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张性和爱的图片，你有勇气看吗？

　　

　　

　　

　　

　　

　　

　　

　　

　　

　　

　　

　　

　　

　　

　　

　　

　　

　　

　　

　　

　　

　　图文源自网络

大清将倾，光绪帝的地狱与天堂

期望一展身手的契机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光绪宣布亲政。整整九个小时的亲政大典中，皇帝一直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仰瞻天颜，甚精采也!”

　　慈禧太后对光绪也非常期待。光绪是个好学的皇帝，对书籍的兴趣发自内心。资料记载，在宫中庆典演戏之时，他常挟一卷书，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阅读。

　　在亲政的头几年，年轻的光绪并没有给大清帝国带来惊喜。坐到驭手的位置后，光绪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车在操纵他，而不是他在操纵车。帝国政治如同一架上好了发条的钟表，一切都按照太后执政时的成例一成不变地运行。他并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光绪期望一个契机，有机会一展身手。

　　光绪二十年七月，一封来自异国的电报，让大清帝国的政治神经猛一下收缩起来。清日因为朝鲜，可能发生战争。

　　自从道光末期以来，大清国就不断受西洋人欺负。对于西洋诸国，光绪不太了解，然对身边的日本却是一向“清楚”的。 《二十四史》里每部都有《日本传》。如果他能抓住这个机会，打败日本，自然会树立起巨大的威信，也会有力地向太后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

　　对于光绪的态度，包括师傅翁同龢，曾国藩的孙子、翰林院编修曾广钧在内的一大批朝臣，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支持，一致欢呼。

　　皇宫教育的失败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乐观，比如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李鸿章和他的部下们。

　　对国际事务颇有了解的李鸿章十分清楚这个小国20年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后，日本国的国家效率、战争动员能力等综合国力已远远超过中国。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提出了“避战求和”的建议，建议光绪主动从朝鲜撤军。如果避过此战，中国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

　　然对李鸿章这一建议，光绪认为简直荒唐可笑。主动撤军，有失大清的体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鸿章抓紧时间，整军备战。在光绪的严厉催逼下，大清终于上了日本的圈套，走上与日本决一死战的不归路。

　　在亲政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中，光绪暴露了他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问题就出在他接受的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上——

　　虽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紫禁城却还充斥着康熙乾隆年间的空气。他的师傅是状元出身的老儒翁同龢，教科书也与历代皇帝毫无二致，不过是《帝鉴图说》《十三经》《圣祖圣训》之类的“帝王之学”。

　　按照时代的需要衡量，光绪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失败的。《瀛台泣血记》的作者德龄在叙述她经历的宫中生活时写道：“一个人只要在皇宫里住三五年就会变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绝少交流，见闻极为有限，生活极为刻板，极端迷信神权、迷信皇权。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国政治的潜规则，在光绪的大脑中却完全是空白。亲政之后，经常接触他的大臣们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

　　对军事一窍不通，却急于指挥

　　24岁的光绪其实对军事一窍不通。战争形势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战争开始，清军与日军第一次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失败，退守平壤。此时光绪尚不以此小挫为然，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对日“迎头痛击”。及至9月平壤之战，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放弃平壤北逃，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占领全朝鲜。

　　光绪大为震怒，认为这无疑是李鸿章临场指挥不力的结果。他以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为罪名，拟拔去李的三眼花翎，严加议处，希望他“激发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挥。

　　然谕旨还没有发到李鸿章处，1894年10月，日本人即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排闼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著名勇将宋庆，他的军队也是中国装备最好、最精锐的部分，中国军人的表现堪称勇敢顽强，然在日军强大火力面前还是不堪一击。直到这时，光绪才不再埋怨清军不“敢于胜利”了。他这时才发现，原来日本的军事实力和中国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现在，这场战争已不是灭不灭日本的问题，而是中国会不会被灭的问题了。

　　光绪如同站在瞬间决口的大堤旁的指挥者，第一反应就是命令无论如何马上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光绪要求将军们迅速把日本人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

　　光绪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已经明白这场战争不可能再是一场局部战争，而必然演变成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主张。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这个战略是当时的惟一取胜之道。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久战法的提出者，他的建议，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历史贡献。此议一出，许多老谋深算的大臣纷纷表示同意。

　　然光绪却没有这个耐心。他催战甚急，不断把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而所有的前方将帅，都让他大失所望。光绪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地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指责他们“胆怯”“无谋略”。另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军法从事”  “决不宽贷”的圣旨相威胁。在光绪的不断催促下，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陆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光绪的指挥思想有关。海军同样如此。几乎从战争开始，光绪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从重治罪”。在光绪的威胁下，著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在自杀殉国后，丁汝昌仍被光绪“朝旨褫职，籍没家产”，儿孙流离失所。直到光绪死后才恢复名誉。

　　在这场战争中，光绪的性情急躁、毫无耐心暴露无遗。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完全不是担当大任的材料。

　　从主战迅速滑向主和

　　1895年2月，辽东全部失守，海防重地大连旅顺陷落，北洋水师的大本营威海卫被攻克，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海岸防护力量尽失，由此门户大开。日军海陆两路，随时有能力直指北京。

　　慈禧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在光绪帝手忙脚乱地指挥战争之际，慈禧开始秘密召见大臣，谋划讲和。在是战还是和的两难选择中，光绪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

　　准备赴日谈判的全权大臣李鸿章进京，逼着光绪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表态：到底同不同意割地？不割地，和议自然难成；割地，这千古骂名谁能承担？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声称，他坚决反对割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连积极策划议和的太后也反对割地。当听光绪说朝臣有割地之议时，太后大怒，忿然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

