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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哲学与艺术公号　作者：夫莽

　　摘要：中国人Y染色体的有效群体本来就不大，所存在的种类不多，这1万2千多个样本几乎囊括了绝大部分中国人染色体的类型。这可以充分证明，华人占大多数的东亚人群起源于非洲。
　　2003年4月14日,美国科学家在华盛顿庄严宣布:美、英、日、法、德和中国,6个国家联合,经过13年的努力,共同绘制完成了《人类基因序列图》。由IBM赞助，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举行的研究“人类迁徙遗传地理图谱计划”2005年4月开始在世界各地进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承担了远东地区及其东南亚地区的DNA的取样和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答案渐渐浮出水面，一张完整的人类迁移路线图开始显现。我们整理了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内容。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60多亿人口可能源自一个母亲。英国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家经十几年的DNA研究发现，全世界的人口分别繁衍自36个不同的、被称做“宗族母亲”的原始女人，其中非洲有13个“宗族母亲”，印度、澳大利亚、中亚有7个。而所有这些“宗族母亲”又都是15万年前到20万年前非洲大陆上一个科学家命名为“线粒体夏娃”(Mitochondrial Eve)的女人的后代。尽管“夏娃”不是当时惟一活着的女性，然而她却是惟一一个将血脉延续繁衍到今天的原始女人。

　　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该理论是由英国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教授布赖恩·西基斯(Bryan Sykes)提出的，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从年代久远的古代骨骼中提取出DNA方法的遗传学者，并建立了“牛津祖先”(Oxford Ancestors)项目。

　　西基斯教授研究发现，现代欧洲人其实大多数都是远亲：97%的现代欧洲人，其实都起源于10000年前到45000年前冰河时代的7个不同女人，这7个“宗族母亲”被他称做是“夏娃的7个女儿”，7名原始女人通过“线粒体DNA”和现代欧洲人联系到了一起。线粒体DNA是只通过母系一脉传递的遗传基因，男性也能从母亲那里继承线粒体DNA，但却无法将它遗传给自己的后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性生下的全都是儿子，那么她的线粒体DNA遗传链将因此终止。所以，如果一个女人没生出女儿，那她就真的断子绝孙了。

　　西基斯称，“很显然，在漫长的冰河时代，欧洲并非只生存着这7个女人，同一时代生活着大量的原始女性。然而她们要么没有长到成年，要么没有生下孩子，要么生下的全是男孩，但这7个原始女人不仅活了足够长时间，并且每人至少生了两名女儿，从而开始了线粒体DNA遗传链，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据西基斯教授称，线粒体DNA一般很难发生改变，平均要过2万年线粒体DNA才会发生微小的变异。他对记者道：“研究发现，大多数现代欧洲人的线粒体DNA可分为7种类型，就仿佛血型一样。我们相信，每个线粒体DNA相同的人都是数万年前同一个女人的后代。”

　　西基斯承认，研究人员也偶尔发现有的人DNA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族母亲。他开玩笑地说，或许来自外星人吧。

　　　　民族性只是社会概念

　　　　其实人类无种族之分

　　我们在广播电视里会听到民族问题，但是也许这个只是一个社会概念，并不是一个科学概念。

　　美国最早宣布破译人类基因密码的塞莱拉公司负责人万特博士说，基因图谱并未显示‘种族’之间有何差异。我们都是10万年前从非洲的少数原始部落迁移和进化而来。人类只有一个种族。

　　大多数科学家开始相信，区别人类种族的那些标准实际上与生物学概念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们说，区别不同种族最常用的特征，如皮肤和眼睛的颜色、鼻子的宽度等，是由相对而言极少数的基因控制。10万年时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片刻，在这短暂的人类进化史上，这些基因的变化是为了适应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例如，赤道地区的人皮肤黝黑，是为了减少紫外线辐射的伤害;而北方地区的人皮肤白皙，是为了在较弱阳光下人体能产生较多的维他命D。

　　纽约曼哈顿北区总医院院长佛理曼说：“如果你一定要问人的外表不同反映出多少基因组的差异，我的回答是：不到0.01%，这只占基因总图谱极小极小的一部分。”亚特兰大艾摩利大学医学院分子遗传学教授华莱士说：“不幸的是，人类特别关注外表细节的差异，夸大所谓‘种族’差别的意义，似乎我们整个社会的结构都建筑在视觉的基础上。”

