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小山（美）：中国富人不再通过衣服、鞋子上的标识来显示有钱，转而购买高端、低调、有历史的小众品牌。

　　

　　作者：雷小山（美）

　　中国富裕的消费者不再通过买衣服鞋子来显示自己有钱，转而购买高端而低调的小众品牌，以满足他们对生活方式的追求。香奈儿、葆蝶家和爱马仕的包袋很流行，大多数消费者基于标签上的高价和更加精细巧妙的设计特征感知到这些品牌的独特性。比如葆蝶家的皮革编织设计和香奈儿的极简设计，与那些堂而皇之闪闪发光带着大标识的设计有所不同。

　　今后的趋势会朝着价格更高、有强烈传统精神内涵的小众品牌这个方向发展。这些小众品牌让消费者能够展现自己的个性，例如男士鞋履公司Harrys of London，大多数鞋履的价格在每双300到500英镑之间。这家公司对中国男性客户的销量剧增，这些男士到伦敦寻找一些与众不同但工艺精良的产品。

　　另一个例子是上海滩（Shanghai Tang），这个品牌在中国客人中声名鹊起，因为它理解中国人对本土奢侈品牌与日俱增的自豪感。上海滩的网络业务发展与消费者关系管理部门总监席尔瓦·罗谢告诉我：“中国人想要一些他们在日常繁忙生活中能享用的东西，但要带一些巧妙而优雅的中国概念。”因此，这个品牌改进了产品线，使其“提供能融合时尚现代及个人私密的中国元素的产品”。

　　关键行动项目：限制产品供应和销售点的数量，专注于消费者的特定需求，使用仿冒者不易复制的工艺，比如Harrys of London和上海滩已经做的那样。

　　比如阿玛尼在中国曾经面临山寨的问题——乔治·阿玛尼本人说他看不出山寨货和正品之间有什么区别。与之类似的情况是蔻驰的帆布手袋也很容易被仿冒，卖盗版的市场把假货分成三个档次：便宜的国产山寨货，质量好一点的国内精仿，以及来自韩国的高端仿品。很难看出来正品与韩国高端仿制的帆布手袋或聚氯乙烯材质的手袋有什么区别。

　　高端真皮手袋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例如爱马仕的铂金包，或葆蝶家的交叉编织缝纫皮包，这些产品保持高端独特的风格，销售点的数量更少。与众不同且精湛的工艺也不太可能被仿冒。

　　移民与资本外流

　　许多中国最富裕人群的生活越来越不好过。2012年习近平开启的反腐行动动了真格，有许多富豪与他们的政治靠山落入法网。

　　很多人因为担心被捕而移民国外，把资金也带到了境外。许多情况下，富豪只身一人留在国内做生意，而家人移居海外。没有环境污染且户外活动丰富的地区受到移民的欢迎，例如悉尼、温哥华、西雅图和加利福尼亚。移居地点必须有良好的教育机会，并且有返回中国的交通便利。对地产律师和移民律师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机遇。路透社发现，截至2014年，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了曼哈顿房产最大的买家群体。

　　关键行动项目：卖给中国消费者不再意味着仅仅卖给中国市场。小众品牌需要创建全球中国消费者战略，并且为中国消费者出国购物做好准备。比如说，世界上最大的酒店连锁公司之一委托我的公司规划中国消费者战略，因为他们发现远在欧洲和亚洲的酒店里有许多客人是中国人。

　　培优与教育

　　中国精英人士中象征身份地位的新标识，是把孩子送到美国顶尖的寄宿学校读书，比如圣保罗的艾克赛特。英国的寄宿学校比如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也很受欢迎，但是没有美国学校那么热门，因为中国家长认为美国和中国是新的世界经济超级大国，想为他们的孩子建立交际圈创造机会。

　　就连中产阶级的中国消费者也花费不菲购买帮助提高孩子素质的品牌，以培养孩子进入声名鹊起的学校。例如对美术和音乐的课外活动和暑期活动的需求也很高。放假期间，小学生们被送到美国、澳大利亚甚至巴厘岛去学习英语。