　　光绪的决心下得比人们预料的快。他面召李鸿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权。光绪现在已经从坚定的主战派一变而成为坚定的主和派，他甚至比太后更渴望议和。光绪现在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快快结束战争。只要能结束战争，什么条件他都打算答应。他被战争弄得太苦了。

　　然日本提出的条件之巨，还是大大出乎举朝的心理预期。不但割地要割辽南，还要割台湾全岛，并且索要军费竟然达三亿元。李鸿章一阅之下，立刻愕然，忙急电北京。4月3日，光绪召群臣会议。几乎全体朝臣都不同意，要求李鸿章全力辩驳，如果日本人不退步，那么就把战争打到底。只有“光绪之意，颇在速成”。

　　光绪在和议上签了字，结束了这场大清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战争。

　　皇帝的间歇性抑郁症

　　那些经常接触光绪的大臣们发现，亲政以来，光绪的表现都是两极式的。有的时候非常振作，诸事用心，精力十足；然相当多的时候又无精打采，意志消沉，处理政事只是顺水推舟，得过且过。光绪朝的大臣们都熟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出现在奏折之上的光绪朱批，一段时间内字体异常宏大、端正、有力，神采飞扬，而另一段时间则细小、倾斜、无力，经常带着虚白，看上去软弱松懈。特别明显的是，后一种字体只有前一种字体大小的四分之一。如果不事先说明，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两种字体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代皇帝之中，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光绪的情绪经常处于从天堂到地狱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用今天的话说，光绪患有间歇性抑郁症。他的信条是要么最好，要么干脆最坏。要么倾尽全力，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要么破罐破摔，逃避现实。他的心理在两极间跳跃。在“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时刻，我们能清楚看到这种不成熟的心理模式给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带来的致命影响。

　　摘自《同舟共进》　文/张宏杰

　　劳埃德：人们只关注特朗普、勒庞和科尔宾的计划将如何摧毁国家，却忽视了这些民粹主义领袖为何能赢得人心。

　　

　　英国《金融时报》

　　人们对这两件事投入了太多关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以及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等民粹主义领导者有多糟糕、他们或左倾或右倾的计划将如何摧毁他们渴望执掌的国家。人们太不关注的则是他们给自己的无数追随者带来的希望和乐观。

　　例如，英国反对党工党(Labour party)领袖科尔宾的确没有个侯任首相的样子，正如他在议会的多数同僚所发现的那样。但是他为工党争取到的少数群体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退欧派在6月公投中以多数胜出所发出的信号——清楚表明了“落后者”对自身状态的沮丧和怨恨。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中说：“你们中一些人感到沮丧——甚至愤怒。你们知道吗？你们没错。”这话正是对这部分选民说的。

　　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盟其他国家没有出现退欧运动，但是他们的政治建制派也面对着拒绝支持主流政党的“落后者”。根据BVA上月公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的领袖马琳•勒庞的支持率上升至27%，超过了社会党(Socialist)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以及中右翼政党共和党(Republicans)领袖、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

　　6月，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领导的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在罗马市长和都灵市长选举中输给了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后者是新兴的民粹主义政党，主张就是否留在欧元区进行公投，在多项民调中以微弱优势领先。今年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在一些州议会赢得了席位，该党正在呼吁就是否留在欧盟内进行投票。

　　反对移民的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在民调中对执政党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形成挑战。在奥地利，10月重新举行的总统大选可能会将极右翼自由党的诺贝特•霍弗(Norbert Hofer)推到总统宝座上。

　　在美国和欧洲，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薪资停滞不前、工作不安全感与对社会分裂的关切交织在一起，难以控制的移民和恐怖主义令这一切雪上加霜。这些因素融合在一起，催生了一股民众的能量。在美国，这股能量向右走，就托起了共和党的特朗普；向左走，就托起了此前与希拉里竞争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欧洲，这股能量主要向右走。在主要的西方民主国家，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选民支持右翼政党，因为右翼政党是抵御移民的堡垒，是对收入稳步增长、工作有保障时代走到尽头的抗议，是精英阶层的眼中钉。

　　6月英国退欧公投结束后，一些民众在接受采访时痛惜融洽的社会不复存在、未融入英国社会的移民以及英国的主权可能被欧盟夺走——这些受访者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人们往往认为这些话不过是怀念过去的好日子，但其实这些话也传达出这些受访者的一个愿望——希望英国对他们而言变得更好。

　　科尔宾希望通过社会主义让英国变得更好；特朗普信奉“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勒庞主张在欧盟之外实现民族复兴。几乎没有任何批评者意识到，对于许多选民来说，这些主张描绘了一个更好的社会。

　　老牌政党可能最终会赢。希拉里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科尔宾预计不会入主唐宁街10号。勒庞可能会进入总统大选的第二轮——但在决选投票中依然会惨败，就像2002年她父亲的遭遇一样。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政府仍然掌控着中翼、右翼和左翼。

　　但是新的常态不太可能重返过去稳定的党派执政。政治精英既没有足够有力地更新对选民的承诺，也没有设身处地体会他们的幻灭。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下有关“第三条道路”(Third Way)的辩论以来，英国工党中的温和派一直未能描绘出，社会民主主义与已经大为改变的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之间应构建怎样的新关系。在欧洲，两件事正威胁着欧元的未来：欧盟对主权适用范围犹豫不决、以及单一货币既没能实现稳定也没能成为促进欧盟团结的手段。

　　这是个可怕的时代，在欧洲以东，受到民众欢迎的威权领导人正在探寻有利条件。自由派（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不能效仿民粹主义者，但是自由派领导人别无选择，必须更努力地改变自由主义政治的面貌，不能让人觉得它代表着精英人士对落后者的漠视。

back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