　　科学家们认为，与极少量基因决定人的肤色和外表相反，人的智力、艺术天赋和社交能力等却由人类8万个基因中数千甚至数万个基因所决定，而且是以复杂而相互关联的方式起作用。科学家们还发现，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某方面基因的差别之大可达90%，而因生活地区不同而产生的基因差别只占10%。有些基因，例如控制免疫系统的基因，在人与人之间差别极大，可是这种差别与种族没有任何关系。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印度裔生物学博士安南德建议，在研究人种时，与其去考虑种族不同，不如从临床的角度去寻找某一种群体易染上何种疾病，例如印度人形成血栓的几率较高，这也许是因为印度的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习惯增加了引起心脏疾病的危险。所以，在考虑人种时，应从生物学的角度，全面考虑他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而不是强调他属于哪个种族。

　　但也有少数生物学家对此持有异议。犹他大学人口遗传学家罗格斯就认为，种族划分是有意义的。他说：“我们也许相信种族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表面上，但差异确实存在。种族分类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和迁移过程有很大帮助。”

　　　　我们的祖先如何来到中国

　　科学家意想不到的是汉人和藏人本出同源，分子人类学家根据研究DNA得到了这一结论。而且，汉人与藏人的关系比苗人、越人的关系都要更接近。汉人和藏人的分开不过是5000年前的事情。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于1996年在DNA中找到了汉藏同源的证据。他发现汉人和藏人在M122以及在其分支M134上都有相同的突变。而且宿兵通过对Y染色体主成分进行分析，发现藏族的突变频率与汉人最接近，这意味着在藏缅语系的诸多民族中，藏族和汉族最接近。他们分化的年代约在5000年前。

　　M122突变大约发生在三四万年前，那时中国陆地上的许多山脉被积雪常年覆盖。棕色人种早于黄色人种在黄河、长江流域活动，在东南亚的缅甸一带，黄种人的部落已经取得一定势力，棕色人不断沿海岸线退缩，或者躲进山区。“当中国陆地上的冰川不断消融时，一支带着M122突变的南亚语人群开始进入了中国。”李辉说，目前发现关于南亚语先民进入中国后的分化路线有3条，共有两个入口，一个是在云南，一个是珠江流域。

　　其中一支沿着云贵高原西侧向北跋涉，他们最终在距今1万年前的时候到达了河套地区，黄河中上游的盆地。“这里应该是中华文明的真正起源地。”汉藏语系的祖先也被后人称之为先羌，他们也就是汉族与藏族人的祖先。

　　这一支南亚人在出发时头颅还很圆，带有大鼻子、厚嘴唇等特征。但在他们行进过程中，人体形态发生变化。而到了高原之后，不再受疟疾影响，加上缺氧，存活下来的人基因变化了，脸都变得很长，线条、棱角变得刚硬，如同刀削。留在河谷地区的羌人应该是迁移过程中留下的。他们保留了游牧的习性。

　　经过这1万多年的迁徙，这样一直到5000～6000年前，人体内部的DNA又开始不安分了，那时，由于粟谷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开始在这个地区发展。人口的增长使群体必须扩增新的居住地。汉藏语系的两个语族开始分野。

　　其中一个亚群在M134的基础上又发生了M117的突变(汉族特有的两个基因突变)。他们带着这个突变向东行走，一直到渭河流域才停留下来。他们掌握了农业文明，开始以农耕为生。这个群体就是华族，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汉人的前身。李辉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分子人类学，他热衷收集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各个民族分支的DNA样本，足迹遍及中国南部的城镇与村落。“M117是汉人身上很古老的一个遗传突变。”李辉说。

　　另一个亚群被称为藏缅语族群体。他们或是战败、或是寻找食物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向南迁移，最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下来。(藏族)在迁徙的过程中，这个群体就像细胞在不断裂变，分化出了藏、彝、景颇。至今，这些民族的送魂歌中都要把亡灵送回北方。“藏族在形成中吸取了中亚的许多因素。”