　　关键行动项目：定位于提高孩子竞争力的品牌将会有很大进展。在中国进入顶尖学校的竞争非常激烈，就算最富有的家庭也担心孩子的未来。家长们购买一切能帮助孩子学得更好的东西，从人体工学的座椅和学习灯到自动铅笔，并花钱让孩子上美术和音乐班，以帮助孩子发展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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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为中国的经济走向感到担忧了。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政府部门大量增加投资，但不仅不见经济效果，而且恶化经济环境。大量投资流向了房地产，在抬高房价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迫使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逃离一线城市。民营投资大减。民营企业原来已经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现在出现逆转，民间资本以加速度流出国外。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民间资本流走的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也随之减少。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巨大困境是最近的重大话题。政府鼓励创业，也出台了大量优惠政策来配合，希望通过创业和技术革新来促成经济转型和提升发展质量。不过，诸多政策已经导致了大量的政策寻租行为，甚至公开地套取或者骗取政府基金；除此之外，看不到任何有形的结果。实际上，技术创新是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并非通过运动方式所能实现的。

　　西方唱衰中国经济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不过，西方一些人唱衰中国经济，只是看到中国经济的表象，对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如果了解中国经济，不难看到，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其实是非常好的，至少很少有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比。中国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的质量也不是其它发展中国家所能相比的，例如中国每年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工程师。在以往的经济“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外贸中，只有外贸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在下行，其它两方面的情况不是那么糟糕。国内仍然具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供进一步的投资，而社会消费更是在增加。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经济情况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令人担忧的局面？这里的因素当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意识形态这个因素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构架内，在一定的情况下，政治因素甚至会比所有经济因素产生更大的作用。概括地说，今天的经济局面就是经济生活的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

　　在当代政治家中，对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影响，邓小平的理解最为深刻。（另一个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他曾经说过，每一个经济问题背后都有政治原因。）意识形态经常给经济政策造成巨大的困局。首先，意识形态，尤其是作为一种信仰的意识形态，往往是形而上学的，一旦要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就很难讲清楚，甚至完全讲不清楚。邓小平足够坦诚，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承认意识形态说不清楚，这里指的是当时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讨论。所以，邓小平就把市场视为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工具或者技术手段，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手段。实际上，大多数制度在其产生之时本来就不是意识形态，只是后来被意识形态化的。

　　意识形态很难指导经济政策

　　其次，意识形态很难作为经济政策的指导。从社会学科来说，这很容易理解。社会科学的理论是由一系列假设组成，所以哲学家卡尔波普强调，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开放性的，需要以新的证据来证实或者推翻。在具体经济政策层面，这就要求人们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意识形态，而不是削足适履，用意识形态去指导具体政策。经验地说，也不难发现，凡是用意识形态治理经济的，国家就发展不好；凡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就健全。这在任何地方都适用，包括西方。西方工业革命之后，逐渐形成了阶级，今天的左、右派都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表现在政治上基本上就是左右派之分；两派越来越分化，并反映到了经济政策上，两派不能达成任何共识，互相否决，造成了治理危机。

　　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走出了意识形态争论的困局。之后的政策非常成功，中国经历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竞相大发展的阶段，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国际经济的有机部分。

　　但是，现在中国又再次走入了意识形态之争，有关方面不仅没有阻止得了意识形态的分化，而且更以不同方式推动着意识形态的争论。结果又如何呢？前些年中国在争论中国是否会陷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如果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国早已经陷入拉美化，那就是左右分野越来越甚，极右和极左并存。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极左必然会导致极右，极右也必然会导致极左。拉美社会总是在极左民粹主义的统治和极右民粹主义的统治两者之间摇晃，永远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套用李光耀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每一种经济现象背后必有政治原因。

　　意识形态不是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不过，需要的是要建立国家主导性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就是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建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才能对社会上各种意识形态进行管理。现在的做法只是在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中进行或左或右的选择。在经济领域，官方的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但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大拖了发展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腿。这些年来，建立了多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和研究院，但到底有几个真正懂得马克思经济学的，更不用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了。例如，马克思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也不能说清楚为什么后来的西方社会走上了不同的路径，非西方社会又走上了一条和西方不同的道路。这里，最需要的解释是社会这个变量。马克思大半辈子都在搞社会主义运动，但自己并没有把社会这个因素整合进其理论。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各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就是因为政府、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发生变化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能够解释好社会这一要素，经济政策也不至于走到今天的这个局面。

