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摘要
她一直有好奇心，一直在寻找世俗生活的答案，想把这些答案都带回俄国大地，让那个不知道在世俗生活中如何安放自己的战斗民族看一看，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
　　
“我非常愿意和中国人谈一谈爱。”
　　
在中国的十天里，从上海到苏州再到北京，68岁的白俄罗斯老太太阿列克谢耶维奇，总在重复这句话。这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嘴里说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有点委屈。
　　
昨天，她离开北京，飞回了在明斯克的家，她想念十岁的小外孙女了。
　　
27年前，她跟随当时的苏联作家代表团去上海，当时的外滩还没有建东方明珠电视塔，浦东还没有这么多摩天大楼，她看见一张张清贫的脸上，充满生活的希望。
　　
那是中国投入市场经济大潮的前夜，那也是苏联解体的前夜。

27年后来中国，只吃到了计划中的北京烤鸭
　　
27年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又来到了中国，带着“红色乌托邦”系列的终结篇《二手时间》，从上海书展到北京书展，她要开始一段讲述之旅。
　　
从8月18号到28号，整整十天，她对崭新的中国之旅充满期待。事实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是对中国充满好奇。然而，她没有想到这十天会过得如此疲惫。无论是高温天气，还是热情人潮，或是密集采访，她有点发懵了。
　　
是这样天真淳朴的俄国老太太，再来中国的初衷，原来就是想吃中国菜，买纪念品回去逗外孙女开心的。她原先的计划是，在上海逛外滩，游城隍庙，去苏州古城区兜风，在北京吃烤鸭，看故宫，在王府井大街买纪念品。
　　
结果是，外滩人太多，她在黄浦江上坐了一圈游船后就回酒店了;听说城隍庙人流如织，就打消了念头;苏州闷热的天气让她没有机会目睹古城熹微;在北京的艳阳天下，她站在王府井大街上才几分钟就开始晕眩;而故宫呢，连门票都买好了，那天早晨却根本无法起床，她神经系统的旧疾复发了。所以，计划中的事情，只是吃到了北京烤鸭。

十天里，她完成了三场文学对谈，四场盛大的新书签售会和读者见面会，本来要接受十几家媒体的专访，由于糟糕的身体状况，取消了很多家。
　　
水土不服的预兆，从17号走上飞机时就开始了。十几个小时飞行路途中，老太太睡着时忘记了盖毯子，下飞机时迎接她的是上海近四十度的闷热高温，别忘了白俄罗斯凉爽得才十五度。
　　
二十几度的温差，睡觉着凉，五个小时时差，阿列克谢耶维奇感冒了。
　　
18号到上海，她取消了当天的所有安排。
　　
“当我结束5本书的系列时，已经很疲惫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想让中国读者失望，从19号开始她投入到书展活动中：在上海思南公馆和中国的评论家进行文学对谈，之后去书展现场和西西弗书店签售新书，去苏州诚品书店和读者见面，然后马不停蹄飞往北京，那里还有两场对谈和一场见面会在等她。
　　
每一天行程都是满的，采访，对谈，签售，太多人想要在其短暂停留中国的时间里和这位老太太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
　　
记者出身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一次变成了被提问者。热情的中国读者原本以为，这个跑遍苏联各国，采访过数以千计的小人物，并以此写出《战争中没有女性》、《锌皮娃娃兵》等”乌托邦系列“五部曲的老记者，面对各种问题一定是游刃有余的。

各种好奇的声音，最终汇总为这几个问题：如何理解俄罗斯文学传统?如何看待“乌托邦系列”的写作?如何理解《二手时间》里处在痛苦转型期的俄罗斯人民?如何掌握非虚构写作的技巧?如何评价中俄两国的社会变革?得了诺奖之后人生有了怎样的变化?接下来要写什么呢?……
　　
纵然训练有素，但如果每天都被问类似的问题，是不是也会陷入厌倦?老太太是善良的人，她尽量满足每一个中国读者的期待。也许问题在重复，答案也在重复，但她乐意重复。
　　
作为同行，虽然已经回答得满脸倦容，她却会在采访结束时又补充一句，“记者如果想得到更多，就得问的更多。”

不要忘记，她为每本书积累的材料，都是长达数年的采访，甚至为了得到更多细节，会在同一个“小人物”身上重复采访三到四次。她倾听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切尔诺贝利的灾难、苏联解体后找不到前方的俄罗斯社会……她早说过了，相比较于福楼拜的“以笔立世”，她要做一个“以耳立世”的人。
　　
一个有趣的细节——当提问变得日益程式化之后，阿列克谢耶维奇选择轻轻闭上了眼睛。她闭眼回答问题。她累了，当抛过来的问题都是“你如何看待当今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你如何理解俄罗斯社会的自由与民主?你如何预测俄罗斯的未来?”这样宏大的议题时，老太太会轻轻地呢喃，“当我结束5本书的系列时，我已经很疲惫了”，“接下去我要关注’哲学上的人’，我要写一本关于爱的书，一本关于死亡的书。我非常愿意和中国人谈爱的问题。”
　　
没人真正和阿列克谢耶维奇谈一谈爱
　　
遗憾的是，关于爱和死亡，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作内核中真正永恒的主题，没有人接着问下去，“你在生活中感受过谁的爱呢?”
　　
“你害怕死亡吗?”
　　
“关于爱和死亡的新书里，会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她只是一个68岁的白俄老太太。告别了对乌托邦谜题的痛苦追问后，她渴望成为自我净化的阿赫玛托娃，就这样“赤裸的人在赤裸的大地上”。
　　
在见证了太多的恐怖和战争、独裁和萧条后，她在向着某个地方回归——在苏联解体的背后，人们如何重新敞开内心，复苏对生活的爱。也许被戏称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人，已经在沉重的历史馈赠中，对自由和爱忘记得太久了，但是现在，虽然她认为俄罗斯的前景依然黯淡，却看见了渴望爱的个体心灵在逐渐苏醒。她还是希望做一个倾听者，听一听她向来好奇的中国人对爱的理解。
　　
然而，没有人真正和阿列克谢耶维奇谈一谈爱。
　　
老太太有点寂寞。她渴望爱的交流。当中国媒体不能给予这些，她开始自己寻找。
　　
在中国的日子里，出版方的编辑姑娘是陪伴在她身边最久的人。为了日日排满的行程，这些人不能按时吃上三餐，阿列克谢耶维奇心疼她们，经常督促她们要按时吃饭，甚常冷不丁地拿来一个饺子或者包子要喂她们吃下，她笑称她们为“小团伙”，“你们是一个小团伙，我一切都听你们吩咐，但你们自己要吃饱饭才能继续领导我”。