　　华夏族扩张很厉害，他们向四面掠夺土地和粮食，羌族这时候不再被他们认做是同类，称其为“西戎”，当然也包括东部的广泛地区，但这一地区已经被“三苗”占领，这是和汉藏同一祖先而更早迁移到此的族类，部族的争斗产生了民族英雄，“黄帝”就是这样的人物。而后，华族和东夷、南蛮在夏商阶段一直在争斗中。“楚人是荆蛮的后代，从荆蛮里面分化出三苗，所以，现在分子遗传学可以看出，很多湖北人DNA和苗人的关系接近，胜过与汉人的关系。”李辉说。

　　第二条路线是珠江流域。百越先于汉藏进入两广地区，穿越南岭的变为北越，也就是后来越国的祖先，南方的越人自秦汉以来一直往广西山区迁移，南宋时候又发生迁移，后来形成侗族。所以，现在浙江一带越人的语言和侗族语言有相同之处。而吴国人则有不同的起源，吴越两国根本不同源，统一使用华语后才接近。历史学的猜测再次失败。

　　吴国人从何而来呢，当初南亚先民从云贵高原西侧进入中国后，一支人群与汉藏民族分开而行，他们沿着长江往下走，这个人群在洞庭一带形成了苗瑶语系。“吴人就是苗瑶人东进和南下的汉人同化后形成的，所以他们遗传结构的变化多而复杂。”

　　在渭河流域华夏族逐渐磨砺出一支骁勇善战的“”秦人“”，他们盘踞在关中，积聚着统一中国的实力，秦汉时期，四分五裂的中国被统一，从语言、文字到货币、计量单位等文化层面上，汉族的整体意识真正形成。加上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之后汉族就没有再出现分化。而且，各地的汉族基本没有带上外来的成分。他们通过先进生产力而不断地扩张，占据了大部分土地。“历史学家说的汉人扩张中不断融合当地人是不对的，当地人基本被驱逐了，福建人是最好的证明根据分子人类学分析，他们基本上是北方汉人的后代，语言上保留古代汉语尤其多。”李辉说。

　　金力教授的实验室助理钱吉说，其实中国在利用DNA分析自己祖先的迁徙路线上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华夏56个民族和东亚东南亚各民族都是由南亚语系的先民分化出来的，因为他们身上都带有M122的突变。

人类基因图谱——世界人口基因组分布

　　198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瑞贝卡·坎恩破译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的线粒体DNA，发现现代女性的线粒体DNA都来自一位妇女，她大约生活在15万年-20万年前的非洲。

　　随后，分子人类学家再次成功破译了男性遗传密码的Y染色体。通过研究，他们得出结论，现代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他生活的年代也应该在大约15万年前的东部非洲。

　　“DNA中的遗传密码让亚当、夏娃离开了神话世界，变成了有血有肉的非洲人。他们成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的祖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李辉说。

　　李辉解释说。大约15万年前，在东非分化出了很多人种与部落，其中就已经包含了现在的黑、棕、黄、白四个人种的祖先。Y染色体上的M168是目前发现的一个很古老的突变位点，这是人类在要离开非洲时产生的突变，大约发生在10万年之前。那些棕色人、黄种人就是带着这个古老的突变开始向世界扩散。除了非洲以外的现代人都具有这个位点的突变。

　　10万年前，地球处于冰川期，大部分陆地被冰川覆盖。整个海平面比现在低120米左右，许多海床裸露在地面。在东非，各个部落拥挤在这块炙热的土地上，抢夺着有限的食物。或许是频繁发生类似于现在的卢旺达种族清洗事件，一部分人开始走出非洲。

　　“又过了几千几万年，现代人在Y染色体基因突变M168基础上又出现了2个突变类型，M130和M89.前者发生在8万年前，后者发生在4万5千年前，人类已通过北非进入了欧亚大陆。”李辉说，最早出来的是棕色人。他们主要是在海边捕鱼为生，并捡食滩涂上的高蛋白食物。他们拿着旧石器和尖木叉，在印度洋岸边走着。公元5万年前，他们已占领了南亚和东南亚的陆地和岛屿。在之后的几万年里，散漫的捕捞捡食生活让他们沿着无边的海岸线，一路走到东亚，之后可能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和南美洲。