　　书生治国趋势越来越严重

　　意识形态的回归导致了经济政策的虚无化。现在的经济学，大家玩的是概念，书生治国的趋势越来越严重。经济政策最讲究实践性和操作性，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和政策研究人员也玩起概念来。很少有人真正去了解和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经验到政策。相反，很多人是先有了预设，再去搞调研。这样的调研结果并不能反映客观现实，而只是为预设提供了所需要的证据。而基于这样的预设之上的政策必然只是满足了概念和逻辑上的要求，结果必然失去实践性和操作性。中央政府要统筹全局，做顶层设计非常必要。问题在于，现在各级地方政府都在做顶层设计，很多地方到了县级政府还是做顶层设计。大家都做顶层设计，没有人干实事，这是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局面。

　　在企业层面，意识形态的引入对经济主体即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感和不确定感。有一段时间，人们对李嘉诚在大陆减少投资的行为进行了民族主义式的讨伐。不过，如果熟悉企业界，人们不难发现李嘉诚的行为实际上是资本家和企业家中的普遍行为。这些年来，先是外资减少在中国的投资，甚至撤离中国；现在轮到中国自己的资本和企业家的流出。为什么意识形态会对企业家产生直接的影响？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些微变化都是被人们用作预测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最主要风向标。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的法制和法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离建成法治国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法治国家，法律是资本安全最有效的保障，而在中国，资本最有效的保障便是政治。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对企业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意识形态的回归对各级官员的行为也产生了影响，那就是，一些人经常用意识形态来掩盖实际利益之争，用意识形态来掩盖改革的困难甚至失败。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理论上说，国企做大做强并没有错，因为国企数千年来一直是平衡经济力量的有效手段。但当“做强做大”变成意识形态之后，就严重阻碍着国企的改革。今天，国有企业在垄断领域仍然搞垄断，这容易理解；不过，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国有企业也要搞垄断。盈利的领域，国有企业不想改，这容易理解；不过，在不能盈利甚至亏损的领域，国有企业也不想改。这怎么理解呢？局外人可能不理解，但如果了解情况，就非常容易懂，就是因为这些企业都是地方政府的关联企业，尽管对社会整体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但对政府和官员有好处，因为这些企业往往是政府或者官员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在这样的领域，意识形态往往是无能者和失败者的有效武器。

　　任何国家都会存在着意识形态问题。例如，美国有“政治上正确”的意识形态；新加坡也有“政治上正确”的意识形态，在一些敏感问题例如种族、宗教等问题，不能进行太多的公共讨论。但意识形态的存在绝对不是说，这些方面的问题不存在了，掩耳盗铃，用意识形态来掩盖；相反，人们不但要正视问题，而且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这样才不至于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出现危机。美国用“政治上正确”来掩盖问题，因此酿成了今天的政治危机，而新加坡不在公共场合讨论敏感问题仅仅是因为经验证明公共讨论不仅帮助不了问题，反而造成问题的恶化；新加坡的精英在内部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不断出台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如果要避免出现重大的危机，不能再以意识形态来掩盖问题了。中国需要学习的不是美国版的“政治上正确”，而是新加坡版的“实事求是”。况且，邓小平已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政治传统，为什么今天要把它丢掉呢？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艾斯顿

（看中国记者陈秋颖综合报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艾斯顿（Philip Alston）周二结束了对中国为期9天的访问，艾斯顿形容这是一趟“非常糟糕的旅程”。

据《美国之音》引述路透社报道称，艾斯顿在启程访华前便告知中共当局此行希望会见的学者，这是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例行工作，特别报告员也有权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但是，中共当局“没有安排任何一次会面，而且我从我联系的一些人那里得到信息，他们被告知在此期间必须休假”，艾斯顿说，这是在其他国家访问期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相反，当局安排艾斯顿访问了云南省昆明附近一个模范少数民族村庄。不过，访问过程中，当局只安排展示色彩鲜艳的民族舞蹈。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艾斯顿所到之处都有中共官员在场，有一次，在北京的联合国办事处大门外，一名寻求与他见面的活动人士竟遭到警方拘留。

国际人权机构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部研究员潘嘉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称，中国政府并不欢迎联合国官员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做调查。

潘嘉伟说：“我们也都注意到联合国的特派员遇到这个困难，中国政府如果是有诚意让联合国的专家去看中国的真实情况的话，就不应该出现这样阻止他去会见律师和其他一些人员的情况。这个只表现了中国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方面是完全没有得到保障的，他们不太欢迎联合国方面的专家做一个真的有效的交流，完全是安排的行程，安排他见某些官员的这种作法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诚意。”