阿列克谢耶维奇此行期间为读者签名
　　
她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在上海逛书店时，看见几个活力四射的年轻男女，她跑上去主动要求和他们合影，并且恳求把照片冲洗出来让她带回明斯克。“在这些孩子们身上，我看见希望。”
　　
她喜欢女人和孩子。在北京书展现场，一个孕妇拿着一本《二手时间》排队等待签名，阿列克谢耶维奇看见了她，决定签两本书，一本给她，一本给肚子里的宝宝。由于一直倒不过来时差，签名的时间是错的，她一边道歉一边改正。
　　
过了一会儿，场地中突然跑进来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手里拿着一块用蓝色糖纸包裹的水果糖，跑到阿列克谢耶维奇面前，“老奶奶，你坐在这里，看起来很累，你吃不吃糖?”小丫头的妈妈这时刚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尴尬地僵在原地。她绽开笑颜，收下了这块糖果，剥开糖纸，当着小丫头的面，吃了下去。
　　
结束一天劳顿行程回到酒店，她还是想谈一谈爱。她问年轻的编辑，“你们说说，什么是爱呢?”一个姑娘说，“我想，爱就是一块画布，上面涂满了各种颜色，愤怒，伤心，依恋，眼泪”。老太太再一次轻轻闭上了眼睛。
　　
她想回去告诉俄国人，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
　　
她写在时间中求索自由和爱的人，却震惊地发现“后苏联时代”的人结束了“帝国迷梦”后，已经不会生活了。他们活在一个“二手时代”中，曾经是如此光荣而强大的帝国的国民，却在苏联解体后受困于物价暴涨，经济全盘崩溃的无序社会，能倒卖的都倒卖了，从卫国战争老兵勋章到美国进口的牛仔裤，为了一支口红或某个牌子的香肠，就这样把帝国出卖了。今天的想法和语言都来自西方社会，所有人都在使用别人以前的经验。
　　
与其说这是心理危机，不如说是巨大的心理创伤。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深刻烙印在了每一个转型社会下的个体身上。当日常生活重新回归，而今的俄罗斯人关心消费和享受，关心买到怎样的吸尘器、咖啡机和洗衣机，却依然不知道如何接受世俗生活中的爱和自由。
　　
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羡慕中国人，觉得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国家，这里的人很早之前就知道如何过日子。她想在短短的十天里，学着感受中国人的生活。
　　
坚持吃中餐，顿顿都要吃，完全不碰香肠、煎蛋和面包。这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中国的饮食特点。在上海，她喝白粥，吃馄饨，一个人吃下很多灌汤包。她发现灌汤包吃起来有点麻烦，先要咬破一层薄皮，吮吸汤汁，然后蘸醋，一口口吞下。“中国人连吃汤包都这么有仪式感，真是羡慕。”
　　
到了北京，她第一件事就是去吃饺子，品尝北京烤鸭，还爱上了一种叫做芸豆卷的北京小吃，一个人吃下一盘，“甜甜的，软软的，真是美味。晚上我们能不能还继续吃中国菜?”
　　
她不改记者本色，观察人群依然成为她最大的爱好。在上海时有一次去吃午饭，餐厅里非常安静，不多的客人都在默默进食。阿列克谢耶维奇很惊奇，“中国人吃饭都是这样低头不语的吗?在俄罗斯，每顿饭都是嚷嚷着吃的，吵得很。”直到到了北京某家家常馆子吃饭，有一桌人在给孩子过生日，唱生日歌，气氛欢腾。她才舒了一口气，“原来中国人吃饭也可以大声说笑啊。”
　　
她有一个小癖好——喜欢收集各个城市建筑的画册。当汽车行驶在可眺望外滩的大桥上时，她忍不住说，想买一本上海的画册带回去，让10岁的小外孙女看看现在上海的模样。在苏州时，当她在车上看见一段古城墙时，一脸的兴奋和惊奇，“我们现在是要进去了吗?我们是要进到这个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里面去了吗?”
　　
她一直有好奇心，一直在寻找世俗生活的答案，想把这些答案都带回俄国大地，让那个不知道在世俗生活中如何安放自己的战斗民族看一看，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
　　
带着浅尝辄止的中国体验，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国了。不知道下一本书里，会不会出现那个送糖果的小丫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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