　　黄种人走出非洲的时间要比棕色人晚了近5万年。但他们的扩散速度很快。他们只用了棕色人1/5的时间就到达东南亚。柯越海取样的1万2千个中国人的样本中有11311个样本在M89的位点上发生突变。而这个突变标记在黄种人到达东南亚时就已形成，并且一直在这里做了很长久的活动，之后他们将要进入中国，分化出现在的汉族。

　　我们再来看4个基因

　　D-YAP矮黑人基因

　　C-M130棕种人基因

　　K-M9是黄种人基因

　　P-M45是白种人基因

　　D-YAP矮黑人基因、M130棕种人基因，汉族人无论是南方汉人还是北方汉人,Y染色体中都没有这两种基因。

　　而北方民族蒙古人,突厥人,满族人,朝鲜人和日本人都有D-YAP和M130。

　　其中K-M9是黄种人基因,是中国人的主体类型。P-M45是白种人基因。

　　C—M130是棕种人基因,海洋居民，C—M130走的路线大概就是沿着海岸出发，从阿拉伯半岛—伊朗—印度—中南半岛，此后，这批C—M130的子孙分为两支系，NO.1支系向北进入西伯利亚，并最终进入了北美地区;NO.2支系向南进入澳大利亚，并扩散到整个太平洋诸岛。

　　今天C—M130的后代主要分布在印度南部、北亚东部、日本、北美西部、澳大利亚、太平洋诸岛。在东亚地区，外蒙地区比例非常高，达到58%，还有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布里亚特人、比例都在60%以上，这些人群的类型(包括北美地区)都是C3—M217;M130的其他类型还有，日本的阿伊努人90%以上是C1—M8，另外，现代日本人(6.5%)、朝鲜人、满州人、阿穆尔人中，也有一定数量的C1。C2—M38，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和太平洋诸岛屿，C4、C5主要分布在南印度地区，在当地民族中能达到20%。在汉族人中几乎没有C-M130基因的分布。

　　D—YAP又被称为小黑矮人基因，是一支非常古老的基因，它和C—M130几乎同时走出非洲。现在D—YAP类型主要分布在印度安答曼群岛的安达曼人(100%)、藏族(58%)、土家族、彝族、瑶族、日本(34.7%)、朝鲜、满州人、缅甸人、克钦人。在汉族人中，D—YAP在汉族人群中几乎没有发现。Y染色体变异数量多少并不能用人口数量来衡量，很多人口众多的大民族都是由一个小人群由于某种原因迅速壮大而来的，如历史上曾建立了强大帝国(典型的是汉人、阿拉伯人)，近代的高技术革命和殖民(如英格兰人、西班牙人)，这些人群的同源性强，Y染色体的变异类型并不特别丰富，相反，一些非常古老的小民族，其Y染色体变异类型却十分丰富。

　　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原来的汉族融合而成的理论是错误的，汉族的基因构成恰恰是一个非常单一纯粹的民族，K—M9基因是最重要的一个支系，亚欧大陆上，除了西亚地区和西伯利亚，世界岛上绝大部分民族都由K—M9的子孙构成，今天汉族人中，96%的人都是K—M9类型。(看来我们和日本人和朝鲜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K—M9下面也有很多子类型，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ON—M214，另一个是P—M45。前者(ON—M214)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北亚东部、部分太平洋岛屿(以上都是O—M175子类型)和乌拉尔山两侧、北欧北部、东欧北部和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以上都是N—M231子类型)。中国人主体类型就是O—M175。族人中的4%的P-M45白种人基因,最有可能的来源的是古代中原的高加索人种。

　　　　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祖先

　　“我们的祖先究竟是谁?”