周二，艾斯顿在联合国驻北京代表处介绍他的初步调查结果时表示，虽然中国有些民众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如果不根除腐败和妥善解决民众的不满，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大规模的抗议和骚乱。

艾斯顿指出，中共对法律体系的主导，已经让中国民众没有表达对污染和社会不均等问题不满的途径。而信访的程序只是“装点门面”，中共官员们一直在压制有意义的政策辩论。

“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压制措施。这种做法后患无穷”，艾斯顿警告，中共当局对公民社会的严格控制，是在削弱人民的基本权利，制造了发生群体性社会动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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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警察还给人民】警察不是权力豢养的“家丁”，而是人民群众的保护神，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社会治安、公共秩序等等。希望上层尽快出台规定减少非警务活动，重塑警察的威严和光辉，让“人警察察”实至名归。
二战之后，为什么东德的人往西德跑？为什么朝鲜的人往韩国跑？为什么大陆的人往香港跑？为什么现在的人愿意到台湾旅游？为什么人们愿意到日本买东西？为什么胡锡进到德国考察？为什么有钱人都愿意移民西方国家？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还很多，为什么人们不去？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的人，也就成为人了。
对于国家的概念应有一个明确的、文明的、向前的观念。过去说食君之禄，皇恩浩荡；现在是纳税人养活政府，我们出钱养活你，请你为我服务，请你为我们管点事；否则，我们就换一拨人，谁养活谁的观念应该是非常明确的。老百姓一点福利要是全是统治者恩赐的话，这个国家是倒行逆施的，整个逻辑是倒着的。
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龙应台
【柏林墙定律】“柏林墙”大家都很熟悉，但“柏林墙定律”恐怕知道的并不多；那就是：哪里有自由，人往哪里跑；哪里有恒产，财富就往哪里聚；没有恒产和自由的国家，城市终成鬼城，乡村终成荒野，国家终成废墟。
实际上赵国早就用事实（高官家眷携款外逃）告诉了我们，只是赵国奴隶不知道而已。抢劫地主，地主们家破人亡；抢劫资本家，资本家血本无归；抢劫知识分子，敢说的打成右派；抢劫工人，让工人下岗失业；抢劫农民，让农民无地可种。
人类它们已经没有对手了，于是转向自然：先是征服了水，河流变成臭水沟；后来征服了空气，雾霾笼罩神舟。它们是宇宙的主宰，所过之处，寸草无生！巴金说：“一个美国人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为他知道身后会有千万个美国人用行动支他。
一个中国人不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为他知道周围的同胞会默默地与他保持距离。”当我们努力不承认恶就是恶的时候，承认善会越来越危险。当坏人已经抱团，好人还是一盘散沙，好人的过度沉默可以让坏人做尽所有的坏事。有专家说，如果美国要打朝鲜，中国就可以打台湾。这话说的，等于说，你敢打我的邻居，我就打我们家孩子！张鸣教授说的。
外国朋友说：非常佩服中国人民，全世界恐怕也难以找出这样的民族。1忍，只要活着，哪怕猪狗一样的活着。2蠢，没有思考，什么谎言都可以相信。3软，丝毫无骨，任由强者凌辱和伤害。4笨，不会反思，任由悲剧一次次重演。5坏，没有敬畏，对弱者更加凶狠残暴。6恶，没有底线，为一己私利无恶不作。
人民银行两大职能：1，疯狂印钞票，2，不够再印。卫生部两大职能：1，把富人变穷，2，把穷人变鬼。计生委两大职能：1，杀人，2，勒索，罚款。交通部两大职能：1，修路架桥，2，设卡收钱。红十字会两大职能：1，吸血，2，吸血汗钱。组织部两大职能：1，帮助买官，2，帮助卖官。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人脉社会，人们在遇到问题和矛盾时，首先想到的不是靠制度与法律，而是靠着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人脉去发掘，直到能够以掌权者的权利去为己谋私立，过程中必然有利益的来往，再加之当权者在官本位的思想下，人性就这样在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一次次的打击中变得扭曲，变得贪婪。
王朔：思考是人类最大的乐趣，封锁言论自由限制人们思考，就是毁灭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人思考的过程，就是自我否定的过程、自我提高的过程。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可以找到自己的差距看到自己的不足、让灵魂更加纯粹、思想更加向上、精神更加饱满、目标更加正确。所以，封言限思是人类文明最大的敌人！无论侵华时怎样杀人放火、恶贯满盈，建国后，一千多名日本战犯没判一个死刑，好吃好喝养着，1964年全部释放回国。而自己的百姓，反右饥荒文革，一遍遍折腾，喊错一句口号都枪毙。
你再公布日本战犯笔录又怎样，他们下场好得很！不如公布文革档案，看看自己百姓苦难？这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为善者因善而下狱，为恶者因恶而得权柄，对他人之苦难，习惯于麻木甚至坦然，人心被实利、懦弱、愚昧尘封，他人的血泪牺牲也难燃起人们寻求新生活的热情，人们习惯于龟缩，退让地超出了为人的底限，不论是否有来生，此生便是枉为。为奴的美德和深入骨髓的自欺是自己织就的牢笼。
任何政党都不具有先进性，都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不受制约，他们一定成为犯罪率最高的人群，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奥巴马。
朝鲜战争死一个士兵给110元左右。越战提高到400元，当时一头驴子700多元。滇西当地人说，日本为寻找战死者遗骸开出的悬赏条件是：一具遗骸换一辆轿车；一根遗骨换一台彩电。美帝组建搜寻在海外战场失踪的军人，并承诺找到遗骨者将获得25万美元奖金和拥有移民美国的资格。这大概就是烈士和炮灰的区别！
【被世界遗忘的尴尬】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无需重视的国家，它只生产洗衣机和冰箱，不生产思想。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在讲到世界汉语热时说，十年前在美国也曾刮起过一股汉语热，但很快就消失了。如果汉语背后没有文化，文化背后没有思想，思想背后没有精神，这个神话也终究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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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男女性器官的两个汉字“且”和“也”




