁“住在了一起”。即便是老舍到了重庆之后，赵清阁仍旧和老舍“住在一起”。（据牛汉回忆：赵清阁在重庆时期和老舍在北碚期间，二人均是公开同居，一起从事创作，共同署名。参见2009年1月15日《文学报》） 　　后来，也就是老舍离开济南五年后，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辗转到了重庆。 　　胡絜青母子来重庆，老舍事先并不知道。正在吃饭的老舍听说此事后，惊得筷子都要掉了。当时老舍在北碚，他既没有立即去重庆接胡絜青母子，也没有让胡絜青母子立即过来。据知情者说，胡絜青母子是万里迢迢，辗转三个月才来到重庆的。十多天后，胡絜青母子才来到北碚，而此时赵清阁已迁居他处。 　　不久，赵清阁便“逃离”四川，去了上海。老舍竟“追”到了上海。一个月后，胡絜青也“追”到了上海…… 　　四 　　近日借得一册《写家春秋——老舍》（郎云、苏雷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匆匆翻过，竟对赵清阁只字未提，甚至连“赵清阁”三个字也给回避了。其实，如复旦大学陈思和所说：“如果当人们意识到人类的感情世界比道德世界更崇高更重要时，像老舍跟清阁先生之间的事情，也就没什么好遮蔽的了。”（参见《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 　　资料显示，赵清阁抗战胜利后一直生活在上海，终身未婚。 　　谢慧中（赵清阁的姑姑）曾当面指责老舍：“你骗了清阁。”当时的老舍，“无语，面容哀戚”。用韩秀的话说：“那是我所看到的舒先生最无助的一个画面。” 　　1961年，赵清阁57周岁生日时，老舍题赠一联：“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赵清阁生前一直将此联悬挂在自己的客厅里。然而，赵清阁却在临终前，把“老舍写给她的七八十封‘情书’统统付之一炬。”（陈子善语，参见其著《这些人，这些书》） 　　1946年，老舍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讲学。 　　老舍赴美，是赵清阁“码头相送”的。 　　五 　　老舍赴美后，赵清阁创作过一个短篇小说——《落叶无限愁》。 　　小说叙述了中年的邵环教授，有妻子，有孩子，却爱上了未婚的才女灿。抗战胜利后，灿悄然离去，并留下一封婉拒书。邵环教授读完这封信，离家出走，去上海寻找灿。而灿还是顾忌邵环有家室。她承认自己心情矛盾，但她告诉邵环：“因为我们是活在现实里的，现实会不断地折磨我们！除非我们一起去跳江，才能逃避现实，才能克服矛盾。”当邵环要求与灿一起离开上海时，灿却下定决心悄悄地离开了原住处。失望中，“邵环倒在泥泞中，落叶寂寞地埋葬了他的灵魂”。 　　有很多人认为，赵清阁这篇小说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参见《才女赵清阁》，张彦林文，载2005年8月26日《文汇报》） 　　1948年，老舍从美国给赵清阁写了一封信：“我在马尼拉买好房子，为了重逢，我们到那儿定居吧。” 　　不知何故，赵清阁未能成行。 　　六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政府需要有人来给“壮门面”，当然希望老舍回来。 　　在新中国的第一届“文代会”上，“群贤毕至”，周恩来“环顾了一下四周，对大家说：‘现在我们的老朋友就缺老舍先生一个人了。’稍停，他接着说：‘他一定会回来的！’”（参见《写家春秋——老舍》）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自信”呢？因为他想到了赵清阁，他让赵清阁给老舍写信…… 　　有人称，“就在几天之后，老舍从街上回来，接到了一封信。拆开信，老舍呆住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是一封周公的亲笔信，盛情邀他回国。老舍把信看了几遍，没错，周公是这样说的：回来共商建国大计。很久了，被坚硬的外壳桎梏住的心灵，突然一下像冰融雪化，把浮尘冲得干干净净，露出了柔软的心房。他委屈地哭了。”（参见《写家春秋——老舍》） 　　此信究竟是谁写的？学界、坊间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老舍接到信后，立刻便启程回国…… 　　“老舍研究专家”傅光明说：“曹禺先生曾说，他也是奉命写信盛邀老舍回国的人之一。不知能否可以这样推测，在促成老舍回国的诸多因素中，清阁先生的信是十分‘给力’。”（参见《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 　　七 　　老舍与赵清阁的“婚外情”，胡絜青知道吗？应该是知道的。即便没人“传闲话”，“女人的直觉”也相当可怕，也相当可靠。丈夫有了外遇妻子不可能不知道。不知道一般也都是装不知道。 　　在程绍国著的《林斤澜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一书里，印有这样一段文字：“有人说过一位作家看过胡絜青揭发老舍的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提老舍与他过去一位红颜知己赵清阁的事。我拿这事问了林斤澜，林斤澜说：‘老舍和赵清阁，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今天家人也不必隐瞒。这件事丝毫不会给作家老舍抹黑。’林斤澜还说，老舍看不起、不尊重胡絜青，心中装着赵清阁也是一个原因。” 　　“文革”中，老舍受到不公正待遇后，黯然投湖。其间的种种因由虽然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但是众所周知：家庭，当是一个人最后的避难所…… 　　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这也许是老舍应付的代价之一。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事，若这话用在老舍身上，自然失之不恭，却也难说不当。另有资料显示，老舍在“文革”前，也是个整人的主。具体事宜可参看从维熙的《走出混沌》等，在此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