　　初中教科书的权威教育是，分布在中国的现代人是由生活在4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进化而来。这个说法的理论依据是人类的多地区起源说，认为在欧、亚、非的现代人都是由当地的猿人进化而来。

　　金力教授的实验室助理钱吉说，现代人是单一的物种，而各地的猿人差异却很大，属于不同的物种，并没有都进化成为现代人。只有东非的猿人走上了向现代人进化的道路。所以，北京古猿人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先。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在查阅中国现有化石的年代以后，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断层。这个断层从大约10万年前至4万年前，没有任何人类化石出土。经推测，生活于东亚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HomoSapiens)在最近一次的冰川时期，由于恶劣的气候而绝灭。取而代之的是从非洲不远万里迁徙而来的现代人种。

　　但仍有科学家支持“多地区起源说”。中科院古脊椎古人类所的吴新智院士细心比较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和现代人的骨骼特征，发现70%的中国人在头骨上有3个特征和北京猿人是一致的。所以他依旧觉得北京猿人可能是中国人的祖先。但他的学生刘武去非洲考察时，却发现有30%的东非人在这3个头骨特征上也和北京猿人相一致。

　　1998年，中国科学家意识到DNA遗传密码的重要性。在那些双螺旋的DNA链条上交织着红、黄、蓝、绿4种颜色的小球，A、T、C、G.它们掌管着整个人类的迁徙和发展史。

　　按科学上的解释，每一个小球就是一个核苷酸单位。所谓基因就是这些小球按照一定秩序连在一起，并具有相应的遗传信息。它有很强的功能性，控制着人类的肤色、形态和健康。比如人类的高血压就有几百个基因在控制。它们的序列不能随便更换。变换了，就要影响身体状况。

　　而还有些小球的序列不具有功能性，性质如同DNA分子里的填充物。它们的排列是自由的。它们过了几千几百年会自由地发生一次变化，例如原本A的地方出现C.这种变化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影响，不承担自然选择的压力。它们的改变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就是这些遗传突变记载了人类迁徙的历史信息。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褚嘉佑着重研究的是DNA排列中的一种被称为微卫星的特殊排列顺序，这是一种公认的遗传标记。DNA排列中有一种简短的重复，比如TGTGT鄄GTG，其重复的字母和次数都可以遗传，当延续到后代身上时，原先那一个G的位置可能会变成A，或者原先重复9次而到了后代忽然变成重复10次。根据这个原理，褚嘉佑分析了28个东亚人群，推算出在中国的现代人起源时间不会早于5万年。

　　有人认为褚嘉佑的取样数量太小，没有说服力。2001年，金力的学生柯越海和他的研究小组对主要以华人为主的东亚人群进行了大规模的遗传分析。他进入的是Y染色体的世界。它们一代代地由父子相传，而且“性格”稳定，一般在几十代之后才会有一到两个基因位点发生变化。这些遗传突变位点的结构如同一棵树，也正是这棵基因树记录了人类在不同时间向地球不同地点散布的路径。

　　柯越海共分析12127个男性个体，发现那些Y染色体的YAP、M130和M89上都会有其中一个位点发生突变。它们是基因树中的三根树枝。它们汇拢到一根叫M168的树根上。这个M168就是非洲人体内的突变位点。也就是说中国人与生活在东非的非洲人有关。

　　柯越海说，中国人Y染色体的有效群体本来就不大，所存在的种类不多，这1万2千多个样本几乎囊括了绝大部分中国人染色体的类型。这可以充分证明，华人占大多数的东亚人群起源于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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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leon·Aron

　　文章来源：译言网

　　每次革命都是一次惊奇。尽管如此，上一次俄国革命却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时间回到1991年之前，当时在西方，无论专家、学者、官员或是政客们都没有预料到整个苏维埃联盟及其一党专政制度、国营经济体以及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内和东欧各国的控制会在一夜间分崩离析。自视为未来革命者的苏联国内异议分子，同样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他的同代人完全没有预计到一场革命危机的到来。虽然围绕苏联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但没人想到这些麻烦会危及体制的生命，至少不会这么快。

　　这种普遍的短视由何而来？西方专家对于苏联崩溃的始料未及，或许部分出于一种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想作祟——称之为反反共产主义——它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柔态度的人，也对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在《当代国际事务史》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认为“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作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或许是全美国最专于俄国历史的学者，他也称这场革命“始料未及”。1993年，在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上，他发表了关于苏联灭亡的论文集，标题目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

　　于是，可以理解的是，这种集体性误判可以被毫无风险的被纳入一份心理档案中，分类在奇怪和变化无常的社会科学之下，随后便被遗忘。然而直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一种认为苏联会继续延续其目前状态，或是至多会开始冗长的衰退的假设，似乎仍被看作是理性的结论。