2016年8月30日

    
    ◇旧文新载◇
    
    来源：新浪 作者：倪方六
    　　
    近来，“汉字申遗”一事成为网络上的热点。
    　　
    前有韩国人称，汉字是他们发明的，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有国民党2008年“台湾总统”候选人马英九为汉字正名，认为繁体字一点都不“繁”，是正体字，是真正的汉字，也打算“申遗”。前者遭到中国网民的口诛笔伐，甚至有人呼吁中国官方赶紧打响文化保卫战；后者则在网民中找到知己，受到一些人的肯定和追捧。
    　　
    汉字，确实是世界语言中最有魅力的字种。正好《河北青年报》希望采访我的话题涉及此事，就着年底这一股“汉字热”，今天来聊一点汉字的花边故事，说两个大家最常见、少有知道却实实在在代表男女生殖器的汉字。
    　　
    “且”——男性生殖器。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在金文中，“且”就是男根形状。这个特殊意思可能不少现代人都不清楚，而代表男性生殖器的字大家熟知的可能是“龟”和“鸟(diǎo)”两个字。这两个字也是象形字，但与“且”相比，他们都不是正宗的男性生殖器代表，“且”字才是鼻祖。
    　　
    考证“且”是男根的现代学者中，有两位比较出名，一位是现在仍活跃于台湾文坛、政坛的作家李敖。另一位是已故大文人、前全国文联主席郭沬若。1984年，李敖在台湾写了《且且且且且》一文，从中国古人的性崇拜，考证到儒家文化中的“牌位”，比较清楚地说清了“且”代表男根的来龙去脉。
    　　
    李敖把“且”是男根说得特有意思。他借用清代文人阮元《揅(yán)经室一集》中的“释且”说事，谈到了鼻祖中的“祖”字。过去“祖”就是“且”，并没有“示”字旁，有生殖器的才是祖宗。阮元所谓的“古文‘祖’皆‘且’字”，就是这个意思。到了小篆出现之后，才有人开始在‘且’字旁边加上‘示’字旁，成为现在的“祖”字形状，“祖”被理解为生殖器，当然也是因为“且”。
    
    

    