　　实际上，1985年的苏联，与其十年前相比，拥有类似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当然，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无法与西方相比。物品短缺，食品配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剧烈的贫困都是顽疾。不过，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它们从不让步。

　　在1985年，没有任何关键经济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与1960和1970年代相比，从1981到1985年，该国GDP增长虽然缓慢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正增长。这种漫不经心却很难构成灾难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年。同时，自法兰西大革命以来，一直被视作即将爆发革命危机征兆的预算赤字，1985年也仍保持在不到GDP的2%水平。虽然此后增长迅速，但直到1989年，也不过不到9%而已——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认可的数据。

　　在此期间，石油价格急剧下跌，从1980年的每桶66美元跌至1986年的每桶20美元（以2000年价格衡量），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来说，这当然是个打击。然而，按通胀调节后，在世界市场上，1985年的油价要比1972年昂贵的多，这一价格水平高于整个1970年代的三分之一年份。与此同时，苏维埃收入在1985年增加超过2%；经通胀调节后，其工资水平在接下来五年中继续增长，直到1990年，平均保持了7%增速。

　　不错，经济的停滞明显，令人担忧。但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洛特兰德所言，“说到底，慢性病并不必然置人于死地”。即便是研究革命爆发经济根源的专家安德斯.阿斯兰德也指出，从1985到1987年，局势“没有任何变化”。

　　在执政者看来，政治生态甚至有所改善。经过此前二十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分子都已被羁押、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

　　这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其他传统上被看作国家灭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压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间，正如美国历史与外交学家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所言，他们已经“实现了所有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对于拥有五百万人的苏军来说，这点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在1987年之后的辩论中，虽然为了维持帝国而付出的巨大财政负担成为主要焦点，但阿富汗战争的成本本身却并不过分：1985年其花费估计约在40到50亿美元之间，与苏联的GDP相比，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美国也不是催化剂。如果可能的话，“里根主义”政策逆转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给帝国周边带来了相当大压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苏联面对的这些困难远不致其崩溃。

　　当意识到潜在的昂贵竞争的征兆时，里根提出主动战略防御的思想具有决定性——但考虑到克里姆林宫完全了解有效部署空间防御武器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因此此时距离军事上的挫败还差得远。同样，对苏联领导人来说，1980年波兰工人的和平反苏起义是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事件，同时也是对其欧洲帝国的动摇，但到1985年，团结工会看上去已经式微。对于每隔十二年在东欧大陆承担流血的“和平使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80年在波兰——苏联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且毫不顾及世界舆论。

　　换句话说，无论在其本身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看来，当时的苏联都在国力和全球影响力方面达到顶峰。“我们倾向忘记这件事。”历史学家亚当.乌尔姆后来指出，“在1985年，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政府能像苏联那样权力稳固，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

　　当然，就苏联为什么会崩溃，有大量结构性推论——经济、政治、社会等等，然而当这件事发生时，这些理由却全部无法解释其为何发生。1985到1989年间，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是如何突然间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耻、非法和不能忍受，以至于走向灭亡呢？

　　就像所有现代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迟疑——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创业思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虽然以经济改良为旗帜，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无疑首先修补了道德，而不是经济上的错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公开谈论这场改革时，无不对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义过往的腐败影响感到痛心疾首。如此一来，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曾提出过的那些问题，便再次吸引人们绝望的寻找答案：什么是好，有尊严的生活吗？构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的只需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

　　“在这个国家，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在这次会议上，他宣布开放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维埃社会重构的基础。“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后来，他曾回忆道“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失职行为划清界限”，他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1989年，在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回忆道，担任十年驻加拿大大使，并于1983年返回苏联之后，他感觉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就要发出怒吼，“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倒上。

　　戈尔巴乔夫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年至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早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先辈，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认为斯大林时代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建筑早已摇摇欲坠。但这位第五代苏维埃领导人对于政权的恢复力显然更有信心。戈尔巴乔夫及其派别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况下拨乱反正。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宣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髓”。许多年后，他在采访中表示：

　　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甚至在文化层面，苏联模式也已经失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排斥这种文化，因为它不尊重这些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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