    说明：上面文字均为金文中“且”的写法，与男根的外形很接近。
    　　
    李敖还将阮元挖苦了一通，认为他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到点子，不知“且”字像个民间口头语中的鸡巴。李还考证了与“且”在外形上差不多的“圭”字，认为“圭”也是男人生殖器造型，并由此推测中国古人有崇拜男人生殖器的习俗。由“且”的象形引伸开，过去人家常供奉的祖宗牌位也是“且”状，即源于古人对男根的崇拜。
    　　
    颇有搞笑意味的是，李敖把自己的“性学”研究成果，活学活用到对古典的解释之中。《诗经·褰(qiān)裳》的“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李敖是这样理解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想本姑娘，本姑娘不愁没别人想，你神气什么，你小子，鸡巴啦！此番理解令人捧腹，如此一个普普通通的“且”字，让李敖解释的得情色缠绵，却不下流，难怪一些人捧之为李大师！
    　　
    “也”——女性生殖器。
    　　
    在文言文中，“也”字一般被看成是语气助词，大家常见的“之乎者也”，就是这个意思。在流行的古今文学作品，大家或多或少可以看到的比喻女阴的字有“花”、“桃”、“莲”、“鱼”、“扇”、“口”等，但说及“也”字代表女性生殖器鲜见。不少人可能根本就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在现代《高级汉语字典》中也查不到这个意思。
    　　
    实际上，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也”的形状本来就是女性生殖器，似女阴状。东汉文人许慎著《说文解字》称，“也，女阴也。从乙，象形。”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段专门考证了“也”字：“女阴是本义，假借为语词，本无可疑者，而浅人妄疑之。许氏在当时必有所受之，不容人少见多怪之心测之也。”
    
    

    说明：上面文字为金文中“也”的写法，与女
    　　
    现代有学者进一步考证，“它”与“也”本为一个字，也是女阴，如浙江省温州籍学者何新即持此观点。而“也”与“它”为什么成为两个字，与“匜”字有关。“也”通“匜”，匜，读yí，古代女子用的带漏斗的盥洗器具，“匜”很可能就是古人受女性性器官的启发，造出来的字。如果大家仔细联想一下，便可体味出其中的秘密。
    　　
    在方述鑫、林小安等编著的《甲骨金文字典》中有这样的解释，“象匜有柄有流之形，后分为二字”。“也”为什么后来与“啊”一样，成为语气词，有学者认为，就是考虑到“也”系女人之物，包含了对美女或少妇的赞美、感叹成份。
    　　
    在古代，“也”除了和“它”、“匜”通假外，还和“蛇”有相同的意思，都代表女阴。
    　　
    此外，还有一字也值得一提——“马”，这个字古时也代表过人类生殖器。
    　　
    但与“且”专指男根，“也”专指女阴不同，“马”字的性别前后发生过转变，有混乱现象。
    　　
    在秦汉之前，“马”更多地代表女阴，当时中医著作中多是这样的意思。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马王堆房中书》一书，其中有“养生方”一章，单独抄录在一卷帛上，主要记载了有关房中补益方药，整理小组因名之《养生方》。其中的《◇巾》介绍了激发女性性欲的秘方。其中一方是这样的：
    　　
    “治巾，取杨思一升、赤蚁一升、斑�o廿，以美□半斗并渍之，掩□□□□其汁，以渍细布一尺。已渍，旸之，干，复渍。汁尽，即取榖、椅桐汁□□□□□涂所渍布，干之，即善藏之。节(即)用之，操以揗玉策，马因惊矣。杨思者，□□□□□状如小□□而螫人。”这里的“马因惊矣”，意思就是用那种被性药浸过的纸巾擦试私处后，阴道就会像野马吃惊那样兴奋起来。
    　　
    但后来“马”的意思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也可用于男性，如中医常会把“遗精”说成是“跑马”、“走马”。内擅丹道，外习医术东晋思想家葛洪在其所著《抱朴子·内篇》(卷6)有这样的话，“若欲纵情恣欲，不能节宣，则伐年命。善其术者，则能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令人老有美色，终其所禀之天年。”
    　　
    “走马以补脑”中的“走马”，就是指男子遗精。比喻心思不专，变化不定的成语“心猿意马”，原为佛教用语，以猿腾马奔比喻凡心无常。为什么要说“意马”，而不说“意狗”、“意驴”，可能与“马”的这种早期意思有关。男女性别可以互换，“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
    　　
    从上面可以看出，汉字确实是太深奥了。中国有《诗经》、有《说文解字》，韩国有么？传说汉字是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创造的，可见中国古人老早就在使用汉字了。试想，连“生殖器”文字都玩得这么高深、有趣，还需韩国人来发明？
    　　
    韩国人要“汉字申遗”，真的是扯淡！